追随营造学社的脚步——蓟县访古（白塔）
蓟县一个小地方，没有直辖市的光环，也没有大地震的标签，总而言之就是三个字——不起眼，其实，人家顶着一个天大的光环——八大辽构，人家一县居其二。（八大辽构是指存留至今的八座辽代木构，分别是辽宁义县奉国寺，天津蓟县独乐寺山门、观音阁，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山西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大同善化寺大雄宝殿，河北高碑店开善寺，河北涞源阁院寺）。据有关消息称，上面计划把奉国寺与释迦塔一起申遗，个人认为通过概率不会太大，即使通过其意义也微乎其微，不如效仿明清城墙整体申遗，将“八大辽构”也打包申遗。
顶着如此大的光环，作为一个仅距蓟县八十余里的古建爱好者自然不能放过。为了赶车早晨五点辛苦起床，万不料想赶个晚集。从唐山八点半坐上去往蓟县的车，直到十二点才落地，一路上堵车拉客，烟尘滚滚，上下颠簸自不用说。不过万幸，到了建筑面前，一切风尘顷刻洗去，只有营造不负我心。
蓟县白塔（独乐寺塔）位于独乐寺南，根据辽清宁四年维修时留下的石函，证明此塔的建筑年代比1058年还要早。
白塔原为独乐寺的附属建筑，粱思诚先生在1932年来蓟县考察后所撰写的《蓟县观音寺白塔记》一文中写道：“登独乐寺观音阁上层，则见十一面观音，永久微笑，慧眼慈祥，向前凝视，若深赏蓟城之风景幽美者。游人随菩萨目光之所之，则南方里许，巍然耸起，高冠全程，千年来作菩萨目光直焦点者，观音寺塔也。塔之位置，以目测之，似正在独乐寺之南北中线上，自阁远望，则不偏不倚，适当菩萨之前，故其建造，必因寺而定，可谓独乐寺平面配置中之一部分；广义言之，亦可谓为蓟城千年前城市设计之一着，盖今所谓‘平面大计划’者也”。也就是说当初在建造独乐寺和白塔时，辽代人可能继承了唐代“前塔后寺（殿）”的建筑格局，甚至其可能有一种整体城市规划的思想存在——即以塔院为主，类似西方中心广场或大巴西利卡的城市中心的布局。如此的布局，在没有大规模考古实证的情况下不足取信，然倘若为真，这样的意匠势必出自一位伟大的匠师。
回到建筑本身。关于此塔形制，传统上认为是明代在辽代密檐式塔的基础上改造而成。比如梁思成即认为此塔“盖在晚明，塔之上部必已倾圮，惟存第一、二层。而第三层只余下半，于是就第三层而增其高，使为圆肚之座，以上则完全晚明以后所改建也。圆肚上之八角部分，或为原物之未塌尽部分，而就原有而修砌者，以其大小及位置论，或为原塔之第六层亦未可知也。”也就是说这是一座始建于辽代，塔顶曾经有坍塌且经历明清（主要是明代）修葺的塔。这种下部为密檐上部为覆钵的塔，一般称其为组合式塔。
现存建筑平面呈八角形，高30.2米，白塔基下部砌花岗石条，上部筑仿木砖雕须弥座，须弥座上建塔心室，塔心室上做两层仿木密檐结构，均用砖砌做枭混，在其上出一八边形台座，台座上放置着高达2.75米的半球形覆钵。覆钵之上是十三天相轮和塔刹。相轮就是叠成圆锥形的建筑构件，最多十三层，也叫十三天。覆钵上雕有16条美丽的悬鱼，每层出檐的角梁出头处均挂有惊鸟铃，清风一来梵铃阵阵，别有一番意蕴。塔身八角交接处做八个小塔，象征释迦牟尼“八大成就”。塔身东南，东北，西南，西北面雕刻佛教偈语：东南面：诸法因缘生，我说是因缘；西南面：因缘尽故灭，我作如是说；西北面：诸法从缘起，如来说是因；东北面：彼法因缘尽，是大沙门说。由于华北一带春冬两季北风较大，故而北面的两处佛偈早已漫漶不清。
在2005年夏天，蓟县白塔寺突遭盗窃，白塔寺地宫内的辽代石雕涅盘像、金属舍利塔、佛坐像、白釉瓷立狮、青铜法器、瓷器及水晶玉石、珠子等大量文物丢失。虽盗墓者被捕获，但蓟县白塔寺地宫内文物组合形式被打破，具有文物研究价值的历史迹象已无法采集；白塔出现地基受损，存在局部塌陷、塔身倾斜的隐患。此次被盗文物据传为唐代文物，可能会对白塔的断代产生颠覆性结论。
初来的游客一般都会拿它与著名的覆钵式白塔（五台山白塔，北京妙应寺白塔等）作比较，并认为其与后者在形制上有承继关系，这种观点很流行，也实属正常。我们知道，覆钵式塔是在元代被传入我国的，如果这个假设真的成立，那么蓟县白塔这个辽塔身上怎么会出现元代的建筑形式呢？顺着这个思路走大概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原因：
既然蓟县白塔始建于辽代且曾经倾颓，那么有元代或者之后的朝代在修理时采用了覆钵式塔顶。
辽代始建时就采取了覆钵式的形制。
很显然，第二种说法明显违背了我们的常识。
然而，据《考古学报》1989年第1期文献《天津蓟县独乐寺塔》记载，1976唐山大地震，蓟县白塔遭严重破坏，覆钵开裂，文物管理部门决定将第一层檐以上拆除重修。当拆至相轮底部时，发现在现覆钵内还有覆钵，现覆钵为后代包砌的产物，内覆钵为辽代始建时的原物。内外覆钵之间有明显的界面，并且内覆钵表面尚有始建时的如意纹雕饰存留。
此塔的考古发掘、以及赤峰静安寺辽塔形制的确认，都证明了覆钵造型早在辽代就已出现，对于这种类型砖塔，其根本特点就是檐部（从第一层檐下方开始）往上不再具有任何仿木特征，出三层密檐，檐部形状为枭混曲线，半球形覆钵体直接置于第三层檐之上。
《考古学报》上给出了辽代独乐寺塔的复原示意图。但这张示意图，并没有复原出三层密檐，而是绘出了两檐一座。这种复原思路大致是参照了现塔的外形，现塔的第三层，即是作为覆钵之座。而且对于覆钵之座的复原，还参照了北京房山云居寺北塔，这是错误的。
同时，对于蓟县白塔现檐部上的覆瓦，也是辽时不应该有的，这一点在《学报》所载辽代复原图上体现了出来。现第一、二层檐上的覆瓦属于明代维修时，没有弄清原始形制，想当然的认为檐上应有覆瓦。（反叠涩上的覆瓦也属于仿木构的组成部分。对于檐部往上皆无仿木特征的塔形，覆瓦当然不应该有）
其实像蓟县白塔这种类型的塔的三层密檐，我倒认为说他们是檐亦可，不是亦可。说它们是檐，是因为其所处位置、给人的视觉形象确实与密檐式塔的塔檐相像。并且也具备塔檐中常用的角梁。说它们不是檐，则因为它们没有仿木形象，不具备常规塔檐的要素。且以枭混线出檐，也与密檐式塔的叠涩出檐完全不同。
所以，覆钵式的塔型或许早在辽代便已出现，并与密檐，楼阁式塔相互混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建筑形制，这种混搭风到了元代以完全效仿藏式覆钵塔而告终。眼前的蓟县白塔，可能就是一大实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