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语言学问题》①

语言学问题（1950年6月—7月）

有一部分青年同志要求我在报刊上就语言学问题，特别是就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发表我的意见。我不是语言学家，当然不能完全满足这些同志。至于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也和其他社会科学中的马克思主义一样，同我是有直接关系的。因此我同意回答这些同志所提出的几个问题。

问：说语言是基础的上层建筑，是否正确？

答：不，不正确。

基础是社会在其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经济制度。上层建筑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设施。

任何基础都有同它相适应的自己的上层建筑。封建制度的基础有自己的上层建筑，自已的政治、法律等等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设施；资本主义的基础有自己的上层建筑；社会主义的基础也有自己的上层建筑。如果基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那么它的上层建筑也就会随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如果产生新的基础，那就会随着产生同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就这方面来说，语言和上层建筑是根本不同的。拿俄国社会和俄语作例子来说吧。最近30年来，在俄国消灭了旧的资本主义的基础，建立了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与此相适应，消灭了资本主义基础的上层建筑，创立了同社会主义基础相适应的新的上层建筑。这就是说，旧的政治、法律等设施已经被新的社会主义设施代替了。但是尽管如此，俄语在基本上还是同十月革命以前一样。

在这个时期中，俄语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呢？俄语的词汇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这就是说，由于产生了新的社会主义生产，由于出现了一种新的国家，新的社会主义的文化、新的社会观点、新的道德以及由于技术和科学的发展，增如了一大批新的词语；许多词语获得了新的含义而改变了意思；若干陈旧的词从词汇中消失了。至于构成语言基础的俄语的基本词汇和语法构造，那么它们在资本主义基础消失后，不仅没有被消灭和被新的基本词汇和新的语法构造所代替，相反地，却完全保留了下来，没有任何重大的变化，而且正是作为现代俄语的基础保留了下来。

其次，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但这决不是说，上层建筑只是反映基础，它是消极的、中立的，对自己基础的命运、对阶级的命运、对制度的性质是漠不关心的。相反地，上层建筑一出现，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根除和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

不这样是不可能的。基础创立上层建筑，就是要上层建筑为它服务，要上层建筑积极帮助它形成和巩固,要上层建筑为消灭已经过时的旧基础及其旧上层建筑而积极斗争。只要上层建筑拒绝起这种服务作用，只要上层建筑从积极保卫自己基础的立场转到对自己基础漠不关心的立场，转到对各个阶级同等看待的立场，它就会丧失自己的本质，不再成为上层建筑了。

 

就这方面来说，语言和上层建筑是根本不同的。语言不是某一个社会内部这种或那种基础，旧的或新的基础所产生的，而是千百年来社会历史和各种基础历史的全部进程所产生的。语言不是某一个阶级所创造的，而是整个社会、社会各阶级世世代代的努力所创造的。语言创造出来不是为了满足某一个阶级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满足社会各阶级的需要。正因为如此，创造出来的语言是全民的语言，对社会是统一的，对社会全体成员是共同的。因此，作为人们交际工具的语言的服务作用，不是为一个阶级服务，损害另一些阶级，而是一视同仁地为整个社会、为社会各阶级服务。这也就说明，语言可以一视同仁地既为旧的衰亡的制度服务，也为新的上升的制度服务；既为旧基础服务，也为新基础服务；既为剥削者服务，也为被剥削者服务。

谁都知道这样的事实：俄语在十月革命以前为俄国资本主义和俄国的资产阶级文化服务得很好，就同现在为俄国社会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服务得很好一样。

关于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乌兹别克语、哈萨克语、格鲁吉亚语、亚美尼亚语，爱沙尼亚语、拉脱维亚语、立陶宛语、摩尔达维亚语，鞑靼语、阿塞拜疆语、巴什基尔语、土库曼语以及苏联其他民族的语言，都应该说也是这样的，它们为这些民族的旧的资产阶级制度服务得很好，就同为这些民族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服务得很好—样。

 

不这样是不可能的。语言的存在和语言的创造就是要作为人们交际的工具为整个社会服务，就是要它对社会成员是共同的，对社会是统一的，同样地为社会全体成员服务，而不管他们的阶级地位如何。

语言一离开这个全民立场，一站到偏爱和支持某一社会集团而损害其他社会集团的立场，它就会丧失自己的本质，就会不再是人们在社会中交际的工具，就会变成某一社会集团的习惯语而退化下去，使自己必然消失。

就这方面来说，语言和上层建筑有原则上的不同，但和生产工具，比如说，和机器却没有区别，生产工具和语言一样，对各阶级也是一视同仁的，既可以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也同样可以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

再其次，上层建筑是某个经济基础存在和活动的那一个时代的产物。因此上层建筑的生命是不长久的，它是随着这个基础的消灭而消灭，随着这个基础的消失而消失的。

而语言则相反，它是若干时代的产物，在这些时代中，它形成起来，丰富起来、发展起来、精炼起来。所以语言比任何基础，任何上层建筑都生存得长久得多。这正说明，不仅是一个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产生与消灭，而且好几个基础及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产生与消灭，也不致会在历史上消灭一种语言，消灭一种语言的结构，产生具有新的词汇和新的语法构造的新的语言。

从普希金逝世以来，已经有 100 多年了。在这个时期内，俄国曾消灭了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并产生了第三个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说，己经消灭了两个基础及其上层建筑，并产生了新的社会主义基础及其新的上层建筑。但是，如果以俄语为例，那么它在这个长时期内，并没有遭到什么破坏，并且现代俄语按照它的结构来说，是同普希金的语言很少有差别的。

在这个时期内，俄语中发生了哪些变化呢？在这个时期内，俄语大大地增加了词汇；有很大一批陈旧的词从词汇中消先了；有很大一批词的含义改变了；语言的语法构造改进了。至于普希金语言的结构及其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主要的都保存下来了，成了现代俄语的基础。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在每次革命之后，把现有的语言结构及其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都像对待上层建筑一样消灭掉，并以新的来代替，的确又有什么必要呢？譬如：把“水”、“地”、“山”、“森林”、“鱼”、“人走路”、“做”、“生产”、“做买卖”等等不叫作水、地、山等等，而叫作旁的名称，又有什么必要呢？使语言中的词的变化和句中词的组合，不按照现在语法而按照完全另一种语法来进行，又有什么必要呢？这样的语言变革对于革命宥什么益处呢？没有特别必要的时候，历史是决不会采取什么重大行动的。试问，如果证明现有的语言及其结构基本上完全适用于满足新制度的需要，那么这样的语言变革有什么必要呢？消灭旧的上层建筑并且用新的上层建筑来代替它，可以而且需要在几年中完成，以便使社会生产力有发展的天地，但是要在几年中消灭现有的语言，并创立新的语言来代替它，那不是会在社会生活中造成无政府状态并使社会受到崩溃的威胁吗？除了像唐·吉诃德之类的人以外，谁会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呢？

最后，上层建筑和语言还有一个根本区别。上层建筑同生产、同人的生产活动没有直接联系。上层建筑是通过经济的中介、通过基础的中介同生产仅仅有间接的联系。因此上层建筑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不是立刻、直接反映的，而是在基础变化以后，通过生产变化在基础变化中的折光来反映的。这就是说，上层建筑活动的范围是狹窄的和有限的。

而语言则相反，它是同人的生产活动直接联系的，不仅同生产活动，而且同人的工作的一切领域（从生产到基础、从基础到上层建筑）中的任何其他活动都有直接联系，因此语言反映生产的变化，是立刻、直接反映的，并不等待基础的改变，所以语言的活动范围包括人的活动的各个领域，它比上层建筑的活动范围要广泛得多、方面也多得多，不仅如此，它的活动范围几乎是无限的。

这就首先说明，语言，实际上是它的词汇，是处在几乎不断变化的状态中。工业和农业的不断发展，商业和运输业的不断发展，技术和科学的不断发展，要求语言用进行这些工作所必需的新词语来充实它的词汇。语言就直接反映这种需要，用新的词充实自己的词汇，并改进自己的语法构造。

总括说来：

（―）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认为语言是基础的上层建筑；

（二）把语言同上层建筑混为一谈，就是犯了严重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