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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邲之战被楚国夺走霸权，晋国两代国君晋景公和晋厉公为了重振国威而殚精竭虑。

但就在晋厉公刚刚登上春秋霸主的宝座之后，一场政变却让他沦为权臣的阶下之囚，晋国因此失去了最后一次阻止三家分晋的历史机遇。究竟这场政变是怎样发生的呢？

1、新旧交锋

执掌晋国长达二十年的赵盾于公元前601年去世。在他死后，晋国本已摇摇欲坠的霸权迅速崩塌。

4年之后的公元前597年，也就是晋景公三年，南方霸主楚庄王帅军攻击郑国，进取中原。

晋景公任命荀林父为中军将，率领三军南下援郑。刚走到黄河岸边，前方就传来了郑国向楚国投降的消息。

荀林父准备还师，但他的副手中军佐先穀不同意，擅自带领本部人马渡过黄河，向楚军挑战，最终演成了晋国在邲之战的惨败。

这一次的失利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赵盾死后晋国重新陷入了异姓诸卿势均力敌的纷争格局。

身为中军元帅的荀林父缺乏足够的威信，他甚至连自己的副将先穀都招呼不住。领导权力的涣散致使晋国的决策始终在战与和之间左右摇摆，没有进行充分的战争准备。三军仓促上阵，结果遭到迎头痛击。

对即位才三年的晋景公来说，被楚庄王赶下中原霸主的宝座自是国耻，但他却也因祸得福：现在晋国的中军元帅不再是赵盾那样的强人了，国君的权力和威信正可以趁机巩固。

在晋景公执政的19年时间里，晋国先后经历了5任中军将：郄缺（601-597）、荀林父（597-594）、士会（594-592）、郄克（592-587）和栾书（587-573），执政大臣的更迭速度之快甚至超过了今天的美国总统换届。

这表明此时晋国内部异姓卿大夫之间厮杀、淘汰的斗争非常激烈。正是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让晋景公有充足的权力空间来为晋国霸权的恢复谋篇布局。

公元前592年（晋景公八年），晋景公邀请齐顷公赴断道之会。虽然因为使臣郄克与齐顷公的一点私人摩擦导致会盟目的未能达成，但在三年之后（公元前589年）的鞌之战中，晋国仍然成功降服齐国，牢牢地拉住了这个与楚争霸的重要帮手。

同年，楚国大臣申公巫臣投奔晋国。因为他的家族遭到了楚将子反的屠杀，申公巫臣主动向晋景公请命出使吴国，扶植这个楚国的附属国来捣乱它的后院。

拉拢齐国，扶植吴国，晋景公的这个战略规划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让晋国重新夺回了对楚争霸的主动权。

随着吴国在东南方向的掣肘日益严重，楚共王被迫放慢了争霸的步伐，并在晋景公的儿子晋厉公上台的第二年（公元前579年）与晋国举行了第一次弭兵之会，双方达成休战协议。

楚国的盘算是藉机从中原战场上拔出手来把吴国先收拾了，解除后顾之忧。但晋厉公却抢先一步，趁楚国无暇北顾之机，召集诸侯联军讨伐楚国最重要的盟友秦国。

联军在麻隧大败秦军之后，秦国元气大伤，再也无力威胁晋国的侧翼，而楚国也随即陷入了势单力孤的境地。

齐、吴、秦三方布局完成之后，终于在公元前575年，经过晋景公、晋厉公父子两代人的苦心经营，晋国在鄢陵之战中击败楚国，重新夺回了中原霸主的宝座。

晋景公、晋厉公父子将全副精力投入与楚国的争霸战争并最终获胜，看起来在这段长达26年的时间里，困扰晋国的异姓卿大夫专权的梦魇都没有再发作过。

但是，就在鄢陵之战的两年以后（公元前573年），刚刚登上人生巅峰的晋厉公却遭到了异姓卿大夫栾书与中行偃的囚杀。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又是怎么发生的呢？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鄢陵战胜以后，晋厉公暂时解除了晋国的外部威胁，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国内，希望进一步提升国君威信，巩固权力基础。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晋厉公计划全面清洗晋国的异姓诸卿，提拔一批亲信新贵来取代这些老人，为晋国政坛换血。

那么，该拿谁先开刀呢？厉公的信臣，也是候选新贵之一胥童向他建议：

“必先三郄。族大，多冤。去大族，不逼；敌多怨，有庸。”——《左传·成公十七年传》

胥童的意思是枪打出头鸟，要拿郄氏的三位大夫郄錡、郄犨、郄至的鲜血来祭旗。

因为“三郄大夫”飞扬跋扈，独断专行，不但威胁国君，与晋国其他的政治势力也有不少摩擦。失道者寡助，剪除他们，易于成功。

胥童的分析是正确的。

因为很快，中军将栾书就主动把屠刀给晋厉公递上来了。在先前的鄢陵之战中，郄至拒绝服从主帅栾书的战术安排，主动出击，最终获胜，抢了栾书的风头，这让栾书耿耿于怀。

为了扳倒郄氏，栾书暗地里联络楚国，撺掇楚国派遣使者向晋厉公放假消息：“楚国之所以与晋国在鄢陵交兵，那都是郄至在背后捣鬼。他打算援楚作乱，废黜晋厉公，迎立公子周回国即位。”

里通外国，阴谋废立，这要坐实了，可是惊天大案哪。

将信将疑的晋厉公找来首辅栾书商量对策，栾书说：“公子周现在成周洛邑。我们索性将计就计，派郄至出使成周，看他同公子周是否有秘密接触。”

就这样，不明就里的郄至踏上了去成周的旅程，而在那厢，栾书已经安排好公子周等候他的到来了。

看到郄至与公子周会晤的晋厉公认定，郄至是十恶不赦的叛逆，遂于公元前573年十二月，下令胥童率领八百甲士发动突袭，将三郄势力一网打尽。

按照晋厉公最初的设想，铲除三郄之后，他应该一鼓作气，将其余的异姓旧卿尽数消灭。

事实上，胥童此时已经把栾书和中行偃控制起来了，只等晋厉公一声令下，就叫他们人头落地。

胥童不断提醒厉公：“留此二人，必生后患!”但走到距离“成功”只差一步之遥的地方，晋厉公却突然犹豫起来了：

“一旦杀三卿，寡人不忍益也。”——《史记·晋世家》

无数的后来史家都为晋厉公的这点儿“妇人之仁”扼腕叹息。他将高高举起的屠刀缓缓放下，对栾书和中行偃说：

“寡人有讨于郄氏，郄氏既伏其辜矣，大夫无辱，其复职位！”——《左传·成公十七年》

在刀口下捡回一条性命的栾书和中行偃叩头不迭，连声感谢国君的不杀之恩。

但就在一个月后，正是这两位被晋厉公宽宥的大臣发动政变，囚杀了晋厉公和他刚刚提拔的卿大夫胥童。

坦率地说，我并不相信晋厉公对栾书和中行偃手下留情是出于仁心与悲悯。这位将晋国重新带回巅峰的政治家对他一手发动的大清洗行动应该有着更深刻的考虑。

虽然在晋景公和晋厉公执政的这二十几年里，异姓诸卿很少对君权形成严重压迫，但这并不代表着两位中兴之主彻底解决了异姓专权的制度隐患。

恰恰相反，六卿执政的制度正是在晋景公执政时期获得了确立和固化：

（景公）十二年（公元前588年）冬，晋始作六军，韩厥、巩朔、韩穿、荀骓、赵括、赵旃皆为卿。——《史记·晋世家》

晋景公将晋国的军实力量扩充为与周天子相等的六军，由六卿分别担任军队也同时是政府的领导人。因为晋国早已没有了同姓公族，因此这六卿悉数由异姓大夫出任。

到晋厉公发动大清洗运动的时候，就算他一口气更换掉从前的六位卿大夫，在六卿执政制度没有根本变革的前提下，新任的异姓大夫仍会构成对君权的威胁。

说白了，胥童们与栾书们虽然资历有深浅，但身份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胥童急不可耐地催促晋厉公杀掉栾书，真让他上了位，他就那么可靠吗？

全面清洗旧卿势力无益于国家的长远发展，但在短期内对国家造成的伤害却是显而易见的：六卿首先是军队的领导人，而军队的领导权最讲究资历。

用一批没有根基的新人出任军队的领导职务，必将导致晋军的战斗力滑坡。

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晋国花费二十几年才夺回的中原霸权可能会再度易手，晋厉公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吗？

所以，应该是基于上述理由，在解决三郄大夫之后，晋厉公才会紧急叫停这次清洗行动，由栾书、中行偃与胥童等人组成新的六卿班底，意图让新人、旧人彼此克制，互为掣肘。

但这个极不稳定的权力架构随即便在栾书和中行偃发动的政变中迅速崩塌了。

晋厉公死后，栾书真的按照他之前编造的谣言，从成周洛邑迎回了年仅14岁的公子周，立他为晋国的新君，是为晋悼公。

在悼公即位的当年，《史记》记载：

于是逐不臣者七人。修旧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时功臣后。——《史记·晋世家》

晋厉公扶植的新人势力被悉数清除，异姓旧卿全面把持朝政。从此以往，他们的地位固如磐石，再也无法撼动了。

晋悼公三年即公元前570年，发生了这样一件极具象征意义的事情：

是年，晋国在鸡泽举行诸侯会盟。晋悼公的弟弟杨干在盟会上不慎扰乱军队行列，晋国司马魏绛当场就对他的御者处以极刑。

打狗还得看主人呢，魏绛当着天下诸侯的面让晋悼公下不来台，而晋悼公呢，非但不能杀他，还得夸他贤明，委以政事。国君的威严在这些异姓诸卿的面前可谓扫地无存。

回想起公元前592年晋景公让郄克出使齐国的时候，齐顷公的母亲嘲笑郄克是个佝偻。郄克恼怒之极，愤而要求晋景公发兵攻齐。晋景公不耐烦地说道：“就这点儿事儿也值得国家劳师动众，多大脸吶你？！”

从晋景公对郄克的无视到晋悼公对魏绛的妥协，今夕相较，晋国公室的没落已成了不争的事实。

2、三家分晋

晋厉公整肃六卿的失败，意味着晋国公室失去了最后一次阻止异姓大夫专权的机会。

从此往后，晋国的历史便开始向着“三家分晋”的终点一路狂奔。

公元前558年，因栾书政变而上台的晋悼公也去世了。十九年后，晏子出使晋国。面对着这位齐国政治家，晋国贤大夫叔向对他悲伤地感叹道：

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无乘人，卒列无长。（中略）栾、郄、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政在家门，民无所依。（中略）晋之公族尽矣。肸闻之，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则公室从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公室无度，幸而得死，岂其获祀？——《左传·昭公三年传》

从叔向的描述看来，当时晋国公室的衰微之势已经非常严重：

公室的戎马不驾兵车，诸卿不再率领公室军队，意味着国君已经没有了能够直接掌握的军事力量；

栾、郄、胥、原等贵族先后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异姓诸卿的厮杀淘汰进程几近结束，此时的晋国已经形成了由韩氏、赵氏、魏氏、中行氏、范氏、智氏六卿执政的稳定局面；

同异姓六卿的日益强大相比，晋君的同姓公族却凋零殆尽，这意味着晋国公室已经再无力量扭转六卿专权的发展趋势了。

因此叔向说，晋国的国祚已经走到了日暮途穷的时候。

到晋顷公十二年（公元前514年），韩、赵、魏等六卿以法诛灭了晋国公室的同族祁氏与羊舌氏，并将他们的封邑改为了十个县。这意味着晋国立国的基本制度——封邑制遭到了破坏，公室更为孤弱。

至晋定公时期，六卿的兼并继续推进，范氏和中行氏先后在斗争中失败，退出了晋国的政治舞台。

当范氏、中行氏与赵氏开衅的时候，敌对双方都力图将晋定公绑在自己的战车上。而晋定公面对着两派势力的政治绑架，却束手无策，徒呼奈何。

到晋定公的儿子晋出公即位之后，智氏等在兼并斗争中取胜的四卿瓜分了范氏与中行氏的封地，势力更为强大。

不甘心沦为傀儡的晋定公于公元前458年做出了最后的一丝挣扎，他向齐国和鲁国发出了求援信号，邀请两国派兵帮助他讨伐四卿。

得知消息的四卿联手对晋出公发动了攻击，晋出公被迫逃亡齐国。

想当年，晋出公姬凿的先祖文公重耳也曾经流亡齐国，并在数年之后返国，开创了晋国的辉煌霸业。但历史没能重演，晋出公最终死在了凄凉的逃亡路上。

半个世纪之后，公元前403年，韩、赵、魏等三家在诸卿兼并中最终胜出的卿大夫获得了周王室的正式承认，脱离晋国，成为了独立的诸侯。

又过了二十七年，公元前376年，韩、赵、魏三国决定废黜晋国国君姬俱以为庶民，立国六个半世纪的晋国踉踉跄跄地走到了寿终正寝的尽头。

虽然在此后的战国岁月中，获得了晋都绛邑的魏国仍然以“晋”自称，但那个曾经风光无限的春秋霸主却已实实在在地沦为了故纸青简上的遗物，只供后人追忆和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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