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县为何盛产巨商大贾？
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晋南水灾，雁北蝗灾，颗粒无收，饿殍遍地。数万灾民成群结队，涌向北京。途经西古堡时，很多人被本地土豪董汝翠收留下来。他设立粥厂，出资捐粮，赈济灾民，帮他们渡过了难关。后人给予他“董大泽”之名，这“大泽”有“恩泽”之意。
几碗薄粥看似寡淡，但若要应对数以万计的灾民，就不是几钱银子那么轻松了。
山西祁县的富商乔致庸，盖粥棚赈灾不过半年，就无力支撑，而暖泉镇的董汝翠，一口气解决了7、8万人的吃饭问题，这一救就是一年！当时蔚县的地方官把此事上报给朝廷，皇上打算嘉奖董汝翠，但此人富甲一方，不缺钱，又不肯做官，于是皇帝就采纳地方官的建议，给董家所住的西古堡村修了南北两座瓮城，帮他抵御匪患。”
清顺治年间官至刑部尚书的蔚州人魏象枢，称董汝翠“平生操耒耜，不人城市”。难道说埋头在土里刨食，就真能把滚滚财源揽入囊中？
其实，平遥、祁县、太谷，人稠地稀，土地瘠薄，蔚州自古有“米粮川”之誉，晋商们缺乏的粮食在大同盆地东端的蔚州得到了补给。董氏所经营的大量粮食，除与晋中商贩交易外，还供应着古镇多家酿酒缸坊、饼铺及餐饮业。所以，董汝翠的发迹竟与晋商有关！不仅如此，在他迅速崛起的时代，也就是清朝初年，小小的暖泉镇上已经有了许多家店铺。
小小蔚县为何盛产巨商大贾？
在蔚县县城财神庙的那通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的《财神祀典碑》，上面记载了当时蔚县有升隆店、升恒钱铺、义合当、杜盛缸房等近百家店铺；道光十八年（1838年）的《财神庙布施碑》上，也可见“豫顺德”、“聚锦昌”、“双成当”、“恒成纸房”、“天庆酒店”等名号，约略一数，仅为庙捐资的蔚县本地商家就有230个。有人统计，到了民国十四年（1925年），全县商号总数更多达687家，涉及行业22个，盛极一时。
蔚县，一个在恒山、太行山、熊耳山三山交界的夹缝中生存的弹丸之地，为何会在百多年前就已经拥有如此兴旺的商业？这是否也与晋商之间存在某种关系？据说蔚县人有“张家口的犹太人”之称，这殊荣从何而来？又缘何而起呢？
查阅地方志才明白，原来蔚县在历史上并非一直属河北管辖。从明初起，至清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改隶宣化府止，三百余年间，此地皆隶属于山西大同府。蔚县的堡寨主要是在原有村庄的基础上修筑堡墙而成，比如高家庄堡、李乡庄堡、周家庄堡、上苏庄堡，从堡名上就可看到原有村落的印记。换句话说，明代在此地大兴土木时，除了因屯军而迁入的外来客，大部分堡民就是地地道道的山西人。
那么，明以前的情况又是如何？
小小蔚县为何盛产巨商大贾？
县城西南方的暖泉镇，始建于元朝。是时，蔚县称蔚州，属上都路辖域（地跨今北京、河北、山西和内蒙古）。从地域上看，它紧邻山西广灵。从广灵县城到暖泉镇，只需半个小时的车程。至今暖泉镇上大约90%的乡民，都把自家的祖籍归到山西大槐树下。
县城东北方的西合营镇，其肇建时间可以追溯至辽代初年，当时蔚县属西京道（辖今山西和内蒙古交界处，治西京大同府）。据1984年编纂的《蔚县地名资料汇编》记载，山西的刘、唐二姓在辽初迁来建村，彼此间时常因为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执不休，后来，经村人多次调解，方得和睦。两姓为求世代永好，就把村子命名为“西合合”，后简称为“西合”。这里的“西”恐怕就有山西老西儿的意思。
由此看来，今属河北的蔚县，在历史上与山西渊源颇深。明清时期，晋商的研桑心计是有目共睹的，而血脉里同样涌动着山西基因的蔚县人，似乎也同样继承了祖辈在商场上的精明干练、果敢睿智。
明中期大规模的古堡营建，又使蔚县的堡寨周边聚集了大批能工巧匠。在日以继夜地施工的同时，人口的增多，也必然使基本生活物品的需求量猛涨。一些头脑灵活的匠人遂在住地附近，贩售起自家的手艺，和邻里乡亲互通有无。大约在正德年间，蔚县就形成了西合营集、常宁村集、鸦儿涧集、吉家庄集、桃花堡集、黄梅寺集、小关村集、辛孟庄集、水泉儿集白乐村集等十个较大的集市。到了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西合营“体仁堂”药铺开张，这是蔚县有史料记载的最早的商号。
集市于乡村而言，并不算是罕见的事物，尤其是在今天，中国多数乡镇皆有大小不等的市集。然而，如果商品流通仅限于本地，蔚县恐怕不会出现像董汝翠这样家产堪比乔致庸的富商。在他的发家史里，可以看到了他极其重要的一项买卖——贩粮。据说，当年董氏的大客户是途径蔚县、急需粮食补给的晋中商人。
小小蔚县为何盛产巨商大贾？
是时，大明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阴晴不定，朝廷一度在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开设马市，并允许民间私市交易。山西商人闻风而至，以内地物产交换蒙古的马、牛羊、驴及皮毛制品，再经各条孔道辗转贩售至诸省。飞狐峪便是晋中客商北上宣府，南下中原、江浙的重要路径之-
到了清代，长城内外，天下一统后，清王朝开始允许内地商人赴塞外经商。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皇帝率军亲征噶尔丹时，还曾调派部分晋商随军收购良马，从事蒙古贸易。
雍正五年（1727年），为加强管理，清政府又指定蔚县北边的张家口、东边的古北口、西边的杀虎口、东北的独石口和西北的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旧城）等处为出人蒙古的商贸口岸。
条自晋中、至雁北、到蔚州、达张家口通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甚至直抵恰克图、毛斯科洼（今莫斯科）的商路—张库商道，在大清王朝的认可下愈见成熟。来自山西（包括当时的蔚县）的商人，就是这条商路上当仁不让的主角每年春天，几个熟识的商家集结成队，拉着三五辆牛车或五七峰骆驼，载满牧民喜欢的日用百货，带着路上所需的干粮、被褥、帐篷锅碗瓢盆，到边境以外约三五百里的蒙古人住地做买卖。到了九、十月份，再把赚来的牲畜和毛皮制品运回内地销售。如此年复一年，春去秋回在这条商道上，飞狐峪这个曾经抵御游牧民族南下的军事要隘，悄然蜕变为沟通四方的商业枢纽。原先扼守飞狐古道北端出入口的北口村，逐渐成为南北物资集散地。有村里的老人回忆说：“热闹时，骡马店最多能有70多家，二、三亩地大小的骆驼厂，每天都占得满满的。”为此人们还给北口村起了个响亮的名号紫荆关外旱码头”。
看来，所谓“码头”，它所依傍的不必是大江大河，也可能是路，一条勾连四方的商路。
小小蔚县为何盛产巨商大贾？
在地图上可以看出一张由蔚县通达四方的“交通网”：以今天的蔚县县城为中心，过其西南暖泉镇附近的石门峪，可到达山西的灵丘、太原；过其东南杨庄乡的九宫口峪，可达河北涞源；过东北边小五台山的金河口峪，可至河北涞水、高碑店；而与金河口相距不远的柏树乡松枝口峪则是通往河北易县、保定的要道；过县城北方北水泉镇的鸳鸯口，可到宣化、张家口；过西北处的榆林关、五岔口，则能经山西阳原，直抵内蒙、大同。
显然，拥有八大隘口的蔚县，才是名副其实的“大码头”！正如一句时髦的口号：“要想富，先修路”。而蔚县自然天成的条条大路，条条都是致富的金光大道。
明代中叶形成的集市逐渐发展为集镇。蔚州镇（即蔚县县城），是蔚县“八大集镇”之首，南距飞狐古道仅10余公里。而“八大集镇”中的其他几个，大多也位于交通便利之地：暖泉镇邻近蔚县至山西广灵的要道；北水泉镇位于蔚县通往怀安、宣化的大道旁；桃花镇、吉家庄镇、西合营镇、代王城镇，从东到西，沿着涿鹿到蔚县县城的必经之路依次分布。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些道路，是飞狐古道向各个方向的延伸；这些集镇，也是古代商旅足迹的见证。
而董汝翠的发迹，也必然得益于这一条条自蔚县向外辐射的商路。他适时抓住了晋中商人北上南下、西进东行的商机，把粮食贩卖给途经蔚县、急需补充粮草的骡帮驼队。董氏生虽“不入城市”，但他从土地里收上来的千仓万箱的粮草，却随着晋商的脚步，走向了大江南北。
小小蔚县为何盛产巨商大贾？
在县城东北的西合营镇夏源村关帝庙里，有清人绘制的《百工图》：其上有首饰楼、生药店、书籍斋、漂布店、弓箭铺、成皮衣局、粟粮店、烟火炮铺、柳器店、游巷贸易，分金楼、美酒缸行、仁质义当、估衣局、毡帽铺…可谓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栩栩如生的画面，缤纷艳丽的色彩，足以使人想见当年蔚县的繁荣。
也是在那个时代，蔚县人开始翻过四面的大山，真正地“走出去”。
当时，蔚县的杂货店行分货铺、货店两种：
前者专营零售，后者大宗批发，远销西宁（今山西阳原县）、天镇、阳高一带。蔚县加工的小木货，大批运往坝上、内蒙古；麻行出产的麻绳，远销北京、天津，北京前门外的绳麻店甚至全是蔚县人所开；白河东村的青砂器，运往江南；阳眷村的陶瓷，行销宣化、大同、张家口；纸店头村的白麻纸，卖到了大江南北……与此同时，来蔚县做生意的外乡人，也是有增无减商旅云集，驼帮往来，一阵阵清脆的铃声，响彻在古老而漫长的商路上显然，韩家镖局，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应运而生的。
流行于雁北、张家口一带的民间戏曲二人台，有段唱词是这样的：“四十里飞狐七十二道弯，飞狐峪连起了蔚县和涞源。苍鹰飞过拔一层毛，细狗溜过断回腰祸福相倚。”商路给人带来的，不仅有取之不尽的钱财，还有随时可致人毙命的险关和匪患。于是，身怀绝技的韩瑛，瞅准商机，断然放下祖业农桑，当起了这条商路的保护人镖师。
今天，在宋家庄村，还流传着这样的故事：
小小蔚县为何盛产巨商大贾？
韩瑛出道不久，一次率众押镖，途经飞狐峪。忽听得一阵喊杀之声，只见一彪人马，拦住去路。来人个个凶神恶煞，杀气腾腾。为首个大汉，自报家门，原来他是臭名昭著的响马“花豹子”。韩瑛二话不说，提起钢刀，虎虎生风，只消几个来回，就杀得花豹子招架不住，和其他响马落荒而逃。从此，韩瑛名声大震，从飞狐峪北口到河北易县附近的紫荆关，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以后，再没有贼人敢在飞狐古道上为非作歹。
韩家镖局的主顾究竟是哪些人？在留存至今的蔚县本地文献中，找不到答案。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他们一定会因镖师和镖局的存在，对吉凶未卜的前路，增添些许信心。
也许正因如此，蔚县，乃至张家口、库伦等沿途节点，才能得以延续商贾如云的盛景。
蔚县本地的毛皮生意也同样风生水起。著名作家梅洁曾在蔚县工作多年，根据她所掌握的资料，下平油村的“谦生义”皮号，从清咸丰年间创办起，直到民国还门庭若市。“谦生义”的作坊遍布村镇，店里的羔皮有80%被山东客商包揽，当年济南的皮货商非蔚县“谦生义”的货不收。而“德巨生”皮号的皮袄皮裤、皮坎肩，一直是抚顺、大连、内蒙、新疆库伦、恰克图等地的抢手货。“逯元昌”加工的鼠皮、红狐皮、白狐皮、沙狐皮、黄鼬皮这类细皮货，甚至远销欧美。
在冀北，至今仍流传着一种说法“天下十三省，能不过蔚县人”，甚至有人戏谑：“蔚县人尿泡尿、捏个狗哨都能卖钱”。但如果细论起经商之道，显然不是这么简单。
小小蔚县为何盛产巨商大贾？
蔚县本地有句俗语：“不吃不喝，赶不上王朴。”在当地，除了董汝翠，就属王朴最阔气。如今的高门大户，有了闲钱就在各地购置房产，清末民初的王家兄弟也是如此。梅洁曾经统计过，在蔚县涌泉庄、阎家寨、南留庄、北方城等村镇，王氏名下的土地多达3000余亩，在张家口坝上大青沟，这个数字又翻了三四倍；涌泉庄的王朴庄园，前后14个院、220多间房，占地60多亩；在张家口、宣化，王家兄弟购房100余间，在蔚县县城有房产40余处、共计500余间，而在北京、大同、呼和浩特、包头等地，王氏购买的房产更是无计其数然而，王朴这样的巨商其实也是个苦出身。他打小就挑着扁担随父卖煤，十三岁那年，王朴领着十岁的弟弟到宣化府学皮毛手艺，每天要在老羊皮上铲肉渣、泡皮、揉皮…一天下来，全身上下又膻又臭。
三年后，王朴在张家口开了个小作坊。他勤劳肯干，又头脑灵活，白天在店里招呼客人，晚上就带着成品，到来往客商休息的地方上门推销。
王朴店里的绵羊皮袄、山羊皮褥在行里算得上货中上品，一个收购皮毛的德国人很欣赏他的手艺和做事的态度，就请他代为收购羊皮制品到了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功波及张家口，德国人惊恐万分，情急之下投奔到王朴的店里请求避难。王朴冒险把他送到涌泉庄自己的老家藏了起来。等风头渐息，德国人为报救命之恩，就帮他扩建了张家口的皮毛厂，正式取名“德和隆”。
清末，洋货在很多人心里是“质量好、档次高”的代名词。在商场上崭露头角的王朴自然也明白其中的道理。他在自家“德和隆”皮货的厂牌前面，刻意加上英资“仁记洋行”的头衔，后来又换成了德商“惮成洋行”。这招果然奏效，不少商家主动要求跟他订货。不久，王朴就在张家口商界声誉大涨。
然而，雄心勃勃的王朴，并不满足于仅在内地搞皮毛加工。他认为，做这行，如果不打通出口渠道，终究只是蝇头小利。既然张家是驰名中外的“皮都”，如果能以此为基地，总揽货源，走出口外销的路，王家的产业才更为广阔。
小小蔚县为何盛产巨商大贾？
做外销生意，自然要到当时北方的出口重地—天津。在王朴的举荐下，四弟王槐赴津帮德国人代购皮毛。同样精明能干的王槐，从德商那里拿到一笔巨额无息贷款，并以此为契机，在天津开拓市场，自收自销。
后来，“德和隆”设在张家口的皮货店产品供不应求，王朴又在宣化办起了分号，向大同、归化、包头、大青沟等地派出常驻人员收购皮货。一张覆盖了内蒙、坝上、京绥沿线的渠道网日益成形。通过它，王朴掌控了皮毛行业的第一手信息，他消息灵通，反映迅速，最终如愿以偿地将大量皮毛制品销往天津。在那里，王氏兄弟不仅拥有三家合资企业和庞大的进出口贸易，还开办了属于自己的银号。滚滚而来的利润每天如雪片般飞进王家账户，不消几年，“德和隆”皮货就一跃而成张家口、北京、天津最大的商号之一。北京以经营皮革和进口百货闻名的大栅栏“德聚隆”，就是王家的产业。
在历史的纹路上，蔚县商人最真切的品质：勤奋、好学、能吃苦、有远见、思路敏捷……几种特质集聚一身，王朴可说是明清时期蔚县商人的一个缩影。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暖泉镇特产豆腐干，别的地方做豆腐干，常在豆浆温熬的时候，把浆面上的一层黄油皮揭下来，因为三张这样的“皮子”可卖一方豆腐价。可是，暖泉人从来不这么干。因为，这样做的豆腐干抽走了“精气”，口感糟粘。所以暖泉的豆腐干那么有嚼头，那么有筋骨。暖泉人少挣了“黄油皮”的钱，却用过硬的质量，打造了独特的品牌迎来了更多的回头客。
小小蔚县为何盛产巨商大贾？
福远缸坊产的红粮白酒，用红高粱、谷糠、麦麸、自制大曲做原料，从清嘉庆初年开店时起，在140余年间，从不抽减原料或以次充好。远地客商用酒篓把福远缸坊产的白酒运到百里之外，不论沿途如何颠簸摇晃，篓里的酒始终不减度数不变颜色。
蔚县桃花镇文德源商号生产的陈年黄酱，原料是寻常可见的白面、莜麦面和黄豆，但把它包在纸里，竟能做到形不变，纸不洇。原来，文德源的店家把酱曲子捂得透，入缸后捣得勤，即便是客满盈门，接订单接到手软，也要保证每一包黄酱都经过三伏天的长时间暴晒，绝不偷减工期。
……
自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朝廷批准在今天张家口大境门外正沟、西沟等地与元人后裔开办“以布帛易马”的边界“贡市”后，到了明末，以王登库、靳良玉等八人为首的晋商，就已经坐上了张家口贸易的头把交椅。逐渐崛起的努尔哈赤，在征服蒙古各部后，通过这“八大晋商”来摄取各种军需物资。自满清入关时起，晋商们就在大清国皇帝的褒奖下，享受“皇商”的待遇，他们赶着骆驼，驾着牛车，走出张家口，走进蒙古草原，直抵中俄边界恰克图（今蒙俄边界），开始了长达300余年的旅蒙、旅俄贸易。张库商道为张家口开启了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
到民国六年（1917年）张家口大境门外的商店和货栈有1500余家，张家口上堡、下堡一带的商店共计7000余个，民国十七年，仅大境门外市场的年营业额就高达一亿五千万两口平银！
是时，张家口周边的阳原、宣化、怀安怀来、万全、张北等地，几乎全部卷入了这条商道。当然，其中也包括了蔚县。只是，与当年中国北方最大的国际商埠——张家口比起来，蔚县的角色更像是一个驿站。过往的商旅在这里补充给养，安顿休憩，然后继续北行或者南下。这种依赖性，到了清朝末年，便显露出了劣势。
小小蔚县为何盛产巨商大贾？
清光绪三年（1877年）刊本的《蔚州志》记载：“石门关（即石门峪）今废”，“九宫口…明洪武中置巡检司，后废”，“其东（指九宫口以东）有永宁、松子（或为松枝）二口俱塞不通”……从这些只言片语里，我们无从知晓这几处隘口究竟是何时何故废弃，清中期以前曾经熙熙攘攘的蔚县古商道，就这样一条条悄无声息地没落了。似乎只剩下飞狐峪依旧延续着昔日的繁忙，而它的“靠山”，就是北边的张库商道。
1909年，京张铁路通车后，铁路成为了商人们更为便捷的选择，飞狐峪也随之沉寂。
而今，车马辐辏的过去，化为寂寥人稀的古道，静静地隐身于莽莽太行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