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戏中的真与假：是狸猫换太子还是审理假皇子
载自《包拯千年之谜》作者春江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狸猫换太子的故事早已是家喻户晓。从元杂剧《抱妆盒》到清代的小说《三侠五义》，再到当代银幕上的包公故事，其情节始终都没有停止过演变的过程。
跨越历史长河，1000年前所发生的3件事都与这个动人的故事有关。后来的创作者将这3件事的某些部分分别提炼出来，然后加以糅合，历经千年，虽经多次文字的修饰，却依然掩盖不住故事里的真实。
第一件事是假皇子案。
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包拯升任天章阁待制，知谏院。
四月，京城发生了一起冷青案件。
冷青是一个医家子弟，长大成人后在庐山一带漂泊，到处流浪。由于自己的母亲曾经是一个宫女，他就经常在众人面前招摇撞骗，说自己的母亲在皇帝面前得过宠，妊娠之后，被放出宫廷，自己是当今皇帝的儿子。
当时，庐山有一个和尚叫金大道，认为冷青可以利用，就把他挟带到京城，声称一定要在官阙之下叩见皇帝。金大道和冷青两人，在京城之中妖言惑众，胡作非为。一时间，京城之内议论纷纷，冷青也闹得越来越大胆了。
后来，开封府侦得此事，府尹钱明逸就派衙役缉拿冷青审问。金大道看到情况不妙，立生一计，唆使冷青装疯卖傻，顿时变成了一个颠三倒四、神经错乱的狂人。
这日，钱明逸开庭大审，吩咐左右带冷青上堂。
谁知冷青一进堂，就摆出一副皇子的架势，对钱明逸大声喝叱：“明逸，你安得不起！”钱明逸一听，当即怔住，在这真假难辨之际，在众目睽睽的府衙大堂之上，不自觉地站立起来，然后就坐。狡猾的冷青一开始无疑就夺取了主动，而这完全是一个政治骗子的江湖之术！
钱明逸亦不是无能之辈，经过盘查审问，根据冷青言语失常、疯疯颠颠的表现，断定他是一个神经失常的狂人，当然不是皇子。然而，这恰恰又中了金大道和尚与冷青的诡计，使他们逃脱了重罚。
按照宋朝法律，既然冷青只是一个疯子，那就不再是政治骗子，所以钱明逸只把疯子冷青判送汝州（今河南临汝）编管。
此案判决后，有些官员认为过于草率，案件还留有疑点，便反映到仁宗面前。百官上朝时，仁宗皇帝就此案征询大臣的意见。当时开封府的推官韩绛提出，把冷青留在外边，一定还会迷惑群众，扩散不好的影响。担任翰林学士的赵概提出，如果冷青自称皇子，并非欺妄，那他就不是骗子，就不该判处流放编管之罪，而应为之正身，告知天下；
相反，如果冷青确是进行诈骗，那么流放编管的处分也太轻了，应该从严判其欺君之罪，立即处死。仁宗皇帝觉得此事关系到自己的名誉，就下旨命令赵概同包拯一起彻底查清冷青之案，弄个水落石出！
冷青案件表面无头无绪，好像甚为复杂，但实际上最重要的线索只在冷青的母亲身上。包拯同赵概一起审理冷青，经过几次反复，盘根究底，使案情逐步得到澄清。
原来，冷青的母亲王氏，确实曾在宫中当过宫女，后来，宫里放出一批宫女，让她们归回老家，王氏就是这样离宫的。随后，王氏嫁给医生冷绪，冷青即是她所生。
包拯和赵概掌握了一个最关键的情节，就是冷青的母亲离宫出嫁后，生的第一胎是个女儿，第二胎才生了冷青。这样一来，一场大骗局就被彻底揭穿了！
至于金大道和尚，在审理中也得以查清。金大道原名叫高继安，是一个曾经作恶而被开除的军人，被发配鼎州（今湖南常德市）。
后来他打通关节，假装有病，免除了发配之罪。出狱后，他打扮成名山和尚的模样，到处“谈经说法”，信口雌黄，招摇过市，专门结交当朝的达官贵人，骗取钱财。
终于，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冷青，并将他巧加利用。他明知冷青是个骗子，反而故意结交，一同行骗。待冷青被抓，他又出主意让冷青装疯卖傻，结果蒙混了开封府尹钱明逸。钱明逸没能审出此案，在公堂之上为骗子起身施礼，有失皇威，再加上开封府又出了其他一些过失，结果遭到罢官，以龙图阁学士出知蔡州（今河南汝南）。
包拯同赵概两人审清冷青案后，上疏皇帝，将冷青与高继安处于极刑。
轰动一时的皇子案，就此了结。
包拯审理假皇子的案子在民间越传越神，越传越离奇。
但是，这个假皇子只是社会上的一个小混混，行骗的手段并不复杂，行骗的目的也很简单。于是，人们就将宫廷里的事添油加醋地掺和了进去，慢慢地故事的中心转移到宫内，围绕着宫内的重大问题展开。
第二件事就是《宋史》卷二四二《后妃传》中记载的仁宗母子生前不能相认的故事。
这段历史记载基本可信。
宋仁宗的生母李宸妃初入宫时，为真宗的皇后刘氏的“侍儿”，性情庄重寡言，真宗封为“司寝”。李宸妃22岁怀孕。此时真宗已43岁，刘皇后41岁，一直未生育。不久，李宸妃生一男子，就是后来的仁宗，刘皇后则妄称为己子。真宗晚年多病，“事多决于后”。仁宗13岁时按真宗遗昭即位，“尊（刘）后为皇太后，军国重事，权取处分”。李宸妃“黑处先朝嫔御中，未尝自异。人畏太后，亦无敢言者。终太后世，仁宗不自知为妃所生也”。
刘后性警悟，晓史书，临朝称制11年，“号令严明，恩威加天下”。此间差一点儿出现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女皇帝。那些专事逢迎拍马之辈上书，“请依武后故事，立刘氏庙”，太监程琳亦献《武后临朝图》，但都被刘后严词拒绝。
后来，刘后虽夺了李宸妃之子，却没有加害之意，直至李宸妃病逝时，她还听从大臣吕夷简之言，厚礼葬之。
至刘太后病逝，仁宗才听燕王说：“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
仁宗得知极为哀痛，下诏“尊宸妃为皇太后”。母子一生近在咫尺却不得相认，可算是莫大的悲剧！仁宗内心的创痛，我们可想而知。
一个贵为皇帝，一个却是先朝的妃子深居冷宫，孤苦伶仃直至死去。而这一切都是刘太后一手造成的。
后有为仁宗鸣不平者，根据这一段史实编撰了《狸猫换太子》的故事，最终让刘皇后得到报应，李氏与仁宗母子终于相认，让这千古冤案得以圆满结局。
《狸猫换太子》的故事毕竟与史实相差甚远。
李宸妃被尊为皇太后时，一些臣僚上书仁宗追究斥责（刘）太后垂帘时事，但右司谏范仲淹对仁宗说：“刘太后受遗先帝，调护陛下者十余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仁宗认为这是识大体、慰孝思之言，采纳了这个意见。以至此事在当时没有形成公案而掀起大的波澜。
从史书上看，刘后很能干，也没有干过什么坏事，而编进狸猫换太子故事中的刘贵妃，却是个狠毒奸诈的女人，但这个故事中的刘贵妃却很容易使人想起仁宗身边的另外一个女人——张贵妃。她善于心计，干预朝政，很不得人心。
这第三个事件就是张贵妃的“红伞事件”。
作为皇帝，仁宗在生活上很有一些花花事儿，算是“好戏连台”。他即位没几年，就宠上尚美人、杨美人，又听信谗言，废了郭皇后。后来被两位美人弄得神魂颠倒，身体消瘦，甚至有时神志不清，无法理朝。朝臣都为皇帝的健康着想，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让大宦官阎文应把这两位美人撵出宫去了事。再后来，仁宗就宠上了张贵妃。张贵妃善于心计，不但“宠冠后宫”，而且“势动中外”，干预朝政。北宋一向比较注意不许以后妃为首的后宫干预政治，除了皇帝年幼、皇太后名正言顺地摄政外，均不允许后妃公开勾结朝廷上的政治势力。但张贵妃却成了例外。她的地位低于皇后，可在礼仪方面她往往逾越当时的制度，想同皇后等齐。她要求打红伞，增加卫兵人数，这在宫内引起了很多人的议论和反对。包拯当时在千里之外为官，并不在宫中，自然也就没有对张贵妃挡驾指责之事。显然，后人把自己的感情和期望寄托在包拯身上，在编讲狸猫换太子的案件时，加进了贵妃打着皇后的仪仗出宫从而引出包拯打銮驾的一段故事。
假皇子案中的“宫女流落民间”、宋史中的“刘后夺子”，以及张贵妃的“红伞事件”，都在狸猫换太子的故事中得到反映，并且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才有了李妃拦轿告状、刘贵妃狸猫换太子，以及包拯打銮驾等故事。
在狸猫换太子的故事中，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也能从历史事件中找到“原形”。如刘贵妃的专横、仁宗的怕包拯等，均在史料中有所体现。
张贵妃之死引发了朝廷之争，在这里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的真实，那是很有趣味的。
张贵妃死后，仁宗十分伤心。他对朝臣们说，张贵妃很有功劳，过去颜秀等人进行宫廷阴谋的时候，她曾挺身保护仁宗；又说当大旱之年，张贵妃曾在宫中祈雨，并刺臂出血，用血书写祝辞。仁宗说，她的这些表现，可惜宫外都没有人知道，应该为她追加荣誉。
朝廷之上多的是拍马逢迎之徒。仁宗这番话一出口，马上就有人站出来，说应该用皇后的礼仪在皇仪殿治丧。按理讲，此事应与宰相商议，但宰相陈执中是个一味逢迎的人，一点也不能坚持礼法制度。于是，近臣与宗室都入皇仪殿祭奠。
按照礼仪，贵妃相当一品官阶，死了之后，皇帝可辍朝三日以示哀悼。但大臣们投仁宗之所好，建议辍朝五日。最后，仁宗自己决定辍朝七日。这样的决定自然招来某些人的反对，但仁宗根本不予理睬。在宰相和宦官们的合谋下，死了的张贵妃终于被追册为皇后，赐谥“温成”。这些对于死人的恭维，其“现实意义”完全在于讨好仁宗。
但朝中亦有耿直之臣，才使这一闹剧更显得热闹非常。张贵妃起先的谥号是“恭德”，但遭到强烈的反对，后又改为“温成”。张贵妃之死，京城禁乐一月，一切仪式按照皇后的标准办。就在出殡临葬之时，有个宣读哀册的仪式，起先叫枢密副使孙沔担当这个角色。但作为执政官之一的孙沔是一个不肯迎合的人，他上奏说：“章穆皇后举行丧礼，皆用两制官（指翰林学士和知制浩，翰林学士为内制，知制浩为外制，今称两制官）行事。现今温成仅是追谥，反而命令二府大臣行事，这不可以。”他捧了哀册在仁宗面前坚持理由，并且还大声说道：“以臣孙沔读册是可以的，以枢密使读册是不可的。”说罢，把哀册放置起来就退下了。在这种情况下，宰相陈执中，居然拿起哀册，自己宣读起来。孙沔由于反对追册温成皇后，被罢职，出知杭州。
在举行过丧礼之后，还要替张贵妃立小忌，由于遭到激烈反对，才算作罢。后来还就温成皇后的旧室立庙，并规定四时享礼的制度。又把温成皇后所葬之处题为“温成皇后园”。当时刘沆也当上了宰相，任了温成皇后的监护使和圆陵使，但这又遭到御史中丞孙抃的反对，并在仁宗面前公开争论起来。类似的情形一幕又一幕地在朝廷上演：谏官范镇向仁宗上奏：“太常议温成皇后葬礼，前些日子叫温成园，随后又改叫园陵；宰相刘沆前为监护使，后为园陵使。这些都出自礼官，前日是则今日非，今日是则前日非。古代法吏舞法，今天礼官舞礼。如果不加诘问，恐怕朝廷的典章逐渐败坏而不可挽救。陛下应查处礼官，以正中外的疑惑与争论。”但伤心过度的仁宗皇帝，是不会理睬这样的意见的。
但事情逐渐发展为弹劾礼官事件。礼院的书吏纷纷畏罪潜逃。结果使两个比较正直的人遭到惩罚。一个是同知太常礼院吴充，一个是太常寺太祝鞠真卿，分别贬知高邮军、淮阳军。台谏官们对这种贬非其罪的事情大为不满，都出来说话。冯京当时任太常丞，因上疏讲得十分恳切，引起宰相刘沆大怒，结果，也遭到贬官。
仁宗皇帝为了一个女人而大动肝火，朝中大臣围绕一个女人而大做文章，把朝中政治弄得乌烟瘴气，最终这个责任还要归到仁宗身上。这番闹剧上演时，包拯恰在千里之外。如果坚持正义、敢于直谏的包拯还在朝中，那他会怎样做呢？等待他的命运将是什么样的呢？
千百年来，多少人猜测着、想象着、编造着。一个个反映人民群众意愿的曲折而又生动的故事由此生发，而最典型、最完美的编造，要数人们世代传讲的这则千古奇案——狸猫换太子。
包拯力阻张贵妃为张尧佐要官，这在历史上，也是实有其事的。
在狸猫换太子的案件中，连皇帝也怕包拯几分，这也是事出有因的。据史书记载，皇帝宠爱张贵妃，听信谗言，一直想为她的伯父张尧佐封大官、加厚禄。为此包拯多次弹劾，弄得皇帝有点害怕。结果，皇帝的这一旨意未能完全实现。对此，朱弁所写《曲洧旧闻》中记载道：“张尧佐除宣徽使，以廷论未谐，遂上。久之，以上温成（按：即张贵妃）故，欲申前命。一日，将御朝，温成送至殿门，抚背曰：‘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上曰：‘得！得！’既降旨，包拯乞对，大陈其不可，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帝卒为罢之。温成遣小黄门次第探伺，知拯犯颜切直，迎拜谢过。帝举袖拭面曰：‘中丞向前说话，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这完全是皇祐二年延诤的真实记载，包拯竟敢在皇帝面前乞对，“大陈其不可，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而皇帝竟然能耐着性子听，并采纳他的意见，可见仁宗皇帝对包拯确实有点害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