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手稿】1933-1935 关于列宁，辩证法和进步主义 目录+译序+简介CV17405254

【托洛茨基手稿】1933-1935 关于列宁，辩证法和进步主义 笔 记 本 Ⅰ CV17405455

【托洛茨基手稿】1933-1935 关于列宁，辩证法和进步主义 笔 记 本 Ⅱ CV17405735

译稿就到这里只是一部分附录，附录并非托洛茨基作品。

预计翻译完成可以在中马库上看到，看译者们和管理员具体安排。

辩证法和进化论

托洛茨基关于哲学问题的著作只占他全部著作的一小部分。让·范·海耶诺特（Jean van Heijenoort）曾在流亡期间与托洛茨基生活在一起，并在1932年10月至1936年9月期间，以及1937年1月至1939年11月期间里，担任过托洛茨基的保镖、秘书和翻译，他注意到托洛茨基的工作反映了这几年来自政治上的影响的重要作用。1托洛茨基通常把一天的时间都放在繁忙的政治工作上，只有当他把最大的精力花在其他事情上的时候，情况才并非一直如此。像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托洛茨基年轻时花了很多时间在钻研社会主义著作上，包括欧洲和俄罗斯方面的著作。在1898-1901年间，他在狱中和被流放时为了加深和扩展自己的知识面而进行了英雄般的自学。这些早期的情况被记载在了托洛茨基的自传中，并被多伊彻在其人物传记中总结了这些时刻。2在1922-26年间，托洛茨基花了大量时间研究文化问题。《文学与革命》无疑是他在文艺方面最著名的著作，出版于1923年。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他写了几篇关于科学哲学和辩证唯物主义问题的文章(经常以演讲的形式发表)。3

托洛茨基晚期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著作则更为英语世界所知，因为它们是针对美国反对托洛茨基试图强加于其追随者正统学说的持异议者的论战。同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与马克斯·夏希特曼（Max Shachtman） 的论战构成了1939-40年的“信件”和论文，并且在1942年时被收集出版为题为《保卫马克思主义》一书里。4这场论证证实了托洛茨基对唯物主义辩证法和他的信念的坚定追求，以及对托洛茨基来说，对辩证唯物主义观念的放弃不可避免的导致运动的背叛，但对辩证法哲学的讨论却相当的简洁。伯纳姆是当时纽约大学的哲学教授，他在回复托洛茨基的“致伯纳姆同志的公开信”（1940年1月7日）中恰如其分地指出，托洛茨基对逻辑学的讨论暴露了他对20世纪在这一领域的贡献的无知。5

让·范·海耶诺特（Jean-van Heijenoort）观察到托洛茨基在1932-40年间里，在哲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阅读非常浅薄和零散，并且托洛茨基在1935年的日记中坦率的加强了这一观点，在5月16日的一篇文章中，他承认尽管他对哲学的兴趣与日俱增，但他在哲学研究方面进展甚微，对文学的掌握也同样希望渺茫。6 尽管上述评价是公正的，但我们应该考虑到托洛茨基在对一个论点、立场或文本略知一二后就能抓住其要点的才华，以及他总结并以隽语表达一个复杂立论的非凡能力。这些品质在托洛茨基革命生涯里很早就出现了，此外托洛茨基在其作为革命学徒时期的一位同僚所写的居心不良的回忆录也同样证实了这些品质。7 此外，托洛茨基试图跟上自然科学的先进知识，尽管只是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通过为非专业人士设计的关于自然科学的文章，在报刊上对科学发现的通俗报道。8 最后，尽管托洛茨基对某些领域的知识浅薄，对其他领域几乎完全忽视，但很少有完全参与政治斗争的行动者能表现出如托洛茨基的知识与天赋相结合的才能那样令人印象深刻。

列宁的哲学努力无疑比托洛茨基的更有说服力，尽管列宁的主要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批判》的价值是值得怀疑，并且他的大量哲学笔记(即列宁的知识分子传记)主要具有人物传记的意义。列宁对哲学材料的吹毛求疵，在他典型的全面的笔记和大量的文本旁注得到了证明，而这对托洛茨基来说并不完全陌生。但与列宁不同的是，他没有养成在哲学著作上记笔记的习惯，也许他的灵感来自于对列宁哲学笔记本的阅读。而这些笔记本于1929-31年首出版，这是一个致力于出版列宁著作的系列。托洛茨基几乎完全拥有列宁的全部著作，在他流放期间里所携带的几卷书中就保留有列宁的笔记。9 托洛茨基甚至可能（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在模仿列宁一些独特的多语种注释，特别是他在自己有关的黑格尔笔记本上时。10但从他少之又少的笔记里可以明显看出，他很快就放弃了对黑格尔的《逻辑学》详尽论述的研究，并且也放弃了对列宁式的长篇摘录和注释的尝试。11

托洛茨基开始写这些笔记本的动机并不难确定。而这些笔记本与托洛茨基计划写的列宁传记有关，但最直接的刺激来自他与马克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关于辩证法的争论。托洛茨基对哲学著作的不耐烦以及他对哲学话语的简洁性的偏爱，从他对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Antonio Labriola）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论文的钦佩中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使人们对1933-1935年笔记本的特点有了很大的了解，这些笔记本内容包含托洛茨基对辩证法的研究，在没有新的发现的情况下，这将比其他任何著作都更能揭示出他作为辩证法学家的风格。12因此，人们可能会停下来问，为什么托洛茨基的学生忽略了他的笔记本。

在这两本笔记本里，其中一本只有几页手写，而且两本都是用铅笔写的，字迹潦草，似乎在向大多数研究者们说明，这两本笔记本可能并没有什么意义。此外，它们还与托洛茨基在1933-1935年间为其计划中的列宁传记收集的材料混杂在一起，如上所述，托洛茨基打算将列宁传记作为一部巨著。考虑到这些笔记本的外观并不引人入胜，早期的研究者可能认为其中的材料太零碎，没有太大价值，或者可能只是关于列宁著作的注释，而托洛茨基只是从未完成。尽管后一种假设大体上是正确的，但在托洛茨基关于辩证法的笔记中的连贯性足以确立托洛茨基对辩证法的立场，并使我们能够推测这一独特立场与托洛茨基的革命实践之间的联系。

托洛茨基杰出的传记作家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显然属于那些将手稿视为废弃的列宁传记一部分的人之一。在讨论托洛茨基对《列宁传》的研究过程中，多伊彻断言：“在意识到自己知识的空白后，他准备学习列宁的哲学著作，回到了逻辑和辩证法、亚里士多德和笛卡尔的经典著作中，但特别是黑格尔。”13 这就是多伊彻在这个问题上要说的全部，但是他的话暴露了他对手稿内容的一无所知。巴鲁克·克内帕斯（Baruch Knei-Paz）是托洛茨基思想的细致研究者，他在最近的著作《列昂·托洛茨基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中提到了上面提到的托洛茨基在1935年日记中5月16日的记录。托洛茨基在记录中写道，他刚刚“写了一点关于大脑活动过程的生理决定论和受逻辑规律支配的思的‘自主性’之间的相互关系。”14克内帕斯接着说，这篇“文章”显然没有被保存下来。15然而，通过将这段简短的描述与第二本笔记本最后一页的材料进行比较，以及从日记条目和手稿在最后一部分中引用弗利茨·维特尔斯（Fritz Wittels）关于弗洛伊德的著作来看，可以清楚地看出托洛茨基指的是手稿。托洛茨基在他的日记中宣布放弃这个计划，因此他写道：“近年来，我对哲学的兴趣与日俱增，但是，唉，[我的]知识太少了，完成一项重大而严肃的工作的时间太少了。”16因此，我们可以确定1935年5月16日是他停止写第二本，也是最后一本笔记的确切日期。在托洛茨基的《论列宁》一书中，其他一些零散的关于辩证法的笔记被归档在纸片上，但显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工作。在《论列宁》中关于辩证法研究的工作遭受了与书本身相同的命运。托洛茨基从未完成它。

要确定托洛茨基开始写《黑格尔与辩证法笔记》的确切日期甚至月份显然是不可能的了，但他在第二本笔记的第一页上写下了“1933-1934年”这段话，他的书信使我们大致确定了1933年的秋天也许是第一本笔记的起点。当然，1935年5月16日的记录使托洛茨基在第二本笔记的第一页上所写下的日期变得无效，但他显然是在最后的灵感——可能是维特尔斯关于弗洛伊德的书之后——所加上的最后一笔。17在本文的剩下部分里，将尝试着以下内容进行解释：托洛茨基写这本笔记本的动机；笔记上的早期观点与先前关于同一主题的著作的观点之间的联系;从与列宁、布哈林的辩证法风格的比较，以及从《托洛茨基自传体》中揭示的段落看他的辩证法风格；还有一个关于托洛茨基的简短猜测，如果他把笔记本上的想法发展得更全面的话，他将会采取什么方向。

动机:与马克斯·伊斯特曼的争论

托洛茨基开始写这些笔记本的动机并不难确定。这些笔记本的确与托洛茨基计划所写的列宁传记有关，但最直接的刺激来自他与马克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就辩证法的开始的争论。18 这位在理论上反复无常的美国文学家拒绝被忽视，他努力把杜威（John Dewey）和辩证法在“科学社会主义”中结合起来，这使他陷入与托洛茨基的麻烦之中。托洛茨基起初对伊斯特曼在1927年出版的《马克思列宁：革命的科学》（Marx and Lenin: The Sci ence of Revolution）一书中对辩证法的攻击置之不理。伊斯特曼试图与托洛茨基进行通信，但他没能与托洛茨基进行一次理智的交流。19相反，托洛茨基在1929年写给伊斯曼特的一份回信里写道，他在这30年来的时间里从未见过任何一个唯物辩证唯物主义的反对者坚持过对革命的承诺。伊伊斯特曼答复说，心理学的进步，即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生改变了情况。20在伊斯特曼的书中，他揭示了辩证法作为泛灵论的一种形式，他可能基于《图腾与禁忌》（Totem and Taboo）的立场。弗洛伊德在书中专门写了一章题为“泛灵论、巫术和思想的全能” 的内容来论述泛灵论和相关问题。在这里弗洛伊德研究了一种特殊形式的人类病态论，即宗教历史上已知的最早的灵性形式。在人类发展的这一阶段里，人的精神属性或过程被转换为精神力量和存在的自然。此外，弗洛伊德相信，尽管知识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泛灵论的倾向持续存在于我们的语言、信仰体系和哲学之中。

伊斯特曼采纳了弗洛伊德的观点，并将其转变为对辩证法起源的攻击:

“在原始文化中，可以区分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一种是泛灵论（animistic）的思维，在这种思维中，人要像适应人一样适应外部世界；而另一种是日常生活艺术化的日常实践思维。泛灵论的思想本质上是试图通过某种戏法的哄骗将自己的愿望转移到外部世界，让他们意识到然后实现它们…德国哲学是泛灵论思想的终极浮华的痉挛，会在科学观点的侵入下消亡…你的头脑中特定的运动，在黑格尔的指引下，逻辑范畴之间是普遍的自我能动的运动，这种运动是上帝在自我矛盾和发展过程中的精神，黑格尔成功地将逻辑这个科学本身的转为神学。”21

伊斯特曼认为，必须清除社会主义中的辩证法，并将马克思、列宁与弗洛伊德、达尔文和杜威结合起来，才能达成与外部世界的真正关系，这种态度将使革命者成为社会工程的成功工程师。

但伊斯特曼也意识到，辩证法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些革命者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为他们的成功找到了心理学上的解释。他在下面的一段话中承认辩证法对列宁的好处：

“列宁也许是历史上最有效率的政治思想家，也是最机敏的思想家之一。列宁认为他的思想是‘辩证法’，他在这种思想的阴影下形成了自己的思想。那么，除了与神的繁琐的礼节性交流之外，辩证思维肯定还有一些价值。确实有一种价值——不是在辩证思维中，因为这不存在——而是相信你的思考是辩证的。这个价值，不是与我所说的相冲突，而恰恰是它的证明。相信辩证思维是一种方法，假如你对思维的本质作出了错误的理性假设，那么通过这种方法，就可以摆脱这些假设，重新赢得思想的自由，按照自己的本意使用思维。

如果你一开始就知道思想是有目的的，逻辑概念和所有规则都只是行动的工具，那么你就可以在不断变化的情境中进行实际的思考。你摆脱了固定观念的支配。你知道只有目的才是主导地位，思想必须总是在事实面前让步，你知道你必须不断地重复事实，并准备好重塑你的思想，以满足任何意料之外的实事……列宁的辩证法，正是摆脱被固定观念所支配的独立宣言。这是一个形而上学的诡计（managed），他设法通过它来捍卫他自然地使用思想的权利，尽管思想是一种非自然的概念。”22

伊斯特曼在引用列宁的话以后写道：“这就是辩证思维对列宁的意义。它意味着灵活性——这种最大限度地灵活性与一般的‘学究式’理性主义相反。这意味着应该将思想作为行动的工具，而不是机械地将思想作为行动的条件。”23简言之，伊斯特曼试图证明辩证法只不过反映了原始宗教式的信仰思维，而不是作为进步的科学思维。他认为列宁是在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革命性的修正，并且试图“在马克思这门革命科学中清除市侩老师的资产阶级哲学的最后残余。”24最后，伊斯特曼在写给托洛茨基的信中写道，“我确信，这是马克思主义在盎格鲁-撒克逊式智慧中唯一正确的形式。”25但这类言论激怒了托洛茨基，从他在笔记本的内容以及已出版的著作中对盎格鲁-撒克逊思想的讽刺评论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点。26

伊斯特曼并没有因为托洛茨基对他的拒绝而感到不快，而是决定以此机会借以陈述自己的观点。1932年，托洛茨基在被流放王子群岛（Büyükada）时邀请了伊斯特曼。尽管他们之间在辩证法问题上存在着争论，但伊斯特曼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合作仍然在继续。此时的伊斯特曼致力于翻译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并担任了他在文学上的代理人。根据伊斯特曼在回忆录中的描述，他和妻子艾琳娜（Elena）在王子群岛待了12天（1932年7月7日至7月18日），伊斯特曼声称对这些印象的描述分别是在事件期间的7月10日和事件之后的7月18日写下的，而不是在1959年出版回忆录时。27尽管不论伊斯特曼的观察是否有无价值，这篇报道仍然生动地描绘了托洛茨基在投入辩证法的研究时背后所负担的感情。

“他看起来似乎并不完全强大，正如我所见的众多伟人一样，才智超群的伟人往往伴随着弱点。但无论如何，托洛茨基，特别是在我们关于“

‘辩证法’的激烈争吵中，他开始变得激动和愤怒了起来，在我看来，这几乎是他虚弱无力的表现。他太弱小了，无法挣扎。他没法嘲笑我对他的哲学观点的攻击，也不像我所想象中的列宁那样对这些攻击付之一笑，因为在那个领域里，他并没有把握。他的基础并不牢靠……昨天我们关于辩证法的争论甚至达到了一个极端的紧张程度。托洛茨基的喉咙在抽搐着，脸色发红，他在发火。”28

伊斯特曼描述了他们之间的争论是如何中断的，紧接着他们又回到了原来的翻译工作上。

伊斯特曼是一个坚持不懈的人，在托洛茨基重新回到法国之后，他于1933年的夏天再次尝试着与托洛茨基就辩证法进行书信交流。托洛茨基在1933年11月16日的回信里语气十分友好地赞扬了伊斯特曼在几周前寄来的《斯大林治下的艺术与文学》的手稿，但随后又再一次重复了托洛茨基早期关于辩证法的立场：

“不久前我给你写过信，我不知道在哲学(更准确地说，认识论和方法论)领域内的分歧没有引起政治上分歧的情况…我正在写一本关于列宁的书。在本书中，我希望对辩证唯物主义作一个积极的、批判的论述。在本书的附录中，我将尝试评估这方面的观点。这就是为什么我拒绝带有宗派色彩的辩论…我将在明年全部时间里写关于列宁的著作。”29

伊斯特曼在其1940年出版的《斯大林的俄罗斯与社会主义危机》一书的脚注中补充说道:“托洛茨基坚定地威胁要在他的《列宁传》的附录中对我进行理论上的毁灭。我想我现在给他省去了麻烦。根据这本书，他将按照行政命令的方式解雇我。’”30

与伊士曼的通信和笔记本中对他的提及（以及其他通信和印刷品中对他的零星攻击）表明，伊士曼对辩证法的批判和他想要成为牛虻的努力确实取得了成功。31

托洛茨基被激怒了，但与伊斯特曼对其动机的某种自我中心的解释相反，他想将其作为自己关于辩证法的陈述，而不仅仅是对伊斯特曼的观点的攻击。尽管托洛茨基在1935年放弃了这一计划，在伯纳姆和沙赫特曼取代了伊斯特曼成为他的运动中主要的理论对手之后，他在1939-1940年间引用了其中的一些想法。然而，后来的论战并非像笔记本那样具有开明探究的质量，托洛茨基似乎只是满足于用沉重的反讽和关于辩证法的公式化陈述来打击他的对手。

因此，这就是列宁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翻译成他自己的风格，强调辩证法的主旨。他明确强调过程中的对立、冲突和斗争：“对立统一（并存、同一、相互作用）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暂时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和运动是绝对的一样。”65因此，列宁从量到质的转变，托洛茨基认为这是辩证法最重要的规律，它从属于对立的规律，因此强调斗争，而不是系统的统一和整体。

在托洛茨基、列宁和布哈林的例子中，把辩证法翻译成个人风格其实并没有什么微妙之处。而后两者在辩证法中的特别强调，长期以来一直为认真学习辩证法的学生所注意66。然而，托洛茨基的学生们认为托洛茨基作为一个辩证法家的风格并没有太多的依据。但1922-26年期间托洛茨基关于科学、技术和心理学的文章则提供了线索，后来的文章也是如此，而笔记，就像一个需要确定曲线的点一样，提供了足够的证据来证明托洛茨基对辩证法“第一”定律的强调和对远见的坚持。在他最后一篇关于辩证法的论文里，其中一篇写于1939年底，题为“唯物辩证法ABC”，而另一篇则写在1940年1月7日致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的公开信里，证实了托洛茨基在辩证法中的重要地位67。

在最后的几篇文章里托洛茨基展示了达尔文主义的运用，也同样强调了数量到质量的规律。它们还包括托洛茨基在笔记中的理论方面所使用的一些隐喻和类比，并揭示出他对大脑无意识过程的兴趣是他坚持辩证视野的一个方面，也是他人类发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意识来自无意识，心理学来自生理学，有机世界来自无机，太阳系来自星云。在发展的阶梯上，量变到质变。我们的思想，包括辩证思维，只是变化事物的表现形式之一……

达尔文主义是辩证法在整个有机质领域的最高胜利，它解释了物种从量变到质变的进化过程。另一个伟大的成就是化学周期表的发现，并进一步将一种元素转化为另一种元素。”68

在给伯翰姆的公开信中，托洛茨基重复了在1929年至1933年里对马克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的警告：“任何熟悉工人党内部倾向斗争历史的人都知道，投机取巧甚至资产阶级反动阵营的人，往往是从对辩证法的否定开始的。”69托洛茨基事实上确实对伊斯特曼自他们开始争论以来的政治生涯以及辩证法的另一位批评家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的证明表示满意。然而伊斯特曼却在20世纪50年代却更为戏剧性地向右移动。

至于实质性的立场，托洛茨基则为无意识的辩证法观点而辩护。在这里，他把自己放在一个相当偏僻的位置：他决定证明人的同时用三段论和辩证法，唉，这归功于他们对辩证法第一定律本能般地洞察，即数量到质量的转变：

“因此，一个狐狸发觉走兽和飞禽是营养的和适口的，一瞧见一个野兔，一个家兔，或一只鸡，狐狸便下个结论：这是属于适口和营养一类的特别生物，于是──追逐这个肉饵。我们在这里便发现一个完满的三段论法，虽然我们可以预想得到，狐狸从没有读过亚里士多德的书。但当这同一狐狸碰到第一个体积比它大的动物，比方，碰到一个狼时，它很快便下结论：量转成质，于是翻身逃之夭夭。狐狸的一双脚分明具有黑格尔的倾向，即使不是充分自觉的倾向。所有上述的事情顺便证明我们的思想方法：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两者都不是我们的理性的独断的构成，而是自然本身的真实的互相关系的表现。照这一意义看来，宇宙就渗透了‘不自觉’的辩证法。”70

托洛茨基在这里并没有达到笔记最后一节的思想水平，但他却深刻地反思了意识辩证法和自然辩证法之间的关系，并指出：“由于认识与世界不完全相同（尽管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假设），辩证认识也不等同于自然辩证法。产生意识是自然界的一个非常原始的部分，具有自然界其余部分完全没有的特性和规律。”71

也许是因为他在论战中所用的沉重讽刺让他无法更清晰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但不管是什么原因，托洛茨基的观点在1933-35年的笔记和1939-40年的论战之间，都呈现出了某种程度的倒退，这也许是思维过程和自然过程的混乱。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回到了笔记的开头，以及弗洛伊德—伊斯特曼（Freud-Eastman）关于现代哲学中的万物有灵论的观点上。在第三十五期的精神分析新导论讲座中，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对黑格尔和马克思提出的几点评论是有用的，大约是在托洛茨基写下笔记的时候写的：

“马克思的理论中有一些论断让我感到奇怪，比如说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或者说社会分层的变化是以辩证的方式相互产生的。我很难确定我是否正确地理解了这些断言；在我看来，它们也不是‘唯物主义’的，而是马克思从黑格尔哲学中获得的一种沉淀。”72

弗洛伊德写下这几行评论时，可能至少欠了伊斯特曼一些债，因为他读过伊斯特曼的《马克思和列宁》，并赞扬了其革命的科学性73。无论如何，伊斯特曼已经在弗洛伊德那里得到了一个想法，并在这本书的过程中提高了弗洛伊德的地位，并且弗洛伊德对此表示赞赏。万物有灵论常常依附于抽象的想象，这一观点仍然保持其影响，正如托洛茨基的观点一样，坚持辩证法的人更有可能坚定地作为革命者。我们在这里处理的不仅仅是认识问题，而是情绪。托洛茨基在其“遗嘱”中雄辩地证明了自己那充满激情的事业：

“我将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因而也是一个不调和的无神论者而死去。对于人类共产主义前途的信念，我今天不是淡薄了，与青年时代相比，倒是更加坚定了……这种对于人类和人类未来的信念，至今仍然给予我强大的抵抗力，这是任何宗教信仰所不可能给予的。（1940年3月3日）”74

作为对托洛茨基立场的情感基础的一种介绍，现在让我们转向托洛茨基的笔记和其他著作中的无意识的概念，以及与他的传记的关系上。

托洛茨基的经历与辩证法第一定律

1935年5月，托洛茨基在笔记本上写下最后一篇文章时，最后一篇以“无意识”结尾的文章——此时的托洛茨基正遭受着一种反复发作的病痛，而这种病痛在他处于压力时则时常折磨着他，此时的他正在读弗里茨·威特尔斯（Fritz Wittels）关于弗洛伊德的书。有人可能由此推断，他是在寻求一个对心身问题的明显洞察75。然而，他从未试图将弗洛伊德的分析运用到自己的事业或其他政治人物的事业中。尽管托洛茨基钦佩于弗洛伊德的天才，但他还是意识到精神分析运动中的问题，也许是通过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维也纳的岁月中直接意识到的，然而可以确定的是，托洛茨基是间接地通过维特尔斯的书来了解这点的，这本书调查了精神分析运动中的异端邪说。在第二本笔记中，托洛茨基甚至说精神分析“经常有着二元论、理想主义和神秘化倾向。”76抛去他对精神分析学说中的某些方面所持的怀疑态度，托洛茨基对无意识概念的态度并非是不友好的，正如他的“无意识辩证法”概念所暗示的那样，他倾向于把无意识的思想看作是进化过程中一种尽管是低级的，但在发展上是必不可少的产物。

在1923年的《文学与革命》中，托洛茨基明显地透露出他无意识的英雄理性主义态度。意识控制住了他，就像它控制了人类存在的所有方面一样，并利用它达到有意识的目的。它不仅支持人体上的优化，而且还支持我们现在称之为自我调节（self-regulation）的生物反馈技术：

“不但如此，人最终将认真地使自我变得和谐起来。……他将掌握呼吸、血液循环、食物消化、新陈代谢这样一些半无意识或无意识的过程，在必要的限度内，使这些过程服从理智和意志的控制。……最后，人类自身的本性隐藏在无意识、元素、底土的最深处和最黑暗的角落里。研究性的思维和首创精神也将以最大努力地深入到这一角落中去，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人将抱定目的要掌握自己的情感，把本能提高到意识的高度,使它透明化，将意志的导线拉向潜在与隐秘之处，从而使自己上升到一个新水平，——创造一个较高的社会生物类型，也可以这样说，创造一个超人（Superman）。”77（1992年版）

在他写下这些话大约十年后，托洛茨基仍然流亡在普林吉坡岛（Prinkipo），但后面他被允许前往丹麦，1932年11月27日，他在短暂停留的期间里向哥本哈根的一个学生组织进行了一次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概述了俄国革命，并以他对未来的展望结束——这一愿景在本质上与《文学和革命》中呈现的愿景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他用稍微不同的措辞重申了他对未来的看法：

“人类学、生物学、生理学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经验，使人类能够充分地完成对身体和精神上的完善和成长的任务。精神分析，不管一个人如何与它的一个或另一个结论联系起来，毫无疑问，通过弗洛伊德的天赋，人们被[允许进入]所谓的心灵，或者诗意地，人类的 ‘灵魂’。但这发现了什么？即我们有意识的思想只是在人类自身上起到作用的阴暗影响的一小部分。就像潜水员潜入海洋深处拍摄下模糊的鱼一样。人的思想，一旦深入到自己的精神深处，就必须照亮心灵深处内最隐秘的动力，并迫使它们服从于理性的意志。一旦控制了其自身的社会无秩序力量，人类就会在化学家的研究中找到并反驳自己。人类第一次将自己视为原材料，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视为一个物理和精神上的半成品。”78

托洛茨基在上面所引述的段落中关于无意识的观点，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思想中的“自觉性”和“自发性”的传统二分法是完全一致的，他对精神力量的影响完全采取了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方法，并且认为这一方法将不会困扰着弗洛伊德：意识，即使只是所有精神力量的一小部分，也必定会控制着其他力量。然而，托洛茨基对“无意识”的使用通常暗示了一个较低水平的发展，一个不容易接近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神经症状（neurotic）的来源，就像弗洛伊德的情况一样，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托洛茨基试图赋予无意识一个积极的角色。

回到笔记上。在这里，托洛茨基遥遥回应了他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对弗洛伊德的辩护，赋予意识相对的独立于生理构造的影响，并用精神分析为心理现象的自主性辩护，但他补充了自己的辩证解释：

“正是经典的辩证唯物主义促使我们产生了这样一种观念，即精神不可能形成，除非[它]在一定的限度内，在个人和物种的生命中扮演一个独立的角色……尽管如此，我们在这里正接近某种临界点，在渐进性上将有一些突破，即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变：产生于物质的心灵从物质的机械决定论中‘解放’出来，这样它就可以独立地根据自己的规律从而影响到物质……

“当我们从大脑的结构和生物学转向其智力活动时，‘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却更令人费解。

“二元论者将世界划分为相互独立的: 物质和意识。如果只是这样，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无意识？”79

也许在托洛茨基自传的帮助下，我们有可能将托洛茨基的无意识概念和他的辩证法的理论联系起来。而从前面引述的著作来看，他似乎一直在试图将无意识的观念纳入一个既包括自然又包含着社会的观点中，既包括达尔文，也包括马克思。他的雄心壮志具有尼采式的英雄气魄，但却相当理性。他直面弗洛伊德所探索的无意识的深度，甚至当他辩证地想象人类向越来越高的发展水平攀登时，质的飞跃则打断了逐步的前进。此外，他倾向于看到集体与社会形式的过程与个人创造力的内在过程之间的相似性。在这里，即使一个科学家没有意识到辩证法的发展规律，但在经历了不断积累的经验和痛苦的劳动之后，也会发生质的飞跃。因此，门捷列夫和达尔文不仅在他们的理论中无意识地证明了从量到质的变换规律，而且他们在自己的创作能力中也展示了同样的规律。当托洛茨基描述他自己的政治信念和他作为一个领导者的角色时，他也表现出了对无意识作用的认识。托洛茨基在1929年的自传《我的生平》中揭示了这一点，而现在是时候转向托洛茨基自己的作品了。可以肯定的是，他作为红军组织者的壮举可能被看作是描述他作为革命领袖的生涯的曲线上一个更高的点，但他描述他在彼得格勒的摩登杂技场会见群众的激情时则倾向于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1917年的演讲是他眼中里自己最具创造力的时刻。我们又一次遇到了对无意识的构思，但现在却有了新的视角：

“通常我是在傍晚，有时是在夜里，在杂技场演说。我的听众是包括工人、士兵、勤劳的母亲、街头的少年、首都被压迫的下层人。那里没有一点点的空地，人们挤成一团。年幼的孩子坐在父亲的肩上，婴儿在母亲的怀里吃着奶。没有人吸烟。由于人多超重，看台每分钟都有倒塌的危险。我穿过狭窄的人墙走向讲台，有时是被人们用手从头上举过去的。人们屏声静息地听讲，突然迸发出喊声和摩登杂技场所特有的狂热的尖叫声。我的四面八方严严实实地全都是手臂、胸膛和脑袋。我仿佛是在温暖的由人体构成的洞穴里讲话。我每做一个大幅度的手势，就必定会碰到某一个人，而每一个友好的反应都告诉我，用不着因此感到不安，不要中断，要继续讲下去。在这群热情的人们所发出的电压下，任何疲劳会烟消云散……有时，单靠嘴唇就可以感觉到这个已经已经融合成一个整体的人群所具有的强烈的求知欲。这时，在听众表示赞许这一命令式的逼近下，预先准备好的论证用不上了，缩回去了，而从潜意识中冒出了另一些语言，另一些论据，它们出乎讲演者的意料，却又是群众所需要的。此时，觉得自己好像从旁处聆听讲演者的演说，思想跟不上讲演者，又唯恐听到你的长篇议论声，会像梦游者那样从墙檐上掉下来。”80

托洛茨基显然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他在描述演说者与群众之间的关系时使用了感性的意象。托洛茨基在他保存的一份自传手稿里，划掉了“你全身都感受到了身体上的压力”，取而代之的是“嘴唇上承受着身体的压力”，但在最后却又改成了“单靠嘴唇就可以感觉到。”81俄罗斯短语“来自后面（iz podspuda）”，在我的翻译里，“从潜意识中”，有一种古老的含义。托洛茨基似乎想强烈地指出，在有意识的理性活动的同时，其他涉及整个自我的过程，包括其原始的、隐藏的、通常无法获得的资源，在他生命中的某些最高时刻都发挥了作用。

在《我的生平》的一个章节里，托洛茨基清楚地比较了有意识的领导者与无意识集体之间的结合，以及个人创造性突破的过程。然而，在这里，他谨慎地指出，他是在“历史”的意义上而不是心理逻辑意义上使用的“无意识”：

“马克思主义者把自己看作是无意识的历史进程的有意思体现。但是‘无意识的’进程（从这个词的历史哲学含义上来说，而不是从心理学的含义上说）只有在达到巅峰之时，也就是当群众在自发的压力下冲破社会的墨守成规的大门，并胜利地体现历史发展的最深刻的需要之时，才会与自己的自觉体现相吻合。时代的最高理论意识在这个时刻才会与那些对理论毫无所知的最深层的被压迫群众的直接行动融为一体。革命就是历史灵感的猛烈喷发。

“每一个真正的作家都知道，创作的时机就好像有个高于他的人手把着手让他写的时候。每一个真正的演说家都体会过这样的时刻，这就是他嘴里说出了比自己平时说的更有力的话。这就是‘灵感’。它来自于一个人呕心沥血的创造性努力。无意识的东西从深穴里升起，使思想的有意识的工作听命于自己，并使它与自己在某个最高统一体中融成一体。

“……机体的潜在[无用的（podspud-nye）]力量，根深蒂固的本能、从动物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嗅觉，所有这一切都激发出来了，冲破了心理上的墨守成规的大门，和高级的历史哲学概括在一起，为革命服务。这两个过程（个人和群众的）都是建立在意识与无意识相结合，作为意志的动力的本能与高级的思想概括相结合的基础上的。”82（《我的生平》第293—294页）

这些非凡的段落同时汇集了托洛茨基关于进化、历史、辩证法、无意识思维和他自己创造力的所有思考的线索。在大约五年后写的第二本笔记里则证实了托洛茨基将自己的最高创造力时刻与内心障碍的打破、越界联系在一起的说法，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这些综合的、整体性的创造性时刻，意味着向更高成就的飞跃，而在托洛茨基的举例中，个人创造力的灵感与历史的“灵感”相结合。

在革命的那一刻，托洛茨基是一个完整的人，一个与他最原始的潜在力量，一个与他最原始的潜在力量、他的本能、他的意志力相联系的人，同时也与历史上的暴力精神——无意识的群众接触。因此，这种原始的力量为我们向达到更高层次的历史提供了动力。而托洛茨基也在他的视野中找到了基因结构的一席之位。在我们最有创造力的时候，当我们获得了完整时——我们的意识和无意识的结合——我们就像梦游者一样。在《我的生平》手稿里，他又用了两次这个映像，只是稍作了些修改，但却把它划掉了，这无疑是因为他意识到它以前曾被使用过83。在《我的生平》的这些段落里则捕捉到了托洛茨基最积极的自我意识。他在转变、越界和间断变化的时刻达到了创作的巅峰。当他被限制在常规的范围内时，他从来没有发挥出最佳的状态，也从来没有完全地发挥他的创造力。而辩证法的第一定律，即经典的结构，在他意识到自己作为演说家的魅力和作家的天赋时，对托洛茨基来说，或许象征着那些最高的时刻，那些创造性的飞跃和突破的时刻。而无意识的概念成为了他个人的与历史的，以及辩证的观点的联结点，因为在这里面蕴含着创造灵感的源泉。也许我们可以将类似的分析应用到布哈林和列宁身上，并为他们作为辩证法家的独特风格找到一些经验基础，而他们的重点都在关于辩证法的基本结构中。但在这里不打算进行这种尝试。

我们只能推测托洛茨基关于无意识作用的理论将会把他带向何处。他似乎从来没有追求过自己对精神分析的兴趣，正如前面提到的，他的最后一篇关于辩证法的文章，在质量上并不如笔记上的材料和《我的生平》里的精彩部分。他试图重振列宁的革命事业，并和列宁一样希望革命能够凯旋归来。但是，如果他把精力转移到别处，决定以作家为职业的话，他可能已经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且把人类事务中无意识的力量也考虑了进去。如果他这样做了，他可能最终会面对伊斯特曼（Eastman）提出的令人烦恼的、精神上的问题，特别是关于泛灵论的问题。托洛茨基使无意识不再是人类痛苦的源泉——一个黑暗和原始的领域——而是原初力量的积蓄。他的革命愿景可能包括了将他的创造性突破、心理上的整体性和充满活力的时刻转化为历史：整体性的、创造性的个体被放大。托洛茨基似乎意识到了这种转移的危险，因为他曾在第二本笔记中警告说道：“主观辩证法必须……是客观理论的一个独特的组成部分——有其特殊的形式和规律。（危险在于以‘客观主义’的幌子把出生的痛苦，即意识的痉挛，转移到客观的自然。）”84

但事实上，托洛茨基并没有注意到他自己的警告，并且把无意识的思维代入到生产的过程——创造力的痉挛。他把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角色的悲观观点转变成了一种乐观的革命观点。无意识的思想资源将能被用来为革命服务。在这方面，托洛茨基是诸如马尔库塞（Marcuse）这样的思想家的先驱，马尔库塞不仅看到了对爱洛斯（Eros）的压抑与社会统治之间的联系，而且相信无意识不仅仅是一种负担，它还包含有可能推动历史进步的创造性资源。因此，当参照托洛茨基的其他作品阅读时，这些笔记则显示了托洛茨基对辩证法的转变和他对无意识是如何创造性地发挥作用的欣赏产生的自我肯定和革命乐观主义。尽管托洛茨基试图在笔记中解释列宁的天才，但最终它们还是告诉了我们更多关于他自己的个性和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