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莫矮化荆轲
不知为何，现代刮起了一股矮化荆轲的歪风：
北宋苏洵非议荆轲之行曰：“始速祸焉”。柳宗元则认为其使得燕秦不两立，燕国损失严重“奈何效曹子，实谓勇且愚。” 南宋鲍彪为《战国策》作注说：“轲不足也。”朱熹认为“轲匹夫之勇，其事无足言”。现代的北大历史系教授、秦汉史专家张传玺说：“荆轲处在一个个人主义的时代，他被种‘义’的观念所驱使，虽然他的确勇敢，但的‘义’毕竟是个人的小‘义’，而秦始皇的统一大业才是大‘义’。因此我认为不必要把他拔高到英雄人物的高度。”还有一些学生和文学爱好者，对文章的解读浅尝辄止，抓住结果不放，对荆轲评价也不高。这些专家和后生，从荆轲刺秦王失败的结果，从刺秦王失败后给燕国带来的后患，甚至从阻止秦国统一天下的伟业等角度，几乎否定荆轲为刺杀行动付出的所有努力和展现出来的人性光辉，觉得这一切不过是一场闹剧甚至是愚蠢的行为，给荆轲贴上名不副实的标签。看了这些宋朝士大夫和现代冲动者站着说的话，甚至他们那鄙夷的眼神嗤鼻的动作，我实在感到膈应，不，是悲愤！到底是怎样优渥的处境和懒惰的思维，才让他们对一代刺客，舍生取义的荆轲给出如此低的评价呀？荆轲的棺材板板已经盖得很严实了，就让我出来替他说几句话吧。
首先，对于荆轲行刺失败的原因，绝不能简单归咎于其剑术不精或射术不准，这其中有六个客观因素不可忽视。
第一，是荆轲不能带刺客拿手的长剑前往，导致攻击力减弱。嬴政敏感多疑，他规定“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兵。”由此，荆轲是无法夹带容易暴露的长剑前往的。虽荆轲尝游过榆次时，与盖聂论剑，被认为“不称”而遭“怒而目之”，隐隐透露出和一流剑客相比，他确实差点意思，但岂能就此断定荆轲剑法糟糕，无法手刃嬴政小儿？没有长剑在手的荆轲，只能靠匕首孤注一掷。很不幸，他偷袭失败了，等嬴政拔出了宝剑，他就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被砍。
第二，因太子丹的急躁，荆轲失去了最得力的助手，刺杀小分队战斗力骤减。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人员陈成军根据《战国策·燕策》中的相关记载认为，荆轲根本就不是一个擅长打斗的武士。他说：“荆轲甚至是不具备作刺客的能力和本领的。事实上，荆轲应该更是一个战国时期常见的纵横之士，他喜欢读书，善于游说，有一定的学问，可以说他是个侠士，但他不是一个武夫。“战国时候这种侠士很多，遇到国家有难就挺身而出，但他们多是有助手的。”荆轲确非武艺高强之人，这是他知道的，他更善于的是刺杀的周密布置和心理镇场，因此他需要自己的好友来弥补刺杀环节的不足。可惜，太子没给他机会，怀疑他的节气，逼得他只能匆匆上道。如此冒然前往，后面的隐患可想而知。
第三，秦舞阳的“色变振恐”，引起秦廷警觉，影响刺杀行动的秘密开展。年十二就杀人且“人不敢与之忤视”的秦舞阳，也不知是在哪条街上混的，杀的是什么小混混，居然上不了台面！一到秦廷陛下，一见到目露凶光的嬴政，瞬间就怂了！荆轲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虽然后来经过自己的极力圆场总算压了下去，但是嬴政的防备心里自然难消，两者的距离必然拉开一些，看地图时也会留个心眼。这无形中加大了荆轲行刺的难度。再就是，当荆轲偷袭失败后，他只能坐以待毙，完全没有帮手助之一臂之力，或者继续与秦王火拼。
第四，“绝袖”！其实，荆轲计划的“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的刺杀方法是有可操作性的，否则也不可能说动樊於期让其自刎。关键是，千算万算，就没算到秦王的袖子会被扯断！秦国的布料真那么差劲吗？那件质量差得出奇的衣服，改变了中国的历史。时也？命也？！不能在偷袭中进行生劫或行刺，让秦王弹开以后，荆轲就难了。惊慌但狡猾的秦王绕着柱子跑，荆轲无法果断投出匕首，如果追不上去，就不能灭了这个人神共愤的家伙！事实是，荆轲的步伐太慢，又对自己的投术没有信心，始终投不出那冒然一击，给了夏无且偷袭的机会！
第五，搅局者“夏无且”！荆轲已经侦查到秦廷的“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兵”，知道秦王近身并没有帮手，但是他忽略了秦王有侍医！或者他没想到侍医会不早不晚抱着一个药罐子站那儿！他更没想到侍医居然有胆量地不偏不倚地让药罐子砸中他的头！夏无且，就是荆轲命中的克星！他的运气实在是太差了！当然，也怪荆轲在追秦王时，没用余光扫一下身边潜伏的危害，他不够机敏，所以他不是一个真正的武士。若是有武士的体魄、杀气和敏锐，我想夏无且是没机会也不敢投出药罐子的，或至少因胆颤而投不准！
第六，被砸晕而投出的匕首，精度当然有限。很多读者抓住荆轲投匕首不中而被嬴政反杀的镜头，笑话荆轲武艺不精。但大家别忘了，荆轲的匕首是在被樊於期砸头后投出的，意识都还没恢复过来，是看追击秦王无望后的搏命一投，这一投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结果荆轲双眼朦胧一手微颤投出的匕首，被柱子没收了！片刻之后，地上留下一滩肉泥。
先说荆轲的义。韩兆琦认为：“荆轲是一个侠肝义胆的勇士，他刺秦的义举来自他对强秦的国仇家恨，他与燕国不沾亲带故，如果说燕太子丹要刺杀嬴政有其报私仇的成分，那么，荆轲的目的则更是出于为救六国人民的侠义之心。”史学家张大可也认为荆轲的行刺是“反暴”行为。 对于两位史学家把荆轲行刺行为拔高到反抗暴秦而救天下的观点，我不敢苟同。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但当时荆轲的侠义，还真主要指向田光和太子丹，仅在个人层面而非国家层面。作为卫国人的荆轲，对秦国并无国恨家仇，卫国是被魏国攻破的，也是魏国导致荆轲流浪的，真要为国报仇，应该算在魏国头上而非秦国，而且秦卫关系还不错，卫人商鞅和吕不韦都曾助秦，就算秦占了苟延残喘的卫国的濮阳，也把卫元君安全迁到河南野王，并保留其行政建制。再说，眼看五大诸侯国悉数被强秦剪灭，胸有城府的荆轲也知道燕国被灭是迟早的事，当太子丹向他请求对秦国进行斩首行动而破秦时，他是拒绝的：“此国之大事也，臣驽下，恐不足任使。”话中有谦虚，也有对未来清醒的认识。因此，别想当然地抨击荆轲行刺是阻止了秦国统一的伟业，是逆历史潮流而行。这里严重声明：荆轲行刺秦王，只是源于对田光和太子丹的义！是田光的赏识和太子丹的敬重，让荆轲找回自尊，找回自己的价值，因此他要为二者尽义报恩。
荆轲，先祖为庆氏，是齐国大姓，卫人称之为“庆卿”，庆卿自命不凡，有一腔抱负，但他游说卫元君时，失败了，这是人生第一个打击。他游到榆次，与盖聂论剑，遭其“怒而目之”，这是第二个打击。他又游到邯郸，与鲁勾践“博”（下棋），在争论中被鲁勾践“怒而叱之”这是第三个打击。最后他流亡到燕国，总算找到赏识者和知音。燕田光知其非庸人而善之，让荆轲开始认识到自己并非等闲之辈。而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则与荆轲志趣相投，二人击筑高歌，日饮于燕市。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这是两个“疯子”，两个真人，两个高人，两个被俗世抛弃的可怜人。哭吧，在这冷冷的乱世，为这无用的人生。后来，当田光“偻行”而劝荆轲助太子一臂之力，且为了保密而在他面前自杀时，面对接纳者和赏识者的热血与尸体，荆轲速见太子丹，只想完成恩人的遗愿。太子丹尊荆轲为上卿，舍上舍，供太牢具，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敬重之心天地可鉴。荆轲第一次感受到自己被如此敬重，第一次高高在上。什么卫元君、聂盖和鲁勾践带来的屈辱，都可以洗刷了，若是自己刺秦王成功，则那些骄横者，都得伏地而拜。田光为自己而死，太子丹拜为上卿，如此恩义，不可不报，傲视天下的秦王还是要刺的，而且要从长计议，一刺毙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