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视野中“新人”诞生的艰难——兼论《伤逝》的 “五四”

摘 要：如果说当代世界的基本政治单位“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话，在《伤逝》中我们体会到这种被民族国家的想象召唤而出的力量，虽然这一召唤是模糊的。本文尝试从这一视角重读《伤逝》，探讨涓生是怎样在“世界”和“西方”的文学经验下开始自己走向“新的生路”的努力，传统解读中置于中心位置的爱情故事实质只是涓生探讨新生的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失败 之后，涓生并没有停下来，而是带着传统和道德的重负继续前行，但是在当时民族国家生成的世界图景下，无论是思想启蒙的涓生，还是生活启蒙的子君，去往新的生路是注定失败的。鲁迅在小说中用自我质疑的方式提出了自己的反思和困惑，这也提示我们在空间的世界图景下重新反思“五四”的意义，除了探索“新人”在历史中的意义，五四的另一重意义是探讨“新人”在世界中的位置，可以说五四时 期，在民族国家体系建构的过程中，文学最大限度地参与了时代的建构。 关键词：鲁迅；民族国家想象；“新人”的诞生；五四反思 《伤逝》是一个具有魅惑性的意义交缠的文本，也是在鲁迅的单篇小说中被反复阅读阐释最多的文本之一。综观《伤逝》研究话语，文本审美形式的探讨有复调说，审美距离说，音乐性，抒情话语等研究，从思想内涵角度解读的更是蔚为大观。迄今为止有周作人的纪念“兄弟”之情之说，《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女性解放问题形象化解答之说，有知识分子启蒙说，有从性别视角的男性对女性话语的遮 蔽中探讨男性中心倾向说。在《伤逝》阅读史中，从对涓生的启蒙知识分子形象探讨到涓生的男性话语对女性话语的遮蔽这一潜在的脉络。有齐宏伟《<伤逝>新解》认为鲁迅“把爱情与个体精神成长联系起来，具有审美阶段-伦理阶段-宗教阶段的痕迹”，林丹娅《“私奔”套中的鲁迅：<伤逝>之辨疑》认为本文蕴含着“中国现代男性文化精英的性政治观、话语类型、两性关系与女性解放进程的真实 形态”，程亚丽《“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伤逝>中子君身体叙事的 多重解读》认为鲁迅“借助传统故事叙事的现代转型”，“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制造的似乎坚不可摧的现代启蒙神话。”在笔者的拙文《知识、日常、身体的权力制衡——鲁迅对早期中国市民社会知识女性命运的探讨》中也探讨了《伤逝》可以看做鲁迅对走入城市的娜拉命运的逻辑推演，但是在阅读《伤逝》的过程中，笔者又深刻感受到从性别角度探讨涓生的强势的男性话语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不公平的权力话语，忽略了在民族国家视野中正在诞生的“新人”的必要同情，从“新人”这一角度来讲，涓生和子君都是刚刚从传统帝制和农业文明中走出来的一代“新人”，他们对于自己的未来、民族的出路认识都不是特别清晰，他们做出了战斗的姿态，迈出了去往新路的步伐，也做出自己所能做出的最大的牺牲，他们没有实质性地找到自己的道路，不是个体的原因，而是整个中国社会还没有做好准备迎接这全新一代的过程，他们作为历史的“中间物”，向我们展示了“新人”诞生的艰难。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通过现代小说挖掘文学背后的民族国家的想象，把中国作为第三世界的范例分析国家想象的方式，认为国家（nation）是“作为影像被心灵世界描绘出来的想象性的政治共同体”，并把民族主义和印刷资本主义的关系归结为三点，认为“世俗的、特殊的和‘可见之不可见’当中，形成了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的胚胎。”1 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中认为第三世界的文学与第一世界的文化有关，帝国主义强行纳入第三世界后，第三世界的文学想象会受到牵连。事实上，中国文学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建构起了自己的民族国家想像。之后，海外内学者在民族国家视角下产生了一系列成果。海外华裔学者李欧梵在《铁屋中的呐喊》中论述鲁迅的文学和政治的关联，阐释其关于“人国”的想象 以及翻译作品中革命的想象。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以小说史的研究为物件，通过鲁迅对文学史的研究，构建其背后蕴含的国家想象，刘禾《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界定了民族国家文学的内涵，并对詹姆逊民族寓言式的鲁迅解读方法表 示了怀疑。国内学者中，董炳月《“仙台鲁迅”与国民国家想象——以仙台书简为中心》，通过梳理鲁迅在仙台时期的学习、生活状况和阅读体验，探讨鲁迅思想的演变和国民意识和国家意识的想象。符杰祥《鲁迅留日时期“现代”思想的发生与形成》，通过鲁迅留日时期的现代性体验和其文学作品中体现的国家想象，寻找其现代思想的根源。高宏存的《“破家立国”的现代追寻——由鲁迅、老舍、钱锺书说起》，分析三人“破家立国”的共性。何雪雁《翻译·想象·历史——翻译对中国形象的想象和建构》通过对比分析鲁迅、严复等作家的翻译，探讨中国形象和救国思想。侯运华《抨击与憧憬：晚清小说中的民族国家想象——以晚清谴责小说、翻新小说、科学小说为主》，以晚清小说为切入点，研究晚清小说中的民族国家想象，思考国家的生存方式。2这些成果都从民族国家角度提供了对五四文学反思的新视角，本文尝试从这一视角重读《伤逝》，探讨涓生是怎样在“世界”和“西方”的文学经 验下开始自己走向“新的生路”的努力，传统解读中置于中心位置的爱情故事实质只是涓生探讨新生的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失败之后，涓生并没有停下来，而是带着传统和道德的重负继续前行，但是在当时民族国家生成的世界图景下，无论是思想启蒙的涓生，还是生活启蒙的子君，去往新的生路是注定失败的。鲁迅在小说中用 自我质疑的方式提出了自己的反思和困惑，这也提示我们在空间的世界图景下重新反思“五四”的意义，除了探索“新人”在历史中的意义，五四的另一重意义是探讨“新人”在世界中的位置。 1 [美国]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43 页。 2其他相关的论文还有：赵亮《海外体验与现代中国文学的发生》，梳理和分析鲁迅留日时期的文学观及其构造的国家想象。旷新年的《民族国家想象与中国现代文学》（《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耿传明的《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民族国家叙事与文化认同》（《齐鲁学刊》2002年第 3期），倪伟《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1928-1948 南京政府的文艺政策及文艺运动》（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文学在建构民族国家的同时，也对民族国家进行了越界和提问。 一、“寂静和空虚”与“新的生路” 在“世界”和“西方”的背景下，涓生要往何处去？这是《伤逝》讨论的主旨，小说看起来是一个爱情小说，但是如果仔细研读，会发现爱情的开始是为了逃避“寂静和空虚”，爱情结束的时候又回到了“寂静和空虚”。这是一部想要逃离 “寂静和空虚”，寻找“新的生路”的小说，爱情只是涓生尝试的一种逃离的手段，最终小说指向的依然是对“新的生路”的追寻和向往。 《伤逝》中有一处非常值得探究的“症候”，就是“寂静和空虚”的反复出现。在文中“寂静和空虚”的出现有三种情况，首先是在文中的开始部分集中出现，形成了从借着爱情逃离“寂寞和空虚”到爱情失败又重回“寂静和空虚”的螺旋式上升结构。“会馆里的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破屋是这样地寂静和空虚。时光过得真快，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已经满一年了。”在一些研究者的解读中，认为“子君是‘我’生活的力量与获得勇气的源泉，是因为有她，‘我’的生活才逃离了寂静与空虚！这是爱情的生发！” 3但在这句中的“仗着”一词，提示了子君只是涓生逃离“寂静和空虚”的一个由头，对涓生而言，逃避“寂静和空虚”的愿望要远甚于对子君的爱。“在一年之前，这寂静和空虚是并不这样的，常常含着期待；期待子君的到来。”接下来的这两句中，同样是“寂寞和空虚”，但意义却截然不同，当时的“寂静和空虚”是不知道该如何走向前路，而期待着用爱 3张赛贤：《<伤逝>的另类解读——以“寂静”、“空虚”为例》，《写作》2008 年第 4 期。情来拯救自己，在涓生的世界里，这个“爱情”又被赋予了“民族”、“革命”、 “解放”、“自由”的意义。其次，在涓生和子君逐渐产生了“隔膜”，试图暗示子君离开以开辟新的生路时，“空虚”大量出现，此处的空虚指向的是真实与谎言的辩证关系；第三次集中出现是在子君离开后，轮回般的“寂寞和空虚”再次出现，爱情的尝试失败，新的生路还未开始，涓生又回到了原地，但这是“真实”换来的“虚空”，意味着爱情替代革命的失败，涓生只能将真实藏在心的创伤中，用遗忘和说谎做他的前导，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 涓生竭力想要跨出的“新的生路”到底是什么？在文中有没有给出提示？事实上，在文中也有“症候”出现。整篇小说都弥漫着沉重的悲哀的气息，如同一个巨大的黑洞，将人带入无限的空虚，结构复杂的沉闷的长句使得小说像一个绵长的叹息，但是文章有三处想象，意外地采用了语气轻快、节奏感强的短句，连续的排比 传达出一种自由的气息和新生的喜悦。而这三处想象，正体现了一种民族想象共同体的建构，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和社会的关联，我与世界的同在是通过想象的方式构建的。 第一处想象出现在涓生和子君的隔膜越来越深重的时候，涓生选择了到通俗图书馆读书，在这个公共空间，他获得了少有的轻松感。“屋子和读者渐渐消失了，我看见怒涛中的渔夫，战壕中的兵士，摩托车中的贵人，洋场上的投机家，深山密林中的豪杰，讲台上的教授，昏夜的运动者和深夜的偷儿……。”这是一个广阔的社会图景，正如鲁迅所言“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 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4涓生想要离开子君，不是因为爱上了别的女人，而是因为他有着更深广的理想和追求，他以知识分子的 4鲁迅：《这也是生活》，《鲁迅全集》（第 6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601页。 情怀与这个世界休戚与共，从农民阶级的渔夫，到战壕中的士兵，从汽车中的富人，到洋场上的金融家，从深山中的英雄豪杰，到学院派的教授，从夜里的运动者到小偷，这就是整个社会的全景图，涓生不是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的男主角，他是一个启蒙思想者，他觉得自己对世界负有责任。 第二处想象出现在涓生和子君说了分手之后，虽然分手对于子君来说，犹如灭顶之灾。而涓生也不是不知道这些话的效力，否则他便不会感觉“时时疑心有一个隐形的坏孩子在背后恶意地刻毒地学舌。”但是，他终究还是选择说出来，为了“新的路的开辟，新的生活的再造，为的是免得一同灭亡。”而且涓生一厢情愿地想象子君终于可以觉悟，并勇敢开启自己新生的道路。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新生之路也不是新的爱情，而是同样宽广的社会的图景：“在通俗图书馆里往往瞥见一闪的光明，新的生路横在前面。她勇猛地觉悟了，毅然走出这冰冷的家，而且，——毫无怨恨的神色。我便轻如行云，漂浮空际，上有蔚蓝的天，下是深山大海，广厦高楼，战场，摩托车，洋场，公馆，晴明的闹市，黑暗的夜……。而且，真的，我预感得这新生面便要来到了。”在涓生的想象中，已经走出了“父权”的家的子 君，此时又走出“夫权”的家，而涓生便可以在不同的空间，不同的时间自由行走，走向广阔天地。 第三处想象是子君离家，留下了“生活材料的全副”，涓生被房屋的空虚和隐忍的子君所压迫，艰于呼吸视听、“我似乎被周围所排挤，奔到院子中间，有昏黑在我的周围；正屋的纸窗上映出明亮的灯光，他们正在逗着孩子推笑。我的心也沉静下来，觉得在沉重的迫压中，渐渐隐约地现出脱走的路径：深山大泽，洋场，电灯下的盛筵；壕沟，最黑最黑的深夜，利刃的一击，毫无声响的脚步……”无法面对当下涓生的同样依靠想象建构自己的新生，而其建构的世界让我们想到鲁迅的一篇散文《这样的战士》“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他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正如炮弹一般，使猛士无所用其力。”5不管敌人怎样强大，怎样的无物之阵，他都一次又一次举起投枪。这样的战士就是“最黑最黑的深夜里”那“利刃的一击”，而战斗的场景同样涵盖了从农村（深山大泽）到洋场（城市），从室内（电灯下的盛筵）到室外（壕沟）。 安德森对“民族”这个概念给出了一个富于想象力的定义：“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 共同体。”6“它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7涓生对于“新的生路”的想象，就是和“无尽的人们，无穷的远方”联系在一起的，他并不认识，也没有相遇，但是他却觉得自己的命运与他们有关，自己的奋斗是为他们才有意义。 有意味的是，涓生的想象是革命的，又是虚妄的，这个想象是有点模糊的，充满豪情，但似乎又很难找到实现理想的道路。这种无力感实质上和鲁迅在《故乡》中呈现出来的“启蒙缺席空场”一样，邱焕星在《再造故乡》中谈到：这正反映了 清末民初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新人”诞生的艰难，涓生的境遇就是这一代知识分子 的尴尬处境。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着国家巨变，1905 年科举制度废除， 5鲁迅：《这样的战士》，《鲁迅全集》（第 2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第 219 页。 6 [美国]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6 页。 7 [美国]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导论》，上海人民出版 社，2016 年第 6 页。 传统文人通过科举进入政治权力中心的道路从此关闭。清廷的新政导致了传统士绅阶级的没落和宗族学堂的消失，传统文化出现断层，大量知识分子涌向城市，接受新式教育。《伤逝》小说开篇的时候，涓生居住在绍兴会馆，这个绍兴会馆建于清道光六年，主要接待山阴、会稽两县赶考的举人，当鲁迅来到这里的时候，科举制已经废弃了。而在科举正式废止之前，鲁迅已于 1898 年闰三月，考入南京的江南 水师学堂，1902年2月，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1912年，鲁迅作为一个外省青年来到北京，就落脚在这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会馆，在民国政府教育部挂着闲职，整日靠抄写残碑拓片消磨时光。鲁迅在绍兴会馆里经历过漫长的沉默期，用竹内好的话来说，就是“酝酿着呐喊的凝重的沉默”，并在沉默中有“回心”式的觉悟，而这一期间“寂寞、沉默是‘重’的，‘回心’式的觉悟则是‘轻’的” 8这种轻与重，和涓生是一样的。晚清的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旧的社会秩序土崩瓦解，知识分子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姿态，参与到救亡图存的社会运动中去，他们希望对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进行改造。但是，最终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将天下缩变为“国家”，并试图在物竞天择、适 者生存的19世纪为国家寻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宿命，也是 他们的担当，但当时的时局并未带给他们方向。在《伤逝》中的表征，就是关于新生道路的不甚清晰的想象，而这个想象是如何发生的，正是我们接下来需要讨论的问题。 8刘超：《绍兴会馆里鲁迅内在精神的重与轻》，《书屋》2016 年第 3 期，第 24 页。 二、“世界”和“西方”的文学经验 二十世纪早期，中国城市社会形成的过程中，闭关锁国的中国逐步进入世界语境。不可否认的是，在五四时期崛起的一代作家的写作中，“世界”和“西方”成为一个重要的参照标准，这一时期以“五四”为核心的对民族自我的怀疑和否定形成了对“世界”、“西方”、“他者”观念的服膺，“五四”时期“沉默的大多数”的民族形象表征和对“国民性”的批判否定，都是在西方的参照下进行的。“五四”知识分子在颠覆自我中心的同时，不但没有缓解“新人”诞生的焦虑，反而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焦虑感。刘禾认为：“‘五四’以来被称为‘现代文学’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9 民族国家是研究现代文学乃至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 一个重要角度。受到杰姆逊“民族寓言”和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影响，中国研究者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 《伤逝》的开篇：“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10这个句式非常的拗口，和中国式的表达截然不同，但如果翻译成英文，却极其流利：“If I can, I would write down my regret and sorrow, for Zi Jun, for myself.”这种受西方翻译腔影响的话语模式在《伤逝》中表现的极为明显，“世 界”和“西方”的文学经验，正是涓生的知识背景。 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生活在什么样的媒介环境之中呢？郁达夫在《沉沦》中不厌其烦地讲述自己正在阅读的书和正在翻译的诗歌，其实也是写作的文学资源的一 9刘禾：《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上海三联 书店，1999 年第 191 页。 10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 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14页。（以下《伤逝》 引文均出自此版本，恕不赘注）。 种表达，在《伤逝》中作者很少谈到自己正在阅读什么书，内向的灵魂独白也使得小说很少描写周围的文化环境。但是这个无处不在的文化范围依然在小说中是有迹 可循的。涓生和子君恋爱的时候，涓生给子君侃侃而谈的是家庭专制、打破旧习惯、男女平等，他传授给子君的主要是易卜生、泰戈尔、雪莱，墙上钉着的也是雪莱的半身像。涓生的工作是小公务员，当他失业以后，他选择的谋生方式是给《自由之友》写稿，当他劝说子君离开的时候，谈到的外国文人的作品主要是易卜生的 《诺拉》和《海的女人》。 安德森提出了三种前提对于想象民族的可能性出现的意义，第一是语言，提供了通往本体论真理的特权途径，第二是相信社会是自然而然地存在于至高的中心和层级的组织的，第三是时间性的概念，并特别指出了印刷资本主义时代越来越多的人用深刻的新方式来对自身进行思考，并且将自身和他人关联起来。其中对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进程起到重要作用的就是语言的变革和加入世界性的时间概念。具体说来就是白话文的使用和印刷资本主义中自身和世界关联的建立。 语言是“想象共同体”的形成要素。早期鲁迅依然用文言写作和翻译，试图用文言来传达新质的精神，他诉诸传统资源，在魏晋文化中寻找力量。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中，文言是精英、贵族的语言，而白话是引车卖浆之流的日常语言。《狂人日记》用白话取代文言，有多种原因，城市化进程中语言是“想象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必须推翻的壁垒，语言变革是思想启蒙的前提，鲁迅的老师章太炎也积极加入了白话革命。鲁迅认为，中国言文不一致的原因就在于字难写，即使是流传至今的文字“已经并不象形的象形字，未必一定谐声的谐声字。” 11这些古文字已经无法真实记录古代，也无法记载现代。其次，中国的文法不精密，无法有精密的文章和 11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 6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第 94 页。 清晰的头脑。第三他指出了中国文字的等级性和阶级性，在当下文坛，“左翼作家之中，还没有农工出身的作家。”12实际上，五四时期的白话是在“旧白话的基础 上，吸收其他各种语言成分形成的一种语体。” 而这种夹杂着外文单词，由日文、英文、德文混合在一起，表现着新的思想和道德的话语词汇最终也成为了五四精英的话语方式，树立了西化的权威。通过小说和报纸发声，才能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13 安德森在强调了同时性（simultaneity）这个概念对于民族的想象共同体的重要性，“这个概念把时间看成很接近本雅明所说的‘弥赛亚时间’，一种过去和未来汇聚于瞬息即逝的现在的同时性”。14 时间观念的改变对于我们理解“新人”的诞生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标志着对世界理解方式的革命性的变化。“在神圣的共同体、语言和血统衰退的同时，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才是让‘思考’民族这个行为变得可能的最重要因素”。15正如梁启超在旅美日记中开始使用公历纪年的方式，放弃了中国传统的农历标记方式，就是向世界性的同一性的时间转化的标志。传统中国基于农业生产方式的静止的直线的时间观念在《伤逝》中开始发生了 12鲁迅：《二心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鲁迅全集》第 4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第 295 页。 13 [美国]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第 23 页。 14 [美国]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第 23 页。 15 [美国]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第 21 页。 改变，除了显而易见的春夏秋冬与感情发展相对应的显性的线索外，小说中叙述者的声音和主人公的声音同时并置，形成了时间的“同时性”（simultaneity）向度。 英国商人 1868 年在上海创办了华文报纸《上海新报》，1872 年上海出版《申报》，他们都拿出部分版面刊载诗词，成为报纸“副刊”的起源。五四时期，副刊 成为单独印刷的文化版，北京的《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时事新报》两家报纸的副刊《觉悟》和《学灯》，被称为“四大副刊”。文学革 命后不久，《新青年》这种综合性杂志，还有《小说月报》这种商业性文艺刊物也取得了很大成功。当时的北京由两万余名学生、教师、新闻工作者和中上层机关工作人员形成的知识阶层，也正是报纸的读者阶层。每家报纸发行数量不等，如《晨报》1922年发行量是七千份，到 1925年增长为一万份，《京报》最初三千份，后来增加到六千份。辛亥革命以后，政权的变更并没有立刻让中国走向民主革命的现代化道路，本质意义的现代化实质是社会各个部门各种机制逐渐裂变的结果。清末中国的教育、文化制度逐渐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发现了以大学为主体的高等教育机构，女大学生出现，新兴知识分子进入社会公共空间，并积极介入到国家民族的发 展进程中去，民办新闻出版业迅猛发展，白话文大力推行，用白话文编撰的教科书和报刊杂志得到推行和传播，中国的民族国家想象，和西方文化密不可分。“中国从传统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历史进程，却同样与肇始于西方的现代性与全球化密不可分。”16 从涓生的精神资源来看，基本来自于西方文化。谈恋爱的时候，涓生对子君启蒙和规训的精神资源是西方文学“破屋里便慢慢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职，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易卜生，谈泰戈尔，谈雪莱……”；涓生失业之后，他作为自由职业者选择的谋生方式是为《自由之友》翻译；想要和子君分16吴晓东：《文学的诗性之灯》，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 年第 52 页。 手的时候，涓生依靠的依然是西方的精神资源：“我和她闲谈，故意地引起我们的往事，提到文艺，于是涉及外国的文人，文人的作品：《诺拉》，《海的女人》。 称扬诺拉的果决……”最能体现西方文化影响的，是涓生的在慌乱和热烈中进行的求婚，后来涓生表示“我已经记不清那时怎样地将我纯真热烈的爱表示给她。”涓生在求婚前十几天就仔细研究过自己如何表白，如何措辞，甚至遭到拒绝以后要怎么 办，可是在求婚的当下，却头脑一片空白，慌张中，“身不由己地竟用了在电影上见过的方法了”。这一点是颇有意味的，“西方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曾经指出，现代市民社会的建立有赖于公共领域的形成，公共领域的形成有赖于报纸、小说等印刷媒体的发达。后者之所以有如此功用，就在于其可以通过多种叙事缔造一个想象的 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此共同体因其聚拢了民众共同的时空想象而使大家感觉好像生活在一个共同的时空体中，享有共同的日常生活。”17 慌乱时刻主宰人行为的往往是潜意识，采用了西方式的单膝跪地，可见在涓生的想象中西方文化已经具有了压倒性的地位，甚至深入到了潜意识层面，这正是民众的日常生活想象 共同体在涓生求婚事件上的潜在表现。 三、“新人”为何难以诞生？ 17谷鹏飞、赵琴：《美学与现代性问题》，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174 页。 如果说当代世界的基本政治单位“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话，在《伤逝》中我们体会到这种被民族国家的想象召唤而出的力量，虽然这一召唤是模糊的，甚至是互文性质的，它和那些西方的雪莱、易卜生等一起，共同建构起一个孤独的自我，这个自我开始感受到“寂静和空虚”，从集体主义的传统阴影中冲决出来，渴望用个性解放和爱情革命的方式走向新生，当这一尝试失败之时，不是就此停下脚步，而是用民族国家的想象呼唤自己继续走下去，刘禾认为“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破土而出，成为这一时期一个重要事件，那么这与其说是因为小说、诗歌以及其他文学形式是自我表现的透明工具，忠实地记录了历史的脉搏，不如说是因为阅读、书写以及其他的文学实践，在中国的民族设及其关于“现代人”想象的/幻想的(imaginary/imaginative）建构过程中，被视为一种强有力的中介(segents）”18《伤逝》也是一种破土而出的象征，这部小说写出了“新人”的挣扎与艰难。 在这个民族国家尚属雏形，生活于早期市民社会的涓生和子君，作为“新人”，他们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他们的边缘和孤独。芝加哥学派认为“边缘人就是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又不属于容器中任何一个世界的人。”但是，作为“集团以外的人”，他们反而“具有某些优势，如在理解集团及其行为方面具有客观性和确定性，”而且作为创新者，正以为他们“与他们的系统相对来说不成一体，”19 涓生和子君都不属于北京这个城市，小说没有交代涓生来自哪里，但他寄住在绍兴会馆，这是一个外来漂泊者的身份。子君同样是个“边缘 18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着，三联书店，2002 年第 3 页。 19[美国]罗杰斯着：《传播学史》，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年第 190 页。 者”，小说中她寄住在叔子家，离开了父亲的家，而她死后的知情人透露子君家大约住在乡下。来到北京，涓生和子君也无法融入这个城市，涓生工作是一个整日在局里抄写的小公务员，而他可以寻找的工作有抄写、教读、译书、写稿，小说中涓生没有什么朋友，也没有亲人。和子君关系恶化后，他无处可去，只好逃到通俗图 书馆，在这里都是陌生人，涓生也害怕看到熟人轻蔑的表情。涓生也曾访问过熟人，但这些熟人的家是温暖的，神情却让涓生在骨髓中觉得寒冽。同样，子君也是孤独的，她先冲破了家庭的束缚，离开了自己的原生家庭，来到叔叔家，而叔叔很明显对子君和涓生的交往是反对的。“我便要取了帽子去看她，然而她的胞叔就曾经当面骂过我。”“她在她叔子的家里大约并未受气” “和她的叔子，她早经闹开，至于使他气愤到不再认她做侄女；我也陆续和几个自以为忠告，其实是替我胆怯，或者竟是嫉妒的朋友绝了交。”以至于在婚后的生活中，子君最大的精神慰藉是阿随，最重要的外交活动是和房东“官太太”“暗战”小油鸡的伙食。涓生在小说灰暗的底色中唯一感觉到“生气”，想到新的生路的是在《自由之友》上刊发了小品文，他困顿的时候愿意枯坐的地方是图书馆，他在和子君分手的时候想到是外面的广阔世界，作为一个“外来者”，一个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边缘人，涓生一直无法进入政治和革命的中心，虽然这个一直是他新生的路的方向。 《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从私人的家庭空间走向了社会的公共空间，在这个生 活空间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生活政治”是民族国家视野里的一代新人面临的重要课题。在晚清以来，对于女性的身份定位和理想建构也是“生活政治”、“现代性理念”的一个重要部分，鲁迅的《伤逝》、演讲《娜拉出走会怎样》就是对易卜生的《傀儡家庭》中娜拉出走的持续讨论。对于子君来说，她从私人的家庭空间走向社会公共空间，结束了传统时代的女性相夫教子的模式，她首先要面临的是树立新的身份的问题。加拿大社会学家查理斯·泰勒认为，现代人“生活政治”的核心内容就是“自我”如何被“他人”所承认。20如何在公共社会生活中确立自己的身份，如何寻找到自己在新时代的位置，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正如欧美女权主义者也探讨到的：“对于被解放的妇女来说，认同便成了最为突出的问题”，因为传统“妇女的认同完全是依照家和家庭来界定的。”21五四初期的子君的新的身份应该是什么，同居之后她是应该如涓生所愿继续“读书”和“散步”，还是承担繁重的家庭劳动？如果家庭劳动和经济收入得不到社会保障，女性的解放是否就是一种虚妄？在家庭财产关系上，虽然同居时子君变卖了自己的金戒指和耳环以加入家庭的股份，但社会没有提供给子君一份合适的工作，这种家庭经济关系是否能够保持稳定？更重要的是，子君具不具备独立的条件和地位？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凯琳・萨克斯认为：“阶级社会中妇女的从属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家庭财产关系造成的，而是妇女没有社会性成人的地位造成的。”“公共社会劳动是社会性成人身份的物质基础。”22涓生和子君之间的隔膜，根本在于涓生和子君在国民国家视野中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爱情，对于涓生来说，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但却不是全部，从某种意义上讲，涓生更是要借助爱情逃离“寂静和空虚”。而对于子君来 说，爱情就是她要追求的全部，所以在同居以后，她全部的努力都是侍奉涓生，维持这个家庭的正常运转，当两人走向隔膜的时候，她似乎并没有明白两人关系的裂缝是追求的目标不同而导致的，直到离开的时候，她依然把全部生活材料留给了涓 20刘维公：《布迪厄与生活风格社会学研究：兼论现代社会中的社会学危机》，《社会理论学报》，1999 年第 1 期，第 347-371 页。 21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年第 261-265 页。 22凯琳·萨克斯：《重新解读恩格斯——妇女、生产组织和私有制》，《社会性别研究选译》，三 联书店，1998 年第 15 页。 生，这是她对这场爱情全部的献祭，从始至终没有改变。这就是涓生和子君爱情和 启蒙观念的错位。子君认为革命的目的就是爱情，她是把革命和爱情划等号的，涓生的诉求是启蒙，爱情只是去往启蒙的一个条件，不是全部。归根结底，“新人”的生活政治的改变还是要依赖于社会革命的改革。 四、《伤逝》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 金理在《造人・“伪士” ・日常生活——重读伤逝，兼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中把《伤逝》理解为“五四启蒙之父对‘启蒙’的反思，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造人’神话的反省、‘伪士’批判的形象化书写、日常生活的辩证法。”23这 一研究可以说是《伤逝》近几年研究中的代表性成果，在论文中，研究者以“造 人”为隐喻，认为涓生创造了子君这样的新生主体，从而把涓生等同于“启蒙者”、“造物主“的位置，但是这个“造人”的神话被自身消解了，从而进一步被研究者定义为“伪士”，认为《伤逝》是“五四启蒙之父对‘启蒙’未经合法化的深刻质疑。”24这当然是一个理解启蒙文本的途径，但是如果仔细辨析《伤逝》文本，特别是后半部分涓生忏悔与辩护中交织的迷茫与反思，就会发现，涓生和子君在“新人”的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在现代民族国家发生的过程中，他们都是迷茫者，涓生在尝试用思想启蒙的方式寻找新的生路，子君则身体力行用生活启蒙的方式追寻涓生，他们的失败不在于启蒙本身的问题，而是当时的民族国家并没有完全 23金理：《造人・ “伪士” ・日常生活——重读伤逝，兼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南方文 坛》，2015 年第 5 期。 24金理：《造人・ “伪士” ・日常生活——重读伤逝，兼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南方文 坛》，2015 年第 5 期。 准备好迎接这批新人的到来。对《伤逝》的解读如果从“中国视野”式的思想启蒙中跳脱出来，转向“民族国家”，就会发现《伤逝》同时还在描写一个从东方走向世界的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他在西方的知识背景下试图启蒙一个东方式的女性，目的不是为了爱情，而是为了“新的生路”，当然由于子君的传统婚姻观和现实社会机制的不健全，这段爱情失败了，子君也逝世了，但追寻者涓生并没有停下走向生路的脚步，即使他身上依然背负着道德的重负，但这一切均可视为我们走向世界必须付出的代价。 费孝通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列强中产生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来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 2520 世纪初，在残酷的民族危机背景下，受西方现代民族理论的刺激，中国知识份子的提倡下，“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提出并迅速为社会各群体接受。“民族”这一词语来自日文词汇，最早使用“民族”一词的是梁启超，他在 1899 年的论文《东籍月旦》中从日文引用了这一词汇，1902 年的《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之大势》中，梁启超使用了“中华民族”说法，并在使用中逐渐向着民族国家共同体的现代意义靠拢。孙中山的“五族共和”，李大钊的“新中华民族”都与此有着紧密的关 系。西方的现代“民族”概念，是在工业化发达和公民市民社会兴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工业市场和公民社会。而“中华民族”的产生，则是为了 抵抗“他者”、“西方”和“世界”的入侵。 在振兴中华民族的过程中，从晚清以来，不同的知识精英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提出自己的主张。洋务派认为落后来自于技术，所以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模式来重塑自我，维新派、革命派认为传统的帝制对自我发 25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3 页。 展造成了障碍，因为希望以西方政体为参照，通过政体改革复兴民族。五四知识份子，尝试通过思想革命来重建新的“中华民族”，“国民性”理论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下引进，但是“国民性”“提出提升了自我的主体性，更能迎合民族发展的需求。文学对民族意识进行回应的同时，也在进行着越界和发问，文学写作也加入了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建构。 从鸦片战争到新文化运动兴起，这一时期的民族书写充满了批判和自卑，在现代西方的参照下，东方显得更加积重难返。陈天华《狮子吼》、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刘鹗《老残游记》、《孽海花》都触及了晚清民族的复杂面貌和未来中国的 想象。1915 年，围绕在《新青年》周围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发起了对传统文化的猛烈抨击，1917 年开始的文学革命更是将这一潮流扩展到了文学领域，《新青 年》祭出的是“德先生”、“赛先生”的西方民主、科学的大旗，陈独秀的《文学 革命论》中认为欧洲是“庄严灿烂之欧洲”，和中华民族则是“盘踞吾人精神界根 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在五四时期的创作中，“西方”成为一个看似不在场的在场者，五四掺杂着英文、德国、日本等不同语言的表达习惯，价值标准的西方化，对自我的怀疑和否定，在日常生活中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彷徨和无力，“新人”强烈的冲决的勇气和现实的四处碰壁都显示出“新人”诞生的艰难，其实不是思想革命本身的桎梏，而是整个社会结构的 问题。在鲁迅小说中描绘了知识分子“新人”诞生的谱系，《狂人日记》通过文言的小序和白话的正文形成一种冲决和回归的结构，民族国家架构中的“新人”苏醒 了，但他的生活还没有落到实处，仅仅是意识层面的苏醒；《在酒楼上》“我”向颓唐的吕纬甫告别，向相反的方向走去，但“屋宇和街道都织在密雪的纯白而不定 的罗网里”26；《孤独者》写了知识分子魏连殳试图构建新的家国想象的努力和失败，从死亡开始，以死亡结束，黑暗与虚无乃为知识分子的实有，但是“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27反抗绝望的向前的势能中“新人”有了更坚定的勇气，但前路在那里，依然只是在虚妄的想象之中；一年以后写作的《伤逝》更是在结尾的时候以遗忘和说谎给涓生留下了新的生路。“冰的针刺着我的灵魂，使我永远苦于麻木的疼痛。生活的路还很多，我也还没有忘却翅子的扇动，我想。——我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责，忏悔了。”小说的后半段陷入到深刻的灵魂自辩和意义的纠缠中，虚妄的意义和现实的沉重，变成“虚空 的重担”，重压着涓生和涓生想象中的子君——两位试图走向新生却无法迈开脚步的两位“新人”。这不仅是《伤逝》的宿命，也是 20 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一再书写的宿命。 鲁迅对于“新人”的诞生与思考，既是一个时间概念，又是一个空间概念，既是对“老中国儿女们”的国民性层面的精神追讨，同时也是放在全球空间中正在变动中的城市社会中的“新人”的精神隐患。一方面是“新人”在历史中的位置，另一方面是“新人”在世界中的位置，正如鲁迅所言，现在是“进向大时代的时代” 28五四时期，在民族国家体系建构的过程中，文学最大限度地参与了时代的建构， 鲁迅在“立人”为本的基点上，反复在《狂人日记》、《伤逝》、《孤独者》、《在酒楼上》等文本中建构“新人”形象，就是以现代个人为中心的思路的文学图景，在此基础上，觉醒的个人要建立“人的国”，这个“国”是现代性的产物，“外之既不 26鲁迅：《在酒楼上》，《鲁迅全集》（第 2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第 34 页。 27鲁迅：《孤独者》，《鲁迅全集》（第 2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10 页。 28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 8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第 27 页。 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29，从而在世界语境中建立起独立的国族形象。从本质上讲，鲁迅发出的“五四”的声音实质是在与世界对话，而并不仅仅是涓生一个人的灵魂斗争。五四作为一个反传统的思想浪潮，“民主科学”、 “个性解放”、“文学革命”等口气旗帜鲜明地在时间上定义了五四的现代性，但同时，从世界性的空间格局考察《伤逝》等文本，也是在提示我们，“五四”启蒙者们并非在文明的内部批判和自我否定，而是在空间格局上以世界为背景开始反思，其对传统的反叛与拒斥，背后有着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坚定地去往“新的生路”的涓生们即使曾经举棋不定、批判自我，他们还是愿意牺牲自我和日常空间的代价，探索民族的新生之路。对西方文化如何融入本土的反思，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道路的理性思考，则是五四时期还没有能力解决，但鲁迅已经敏感意识到的问题。 澳门大学中国文化论丛2020年第一期 澳门大学中国历史文化中心发布 #澳门大学#中国历史文化中心#中国文化论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