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伤寒论》与王叔和的伪史及其目的（转发）

晋代葛洪是张仲景之后的重要医家之一。葛洪在《肘后备急方》序中称：“省仲景、元化、刘戴秘要、金匮、绿秩、黄素方，近将千卷。患其混杂烦重，有求难得，故周流华夏九州之中，收合奇异，捃拾遗逸，选而集之，便种类殊，分缓急易简，凡为百卷，名曰玉函。”

《晋书•葛洪传》载葛洪著书“金匮药方百卷，肘后要急方四卷”。即《玉函》百卷又被《晋书》称为《金匮药方》百卷，或混名《金匮玉函》百卷。后被南北朝王叔和简编摘录仲景所著，为《金匮玉函经》三十六卷，并“大行于世”，这是宋代《太平御览》所载，但却不见于六朝隋唐史籍。

葛洪的百卷《金匮玉函》引用诸家，却未曾提到王叔和。实际在南北朝之前，并没有王叔和存在的迹象。关于王叔和，有几个看点：

第一，王叔和没有亲自接触张仲景。王叔和的《金匮玉函经》中，林亿有校语：“伤寒脉浮滑而表热里寒者，白通汤主之。旧云白通汤，一云白虎者恐非。旧云以下出叔和（林亿）。”即“旧云白通汤。一云白虎汤，恐非。”是王叔和校书语。所谓旧云白通汤，旧有的版本写的白通汤，尤其“恐非”是不定辞，张仲景的学生或者徒弟，不会这么说。新校正说《千金翼方》中也作白通汤，但今本却作白虎汤。

第二，六朝隋唐前后公私目录，均不见“大行于世”的《金匮玉函经》三十六卷的记录。现存北大图书馆珍本古籍目录中有一本三十六卷《金匮玉函经》，经北京中医大梁永宣教授托人实地考察，系署名晋代作者郭璞所作的堪舆书，非医学类，不排除宋代《太平御览》因书名与卷数相同而混为一谈。八卷本《金匮玉函经》出现在北宋，林亿注明确其中有王叔和校语。从文本推断不避讳杨坚，应出自隋代以前，但不会早于葛洪。因此首先使用“金匮”或“玉函”并且含有仲景方论的是葛洪著作。葛洪搜集整理张仲景在内的各家医方千卷，整理为一百卷。如果王叔和在葛洪之前把张仲景书“编为三十六卷，大行于世”（名为“张仲景方论”或“金匮玉函经”），并且是“整理搜集散佚的仲景书”如此重大的事件，葛洪只字不提，就不合常理了，说明无此事。无独有偶，南北朝初期陈延之《小品经方》引用众多经方家包括葛洪作品，同样未提到王叔和，因此王叔和不仅晚于葛洪还晚于陈延之，并且所谓“王叔和搜集散佚仲景书”乃是子虚乌有的杜撰，而三十六卷是对葛洪“玉函”百卷的摘编，把其中张仲景的方论单独摘出。

第三，王叔和著书，包括《脉经》《王叔和论病》，《梁七录》记载了《王叔和论病》，却没有记载更出名的《脉经》。《梁七录》记载了多种“脉经”，独没有王叔和的《脉经》。显然王叔和《脉经》并非最早的《脉经》类作品，写出《脉经》时已经晚于《梁七录》成书。

第四，《千金》引用“脉经”多种，并没有独尊叔和《脉经》，反而在《大医习业》中特别提出的是“张仲景、王叔和……等诸部经方”。《外台秘要》也引用王叔和医论包括“表里之治”等。说明《王叔和论病》的作品发生影响是在南北朝陈延之之后及隋唐，而叔和《脉经》的影响增大是在孙思邈之后尤其是北宋校书以后。

第五，东汉末仲景门生卫泛提到的“高平王熙”的高平，并不是晋代高平，更不是南北朝高平，三个同名的“高平”均非同一地区。因此高湛（南北朝人）《养生论》或者张湛（晋人）《养生要集》中的高平，均非汉代卫泛笔下的高平，且各不相同。王熙、王叔和，不能依据相同的某些论述或地名相同，判断为是同一人。

第六，仲景著作未曾有过散佚的事实。卫泛少师仲景，且有著作多部流传至唐宋，也不会轮得到同时代的其他人来“辑复”仲景著作。张仲景著作散佚非事实，皇甫谧、葛洪、陈延之，王叔和涉及仲景时都未曾提到此事，是后人臆测。

第七，王叔和《脉经》引用了南北朝作品，如《删繁方》的十一经脉补泻。并且引用了陈延之《小品》“苟依次第”一句。

第八，陈延之《小品方》提到张仲景以及汉、晋多位医学名家的经方著作，并没有提到仲景书曾经散佚而被谁“辑复”，也没有“大行于世”的王叔和作品，说明王叔和晚于陈延之。

第九，在《旧唐志》中无《甲乙经》只有《黄帝三部针经》十三卷，皇甫谧撰，应为记录脱漏，因“甲乙经”在南北朝到隋唐医书史籍都有提及。《新唐志》中记录为：皇甫谧《黄帝三部针经》十二卷，《黄帝甲乙经》十二卷不著撰人。一个有作者一个无撰人，说明两个点，《黄帝甲乙经》不是《黄帝三部针经》，否则《新唐志》不会分列，且《甲乙经》在北宋初期修《新唐志》仍未确定作者。因此《甲乙经》出现“作者自序”，是新校正前后的事情，但未被新修《唐志》采纳，甚至宋徽宗设立“黄帝内经”也没有采纳，而只有《素问》成为“内经”，并没有实现“内经二帙”，也就是说北宋的“黄帝内经”不包括《针经》。因此《甲乙序》是否在北宋出现，或出现了何以未被官方确认，也是一个谜。在《宋志》中记录为“皇甫谧《黄帝三部针灸经》十二卷即《甲乙经》”，不同于新旧《唐志》以及北宋的实际表现。北宋头尾《太平圣惠方》及《政和圣济总录》提及《甲乙经》均未提到皇甫谧。《宋志》将《黄帝三部针经》与《黄帝甲乙经》二书认为同一书，与《新唐志》不符，应是南宋以后。

“甲乙”是六朝校书用天干作为卷目，一般正好是十卷本。而“三部”被解释为内容主要取材于《素问》《灵枢》《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是《甲乙序》颠倒之说。因此该序是不知道“甲乙”与卷数的关系而出现在晚唐冒充皇甫谧，《旧唐书》将其命名为“《黄帝三部针经》十三卷，皇甫谧撰”。

真本孙思邈《千金要方》中“甲乙、素问”排在《素问》之前，在唐以前史籍中并非孤例，说明《甲乙》早于《素问》出现。且唐代官制医科博士教材使用《甲乙》，针科博士使用《素问》，被日本照搬，也说明《甲乙》地位高于《素问》。北宋《太平圣惠方》及《政和圣济总录》讲针灸共同推举《铜人针灸经》与《甲乙经》，并没有推崇《灵枢》或《黄帝针经》，因此并非《甲乙经》取材于三书，而是三书取材于《甲乙经》。

《甲乙序》最大目的是两个九卷为“黄帝内经”的附会，实际又是对“三部”的综合而非《素问》《灵枢》“两个九卷”，其中马脚众多，绝非晋代作品。例如《甲乙序》“近代太医令王叔和”后被直接音转为“晋代”，按皇甫谧生卒年代为215年—282年，西晋立国于266年，其时皇甫谧已满50岁，若王叔和是晋代太医令，则为同时代而非“近代”，王叔和是南北朝人则“自序”更是作伪，“近代”无论如何都不是“晋代”。

“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则为宋代以后之事，王冰之前并无人提到过“九卷”的概念，《素问》在王冰之前也一直是八卷。《新校正甲乙经序》虽然也提到《素问》《针经》《明堂》三部撰为《针灸经》十二卷，但却说“大哉《黄帝内经》十八卷，《针经》三卷，最出远古。”非但没有“九卷针经”即“内经”的标榜，“最出远古”的三卷《针经》反而指的是整个北宋推崇的《铜人针灸经》。新校正序末云“国家诏儒臣校正医书，今取《素问》《九墟》《灵枢》《太素经》《千金方》及《翼》《外台秘要》诸家善书校对玉成，缮写将备亲览。”非但没有推崇《素问》与《灵枢》或“两个九卷”，反而隔开在中间加了个《九墟》（即《九虚》），而《九虚》在宋代只有五卷。这些都说明，即便《甲乙序》出现在晚唐，新校正所见，也不同于现在。

又“甘露中，吾病风，加苦聋百日，方治要皆浅近，乃撰集三部，使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至为十二卷。”而“十二卷”是不知“甲乙”为十卷之义，《隋书·经籍志》中记录作“《黄帝甲乙经》十卷（音一卷。梁十二卷。）”无作者，梁十二卷是因为增注释音等，而非作者原貌。“十二卷”是梁《七录》到《唐志》《宋志》采纳的卷数，而《隋志》并未采纳，伪序者显然不明此节。另外《甲乙序》与皇甫谧《帝王世纪》所言相关内容多有抵牾，明显非一人之作，不赘述。

甘露在宋以前作为年号或时间指代有五：

1.甘露（元年：前53年 - 末年：前50年）是汉宣帝的第6个年号。汉朝使用甘露这个年号一共四年。

2.甘露（256年六月-260年五月）是三国时期曹魏的君主魏高贵乡公曹髦的第二个年号。

3.（265年四月-266年七月）是三国时期东吴的君主吴末帝孙皓的第二个年号，共计2年。

4.甘露（359年六月-364年）是十六国时期前秦政权前秦宣昭帝苻坚的第二个年号，共计6年。

5、晚唐有“甘露之变”，指发生于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年）十一月的一次政变。

在《隋书·经籍志》中有“《皇甫谧、曹翕论寒食散方》二卷，亡。”为皇甫谧论寒食散方为内治法，无皇甫谧作针灸书的记录，唐初也无《甲乙序》的存在。王冰生卒与710年-804年，则“九卷”概念出现在王冰之后，“甘露”只能是晚唐，则“甲乙序”的“近代”可以指南北朝朝至隋代，而不是晋代。

宋以后认为王叔和的重要贡献，一是整理《伤寒论》，一是著述“最早脉学”的《脉经》。另对汉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一书进行整理，该书因战乱而散佚零乱，几至失传。王氏重新加以编次，将《伤寒杂病论》析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始于王氏。这明显是歪曲事实，一是张仲景书没有因战乱而散佚、失传的事实，无论是葛洪还是陈延之手中都有大量张仲景的经方资料，并且陈延之还提到晋代流传着《张仲景辨伤寒》的不同版本，加上《张仲景杂方》，皆非“大行于世”的“三十六卷”。其次，所谓重新编次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本是新校正校书的结果而非宋以前的状态。另外，《伤寒杂病论》更是明以后的误会而非北宋新校正前后，均无此书名。

因此关于王叔和的“贡献”，重点是为了宋以后《伤寒论》相关的改构，即以“平脉法”尤其是“伤寒例”对原著总纲“三因五邪表里先后病”的改写并切割为“伤寒论卒病”与“金匮杂病”，从而掩盖《金匮要略》的诞生是新校正删除“上则辨伤寒”的史实。包括出自陈延之引“经言”被改为“阴阳大论”是在唐末以后到宋初，另外是将宋代确立的六经概念委之于王叔和，为了将这一切合理化，王叔和必须是“晋代太医令”，而不是南北朝的太医令。

综上，王叔和是南北朝到隋间人，其人其书的影响，是在陈延之以后，隋唐逐渐显现。至宋代，因《甲乙序》“近代太医令王叔和”被误为“晋代太医令”。但更重要的目的，是将宋改《伤寒论》与《金匮要略》的各种改构与编排，张冠李戴为王叔和的“贡献”，谎称王叔和为“晋代太医令”且本不存在的“整理散佚失传”以确立新校正改本的“权威性”。

有关《伤寒论》与王叔和的伪史，是编造附会西汉的《黄帝内经》之余，附带将宋改《伤寒论》与《金匮要略》，通过编造王叔和的伪史，以树立为医经理论诸如“阴阳大论”“六经”等指导下的《伤寒论》假象。

原文作者：忆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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