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商共百家（三）——北方航线上的大航海家，汉萨同盟（发展篇）

前一回中我们提到，卢比克、汉堡等北方沿岸的城镇，在13世纪初走上了自身发展的快速道。同时也提到了，北德的商人们在远航到本土外的贸易站时，往往有抱团聚居的倾向。这些遍布北海及波罗的海的聚居点，可以说是汉萨联盟的发展基础。不过想要真正把这些贸易站凝聚起来，还是要靠一个强有力的核心。对于汉萨同盟来说，这个核心就是卢比克-汉堡的结盟。那么在本篇中，我们就从这两座港镇的结盟开始，看看汉萨同盟在随后百余年间的崛起。

对于卢比克和汉堡来说，有不止一个因素导致他们二者间的结盟，几乎可以说是必然的选择。首先就像前一个介绍的五港联盟一样，商共的财富发展离不开对贸易的垄断。在原始手工作坊还没有大规模发展之前，各地商贸还是以食物及副产品所占的份额最大。同五港联盟最早掌控鲱鱼贸易一样，靠海的北德诸港镇也是以渔业为契机起家的。其中卢比克掌控了波罗的海方向的渔场，而汉堡则获得了吕讷堡的盐矿资源。这两样原料加在一起，便可以大量生产保质期相对较长的咸鱼，以供耗时较长的远距离贸易。对于缺少保鲜手段的中世纪来说，腌渍可能是成本相对较低、采用也比较普遍的一种手段了。因此卢比克和汉堡共同生产，能够使双方的利益最大化。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卢比克和汉堡两座城镇相距不远，使得二者间的联系也比较容易。由于在中世纪时，远距离的贸易并不安全，很容易遭到劫掠的影响。反之运输距离越短则越安全，并且距城镇较近也便于支援。而且如果两座城镇联手，他们在面对敌人时也能够有更强的实力进行应对。

这种情况下，卢比克和汉堡的议会于1241年结成同盟，可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从卢比克给市民的公告中可以看到，这份协议中总共有三条核心内容。首先第一条是共同防御协议，规定在两镇的市民在遭到袭击时，不论代价如何均应当互相承担与支援。接着第二条是在司法方面，两座城镇共享同等的执法权并分摊所需的花费。最后一条则相当于引渡协议，卢比克及汉堡不能庇护对方的罪犯，而应当将其押送交还。

执法的问题先不谈，事实很快证明共同防御还是很有必要的。1246年瓦尔德玛尔二世的儿子、丹麦国王埃里克四世再次入侵荷尔斯泰因。虽然这场战事的层面还是以德意志和丹麦大领主为主，比如埃里克四世、他的弟弟阿贝尔和克里斯托弗、以及老朋友荷尔斯泰因伯爵阿道夫四世，但是卢比克和汉堡也难免遭到波及。由于联盟的商船遭到丹麦国王的袭击，他们便支持石勒苏益格公爵阿贝尔同他哥哥埃里克四世争夺王位，甚至劫掠了西兰及哥本哈根。这场战事一直延续到1250年，和谈后不久埃里克四世随即遭到谋杀，由于其子幼年夭折，王弟阿贝尔还是继承了丹麦的王位。

丹麦的继承问题这里不再多说，我们还是将目光专注于北德。此阶段战事过后，北德的城市商会又迎来了一波发展期。除了一直以来的焦点卢比克和汉堡，各地以汉萨（Hansa）为名的地方联合商会都在蓬勃发展，而且有着明显的竞争关系。比如在1251年，乌德勒支议会发布了公告，就莱茵河地区的葡萄酒贸易制定了详细的规则和违规时的惩戒细则。按照这份公告，任何人不得私自对外出售葡萄酒，否则将被处以10镑的罚金并禁运1年。而且在公告的最后还能看到，乌德勒支的商会和科隆的商会明显是敌对关系。因为他们明确提及到，乌德勒支的居民不应饮用来自科隆出产的葡萄酒，否则就将因此而获重罪。

在日渐繁荣的贸易环境下，对标准货币的需求很快也就凸显了出来。于是在1255年，卢比克和汉堡又达成了一份协议，共同铸造新的标准货币。从汉堡的公告中可以看到，他们将新币称为新第纳尔（denarii）。为了确保该币的价值与信用，卢比克和汉堡统一规定了铸币的重量和合金成色。双方还约定未经对方同意，不得再铸造其他新币，并以两地的领主之名为誓。在此前的卢比克法之后，两城联盟此次达成的共同铸币协议，又为此后联盟相对独立的共同运转系统打好了另一项基础。

到了1260年，卢比克和汉堡的联盟进一步在北德扩大了势力，与其他商会强强联合并吸纳新贸易站。而其中最有分量的城镇非科隆莫属，它的加入也使得此前的两城联盟升级成了三巨头。科隆这座城镇历史十分悠久，曾经是罗马日耳曼尼亚行省的首府。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各方势力纷纷进入这座北方重镇，因而其人员构成也比较复杂。商业方面，在罗马君士坦丁时期，科隆已经是北方和日耳曼人间的贸易重镇。宗教层面，在同一时期也已经有罗马的主教在此地设立圣座。查理曼时期，科隆更是进一步成为大主教驻地。而且科隆大主教不仅是德意志统治者的首席议会成员，也是传统上为德意志的国王加冕的第一人选。这些都为科隆大主教带来了极大的权势与威望，其甚至在12世纪末成为了神罗的七大选侯之一。因此城中的宗教势力，一直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

不过位于莱茵河沿岸的科隆，在商贸方面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本地的商会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发展。莱茵地区一直是北德重要的葡萄酒产地，所出产的葡萄酒也是科隆商会重要的产品。前文提到过，乌德勒支专门颁布了针对科隆葡萄酒的禁令。靠近莱茵河出海口的乌德勒支，也许能对科隆商会的运输造成些麻烦。不过至少科隆的商会并不缺少买家，因为他们的葡萄酒早就已经远销至英格兰等地。早在1157年英王亨利二世发布公告，允许科隆的商会在销售法兰西产葡萄酒的市场出售他们的产品，并定价为3第纳尔每塞蒂尔（setier，相当于4米诺特minot，约162L。大概是一桶？）。同时英王还声明只要科隆商人按照规定缴纳关税，那么就处于王室的保护之下，任何人不得妨害其做生意。亨利二世的儿子理查也在1194年发布过类似公告，在收取了不菲的费用后进一步放开了科隆商人受到的贸易限制。以葡萄酒为基础商品，科隆商会在德意志西部的中远距离贸易上，所占的地位及利润绝不会比汉堡商会差。因此科隆的加入，不仅是汉萨联盟前体在莱茵河站稳脚跟的标志，也使得联盟在西半边的中远距离贸易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在科隆之后，北德沿岸的城镇很快相继加入了商会联盟。而城镇之间免不了会有些摩擦，因此他们仍需要就共同和平发展达成新的共识。于是到了1283年6月，北德东半沿岸城镇及诸岛港口的代表聚集于罗斯托克，达成了一份为期十年的和平协议，即罗斯托克友好协议（德语称Rostocker Landfrieden）。该协议约定，参会的诸港镇在行使权利时，应尽量避免使用武力。其目的自然是确保北德沿岸陆地及周围海域上的和平，以保护各城镇的商贸税收及自由。参与该条约签署的成员众多，而且不仅有商业港镇，还有地区内的大小贵族。港镇方面，除了卢比克和罗斯托克，还有维斯马尔、斯特拉森、格赖夫斯瓦尔德、斯德丁、德明及安克拉姆等；贵族方面，除了萨克森公爵阿尔伯特二世、波美拉尼亚公爵博吉斯拉夫四世、吕根统治者维茨拉夫二世等大贵族，还包括施维林、丹内贝格的领主们和罗斯托克的一些小贵族。这项协议的达成，促进了整个波罗的海南部的经济发展，同时其也是后来整个联盟的文德分区前身。

除了北德地区的诸港镇，汉萨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殖民地也纷纷扩张并加入联盟。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有利沃尼亚的里加、哥特兰的维斯比、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极北雪乡的瑞维尔（现爱沙尼亚的塔林市）、以及波兰-东普鲁士一代的格但斯克（德语称但泽）和托伦等。这些城镇基本都有着良好的商贸条件，比如临河或者是天然良港。因此其中不少城镇的商贸记录，可以追溯到维京人活跃的时期。不过后来成为汉萨城镇的，大多是在原址上重修过的新城。而推动波罗的海周围发生改变的，除了此前提到的北方十字军，也包括瑞典、丹麦等其他已经基督化的王国在这一带势力的扩张。

波罗的海东岸这一边，很明显受到德意志文化的影响，这点从城镇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一二。比如里加Riga一名，来自于德语对当地称呼的转写。瑞维尔也是德意志、瑞典、丹麦等的称呼，爱沙尼亚则称呼为塔林。其他像更为人所知的但泽/格但斯克，也是德语和其他叫法的区别。这些新镇的建立，基本都与北方十字军的活动关系密切。但不论是骑士团还是传教士，都不会直接去管理城镇。因此实际管理的任务，自然就落到了另一些人手中。在城镇建立后，原本就与北方有商贸联系的德意志商人，尤其是来自卢比克的商人，纷纷在这些殖民地建立了商会。于是城镇的发展和运作模式，基本也和那些施行德意志律法的北德城镇模式相同。随着商会联盟势力向波罗的海发展，这些以城镇在1280s相继也都加入了联盟，就在罗斯托克友好协议的前后。

西岸的城镇虽不是直接由德意志人建立的，但也都与德意志或其他汉萨联盟的城镇间有着很深的联系。例如斯德哥尔摩在13世纪中叶建立后，瑞典的统治者就邀请来自德意志的卢比克商人进驻此镇，并给与其商贸特权。在领主的保护与商人的投资下，此后斯德哥尔摩的发展十分迅速。到了13世纪末汉萨势力向波罗的海扩张之时，此城已经成了该地区的经济中心，并与卢比克、汉堡、格但斯克、里加、瑞维尔等都有着密切的长期贸易往来。而且在其24人的议会中，讲德语的议员往往能占到一半。同时斯德哥尔摩的繁荣对周围地区也有着积极影响，像维斯比和哥特兰岛就由相互贸易加深了和瑞典间的联系。

在汉萨联盟的势力扩张过程中，还有另外一些城镇也设有各汉萨的商会。但这些城镇并非直接受到汉萨的控制，也并不采用卢比克法或德意志的城镇法。此类非汉萨成员城镇、仅进行贸易买卖的港岸，被汉萨称作康托尔（Kontor），意为外国的贸易站或事务所。像前面多次提及的伦敦，就是比较重要的贸易站之一。前面提到过，在英王亨利二世统治期间，就已经有明确的文件涉及到科隆葡萄酒在伦敦的销售问题。不过北德商人正式获准在伦敦设立商会事务所的时间，要比允许销售晚了近90年。直到1266年亨利三世统治的晚期，卢比克和汉堡的商人才获得在伦敦设立汉萨商会的许可，科隆比这个时间还要晚了15年。这个诸汉萨在伦敦的聚集地，被称作steelyard，有杆秤之意，倒是很符合商人们做生意的身份。到了1303年，英王爱德华一世又签署了商人宪章（Carta Mercatoria），进一步保证了汉萨商人的贸易自由。这份宪章中规定，包括汉萨在内的外国商人不仅可以免除通行费，而且所缴的税率不会随意增长。当然这引起了英格兰本地商人的极大不满，到了爱德华二世统治时他不得不废黜了该宪章。但是对于英王来说，吸引外商出资的需求还在，因此爱德华三世在1334年又特别授予了汉萨诸镇贸易特权。

如果说伦敦是汉萨在西边北海航线的典型贸易站代表，那么东边波罗的海航线上的典型代表，就非诺夫哥罗德莫属了。诺夫哥罗德在波罗的海贸易中一直十分重要，是北欧-希腊航线上的关键一环。13世纪初北德商人在随北方十字军向东北扩张时，也在此地建立了自己的贸易站，称作彼得霍夫（peterhof）。到了1229年，北德的商人从诺夫哥罗尔德的统治者处获得了贸易特权，使得他们在此地的地位更加稳固。北德商人从诺夫哥罗德进口毛皮等奢侈品，这一直是利润最高的贸易品之一。因此该城镇虽然不是汉萨同盟的成员，但对同盟的贸易来说仍然十分重要。

以上的伦敦和诺夫哥罗德，都是汉萨贸易站的典型例子。除了这两座城镇，其他比较重要的贸易站还有西北方向上挪威的卑尔根（汉萨驻地bryggen），主要经营北海的鳕鱼贸易；地中海方向上的中转、弗兰德斯的布鲁日（汉萨驻地Hanzekantoor），是汉萨重要的香料贸易站；布鲁日衰落后崛起的安特卫普，除了进口香料外糖类加工才是此城的贸易特产。较晚建立的贸易站还有马尔默、考纳斯、伊普斯维奇等，都在汉萨同盟中扮演了颇为重要的角色。

当汉萨的规模越来越大、相关的城镇越来越多时，整个联盟再像以前卢比克-汉堡那样进行简单的协议同盟就不太合适了。成员间产生纠纷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也就需要有更高层的人来协调并解决问题。尤其是在各个贸易站的权益，往往是各方争夺的重点。为了确保不同地区商会间的公平，各贸易站分别采用了不同的方式。而成员们最终决定，在贸易站按照传统20人议会的模式，由各地区分别选派议员进行管理。其中2名长老通常是最德高望重的，负责总体上进行协调。剩下的18名议员，则由逐渐形成的三个商圈来分派，每个地区分到6个名额。这三个商圈每个都称作Drittel（意为三分），分别是：文德和萨克森商圈，威斯特伐利亚和普鲁士商圈，以及哥特兰、利沃尼亚和瑞典联合商圈。每个商圈也有各自的中心城市（称Vorort），分别是卢比克、多特蒙德（后期为科隆）、维斯比（后期为里加）。

到了1356年，同盟首次在卢比克举行了“汉萨日”的成员会议（称为Hansetag或Tagfahrt），正式确认了上面提到的贸易站管理模式。在此后的汉萨日中，参会的代表也会对这样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他们一般采用下萨克森地区达成结论的传统方式，即在表决中没有异议则被认为是达成共识。经过讨论，获得足够支持的提案会被大声口述给抄写员，如果与会者不反对，则作为具有约束力的回复通过。如果一个提案在讨论中无法得到足够支持，那么代表只能保持沉默放弃该提案。不过代表们有时也会刷点小聪明，既然没有足够的人数支持，那么再拉几个支持者使其成为联盟的新成员，那么原本没能通过的议案就可能转而达到通过要求。另外，汉萨的三个商圈逐渐也开始举办自己的次级会议，提前决定好共同立场以便在汉萨日抱团使得提案更容易通过。当然这个议会并非所有成员城镇都会参加，也并非所有决议都会得到一致遵守。因此虽然汉萨同盟具有一定的组织度和规章流程，但总的来说仍是个相对松散的商业共同体。

无论如何，汉萨同盟在快速发展中，控制了欧洲北方的主要贸易航线，这为他们带来了大量财富。而随着一些旧军事贵族的衰落和各国国王对经济的需求，商会新兴贵族的崛起也为他们带来了一些麻烦。在北方，有卢比克-汉堡的宿敌丹麦一直虎视眈眈；在西边，低地诸镇的崛起以及英伦政策的改变使得汉萨面临着更激烈的竞争；在东边，斯拉夫领主们不愿再被北德的商人吸血；而在汉萨同盟的背后，神罗也只想着如何拿到更多的钱。不过即将走上巅峰的汉萨同盟，在面对军事对抗时未必会落于下风，这部分我们留到下一篇中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