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传》第三章 有很多名字的男孩

第三章 有很多名字的男孩

经济状况的短暂改善使得格瓦拉一家有能力搬到科尔多瓦。格瓦拉夫妇试图改善两人的关系，1943年5月，他们的第五个孩子胡安·马丁出生了，这也是他们的最后一个孩子。但是，夫妇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却加深了，4年后，离开科尔多瓦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时候，他们的婚姻结束了。

据他们的朋友讲，和之前一样，问题出在格瓦拉·林奇身上，他一直在外面拈花惹草。“他们的爸爸堪称花花公子，”格瓦拉家孩子的一个朋友塔提亚娜·奎罗加回忆说，“不过是个糊里糊涂的花花公子，因为在他有工作、能挣钱的时候，他会把钱都花光·…·和‘年轻女士’约会、买衣服、干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总之没把钱花在什么实在的事情上……他不会给家里剩下一分钱。”

如果说一家人在科尔多瓦的生活更好了，那是因为格瓦拉·林奇终于挣了些钱。他的生意伙伴是个古怪的建筑师，被称为“侯爵”，因为他个子很高，为人冷漠，总带着点贵族的调调。侯爵带来建筑合同，通常是住宅建设的。格瓦拉·林奇把他们的建筑看成“杰作”。

“我们生活得像神仙一样，所有的钱就那样花掉了，他们从来没想过投资。”埃内斯托的妹妹塞莉亚说。埃内斯托·格瓦拉·林奇在科尔多瓦城外的山间买下了一座乡间小屋，而且加入了科尔多瓦的草地网球俱乐部，孩子们可以在那里游泳和打网球。格瓦拉一家住进了新租的房子里，这是一栋两层建筑，位于智利街288号，靠近街尾。这里与查卡布科大道相交，查卡布科大道对面是葡萄藤公园、动物园、草地网球俱乐部和科尔多瓦大学修建整齐的绿化带和树林。

住在智利街的格瓦拉一家仍然保持自由开放的氛围，就和住在阿尔塔格拉西亚时一样。德洛丽丝·莫亚诺是格瓦拉家的新朋友，来自科尔多瓦最富裕的家庭之一，她发现格瓦拉家非常特别。在格瓦拉家的房子里，几乎看不到家具，因为书和杂志堆得到处都是，这里也没有固定的吃饭时间，只要有人觉得饿了就会吃饭。孩子们可以骑着自行车从街上进到家里，穿过客厅，骑到后院。

但是德洛丽丝很快发现，享受格瓦拉一家开放的家庭政策是要付出代价的。一旦感觉客人夸大其词、卖弄学问或者装腔作势，他们就会无情地奚落这些人。她发现埃内斯托是最具威胁性的，他总是发起对客人的攻击，她自己都不止一次被当成了靶子。埃内斯托的母亲只是煽风点火，不过非常固执。老埃内斯托则相反，他十分讨人喜欢，散发着热情和活力。“他说话的时候声音低沉，总是心不在焉。偶尔给孩子们指派差事，可是当孩子们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忘了。”

格瓦拉家搬到科尔多瓦后，埃内斯托的青春期也开始了。他开始越来越坚持己见，质疑父母的价值观，开始初步形成自己的价值观。

在就读迪安福内斯国立学校的第一年，埃内斯托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和他最亲密的是托马斯·格拉纳多，托马斯家有兄弟3个，他排行第三，他们的父亲是一个西班牙流亡者，当时在铁路部门工作。14岁的时候，埃内斯托个子还是不高，但是他已经变瘦了。更高、更结实的托马斯梳着流行的背头，而埃内斯托则留着过时的寸头。这也让埃内斯托得到了“秃头”的外号，这只是他在青春期的众多外号之一。
艾尔伯托·格拉纳多是当地橄榄球队“学生球队”的教练，埃内斯托非常想进这支球队。艾尔伯托挑剔地审视这个男孩：“第一印象不是很好……而且他也不是很强壮，胳膊非常细。”

但是艾尔伯托决定让“秃头”试试，允许他参加训练。这个喘息声很大的小伙子很快加入了在当地运动场“学生球队”每周两晚的训练。“秃头”在球场上赢得了大无畏攻击手的美名，他冲向持球队员的时候会大喊：“小心，暴脾气塞尔纳①来了！”因为这句口号，艾尔伯托给他取了个新外号，“暴脾气”，而艾尔伯托的称呼也变成了“小艾”。

这个年轻小伙无所畏惧的性情给艾尔伯托·格拉纳多留下了深刻印象，艾尔伯托对埃内斯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学生球队”等待其他队伍在球场完成训练的时候，艾尔伯托常常看到埃内斯托坐在地上、背靠球场的灯柱看书。一天，他发现“暴脾气”在读弗洛伊德的作品和波德莱尔②的诗，而且他已经看过原版的大仲马、魏尔伦③和马拉美④的作品，以及埃米尔·左拉的大部分作品，萨来恩托⑤的史诗《法昆多》等阿根延经典名著，还有威廉·福克纳和约翰·斯坦贝克的当代美国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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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塞尔纳是他母亲的姓。
②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法国著名诗人，现代派诗歌的先驱，象征主义文学的鼻祖。
③保尔·魏尔伦(Paul Verlaine，1844-1896)，法国象征派诗人。
④斯特芳·马拉美(Stephane Mallarme，1842-1898)，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和散文家。
⑤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阿尔巴拉辛(Domingo Faustino Sarmiento Albarracvn，1811-1888)，政治家、作家、教育家、社会学家，曾任阿根廷总统。1845年发表《法昆多》(又名《文明与野蛮》对罗萨斯政权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是其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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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激起了艾尔伯托的极大兴趣，因为他自己就是个热衷阅读的人。他无法理解这么个“小孩”怎么能看过这么多的书。埃内斯托解释说，他在哮喘发作的时候，父母让他呆在家里接受治疗，他只能靠看书来打发时间。而且他能看法语书，这是受到塞莉亚的影响，在他小学的时候，因为哮喘发作不能去上学，塞莉亚就自己辅导他。

格瓦拉一家在科尔多瓦交了很多新朋友，而且生活舒适，不过他们还是对阿尔塔格拉西亚保存着一份亲切感，一家人常常回到那里，有时会在假期租住在小别墅里，所以埃内斯托仍然能维持与卡利萨·费勒、卡洛斯·菲格罗亚等一帮老朋友的友谊。格瓦拉家的朋友冈萨雷斯·阿奎拉尔一家也跟着他们搬到了科尔多瓦，两家人依旧关系亲密。冈萨雷斯·阿奎拉尔夫妇是格瓦拉家的第五个孩子胡安·马丁的教父教母。

新家靠近葡萄藤公园和草地网球俱乐部，格瓦拉·林奇一开始很满意。不过最初的热情过去之后，他开始发现新家也有些缺点。他们家的附近是科尔多瓦新区，建在市中心的一座山上，这片区域正处于城市化的进程中，因此人们看到的是在一片杂乱的居住区周围环绕着未被开发的荒地。在这些荒地上，穷人在干涸的河床上盖起棚屋。

其中一个棚屋区就在格瓦拉家的正对面。那里住着各式各样的人，格瓦拉一家和他们的朋友对这些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德洛丽丝·莫亚诺成了埃内斯托的小妹妹安娜·玛丽亚的好朋友，现在是他们家的常客。据她回忆，他们常常坐在街道“安全一侧”的马路牙子上，看着荒地棚屋区的居民们中间发生的事情，这是他们的一种消遣方式。

城市生活对格瓦拉一家来说也许很新鲜，但是在当时的阿根廷乃至整个拉丁美洲，这种现象正越来越普遍。从19世纪晚期开始，穷苦的农场工人从农村移居到城市，希望能找到工作，过更好的生活，而经济的变化、移民和工业化对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影响巨大。科尔多瓦和阿根廷的其他大城市出现了棚屋区或贫民区，很多进城的农民就居住在这样的地方。

在短短50年里，阿根廷的人口构成状况发生了彻底改变，1895年，城市人口仅为37%，而到1947年，城市人口已经升高到63%。在同一时期，阿根廷的人口翻了4倍，从400万增长到1600万。

虽然社会有如此大的改变，科尔多瓦，这个阿根廷的第二大城市，在20世纪40年代，仍然保持着宁静安详的乡村氛围。一眼望去，科尔多瓦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南美大草原。工业化和建筑热潮几乎没有触及科尔多瓦，而此时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工业化和建筑热潮的推动下已经变成了一个现代化都市。由于科尔多瓦拥有全国的第一所大学，而且还有很多古老的教堂和殖民时期的建筑，科尔多瓦赢得了教育中心的称号，科尔多瓦的市民对他们所拥有的文化遗产深感自豪。

1918年，科尔多瓦大学的激进党学生和教师们发起了保卫大学自治的“大学改革”运动，这个运动从科尔多瓦蔓延到阿根廷的其他大学乃至拉丁美洲的很多大学，这使得科尔多瓦在教育上的领导地位进一步得以巩固。德洛丽丝·莫亚诺回忆说，在她小时候，“科尔多瓦书店林立，常常举行宗教仪式、学生示威和军队阅兵；这个城市温和平静，表面波澜不惊，但内部暗流涌动”。

格瓦拉一家搬到这个城市后，这些暗流爆发了。1943年6月4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群军官组成的秘密组织推翻了总统卡斯蒂略的政权。卡斯蒂略是个地方巨富，和英国的垄断企业有联系。自由主义者怀疑卡斯蒂略政权是亲德政权，民族主义者害怕外国经济进一步侵蚀阿根廷，他们对于这次政变的最初反应是积极而又谨慎的。

48小时后，新领袖出现了——国防部长佩德罗·拉米列兹将军，他是军中极端民族主义的代表。很快，他采取了镇压措施，让国内所有的反对团体都闭上了嘴。在宣布全国戒严后，政府无限期延迟选举，解散议会，限制新闻媒体的言论自由，干涉大学事务，解雇反对政府的教职员工。年末，第二轮法令出台，要求解散所有政党，下令在学校实施强制性的宗教教育，甚至实施了更为严格的新闻管制。在科尔多瓦，老师和学生走上街头进行抗议。当局对抗议者实施了逮捕，1943年11月，艾尔伯托·格拉纳多和其他学生被逮捕，被关在科尔多瓦的中央监狱。他的兄弟和埃内斯托到监狱看望他，给他带去食物和外面的消息。

就这样，一周又一周过去了，可是没有任何审判或释放被关学生的迹象。被关押的学生组成了地下的“囚犯委员会”，他们请求科尔多瓦的中学生上街游行，要求政府还他们自由。在问到15岁的埃内斯托是否会参加游行时，让艾尔伯托出乎意料的是，他拒绝了。他说，要是有把左轮手枪，他就去。他告诉艾尔伯托，这个游行起不到什么效果，学生们会“被警棍打得屁股开花”。

1944年初，在被拘留了两个月后，艾尔伯托·格拉纳多被释放了。虽然埃内斯托拒绝为他参加游行，可是两人的友情依旧。埃内斯托胆大妄为，他不愿意为朋友出头是件出人意料的事。他还年轻，又不关心阿根廷政治，他的这种“有原则”的姿态看上去很可疑。一面发表激进的言辞，一面对激进的政治活动漠不关心，这种矛盾的表现后来成了埃内斯托成长过程中的固定行为模式。

阿根廷政局变动的幕后首脑是陆军上校胡安·多明戈·贝隆，那时他还不为人知，不过不久后他就广为人知了。贝隆在意大利期间成了墨索里尼的狂热崇拜者，回国之后，他曾在门多萨省暂时担任军队指导员，随后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军队总部任职。在门多萨省，他曾支持过一个名为“军官联盟组织”的地下军队组织，1943年6月的政变正是这个组织实施的。
接下来的3年里，贝隆逐渐登上了政治生涯的顶端。在政变后，他成为国防部副部长，在老师埃德尔米罗·法雷尔将军手下任职。1943年10月法雷尔担任副总统的职务时，贝隆要求担任劳动部部长一职，他获得了这个职位。这很快成为他的权力基础。在一个月内，他将部门的名称改为劳动和福利部，而且宣布只对总统负责。

贝隆的办公室开始对劳动法令进行大规模改革。他的改革措施旨在吸引丧失了权利的工人，同时他打破了与传统政党联系在一起的劳工组织。不久后，贝隆把全国的劳工集中在他的权威之下。“贝隆主义”开始出现，很快，它就彻底改变了阿根廷的政治格局。

1943年末，美国参战，纳粹德国在欧洲和北非全线防御，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已经被推翻了。美国怀疑阿根廷政府，尤其是贝隆，会成为第三帝国在拉丁美洲的变相代表，因此，美国对阿根廷施压，要求阿根廷官方放弃对战争的中立态度。很多阿根廷人有着和美国人一样的怀疑。贝隆主张支持人民权利，这对社会“下层阶级”很有吸引力，但是他的言辞弥漫着法西斯主义，这让阿根廷支持自由主义的中产阶级避而远之。看到目前危险的现状，寡头集团与中产阶级联合起来。很多与格瓦拉夫妇同属一个社会阶层的人成了积极的反贝隆主义者。但是他们的反对没能阻止贝隆掌握更强大的权力。

与此同时，格瓦拉·林奇仍然在“阿根廷行动党”中积极活动，他和塞莉亚还加入了科尔多瓦的支持戴高乐委员会，这是一个帮助纳粹占领下的法国复兴的组织。而埃内斯托背着他们重新开始了他父亲未完成的事业，他开始寻找纳粹。

埃内斯托和朋友奥斯瓦尔多·比迪诺斯特·佩尔一起，悄悄地回到山区社区，他父亲的队伍曾经在这里监视一个把守森严的旅馆，他们怀疑这个旅馆是纳粹在阿根廷内陆的总部，里面配备了用于与柏林联系的秘密无线电发报机。格瓦拉·林奇已经撤销了对这里的监视，而且警告埃内斯托不要在此地周围游荡，他还说两个政府调查员被派去调查此地，可是只回来了一个，另一个可能已经被杀了。

男孩子们渴望冒险和刺激，他们哪儿都敢去。晚上，他们接近了那间旅馆。比迪诺斯特说，通过开着的窗子，他们看到两个人正在忙着摆弄“一个长条桌上的很多金属盒子和物件”。但是没等到看下去，他们就被发现了。“他们听到了动静，有人提着灯走出来，他们向我们开了两枪。我们跑了，再也没回去。”

虽说有这样的冒险经历，但是在上中学的时候，埃内斯托在政治上没有采取过什么实际行动。和他们的父母一样，他和他的朋友们在政治上持“反法西斯主义”的观点，而且像成年人一样谈论发生在西班牙的“真相”。但是他们对于当时在阿根廷发生的事情没有多少概念，甚至没什么兴趣。如果埃内斯托支持什么政治观点，那这个观点通常是惊世骇俗，目的是要让他的父母或同辈朋友吃惊。例如，一次，据说一群信奉贝隆主义的科尔多瓦好战分子准备用石块攻击当地的一家赛马俱乐部，这家俱乐部是保守派寡头集团的象征。埃内斯托声称他要加入这些好战分子。“我不介意亲手向赛马俱乐部扔上几块石头。”他的一些朋友听他这样说过。他们认为这是他亲贝隆主义情结的象征，但是，这很可能只是个热血沸腾的年轻人想要让人们坐立不安，让人们谈论他。
但是当1944年9月同盟国军队解放巴黎时，埃内斯托和他的几个同在迪安福内斯学校读书的朋友加入了科尔多瓦圣马丁广场上的庆祝人群。他们的口袋里塞着金属轴承，准备投向前来维持秩序的警察马队。

除此以外，实际上埃内斯托在科尔多瓦的所有同学都回忆说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他的朋友何塞·玛丽亚·洛克说，埃内斯托在那时没有“明确的政治理想”。“我们都喜欢谈论政治，但我从来没见格瓦拉参与过。”

埃内斯托也没有让他的“反法西斯主义”妨碍他和朋友间的友谊。多明戈·里加图索是埃内斯托的同班同学，他的父亲是一个贫穷的意大利移民。里加图索放学后在当地的电影院卖糖果。身为意大利人，里加图索在战争期间和父亲一样，坚定不移地支持墨索里尼，格瓦拉总是亲切地叫他“意大利法西斯”。

鲁尔·麦利沃斯基的父亲是一名犹太人，是大学老师。麦利沃斯基比埃内斯托小一岁，他还记得1943年和埃内斯托同属一个FES小组的经历。那时，亲纳粹的民族解放同盟下面的一个青年团体威胁支持同盟国的学生。当时他刚开始在迪安福内斯学校第一年的学习，在结识格瓦拉以前就知道格瓦拉了。当时学校里一名众所周知的亲纳粹的历史老师歪曲历史，他是学校里唯一在上课时站出来指出其错误的学生。这一举动赢得了麦利沃斯基对他的尊重。
后来FES决定组成三人小组，防备民族解放同盟右翼学生的攻击。麦利沃斯基和另一个一年级学生被指派给埃内斯托·格瓦拉组成小组，他们称埃内斯托为“组长”。“我们只是名义上的小组，”麦利沃斯基回忆说，“我们没有碰过头，实际上我们唯一做过的事情就是把我们三人称作一个小组。”

但是，一天下午，麦利沃斯基和其他几个学生被一些民族解放同盟的人堵在操场上，对方亮出了刀子，麦利沃斯基亲眼看着格瓦拉在头顶挥舞着书包，冲向暴徒。麦利沃斯基充满感激，在他眼里，格瓦拉看上去“越来越勇猛了……他绝对什么都不怕”。

另一次，埃内斯托利用组长的职权命令麦利沃斯基和另一个学生在第二天逃学。这么做他们会被开除，麦利沃斯基知道这一点。“他不只是命令我们逃学，还让我们去看一部禁止未成年人看的电影。我们一个13岁，一个14岁，这个电影必须满18岁才能看。我们根本骗不了任何人，我们既不高，也不壮。但是他让我们每个人戴上帽子，叼着香烟，带够买电影票需要的钱。”

这就是埃内斯托最初对“政治”的涉入。20年后，一个编辑要给格瓦拉出传记，在一封写给这个编辑的信里，格瓦拉直言：“在十几岁的时候，我没什么社会见解，没参加过阿根廷的政治斗争或学生运动。”

探索寻觅，不循常规，渴望冒险——这就是二战结束时的埃内斯托·格瓦拉，他马上就要过17岁的生日了。

现在埃内斯托是个发育完全的年轻人了，他求知若渴，同时也对异性产生强烈的好奇心。他在一个朋友家发现了未删节版的《一千零一夜》，这本书让他两方面的需求都得到了一定的满足。

除了这种隔靴搔痒的满足感，在埃内斯托的同辈人中，实际的性爱对大多数男孩还只是抽象概念。20世纪40年代中期，在阿根廷的外省地区，关于性和婚姻的主流价值观还是传统的天主教社会的观点：女性没有离婚的权利，“好”女孩在婚前应该保持贞洁。

“我们不是天使。”塔提亚娜·奎洛佳回忆说。塔提亚娜曾经和埃内斯托与其他朋友一起进行“四人约会”。“我们跳舞、聊天、喝咖啡，12点半以前必须回家，不然父母会杀了你；那段时间几乎不可能出去约会。我们这些小女生怎么可能单独去男生家？不可能！我们最多就是从聚会上溜走，去喝点马黛茶。”

对于性，跟埃内斯托有着同样社会背景的男孩子要么去妓院，要么找“社会下层”的女孩子，因为社会和经济上的差异让这些男孩子占据了优势。很多男孩子第一次性经历的对象是家庭女仆，她们通常是来自阿根廷北部省份的印第安人或者混血儿。

卡利萨·费勒给了埃内斯托第一次接触性的机会，十四五岁的埃内斯托和他家的一个被叫做“黑妞”的女仆发生了性关系。当埃内斯托进行他的性启蒙仪式时，罗德尔弗·鲁阿尔特和其他几个年轻人在场，他们透过卧室门的钥匙孔偷看埃内斯托和“黑妞”。他们看到埃内斯托一边做爱，一边不时地停下来，把哮喘吸入器放进嘴里。这个情景让他们忍不住笑出声来。他们后来一直把这件事当成笑料，但是埃内斯托泰然自若，和“黑妞”继续维持这种关系，他把这当成一种消遣。

随着对性的探索，埃内斯托产生了对诗歌的热爱，他喜欢朗诵背下来的诗篇。在读了17世纪西班牙诗人弗朗西斯科·德·克维多的《流浪汉十四行诗和传奇故事》之后，埃内斯托开始显现出一种下流的品味。一天，埃内斯托无意中听到德洛丽丝·莫亚诺卖弄地谈论西班牙一阿拉伯神秘主义诗歌：“圣约翰诗歌里的情人和神秘人有双重视野，内在的和外在的，情人和神秘人用双重视野看待事物……”她回忆说，埃内斯托在这时打断了她，用夸张的科尔多瓦口音背诵了一首下流的诗，诗里讲的是一个独眼尼姑和一个斜眼圣人的故事。

这件事凸显了格瓦拉所在的社会阶层和时代里十几岁的男孩和女孩之间的差别。纯洁天真的女孩子把自己沉浸在浪漫的诗歌中，用真爱和婚姻拯救自己，而像埃内斯托这样的男孩子，荷尔蒙分泌过剩，穷极所能在低俗诗歌和妓院里追求真实的性爱，或者和家庭女佣上床来品尝性爱。

17岁的埃内斯托已经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年轻人了。他身材修长，肩膀宽阔，长着黑褐色头发、深棕色眼睛和透明白智的皮肤，独立自信，对女孩子极具吸引力。

在埃内斯托的这个年纪，男孩子们都想尽办法要吸引女孩子的注意，而埃内斯托却对自己的外表漫不经心，这让他十分引人注目。一天晚上，埃内斯托和一个身着盛装的女孩一起到电影院，他的“法西斯”朋友里加图索正在这家电影院卖糖果。埃内斯托和平常一样，穿着一件超大的短军装，口袋里塞着吃的和装有马黛茶的热水瓶。他发现了里加图索，直接走过去和这位“社会下层”朋友聊天，把约会对象晾在了一边。

艾尔伯托·格拉纳多已经习惯了埃内斯托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癖好。“他有好几个外号。他们还叫他‘疯子’格瓦拉。他喜欢让人觉得他有点可怕……例如，他总是说自己很少洗澡。他们管他叫‘猪啰’。比如，他常常说：‘我有25周没洗过这件橄榄球衣了。”

在迪安福内斯国立学校就读的5年时间里，埃内斯托调皮捣蛋，不服管教。他喜欢做一些让老师和同学们吓一跳的事，比如在上课时偷偷点燃味道很冲的香烟；抓住了数学老师和文学老师的错误，与他们公开辩论；组织他的“帮派”人员在周末到山区远游或者回阿尔塔格拉西亚玩。

他在迪安福内斯就读的第四年由于违反纪律接到了校长的10次警告(得到25次警告就要被开除)。总体看来，他的成绩“优秀”。但是，从成绩上可以发现他对数学、自然、地理和历史等学科的偏爱，不过每年他的法语、西班牙语、写作和音乐等科目都有进步。

他仍然保持课外阅读的习惯。他的朋友佩佩·阿奎拉尔注意到，埃内斯托和艾尔伯托·格拉纳多一样，阅读口味多种多样，而且看的书常常超过他的年龄。“他渴望阅读，完全占领了父母的书房……从弗洛伊德到杰克·伦敦，还掺杂着聂鲁达①、基罗加②2和阿纳托尔·法朗士，甚至还有《资本论》的缩略本。”

但是，埃内斯托发现自己无法理解厚厚的马克思主义巨著。若干年后，他成了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司令，他对妻子承认，早年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时，“一点都没懂”。

1945年，埃内斯托开始展现严肃认真的一面。他开始修哲学课，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的哲学课成绩“非常优异”、“突出”。他也开始编写自己的“哲学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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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帕布罗·聂鲁达(PabloNeruda，1904-1973)，拉丁美洲著名诗人，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现代诗人之一。
②奥拉西奥·基罗加(Horacio Quiroga，1878-1937)，乌拉圭作家，被誉为“拉丁美洲小说之王”。3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1844-1924)，法国近代卓越小说家、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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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第一本手写笔记有165页，是按照字母排序的。他仔细地按照页码、主题和作者编制了索引。笔记中的词条包括爱情、永生、歇斯底里、性道德、信念、公正、死亡、上帝、魔鬼、幻想、理智、神经质、自恋和道德等概念。

他显然利用了一切能够用到的资源。其中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内容来自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以及反映希特勒的犹太一马克思主义阴谋论妄想的文章。对于佛教和亚里十多德的描述来自H.G.威尔斯的《世界简史》。伯特兰·罗素的《新旧新道德》则是爱情、爱国主义和性道德等词条的来源。不过弗洛伊德的理论显然也让他着迷，从梦、性欲到自恋和俄狄浦斯情结，均来自《记忆总论》。其他词条的来源包括：社会的定义来自捷克·伦敦，死亡的定义来自尼采，而修正主义和改革主义的定义则来自他的姨夫卡伊塔诺·科尔多瓦·伊图尔布鲁写的一本书。

后来的10年里他编写了7本笔记，这是其中的第一本。随着研究更加深入，兴趣更加集中，他会增加新词条，更换旧词条。从后来的笔记中可以看出他读过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书，也更多地阅读了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书籍，他直接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作品中引用词句，不再从希特勒的作品中引用了。

而在小说方面，他开始转向阅读更加关注社会的小说。在他的朋友奥斯瓦尔多·比迪诺斯特看来，对埃内斯托·格瓦拉来说，“一切都是从文学开始的”。在那段时间，他和埃内斯托都在读福克纳、卡夫卡、加缪和萨特的小说。在诗歌方面，埃内斯托在读西班牙诗人加西亚·洛尔迦、马查多和阿尔维蒂的诗，以及沃尔特·惠特曼和罗伯特·弗罗斯特的作品的西班牙译本，不过他最喜欢的还是帕布罗·聂鲁达。

但是比迪诺斯特很快发现，埃内斯托对拉丁美洲文学也有所钻研，包括西罗·阿莱格里亚、豪尔赫·伊卡萨、鲁文·达里奥、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等作家的作品。他们的小说和诗歌常常涉及拉丁美洲主题，这是从前没有过的，内容包括被边缘化的印第安人和混血儿，他们的生活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这些主题是被流行文学所忽视的，对于埃内斯托所处的社会群体，实际上这些主题对他们来说是从未接触过的。比迪诺斯相信，这些文学作品让埃内斯托对他所处的社会有了模糊的认识，不过这不是第一手的认识。“这是他想要体验的世界的提前一瞥，他的周围是拉丁美洲，而不是欧洲或美国的。”

埃内斯托的母亲塞莉亚对他的社会观的形成也有重要影响。格瓦拉家对所有人都不拘礼节，和埃内斯托从前的朋友一样，比迪诺斯特为此着迷，他也为塞莉亚妈妈着迷。对他来说，格瓦拉家是创造力的庇护所。塞莉亚结识各种肤色的人，不考虑他们的社会地位，把他们带回家。在格瓦拉家，比迪诺斯特碰到过做擦鞋匠的游历画家、流浪的厄瓜多尔诗人和大学教授，他们有时待一周，有时待一个月，这取决于他们的饥饿程度。“这里是个迷人的人类动物园。”

另一个科尔多瓦年轻人也发现自己为格瓦拉家着迷，他是罗伯托·贝托·奥玛达，埃内斯托的弟弟罗伯托的朋友。奥玛达回忆起，很多次他受邀去格瓦拉家吃晚饭，一家人眼都不眨，就把已经准备好的饭分出一份给他。“没人会担心因为孩子多带了一个朋友而让自己的饭少了。他们愿意带谁回家就带谁回家，没人在意！”

这个喧闹快乐的家里总是充满孩子、来来去去的客人和各式各样的交谈，埃内斯托发现看书或是学习时很难再不受干扰，于是他养成了连续几个小时在浴室里看书的习惯，在以后的生活里他也一直保持着这个习惯。

一天，一个埃内斯托儿时的玩伴安瑞克·马丁在阿尔塔格拉西亚意外碰到了埃内斯托。这天不是周末，也不是学校放假的日子。埃内斯托告诉安瑞克他在公交车站旁边的塞西尔旅馆租下了一个里间，那里没人认识他，埃内斯托让安瑞克发誓要保守这个秘密。埃内斯托说：“在这里，我可以把自己和所有人隔开。”

安瑞克不想问埃内斯托究竟为什么要隔离自己，不过他忠实地为朋友保守了多年秘密。埃内斯托是为了找个地方思考学习，还是为了和阿尔塔格拉西亚的哪个不知名的女仆约会，这不得而知，不过这显然不是他的朋友所认识的那个球场上的性格外向的狂人，而是个独自雕刻孤独的缄默的年轻人。

1946年初，贝隆夺得了政权。之前他被反对派军官驱逐，流放到马丁加西亚岛上，大批民众示威游行，要求将他释放，他胜利回归，并在2月份的大选中当选总统。

而且贝隆不再是孤家寡人了。几个月前，他迎娶了他的情人，金发碧眼的广播剧女演员艾娃·杜阿尔特(艾薇塔)。

1946年也是埃内斯托在中学就读的最后一年。他在6月度过了18岁生日，就在贝隆宣布就职10天后。他继续学业的同时，也得到了人生中第一次有报酬的工作，这份工作在科尔多瓦省道路管理局实验室。该实验室是一个监督管理省内道路建设的公共建设部门。

他的朋友托马斯·格拉纳多和他一起工作。两个年轻人都擅长数学和科学，他们讨论来年的计划，准备去大学学习工程。这份工作可以为他们提供实际的工程经验。之前，埃内斯托的父亲拜托一个朋友让他们参加了道路管理局一个实地分析的特殊课程，他们成功地通过了这门课程，现在他们是“土壤专家”了，在实验室里做兼职，检验私人公司用于建筑公路的材料的质量。

两人从迪安福内斯毕业后开始全职工作，他们分别被派驻到两个不同的地方。埃内斯托被派去检查玛丽亚镇道路工程的材料，玛丽亚镇位于科尔多瓦以北150公里。他的工作报酬虽一般，但可以使用公司的卡车，还有免费的住处。

1947年3月，埃内斯托还在玛丽亚镇，他的家人则搬回了阔别15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但这次回来并非衣锦还乡：他的父母决定分手，而且他们又一次遭遇了经济危机。格瓦拉·林奇的建筑公司垮台了，他不得不卖掉夏季避暑的小屋。后来，他也不得不卖掉米西奥内斯的种植园，那里几乎不挣钱，而且他还拖欠了两年的财产税。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家人搬进了位于阿里纳勒斯大街和尤里布鲁大街转角处的座5层公寓，这座公寓是格瓦拉·林奇年迈的母亲安娜·伊莎贝尔的。但是，5月初，96岁高龄的安娜·伊莎贝尔病倒了，格瓦拉夫妇发了封电报给埃内斯托，通知他祖母生病的消息。

5月18日，埃内斯托回信，让他们再发封电报，告诉他关于祖母的详细状况，还说如果她的情况恶化，就准备辞掉工作，立刻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

几天后，他听到了坏消息：他的祖母经历了一次中风，病情危重。他立刻辞掉工作，火速赶回布宜诺斯艾利斯。他及时赶到，陪祖母度过了最后的日子。安娜又支持了17天，在这17天里，埃内斯托常常守在她的床边。“我们都能看得出来，她支持不过去了，”格瓦拉·林奇写道，“埃内斯托在看到祖母吃不进去东西的时候很着急，他异乎寻常地耐心，想要让她吃点东西，逗她开心，寸步不离。他一直待在她身边，直到她去世。”

祖母去世时，埃内斯托伤心不已。他的妹妹塞莉亚从来没见过独立坚强的哥哥这么伤心。“他非常伤心，那一定是他一生中最伤心的时刻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