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学与哲学的试论，或人与自然的统一的简论

（1）导论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欧洲各个领域都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革：自然科学在18世纪末的完善、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与高潮、法国唯物主义的建立、黑格尔哲学的创立与完成……这些现象使得一个问题尖锐地对在黑格尔死后的德国提出来：就是“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地位的争论，其在哲学领域的表现就是现代唯物主义与德国唯心主义的斗争。一方面，是“掌握了2500年来哲学发展的成果”的自然科学的崛起，它在哲学领域的代表就是法国古典唯物主义者的“人是机器”理论；另一方面，是理性、辩证法、观念、意识登峰造极的德国古典哲学，尤其以黑格尔哲学中的绝对精神的存在与绝对知识的实现为代表，“思想、观念、想法一直是产生、规定和支配现实世界的。”；这个问题在德国的体现就是英国经验论、法国古典唯物主义与青年黑格尔派的矛盾，这起源于青年黑格尔派“对现存宗教进行斗争的实践需要，把大批最坚决的青年黑格尔分子推回到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他们在这里跟自己的学派的体系发生了冲突”。 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于1845年出版，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并建立了自然主义、人道主义，“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使得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力量得以终结；另一方面，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大卫·施特劳斯、鲍威尔兄弟、施蒂纳，他们“在他们的黑格尔的思想世界中迷失了方向”，“出发点是现实的宗教和真正的神学”，“硬说一切都包含宗教观念或者宣布一切都是神学上的东西，由此来批判一切”，并且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试图对黑格尔体系进行全面的批判，尽管他们每一个人都断言自己已经超越黑格尔哲学”，青年黑格尔学派内的对立过程，就是“黑格尔学派解体过程”，黑格尔哲学的残骸已经消亡殆尽。这样，费尔巴哈就以直观的唯物主义与自然主义，彻底终结了德国古典哲学——也就是“自然科学”对“哲学”的一次大远征的胜利，感性的自然科学宣告了“对宗教和神学的扬弃”。 但是，“终结”却是“简单地把它抛在一旁。”，“黑格尔哲学并没有被批判地克服。”，他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在对感性世界的直观中，他不可避免地碰到与他的意识和他的感觉相矛盾的东西……他不得不求助于某种二重性的直观”，也就是“宗教和神学的恢复”，“哲学这一似乎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把它们包括在内的科学的科学，对他来说，仍是不可逾越的屏障”。很显然，费尔巴哈的哲学谬误就是“真正本质”与“普通直观”的矛盾，其根源就在于他执迷于“感性确定性”、“直观”、“感性对象”。“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 马克思为了“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剖析”与“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而去解决费尔巴哈的哲学谬误。他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立场、抽象的主体与实体，并按照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来构建自己的共产主义学说；其次，他扬弃了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那么“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马克思将“人”作为他的哲学中是“出发点”的存在，那么我们现在就来考察一下在扬弃异化后的人。 （2）人、实践、感性世界

“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这个过程就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这个“对象世界”就是“他自己的生活”，而他的生活即有意识的生命的生产就表现为两种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并且“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人靠自然界生活”，因此人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即“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 人与社会的关系：“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即以社会关系为前提，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又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在生命的生产之外，“无论是劳动的材料还是作为主体的人，都既是运动的结果，又是运动的出发点”，“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这是马克思为什么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你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的原因，而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反复同义地说“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因为自然界、人、社会都是在人的生命的生产这一过程内的人的感性的活动即实践的对象，换言之即“既是运动的结果，又是运动的出发点”，这就是作为主体的人的感性活动的本质的力量：一切对象都是人的对象，即人自身的对象化，就是人自身。 人的实践固然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但是“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而相反地，“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这里必须加以说明的是，人的实践仅仅是“基础”，离开了实践固然会导致“……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1]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但并不是像施蒂纳那样“从头脑里抛掉这些臆想，这样——当前的现实就会崩溃”，而且对自然界而言仅仅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不是消失，“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因为“自然界，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都不是直接同人的存在物相适合地存在着”。 但这并不是“物质决定精神”的决定论、宿命论，这只是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的表象，“劳动的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要扬弃这种异化，“只有当对象对人来说成为人的对象或者成为对象性的人的时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中丧失自身”，要实现这种情况，“只有当对象对人来说成为社会的对象，人本身对自己来说成为社会的存在物，而社会在这个对象中对人来说成为本质的时候，……才是可能的”，也就是“共产主义……对……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的时候。这不仅有力地打击了一切旧唯物主义，更将矛头直接指向了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劳动异化，直接地摆明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必要性。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对象性的现实……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对象成为他自身”，“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另一方面，“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因为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来说才有意义）恰好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并且“只是由于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因为“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也只具有有限的意义”，为了消灭这种“只具有有限的意义”的感觉，“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因此，在整个人类的世界历史中“通过私有财产及其富有和贫困……的运动，正在生成的社会发现这种形成所需的全部材料；同样，已经生成的社会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者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 接下来，我们谈谈“对私有财产……的扬弃”即共产主义与“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的现实基础：“大工业的发展”：“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在通常的、物质的工业中……，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即“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工业真正地实现了“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这一现象，这在哲学领域的反映就是无神论的产生“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的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无神论，作为对这种非实在性的否定……”。在这个实现的过程外，“自然科学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并且占有了不断增多的材料”，尽管“哲学对自然科学始终是疏远的”[2]，“然而，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这个过程使得“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 总之，我们从马克思早期哲学中对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即自然主义、人道主义的批判出发，探究了人自身、人的感性活动、对象的关系，并阐明了对异化的扬弃的必要，并通过其实践过程即共产主义革命回到了其现实基础即工业，并通过工业重新回到了“自然科学与哲学”的问题上，即在更高阶段上回到了自然主义、人道主义。 回到了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就是说“共产主义，等于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而社会作为“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就必然使得共产主义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 （3）实证科学、自然主义、人道主义、抽象的意识形态

我们通过工业回到了自然主义、人道主义，理解了“人的本质力量”、“自然界的人的本质”、“人的自然界的本质”，所以“自然科学将抛弃它的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抛弃唯心主义方向，从而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说生活还有别的什么基础，科学还有别的什么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而这个唯一且统一的基础就是感性，“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 现代自然科学从感性、自然界出发，就意味着旧的研究理论与方法消失：自然哲学或旧哲学即形而上学、英国的经验主义。也就是阐明唯物主义的科学观与辩证法，因为自然界有两个属性：实在性，运动性。 现代自然科学只能从自然界出发，只能从感性出发，即现实性出发，而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绘：用观念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想象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臆想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古希腊的唯物主义、中国古代的五行说、气成说，都属于这种，而当“人们对自然研究的结果只要辩证地即从它们自身的联系进行考察……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排除了”，因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对现实的描述会使得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这句话同时也是对形而上学的否定，而对实证科学的肯定，最早是“黑格尔完成了实证唯心主义”，因此导致“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方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些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但是，对旧哲学即形而上学的克服，并不是只在本体论上的，也在认识论上的：“既然这样的哲学已不再需要，那么任何体系，甚至哲学的自然体系也就不再需要了。……自然界所有过程都处在一种系统联系……对这种联系作恰当的、毫无遗漏的、科学的陈述，对我们所处的世界体系形成精确的思想映像，这无论对我们还是对所有时代来说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把……达不到而且任何单个人都无法达到的’绝对真理’撇在一边，而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 现代自然科学对英国经验主义的清算首要是为了反驳休谟的不可知论[3]，与之后延伸的康德主义[4]，其次是对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或经验主义方式的清算。对于不可知论，“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来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他们的错误在于他们是“抽象的经验主义者”，认为历史“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这也使得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认为“一个事物要么存在，要么就不存在；同样，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自身又是别的东西”，但是整个感性世界作为活动的总和，是能动的以及运动的，“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这样，经验主义的形而上学思维也被排除了。 现代自然科学对自然哲学或旧哲学的否定，对辩证法的肯定，很显然就扬弃了以往的全部哲学——现代自然科学“现在已经发展得再也不能回避辩证综合了”，而哲学中留存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正是由于自然科学正在学会掌握2500年来哲学发展的成果，它才一方面可以摆脱任何单独的、处在它之外和凌驾于它之上的自然哲学，另一方面也可以摆脱它本身的、从英国经验主义沿袭下来的、狭隘的思维方法”。 实证科学与哲学的对立，不仅包括着“自然科学与哲学”的这个问题，还包括“人类史与哲学”的问题，即实证的人文科学与哲学的对立。“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彼此相互制约”的，因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正因为人与自然界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人的科学……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因为直接的感性自然界，对人来说直接是人的感性”，同时“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人的第一个对象——人——就是自然界感性；而那些特殊的、人的、感性的本质力量，正如它们只有在自然对象中才能获得客观的实现一样，只有在关于自然本质的科学中才能获得它们的自我认识。如此，实证的人文科学即社会的科学或“人类史”与自然科学即“自然史”则统一在“历史科学”之下，这种统一的现实基础就是“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即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而这种统一在实践当中，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即社会，就是“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和“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的同一即共产主义。 哲学已经被消灭，“思辨之马”已经随着青年黑格尔主义的消失而消失，以往的哲学只剩下了“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即纯粹思辨的东西并归于人文科学当中，成为人文科学的一个部分，实证科学取代了以往哲学的地位。但正因为哲学已经被消灭，使得形而上学追求的“作为存在的存在”即绝对存在、永恒真理等等本体论都已经成为了无稽之谈，因为这些东西“不外是对世界之外的造物主的信仰的虚幻残余”即有神论，无神论与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很显然完成了对有神论的批判，这就彻底推翻了烦琐的、空洞的、僵死形而上学，为19世纪末直至今日的实证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反形而上学主义的基础，为各领域的实证科学注入了许多新鲜血液，为20世纪的资本主义精神冲击下的哲学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奠定了基础。 在哲学的遗骸上，绽放出实证科学的鲜花。 后记

本文全部引用皆引自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尤其是为了尽量还原马克思的早期哲学思想，对于论述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哲学的部分（第4段至第12段）全部引自《手稿》、《提纲》和《形态》。 在我的草稿中，原本在正文论述前大概地描述了近代哲学史（即从西欧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哲学历程），但考虑到篇幅限制以及与本文章关联不大，便删去了。 本文只是针对目前科学实在论[5]和现代意识形态家们[6]的简要批判，或仅仅从感性世界的存在出发对他们进行简要批判，至于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真正关系的考察，是另一篇文章的主题，在这里并不多做赘述。 本文章略有作者的部分观点，请理性看待。 黑玉兰 2023年6月3日结 ———————————————————————————— [1]指费尔巴哈。 [2]尽管哲学分类中的自然哲学作为自然科学的前身也研究自然界，但这不过是为形而上学领域作铺垫罢了，古希腊诸家是如此，基督教哲学亦是如此，而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固然并不像前二者一样否定自然界的存在，但他也不过将自然界看作形而上学中的“绝对精神”的外化。真正的自然科学是近代经验主义者开创的，在18世纪大放光彩直至今日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实证科学。 [3]休谟将经验论贯彻到底，从而将对无法直接感知的普遍性的抽象的真理、本体论、逻辑彻底否定，最终导致经验的来源的危机，即自我矛盾，最后陷入不可知论。 [4]康德将世界分为“现象”与“自在之物”，我们的认识只是“自在之物”对我们的反映即现象，因而“自在之物本身不可知，“现象”可知。 [5]这一派走向极端的自然主义，将自然科学的地位无限度扩大与扩展，借助反哲学的旗号反对一切人文社科。我在《关于现代哲学的简要批判》内加以反驳了。 [6]这一派表现出鄙夷、轻视实证科学的态度，坚持自己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的幻想，这里主要是指阿尔都塞所批判的斯大林主义者等。我同样在《关于现代哲学的简要批判》内加以反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