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与国际秩序转型

汤 伟

【内容摘要】 美国为支撑霸权构建了以流动性为核心的自由国际秩序,全球城市作为集聚特定功能性机构的特定区域为该秩序提供了关键支撑。全球城市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世界市场一体化主要依靠“全球城市”调节;国际规则主要通过“全球城市”具象化:国际秩序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全球城市”合法化。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国际秩序在结构、规则和价值层面转型,对“全球城市”生成路径带来冲击。地缘政治结构变化带来安全因素上升,重塑全球城市发展动力:国际规则受到实质挑战重潮全球城市成长轨迹:国际秩序主流意识形态整合能力下降,重塑全球城市价值基础。全球城市对上述转型迭代响应,这要求其适应逐渐升级的地缘政治竞争,更加注重“在岸性”和科技创新:灵活多维的对接、应用、建构规则,挖掘各种可能的机会:扬弃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更注重以人为本的价值观。通过转型，“全球城市”可为国际秩序的稳定性做出建设性贡献。

【 关键词】全球城市    国际秩序     全球治理     城市外交

【作者简介】     汤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过去几年,关于城市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的讨论明显增多。一方面,城市尤其是某些超大城市已成为世界经济引擎,以及货物、人口、资本管理与控制的核心节点;另一方面,全球政策议程,如《巴黎协议》、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新城市议程等,都离不开城市的深度参与。一些观察家由此提出“城市外交”“嵌入性外交”【1】“治理嵌构”“自主治理”【2】等理论概念以解释城市在国际事务角色定位行为动力和影响。阿瑞吉、布罗代尔等很早就发现核心城市崛起与霸权周期的深层对应关系,城市以巨额融资支持了国家的战争与革命,而国家崛起也依托阿姆斯特丹等关键城市进行关键资源的配置【3】。 然而,总的来说,城市缺乏参与国际事务的法定路径,其所参与的领域主要集中在环境、经济贸易等有限领域。然而,20 世纪 70 ~90 年代,约翰·弗里德曼、萨斯基娅·萨森等学者发现,随着资本、商品、信息的流动性日益充裕,特定城市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明显增大,甚至孕育了出了直接服务国际秩序运转的特定功能,以及承载这些功能的产业结构物质景观、人文氛围。这类特殊的城市就被定义为世界城市或者全球城市【4】。 这样,汉萨同盟之后,全球城市再次成为国际秩序运转的关键支撑,取得结构性的合法性【5】。然而随着新兴经济体整体性崛起、地缘政治博弈深化,以“一体化”和“流动性”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出现严重合法性危机,全球城市的内部治理和外部环境出现明显变化，上述结构性的合法性如何继续,既关系到当前国际秩序演变前景,也关系到全球城市新的生成路径。

一、全球城市对自由国际秩序的支撑

        当前国际秩序是二战后由美英紧密合作确立的自由国际秩序,本质是西方国家按照国内秩序面貌建构的国际秩序,其内部是私人主体构建的市场经这和建立在个人基础之上的自由民主,而外部则是对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遵从。该秩序软硬兼具，“软”在于对英美模式的认同以及由此而来的合法性，“硬”在于美英为这一秩序的产生、发展、扩展提供最基本的公共物品。20 世纪 70 年代,这一秩序在与社会主义秩序的竞争中曾遭受明显不利。一方面,美英无力单独承受地缘政治竞争成本,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能力实质下降:另一方面。中东战争、石油危机全面冲击战后秩序,世界经济陷入滞涨,美国构建的核心国际制度效能下降【6】。美国以及整个西方阵营都试图让市场在尽可能多的领域以尽可能多的方式发挥作用。资本近乎绝对自由的流动,以利润为唯一法则,尽可能发挥市场功效的新自由主义成为响应地缘政治竞争的主导思潮。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全球秩序主导者.顺势将上述思潮、制度、规则推向全球,根本性塑造各国的战略环境。各国尤其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以各自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参与这一进程。不仅政策越来越开放,制度也越来越服务资本流动,世界市场一体化程度史无前例地加深。全球主要门户枢纽都深度融入世界市场,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生产网终和价值链扩展衍生为核心动力机制的全球化空间层面就成为门户枢纽的相互连通过程。这些门户枢纽也理所当然的被称呼为“全球城市”,且内部结构和功能也日益服务这一秩序运作的需要,国际秩序和全球城市由此呈现出高度的耦合性。

        世界经济日益依靠“全球城市”调节。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国际秩序,并将世界市场一体化作为这一秩序的核心内容。随着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流动性不断增强、网络化力量逐步提升,跨国公司和国际资本获得史无前例的活动空间。原先满足单一市场需求的大规模生产模式向一群相关企业构建的生产网终转型,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因技术水平差异和经济结构差异形成“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全球合作体系。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动不再是独立的,而是与其他国家的产业结构变动过程呈现出相互影响和交融的关系。生产形态自然从大规模标准化的集中生产演变到极其发达的金融、保险、房地产等服务型企业主导的后工业社会。跨国公司和国际资本为取得全球最强运营能力不得不在某些特定城市或者城市区位集聚。弗里德曼等人认为,这些特定城市通过少数关键部门在特定区位的集聚拥有管理、调节和控制世界经济的能力,其所触及的领域包括企业总部、国际金融、全球交通和通讯、高级商务等等。1991 年,萨森进一步指出,制造业在跨国公司资源配置下不断横向地理扩散.对公司总部的集中管理职能提出了要求。伴随最先进通信技术的应用,这种集中管理职能演化为复杂的、专门化的知识性经济,如金融市场、高级会计以及法律诉讼等等【7】 。皮特·泰勒和沃尔克延续萨森的思路,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公司办公网络的多变量分析方法,测量世界城市间的联系【8】。研究发现,不仅世界城市网络存在异常明显的等级结构,生产性服务业和功能总部的集聚程度更决定了城市在世界经济中的能级。在“全球城市”调节、管理和引导下,世界市场对地方治理结构的渗透越来越强劲,越来越多的传统地方空间、领域与社会结构裂解为市场要素,并最终按照社会差异性和比较优势重组。全球城市成为“一体化”的“关键枢纽”,虹吸商品、资本和信息的同时,以货币、金融和信贷形成了一个分级组织的中枢神经系统.调节和控制着整个世界经济流动【9】。

        国际秩序的制度规则主要通过“全球城市”具象化。国际秩序一方面以地缘政治力量不对称为基石,另一方面也内嵌了世界一体化为核心的国际规则。体化规则制定为非西方力量的加人提供有效激励,非西方国家被允许充分利用现成的规则来发展自身,由此获得对资源、市场、技术可预见的准入机会。尽管规则的非中性让贸易和投资收益不成比例地被欧美等主导性地缘政治力量占有,但增量收益仍被广泛共享。以此,双方达成了战略默契和政治共识,国际秩序得以保持稳定。在非西方国家融入国际秩序的过程中,其门户枢纽有了巨大发展机会,并和欧美的全球城市形成有效的互动。与此适应,全球城市出现了主张强化市场和全球化力量的“自然发育模式”和依托国家融入国际秩序为导向的规划推动模式”。“规划推动模式”的本质是对欧美规则的接受,并对标“自然发育模式”进行政策模仿。首先,国家接轨国际制度和世界市场,接轨动力是由国家内在发展诉求和外在地缘政治共同塑造。冷战结束后,发展中国家纷纷将开放确立为主导性的战略取向,或被动或主动、或激进或渐进,以引进外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构建自由贸易区、签订双边多边协议作为施政重点。其次,非西方国家按照发达国家或者国际组织标准改革国内市场,市场在去管制、私有化和其他配套条件下才得以最大程度发挥作用。一些国家全盘对照世界银行标准改善营商环境、吸引国际投资,并以此在空间层面构建一系列政策优惠区,譬如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保税区、中央商务区等等。再次,积极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国际组织等全球性功能机构,将原先相对封闭的区域生产系统和全球生产网络对接,经济整合态势日益明显。为服务这种整合以及跨国投资、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金融、信息、广告、设计、会计、保险等生产性服务业成为政策扶持对象门户枢纽普遍开启去工业化进程、产业结构升级加速。最后,广泛的空间更新和城市美化运动。城市政府和国内外资本成功构筑增长联盟,通过权力与资源的集中,对城市空间表面进行系统清理和重新组织.建设了购物大街、高尔夫球场高端住宅、迪士尼乐园等消费主义景观和世界主义文化设施,建设了中央商务区、港口机场等办公场所。

        国际秩序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全球城市”合法化。“全球城市”概念的生成虽然主要基于市场经济功能,但影响力并不只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拓展到政治安全和价值领域。希格弗莱德·吉迪恩指出,城市景观和文化符号天生的是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载体 【10】。不管古罗马,还是世界历史中的其他帝国,核心城市在帝国理念传播、彰显自身权力与合法化方面一贯扮演关键角色。殖民时期欧洲国家都以伦敦、巴黎的辉煌来论证宣传殖民活动的合法性,并通过界定“文明标准”方式将伦敦和巴黎城市面貌、人文景观、生活方式复制到殖民地。伴随体化世界经济体系的建立,以及国际秩序“流动性”增强,纽约、伦敦等按照世界经济管理与控制的方式对“帝国文化结构及其累积”【11】进行改造。它们一方面按照服务国际秩序运转的要求构建中央商务区等跨国空间:另一方面大力孵化、培育各类跨国机构、功能性平台和世界主义文化 【12】。全球城市成功树立起应有的“形象模板”,更从中衍生出一系列符合功能设计的政策路径,包括严格按照市场逻辑的再开发、全球瞩目的旗舰项目、高强度的城市管理、集聚的国际机构、浓郁的世界主义文化等等。纽约时代广场更将“几平所有欲望的渴求与刺激都聚集在这片如何方寸之地上,被压缩成最高浓度的城市体验【13】。”“城市美化”“田园城市”“光明城市”等西方城市理念主导全球城市发展方向,纽约、芝加哥等全球城市的摩天大楼引领全球城市建筑风范。“全球城市”也成为的一种潜在代表国际秩序主流意识形态的“元叙事”解构了非西方大城市的传统性、独特性和多样性。北京、上海、迪拜、圣保罗、孟买等门户枢纽依照这种意识形态元叙事迅速集中必要的权力和资源以模仿的方式塑造全球城市功能。它们建设标志性的超高层建筑.争取和举办大型展会以树立国际声誉,引进大都会式的文化艺术载体(如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古根海姆博物馆)以改造城市文化生态,以至于城市景观、结构机理同所在区域和国家整体面貌呈现极度反差。这说明基于纽约一伦敦的全球城市理论模型内嵌的意识形态属性,与“市场”“民主”等一道通过强制诱导、传授等方式扩展,在框定发展中国家门户枢纽发展规划想象力同时不自觉地赋予国际秩序合法性。

二、国际秩序转型重塑全球城市生成路径

        地缘政治推动下的世界市场成功实现了不同地域、不同时间性、不同领域差异性和比较优势的集成利用,而作为这种集成应用在空间层面的响应,全球城市生产出一整套对世界经济进行管理与控制的规则制度、功能机构、人力资本和符号景观【14】 。全球城市本质上成为国际秩序的经济一空间响应,这种经济一空间响应又合乎逻辑地通过基础设施、技术标准、交往习俗和知识创新嵌构到其他议题,完成了国际秩序结构性嵌入,从而改变了主权国家的性质。以往国际秩序都以地域为基础,强调主权平等、互不干涉内政,经济大致在主权国家范畴内运转外交政策目标也只不过是共存。如今,主权国家必须在一体化世界市场中才能生存发展,政治国家转型为市场国家,外交政策目标也转换为在相互依赖中确保自身战略利益最大化。在此过程中,国内元素通过“全球城市”突破主权边界直接进入全球场景,相应的,全球城市功能日益从“国家发展的引擎”向“外向型全球资源配置枢纽”转型。本来这一套秩序有着高度稳定性,不仅受到近乎单极的地缘政治结构支撑,且有着高度意识形态合法性。新兴经济体的门户枢纽顺其自然地把“全球城市”作为发展方向。然而,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2020 年新冠疫情以及持续加深的大国竟争显示,自由国际秩序似乎正丧失 20 世纪 70 ~80 年代以来的稳定性和完整性。欧美发达国家和诸多非西方国家曾经的战略默契和政治共识不断削弱,无论地缘政治结构、产业链还是社会结构都迅速碎片化、去中心化,动荡性、不确定性日益突出。全球城市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治理结构都出现重大变化,以服务于“一体化”和“流动性”为核心的全球城市生成路径遭遇根本挑战。

        第一,地缘政治结构变化带来的安全因素抬升,重塑全球城市发展动力。国际秩序有着特定的地缘政治结构基础,等级鲜明。但是,国际秩序对世界市场-体化的成功组织推动了产业链生产环节向新兴经济体广泛转移。传统的以西方主导、控制、约束发展中国家为本质特征的国际分工体系向西方、资源国、生产国、中国等多方共管政治经济循环转型,每一环节中,不同国家占据与自身实力相适应的控制力和话语权。转型过程中,主要发达经济体获利最为丰厚,带来了强劲消费,为新兴经济体提供旺盛外部需求,促成新兴经济体结构性力量的崛起。2013 年到 2021 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 38.6%,超过 G7 总和【15】 。经合组织预测,2023 年亚洲主要新兴经济体将占全球 GDP 增长近四分之三【16】。新兴经济体在全球 GDP 中的份额也越来越大。世界银行 2011 年就预测到2025 年,六大新兴经济体占全球 GDP 比重将超过 50%【17】。 高盛则预测,到2035 年中国将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到 2050 年,世界前五大经济体将依次为中国、美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德国,中美印将牢牢占据全球经济三强,并与其他国家拉开明显差距:到 2075 年,中国、印度和美国将成为世界前三大经济体【18】。 主导地位的下降迫使欧美日益从战略竞争和国家安全角度看待国际秩序,并试图以多种办法对新兴经济体的工业化进程进行约束调节。首先,西方以法律、行政令等多种方式加大科技、人才、关键零部件等高端要素管制,这方面的突出案例是美国对中国芯片出口的管制。其次,通过制定气候环境等新规则加大新兴经济体工业化进程的成本。例如,美国不断试图按照发达国家标准给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设置减排轨道。再次,欧美通过多边和双边手段针对特定产业链、特定国家进行政策引导。例如,美国推出了基于美国本土的“在岸外包”、北美的“近岸外包”、亚洲盟友的“友岸外包”。跨国公司缺乏塑造地缘政治结构和竞争的能力,不得不将自主可控、安全弹性作为产业布局的核心变量。全球生产网络从世界市场一体化推进的纵向分工向距离缩短的区域化集中转型。一些生产工序和环节重新回归到跨国公司内部,而关键生产工序和环节则落实到特定立业区域。纽约、伦敦等经典“全球城市”植根于世界市场一体化且产业链不脚纵向分工,发展中国家新兴全球城市在“承接”全球产业链转移、模仿前者的方式中成长,而未来全球城市只能在区域整合和去中心化进程演化,其发展动力和先前有明显区别。

        第二,支持国际秩序的国际规则受到实质挑战,重塑全球城市成长轨迹。随着多方共管政治经济循环的形成,虽然欧美以技术专利、市场规则以及购买力等方式依旧处于价值链中心,但其与新兴经济体形成消费一生产、负债一资产等相互依赖关系。欧美负债不断高企、制造业不断流失,造成就业与收入分配的失衡,这种失衡带来政治压力,欧美不得不采取更内向的政策管制,并将再工业化减少国际公共物品供给作为政策方案。欧美对外经济政策由此再次和冷战一样由包容走向极度自利。不同的是,冷战时期欧美以自由国际秩序作为解决方案让市场和流动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如今试图让流动性在地缘政治划定的范围内运转。当下的规则调整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贸易投资规则方面,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出现方向性分歧。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不再愿意赋予发展中国家特殊与差别待遇【19】，而以“高标准”“对等性”另起炉灶【20】。 这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体现。内容上,新规则不再限于世界贸易组织架构下关税障碍、市场准入等还逐步延伸到与贸易投资相关的制度和法规,包括产业、环境、投资、劳工以及监管框架等等,甚至还出现基于纯粹意识形态划线的“民主国家联合体”概念,试图将政治体制和人权嵌入到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形式上,排他性区域主义盛行,这种区域主义不是传统经济地理上相邻两国或几国之间而是跨区域或跨洲际的典型案例包括《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日本一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美墨加三国协定》等等。订立新型贸易协定的国家倾向于选择与已缔约国家进行贸易往来,新兴经济体建立在资源禀赋和一体化基础上的低成本竞争优势被削弱。位于不同区域生产要素的连接过程被切割,全球产业链快速重构冲击了以“国际国内大循环的战略链接”为核心宗旨的门户枢纽。

        第二大类,新兴关键领域规则博弈不确定性猛增。以大数据、云计算、5G 网络、人工智能等为代表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快速发展并对生产生活全方位渗透各国对数据跨境流动的含义和影响的认知日益深入。国际数据规则也成为欧美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争夺数字产业、数字治理话语权的关键,相关的全球城市功能也日益具备基础和战略意义。欧美不断以自身战略利益为原则,出台数据路境战略法案和配套细则,在强化自身数据资源掌控能力的同时积极建构以数据自由流动为核心的国际规则。气候变化同样如此，《巴黎协定》缔结之后,战略周旋和博弈逐步从大的减排框架向核心技术、具体领域规则、支撑配套体系全方位演化,围绕细节和规则执行的博弈将是下一阶段规则制定的重点。美国拜登政府正充分利用结构性权力推进自己的规则制定议程。无论数据还是气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着截然不同的利益诉求,规则博弈激烈。这意味着当新兴城市刚刚熟悉一套规则并与纽约、伦敦等经典全球城市展开竞争时,后者却又试图引入一个新的规则体系。后果则是,新兴城市学习旧规则的边际效益递减而新规则却无参照。这样,全球城市的规划不再有“模仿”和“学习”的轨道设定成长轨迹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

        第三,赋予国际秩序合法性的意识形态的整合能力下降,重塑着全球城市的价值基础。尽管新自由主义获得美国霸权推动,但欧盟民主主义和东亚国家发展主义同样展现出竞争性和有效性。由此,各方仍能以符合自身利益和认知的方式参与到国际秩序建设中来,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虽处于主导地位但呈现出一定的包容性和伸缩性。然而,由于当前危机和矛盾日益尖锐,地缘政治竞争贫富过度分化、气候环境危机等问题层出不穷,不同国家、政党或者组织给出的各类口号都难以有效解决问题,意识形态号召力迅速流失。首先,新自由主义吸引力下降。国际秩序的核心是世界市场一体化和资本快速流动,新自由主义为之提供思想基础和价值认同。在这一思想和价值引领下,世界市场流动性涌现且日益脱离社会目的,市场和社会矛盾极限放大,弊端也不断涌现，一个明显例子是城市房地产投资。2018 年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会明确警告住房正被简化为纯粹商品,居住城市的权利正被流动性日益提升的投资资本颠覆,社会意义被忽视【21】。 同样的案例还有亚马逊公司将纽约长岛作为第二总部选址却遭到长岛市民强烈反对。一边是全球化进程的参与者,另一边则是被排斥出这一进程的局外人。二者在收入分配、社区治理、公共参与等方面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差异,集聚于不同区位,形成明显空间分层。约瑟夫·奈一针见血指出:“金融危机对所谓“华尔街模式’产生深远影响。华尔街机构和华盛顿监管部门的差劲表现,让纽约软实力或经济模式付出极大代价。【22】”其次,社会意识民粹化。全球城市在世界市场一体化和充分的流动性中成长,强调与远方的联结,呈现出对国家的“脱离”。后果是本国农村、中小城市与全球化的产业链、供应链有着明显的利益相悖和系统性中断,国家内部多数人口缺乏与世界市场连接渠道无法获取足够收人。令人忧虑的是,上述分裂和断裂的根源虽在于深度私有化、市场化,但市场机制却又被国际多边机构和许多国家当成“不证自明”的解决方案。贫民、无产者无法通过制度内部渠道获得足够政策响应,而 2011 年伦敦骚乱、巴黎“黄马甲运动”、纽约“占领华尔街运动”、开罗“阿拉伯之春”等“双重运动”又难以奏效这就导致社会意识日益民粹化。民粹最典型的表现便是认同政治,这种认同政治回避了复杂的经济竞争与社会阶层流动,通过性别、宗教、环保、种族寻找社会接纳与尊重。认同政治虽增进了群体内部凝聚力,却也推动社会内部分裂和政治对立,投射到国际层面就是异质性包容度下降以及反全球化情绪高涨。民粹情绪盛行推动欧美对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任何进步都衍生出强烈的意识形态解读。譬如贸易逆差是发展中国家不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所致,要求改造世界贸易组织;新兴经济体部分技术突破是不遵守知识产权规则、通过科技窃取实现的,因此以多种方式限制科技合作;社会不平等也是新兴经济体盗走美国工人工作,因此从税收、补贴等手段试图将制造业拉回美国。新兴经济体同样存在类似问题,当外部环境恶化、国内社会矛盾增多,民众抗议爆发演变为政治危机,国内政权稳定性和政策连贯性就会面临挑战。无论对欧美还是对新兴经济体来说,崇尚“市场万能”“经济竞争”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都有所下降构造纽约、伦敦“全球城市”底层逻辑的世界市场一体化、流动性组织成本成几何级上升,价值基础似有被釜底抽薪的趋势。

三、全球城市对国际秩序转型的迭代响应

        显然,仅仅从市场和技术方面理解“国际秩序”的经济生产功能,而忽视资本强化、劳动弱化的政治生产功能已很难理解国际秩序对地方社会结构、建成环境的根本性塑造,也很难理解地方治理结构为国际秩序运转起着怎样的关键支撑。孟买、上海、圣保罗等新兴全球城市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以纽约、伦敦为模板快速成长.在世界城市网络的位置不断攀升.而纽约、伦敦等也保持了对这些非西方门户枢纽的垂直管理与控制能力。然而随着地缘政治结构的部分质变,欧美国家却认为自身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并没有充分满足自身的利益诉求反而赋了了新兴经济体充分的发展机会,由此,它们维持这一秩序的意愿明显下降。在此背景下,战略和政治安全因素上升,规则快速变动,意识形态和价值认同日益碎片化构造纽约、伦敦“全球城市”的“超级全球化”向多方共同驱动的“有限全球化”或者区域化转型。全球城市如何迭代,事关国际秩序转型方向和未来的整体面貌。

        首先,全球城市迭代须有能力适应逐渐升级的地缘政治竞争。全球城市的功能和连接主要依靠经济和金融。一般说来,将城市置身于等级体系的顶端通常是跨国公司总部、金融和商业服务集聚的区位。新兴经济体的实力增长促使其自身门户枢纽不断吸引、孵化孕育乃至聚集特定的功能性机构,并以此提升自身在全球城市网络中的位置。当地缘政治竞争加深,世界市场一体化程度削弱“流动性”紊乱功能性机构运作能力受损时,无论纽约伦敦等经典全球城市还是新兴经济体门户枢纽都必须适应这种地缘政治竞争的不断加深、升级。

        第一,全球城市必须更加注重“在岸性”。新兴经济体工业化使欧美充分意识到“过度一体化和流动性”造成自身制造业“空心化”,纷纷启动再工业化战略并对清洁能源、半导体、医药和其他高精尖技术等高端制造行业进行超量补贴以透导全球产业链实体改变投资决策。然而再工业化和原先的工业化明显不同.其技术含量高、人力资本密集、产业链长、政策环境复杂。要起到吸纳就业、缓解社会不平等的功效就必须使全球城市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与所属国家的资源禀赋、市场容量融为一体。由此,明显区别于基于“流动性”“离岸性”的发展模式全球城市将增强自身与周边、国内其他地区的联动性,构建自身为网络核心节点的循环体系,在服务国内现代化或者再工业化基础上打造国内一国际循环的战略链接功能。第二,全球城市必须更加注重科技创新。地缘政治竞争驱动全球生产网络从离岸延长向在岸集聚转型。由于美西方战略取向变化,新兴经济体结构调整、转型升级获得外部支持的难度和总成本持续提升,各国只能加快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对传统制造业的支持,并不断在芯片、生物医药、机器设备等战略新兴产业加大投入。全球城市就应充分发挥“城市磁场”效应以吸收人才、资本科技等创新要素。事实上,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顶尖全球城市早已不仅仅把金融机构、国际组织等功能性机构作为自身世界级影响力的基础,更把科技创新作为城市能级提升的重中之重。曼哈顿的“硅巷”已成为仅次于硅谷的美国第二大互联网和移动信息技术中心,这进一步助推了纽约的金融优势,巩固了纽约“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伦敦、东京等顶尖全球城市在继续保持高能级生产性服务业同时,从税收、工作环境、交通便利性等多方面提升营商环境、集聚创新要素,有力推动各国的科技进步和产业竞争力。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都提出了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目标,全力吸引了全球创新资源,以打破科技封锁。孟买、圣保罗、莫斯科等也都着力构建创新生态系统。

        其次,全球城市迭代必须灵活多维地对接、应用、建构规则。全球城市是世界市场和政治经济循环回路中形成的节点,这些节点城市又通过信息技术、先进基础设施和国际规则构建的“流动空间”相互连接.形成对国际秩序的支撑结构。然而,主导性地缘政治力量拒绝非西方世界在规则内获取更大收益,更拒绝非西方对规则的渐进改革,甚至认为目前的国际秩序不利于他们自身权益。当西方主动破坏自身建构起来的规则,而新兴经济体却主动挽救自由国际秩序的某此核心要素.世界市场一体化程度明显降级。未来全球城市不得不在一个相对圈层化的市场内运作,只能采取应用、对标和建构规则的多维策略。第一层是应用规则。针对大多数普通商品和日用消费品,市场依旧遵循充分流动的逻辑。全球城市主要发挥进出口以及港口商贸作用,通过“中央商务区”“自由贸易 区“出口加工区”不断对接成熟的国际规则、技术标准和先进经验,仍能获取相当力度的发展动力和成长机会。第二层是对标规则。针对全球化产业链,其技术含量成熟,并不需太多创新要素,但仍需要高质量的服务管理和政策支持。门户枢纽主要作为价值链链接、产业链平台的角色。随着知识产权、原产地、技术标准等更多新规则的涌现,全球城市需要密切跟踪规则变化趋势,并对标最新最高的规则推进自身改革。譬如,上海、北京都先后出台自由贸易区、自由港等制度创新,就是针对当前主要经济体经贸规则变动趋势做出的极限压力测试。第三层是建构规则。高端制造、数字和气候变化等领域技术密集,人力资本要求高,资本需求大,创新性和渗透性强,对整个国民经济都有带动、转型驱动作用,各国都在试图建构先发优势。纽约、伦敦、巴黎、首尔等城市在这些领域已形成明确的政策目标和实践路线图,更与私营主体、世界银行等利益攸关方形成成熟伙伴关系,在多方协作下形成了城市项目技术标准和融资操作守则【23】。 由此拥有了比新兴经济体门户枢纽更多的制度性机会、资源性权力和话语影响力。上海、圣保罗、孟买等新兴经济体城市也在航运、经贸、数据、碳排放权等领域构建高水平的国际规则和应用案例。应用、对标和建构多维策略,说明未来全球城市针对国际秩序并非简单的被动接受,也会审时度势、自下而上地与国际制度体系互动,为动荡的国际秩序发挥建设性作用。

        再次,全球城市迭代应把以人为本作为价值基础。自由国际秩序的核心矛盾就是一体化的世界市场和超速的资本流动带来的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城市内部不同阶层、不同区位、全球城市和其他城市乃至城市化与整个生态系统都呈现出愈加激烈的政治和价值冲突。因此,着眼于国际秩序核心矛盾的纾解,全球城市应扬弃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强调的单一经济竞争和“资本流动逻辑.将生成路径建立在以人为本的价值基础之上。这给全球城市的战略规划带来显著不同的价值导向。第一,以包容性增长为框架。城市发展愿景不能仅仅服务于国际秩序运转,应规避国际资本和政治家自上而下单维度的主导,避免将全球城市打造为城市财富精英的嘉年华、资本的盛宴。即使追求先进产业结构、高端制造业,也应采取综合规划和系统设计思路,关注城市功能建设给劳动力市场、职业结构和收入分配带来的变化,为所有人、特别是弱势人群提供基本住房、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第二,城市空间平衡。全球城市按照土地价格机制形成了单中心、层次化的空间结构。随着城市化进展、人口资源快速集聚,以及要素流动性提升,这种空间结构根本不可能满足能级提升和国际秩序响应的需要。因此,城市内部应演化出多个核心,并通过相互联系形成相对均衡的城市结构。更重要的是,随着全球生产网络和产业链向特定区域集中,单体全球城市已不足以对这一趋势进行空间响应。因此全球城市还应和周边腹地融合成明显的区域,与更多城市形成分工协作的关系,进而提升运行效率、创造就业。第三,城市治理不仅是内部治理,更是全球治理。当前国际秩序已进入风险多样、倍增的动荡期，“全球城市”作为前沿阵地必须积极运用各种政策工具调整利益关系,拓展企业、群众、NGO 自下而上公共参与的制度化渠道以增进治理效能。近年来国际社会对全球城市的评价体系越来越多,但共同趋势是赋予了非经济类、民生类指标越来越大的权重。这些领域的治理看起来是在地化的,但也和资源流动、国际技术标准和最佳实践联系在一起,具有全球宏观意义。通过包容性增长、空间平衡以及城市治理,全球城市发展观念都已不再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经济能级的提升作为唯一目标,而将安全、生态、人文等以人为本的内容整合起来,而这些也最终与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等国际秩序改革方案贯通起来,推进意识形态谱系的更新。

结语

全球城市生成的过程既是资本和市场在地域和领域持续拓展深化的过程【24】，也是城市、公司、部门和国家的协同治理过程,其所依赖的是美国霸权和意识形态支撑的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甚至假设所有城市都可以成为伦敦纽约那样的全球城市,由此,上海、伊斯坦布尔、圣保罗、开普敦、吉隆坡等非西方世界门户枢纽以模仿为主线确立“全球城市”的战略规划、政策路径全球城市互动构造的等级体系本质上是对地缘政治结构、国际规则的响应,在秩序再生产中具有结构意义。然而随着新兴经济体崛起,其门户枢纽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位置明显提升,欧美和新兴经济体对国际秩序出现截然不同的愿景国际秩序得以保持稳定的战略默契和政治共识溶解,管理各国行为的多边规则也随之改变。建立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全球化和全球城市同质化的逻辑关系也必然得到扬弃。未来世界市场是否由一体化走向圈层化、“流动空间”是否会被“大国竞争”切割,市场能否被重新纳人到社会目标有待长期观察在国际秩序日益动荡、多重危机浮现的历史背景下,未来“全球城市”有必要在地方治理结构优化基础上积极从全球层面集聚治理资源和经验,强化在岸性和科技创新,并根据国际规则变化做出针对性的学习、调整和管理,为国际秩序的稳定做出必要的建设性贡献。

【1】赵可金:《嵌人式外交:对中国城市外交的一种理论解释》,《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 11 期,第135 ~ 154页

【2】李昕:《跨国城市网络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行动逻辑:基于国际公共产品“自主治理”的视角》《《国际观察》2015 年第5期第 104 ~118 页。

【3】[意]乔万尼·阿瑞吉著,王宇洁译:《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年版,第 48 页。

【4】“全球城市”和“世界城市”涵义不完全一致,本文取“全球城市”,和“世界城市”基本相同,特指有着世界影响力的门户枢纽。

【5】Michele Acuto, “ Clobal Cities: Gorillas in Our Midst, Alernalites , Vol.4, No. 35, 2010 , pp.425 ~428

【6】孙伊然:《全球经济治理的观念变迁:重建内嵌的自由主义》,《外交评论》2011 第3 期,第 16 ~32 页。

【7】[美]萨斯基亚·萨森著,周振华等译:《世界城市:纽约伦敦东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 年版,前言。

【8】Globalizalion and World Cities Research Network, https ://www. lboro. ac. uk/microsites/geography/gawc/.

【9】[英]大卫·哈维著,董慧译:《资本的城市化: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历史与理论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 188 页。

【10】[美]马克·戈特迪纳、雷·哈奇森著,黄怡译:《新城市社会学》,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20页。

【11】[澳]简·M.雅各布斯著,何文郁译:《帝国的边缘:后殖民主义与城市》,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2016 年版,第21 页。

【12】徐翔:《城市帝国主义及其文化逻辑》《思想战线》2012 年第4 期,第 116 ~120 页

【13】 黄文菁:《时报广场的兴衰》,《世界建筑》2003 年第4期,第 92 ~94 页。

【14】[美]萨斯基亚·萨森著,周振华等译:《世界城市:纽约伦敦东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 年版，前言。

【15】国家统计局:《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三》,《中国信息报》2022 年 10 月9 日第1 版。

【16】OECD,“Growth Has Been Slowing ,”https ://www. oecd. org/economic-oullook/november-2022/#gdlp.

【17】World Bank , “ Clobal Development Horizons 2011 , Multipolarily : The New Clobal Economy ," https://open-

knowledge. worldbank. org /handle/10986/2313 , pp.2 -6.1)

【18】“ The Clobal Economy in 2075: Growth Slows as Asia Rises ," https ://www. goldmansachs. com/insights/pages/the-global-economy-in-2075-growth-slows-as-asia-rises. html

【19】黄河:《国际直接投资规则的新变化及其对金砖国家的影响与挑战》,《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4 期,第 55 ~63 页。

【20】 田春生、郝宇彪:《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及其差异比较与评述》,《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 年第 5 期,第118 ~ 125 页。

【21】周文:《西方国家城市权利状况及对中国城镇化建设的启示》,《学术月刊》2021 年第8 期,第 59 ~66页。

【22】[美]约瑟夫·奈:《金融危机后的中美实力》,《文汇报》2010 年 12 月 25 日,第6 版。

【23】王亚辉等:《“国际友城”的人境游效应及其时空异质性研究》,《地理科学进展》2019 年第 12 期,第1903 ~ 1906 页。

【24】Simon Curtis,“Clobal Cities as Market Civilization," hlps://ueaeprints. uea. ac. uk/id/eprint/70371/1/DAccepted Manuscript. 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