圭亚那军队历史与现状介绍

这期来看圭亚那

圭亚那的历史/国防史

圭亚那的人类活动历史可以追溯到2万年前，这里的第一批居民是从现今西伯利亚地区出发的游牧民族，他们从哪里慢慢向南迁移到中美洲和南美洲，成为哪里的第一批居民。 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航行抵达美洲前，圭亚那的原住民分为两类：沿海的阿拉瓦克人和内陆的加勒比人。这些原住民留给现今圭亚那的最大遗产之一就是这个国家现今的名字Guyana，在历史上曾是包括现今的圭亚那合作共和国（英属圭亚那）、苏里南共和国（荷属圭亚那）、法属圭亚那以及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巴西的部分地区的统称。根据牛津英语词典，“Guyana”由美洲原住民语言中的Guiana一词演变而来，意为“多水之国”，考虑到该地区众多的河流和溪流的地理特点，这是一个很恰当的名字。

历史学家推测，阿拉瓦克人和加勒比人起源于南美腹地，并一路向北迁移，首先到达现在的圭亚那，然后又到达了加勒比群岛。 阿拉瓦克人主要以耕种、狩猎和捕鱼为生，他们在加勒比人之前先迁移到了加勒比群岛，并在整个地区定居，形成了一些早期的聚落。不过后来阿拉瓦克社会的宁静生活由于来自南美内陆的那些好战的加勒比人的到来而被打破了。 加勒比人的好战行为以及向北迁移对这个地区的人口分布产生了巨大影响。 

到15世纪末，加勒比人已经在整个小安的列斯群岛上取代了阿拉瓦克人，小安的列斯群岛的加勒比人定居点也影响了圭亚那未来的发展。 哥伦布之后到来的西班牙探险家和定居者发现阿拉瓦克人比加勒比人更容易征服——后者在抵抗西班牙人入侵方面相当积极，这种激烈的抵抗，加上小安的列斯群岛缺乏黄金的特点，促使西班牙把殖民的重点转向了大安的列斯群岛和附近的南美大陆地区，而对小安的列斯群岛和圭亚那地区的控制方面没有下什么功夫，因此这个地区在之后一段时间里处于了一种被无视的状态。尽管如此，西班牙人在该地区的探索和随之而来的疾病以及战争

第一批在现代圭亚那定居的欧洲是荷兰人，1616年，荷兰人在圭亚那地区建立了第一个欧洲定居点，是位于埃塞奎博河口上游25公里处的一个贸易站。随后又出现了其他的一些定居点，通常位于较大河流上的内陆几公里处。 荷兰设立定居点的最初目的是与原住民进行贸易，不敢随着其他欧洲列强相继在加勒比海地区获得了殖民地，荷兰的目标很快转变为获取领土。 尽管西班牙声称其对圭亚那拥有主权，并定期派人在该地区进行巡逻，但荷兰人还是在17世纪初控制了该地区。由于疾病、印第安奴隶贸易、激烈的战争和强迫移民，欧洲的接触和殖民对原住民社区产生了“灾难性影响”，事实上摧毁了圭亚那原住民原有的社会结构。

1621年，荷兰政府授予新成立的荷兰西印度公司对埃塞奎博贸易站的完全控制权。 这家荷兰商业公司随后管理着这个被称为埃塞奎博的殖民地近170多年，1627年，该公司还在埃塞奎博东南部的伯比斯河上建立了第二个殖民地，并将其命名为伯比斯，虽然名义上属于西印度公司，但这个殖民地实际上是独立运营的。第三个殖民地德梅拉拉则建造于1741年，位于埃塞奎博和伯比斯之间，并于1773年成为荷兰西印度公司直接控制下的独立殖民地。咖啡、糖和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生产是这三个殖民地的主要经济来源，产品则以供应荷兰本土市场为主。

尽管荷兰殖民者在圭亚那最初的动机是在加勒比地区进行贸易，但之后该地区却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经济作物产出地。 1623年，埃塞奎博已经出口了近15,000公斤烟草，这表明种植农业的重要性日益增强。但随着荷兰殖民地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开始出现。 原住民们不能适应种植园繁重的劳动，还有许多人死于欧洲人引入的疾病。 早期的荷兰殖民者通过战略和“先进的军事技术”的结合，将印第安人赶出了他们的家园，并把那些他们无法消灭的印第安人赶进了深山老林里。 最终，荷兰在圭亚那的存在导致了印第安人的内部而非向外迁移，部分原因是荷兰贸易的推动，不过尽管荷兰人的有效管辖权“触及相对较少的印第安人”，但荷兰人和幸存原住民之间的关系还是“经常因冲突而中断”。 西印度公司于是转向进口被奴役的非洲人，他们迅速成为殖民经济的关键要素。 到1660年代，黑人奴隶的人口数量约为 2,500人； 原住民则估计有50,000人，其中大多数人已经转移到广阔的内陆地区。 

尽管被奴役的非洲人被认为是殖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他们的工作条件却很残酷。 死亡率很高，恶劣的条件导致了至少六次以上由被奴役的非洲人领导的叛乱。 十八世纪末，圭亚那境内被奴役的人数“与苏里南大致相当”，同时荷兰也在当地投资了近数百万元的经费，以便“利用非洲人民的强迫劳动”为荷兰市场生产商品。期间最著名的被奴役非洲人起义是伯比斯奴隶起义，始于1763年2月。当月在伯比斯河畔的两个种植园发生起义，被奴役的黑人奴隶在杀死了监工和种植园主后控制了该地，随后这次起义开始往其他种植园扩大，许多种植园被起义的黑人奴隶攻陷，同时导致欧洲人口大规模逃亡。 最终，居住在该殖民地的白人只剩下一半，而在科菲（现为圭亚那民族英雄）的带领下，逃亡奴隶们在当时已经组成了一支近3000人的部队。由于这次起义威胁到了欧洲国家对圭亚那的控制，英国、法国、圣尤斯特歇斯岛等邻近欧洲殖民地以及荷兰本国很快派来军队镇压，将其联合压制了下去。

为了吸引更多定居者，荷兰当局于1746年向英国移民开放了德梅拉拉河附近的地区。 小安的列斯群岛的英国种植园主一直受到土壤贫瘠和侵蚀的困扰，许多人被更肥沃的土壤和土地所有权的承诺所吸引，于是到附近的荷兰殖民地求发展。 这些涌入的英国人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到1760年，英国人已占据了德梅拉拉欧洲人口的大多数。 到1786年，这个荷兰殖民地的内部事务实际上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尽管三分之二的种植园主仍然是荷兰人。在英国统治下，这块殖民地很快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棉花种植园，这要归功于“荷兰殖民时代”奠定的基础。

随着德梅拉拉和埃塞奎博经济增长的加速，种植园主与荷兰西印度公司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紧张。 1770年代初的行政改革大大增加了政府成本。 该公司定期寻求提高税收来支付这些支出，从而激起了种植园主的抵抗。 1781年，荷兰和英国之间爆发战争，英军随后占领了伯比斯、埃塞奎博和德梅拉拉这三块原属荷兰的殖民地。 几个月后，法国与荷兰结盟，又从英国手里夺取了其的控制权。 法国人在这一块地区统治了两年，期间他们在德梅拉拉河河口建造了一个新城镇隆尚（Longchamps）。 1784年，荷兰人重新夺回这里后，他们将殖民地首府迁至隆尚，并将其更名为斯塔布鲁克 (Stabroek），而在1812年，英国人又从荷兰手里夺取了其的控制权，将这座城市改名为乔治敦（Georgetown），并一直沿用至今。

荷兰统治的回归重新引发了埃塞奎博和德梅拉拉种植园主与荷兰西印度公司之间的冲突。 由于对增加奴隶税和减少他们在殖民地司法和政策委员会中的代表权的计划感到不安，殖民者请求荷兰政府考虑他们的要求。 作为回应，荷兰政府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并起草了一份名为《补救概念计划》的报告。 这份文件呼吁进行影响深远的宪法改革，后来成为英国在当地政府结构的基础。 该计划提议设立一个名为“政策法院”的决策机构。 司法机构由两个法院组成，一个为德梅拉拉法院服务，另一个为埃塞奎博法院服务。 政策法院和司法法院的成员将由拥有超过二十五名奴隶的公司官员和种植园主组成。 负责实施这一新政府体系的荷兰委员会带着有关荷兰西印度公司管理的极其不利的报告返回荷兰。 因此，西印度公司的章程于1792年到期，补救概念计划在德梅拉拉和埃塞奎博生效。 该地区更名为德梅拉拉和埃塞奎博联合殖民地，随后置于荷兰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伯比斯则保持其作为独立殖民地的地位。

英国正式接管圭亚那的催化剂是法国大革命和随后的拿破仑战争。 1795年，法国占领了荷兰，英国在之后向法国宣战，并于1796年从巴巴多斯派遣远征军占领了这块荷兰殖民地。 英国的接管是不流血的，并且根据《补救概念计划》规定的宪法，荷兰对殖民地的当地管理相对不受干扰。 与荷兰人一样，英国人在占领圭亚那期间也担心无法控制原住民，通过《亚眠条约》，这两个地区随后都回到了荷兰的控制之下。 然而和平是短暂的。 英法之间的战争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重新爆发，因此1803年联合殖民地和伯比斯再次被英国军队占领。随后在1814年的伦敦公约上，荷兰干脆放弃了这两个殖民地的所有权，将其正式割让给英国。 1831年，伯比斯以及德梅拉拉和埃塞奎博联合殖民地被重新整合为英属圭亚那殖民地，该殖民地在此后继续受到英国控制，直至1966年独立为止。

19世纪的英属圭亚那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仍然由欧洲种植园主阶级主导。 尽管从数量上看，种植园统治集团的成员人数很少，但他们与伦敦的英国商业集团有联系，并且常常与由英王任命的总督关系密切。 种植园主，特别是来自苏格兰的那些在英国占领后新到的，也控制着当地的出口，并能够决定这块殖民地大多数人口的工作条件。 下一个社会阶层由少数获得自由的奴隶组成，其中许多是非洲和欧洲混血后裔，此外还有一些葡萄牙商人。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则是在种植园所在的乡村生活和工作的非洲奴隶，他们也占据了当地人口的大多数。最后还有一小群美洲印第安人生活在内陆，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与殖民地的社会体系基本脱节，英国人还有意的希望拉拢这些原住民，以便在奴隶起义时期能够获得他们的支持。

奴隶制的废除彻底改变了这块殖民地的社会结构。 尽管英帝国于1807年决定废除国际奴隶贸易，但奴隶制本身却仍在继续。 在1823年的德梅拉拉起义中，德梅拉拉-埃塞奎博的10-13,000名奴隶奋起反抗压迫者，尽管这次起义很快被驻圭亚那的英军镇压，但成为了在当地废除奴隶制的主要推动力，到1838年，圭亚那最终完全废除了奴隶制。 奴隶制的终结产生了几个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许多前奴隶迅速离开了种植园。 一些前奴隶搬到了城镇和村庄，因为他们认为在田野劳动是有辱人格的且与自由不符，但其他人则集中资源购买前主人废弃的庄园，并很快组成了一些新的村庄和社区。 这些小型定居点的出现为新的非裔圭亚那社区提供了种植和销售粮食的机会，这是允许奴隶保留出售任何剩余农产品所得收入的做法的延伸。 然而，思想独立的非裔圭亚那农民阶级的出现威胁了种植园主的政治权力，因为种植园主不再对殖民地的经济活动拥有近乎垄断的地位。不过对于一些种植园主来说，圭亚那拥有更多“肥沃的土地”，即使在废除奴隶制之后，也比他们在其他地方的任何种植园能够获得更多的“可观利润”，无论是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圣卢西亚、尼维斯还是牙买加 。 1833年《废除奴隶制法案》通过时，动产奴隶制被终结，英国及其殖民地的46,000名奴隶主得到了“财产”损失的补偿。因此在废除奴隶制后，他们仍然有钱可以转投其他领域，比如发展小型工业等，在加勒比殖民地中，英属圭亚那是率先运用大型锅炉和蒸汽机的，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一个例子。

对黑人奴隶的解放还导致新的种族和文化群体被引入英属圭亚那。 非洲裔圭亚那人离开甘蔗种植园很快就导致了劳动力短缺。 在整个19世纪试图吸引来自马德拉的葡萄牙移民失败后，庄园主们再次面临劳动力供应不足的问题。 葡萄牙移民对从事种植园工作毫无兴趣，很快就进入了经济的其他领域，特别是零售业，在那里他们成为了新的非裔圭亚那中产阶级的竞争对手。 在1853年至1912年间，殖民地政府还引入了14,000名华人来到英属圭亚那，但是和葡萄牙移民一样，圭亚那华人也迅速放弃了种植园工作，转而也去从事零售业了，并同时迅速融入了圭亚那社会。 出于对种植园劳动力资源萎缩和糖业生产衰退的担忧，英国当局与荷属圭亚那当局一样，最终决定与来自印度的低薪契约劳工签订服务合同。 印度劳工（这个群体在当地被称为东印度人）通常会签署一定期限的契约劳动合同，理论上，他们会带着在糖田工作的积蓄返回印度，但实际上，由于返回家乡的船票相当昂贵，许多劳工无力承担，因此选择了留在圭亚那本地定居。 印度契约劳工的引入缓解了当地的劳动力短缺，并为圭亚那的民族结构增添了另一个群体。 大多数印度裔圭亚那人来自北方邦东部，少量来自印度南部的泰米尔语和泰卢固语地区，还有一小部分来自孟加拉、旁遮普和古吉拉特邦等其他地区。第一批印度契约劳工于1838年5月抵达圭亚那，最后一批则在1917年抵达，之后殖民地政府才废止了这种做法。

英国在英属圭亚那长期延续了荷兰殖民政府的形式。政策法院在殖民地总督(自1831年至1966年存在)的指导下行使立法和行政职能。一个被称为财政代表的团体与政策法庭一道，共同制定税收政策。大多数法院成员由总督任命;其余的则由选举人团选出。选举人团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他们拥有基于财产的限制性的特权，并且仅限于殖民地的大地主。在早期的几个世纪里，法院成员席位被糖厂的种植者和他们的代表所占据。由于政策法院把持着殖民地的财政大权，特别是从1855年开始掌管着所有政府官员的工资。 这项职责使法院经常成为阴谋的中心，导致总督和种植园主之间的长期冲突。而其他圭亚那人在19世纪中期开始要求实行更具代表性的政治制度。 到了1880年代末，新的非裔圭亚那中产阶级要求宪法改革的压力越来越大。 特别是，有人呼吁将政策法院转变为由十名民选成员组成的议会，放宽选民资格，并废除选举人团制度。 改革的呼声遭到了以大种植园主亨利·戴夫森 (Henry K. Davson) 为首的种植园主的抵制。 在伦敦，种植园主在西印度委员会和格拉斯哥西印度协会中都有盟友，这两个委员会都是由在英属圭亚那拥有重大利益的业主主持的。

尽管如此，迫于改革的强烈呼声，殖民地政府还是在1891年进行了第一次立法改革，选举人团制度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直接选举法院的选举成员。政策法院的职位一半是选举产生的，一半是任命的，而所有的财政代表都是选举产生的。政策法院的行政职能已移交给一个由总督控制的新的执行委员会。选民和法院候选人的参与资格也被大大的放宽了。 不过为了确保权力不会转移给民选官员，总督仍然担任政策法院院长，而政策法院的行政职责被转移给新的执行委员会，由总督和种植园主主导。 1891年的这次立法改革并没有达到大多数人希望的程度，特别是1892年选举后，新的联合法院的成员几乎与前任相同。 接下来的三十年里，殖民地立法也只有一些小修小补，包括在1897年开始实行无记名投票，1909年的另外一项改革则扩大了英属圭亚那的选民范围，非洲裔圭亚那人首次构成了合格选民的大多数。

以上这些政治变革都伴随着社会变革和各族群争取各自权利的互相斗争。例如，由于英国和荷兰种植园主一直拒绝接受葡萄牙移民的平等地位，并试图维持他们作为外国人的地位，这让其在殖民地没有任何权利，特别是投票权。 政治紧张局势促使葡萄牙人成立了改革协会，1898 年当地发生反葡骚乱之后，葡萄牙移民认识到需要与圭亚那社会中其他被剥夺权利的群体，特别是非裔圭亚那人合作。 到了20世纪初，包括改革协会和改革俱乐部在内的组织开始要求更多地参与殖民地事务，这些组织主要是人数不多但善于表达自己观点的新兴中产阶级的工具。 尽管新中产阶级同情工人阶级，但中产阶级政治团体很难代表全国性的政治或社会运动。 事实上，来自工人阶级的不满通常以骚乱的形式表达。

除了这些内部问题外，还有一项外部问题一直困扰着英属圭亚那殖民地，那便是其与新独立的委内瑞拉之间的领土纠纷，这一问题直到今天仍未解决，是拉丁美洲最持久的边界争端之一。 问题起因则要归结到1814年的伦敦公约上，当年荷兰将德梅拉拉、埃塞奎博和伯比斯联合殖民地交给英国，该殖民地以埃塞奎博河为西界，与西班牙殖民地委内瑞拉接壤。 尽管西班牙仍然声称对该地区拥有主权，但西班牙人并没有对该条约提出异议，因为他们全神贯注于自己殖民地的独立斗争。 1835年，英国政府要求德国探险家罗伯特·赫尔曼·朔姆伯格 (Robert Hermann Schomburgk) 绘制英属圭亚那地图并标出其边界。 根据英国当局的命令，朔姆伯格将英属圭亚那与委内瑞拉的西部边界画成了从奥里诺科河河口开始，尽管所有委内瑞拉地图都显示埃塞奎博河是该国的东部边界。在1840年出版了英国正式出版殖民地地图后，委内瑞拉对此提出抗议，声称它对埃塞奎博河以西的整个地区拥有主权。 英国和委内瑞拉就边界问题开始谈判，但两国未能达成妥协，仅仅在1850年各自同意不占领争议地区。 

随后的1850年代末，由于争议地区发现了金矿，双方之间争端再起。 英国定居者迁入该地区，并成立了英属圭亚那矿业公司来开采矿藏。 委内瑞拉随后多次提出抗议并要求进行仲裁，但英国政府对此不感兴趣。 1887年，委内瑞拉最终与英国断绝了外交关系，并向美国求助。 英国起初拒绝了美国政府的仲裁建议，但当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威胁要根据门罗主义进行干预时，英国于1897年同意让国际法庭对边界进行仲裁。 由两名英国人、两名美国人和一名俄国人组成的国际法庭在巴黎研究了此案两年。 在1899年，他们以三比二的比例做出决定，将 94%的争议领土授予英属圭亚那，而委内瑞拉仅拥有奥里诺科河河口和东边一小段大西洋海岸线。 尽管委内瑞拉对这一决定不满意，但一个委员会根据裁决勘察了新边界，双方于1905年接受了新的边界线，这个问题被认为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内得到了解决，直到1966年圭亚那独立后，这一问题才又被摆上台面。

1839年，为维护殖民地的秩序的需要，英国决定在圭亚那建立一支警察部队，称为英属圭亚那警察，这支部队由英国军官领导，士兵则由被英国认为是可以信赖的巴巴多斯黑人组成。由于被授予维持殖民地秩序的任务，英属圭亚那警察自从建立起便具有一定的作战能力，特别是在印度移民大量到来后，恶劣的工作环境导致其对甘蔗种植园的抗议愈演愈烈，1891年，随着西印度团离开圭亚那，整个警察部队都被武装起来，成为一支半军事化的部队，为了制衡新到的印度移民，英国坚持这支部队的主要人员必须由黑人（圭亚那当地的非洲裔或者巴巴多斯黑人）组成，这一举动直接引发了一场持续至今的针对印度人参军的长期歧视和限制性政策，甚至直到现在圭亚那国防军也未能完全摆脱其影响。

为了确保这一策略能够执行，殖民地政府用尽各种办法将印度人排除在警察部队之外，例如提出所谓的“最低身体要求”，其中对男性的身体要求如下，身高：5英尺8英寸，体重：135磅，胸围：34英寸。而在十九世纪，印度男性的平均身高约为5英尺3英寸，仅这一点就使得大部分印度人无法参加警察部队。此外年龄要求上要求申请者18-25周岁，申请人须未婚，然而，直到20世纪中叶，印度本土的文化习俗导致大多数男性在这个年龄段都已经结婚，因此被排除在这之外。警察部队甚至在饮食方面上都刻意排挤印度人，他们专门设计了符合非洲人口味的三餐：早餐通常是茶和面包、而午餐和晚餐则主要是由于车前草、山药和野芋头等一起煮成的汤、加上牛肉、猪肉和咸鱼组成，而穆斯林不吃猪肉，印度教徒则既不吃牛肉也不吃猪肉。总之所有的目的只有一个，那便是把印度人排挤在警察部队之外，截至1884年，在英属圭亚那警察的全部624名士官和警察队伍中，只有49名警员（8%）来自印度，剩下的大多数人则都来自圭亚那本土或者巴巴多斯。

除了英属圭亚那警察外，英国还对自从1806年开始就存在的“市民民兵”进行了重组，允许每个圭亚那殖民地拥有自己的民兵单位——即德梅拉拉民兵、埃塞奎博民兵和伯比斯民兵。 民兵部队于1850年代被短暂解散，但于1878年再次重组，成立了英属圭亚那志愿军，随后又在1891年再次改名为英属圭亚那民兵，和英属圭亚那警察一起组成了本地的防御力量。

20世纪开始后，警察部队在1905年的鲁伊姆费尔特骚乱期间得到了第一次出场机会，这次起义始于1905年11月下旬，当时乔治敦的装卸工人们举行了罢工，要求提高工资。这场罢工很快变得更具对抗性，其他工人也纷纷表示同情。 11月30日，大批民众走上乔治敦街头，到1905年12月1日，在游行队伍靠近乔治城的鲁伊姆维尔特种植园时，奉命赶来的英属圭亚那警察和驻军炮兵分队下令其解散，但一大群搬运工拒绝解散队伍，结果殖民当局命令警察和炮兵向其开火，导致四名工人受重伤，此事在现在圭亚那也被称为“黑色星期五”

不久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尽管主战场距离英属圭亚那十分遥远，但这场战争还是改变了圭亚那的社会，许多加入英国军队的非裔圭亚那人回国后成为精英非裔圭亚那社区的核心领导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导致了印度契约劳役制度的结束，英国对印度移民政治稳定性的担忧以及来自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反对，导致英国政府于1917年宣布契约劳工为非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年，英属圭亚那工会 (BGLU) 于1917年成立，由H.N. 克里奇洛 (H.N. Critchlow) 领导，这是当地的第一个工会。 BGLU是在面临广泛的商界反对的情况下成立的，最初主要代表非裔圭亚那码头工人。 到1920年，其会员人数约为13,000名，并于1921年根据《工会条例》获得了合法地位。 尽管其他工会直到 1939年才得到承认，但BGLU的成立表明圭亚那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正在增强，并且开始关心自己的权利了。

之后成立的第二个工会是英属圭亚那工人联盟，由阿尔弗雷德·索恩 (Alfred A. Thorne) 于 1931年成立，他担任该联盟领导人长达22年。 该工会致力于改善殖民地各族裔背景的人们的工作条件。大多数工人是西非、东印度、华人和葡萄牙人的后裔，他们是在强迫劳动或契约劳动制度下被带到该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的经济利益集团开始与联合法院发生冲突。 圭亚那经济对糖的依赖越来越少，而更多地依赖大米和铝土矿，这些新商品的生产商对糖业种植园主继续控制联合法院感到不满。 与此同时，种植园主感受到了糖价下跌的影响，并希望联合法院为新的排水和灌溉计划提供必要的资金。

为了停止争吵和由此导致的立法瘫痪，殖民部于1928年颁布了一部新宪法，将英属圭亚那定为直辖殖民地，并受到殖民部任命的总督的严格控制。 联合法院和政策法院被立法会取代，立法会的多数成员都是任命的。 对于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家来说，这部新宪法代表了种植园主的胜利，因为对总督的影响力，而不是推动特定的公共政策，将会成为任何政治竞选中最重要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给圭亚那社会各阶层带来了经济困难。 殖民地的所有主要出口产品——糖、大米和铝土矿——都受到低价的影响，失业率飙升。 与过去一样，工人阶级发现自己在经济状况恶化的时期缺乏政治发言权。 到1930年代中期，英属圭亚那和整个英属加勒比地区都出现了劳工骚乱和暴力示威。 最终在英属西印度群岛发生骚乱后，伦敦方面决定派遣一个莫恩勋爵领导的皇家委员会，以确定骚乱的主要原因并提出建议。

在英属圭亚那，莫恩委员会决定广泛向当地各个阶层人士征求意见，包括工会成员、非裔圭亚那专业人士和印度裔圭亚那社区代表。 该委员会指出了该国最大的两个族裔群体——非裔圭亚那人和印度裔圭亚那人之间的深刻分歧。 最大的群体是印度圭亚那人，主要由农村稻米生产者或商人组成； 他们保留了印度本国的传统文化，不参与国家政治。 非裔圭亚那人主要是城市工人或铝土矿矿工； 他们接受了欧洲文化并主导了国家政治。 为了增加英属圭亚那大多数人口的代表性，莫恩委员会呼吁加强政府民主化以及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1939年莫恩委员会的报告最终成为英属圭亚那的一个转折点。 它敦促将选举权扩大到妇女和没有土地的人，并鼓励新兴的工会运动。 然而，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莫恩委员会的所有建议都没有立即得到实施。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英属圭亚那的经济陷入衰退，由于贸易活动减少，最初导致失业率上升。 战争还导致来自英国和北美的进口货物短缺，因为许多商船现在被用于军事运输。 进口商品短缺的影响波及了整个殖民地。例如，由于缺乏自行车轮胎或内胎，因此自行车车主不得不临时使用废弃的橡胶片来修补现有轮胎上的孔。 面粉和车用汽油也严重短缺，家用煤油也实行了定量配给。 殖民地政府严格控制商品价格，特别是食品价格，并为必要的进口提供补贴。 然而，人们很快就适应了战时生活，并没有出现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因为圭亚那农民生产了大量粮食作物，包括水稻、木薯、车前草、红薯和茄子以及蔬菜。 尽管战争造成经济限制，但基础设施项目仍在该国各地开展。 例如，1940年，政府还是继续推进了价值800万美元的排水和灌溉项目，在德梅拉拉东海岸和西海岸、西伯比斯和科伦泰恩海岸建设了这些设施， 还同时展开了一项大规模生产稻米的计划，因此在农村引入了更多的农业机械，并建造了现代化的中央碾米厂。该国的稻米产业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还曾一直停滞不前，战时的大规模生产扩张改变了这一局面，以至于战争结束时圭亚那的稻米已经实际上垄断了西印度群岛市场。

在二战期间，英属圭亚那是盟军高品位铝土矿的主要供应国，由于对圭亚那铝土矿的大量需求，其出口量从1939年的476,000吨增加到1943年的1,902,000吨。圭亚那经济从这些出口获得的收入中受益匪浅，铝土矿出口的货币价值从1940年代初的约290万美元一直增加到1947年的670万美元。这是德梅拉拉铝土矿公司在麦肯齐开设两个矿山时取得发展的结果，并为圭亚那人民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战争结束时，圭亚那财政部有超过600万美元的盈余，主要是来自铝土矿行业的收入。

出于防御目的，殖民地政府在圭亚那组织了两个民兵连、一支驻军和一个志愿民防组织。 到 1941年底，已有95名圭亚那人加入英军，其中22人在皇家空军，42人在皇家海军，其余31人被招募从事其他专门工作，许多圭亚那人也在商船队中服役。 1943年，还有32名圭亚那人应征入伍，20人前往英国在工厂担任弹药工人，48人加入了特立尼达皇家海军志愿预备队。 第一批圭亚那人是在英国接受培训，但随后其他服役者改为在加拿大接受培训。 1942年至1943 年间，有6人派往加拿大，随后在1943年9月又有5人被派往加拿大。一些在英国的圭亚那学生也自愿参军。 其中包括E. R. 布雷思韦特 (E. R. Braithwaite)，他是经典著作《致先生，爱》的作者，曾在英国皇家空军担任空勤人员。 1945年战争结束后，一些圭亚那军人决定返回家园，但许多人选择了留在英国。当英国陆军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直接控制殖民地防御时，英属圭亚那民兵被转变为南加勒比部队下属的英属圭亚那团。该团由原英属圭亚那民兵的七个连组成； 1945年战争结束后，其中四个连被解散，剩下三个连以英属圭亚那志愿者团的名义保留下来，随后在1948年解散。

1940年9月，美国和英国达成了著名的驱逐舰换基地协议，美国同意向英国提供50艘老式驱逐舰，作为回报，英国同意美国租赁从北部的纽芬兰到南部的圭亚那的许多地点用作军事基地使用，租期为九十九年。根据这一协议，在1941年12月美国参战之前，美军就开始在乔治敦以南25英里的德梅拉拉河东岸的海德公园建造空军基地。 1941年，美国在圭亚那建立了第一座空军基地，以基地指挥官阿特金森少校的名字将其命名为阿特金森机场。 同年晚些时候，美国陆军第44侦察中队开始驻扎在那里，保护该基地，并在巴拿马和圭亚那之间进行定期空中巡逻，美国海军也派了一艘飞艇，每天沿着圭亚那海岸巡逻，以监视德国潜艇的动向。 自从该基地落成后不久，美国飞机便开始每天带着弹药和其他货物抵达阿特金森，然后由其他飞机穿越大西洋送往西非。然后物资从那里被运往北非，帮助英国军队对抗隆美尔指挥的德意联军。 英国从美国那里购买的战机也通过阿特金森机场直接运往北非。

二战结束后，殖民地政府根据在1948年6月14日成立了新的英属圭亚那志愿军部队，用于取代原本的殖民地民兵。它的作用是在接到请求时协助警方工作； 为所有重要工程和设施装置提供保护； 提供武装护卫和巡逻； 并协助恢复法律和秩序。志愿部队最初由警察局长以地方部队指挥官的身份指挥。 当时，专员通常拥有上校军衔，负责部队的行动使用。 接下来是指挥官——一名中校军衔的兼职军官，负责纪律、征兵、训练和其他行政事务。在1957年7月11日《志愿军（修订）条例》制定后，这种双重指挥制度被终止，指挥官在总督的授权下获得了对整个部队全面的指挥权。 同年（1957年），英属圭亚那民兵乐队被转移到英属圭亚那警察部队，成为现在的圭亚那警察部队乐队。

志愿军的结构类似于当时典型的英国本土营，最大兵力为600名官兵。 到1963年时，其共编为1个营部、1个司令部连和5个步枪连。 营部以及“A”连和“C”连位于乔治城的伊芙·利里，“B”连位于伯比斯的新阿姆斯特丹。 “D”连于1957年在德梅拉拉河上游的麦肯齐成立，“E”连于 1963年在德梅拉拉西海岸成立。顾名思义，在志愿军中服役是自愿且兼职的。 新兵最初是从南加勒比部队的退役军人中招募的，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英属圭亚那团服役，因此经验丰富。 因此，许多人在早期很容易被任命为军官、准尉和士官。 以前在战争期间根据服役情况任命的军官最终主要从军衔中晋升。 市民一直渴望入伍，而且不乏新兵。 服役期限最初为三年，但此后可再续展三年。志愿军还负责成立于1889年的女王学院学员军团。学员军团由志愿军教官训练，由大学硕士指挥，他们也被任命为志愿军官，并佩戴志愿军帽徽。

部队的军械库、营房、总部、商店和阅兵场则位于金斯敦的夏娃·利里 (Eve Leary)。 步枪靶场位于托马斯兰兹（现阿扬甘纳营地所在地），主要野战训练区位于伯比斯大草原塔卡马的海伍德营地，距离上游约160公里。 麦肯齐镇和新阿姆斯特丹镇则建造有训练馆。在日常工作中，这支部队由16名常驻人员在少校军衔的参谋副官的领导下进行管理。 他的主要职责是一般管理、商店、设备和装置的维护以及人员的监督。 他向两名高级军官负责：一是向指挥官负责经费和民兵部队的支出，二是向指挥官负责纪律、招募、训练和年度营的组织。该部队完全由政府资助，到1963年，估计其支出约为110,000美元，其中仅年度营地就花费了约60,000美元，志愿军的正式兵员按月领取工资，但预备役军人每次参加阅兵式或下午训练课也可获得一先令（24美分）的小额津贴。部队的大部分装备都是英国制造的，通过殖民地政府当局出资购买。 不过主要是一些老旧的过时武器，包括李恩菲尔德步枪、 维克斯重机枪、布伦轻机枪、韦伯利左轮手枪和斯登冲锋枪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圭亚那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意识和独立要求不断增强，迈向独立的进程随之开始。作为代表的是在战后不久，圭亚那的两个主要政党相继成立。其中人民进步党（PPP）成立于1950年1月1日，不过由于内部矛盾剧烈，1957年又从中分裂出了人民全国大会党（PNC）。 两位主要政治人物切迪·贾根和林登·福布斯·伯纳姆之间也开始了长期而激烈的斗争。一直密切关注拉美情况的美国政府则偏爱伯纳姆而不是贾根，目的是阻止苏联在南美大陆站稳脚跟，因为圭亚那在冷战期间被认为具有“特殊意义”。

这两位领导人中，切迪·贾根在1918年出生于圭亚那本土，他的父母是来自印度的移民，他的父亲是一名司机，这个职位被认为是圭亚那社会中层的最底层。因此贾根的童年并不富裕，这也让他对圭亚那农村的贫困有了深刻的认识。尽管出身贫寒，老贾根还是努力将儿子送到了乔治城的女王学院上学。 在那里完成学业后，贾根前往美国学习牙科，并于1942年从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的西北大学毕业。 1943年10月，贾根返回英属圭亚那，不久他的美国妻子、前医生珍妮特·罗森伯格也加入了她的行列，后来她在新国家的政治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尽管贾根建立了自己的牙科诊所，但他很快就卷入了政治。 在多次涉足圭亚那的政治生活但不成功后，贾根于1945年成为万宝城公民协会(MPCA) 的财务主管。MPCA代表了殖民地糖业工业的利益，其中许多人是印度裔圭亚那人。 贾根的任期很短，因为他在政策问题上多次与较为温和的工会领导层发生冲突。 尽管贾根在加入一年后离开了MPCA，但该职位还是使他和英属圭亚那乃至整个英语加勒比地区的其他工会领导人建立了联系。

福布斯·伯纳姆则出生于1923年，是一个有三个孩子的家庭中唯一的儿子，他的父亲是基蒂卫理公会小学的校长，该小学位于乔治城郊外。作为殖民地受过教育的阶层的一部分，年轻的伯纳姆从小就开始接触政治，他在学校表现非常出色，并前往伦敦获得了法律学位。 尽管伯纳姆不像贾根那样经历过童年贫困，但他敏锐地意识到种族歧视问题在圭亚那的存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城市非裔圭亚那社区的社会阶层包括混血儿或“有色人种”精英、黑人职业中产阶级以及最底层的黑人工人阶级。 由于20世纪30年代失业率很高，1939年二战爆发时，许多非裔圭亚那人选择了参军，希望获得新的工作技能并摆脱贫困。 然而，当他们从战争中回到家乡时，工作岗位仍然很少，对他们的歧视仍然是生活的一部分。 当时圭亚那国民生产总值较低，但有白银、小麦、木材、花生等天然资源。

贾根政治生涯的跳板是参加了政治事务委员会 (PAC)的工作，该委员会成立于1946年，原本是一个讨论小组，不过其很快就开始往实质性的政党转变了。新组织很快出版了PAC公报，以宣传其mks主义意识形态和自我解放的非殖民化思想，其对殖民地恶劣生活水平直言不讳的批评很快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 在1947年11月的大选中，PAC推举了几名成员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 PAC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新成立的英属圭亚那工党，该党赢得了14个竞选席位中的6个。 贾根赢得了一个席位并短暂加入了工党，但他对新党的中右翼意识形态感到不满，很快就离开了其队伍。 工党对英国总督政策的支持以及无法建立群众基础逐渐使其在全国范围内失去了支持，加上缺乏明确的改革议程，于是留下了一个政治真空，贾根迅速采取行动填补了这一真空。 殖民地甘蔗种植园的骚乱给了他获得地位的机会。 1948年6月16日，英属圭亚那警察在靠近乔治城的恩莫尔枪杀了五名印度裔圭亚那工人，之后PAC和圭亚那工业工人联盟 (GIWU) 组织了一场大型和平示威，这明显提高了贾根在印度裔圭亚那人中的地位。

继PAC之后，贾根的下一个重大举措是于1950年1月成立了人民进步党 (PPP)。贾根以PAC为基础，创建了这个新政党，并得到了非裔圭亚那人和印度裔圭亚那人的支持。 为了增加非裔圭亚那人的支持，福布斯·伯纳姆在此期间被纳入该党。 人民党最初的领导层是多民族的、中间偏左的，但很难说是革命性的。 贾根成为人民党议会党团领袖，伯纳姆担任党主席。 其他主要党员包括珍妮特·贾根、布林德利·本和阿什顿·蔡斯，他们都是前退伍军人。 新政党随后在1950年市政选举中首次取得胜利，珍妮特·贾根 (Janet Jagan) 也在其中赢得了一个席位。 切迪·贾根和伯纳姆虽然未能赢得席位，但伯纳姆的竞选活动给许多非裔圭亚那公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从1950年市政选举的第一次胜利开始，人民党就积聚了动力。然而，该党经常进行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宣传，令英国殖民政府感到不安。 1952年，殖民地官员对PPP表达了不满，并且禁止贾根一家访问特立尼达和格林纳达。 主要原因是前一年，贾根曾经写信给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请求该党提供援助，并将于1951年8月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1950年，英国政策委员会建议英属圭亚那实行成人普选权并采用部长制。 该委员会还建议将权力集中于行政部门，即总督办公室手中。 这些改革为英属圭亚那政党提供了参加全国选举和组建政府的机会，但权力仍然掌握在英国任命的总督手中，这一安排激怒了人民党，认为这是削弱该党政治权力的企图。

新宪法通过后，选举定于1953年举行。人民党由下层非裔圭亚那人和印度裔圭亚那农村工人组成的联盟，加上两个族群中产阶级的成员，使得他们在竞选里颇具竞争力。 尽管保守派将人民党视为共产主义政党，但该党一直自称是中左翼，并同时以日益高涨的圭亚那民族主义呼声来团结选民。 参加选举的另一个主要政党则是国家民主党（NDP），它是有色人种联盟的一个派生党，主要是一个非洲裔圭亚那中产阶级政党，其中也有一些葡萄牙人和印度裔圭亚那中产阶级，另外还有两个组织松散的小党：联合农工党和统一国民党参加了这次选举。 最终结果以人民党大获全胜告终，人民党在24个席位中获得了18个席位，而国家民主党则仅获得了2个席位和4个无党派席位。

人民党的第一届政府很短暂。 立法机关于1953年5月30日首次开始运行后，商界的保守势力已经对贾根和人民党的激进主义产生了怀疑，他们对新政府扩大国家在经济和社会中的作用的计划更加感到沮丧。 人民党还寻求快速实施其改革计划，这使该党与总督和倾向于渐进变革的英国高级公务员发生了对抗。 公务员任命问题也对人民党构成威胁，这次是来自内部的威胁。 1953年获胜后，关于重要人事任命的问题成为贾根的印度裔圭亚那支持者和伯纳姆的非裔圭亚那支持者之间的一个问题。 伯纳姆威胁说，如果他不成为人民党的唯一领导人，他就将分裂该党，双方最后达成妥协，让伯纳姆派的成员获得了部长级任命。

人民党随后推出的《劳动关系法》则引发了与英国的直接对抗。 这项法律表面上是为了减少工会内部的竞争，但实际上对与执政党关系密切的GIWU有利。 反对派指责人民党试图控制殖民地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并采取行动压制反对派。 该法案提交立法机关当天，GIWU还举行罢工以支持该法案。 英国政府将这种政党政治和工会主义的混合解释为对宪法和总督权威的直接挑战。 该法案通过的第二天，即1953年10月9日，伦敦宣布暂停殖民地宪法的执行，并以平息骚乱为借口出兵。 随后，贾根在担任首席部长133天后被迫辞去职务，英国随后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管理圭亚那直到1957年。

随后的七年里，圭亚那处于英国的军事占领之下，公民自由受到限制，贾根则成为政治犯。 盖乌特拉·巴哈杜尔在《卫报》上撰文称，“殖民势力推翻圭亚那执政党，引发了种族分歧，继续损害其政治”，并表示对非裔圭亚那人的镇压力度比对印度裔圭亚那人的镇压更大，蓄意且成功地分裂了PPP。 时任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则表示，他们需要尽一切努力“打碎英属圭亚那的共产主义牙齿”。2000年，美国历史学家威廉·布鲁姆补充说，从1953年开始到1964年结束，美国和英国一直在扰乱贾根和他的政府工作的日常工作，使用的策略包括散布虚假信息、恐怖主义、强制立法和总罢工等，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迫使他下台，以避免圭亚那倒向苏联阵营。 

1957年，英国殖民当局再次颁布新宪法，并重新在圭亚那进行选举，这次大选显示了圭亚那选民内部种族分裂日益严重的程度。 修订后的宪法主要通过立法会提供有限的自治，在该委员会的二十四名代表中，十五名是通过投票当选的，六名是由总督提名，其余三名将成为临时政府的成员。 两年前分裂的人民党的两派发起了激烈的运动，各自试图证明自己是原党的合法继承人，尽管否认有这种动机，但两派实际上都向各自的族裔选民发出了强烈呼吁。 1957 年的选举最终由贾根的人民党令人信服地获胜，尽管他的团体在议会中拥有稳固的多数席位，但其支持越来越多地来自印度裔圭亚那社区。该派系的主要支柱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印度裔圭亚那人：人民党在选举中承诺，会给印度裔更多的稻田、提高工会在制糖业的代表性、改善印度裔圭亚那人的商业机会和拥有更多的政府职位。 

贾根还同时否决了英属圭亚那加入西印度群岛联邦的决定，这受到英国殖民当局的青睐，但是导致他的政党失去了非洲裔圭亚那人的支持。 20世纪50年代末，英属加勒比殖民地一直在积极谈判建立西印度群岛联邦。 人民党承诺为英属圭亚那与加勒比地区最终的政治联盟而努力。 而印度裔圭亚那人在圭亚那占多数，他们担心加入一个联邦后，他们的数量将被非洲人后裔超过，因此极力反对加入。

随后不久的1961年大选中，人民党、人民全国大会党和代表大企业、罗马天主教会以及美洲印第安人、华人和葡萄牙选民利益的保守党联合阵线 (UF) 之间上演了一场激烈竞争。 这次选举是根据另一部新宪法举行的，标志着当地再次恢复1953年短暂存在的自治程度。它引入了两院制，拥有完全选举产生的35名议员的立法议会和13名议员的参议院，由总督任命。另外设立了总理一职，并由立法议会中的多数党提名，从新宪法的性质不难看出的一点是，这次大选在很大程度上是要给最终的完全独立铺路了，这也是竞争如此激烈的主要原因。在印度裔圭亚那民众的大力支持下，人民党再次以大幅优势获胜，在立法议会中获得了20个席位，而人民全国大会党获得了11个席位，联合阵线获得了4个席位，贾根随后被任命为总理。

这次选举后，约翰·肯尼迪总统批准了一项秘密行动，以“摧毁和揭穿”该国的共产党人——尽管此前美国曾努力推动贾根走向“亲美方向”。这主要原因是贾根政府与共产主义和左翼政权变得越来越友好。 例如，贾根一直拒绝遵守美国对共产主义古巴的禁运，1960年和1961年，贾根与古巴革命家埃内斯托·切·格瓦拉进行讨论后，古巴向英属圭亚那提供了贷款和设备。 此外，贾根政府还与匈牙利和东德签署了贸易协定，这些举动让华盛顿恼火不已，因此决定不惜代价把贾根弄下台。因此从1962年开始，美国在该国启动了秘密行动计划，根据国务院文件，这一计划一直持续到1968年，最终花费超过200万美元。 1962年中期，约翰·F·肯尼迪总统第一次对贾根政府表示了公开反对，声称美国无法“承受在这个半球建立另一个卡斯特罗式政权的代价”。 即便如此，其政府内部的一些人，比如肯尼迪的特别助理和“宫廷历史学家”小阿瑟·M·施莱辛格，仍然对贾根有着比较温和的看法。

美国对贾根的态度也影响到了其他国家，特别是英国对圭亚那问题的处理。尽管贾根甚至在1962年10月与肯尼迪总统进行会面，但他认为，中央情报局在当年早些时候煽动了骚乱，当时他提出了一项紧缩预算，增加了税收，“主要落在圭亚那的非洲人和混血人口身上”。 同年，肯尼迪与时任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直接会谈，其他美国官员则会见福布斯·伯纳姆和彼得·达吉亚尔等反对派领导人，认为伯纳姆的社会主义比贾根更可取，而英国则同意推迟该国的独立。 加共体后来表示，1962年至1964年是“长期劳工和种族骚乱”的时期。 2005年，美国国务院公共事务局历史学家马克·J·苏瑟承认，美国政府旨在阻止贾根成为总理，转而支持伯纳姆。

从1961年到1964年，贾根面临着PNC和UF发起一连串的破坏稳定的活动。 除了贾根的国内反对者之外，美国自由劳工发展研究所（AIFLD）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该研究所据称是中央情报局的幌子公司。 各种报道称，AIFLD的预算为80万美元，在其工资单上有反贾根的劳工领袖，以及由AIFLD培训的11名活动人士组成的工作人员，他们被指派组织骚乱并破坏贾根政府的稳定。 因此针对PPP政府的骚乱和示威活动频繁发生，在1962年和1963年的骚乱中，暴徒烧毁了乔治敦的部分地区，造成了4000万美元的损失。 美国还资助反对贾根的“分裂和反对派团体”，部分原因是他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密切关系”，美国劳工联合会-产联和中央情报局据称在此期间多次煽动种族歧视的罢工和骚乱。 

为了对抗MPCA与伯纳姆的联系，人民党成立了圭亚那农业工人联盟。 这个新工会的政治任务是组织印度裔圭亚那甘蔗田间工人。 MPCA则立即以一日罢工作为回应，以强调其对制糖工人的持续控制。1964年3月，当贾根政府打算将梅金斯驱逐出境时，美国领事卡尔森介入阻止。 早些时候，他曾试图压制圭亚那工会理事会。 然而，威廉·霍华德·麦凯布帮助了罢工者，而美国工会则与他并肩工作，作为中央情报局秘密劳工行动的一部分。1963年初，美国驻乔治敦的外交代表机构改为总领事馆，其中包括一个“中央情报局通信秘密渠道”。 通过这个秘密渠道，伯勒姆向中央情报局交流了他的政治计划，随后该机构向他提供了财政援助。他已成为中央情报局对付贾根的“工具”。 与此同时，伯纳姆支持比例代表制，德奥吉拉尔也支持比例代表制，但遭到政府的抵制，导致更多的不和。1964年选举开始前，英国单方面在圭亚那实行“比例代表制选举形式”。麦凯布会见了该国的工会成员，中央情报局提出了一份文件，据报道概述了“影响选举的项目”。 此外，中央情报局还打算成立一个政党来吸引人民党的支持，特别是当时贾根无意与伯纳姆组建联合政府。

1964年3月，人民党政府发布了一项新的劳工关系法案，与1953年导致英国干预的立法几乎相同，以应对罢工。 拟议法律的出台被视为控制关键劳动力部门的权力游戏，引发了整个首都的抗议和集会。 随后4月5日爆发骚乱； 4月18日，又举行了总罢工。 5月9日，总督被迫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然而，罢工和暴力事件一直持续到7月7日，劳工关系法案被允许在没有颁布的情况下失效。 为了结束混乱局面，政府同意在提出类似法案之前与工会代表进行磋商。 这些骚乱加剧了两个主要种族之间的紧张和敌意，并使政治观点不同的贾根和伯纳姆之间的和解变得不可能。贾根的任期尚未结束，随后的又一轮劳工骚乱再次震撼了殖民地。 支持PPP的 GIWU已成为所有劳工组织的伞式组织，号召糖工于1964年1月举行罢工。 为了戏剧化地表现他们的情况，贾根带领糖业工人从内陆地区游行到乔治敦。 这次示威引发了又一轮骚乱，很快就超出了当局的控制范围。 5月22日，总督终于宣布再次进入紧急状态。 局势继续恶化，到了6月总督只好紧急调派英国军队恢复秩序，并宣布暂停一切政治活动。 到动乱结束时，已有160人死亡，1000多所房屋被毁。

为了平息骚乱，圭亚那各政党要求英国政府修改宪法，以规定更多的比例代表制。 殖民地大臣提议建立一个由五十三名成员组成的一院制立法机构。 尽管遭到执政党人民党的反对，所有改革还是得以实施，并定于1964年10月举行新的选举。 正如贾根担心的那样，人民党在 1964中大选中失败了。“apan jhaat”（印地语，意为“为自己的同类投票”）的族群政治此时在圭亚那变得根深蒂固。 人民党赢得了46%的选票和24个席位，成为最大的单一政党，但未获得绝对多数。 然而，PNC赢得了40%的选票和22个席位，UF赢得了11%的选票和7个席位，并组成了一个联盟，以便一同对抗人民党。贾根随后称这次选举存在欺诈行为，并拒绝辞去总理职务，于是英国再次修改宪法，总督随后罢免了贾根。

伯纳姆于1964年12月14日就任总理。此后，美国开始与圭亚那建立牢固的合作关系，特别是鼓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贷款和经济援助，以限制古巴和苏联的影响力，促进该国的经济发展。 获胜后，伯纳姆继续“牢牢控制”这个国家，直至1985年去世，其中包括修改宪法、提升执政党地位、实行严格的媒体控制、以暴力镇压异见等，而印度裔则遭受系统性歧视 。英国人和美国人认为，与贾根相比，伯纳姆的这些举动只是“可以接受的小缺点”罢了，贾根因为被描述为mks主义者而在圭亚那被边缘化了三十年。 

在福布斯·伯纳姆领导的第一年，殖民地的情况开始稳定下来。 新的联合政府与古巴断绝了外交关系，并实施了有利于当地投资者和外国工业的政策。 其中包括1965年10月成立圭亚那银行。该殖民地利用西方新一轮援助进一步发展其基础设施。 制宪会议在伦敦召开；并确定1966年5月26日为该殖民地脱离英国独立的日期。 该国第一届议会于1966年5月26日召开，当时《圭亚那独立法》生效，成为该国独立日，同样在1966年，圭亚那加入英联邦。

新独立的圭亚那首先寻求改善与邻国的关系。 例如，1965年12月，该国成为加勒比自由贸易协会 (Carifta) 的创始成员。 然而，与委内瑞拉的关系并不那么平静。 1962年，委内瑞拉宣布放弃1899年边界，并重申对埃塞奎博河以西圭亚那全境的主权要求。 1966年，委内瑞拉占领了库尤尼河中安科科岛的圭亚那一半，两年后又声称对圭亚那西海岸的一片海域拥有主权。 美国政府很快也承认了圭亚那的独立，并在乔治敦设立了美国大使馆，德尔马·R·卡尔森则被任命为美国首任驻圭亚那临时代办。 然而，中央情报局首席分析师在1965年10月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了伯纳姆的弱点和贾根的持续优势，并认为伯纳姆需要“东印度人的支持才能取得成功”。 他们相信这将导致他向加拿大、美国和英国寻求援助以实现这些目标。 中央情报局后来辩称，1966年独立后，该国“主要由社会主义政府统治”。1967年2月，圭亚那将开始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备用安排。 这种安排断断续续地持续到1979年。 

早在圭亚那正式独立前，由于政治局势不稳定，特别是1953年至1966年间，志愿军在其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长期危机的条件下行动。政府依靠部署英国陆军来维持公共秩序，因此， 对加强志愿军部队缺乏兴趣，因为这支部队训练、装备和资金都不足。 因此，它从未有机会成为一个有效的军事组织。由于英国总督对志愿军负有责任，即使根据1961年的内部自治宪法，民选政府也无法对志愿军行使任何控制权。 民选政府不仅无法影响部队的管理、组织和行动，而且似乎也对此不以为然。随着独立的临近，当局最终决定解散志愿军。 1964年，英属圭亚那特勤部队成立，由英国总督直接指挥，由英国驻军训练。

次年，政府决定建立正规军——圭亚那国防军。 1966年5月22日，根据新的圭亚那《国防条例》，圭亚那国防军正式成立，并在同时废除了志愿军和英属圭亚那警察，圭亚那国防军随即成为该国唯一的正规武装力量。不过，新生的圭亚那国防军在初期仍然保持了许多殖民时期的陋习，特别是对印度人的歧视，直到成立两年后的1968年，国防军才在名义上取消了根据身高限制入伍的限制，而非洲特色的伙食甚至直到2000年才被完全取消。1970年至1977年间，虽然国防军部队规模翻了一番，但仍然有92.2%的新兵是非洲人，而只有7.84%是印度人，直到2003-2004年的宪法改革和，当局才取消了对印度人参军的全部这些限制，但直到现在，族群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仍是困扰圭亚那国防军的一大问题。

新政府和国防军在独立后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1969年1月初发生的鲁普努尼起义。 在圭亚那西南部的鲁普努尼地区，一部分白人定居者和美洲印第安人在当年起兵反抗中央政府，导致该地区的几名圭亚那警察被杀，叛乱者随后宣布该地区独立并请求委内瑞拉援助。圭亚那政府很快派遣200名士兵从乔治敦出发平叛，镇压了这次叛乱，剩下的人逃往委内瑞拉，后者也拒绝在期间向叛乱分子提供军事援助。起义发生后，委内瑞拉总统卡尔德拉和伯纳姆对起义感到震惊，并发誓将把注意力集中在两国领土争端问题上。他们的担忧导致了1970年《西班牙港议定书》的出台。

1968年的选举允许人民全国大会党继续单独执政，在这次大选中人民全国大会党赢得了三十个席位，人民党赢得了十九个席位，联合阵线赢得了剩下四个席位。 然而，许多观察家声称，选举的公正性因人民全国大会党的操纵和胁迫而受到损害。 PPP和UF本来是圭亚那政治格局的一部分，但随着伯纳姆开始将国家机器转变为PNC的工具而被忽视。特别是人们后来对编制的投票名单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了数十个虚构的姓名和虚假地址后更是如此，联合阵线领导人彼得·达吉亚尔称选举结果“是通过欺诈夺取权力， 不是选举。”

1968年选举后，尽管伯纳姆持续获得中央情报局的补贴，他的政策变得更加左倾，因为他宣布将带领圭亚那走向社会主义。 他通过不公正地划分选区、操纵投票过程和公务员政治化，巩固了他对国内政策的主导地位。 一些印度裔圭亚那人被选入人民全国大会党，但执政党本身仍然无疑是非裔圭亚那人政治意愿的体现。尽管非裔圭亚那中产阶级对伯纳姆的左翼倾向感到不安，但人民全国大会党仍然是反对印度裔圭亚那统治的盾牌。 非洲裔圭亚那社区的支持使人民全国大会党能够控制经济并开始将国家组织为合作社。

1970年2月23日，圭亚那宣布自己为“合作共和国”，1980年最终通过的《圭亚那合作共和国宪法》规定：“圭亚那是一个正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不可分割的、世俗的、民主的主权国家，应被称作圭亚那合作共和国。”这一国名和宪法也一直沿用至今，并同时切断与英国君主制的所有联系。总督的国家元首地位由总统取代，圭亚那国会随后票选出客家裔的锺亚瑟成为首任总统，并于1970年3月17日就任。另外伯纳姆还改善了与古巴的关系，并加入了不结盟运动。 1972年8月，伯纳姆在乔治敦主持召开不结盟国家外交部长会议，随后他还在1970年代中期允许古巴军队利用圭亚那作为前往安哥拉参战的中转站，并于1972年6月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其他人则认为他已经成为了一个“独裁人物”，并且到此为止，他已经“进行了美国一直试图抵制的所有政治转向。”

20世纪70年代初，圭亚那的选举舞弊行为变得十分猖獗。 人民全国大会党在投票时总是把海外选民包括在内，他们始终以压倒性多数投票支持执政党。 警察和圭亚那国防军则被用来恐吓印度裔圭亚那人，后者还被指控篡改投票结果。一些学者指出，当时对圭亚那政府的反对是多种族的。 另外，据说1973年大选中，人民全国大会党的主要选票都来自海外，而真正的本国民众却被剥夺了选举权，甚至得到了美国大使馆官员的承认。 1973年选举被认为是圭亚那民主进程的低谷，随后宪法修正案废除了向伦敦枢密院提出的法律上诉。 在动用法律和选举方面巩固权力后，伯纳姆转向动员群众进行圭亚那的文化革命。 引入了国民服务计划，强调自力更生，希望圭亚那人民在没有外部帮助的情况下自行解决食物、衣服和住房问题。 该国还于1973年8月加入加勒比共同体。

1974年，伯纳姆发表了《索菲亚宣言》，他指出“党应该毫不犹豫地承担起对政府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而政府只是其执行机构之一。”该宣言还呼吁向社会主义国家过渡，并将其经济国有化。然而，尽管采取了包括铝土矿开采业国有化在内的“民族主义、左翼导向的经济政策”，美国仍然是伯纳姆政府的核心支持者。不过，伯纳姆在圭亚那的权力巩固并不彻底。 反对派团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容忍。 例如，1973年，劳动人民联盟（WPA）成立。与伯纳姆的威权主义相反，WPA是一个由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多民族联合体，主张种族和谐、自由选举和民主社会主义。 尽管WPA直到1979年才成为正式政党，但它逐渐发展成为伯纳姆的人民全国委员会和贾根的人民党的替代者。

20世纪70年代，贾根的政治生涯继续走下坡路。 由于在议会选举方面接连失利，人民党领导人尝试了另一种策略。 1975年4月，人民党结束了对议会的抵制，贾根表示人民党的政策将从不合作和公民抵抗转变为对伯纳姆政权的批评性支持，希望与伯纳姆和解。 不久之后，贾根在1976年5月26日庆祝圭亚那独立十周年时与伯纳姆总理同台亮相。 第二年，圭亚那制糖业的工人举行了“135天的经济正义罢工”，并于1978年1月5日结束了他们的行动。 不过尽管贾根做出了和解举动，但伯纳姆无意分享权力并继续巩固自己的地位。PNC随后推迟了1978年的选举，选择在1978年7月举行全民投票。提议让现任议会继续掌权。 1978年7月的全国公投反响不佳。 尽管PNC政府自豪地宣称71%的合格选民参加了公投，并且97%的人批准了公投，但其他估计认为实际投票率只有10%到14%。 投票率低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民党、妇女进步党和其他反对派势力的抵制造成的。后来，时任格林纳达总理莫里斯·毕晓普在向其支持者发表的讲话中表示，美国20世纪70年代对圭亚那的支持是一种“破坏稳定”的行为。 

随后1978年的琼斯镇事件是伯纳姆的统治第一次遇到重大危机。20世纪70年代末，人民基督圣殿教领袖吉姆·琼斯 (Jim Jones) 将1,000多名追随者从旧金山迁至琼斯镇，这是位于圭亚那西部凯图马港附近的一个农业社区。琼斯镇被圭亚那政府成员视为模范农业社区，与圭亚那有着共同的解决内陆地区的愿景和合作社会主义的观点。 人民圣殿教甚至有自己的小部队，其装备精良，并还曾经公开炫耀其武力，这一事实表明该社区得到了人民全国大会党核心圈子成员的认可。对邪教领导人虐待其信徒的投诉促使美国国会议员利奥·瑞安飞往圭亚那进行调查。 但随后这名旧金山地区代表在凯图马港登上飞机返回乔治城时被人民圣殿教成员开枪打死。 由于担心可能会进一步曝光，1978年11月18日，琼斯和他的900多名追随者在一次大规模的集体自杀中全体服毒自尽——这一切事情全都是在伯纳姆政府和圭亚那国防军的眼皮底下发生的。

1978年11月的琼斯敦镇事件突然使伯纳姆政府受到外国尤其是美国的密切关注。特别是事后对其的调查中人们发现圭亚那政府与人民圣殿教有密切联系，对此百口莫辩的伯纳姆政府因此第一次在国内遇到了失信危机。圭亚那政治因此在1979年经历了暴力的一年。其中一些暴力活动是WPA组织的，该组织已成为伯纳姆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 该党领导人之一沃尔特·罗德尼和圭亚那大学的几名教授因纵火罪被捕。 教授们很快被释放，罗德尼获准保释。 WPA领导人随后将该联盟组织为圭亚那最直言不讳的反对党。特别是琼斯镇的事件大幅增加了对政府的反对，伯纳姆政府的越来越专制的特性也导致了国内外支持者的流失。 即便如此，伯纳姆仍然在设法继续维持他的统治。

1979年一年之中暴力事件仍然继续升级，当年10月，教育部长文森特·蒂卡被神秘枪杀。 第二年，罗德尼被汽车炸弹炸死。人民全国大会党政府很快指控罗德尼是死于自己炸弹袭击的恐怖分子，并指控他的兄弟唐纳德是同谋。 然而，后来的调查表明圭亚那政府对此有牵连，由于罗德尼是一位著名的左翼人士，他的死因损害了伯纳姆在欠发达国家许多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形象，这些人此前一直愿意忽视其政府的专制本质。 尽管伯纳姆政府得到了美国的支持，但私下里，外交官们对伯纳姆开始持怀疑态度，认为圭亚那当局在罗德尼遇刺事件中“掩盖了证据”。 即便如此，美国仍继续支持该国经济，作为美国“加勒比海和中南美洲冷战政策”的一部分。

1980年，圭亚那再次颁布了新宪法。总统的旧礼仪性职位被废除，成为正式的最高国家元首，与以前的总理职位一样，由国民议会中的多数党选出。 伯纳姆随后自动成为圭亚那第一任执行总统，并承诺在今年晚些时候举行选举。 在1980年12月15日举行的选举中，人民全大会党获得了77%的选票和民选席位中的41个席位，加上地区委员会选出的10个席位。 PPP和 UF分别赢得十个和两个席位，WPA则拒绝参加它认为存在欺诈行为的竞选活动。 以英国埃夫伯里勋爵为首的国际观察员小组支持了反对派关于选举舞弊的指控。 

圭亚那在20世纪80年代初面临的经济危机大幅加深，伯纳姆的准社会主义政策导致经济停滞，因为圭亚那无法出口足够的商品，特别是圭亚那的主要出口产品铝土矿、大米和糖，以赚取足够的外汇，导致贸易逆差和巨额外债。 商品短缺和公共服务几近崩溃，伯纳姆因此实施了紧缩措施，并寻求倾向苏联的国家的经济支持。但该国还是因此成为该地区“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停电几乎每天都会发生，供水服务也越来越不令人满意，经济危机加上对伯纳姆长期专制统治的不满还导致大量人口选择离开圭亚那移民其他国家，导致圭亚那人口净减少，这种情况在整个80年代都在持续。虽然正规经济衰退，但圭亚那的黑市经济却蓬勃发展，驻圭亚那美国使团副团长理查德·德怀尔因此形容该国“腐败丛生”，并表示伯纳姆政府“越来越令人厌恶”。 后来，时任美国驻圭亚那大使小乔治·B·罗伯茨 (George B. Roberts Jr.) 也开始觉得伯纳姆令人讨厌了，但称切迪·贾根对美国来说“仍然无法接受”

20世纪80年代，伯纳姆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协议后实施了结构调整计划，圭亚那“基本上未受破坏的森林”被砍伐。 在后来的几年里，该国将把该国的河流和森林分配给巴西和亚洲的伐木和采矿公司，他还向1983年，伯纳姆敦促罗纳德·里根将格林纳达的行动限制为疏散美国平民，而不是全面入侵。 在这个动荡的时期，伯纳姆因喉咙疾病接受了手术。 1985年8月6日，在古巴医生的护理下，圭亚那独立以来第一个领导人意外因心力衰竭去世，享年62岁。

尽管担心该国即将陷入政治不稳定时期，但权力交接仍进展顺利。 副总统德斯蒙德·霍伊特随后成为PNC新任执行主席和领导人。 他最初的任务有三重：确保人民全国大会党和国家政府的权威，带领人民全国大会党撑过1985年12月的选举，并振兴停滞的经济。 美国国务院随后表示，圭亚那政府寻求改善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同时转向“政治不结盟”，并承诺会扩大集会、新闻自由和市场自由。 1986年，他的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交了一份意向书，表明了对经济政策改革的承诺和意愿。

霍伊特的前两个目标很容易实现。 新领导人利用人民全国大会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悄悄巩固了自己的权威。 1985年12月的选举使人民全国大会党获得了79%的选票以及53个直选席位中的42个席位。 剩下的11个席位中有8个席位属于PPP，2个席位属于UF，1个席位属于WPA。 反对派指控选举舞弊，因此抵制1986年12月的市政选举。 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人民全国委员会赢得了地方政府的全部91个席位。 事实证明，振兴经济更加困难。 作为第一步，霍伊特希望逐渐转向支持私营企业，这在20世纪90年代许多经济部门私有化进程中得到体现。 霍伊特政府还于1988年取消了对外国活动和企业所有权的所有限制。尽管霍伊特政府没有完全放弃伯纳姆政权的威权主义，但确实进行了某些政治改革。 霍伊特废除了海外投票以及广泛的代理投票和邮寄投票的规定。 独立报纸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对反对派的政治骚扰也大大减少。1991年通过的一项法律，后来于1995年修订，允许个人“建立商业企业”。政府还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续签援助安排。 从1990年7月到1991年12月，该国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一项备用安排，并结合一项持续到1993年12月的延期信贷安排。

随后不久，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访问圭亚那，游说恢复自由选举。 1992年10月5日，圭亚那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国民议会和地区委员会，这是自1964年以来的第一次正规合法选举，被国际社会公认为是自由和公平的。 人民党的切迪·贾根于1992年10月9日当选并宣誓就任总统。这扭转了非裔圭亚那人传统上对圭亚那政治的垄断。 然而，这次民意调查因暴力事件而受到破坏。

在贾根上任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出了一项新的结构调整计划，该计划导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同时也侵蚀了实际收入并严重打击了中产阶级。 贾根政府就是否继续执行前政府同意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进行了辩论，并决定坚持该计划，而贾根则公开辩称该国的工人阶级受到了这些计划的伤害。 该国将于1995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一年，圭亚那加入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圭亚那还将继续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经济安排。 从1994年7月到1998年4月，该国将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延期信贷安排，这一安排几乎不间断地持续到2005年9月。 

1997年3月，贾根总统因心脏病去世，当时离他的他79岁生日还有16天。总理塞缪尔·海因兹随后接替他为总统，并宣布全国哀悼六天，将贾根描述为“曾经走过这块土地的最伟大的儿子和爱国者”，另外由他的遗孀珍妮特·贾根担任总理。 1997年12月15日，她当选为人民党主席。然而，德斯蒙德·霍伊特 (Desmond Hoyte) 领导的人民全国大会党对结果提出质疑，导致罢工、骚乱和一人死亡，随后加勒比共同体调解委员会介入。珍妮特·贾根 (Janet Jagan) 领导的人民党政府于12月24日宣誓就职，同意进行宪法审查并在三年内举行选举。 然而，霍伊特拒绝承认她的政府。 贾根后来因健康状况不佳于1999年8月辞职。她的继任者是财政部长巴拉特·贾格迪奥（Bharrat Jagdeo），他一天前被任命为总理。 同年，圭亚那政府秘密向埃索勘探和生产圭亚那有限公司（埃克森公司作为油田运营商之一）颁发了“十年期石油勘探许可证”，并于数年后获得许可证。

千禧年后，圭亚那第一次全国选举于2001年3月19日举行，比原计划晚了三个月，因为选举委员会表示他们没有做好准备。 人们担心上次选举中出现的暴力事件会导致包括吉米·卡特在内的外国机构的监视。 3月，现任总统贾格迪奥赢得选举，投票率超过90%。 与此同时，在圭亚那允许石油勘探者获得勘探该地区的许可证后，该国与苏里南的关系因两国共同海上边界的争端而变得紧张。 同年，一项法律通过，允许政府“为了公共利益征用财产”，但美国国务院在 2022年指出，“最近没有征用案件。”

2002年12月，霍伊特去世，罗伯特·科尔宾接替他成为PNC领导人。 他同意与贾格迪奥和人民党进行“建设性接触”。 同年，乔治敦一所监狱的五名逃犯“开始了一系列谋杀、绑架和抢劫”，自称是反抗政府的游击战士。 这些谋杀事件导致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派出了一支名为“幽灵小队”的准军事部队前去镇压，该部队由印度裔圭亚那可卡因毒贩沙希德·“罗杰”·汗领导，曾经进行了许多法外处决，主要是针对黑人罪犯的，一直持续了六年， 导致一些人说该国已成为毒品国家。

PPP/C于2006年再次赢得连任。然而，由从PPP/C和PNC出逃的人士组成的政治反对党“变革联盟”表现“出人意料地好”，在议会中获得了6个席位。 此前，学者们曾认为该国在1996年和2001年的竞选期间遭受了暴力和骚乱。2005 年 1 月开始，暴雨引发的严重洪水在圭亚那造成严重破坏。这场持续约六周的倾盆大雨淹没了沿海地区，造成34人死亡，并摧毁了大部分水稻和甘蔗作物。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在那一年3月份估计，该国将需要4.15亿美元用于恢复和重建。 大约275,000人（占总人口的37%）受到了洪水的影响。 2013年，圭亚那希望新的运河竣工后能够解决洪水问题。2008年5月，巴拉特·贾格迪奥总统签署了《南美洲国家联盟组织条约》。 2010年2月12日，圭亚那批准加入南美洲国家联盟（UNASUR）。

圭亚那于2015年5月开始与埃克森美孚签订海上石油钻探合同，在该国领海开采“超过100亿桶”石油，这将为该国赚取数百万美元的石油收入，用于“发展和气候适应”。 这使得该国成为一个新兴的石油生产国，尽管该地区其他国家正在减少“对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的依赖”，而且圭亚那本身正受到气候变化的“严重威胁”。 这种“新财富”还导致了与邻国委内瑞拉以及苏里南关于圭亚那专属经济区资源的新一轮海上边界争端。

与此同时在2015年5月，民族团结与变革联盟 (APNU+AFC) 的戴维·格兰杰 (David Granger) 以微弱优势赢得选举。 他代表非裔圭亚那政党联盟，该联盟在议会中拥有微弱多数，这也是19年来主要由印度裔圭亚那人支持的人民党第一次在大选中失利。格兰杰后来宣誓就任圭亚那新总统。次年，该国庆祝了独立50周年，圭亚那人和居住在其他国家的圭亚那侨民参加了盛大的庆祝活动。

2018年12月，政府对格兰杰提出不信任动议，并根据宪法要求举行新的选举。 然而，现任政府利用各种法庭策略，让自己作为看守政府又执政了一年。 2020年8月，75岁的现任议员格兰杰以微弱优势落败，他并不接受这个结果。人民进步党/公民党的伊尔法安·阿里在涉嫌欺诈和违规行为的选举五个月后宣誓就任新总统。家盖乌特拉·巴哈杜尔 (Gaiutra Bahadur) 认为，这次选举是“种族驱动的”，人民全国大会党领导了一个“多种族……黑人占多数的联盟”，旨在推翻人民党，并表示在投票前一直有谣言。他还将这次选举描述为“对腐败的公投”和对联盟政治的考验，其中充满了“彻底的暴力”和焦虑。 

学者阿里夫·布尔坎和艾丽莎·特罗茨认为，该国的“自相残杀的冲突”掩盖了造成的贫困。他们指出，阿里政府上台后急于批准环境许可证，开辟了另一个油田供埃克森公司勘探。2020年 9 月大选后，《纽约时报》的纳菲扎·叶海亚-萨库尔和阿纳托利·库尔马纳耶夫表示，随后三人被谋杀的事件使该国陷入“多年来最严重的种族骚乱”。 尽管圭亚那人口稀少，目前也只有约80万人，但历史原因却使其在文化和民族上极其多元化，至今为止，印度裔约占39%，非裔29%，印非混血19%，原住民10%、华裔及欧洲裔则占约0.5%，民族问题导致的冲突至今仍然是困扰其社会发展的一大主要问题。

圭亚那国防军现状

至今为止，圭亚那国防军有约4600名现役人员，另外还有3000名后备人员，其总部位于首都乔治敦，由圭亚那总统担任最高指挥官。根据圭亚那宪法，国防军的任务为：

捍卫圭亚那的领土完整

在需要时协助民事权力维持法律和秩序

为圭亚那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军队的军官和士兵入伍是自愿的。 基本训练是在GDF培训学校内进行的，该学校还负责训练其他来自英联邦加勒比地区的军官和士兵。 然而，军官在两所英国军官培训学校之一接受培训：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步兵训练）和不列颠皇家海军学院（海岸警卫队训练）。

部队的编制包括以下几个主要单位：

第1步兵营群

第3步兵营

第2步兵营群（预备役）

第31特种部队中队

第21炮兵连

工兵营

信号兵团

国防总部

训练团

情报队

海岸警卫队

乐团

医疗队

航空联队

其中，第1步兵营群是陆上单位的主要组成部分，它在1988年由驻守阿马瓦伊、罗赖马、伊伦塔库图、和库塔里地区的地方单位合并而成立而来，当时称为第1步兵营，后来改称为第1步兵营群。另外还有规模较小的第3营，而第2步兵营则主要作为后备单位，用于动员预备役人员。

圭亚那国防军的地面部队拥有一些轻型装甲车辆，包括18辆EE9装甲侦察车、42辆VEC-M1装甲侦察车、5辆肖兰侦察车，另外还有24辆EE11装甲运输车和8辆眼镜蛇反伏击车。它还拥有6门M46牵引式榴弹炮和数量不明的63式火箭炮，以及各种迫击炮、箭2便携防空导弹以及ZPU14.5毫米高射机枪。

国防军航空联队成立于1968年，随后于1973年更名为圭亚那国防军空军司令部。在1970年代的五年时间内，圭亚那先是购了7架布里顿-诺曼BN-2A岛民巡逻机和数架天空货车SC7运输机，随后在1986年购买了3架Mi-8直升机，随后又从美国购买了一些直升机。到目前为止，航空联队共有6架固定翼飞机和4架直升机，另外还正在计划从印度斯坦航空公司购买2架DO228飞机。

最后，海岸警卫队目前拥有1艘湾级扫雷舰和11艘巡逻艇，另外还订购了1艘新的巡逻船和1艘巡逻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