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民族解放运动不能设置所谓的“现代资产阶级”条件？
我虽然不认同马督工揪住这点不放，但始终认为他是很有洞见的，并且这个回应主要不是针对他本人，其实是写给大家看的。欢迎大家参与讨论，但千万不要上纲上线或人身攻击，尤其在涉及到边疆民族问题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措辞。】
过去我们有非常多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摘编或言论摘录，但恕我寡闻，至今没有看到哪一本书采用马前卒先生的标准，非得把民族解放跟资本主义绑定在一起不可，从来没有看到过哪本书强调过非资本主义就不能使用过“解放”一词。
比如1964年人民出版社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主义者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言论》一书，收录了各色人等，不是每个人都能代表本国资产阶级，而且选取言论的标准也主要是他们对于帝国主义的态度。
同年还出版了《南斯拉夫铁托集团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反动言论》，从“编者说明”就清晰地看出，判定铁托集团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依据基本就是，它鼓吹与帝国主义和解，而不是其他标准。
再比如写进中学历史教科书的“19世纪亚洲革命风暴”：
显然，如果按照督工的标准，“亚洲各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运动”根本就不存在。
更有代表性的是，周总理在1956年1月的报告《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体系的瓦解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中明确指出：
上述论述更加清楚地表明，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标准就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而不是其国内的政治经济制度。
换句话说，只要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新老殖民活动，就可以视为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就有可能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对象。
惟其如此，我们才可以讲“互不干涉内政”，才可以讲“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不会依据他国内部的政治经济体制来衡量它是不是民族解放运动，否则我们跟美帝国主义就没有区别了。
马督工当然不是不能提出自己的认定标准，但这个标准显然是不合适的，我也没有必要去遵守他的标准。
关于中华民族解放的认定，可以参考教员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他指出：
自从一八四〇年英国人侵略中国以来，接着就是英法联军进攻中国的战争，法国进攻中国的战争，日本进攻中国的战争，英国、法国、日本、沙皇俄国、德国、美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战争，日本和沙皇俄国在中国领土内进行的战争，一九三一年开始的日本进攻中国东北的战争，一九三七年开始继续了八年之久的日本进攻中国全境的战争，最后是最近三年来表面上是蒋介石实际上是美国进攻中国人民的战争。这最后一次战争，艾奇逊的信上说，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物质帮助占国民党政府的“货币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美国供给了中国军队（指国民党军队）的军需品”。这就是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的战争。所有这一切侵略战争，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中国人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积一百零九年的经验，积几百次大小斗争的经验，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这就是精神条件，没有这个精神条件，革命是不能胜利的。（《选集》第4卷第1484页）
上述内容也收录于下书（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上面的论述很清晰地表明：从1840年以来的反侵略斗争都有民族解放的性质，但很显然，这些斗争中不见得每一场都能符合马督工的标准。倘若按照督工的标准，那么林则徐虎门销烟也可以被开除出民族解放斗争了。
我党的叙述很清楚：从1840年以来的各种反侵略斗争都是正义的，包括林则徐虎门销烟在内的斗争都是民族解放斗争的一部分，但是这些民族解放斗争还缺乏先进阶级的领导，没有正确的路线，也是注定要失败的。
无产阶级的领导是决定中华民族解放运动能否成功的基本前提，但不是决定是不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前提。
我们当然可以批评林则徐虎门销烟、左宗棠收复新疆并不能真正完成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但绝不能否认这些斗争具有民族解放的性质。
上述逻辑简单明了，难道还有疑问吗？
这里我要感谢马前卒先生引用了中共四大的文件：“封建阶级号召民族运动是为了他民族侵犯贵族的威严与领土……由民族革命引导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这种世界革命性的民族运动，只可称为民族解放运动，决不是什么民族主义的运动。”这使得争论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次，而不再只是无聊地抠字眼了。
既然马督工提到了这份文件，那么我就补充两点：
（一）关于“四大”决议案中民族解放的理论来源
该理论主要起源于列宁的论述。1914年2-5月，列宁与卢森堡爆发过一场关于波兰和巴尔干民族解放运动的争论。
卢森堡从维护欧洲工人阶级团结和促进巴尔干地区生产力等因素出发，反对巴尔干的民族解放运动。
对此，列宁明确指出：卢森堡混淆了政治解放与经济独立的区别，她把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民族解放的前提，这相当于在鼓励西方殖民主义扩张。
如果卢森堡是对的，我们是不是应该为殖民主义大唱赞歌，欢欣鼓舞地等待西方殖民主义者帮助我们把资本主义搞起来了，再考虑民族解放的问题呢？
历史早已证明了这是错误。
在列宁看来，不是资本主义发展是民族解放的前提，恰恰是民族解放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波兰或巴尔干半岛，也适用于广大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用列宁本人的话说：
毫无疑问，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亚洲，大部分或者处于“列强”殖民地的地位，或者是一些极不独立和备受民族压迫的国家。可是，这种尽人皆知的情况难道能够丝毫动摇下面一件无可争辩的事实吗？这就是在亚洲只有日本，也就是说，只有这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才造成了能够最充分地发展商品生产，能够最自由、广泛、迅速地发展资本主义条件（《列宁选集》第二卷，1995年版，第373页）。
再强调一下这个逻辑：争取民族的政治解放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前提，而不是反过来，错把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作为民族解放的前提。否则我们就不自觉地变成了殖民主义的辩护士了。
事实上，列宁对于这个问题一直有着清醒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解放运动》一书（人民出版社，1964年）就收录了列宁在1900年评价八国联军的文章。我懒得抄了，直接上图：
如果按照马前卒先生的标准，义和团有什么资格称为“中国的民族起义”呢？这篇文章有什么资格收进《论民族解放运动》呢？
但事实上，我们的结论很清楚，义和团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性质，但它注定要失败。它注定要失败不影响它具有反侵略的民族解放性质。
进一步说，列宁借助民族解放问题批判了弥漫在第二国际内部的经济决定论倾向。诚然，生产力至关重要，但它不是在任何场合都起决定作用。马前卒先生强调生产力发展，这个当然没错，但他拿经济标准代替政治标准，岂不也有经济决定论的倾向？
英国是资本主义强国，而清王朝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如果按照督工的标准，谁才是新疆的解放者呢？
再则，中国军队解放新疆全境与1884年新疆建省、取消伯克制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过程。新疆建省标志着清政府正式开启了“边疆的内地化”改革，这是中国从传统王朝迈向近代民族国家的关键步骤（这个问题，我后面的视频会专门讲）。
难道左宗棠不就是“新疆与内地一体化改革”的坚定主张者吗？这哪里是督工所说的“大清恪靖侯左宗棠执行康熙乾隆的西北战略”了？这岂不是犯了基本史实错误吗？
无可讳言，列宁的理论是仍然是不完善的。尽管他在提出设想，1916年的《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中提出“比如波斯、印度和中国联合起来进行反对某些帝国主义大国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可能性很大”。（《列宁选集》第二卷，第695页）但怎么联合，采取什么形式的联合仍是未知之数。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波斯、印度和中国都是前资本主义国家，列宁从来都没有为这种联合设定资本主义这个前提。
更重要的是，半殖民地国家内部也会存在民族联合的问题。新疆人民反对阿古柏伪政权就已经说明了这一切。列宁并没有对半殖民地国家内部的多民族联合问题，给出过详细的建议。
从列宁提出民族ZJ理论，到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实践，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党在这个问题上经历了从幼稚到成熟的转变过程，督工引用的“四大”文件，恰恰是包含了很多不成熟的成分。
（二）“四大”文件的缺陷之处
这份文件题为“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请注意它的出台时间：1925年1月。
此时不仅第三国际内部分歧严重（你们懂的），我党对于民族解放的理解更存在很多问题。原文我就不摘录了，大家如果有兴趣自己查，收于《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215-225页）。
（说句题外话，据某位近代史专家说，此时某军事物流学的重要奠基人还在号召“杀光资本家”。你可以想见，那个时候很多说法是没法作为定论的。）
具体我就不展开了。这里直接说结论：如果教条地照搬当时的文件，必然会造成很多问题。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对新疆的复杂性认识不清。实际上，这份文件中的一些观点确实使得我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正确认识阿古柏伪政权的性质。
直到1953年，苏联学者沙赫马托夫和基列耶夫在《真理报》上发表论文《论殖民者的走狗阿古柏的国家底反动本质》，并收于《为正确阐明苏联中亚细亚各民族底历史问题而斗争》一书。该书很快便被翻译成中文，于1954年3月在人民出版社出版，我正好有该书电子版：
直到这个时候，我们对于阿古柏伪政权是什么性质，才逐渐有了统一的认识。拿1925年初的文件来说明这个问题，显然是非常不合适的。
以上就是我的大概回复。
我们在衡量民族解放运动时，千万不能落入经济决定论的误区。萨米尔·阿明曾明确指出，“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三句简洁有力的话最直接地体现了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心声，是第三世界走上振兴不可回避的道路。“这句话使我们能够理解复杂的现实世界，并因此制定出有效的行动策略。它指出了从资本主义向世界社会主义的过渡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而也放弃了第三世界的‘短期过渡’概念。”（《新帝国主义的结构》，载《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1期，第39页）
政治上的解放是经济上去依附的前提，而不是反过来把经济上的资本主义作为政治解放的前提。
最后声明三点：（1）督工说“现在傅正自己删掉了动态里的‘解放’，只在视频里面说，算是退了一大步”，这是观视频小编为了缓和气氛删掉的，我理解并感谢小编的做法。并且我也愿意把督工的这句话理解为释放善意。
（2）我虽然不认同马督工揪住这点不放，但始终认为他是很有洞见的，并且这个回应主要不是针对他本人，其实是写给大家看的。
（3）感谢大家的支持，我后面会有一期专门讲“马克思、恩格斯论东方问题与中国革命”，播出之后我会把相关论文贴到网上。希望能够增进大家对于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