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年谱：1931年 　三十八岁（二）

１９３１年 　三十八岁

６月２日 　在建宁城外方面军总部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会议。与会者认为：“两广反蒋军队正想急进湖南，蒋有先对付两广的必要，对我们有改守势之可能”。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当前工作方向分三期推进：第一期向北，即向建宁、黎川、泰宁地区筹款，发动群众，扩大苏区，争取南丰、南城、宜黄等县城。第二期向南，即向江西南部，为下一次反“围剿”建立巩固的后方。第三期向西，打通赣江两岸与湘赣边根据地联系。整个三期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准备第三次反“围剿”，并以赣南为工作中心地域。会议对苏区中央局来电要毛泽东回后方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毛泽东因“在此地工作开展的需要”，暂不去中央局驻地龙冈。会议还检查了群众工作中的错误，指出：红四军前次在水南烧土豪房子时烧了一条街，要由红十二军代赔，由红四军政治部出布告。第四师没收建宁“绥安中西医院”，要加以追究，给以警告处罚。以后对于西药房、医院等不得没收，需要西药时可出钱买。

６月上旬 　鉴于国民党军退至宜黄、永丰、吉水，同朱德部署红一方面军以建宁为中心，分散在泰宁、黎川，南丰、宜黄地区，发动群众，扩大根据地，筹集第三次反“围剿”的作战费用。

６月１０日 　在南丰县康都圩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会议，讨论目前政治形势和福建工作等问题。会议认为：两广军阀成立军政府，部署军队到桂林，显然要打湖南，证明南北军阀混战不会因红军胜利而停止，必定很快在湖南长沙、衡阳一带爆发。红军在这些条件之下，必定普遍地很快地大发展。红军现在仍应向北，以促成两广出兵，两个月后，我们的主力才调到赣南。闽西红军的发展，主要方向不要向漳州、东江，要向汀州、连城、宁化、归化、清流等县，这样才能与赣东南联系起来，并增强红十二军。

６月２０日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项英，副主席毛泽东、朱德发布通令，决定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由八月一日改为十月革命纪念日（十一月七日）举行，要求各地代表在十月十五日以前选举完毕。

６月２０日—２２日 　出席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在南丰县康都圩举行的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临时总前委委员外，还有苏区中央局代表王稼祥及赣东特委代表等，会议由王稼祥、毛泽东、周以栗组成主席团主持。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说：第二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有许多重要问题有待解决，中心工作是解决争取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具体问题，如发展的路线、发展的区域、工作的布置、扩大红军、办红军学校、筹款、军事训练等。会议着重讨论第三次反“围剿”作战地区的选定问题。毛泽东和其他与会者对敌人可能分几路来犯作了大略的估计，并初步选定战场放在兴国、于都、宁都、瑞金一带。会议决定：派周以栗率总政治部到汀州成立闽赣边工作委员会，周为书记。凡西药、被服、印刷等皆由工委筹划分配，不得各自为政。红军学校仍要办，但必须抽调红军中高明的负责人去办，学生也要由红军中抽出，教材必须切合实际，少讲理论。

６月２１日 　蒋介石到南昌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三次“围剿”。一面令其原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周围的部队固守和恢复阵地，一面令其嫡系部队第六、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四师由河南、湖北等省迅速进入江西，担任“围剿”主力军。蒋亲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

６月２２日 　在康都圩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会议，讨论新的时局和行动方针。会议认为：蒋介石对北方军阀妥协，对两广军阀取守势，正调集兵力准备对红一方面军发动第三次“围剿”。为了利用蒋介石同两广军阀之间的矛盾，发展革命力量，红军应改变原定计划，不再向对蒋介石威胁较大又不易建立苏区的南丰以北地区进逼，也不向两广军阀势力控制的粤赣边界地区出击，改向闽西和闽西北地区发展，以扩大红军和筹款。会议布置红三军团、红四军和红十二军迅速分散筹款。

６月２８日 　在建宁写信给周以栗转闽赣边工委、谭震林转红十二军军委，提出红十二军的中心任务不是筹款，而是深入宁化、石城、长汀三县，以这三县为工作区域，同时红三十五军以瑞金为工作区域，红三军以于都、会昌为工作区域，三个军均以两个月为期限，分完田，建立地方武装、临时政权和临时党部，把这四个问题真正地解决，使于都、瑞金、石城、会昌、宁化、长汀六县连成一片。“敌人来了，集中起来，就在这个附近打，敌人不来，我们就是这块工作下去。“

６月３０日 　在建宁致信红十二军军委并转周以栗及闽赣边工委、红三十五军军委：“根据各方面情况判断，敌军定很迅速地向我们进攻已毫无疑义。在此形势下决不能容我们此时期做准备工作，大概下月内准备作战。”信中指出，在目前形势下，红十二军在宁化、石城、长汀三县工作只能计划做一个月，筹款和群众工作，同样是主要任务。

６月下旬 　同朱德在建宁召开军事干部会议，贯彻执行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会议及扩大会议关于抓紧筹款，准备回师赣南迎击敌军“围剿”的决策。会后，红军各部和地方各级党政机关贯彻执行临时总前委的决策，召集会议，张贴文告，深入动员群众，扩大地方武装，重整支前组织，为夺取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作积极准备。

６月 　在建宁期间，经常深入群众，访贫问苦，了解情况，关心群众生活。毛泽东对警卫员说：一个领导者要把调查看作吃饭一样经常、重要，一天不串门，就像一天没有吃饭。

６月底 　国民党军原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周围的部队和新调来的部队，总兵力达二十三个师又三个旅，共三十万人。蒋介石将这些部队编成左翼和右翼两个集团军，并决定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企图先击破红一方面军主力，然后再深入进行“清剿”，捣毁苏区。七月一日，国民党军开始进攻。

７月上旬 　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虽然预见到国民党军即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但没有料到敌人第二次“围剿”失败后只隔一个月，又发动新的“围剿”。得到敌军开始进攻的情报后，毛泽东同朱德立即命令各军，既要迅速结束群众工作，又要抓紧时间在几天内尽量多地筹款筹粮以保障反“围剿”的急需。因红一方面军粉碎敌军第二次“围剿”后就投入紧张的开辟新苏区的群众工作和游击区的筹款工作，尚未得到休整，部队减员也尚未得到补充，仍是三万多人，而且主力在闽西北新区，故情况十分紧急。临时总前委研究决定，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红军向赣南后部退却集中，以打破敌军“围剿”。同朱德部署一部兵力在地方武装、赤卫军、少先队的配合下，袭扰敌军，迟滞敌人前进，同时部署和指挥红军主力迅速收拢部队，避开敌人的前锋，绕道千里，回师赣南。与此同时，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在湘赣苏区活动的红七军、红二十军军部及第一七五团东渡赣江，同红一方面军会合。

７月１０日 　同朱德率红一方面军总部从福建建宁向赣南进发。在此前后，红军各部相继从各自工作地区出发，冒着盛夏酷暑，以急行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于都地区回师。

７月１２日 　同朱德率红一方面军总部抵达江西广昌县尖锋，联名写信给留守建宁的红十二师第三十五团，要求他们等到敌人进了建宁城、探明敌情后缓缓撤退，扰乱建宁之敌的行动，以掩护大部队集中。

７月中旬 　同朱德率红一方面军总部抵达瑞金北的壬田寨，约集就近几个军的负责人开会，研究战略行动的大体方向。鉴于敌军进入苏区后突然猛进，急于寻求与红军主力决战，毛泽东认为应当利用蒋系军阀与两广军阀的矛盾，决定再让敌军深入到赣南底部，威胁两广地盘，加剧他们之间的矛盾，然后红军插回敌军后方，打其空虚之处。随即部署红一方面军主力转移到于都县北部的山沟里隐蔽，让出通向瑞金、于都和兴国的大道，诱敌继续南进。

７月下旬 　红一方面军总部、红三军团、红四军（缺第十二师）、红十二军分别到达于都北部地区，同从于都、瑞金北上的红三军（缺第九师）、红三十五军和由赣江以西沙地来到的红七军及红二十军军部等会合。方面军总部决定，红七军暂归红三军团指挥。

７月２４日 　在于都县银坑同朱德发布命令，令红一方面军在敌人深入恐慌疲惫之下，消灭由宁都赖村进攻之敌，然后转向桥头方向消灭敌军的第二部。

７月２８日 　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兴国县西部高兴圩地区，行程千里，完成了回师赣南集中的战略任务。七月底，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军已进到固村、宁都、古龙冈、白石一线，但未找到红一方面军主力。蒋介石、何应钦得知红一方面军主力集中在兴国地区后，判断红一方面军主力有西渡赣江之可能，便集中九个师兵力向兴国方向急进，企图压迫红一方面军主力于赣江东岸而消灭之。毛泽东获悉各路敌军正向兴国方向急进，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敌我形势和红军作战方针、计划，指出：敌军虽然来势很猛，但在根据地已拖了近一个月，锐气已减，且敌军主要兵力和精锐师团集结在第一线，由富田向东的后方联络线上兵力比较薄弱。会议决定，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首先从侧翼打起，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人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置深入赣南根据地的敌军主力于无用之地。待敌军主力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弱者。

７月３１日 　同朱德在高兴圩接到红十二军军部和中共纯化区委的报告，得知敌军主力向兴国方向急进，其右侧后富田、陂头、新安一带仅有三个团防守；决定避强击弱，以主力由高兴圩地区秘密北进。傍晚签发命令，令红一方面军主力绕入敌背捣其后路，使敌动摇震恐，先夺取富田、新安。当晚，红一方面军主力开始向富田开进，当先头部队进到石陂以北地区时，发现敌第二路进击军陈诚、罗卓英两师先于红军赶到富田，夺取富田的计划难以实现。毛泽东、朱德随即改变计划，率部折回高兴圩地区，另寻歼敌机会。

８月上旬 　各路敌军纷纷向高兴圩地区逼近，红一方面军主力被压缩在以高兴圩为中心方圆数十里的狭小地区内，西临赣江，南、北、东三面有敌军九个师进逼，形势危急。毛泽东同朱德决定将迂回敌侧后的战法改为中间突破，向东面兴国县莲塘、永丰县良村、宁都县黄陂方向突进。为隐蔽红军意图，造成敌军错觉，指挥红三十五军、红十二军第三十五师和部分地方部队伪装主力，向赣江方向佯动，吸引敌第六、第九、第十一、第十四等师继续向万安至万安南部良口方向前进，并牵制兴国县崇贤、吉安县东固间之敌，红一方面军主力则乘夜通过敌第九师（在兴国县江背洞）和第五十二、第六十师（在兴国县崇贤）之间二十公里间隙地带，转到莲塘地区。

８月６日 　同朱德获悉敌第三路进击军第四十七师第二旅进到莲塘附近，决定集中兵力迅速歼灭该敌，尔后向北发展求歼第三路进击军主力，要求所属各部当夜展开，准备七日拂晓攻击。当晚，红三军团（并指挥第七军）和红三、红四、红十二军（缺第三十五师），秘密向敌军阵地接近。

８月７日 　同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莲塘地区将敌军第四十七师第二旅和由良村西出侦察的一个多营全部歼灭，取得初战胜利。随后，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乘胜北进，攻击良村之敌第五十四师，歼灭其一部。莲塘、良村两仗共歼敌两个多旅，俘敌三千五百余人，缴获各种枪三千一百余枝（挺），迫击炮十四门，电台两部，马二百余匹，各种子弹三十余万发。

８月８日 　同朱德在良村约溪发布红一方面军命令：决心以全力消灭龙冈之敌。在部队开赴龙冈途中，得知敌第五师在龙冈已有准备，驻地周围修筑了工事，遂改变主攻方向，命令红三军向龙冈佯攻，同时部署红军主力挥戈向东，进攻宁都黄陂的敌军第八师。

８月１１日 　同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进到黄陂附近，指挥部队一举攻入黄陂，歼灭敌第八师两个团，乘胜追击，又歼敌一部。前后共歼敌第八师约四个团，俘敌四千余人，缴枪三千余枝（挺）。这时，得知敌第六、第十师已接近黄陂，当机立断，命令红军主力停止追击，当夜撤出黄陂，转到永丰、兴国、宁都三县交界的君埠及其以东地区休整。

８月中旬 　国民党军发现红军主力的行踪后，采取密集的大包围态势逼近红军集中地——君埠以东地区，企图消灭红军主力于此。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又处于被敌军八个师三面包围的不利境地，是三次反“围剿”以来最艰苦的时刻。毛泽东主持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会议，分析敌情，认为红军主力应采取“声东击西”战术。针对敌人最怕红军北出临川的情况，决定红十二军（欠第三十五师）伪装红军主力向乐安方向佯动，将敌主力向东北方向牵引。同时部署红军主力利用夜暗从敌第一军团和第二路进击军之间十公里间隙的大山中偷越过去，跳出敌军包围圈，向西返回兴国县境内隐蔽休整，观察敌军动向，待机歼敌。

８月１７日 　同朱德率红一方面军主力进至兴国东北的白石、枫边地区隐蔽休整，并同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会合。为了准备经常的夜行军，加强红军的机动力量，同朱德签发红一方面军关于减少行李马匹的通令。二十二日，又签发节省经费的通令，指出：目前仍须准备一个月到两个月的艰苦奋斗，以持久战略来消灭敌人，争取第三次反“围剿”的全部胜利。

８月３０日 　中共中央致苏区中央局并红军临时总前委的指示信，指出：“中央苏区现时最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例如你们容许地主残余租借土地耕种，对于富农只是抽肥补瘦，抽多补少，而不实行变换富农肥田给他坏田种的办法”。“红军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抛弃游击主义的传统与小团体的观念，这在红军已在进行大规模战争与担负着争取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任务是不相称的。“

９月初 　同朱德为进一步调动和疲惫敌军，率领部队继续西移，转到兴国、万安、泰和之间以均村、茶园冈为中心的山区，隐蔽休整，待机歼敌。这时，红军主力已休整半月有余，养精蓄锐，士气旺盛。国民党军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东奔西突，数次扑空，疲惫不堪，士气沮丧，已无力继续进攻红军〔１〕。加之当时蒋粤桂军阀冲突加剧，蒋介石不得不下令“围剿”军实行总退却。

〔１〕在当时缴获的国民党军官兵的家信中有这样说的：“这一月来，无论官兵差不多没有不病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至于山高路险，跌死的人马以及因病后被土匪杀死的官兵，总和起来比出发时候的人数差不多要少三分之一。“

９月６日 　同朱德获悉兴国地区国民党军正沿高兴圩大道向北撤退，当即决定首先抓住兴国北撤敌军一部歼灭之，尔后视机扩张战果。七日，同朱德指挥红三军和独立第五师在泰和县老营盘歼灭北撤之敌第九师一个旅，俘敌两千余人，缴获长短枪两千余枝。与此同时，红三军团、红四军、红三十五军等在兴国县高兴圩向敌第六十、第六十一师发起攻击，激战两天，毙伤敌军两千余人。但因敌军占据有利地形，红军兵力不够集中，并且徒涉高兴圩以西河流时遭到较大伤亡，结果形成对峙。为使红军变被动为主动，决定主力撤出战斗，转至茶园冈、均村、永丰圩地区休整待机。

９月１１日 　在茶园冈得到国民党军要撤出根据地的情报，同朱德下达红一方面军于次日转换阵地、截击敌军的命令。十二日，在石灰窑鉴于国民党军对红军情报不明，尚不敢行动，同朱德发布命令，令方面军经老营盘、田塅转向东移到敌之右侧。

９月１３日 　同朱德获悉敌军退却路线后，立即命令红一方面军集中全力向北撤之敌实施追击。

９月１５日 　拂晓，红一方面军主力追到退却敌军，迅速强占方石岭。同朱德指挥红军主力截住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及第四军团的一个多团，将其包围于方石岭以南地区予以全歼，俘敌五千余人，缴获各种枪四千五百余枝（挺）。至此，从八月开始的第三次反‘围剿’，红一方面军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配合下，六战五捷，歼灭国民党军十七个团共三万余人，缴枪一万五千余枝，各种子弹二百五十万发，电台六部，打破了敌人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毛泽东后来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总结说：“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央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包括二十一个县，二百五十万人口，进入了全盛时期。

秋 　为培养红军干部，创办红军干部学校，找何长工、邓萍谈话，说：我们决心调你们两个军长和四个师长，还有十几个团长和政委来办个学校。北伐时有“黄埔”，我们要办个“红埔”，开办个培养干部的基地。根据蒋介石其人的本性，估计战争会越打越大。培养红军干部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我们必须向部队源源不断地输送经过学校培养的军政素质好的红色指挥员。还说：新旧军阀很懂得有权必有军，有军必治校这个道理。蒋介石中央军的构成有几个系统，一是陈诚为头子的保定系，一是汤恩伯为头子的日本士官系，一是胡宗南为头子的黄埔系，还有其他各省的讲武堂毕业的讲武系。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为了战胜反动派，也要学会办校、治军，培养自己的建军人材。谈话后不久，何长工、邓萍等奉命到瑞金筹建红军干部学校。

９月中旬 　鉴于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同朱德决定，以一部分地方部队监视北面之敌，主力红军和另一部分地方部队由兴国以北地区向南以瑞金为中心的地区转移。十八日，同朱德签发红一方面军命令，令部队开往龙冈整顿补充，以“执行向南发展之任务”。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在指挥部队转移时，遭敌机扫射，中弹受重伤，不久牺牲。

同旬 　因陈绍禹决定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周恩来将赴中央苏区，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由秦邦宪（博古）负总责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随后报共产国际批准。

９月１８日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侵略中国东北。二十五日，毛泽东同朱德、贺龙、彭德怀等联名发表《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揭露国民党军阀不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只能向帝国主义献媚投降、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既不能“保国”也不能“为民”。号召白军士兵投身革命，加入红军，为共同抗日、打倒国民党、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而战。

９月２０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出由陈绍禹起草的决议《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提出“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要求苏区的党和红军“在政治军事顺利的条件之下，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要求红军必须“集中力量追击敌人退却部队”，“扩大苏区到中心城市”，“各军必须开始城市战、堡垒战的演习”。决议强调“目前主要危险还是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

９月２３日 　同朱德在兴国水头庄签发红一方面军关于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部队开往福建工作、筹款的命令，决定二十五日出发，分七天行程到闽西长汀集中。

９月２６日 　到达于都县平安寨，指示中共县委和县苏干部要迅速消灭地方反动武装，巩固与扩大革命根据地。

９月２８日 　到达瑞金叶坪村，同中共苏区中央局会合。

着手筹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１０月１１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临时中央，指出：中央局随方面军行动，项英因“工作能力不够领导”，“决定毛泽东代理书记，请中央批准。”电报中提议扩大中央局人数，以彭德怀、林彪、周以栗、曾山、陈毅为中央局委员。并决定成立临时江西省委，以任弼时为书记。

１０月１４日 　同朱德签发红一方面军《收集攻土围炮楼经验的训令》。指出土围子炮楼是土豪劣绅的最后营垒，为要争取广大群众，巩固根据地，捉得土豪筹款子，必须要完全消灭土围子炮楼；规定红军用工兵挖地洞、打对壕、埋地雷去爆炸土围炮楼；要求总部参谋处汇集攻土围炮楼的经验和方法，编为筑垒攻城教范，训练红军。红一方面军各部执行了这个训令，在赣南、闽西拔除了几百个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子。

１０月中下旬 　中共临时中央复电苏区中央局：中央局是中央在苏区的代表团，代表中央领导苏区一切工作，绝不能随方面军行动。中央局应在苏区建立经常工作，指导军事、党、工会、苏维埃的工作。中央局不能代替地方党部、革命军事委员会等组织。地方干部对中央局的成分无任意变更之权。中央局成分无扩大之必要。现中央局应负责领导党大会和苏大会。

中央局书记由毛泽东代理，任弼时应仍任中央局组织部长，省委书记由地方干部选拔。中央新代表即可出发来苏区，会同解决一切问题。

１０月２１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临时中央，报告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十一月七日开幕，望派一位政治局委员，最好是工人同志来苏区主持中央政府工作。

１０月２４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毛泽东等复临时中央来电〔１〕，报告红一方面军难以立即向外发展：“红军目前急切须休息，须训练，须补充，须筹款，须布置新战场，创造根据地，又因十一月七日开全苏大会，中央局不能远离，遂将红军主力分布石城、长汀、于都、会昌四县工作，总部〔２〕及中央局在瑞金居中指挥。除瑞金全县赤化外，石、汀、于、会四县大部尚是白色，但必是将来新战场，故四县工作还要加紧。“

〔１〕中共临时中央十月二十二日致电苏区中央局：“接国际来电，要中央红军乘势向外发展，正与中央前三次给你们的指示相符合，请你们立刻把执行这一指示的具体布置及所得成绩告诉中央。“

〔２〕总部，指红一方面军总部。

１０月下旬 　中共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提出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由毛泽东任主席。

同旬 　从瑞金到石城县秋溪红四军军部，召集军事会议，听取军事指挥员汇报，部署红四军拔除地主武装盘踞的山寨土围子的计划，确定主力红军与地方游击队相结合、政治攻势与军事斗争相结合的原则，提出对白色据点采取长围久困、先小后大、先易后难、逐个消灭的方针。

１１月１日—５月 　在中共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央苏区党组织在瑞金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会议贯彻中央八月三十日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临时总前委的指示信。

在根据地、军事、土地革命路线等问题上展开了争论。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等文件，虽然在原则上肯定红军粉碎敌人三次“围剿”等成绩，但重点是批评中央根据地的一些正确的东西：把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原则，指责为“富农路线”；指责红军“没有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阵地战”、“街市战”。会议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并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红军的领导。

１１月７日—２０日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毛泽东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报告。大会依据中共中央关于宪法原则要点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政策》等法令，选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六十三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宪法大纲》明确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在大会闭会的期间，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组织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由中共中央提交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以法律形式规定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左”的政策。大会为表彰红军及其指战员在革命战争中作出的贡献和功绩，给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八人授予奖章。二十日，毛泽东致闭幕词。

１１月２５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朱德、王稼祥、彭德怀、周恩来、贺龙、毛泽东等十五人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委员，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同时决定在中革军委成立之后，即取消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中革军委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红军。

１１月２７日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主席，项英、张国焘当选为副主席。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组织人民委员会，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行政机关，毛泽东被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组成，即日开始工作。

１１月２８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副主席项英、张国焘〔１〕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颁布暂行税则的决议指出：临时中央政府根据宪法的规定，“废除国民党军阀的一切田赋、丁粮、苛捐、杂税、厘金等，实行统一的累进税”。统一累进税征收的原则，“除去将纳税的重担放在剥削阶级身上外，依阶级的原则来解决，对于被剥削的阶级与最苦的下层群众免除纳税的义务”。

同日 　同项英等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暂行婚姻条例的决议指出：“目前在苏区男女婚姻，已取得自由的基础，应确定婚姻以自由为原则，而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与买卖的婚姻制度”。

〔１〕因张国焘未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职，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公布的文件，未由他起草或参与起草，故一般以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署名的文件，以下简称“同项英等署名”。

１２月１日 　同项英等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通电》，宣告中华领土内已经有绝对不同的国家：“一个是所谓中华民国，它是军阀官僚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以压迫工农兵劳苦群众的国家”；“一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它是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工农兵士劳苦群众的国家”。

１２月上旬 　收到朱德关于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即将起义的报告和中革军委关于二十六路军准备起义的情况以及将采取的方针、步骤的报告，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的问题。会议认为，应当争取组织“全部暴动”。十一日，毛泽东会见在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中的秘密中共特别支部委员、特支代表袁汉澄（即袁血卒），问暴动有无把握，有多大把握。听完袁汉澄回答后说：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这全靠我们党过细的组织工作。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并宣布决定：“派刘伯坚诸同志到彭湃县去与你们联系”。

１２月１１日 　同项英等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告全国劳动群众书》，揭露日本及国际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中国和国民党反动政府进一步出卖民族利益，号召全国劳苦群众，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在苏维埃的旗帜下，以工农苏维埃革命来消灭国民党反动统治，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半殖民统治制度，获得中华民族及中国劳苦群众的自由和解放。

１２月１４日 　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官兵一万七千余人在宁都举行起义。起义部队随即加入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签发红五军团的委任状：任命季振同为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第十五军军长。随后，任命萧劲光为红五军团政治委员，刘伯坚为政治部主任。

１２月１５日 　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建立报告制度问题》的通令，指出，为建立坚强而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权，各级苏维埃政府在工作方法上首先要建立下级向上级经常作报告的制度，上级对下级实行工作检查的制度。

１２月１６日 　同项英等公布《处理反革命案件和建立司法机关的暂行程序》的训令，指出：“在过去的肃反工作中不是没有错误。临时中央政府严重地告诉各地各级苏维埃政府，各地的肃反工作，有许多地方是做得不对的。例如听到某个或几个反革命分子的口供，没有充分的证据，未经过侦查的工作，就进行捉人，审问的时候，偏用肉刑，苦打成招的事，时常发现。”训令规定，必须坚决地废除肉刑，而采用搜集确实证据的各种有效方法。

１２月１９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表《苏维埃政府布告》，指出：“军阀豪绅地主，到处压迫穷人。利用国民政府，要捐要税不停。地主白占土地，厂主垄断资本。”“大家要免痛苦，只有参加革命。”“穷人一致奋起，组织工农红军。豪绅地主土地，一律分给农民。免除苛捐杂税，都是有吃有剩。工人每日工作，只做八个时辰。”“商人服从法令，生意由你经营。”“各地工农群众，赶快参加革命。“

“建立工农政府，快把地主田分。工人组织工会，快同厂主斗争。大家一致努力，完成中国革命”。

１２月中旬 　同即将上任的红五军团政治委员萧劲光谈话，提出团结、建设红五军团的基本方针，说：对这支部队，要努力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起义的军官，愿留下的欢迎，组织他们学习，进学校，搞干部教育。对要求走的欢送，发给路费，来去自愿。

１２月２２日 　到石城出席欢迎原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起义的大会，讲话指出宁都起义的重大意义和今后改变军阀制度的任务，希望新编的红五军团努力变成无产阶级化的军队。

１２月中旬、下旬 　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身份，指导红五军团建设的工作。指示对起义的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进行大混编，逐步打破原来的军阀制度，并转变其军阀作风。提出对起义军官的政策是愿留者欢迎，愿走者欢送，并提拔一些愿革命的下级军官。批准中革军委从红一、红三军团等部选派一批干部战士到红五军团工作。

亲自找起义军进步军官谈话，帮助做发展共产党组织的工作。

批准董振堂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２月底 　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从上海抵中央苏区首府瑞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