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国剑士》（九）

第13轻步兵团的亨利·哈维洛克少校记载了1824年缅甸战争期间，仰光远征军第一孟加拉旅旅长罗伯特·“好战鲍勃”·萨利少校的一场战斗：“缅甸人正在就一系列条件与英国人争论不休，双方面对面地激烈争吵了很久。忽然，一名缅甸酋长看准了一名第13轻步兵团的士兵，对准他的脑袋就是一击，旁边的萨利少校连忙抽出军刀挡下了这一击。并立刻回以颜色，这一刀使那缅甸人踉跄了一下，但少校的武器却像玻璃那样碎成碎片，只剩一把刀柄还留在少校手中。少校当机立断向敌人冲去，从那酋长手中夺下了他那巨大的镀金刀剑，并用全力向那酋长肋下砍去，这一刀几乎将他劈成两段。这场冲突太过激烈，以至于不可能持续很久，对士兵的可怕屠杀迫使双方最终撤退。” (Memoir of the Three Campaigns in Ava, 1828.)

一家报纸对萨利少校在这场战争中的功绩作了报道：“一个缅甸酋长冲出小屋，袭击了第13轻步兵团的一名列兵，他设法格开了列兵的刺刀，在他头上砍了一刀，那一刀砍穿了士兵的帽顶，穿过the twisted braid and even the scales（我不太确定这是什么，可能是军帽的某些结构，或是某些俚语，如有清楚的朋友请不吝赐教），士兵被砍了个踉跄，第二刀还未砍下就被萨利少校挡下了，少校随即向酋长攻去，后者拼命抵挡，但徒劳无功。少校的剑随后刺进了酋长的头骨，却断成两截。因此，他在接下来的战斗中不得不使用他从倒下的敌人那里缴获的黄金剑。在我们看到的所有书信中，他的行为都堪称英勇，共有20余名敌人死在他手下。在拿到酋长的黄金剑后，他又与另一个拿着白银武器的人对峙，经过短暂的较量，白银剑也成了少校的战利品。” (Oriental Herald, 1825.)

第三龙骑兵中队的塞缪尔·费舍尔（对，和细胞分裂系列的主角同名）中尉讲述了他在1826年贾特战争期间，作为第11骑兵队的学员攻打布尔特波尔时的经历：“我受命带领一个突击小队（十名志愿参加的下马骑兵）夺取主堡垒北侧的主炮口，在从许多巨大且卑劣的土块（守军扔下的）下侥幸逃脱后，我毫发无损地登上了堡顶。我向前冲去，挥舞着武器让队伍跟上。这时，我刚刚离开的位置，也就是我的勇士们正打算踏上的地方，突然爆发出火焰和烟雾，把我猛地拍在城墙上。从这个位置，我看到紧跟着我的人消失在了炸弹炸出的烟雾和灰尘中，陷入了短暂的死寂。随后，我发现他们重新出现在几步远的地方，堪堪躲过了这场爆炸，但他们却被吓住了，不敢再前进一步。此时，三个手持图瓦弯刀，带着盾牌的敌人看见我在城墙上孤身一人，就发出野蛮的战吼声，挥舞着锋利的大刀朝我冲了过来。他们自以为胜算满满，我也这么觉得，于是我拔出了手枪，让对我威胁最大的敌人带着死亡的痛苦，倒在了我的脚下，而我仅凭着敏捷的动作才堪堪躲过一剑。”

“那些曾见识过印度人刀剑技艺的人无不被他们在战斗中的狂野姿态震撼，也许这些人对印度剑客在战场上不断闪转腾挪变换位置的战术嗤之以鼻，但他们不可能不惊叹于印度人的四肢和关节所展现出的惊人灵活性，以及他们在这种争斗中抓住任何细小战机猛攻而来的机敏。如果这些人的经验足够丰富的话，他们便能意识到，对于这些进攻性装备远多于护甲的人来说，战斗的胜利取决于此，尤其是他们没有任何保护视力的装备，所以太阳下的位置尤其重要。”

“因此，我脚下的狭窄城墙使我感到安心也就不那么奇怪了。也许有人会责怪我为什么不在如此悬殊的对抗中使用我的第二把手枪，那是因为我精通东方武术的那些佯攻与诡计，也了解我自己的直军刀的优势。我挡下了第一刀，并在另一个对手徒劳无功地挥出他的第一击时便打伤了他的持剑臂，这些人虽然能在攻防中熟练地运用刀刃，但却从不使用刀尖，也从不考虑敌人使用刀尖的可能性。不过，同时应付两人的进攻是最艰巨也是最要命的部分，如果不是战场环境于我有利，很可能以我的失败告终。第一个对手被横在城墙上的一捆破棉花绊了一下，这导致第二个对手几乎不可能在不暴露自己意图的情况下越过他向我靠近。尽管那点障碍微不足道，我还是抓住了这一微弱优势，敏锐观察，果断行动，将敌人逼得疲于自卫。我只在肩膀上受了点小伤，而从当地人棉制长袍上流下的鲜血和因疲劳而垂下的手臂上看，我的努力并非徒劳无功。我佯装专心应付左边的敌人，诱使对方跨过中间的障碍物，从侧面向我攻来。但我早就预料到了他的动作，没有回头就给了他狠狠一击，这一击砍断了他腿上的肌肉筋腱，使他无力地从城墙头跌落到下面的街道上。”

“另一个人还没从震惊中恢复过来时，我已越过了障碍物，冲进他身前，正准备把他也从城墙上打落时，我忽然感到有人从下面抱住了我的脚。我反抱住这个新来的攻击者，三个人一起重重地滚落在地，扭在一起厮打着争夺主动权，然而，虽然我比另外两个人都强壮，但双拳难敌四手。我无助地躺在地上，仰面朝天，而新加入的敌人则踩着我的脖子站起，高高举起弯刀，打算结果我的性命。我喘着粗气，在绝望中努力思索着生机，忽然我想起，我的腰带上还挂着第二把手枪，而我的右手虽然被束缚着，但它就放在腰侧，触手可及，我立马把它从枪套中抽出，努力地扭转手腕，扳下了那个小却致命的拨杆。大刀从手中掉落，刺穿了它本该拯救的那人的胸膛，我那两已死的对手口中同时发出死亡前的呻吟与惨叫。像蟒蛇一样压制着我的四肢松了下来，我从地上爬起，为自己保住了性命而庆幸，又为自己造成的苦难而悲哀。”

英国军事历史学家J·H·斯托克勒将这一故事收录在了一本名为《The Old Field Officer (1853)》的化名自传中，该书的内容来自于对《East India United Service Journal (1834-38)》中真实案例的汇编，他在他的《Memoirs of a Journalist (1873).》一书中点出了叙述者的真实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