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版序言、第二版序言
初版序言
国家问题,现在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在政治实践方面,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帝国主义战争大大加速和加剧了垄断资本主义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国家同拥有莫大势力的资本家同盟日益密切地溶合在一起,它对劳动群众的骇人听闻的压迫,愈来愈骇人听闻了。各先进国家(我们在这里是指这些国家的“后方”而言)已经变成了囚禁工人的军事苦工监狱。
连绵不断的战争造成的空前惨剧和灾难,使群众生活困苦不堪,使他们更加义愤填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正在显著地发展,这个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已经具有实际的意义了。
在几十年较为和平的发展中积聚起来的机会主义成分,使得社会沙文主义流派在世界各个正式的社会党内取得了统治地位。这个流派(在俄国有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布列什柯夫斯卡娅、鲁巴诺维奇以及不太露骨的策烈铁里先生、切尔诺夫先生之流;在德国有谢德曼、列金、大卫等;在法国和比利时有列诺得尔、盖德、王德威尔得;在英国有海德门和费边社分子【2】,等等)口头上是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沙文主义,其特点就在于这些“社会主义领袖”不仅对于“自己”民族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正是对于“自己”国家的利益,采取卑躬屈膝的迎合态度。因为大多数所谓大国早就在剥削和奴役很多弱小民族,帝国主义战争也正是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这些赃物而进行的战争。如果不在“国家”问题上反对机会主义偏见,就无法进行斗争来使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特别是摆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影响。
首先,我们要考察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学说,特别详细地谈谈这个学说被人忘记或遭到机会主义者歪曲的各个方面。其次,我们要专门分析一下歪曲这个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即在这次战争中可耻地遭到彻底破产的第二国际(1889—1914年)最著名的领袖考茨基。最后,我们要给俄国1905年革命、特别是1917年革命的经验,做一个基本的总结。后面这次革命的第一个阶段现在(1917年8月初)大概正在结束,但整个这次革命只能认为是帝国主义战争引起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因此,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不仅具有政治实践上的意义,而且具有最迫切的意义,因为这个问题向群众说明,为了使自己从资本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他们在最近的将来应当做些什么。
作者
1917年8月
第二版序言
本书第二版几乎没有变动,仅在第二章中增加了第三节。
作者
1918年12月17日于莫斯科
【1】(标注处即本书标题)《国家与革命》一书是列宁1917年8—9月在秘密状态中写成的。列宁在1916年下半年就认为有必要从理论上探讨国家问题。当时他写了一篇短评《青年国际》(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63—167页),在这篇短评里他批评了布哈林在国家问题上的反马克思主义立场,并答应写一篇文章详细地论述马克思主义对国家问题的观点。列宁在1917年2月17日(新历)给亚·米·柯伦泰的信中谈到,他差不多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材料准备好了。这些材料是用很小的字体写在以《马克思主义论国家》为标题的蓝皮笔记本里的。笔记中的材料有的摘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有的摘自考茨基、潘涅库克和伯恩施坦的著作并有列宁的评语、结论和概括。
《国家与革命》一书按原定计划有七章,最后一章,即第七章《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列宁没有写,保存下来的只有这一章的详细提纲(见《列宁文集》1933年俄文版第21卷第25—26页)。关于出版这本书的问题,列宁在给出版者的信中写道,如果他“实在来不及写完第七章,或者这本书太厚,那末可以把前六章单独出版,作为第一分册······”。
在手稿的第一页上,作者用的笔名是“弗·弗·伊万诺夫斯基”。列宁预计用这个笔名可以出版这本书,不然就会被临时政府没收。但是这本书到1918年才出版,因此也就不需要再用笔名了。第二版是在1919年出的,列宁在第二章中加了《1852年马克思对问题的提法》一节
【2】费边社分子是一批英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于1884年成立的改良主义的、极端机会主义的“费边社”的成员。该社以古罗马大将费边·孔克达特(“缓进者”)命名。费边素以缓进待机、回避决战著称。用列宁的话说,费边社“最完整地体现了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工人政策”。费边社分子诱惑无产阶级脱离阶级斗争,鼓吹用改良办法由资本主义和平地、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年),费边社分子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关于费边社分子的评述,见列宁下列著作:《<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354—355页)、《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151页)、《英国的和平主义和英国的不爱理论》(《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37—238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