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ren Jeppe
公元1876年7月1日，丹麦传教士和社会工作者凯伦·婕佩出生。她在20世纪初一直为从奥斯曼帝国逃亡的亚美尼亚难民和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的幸存者(主要是寡妇和孤儿)进行救助工作。
1902年，婕佩从她的校长H. C. Frederiksen那里第一次听说了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的迫害，看到了本尼迪克森(Aage Meyer Benedictsen:1866-1927)写的一篇文章，本尼迪克森是丹麦-犹太-冰岛语言学家、作家、语言学家和反帝国主义知识分子。不久之后，婕佩参加了Benedictsen在哥本哈根的演讲，在演讲结束时，本尼迪克森从一位年老的亚美尼亚人那里传来了对亚美尼亚人民的呼救声。
本尼迪克森是第一个对奥斯曼亚美尼亚人的迫害感兴趣的世界主义者之一，在他前往波斯的一次旅行中，他访问了尚勒乌尔法的德国东方使团，该使团在德国牧师约翰尼斯·莱普修斯（Johannes Lepsius）的直接监督下开办了一所学校孤儿院。当本尼迪克森于1902年返回丹麦时，他成立了名为丹麦亚美尼亚人之友的世俗组织(" Danske Armeniervenner" DA)。
本尼迪克森的讲座深深打动了婕佩，他告诉婕佩，莱普修斯博士正在为尚勒乌尔法的学校物色一名女教师。1903年10月1日，她离家远行，穿越欧洲和小亚细亚，抵达尚勒乌尔法，在那里她受到数百名亚美尼亚人的欢迎，他们聚集在一起迎接新抵达的欧洲女士。一年之内，她学会了亚美尼亚语、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之后她开始在学校工作，引进新的教学方法。
1909年，在阿达纳大屠杀之后，婕佩继续她的工作，为亚美尼亚人提供日常面包，在山上买了一块地，在那里她种植了葡萄园，并与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她得到了她收养的一名年轻的亚美尼亚孤儿米萨克·梅科尼扬（Misak Melkonian）的帮助。在此期间，婕佩还收养了一位名叫露西娅（Lucia）的种族灭绝的孤儿幸存者。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奥斯曼当局对亚美尼亚人进行了大屠杀。婕佩试图组织救援工作，帮助亚美尼亚难民通过尚勒乌尔法，前往叙利亚代尔祖尔沙漠的营地，提供他们以食物和水，并将许多必需品藏在她家的地板下。战争期间，她从未离开尚勒乌尔法，并将许多亚美尼亚人伪装成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帮助他们逃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健康状况不佳，她于1918年底被迫返回丹麦，在那里她为亚美尼亚人奔走呼号。
在丹麦呆了三年后，婕佩决定回到叙利亚。她于1921年抵达阿勒颇后，通过建立孤儿院、学校、诊所等为亚美尼亚妇女找到了工作，作为保护近东妇女和儿童委员会的阿勒颇地区领导者，努力拯救分散在该地区的2 000名亚美尼亚妇女和儿童。它是在国际联盟的主持下成立的，目的是找回在种族灭绝期间被强行迁徙到土耳其、库尔德和贝都因家庭中的亚美尼亚妇女和儿童(由亚美尼亚裔历史学家阿拉·萨拉菲安：Ara Sarafian创造的一个中性词，当时使用的术语包括“绑架”、“诱拐”和“被奴役”)，并使他们重新融入亚美尼亚社区。然而，局势在1922年严重恶化，新一波亚美尼亚难民为逃避土耳其人的迫害而抵达阿勒颇，因为法国军队在1921年撤离了西里西亚。
1924年，在与富有的贝都因酋长哈迪姆帕夏（Hadjim Pasha）谈判后，婕佩以合理的价格租下了他在幼发拉底河流域阿勒颇西部的部分土地。1925年，两名来自丹麦的新助手加入了她的行列：Jenny Jensen和Karen Bjerre帮助她将精力集中在这个项目上。另一方面，叙利亚的法国当局提出为亚美尼亚难民建立一个农业定居点，但没有人加入。自从亚美尼亚人从西里西亚撤出后，对法国当局失去了信心，这给他们的许多同胞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贝都因酋长哈迪姆帕夏成为婕佩的好朋友，通过他的身份和他在该地区的影响，帮助她做一些实际的事情并维护新的亚美尼亚定居者的安全。婕佩尽一切努力在贝都因人和亚美尼亚村民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她成功地在拉卡地区建立了六个亚美尼亚农业殖民地，如Tel Armen、Tel Samen、Charp Bedros、Tineh等。
1933年秋天，婕佩最后一次回到了丹麦。当返回叙利亚后，她感染了疟疾。在部分康复后，她继续努力发展新创建的亚美尼亚社区。1935年夏天，她因劳成疾患上了更严重的疟疾，她被送往阿勒颇的医院，但因病情恶化于1935年7月7日去世，享年59岁。她被安葬在阿勒颇的亚美尼亚墓地。
在埃里温国际电影节上将凯伦·婕佩描述为“亚美尼亚人的丹麦母亲”。
阿勒颇的第一所亚美尼亚高中(建于1947年)以婕佩的名字命名。在叙利亚内战期间，学校被关闭，并暂时搬迁到阿勒颇一个更安全的地区。
1927年，丹麦政府授予凯伦·婕佩以金质功绩勋章(丹麦文:Fortjenstmedaljen i Gul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