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多民族交融盛况】试论唐代胡汉文化融合对建设和谐社会的借鉴意义
期刊基本信息
作者：刘星海、王文凯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 - 5968 ( 2007 ) 02 - 0068 - 03
本文主旨
「和」是我国古代形成的对人和社会状况的一个重要评价标准。和谐，是人类向往的一种美好的社会生活状态，和谐社会是人类追求的崇高社会理想。伴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发展，和谐社会的思想薪火相传，以和谐为特征的文化精神生生不息，和谐社会的理想始终鼓舞着人们为之奋进。
我们正在构建的和谐社会，既要有人类社会理想的共性，也应该有中华民族人文历史的特性。构建和谐社会，只有深深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沃土，准确切合当代中国的具体国情，才不会使和谐社会建设失去文化养分和民族特色。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充分发掘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思想文化资源和可资借鉴的范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构建和谐社会，既是传统的弘扬，又是民族的创举，既是文化观念的回归，又是文化实践的创新。
一
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持久纷乱，永嘉之后，胡人纷纷南下而牧马。异质文化在初期表现为文化的冲突、不相容。胡人是以优势心理南下，但在先进的中原文化的包围中，虽最初是顽固地守旧拒变，企图以胡制汉，胡人终究还是在文化适应机制的导引下，走上了汉化的道路。
汉化主要的渠道有两个；一个是胡人统治者采用汉族封建统治的组织形式并推广儒学，从而使胡文化发生质的变化；另一个就是迁入内地的胡人渐渐融进汉人社区，「语习华夏」，「多知中原语」，接受汉文化。胡汉文化的交融，也表现在汉文化接受了胡文化的许多特质上，但这种文化的交融要滞后一些，种因在六朝，得果在隋唐。
胡汉融合，其文化效应就是国民精神风貌的逆势特立，世情民风卓异于其他时代，思想和行为上较少被经学、神学等束缚，个体尊严和价值空前提高。
1、民族融合后思想文化的涅槃
盛唐时人，尤其是文人，思想开放。
郑处诲《明皇杂录》载：「天宝中，刘希夷、王昌龄、祖咏、张若虚、孟浩然、常建、李白、杜甫，虽有文章盛名，俱拓落不偶，恃才浮诞而然也。」陈寅恪说：「唐代自高宗武则天以后，由文词科举进身之新兴阶级，大抵放荡而不拘守礼法，与山东旧日士族甚异。」[1]
唐代保留了鲜卑族「母权制时代的遗风」。武则天一女子当了皇帝，这在中国封建历史上绝无仅有。历史学家们对此有各种解释。尽管武则天才智过人，但历代皆有才智过人的女性，为什么只有武则天成功了？这就得从产生这种现象的文化背景中去寻找原因。胡汉融洽，使得唐代的人们能接受女皇这个现实。唐代大臣中少数民族者众多，他们身上传统礼教思想影响较为薄弱，自然能认可并拥戴女皇。
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治家》：「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讼。」唐时男女交往较之其他朝代比较自由，据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载: 「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又载：「长安士女，胜春野步，则设席藉草以红裙相插挂，以为宴幄。」
长安富豪的园林内，每逢炎暑，往往结缀锦彩，搭造凉棚，邀约名姝和妓女游乐，安排避暑之会。唐代达官贵人还有在新进士中选婿的风尚。
2、海纳百川的恢宏
唐代不仅境内各民族诗人不分彼此，对于外国的诗人也不以外人待之，如日本人晁衡、藤元清河，新罗人崔致远等。在器用文化层，胡曲、胡舞、胡食、胡装也为唐代各阶层广泛接受、认同。胡曲、胡舞在唐代成为一种时尚。
王建《凉州行》：「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与此相偕，胡乐器也流布于唐人文化生活，最典型的是琵琶。「批把本出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批，引手却曰把，象其鼓时，因以为名。」[2]白居易的长篇抒情叙事诗《琵琶行》还描摹了其「大珠小珠落玉盘」的音乐效果。
风靡于长安的胡舞也使唐人眼迷心醉。当时最流行的有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胡旋舞舞者立毬上，旋转如风。」[3]「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桐布轻衫前后卷，葡萄长带一边垂。⋯⋯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4]胡装受到唐人的偏爱，姚汝能《安禄山事迹》记载：「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衣胡服⋯⋯衣服之制度，襟度窄小。」
唐人喜好的胡服中，有「就中篇称小腰身」的回鹘装（相当于今天的紧身衣）；有「四周垂丝网」的吐谷浑长裙帽；有用乌羊毛织成、顶部尖、四周绣有花纹的蕃帽。《旧唐书·舆服志》：「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着胡帽，靓装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效仿⋯⋯俄又露髻驰骋，或有著丈夫衣帽靴衫。」
女子化妆也以胡妆为时尚。「圆鬟椎髻，不设鬓饰，不施朱粉，惟以乌膏注唇。」[5]白居易指出，「时世装，时世装，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珠面如粉。乌膏注唇纯似泥，双眉画作八字纸。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圆寰无鬓椎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昔闻被发伊川中，辛有见之知有戎。元和妆梳君记取，髻堆面赭非华风。」
盛行于唐代的「胡风」，元稹这样描述：「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沈多烟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6]时人有「长安胡化盛极一时」[7]的惊呼。
3、焕然一新的旋律
胡化的世风，对国民意识有深刻的影响。昂扬的唐人一反两汉、六朝以来的哀怨、愁苦，焕发出建功立业、雄视中外的巨大自信和恢宏、洒脱、壮美的精神面貌。集中体现在盛唐的边塞诗歌中。
岑参高唱「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8]，面对西北的苦寒却能生出「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9]的美丽想象，苦寒之中，依然豪情万丈，「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茫茫黄入天」[10]，「瀚海栏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9]。「自逐定远侯，亦著短后衣。近来能走马，不弱幽并儿」[11]，那是因为「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12]，「可知年四十，犹自未封侯」[13]，直言不讳地追求功名。
几度多年的边关经历，使得岑参对西北有着更细致的了解。「军中置酒夜捶鼓，锦筵红烛月未午。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14]「九月天山风似刀，城南猎马缩寒毛。将军纵博场场胜，赌得单于貂鼠袍。」[15]
一样的边关，一样的从军，一样的「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16]，唐人不以为苦，反倒「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终不还」[17]、「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19]、「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20]、「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21]、「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22]，风采令人神往。「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定天山」[23]，「胡骑虽凭陵，汉兵不顾身」[24]，「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25]，横扫一切的英雄气概叫人击节。
二
当代建设和谐社会，除了吸取世界文化的营养外，理应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沃土。唐代的文化融合实践虽不能给今天建设和谐社会以现成的答案，却有很多我们可资借鉴的地方。
1、海纳百川的包容
「大肚能容」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前提。兼容并蓄，宽容海涵，是恢宏的气度，也是唐文化成功的缘由。面对胡汉问题，隋唐以前固有的思想和做法是「以夏制夷」、「用夏变夷，未闻有变于夷者」，或者修筑长城以拒敌，夷夏之大防的观念根深蒂固。
但唐代统治者不这样。《资治通鉴》记载：「贞观七年十二月甲寅。上幸芙蓉园，戊午还宫。从上皇（指唐高祖，当时已让位）置酒故汉未央宫。上皇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唐太宗被尊为胡汉各族的「天可汗」，胸襟恢宏，曾经明确表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26]。
对不同的宗教、学术，唐统治者也不偏不倚，让它们自由争鸣、自然发展。
儒家学说在汉代被定「独尊」，唐代皇帝也很重视儒术，尊崇孔子，比如唐高祖武德七年尊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 唐太宗贞观二年尊孔子为「先圣」，十一年又尊孔子为「宣父」。但是，儒学在唐代并未像汉代那样「独尊」，实际上唐代没有奉任何一家为正宗。
道教在唐代也颇受重视。因为老子姓李，同姓同宗，所以被唐代统治者尊为「太上玄元皇帝」。
佛教从东汉传入，经过魏晋六朝的融合，已经拥有众多的信徒和广泛的宗教基础，并被改造成有中国特色的「禅宗」。唐代文人阶层和上流社会很多人「参禅」。
唐代的统治者在思想学术上，奉行拿来主义，人们不必以自己的信仰去屈从于一尊的意志，因而唐代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自由、民主、洒脱、恢宏。思想意识的和谐，就是尊重差异，接受差异，容忍个性，为文化的整合提供广阔的空间，正所谓「百家皆有所长，时有所用」[27]。
2、不辞土壤的接受
承认个性，包容差异，才有和谐的基础。近亲繁殖，拒绝异质，无论从生物遗传还是文化嬗变来看都是作茧自缚。
唐代社会多民族共生，相互接受，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匈奴、鲜卑、羯、氐、羌、吐谷浑、南诏等少数民族共奉唐太宗为「天可汗」，而且少数民族的人才大量进入领导阶层。据《新唐书》载，以文臣的中书令（宰相）来说，唐代共有三百六十九人，其中番族有廿三人。以武将的节度使来说，番将任节度使者，在开元前只有二人，在天宝年间升到九人，肃宗时八人，代宗时九人，德宗时十七人，至唐末共八十五人。文臣武将的最高位置尚且如此，其下的番官番将数目可想而知了。
唐朝还有世界意识。[28][29]
盛唐的长安，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会。唐代的外国留学生非常多。长安的鸿胪寺接待了70多个国家的外交使节和外交团队，一时间「万国衣冠拜冕旒」。唐朝的国子学和太学，接纳了多达三万人的外国留学生，其中人数最多的是日本，共派遣唐使18次，最多时留学生近万人。新罗国仅在开成五年学成回国的留学生就有105名。留学生也带来了他们的异域风情和特色。唐代的长安，就有来自中西亚的商人、留学生开设的酒店、珠宝店。
外来的僧侣在长安和其他城市也十分活跃。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续高僧传》载，当时来自南亚的高僧在长安的有中天竺僧那提三藏，在洛阳的有南天竺僧跋日罗菩萨，在广州有北天竺僧般那若和中天竺僧莲华。日本僧人多聚集长安。其他宗教如摩尼教、景教、祆教、伊斯兰教也纷纷来到长安开庙传教。后人根据史料统计，当时长安人口约100万人，各国侨民和外籍居民约占到2%，加上突厥后裔，共占到5%左右。这个比例，历朝皆无。
外域文化的涌入，使得唐人文化生活风采万千。乾陵的「天马」来自西方，它两翼隽刻的缠枝卷叶，体现着当时希腊、波斯的艺术风格。长足急奔的鸵鸟雕塑，描摹的动物来自中亚，在唐代，它是外交活动的象征。流行于长安宫廷和官宦住宅的引水上层建筑风格源自拜占庭。长安居民喜欢的葡萄镜是典型的西域风格。其他如凸凹画技、波斯毬、棋弈双陆、开脑出虫的大秦疗术[30]等，都是「泊来品」。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正是千差万别的个体构成了我们这个丰富多彩、花团锦簇的世界。彰显个性，差异性定位，个性化发展，正是当今世界性潮流。千人一面，众口一声，整个世界充斥的都是标准件，就审美来说是疲劳，就文化来说是板结。
3、高抑低举的平衡
追求和谐，建设和谐，那是因为有不和谐。不和谐伤害社会肌体，阻碍社会发展，所以必须建立调节机制，高抑低举。和谐，不是自由主义，更不是无所作为。对于那些妨碍社会进步、有害国计民生的社会现象和传统，必须有所裁抑，有所舍弃。
六朝以来形成的门阀特权是当时世人普遍反对又无可奈何的社会现象。唐朝的统治者从拓宽统治基础，砥砺进取世风的角度对这一传统进行了否定。
尊崇门第的做法，在唐初就受到高祖李渊的批评，他批评「关东人崔、卢为婚，犹自矜伐」。太宗李世民对这种现象亦「恶之，以为甚伤教义」，下诏令高士廉等重修氏族志。书成，以崔干为第一等，太宗看后表示强烈不满，下令根据现实状况重修，他明确表示：「我今特定种姓者，欲崇重今朝衣冠⋯⋯不须论数世以前，只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31]
这件事说明唐初一些固守传统的人还想维持原先的礼教和门阀观念，把坚守礼教的家族列为上等，而李唐皇室调整了一些氏族的等级，正反映了社会破除门阀特权的要求，客观上否定了门阀旧习。
后来干脆取消氏族志，改为姓氏录，且规定凡在唐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32]。唐代大致形成一种量才录用的干部制度，期待、嘉许、重用有才之士。唐玄宗就多次开恩科考试，但凡明一艺者莫不用，所以才有「野无遗贤」的赞颂。
4、与时俱进的创新
文化需要继承、需要借鉴，更需要创新。唐代是一个多宗教共生的时代，「佛陀东来」在唐代被熔铸成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禅宗。佛学在唐代高度发达，「凡京畿上田美产，多归佛陀」[33]，「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34]。
仔细观照印度佛教和中国唐代佛教，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例文化借鉴，更是一例文化继承和文化创新。印度佛教主张「心性本净」，中国佛教主张「心性本觉」。
「心性本净」认为众生之心本来洁净，如白纸一张，那么从洁净到大彻大悟有一个漫长的修行距离，况白纸最易被污染，所以要「时时勤拂拭，勿使染尘埃」。所以印度只有释迦牟尼成佛，别人成不了佛。
中国佛教有顿悟之道：一旦当头棒喝，就能大悟禅机，顿得佛果。这个「顿悟」，实际就是儒家「性善论」的佛教版。人之初，性本善，众生皆有佛性。对众生与佛的根本认识的差异决定了修行方法的不同。中国佛教提倡「方便」的成佛法门，「易行易悟」，只要认识到「我心即佛」、「我心即山河大地」，就能彻悟佛法真谛，表现出典型的中国性格，所以孙悟空也能成「斗战胜佛」。
佛界与凡尘统一，从乱世到交融，从相容到共荣，对六朝来说是阵痛，对隋唐来说是新生。先秦圣哲的理论，「和而不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被唐演绎得像唐三彩一般绚丽夺目。其文化实践，对于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我们从意志品质到心胸气度，从政治理论到社会建设，借鉴良多。
结语
当今中国，从文化的演进角度，仍然处于从明代中叶开始的中西文化交融和文化的现代转型时期，在从亚洲之中国迈向「世界之中国」[35]。发掘唐代胡汉文化融合对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可资借鉴之处，无论是对于我们处理国际关系还是理顺国内社会关系，实现通政和人，都弥足珍贵。
参考资料
[1]《元白诗笺证稿》第二章《琵琶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2页。
[2]刘熙《释名·释乐器》
[3]《新唐书·礼乐志》
[4]李端《胡腾儿》
[5]《新唐书·五行志》
[6]《法曲》
[7]《贞观政要·慎所好》
[8]《送李副使赴碛西军营》
[9]《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10]《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
[11]《北庭西郊侯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
[12]《银山碛西馆》
[13]《北庭作》
[14]《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
[15]《赵将军歌》
[16]李颀《古从军行》
[17]王昌龄《从军行之四》
[18]《北庭作》
[19]李白《塞下曲》
[20]李白《永王东巡歌》
[21]杨炯《从军行》
[22]王维《少年行之二》
[23]李益《塞下曲》
[24]高适《蓟门五首》其五
[25]李白《战城南》
[26]《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27]《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28]我国古代多是天下的观念，很少有世界的意识，因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就是不承认别的主权国家。——原作者注
[29]所谓「世界意识」其实是「国际主义」。唐代以前，我国古人多是「大国沙文主义者」，很少有「国际主义者」。这一现象自唐代以来有所改观。元代以后，中国的版图边界才稳固下来，文人的国界意识逐步形成，我国不再有边无界。——UP注
[30]杜环《经行记》
[31]《旧唐书·高俭传》
[32]《旧唐书·李义府传》
[33]《新唐书·王缙传》
[34]《旧唐书·辛替否传》
[35]梁启超《中国史叙论》
原作者信息
（刘星海：湖北大学知行学院党委书记、院长；王文凯：湖北大学知行学院人文系讲师 湖北武汉 430011）
责任编辑 余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