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自Ali Anooshahr (2023): On the problem of Sāmānid origins, Central Asian Survey, DOI: 10.1080/02634937.2022.2155110

本书后半部分片段使用机翻润色，实在看的我头大

感谢@solwazi 对本文的校对与帮助

【】原文引用文献

摘要ABSTRACT

统御河中之萨曼王朝以其在9-10世纪对波斯文化（Persianate culture）之形成有定鼎之功而闻名于现世。该王朝的起源问题历来广受学术界关注已久。然而，该领域的某些方面还是十分依赖十九世纪的民族-种族范畴（ethno-racial categories）。本文以批判之眼光追溯了这一问题的研究始末，最后根据河中地区的经济权力从商贾转向地主权贵（agrarian magnates）的，提出了一些可供选择的方法。

关键词

Sāmānid dynasty; Sāmān–Khudā; problem of origins;historiography; ethno-racial categories

关于这个自819-1005年间统治呼罗珊与河中地区的萨曼王朝，其起源问题多年来一直牵扯着史家们的注意。10世纪早期，穆斯林学者将其王朝先祖联系至那位6世纪的萨珊将军、曾短暂篡夺萨珊王位的巴赫兰楚宾。不过萨曼王朝的世系只在其行将灭亡之际方才宣称出来，因此基本可以认定为虚构之物，在此不必多理会。然而这里又涉及了该问题的另一面——近年出现、为人熟知、且需解决的——即族群划分问题（question of ethnicity）。自十九世纪以来，学术界都深信萨曼家族为“雅利安人”、“伊朗人”或“波斯人”，并且受到了“突厥人”的入侵。近年来，一些学者推翻了这个说法（conceptualization），认为萨曼实际是“突厥人”或“中亚民族”（意为突厥民族出身）。不过这些角度都是沿用着十九世纪那种老套过时又对不同民族抱有偏见的种族观念（notions of ethnicity）去看待问题，并将谱系学与生物学混为一谈[意即用这套种族主义观念就像研究动物一样研究人]。接下来，我将回溯这种学术研究的起源，希望能说服学者们放弃这样的研究思路，而选择另一种方法能够重新评价萨曼王朝——其在更广阔的世界历史格局中有何重要性，包括与中国陆路贸易的衰退，从而导致中亚地区土地权贵（agrarian notables）权力的上升。无需赘言，我的批评意见完全不是为了贬低下文提到那些学者所做出的基石贡献，相反的，我希望这种批评能有助于凸显19世纪分类思想之残余与有问题的地方，这些东西还在隐晦地困扰着对这个研究的探讨，特别在近年的一些学术研究当中。

对于从民族层面追溯萨曼起源这方面来看，诺尔德克[1]（Theodor Nöldeke ,死于1930）的著述无疑是开了一个好头。在他早年（1857）撰写的一篇论述哥疾宁王朝主要文学作品（乌特比的《亚米尼史》）的文章里，他提到了诗人巴迪·匝曼·哈马丹尼[2]（Badī‘ al-Zamān al-Hamadhānī, 死于1008）所写的一段颂吹呼罗珊的改朝换代——由萨曼朝变为哥疾宁朝的颂诗，其中一段写道：

 

“马哈茂德这颗耀日之芒已然盖过萨曼诸王之点点星光，

巴赫兰家的贵胄王孙如今也仅是可汗子嗣的卑贱奴仆。”

【Al-‘Utbī 2004, 222; Al-Tha‘ālibī 1947, 296】

 

诗中之指向已经最明显不过。“巴赫兰家”指的就是萨曼家族，因其自称先祖为巴赫兰楚宾。哥疾宁苏丹马哈茂德原先只是一个效力萨曼的奴隶将领之子，如今却风水轮流转，马哈茂德已然翻身到萨曼家族头上做主人。最后，诗人将马哈茂德和“可汗”——这个内亚突厥帝国诸统治者内使用的最高头衔联系起来，尽管哥疾宁王朝从未进行这方面的宣传。简言之，哈马丹尼将这两个统治家族互相比较，同时赞颂“萨曼失鹿，哥疾宁逐之”的事件，并捧高踩低。

不过诺氏从中读出了不同之处。在脚注处他记道：“各民族之间亦有攀比之心。[3]【Nöldeke 1857b, 73】”从“王朝（dynasties）”到“民族（nationalities）”，这个用词措辞体现出的变化相当重要。诺氏并没有将萨曼朝和哥疾宁朝简单视作两个“家族”，而是将他们看作各自民族（应该就是所谓“突厥”和“波斯”）的代表，而这些民族在十九世纪被定义为单一的生物实体[4]。同年，他在撰写一篇哥疾宁王朝史相关的综述文章更是将这个思维进行发散，对于萨曼王朝为伊列汗朝（Ilek-Khānid dynasty, 即喀喇汗朝）所灭之情况，他写道：

 

“突厥王公伊列克汗（Ilek-Khān）再次入侵[萨曼王朝]，并最终攻占布哈拉及河中全境，使得萨曼朝这么一个将波斯习俗与文化传播到‘野蛮人’领土的帝国走向了终结。随着布哈拉为突厥人所征服，北边的游牧民族蜂拥而入，闯进了伊斯兰世界的土地。对于这种情况只能筑起城墙严防死守，第一道防线在瓦尔施塔特（Wahltstatt）附近；随后又退到维也纳城外。【Nöldeke 1857a, 240】”

 

此处我们可以看出诺氏将萨曼王朝统治之地视为波斯文明之前锋哨站；其首都被伊列汗朝占取这个事件被他视为“野蛮人如嗅到味道的鬣狗一般蜂拥进入文明社会”。所谓瓦尔施塔特，或称列格尼茨/莱格尼察（Liegnitz），指的是1241年4月9日[5]蒙古人和多方欧陆骑士团首领之间爆发的战争；而所谓维也纳城外，指的是1688年[6]奥斯曼对维也纳的最后一次侵袭。也就是说，诺氏将突厥、蒙古和奥斯曼视同一体，并假定他们之间存在着一个共有的身份认同；同时也认为这些游牧民族首领及其麾下部众也是一样的民族出身（ethnicity）。不过现在我们都知道这种理解显然是错误的。例如奥斯曼军中大部分士卒甚至说奥斯曼皇帝[苏丹]本人都有着巴尔干诸族的血统（包括希腊人、各斯拉夫族、阿尔巴尼亚人和匈牙利人等）。[7]

诺氏将“突厥”等同于“游牧”的观点无疑是消极被动的，在他的另一本著作里，他表达了如下看法：“这些游牧民族的入侵造成了骇人听闻的大破坏，他们对周边那些有着广阔领土、繁荣富足的文明政权进行了践踏与蹂躏，这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可谓毫无贡献。【Nöldeke 1892, 98】”这里我们再次观察到诺氏之思想，就是以二元本质论（essentialist binaries）为基础进行分析：游牧/定居、野蛮/文明、突厥/波斯等。不过，让人感到有点小惊讶的是，时隔他那篇文章将近四十年后，他再次对萨曼王朝之灭亡进行了探讨，且言语中表现出几分失落。在他1896年出版的《伊朗的民族史诗（Das Iranische Nationalelpos）》一书中，他写道，萨曼王朝败于突厥可汗之手这件事，可谓是“这个地区历史上最可哀叹的灾难之一【Nöldeke 1896, 23】”[8]。

尽管诺尔德克首先以闪语专家之名头为人熟知，但他关于萨曼王朝的观点值得研究——因为其观点出现在了当时中亚史最伟大的历史家巴托尔德的著作里。在《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中，巴托尔德靠着一系列波斯文、阿拉伯文史料（其中有纳尔沙喜的《布哈拉史》），提供了一份关于萨曼王朝及其当时背景、社会环境的叙述，可谓详尽到极致。不过，我们可以发现他对萨曼王朝的理解认知也是和诺尔德克一脉相承——用上了民族视角（ethnic lens）。例如，他引用了诺尔德克撰述中关于布哈拉被伊列克汗攻占的叙述，并评论道：“当时似乎没有任何人认识到这一历史事件的重大意义，即当地阿利安成分的统治已自此一去而永不复返。【Bartol’d 1968, 268】”[9]同时，像诺氏一样，他将此事视为中亚民族成分之转变：“从人种类型上看，这一原来居住着阿利安人的地区也已经突厥化，至于今日，不仅分布在这里的游牧人，而且有为数甚多的定居者也使用突厥语。（265）”[10]这些论述凸显了巴托尔德与诺氏在观点上之相似。萨曼王朝为雅利安人出身，因其所操语言归属印欧语系；而伊列克汗之所以民族上代表突厥，一个是他的名号；一个是他对突厥语作者的提拔擢升。

巴托尔德和诺尔德克并没有认识到一个情况：就是，一个人，他可以属于某个民族，也可以是有不同民族血统的混血儿，但他讲波斯语的时候也能讲突厥语，宣扬传播波斯语言的时候自然可以把突厥文字也带上一起。两位都没有考虑到一种可能：所谓世系家谱、血统出身（genealogy），并不能和他生物上的特征（biology）划等号。也就是说，一个统治者，君主，他在宣称自己有着萨珊诸王血统时体内有着其他民族的血统，这种事情并不矛盾龃龉。最后，无论是巴氏还是诺氏，都没有将统治家族和他们所统治的广大臣民区分开来，而仅仅因为萨曼家族是雅利安人而随意断定萨曼的臣民都是雅利安人；同理，因在史料中伊列克诸汗都被称为“突厥人”，因而其统治下的民众就一跃而被他们视为“突厥人”。还有，诺氏和巴氏将突厥等同游牧、波斯等同农耕定居的视角，不过就是套了层“伪现代分析（modern pseudo-analytical）”的皮，实际还是重复着中世纪那套刻板印象、陈腔滥调。而没有一个学者去调查、研究、证明这套假设的可行性，个个都是轻易又毫不怀疑地去接受了这套说辞。

在巴托尔德建立起这套关于萨曼起源的种族化概念（racialized conceptualization）后，在他之后的二十世纪——甚至说二十世纪后，这套说辞还在被后面的学者一遍遍复读[11]，如谢苗诺夫[12]（A. A. Semonov）在1954年的著述里写道，萨曼王朝是“纯本地土著出身”，而且他们还“从异端蛮夷的魔掌中救出了中亚和呼罗珊地区的民众，并在之后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保护他们不受蛮夷的侵袭骚扰。【Semonov 1954,10–11】”费耐生则认为“改信回教的突厥人干成了异教徒突厥做不到的事。喀喇汗王朝为萨曼王朝和伊朗人的统治关上了大门，之后突厥人便驰骋于中亚大地上。【Frye 1975, 159】”博斯沃思认为：

 

“萨曼王朝之覆灭，意味着伊朗世界的东部边境首次落入突厥人的控制。先是河中地（Trans-Oxus provinces）为喀喇汗朝所占；四十年后，自呼罗珊群山北缘到乌浒水中部之间的辽阔领土，已尽为塞尔柱朝所有。之后当地便开启了突厥化，最终完成此一进程（现代的塔吉克斯坦除外）。【Bosworth 1995】”

 

这些观点也能从塔吉克斯坦的学术著作【Nourzhanov 2001】及其官方意识形态著作【Bolashenkova 2017】中找到；而伊朗学者也想把萨曼王朝纳入他们国家的历史中，其中就有称其为“伊朗的黄金时期”者【Harawī 2003】；双方的差别在于：苏联时期的塔吉克学者有时并不在意什么“民族（ethnic）”成分，但伊朗学者却是会着重强调这点。

举个例子，伊朗学者萨亦德·纳菲西[13]（Saʻīd Nafīsī）有一部关于诗人鲁达基（Rūdakī）及其当时背景的居住，可谓长篇累牍、丰赡翔实。书中他写道。布哈拉的民众都“与我们是同一民族”或称“属于伊朗民族”纳菲西认为，即使后面伊朗民族融合了突厥人和阿拉伯人的血液，也始终是伊朗民族。他声称“只要伊朗民族占主体，无论融合的是哪个外族人的血，伊朗民族始终是会占上风的。[当时的]布哈拉城亦然，优势在我[等伊朗民族这边]。”虽然他这套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至上的观点并没有几个学者认可赞同，但很明显，他们都从民族角度看待9-10世纪中亚人口情况和政权情况[14]；另一方面，加富罗夫在他《中亚塔吉克史》（初版1947年，后经历多次修订扩充，在他1977年去世时已经再版多次）关于远古时期（distant antiquity）的几章中都探讨了“雅利安人”和“印度-伊朗人（Indo-Iranians）”，但在萨曼王朝章节里却并无相关言论。

之后几十年，学术界对萨曼王朝研究的志趣已经超出起源问题，最精彩最有成就的莫过于伊朗、塔吉克及其他地区研究对萨曼朝社会-经济史的建构。其中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涅格马托夫[15]（N. N. Negmatov）的《9-10世纪的萨曼塔吉克国家（Davlati Somonion Tojikon dar Asrhoi IX–X）》（杜尚别，1989）；以及尤根·保罗[16]（Jürgen Paul）《蒙古入侵前之东部伊朗与河中（Herrscher, Gemeinwesen, Vermittler: Ostiran und Transoxanien in vormongolischer Zeit）》（斯图加特，1996）和穆罕默德·李扎·纳吉（Muhammad Riżā Nājī）Farhang va Tamaddun-i Islāmī dar Qalamraw-i Sāmāniyān（德黑兰，2007）的相关章节。这些著作展露了萨曼王朝鼎盛时期的经济情况（特别十世纪），让我们得以一窥究竟。不过这些学者都对该王朝起源问题不感兴趣；也不对早期学者的相关研究观点进行评析辩驳。[17]到了最近的一些新著作——这里举牛津大学的《“看不见的中东”系列丛书（Invisible East Programme）》为例，虽然高度关注自萨曼开始流传至今的档案史料[8-13世纪]，但也没有直接讲到萨曼起源及其史学——后者可谓是当代相关研究的焦点主题[18]。

有意思的是，近几年，关于萨曼起源问题的探究突然又有了新的热度，而且还是以民族-种族（ethno-racial lines）为基础的兴趣，现在有人提出了另一种理论。这股学术思潮对民族性的看法同样存在问题：还是混淆王朝和民族、对突厥人/雅利安人或游牧民族/定居者之间的二元对立，这些跟十九世纪时候一样错漏百出。不过尽管还是陈腔滥调，这回倒不是要证明萨曼朝是雅利安人/伊朗人出身了，倒来证明他们是突厥人了。虽然最近的这一论点可能代表了少数人的立场，但我认为值得对其进行详细分析和批判，因为它表明十九世纪的旧有假设仍在影响着对起源问题的历史研究。只有正视这些假设，我们才能正确地回到萨曼王朝崛起——这个欧亚历史上的重要事件的论题上。

[1] 译注：德国著名东方学家、语言学家（1836-1930），研究范围广泛，参与对阿拉伯文献的整理、校订、翻译等，声誉隆重。

[2] 译注：中世纪波斯著名文士、诗人（约969-1008），开创玛卡梅（Maqamat）文学流派的书写。

[3] 原文为the nationalities are contrasted here（Die Nationalitäten warden sich hier gegenüber gestellt）

[4] 原文为Nöldeke did not perceive the Sāmānids and the Ghaznawids as simply families, but actually as representatives of nations, presumably ‘Turks’ and ‘Persians’, which were being define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s monolithic and biological entities

[5] 译注：即莱格尼察之战，或称瓦尔施塔特之战。

[6] 译注：此处应为时间错误，实际奥斯曼最后一次对维也纳乃至东欧的大规模入侵在1683年，被波兰国王索别斯基击败。

[7] 原注1：关于奥斯曼帝国研究方面，音贝尔（Imber）有一份不错的书目【2002,87–143, 356–377】。欧洲中世纪史研究中也有非常多的著述是研究这方面的，特别是1980s、1990s年代以来（比如Halperin 1985; Wolfram 1988）。这方面的书目（Wickham）有进行研究【2005,80–124】

[8] 原文为eine der traurigsten Katastrophen in der Geschichte jener Länder；此处译文引用自《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中译本p310注释1

[9] 译文引自《突厥斯坦》p309-310

[10] 译文引自《突厥斯坦》p77

[11] 原文为Bartol’d established for the rest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even beyond the racialized conceptualization of Sāmānid origins which were repeated by generations of scholars to come

[12] 苏联东方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Alexander Alexandrovich Semonov, 1873-1958），主要研究中世纪伊斯兰和中亚史、易司马仪派。

[13] 译注：伊朗学者、小说家与诗人（1895-1966）

[14] 原文为While few other scholars would share Nafīsī’s ethnocentrism and nationalism, it is clear that they all perceived the demographic and dynastic situation of ninth- and tenth-centuries Central Asia in racial terms

[15] 译注：Нуман Негматович Негматов/（Numan Negmatovich Negmatov，1927-2011），塔吉克斯坦著名历史学家，主要研究中世纪中亚史，特别是萨曼王朝史。

[16] 译注：德国史家、学者（1949-今），主要研究中世纪伊斯兰史、东部伊朗历史以及教派史、城市史。

[17] 原注2：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人在探寻萨曼王朝的祖地，相关研究的书目，见Boymatov（2001）.

[18] 原注3：该系列项目提供了一份十分有价值的书单，列出了今伊朗东部、阿富汗、中亚五国地区的一些档案，https://invisibleeast.web.ox.ac.uk/resources-1 。若是能根据这些材料进行新的学术研究肯定能更好的揭示这一时期的情况，不过鉴于存世的档案不算多，我觉得这些材料还得结合已有的文献资料一起使用，之所以数量不多，见Paul (2018a)。

特雷德维尔（Luke Treadwell）在2011年撰述的一篇文章里，探讨了萨曼胡达（一些中世纪史料认为他是萨曼王朝的创建者）可能出身嚈哒王室（且很有可能就是巴里黑那位泥孰达干[Tarkhān Nīzak][1]后裔）[2]，而他的几个孙子在哈里发马蒙统治坐镇呼罗珊时崭露头角、平步青云。特雷德维尔将其发迹归因于马蒙母亲本身就是一个巴德吉斯（Bādghis）地区出身的女奴，出于“马蒙因自身之血统而对母亲一系外戚多有宠信”此事，特氏推断：在萨曼胡达诸孙的服侍下，马蒙感到十分舒心，故而他们得以代哈里发牧守呼罗珊。对于这种推断，费耐生早已考虑过，并推翻之。但因特氏引入了新史料，因此我们还得从这些记载中进行评估。

在这篇文章中，特氏主要依靠两份相当似是而非（obscure）的史料片段。第一段，出自雅库特（Yāqūt al-Hamawī）《地理辞书》。雅库特也是引用了一个叫拔汗尼（al-Farghānī）的史家的著作。据这个住在布哈拉城的史家所提供的可靠记载，萨曼胡达这个名字来自于萨曼村，萨曼村是巴里黑郡一个叫巴哈力马（Bahārima）的地方治下的村庄。特氏认为巴哈力马就是Bahār Darrah，这个词出现在十三世纪的巴里黑史《巴里黑之绮丽（Fadā’il-i Balkh）》里；并将其校读成“堡寺（Bahār Diza/castle monastery）”，认为是《巴里黑之绮丽》中记载的巴里黑王公的直属领地。

特氏之观点实在不能让人心服。正如诸位所见，10世纪似乎是没人知道这个萨曼村究竟是属于河中还是在巴里黑附近的，但是肯定有一方的人是想把这个当时国势鼎盛、蒸蒸日上的萨曼王朝祖地归到自己这边的。这个拔汗尼（雅库特分辨不出他引用记载之作者是阿卜杜拉·拔汗尼[死于972/973]写的，还是阿卜杜拉之子艾哈迈德·拔汗尼[死于1008]）看上去是支持“巴里黑说”的，为此还在自己著述里引入了一份来自河中地区的口述史料，来给自己的观点增加可信度【Rosenthal 2012】。换言之，他找了一个对家（布哈拉论）的证词来支持自己的“巴里黑论”。对于这位提供史料的阿布·阿拔斯·布哈里（Abū al-ʻAbbās Muhammad ibn al-Hasan ibn al-ʻAbbās al-Bukhārī），我们并没有什么证据表明他对这方面问题的认识和了解冠绝当时——连那些提及过这方面问题的史家、旅人、地理家们都通通不如他？

另一个问题则是对Bahārima的释读。就算我们同意特氏之观点，Bahārima是Bihār Durrah之讹误，并因“异文（difficilor lectio）”[3]之故而将其攀附为Bahār Diza。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么推测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十世纪的波斯语里是有Bahār和Diz这两个词的，因此无论是作者还是抄写者都没有理由不认识它们；diz/dizh频繁出现在当时的波斯文本中；而Bahār（源自梵语vihāra）在巴里黑地区使用十分广泛。像鲁达基和菲尔多西等波斯文人都清楚认识到Nawbahār是巴里黑的那些其他宗教的寺庙[4]。甚至雅库特都知道Nawbahār是巴里黑地区一处拜偶像的淫祠，由巴尔马克家族管理【Yāqūt 1995, 5: 307–308】。因此，在我看来，如果Bahār-diz这个词确实存在，当时的波斯文人必然是能明白其意思的[而不是将其拼成Bahārima]。

此外，《绮丽》原文给人一种感觉，就是描述的地方并非巴里黑城，而是巴里黑郊野之处。据作者记述，在哈查只哈里发[5]（原文如此）在位期间，古太白率军来到巴里黑郊野（nawāhī）的一处村子（qasabah），他传檄于当地领主（Dihqan，此处德赫干一般表领主意），督促其赶紧改信回教，却遭拒绝。他声称要让我改信，除非巴里黑土王泥孰达干带头改信。作者接着写道：“后来，（古太白）前往Bahār Darrah。Darrah附近是一座城堡（kushk），引有一条护城河环卫之。泥孰达干便在城堡处防守，修缮城防（hisār kard）以备敌犯。【Balkhī 1971,31–32】”从此处看作者是完全知道Bahār Darrah并非城堡之意（和kushk区分开来），而是指一处河流环绕的谷地（Darrah）。而特氏所言，用Bahār Darrah来指“巴里黑的王公领地，位于北嚈哒最后一位王泥孰达干的城堡处”，也实在是过于模糊不清【Treadwell 2011, 6】[6]。

关于这方面，最有可能的解释便是：在十世纪，并没有谁对萨曼胡达有太多了解，就算是萨曼王室，对自己的老祖宗也是知之甚少的。大家只知道他跟巴里黑和布哈拉都有联系，然后受倭马亚时期的呼罗珊总督阿萨德·盖斯里（Asad ibn ʻAbd Allāh al-Qasrī, 死于738）影响改信了回教。十世纪后的文人在提及他以往的名字萨曼胡达时，都会通过对河中地区一些相似头衔（如布哈尔胡达[Bukhārā-Khudā]——布哈拉领主；瓦尔丹胡达[Vardān-Khudā]——瓦尔丹村的领主）的类比，从语言学上解释胡达为“领主”之意。他们便设想“萨曼胡达”这个名字是因为有一个叫萨曼的地方而获此名号【Narshakhī 1984, 44, 63, 81; Yāqūt 1995, 3: 173】。不过，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哪里有这个地名，因此便推断萨曼就是一个小而偏僻的村子，这又整出了第二个问题：如何去准确定位“萨曼”所在。

[在这些史家中，]纳尔沙喜并没有写明这个村子在哪，但他声称这村子是萨曼胡达所建；拔汗尼的记载对其建设情况只字不提，但提到了它在巴里黑附近；地理家穆喀达西（al-Maqdīsī）则认为它必然在撒马尔罕附近；哈姆扎·伊斯法罕尼[7]（Hamzah al-Isfahānī，死于961年后）只提到“萨曼（非萨曼胡达）之子阿萨德来自巴里黑乡野的某个村落”【Al-Isfahānī 1841–48, 237】。很明显，没有一个史家能准确给出关于萨曼胡达的信息，对其人真正的名字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伊斯法罕尼还有一部著作，是应萨曼君主曼苏尔一世时期（961-976在位）的维齐尔小巴勒阿米[8]之命而作，书中对其王朝祖先的名字记的是“萨曼”而非“萨曼胡达”。自此，到了巴勒阿米便总算不用要在去纠结、论证所谓萨曼村在哪了【Balʻamī 1995, 1: 2】。

现在的情况已经十分明显不过，毕竟一方王朝政权的奠基者要传给子孙的名号自然只会是自己的名字而不会想着传个什么连个位置都难以确定的领地名字。阿拔斯朝、法蒂玛朝、塔希尔朝、突伦朝与哈姆丹朝这些王朝之所以如此命名都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名字独特的祖先[足以和其他家族政权作区分]。即使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哥疾宁王朝（因其首都为加兹尼城）的政权，在当时的史家文人经历了[苏布克特勤、马哈茂德]两位君王的统治后，笔中对其政权的称呼也是“苏布克特勤家族”、“亚米尼家族[9]（Yamīnīs）”【Jūzjānī 1984, 1: 225】。[10]这些情况对于10世纪那些效力萨曼朝的官吏（如小巴勒阿米）来说无疑是打了一针强心剂：萨曼就应该是一个人名，才不是什么劳什子山疙瘩村子的名字。不然的话，小巴勒阿米不得[劳心劳力]另找萨曼胡达的真实姓名（必然不是王朝的实际名字），然后再放进萨曼王朝的宗谱世系里？正如巴托尔德的注释所言，历代布哈尔胡达都以其个人的独特名字而闻名于史籍（如Bīdūn/Būnī）【Bartol’d 1968, 100, 115】。

后来的波斯文人也在想办法处理这个萨曼名字问题。比如，谢苗诺夫在1954年那篇文章里提到，十六世纪时有些作家为祖义巴儿谢赫家族[11]（Jūybārid shaykhs）撰写其先祖圣裔传记时，便仍旧采纳了“萨曼是一个村子”的说法，并且还生造了一个名字阿尔喀格（Arqaq），当作是萨曼村建造者和领主的真名；同时还颠倒关系，声称阿尔喀格将村子传给了儿子阿萨德后，阿萨德便被冠上“Sāmānī”之衔【Semonov 1954,3–4】。谢苗诺夫采纳的这则史料可谓是满纸荒唐言[12]，但可以反映出他们的意图：面对萨曼家族的名字究竟是人名还是村名——这个困扰了谱学家数百年（half a millennium）的难题，十六世纪的作家们想要这种方法来弥合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况。过了几十年，到了17世纪，《神秘之海/贤者高风奥秘（Bahr al-asrar）》的作者，巴里黑的伊本·瓦里（Mahmūd ibn Amīr Walī），他引用了一个叫穆罕默德·本·易卜拉欣·麻沙拉合（Muhammad ibn Ibrāhīm Māshāllāh）的话来达到了这个目的。这个人说，巴里黑城外有座楼，叫做扎拔汗（Jabā Khān）。是萨曼王朝先祖萨曼的父亲——扎拔（Jabā）所建。伊本·麻沙拉合声称Khan是地名词，在波斯语中意为“房屋（house）”。他认为扎拔是被他兄弟法益兹（Fāyiz）逐出巴里黑城的。起初，二人争夺王位，后来扎拔认输，主动离开了巴里黑，在城外某地建了好几座楼，就此定居【Balkhī 1981,66–67】。这些都属于后来才出现的口述历史，只是为了和古时候那些著名王朝牵扯上关系才应运而生（虽然显得很“糅杂intricately”）；不过却能针对“萨曼这个名字是人名还是地名”这个语言学问题给出了完美的解释【Boymatov 2018,20–26】。虽然这段记述对我们了解中世纪晚期史家的“历史性（historicity）”观念颇有帮助，但其和萨曼起源基本没多大联系[13]。

[1] 译注：泥孰达干为一头衔，并非人名。达干Tarkhān为柔然、突厥乃至蒙古常用头衔，职务为“专统兵马事”。在中世纪阿拉伯文献中有两位泥孰达干，一位活跃于7世纪50年代，一位即文中的这位，活跃于8世纪初。

[2] 原文为In a 2011 article, Luke Treadwell has argued that Sāmān-Khudā, who was believed to be the eponymous founder of the dynasty in some medieval sources, ‘originated from a Hephthalite princely milieu’, specifically that belonging to Tarkhān Nīzak (d. 709), in Balkh……

[3] 译注：此处原文拼错，应为difficilior lectio，亦作lectio difficilior，拉丁语词汇，来源于格言difficilior lectio potior

[4] 原注4：见德赫胡达字典（Dihkhudā’s dictionary）的引文

[5] 译注：当时哈里发应为韦立德一世（705-715这位），哈查只指的是时任伊拉克与东部总督哈查只·本·优素福。其人才干过人，权势颇重，在呼罗珊地区也可以是说一不二。

[6] 原注5：艾扎德（Azad）对该书的最新论述，特别是对巴里黑圣墓的关注至关重要。该书已由艾扎德和Herzig 翻译，见Balkhi (2021)；译者在p251的注释里也将该地置于巴里黑城之外。Paul (2018b)论述了《绮丽》作者生活时期巴里黑的历史。

[7] Hamza ibn al-Hasan [ibn] al-Mu'addib al-Isfahani（893-961后）中世纪波斯史家、哲学家。有著作《世界列王与先知年谱（Taʾrīk̲h̲ sinī mulūk al-arḍ wa ’l-anbiyāʾ）》。

[8] 译注：全名为Abu Ali Muhammad Bal'ami（？-约992/997）萨曼王朝维齐尔，出身巴勒阿米家族。为与其父老巴勒阿米（Abu'l-Fadl al-Bal'ami）区别，而被称为小巴勒阿米（Bal'ami-i Kuchak/ Amirak Bal'ami）。他最著名的成就就是将塔巴里史翻译为波斯语，并对其进行增补改写，取名《王书（Tarikhnama）》，使其独立于塔巴里史之外，成为研究中世纪波斯历史的重要文献。

[9] 译注：所谓亚米尼，即指哥疾宁苏丹马哈茂德获得了阿拔斯王朝赐予的“亚明·道莱（Yamin al-Dawla）”头衔。

[10] 原注6：对“王朝”概念的批判评价，见Afanasyev and Banerjee (2022)；Duindam (2022)对他们的文章进行了辩驳。

[11] 译注：16世纪布哈拉城豪族。因出身布哈拉城西边的一个小村庄Juybār，故名。原先为Čār Bakr圣墓的守墓人。后改信Naqshbandi教团，发迹于16世纪。具体可见https://iranicaonline.org/articles/juybaris-a-prominent-bukharan-family-dynasty-for-more-than-500-years

[12] 原文为This does not reflect a ‘grain of truth’ as Semenov believed

[13] 原注7：The second piece of ‘evidence’ summoned by Semenov to support his conclusion that they came from Tirmiz is equally untenable. This involved him visiting a ruin that some locals had identified for him as ‘Shahr-i Sāmān’.

特雷德维尔将萨曼胡达和泥孰达干扯上联系的另一种方式，便是利用到一个特殊的文物进行验证——一枚曼苏尔一世时期的银质纪念钱币（medallion），打铸于969年。特氏发现了钱币标志处铸印的王室人物头像看上去和其敌对势力、统治伊拉克和伊朗西部的白益王朝同类型的钱币上的头像截然不同。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白益王朝的那些纪念币印的都是萨珊后期的国王形象，而据特氏指示，曼苏尔的这枚钱币铸印的头像颇似古代嚈哒钱币中的形象。特氏谨慎推测，二者之所以存在相似，，可能就是萨曼王朝有意“承认自家祖先和嚈哒王室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Treadwell 2011, 6】”

这枚纪念型的钱币确实非常重要，但它究竟意味着什么？难道真如特氏所言，是表明了自家的王朝起源吗？我看不然。首先，我们并不知道设计这枚钱币风格的人或者其赞助者[即曼苏尔一世]在用那些钱币模型的时候是否知道这是古嚈哒国王的形象？换言之，设计者和曼苏尔一世可能是知道他所铸的钱币是追寻了伊斯兰之前的王室传统，但并没意识到它和泥孰达干甚至说嚈哒诸王有着直接关系。否则我们就该在萨曼时期的文献里找到很多萨曼和嚈哒有所联系甚至关系紧密的记载。实际上，流传至今的十世纪史料里，关于嚈哒的文字记载真是少之又少，倒是明确讲明萨曼王朝和巴赫兰楚宾关系密切的记述我们就能找到挺多。

实际上，萨曼时期关于嚈哒的记载只有一处，而且对其态度也完全谈不上正面。此记载见于小巴勒阿米翻译的塔巴里史波斯语译本，这个项目同样由前文提及到的曼苏尔一世赞助支持。据巴勒阿米书，巴里黑的嚈哒王叫库希那瓦[1]（Khushnawāz）。他统治巴里黑期间压榨治下臣民：

 

“……他把鲁特（Lot）宗族[2]的恶习也一并带来，并在这些习俗的驱使下做出了令百姓厌弃的暴行。凡是他看中的外貌俊朗的男孩，都会从他们的父亲手中抢走，沦为他的奴隶，并与他们强行发生性关系。此举一出，民众纷纷逃离该地，求助于萨珊王卑路斯。”[3]

 

萨珊王卑路斯率军征讨库希那瓦，却不慎中了敌人的奸计，导致大军迷失在沙漠，伤亡惨重[4]。最终，由他的孙子库斯老一世和突厥可汗结盟，双方联军，大败嚈哒于巴里黑，并将其征服瓜分【Balʻamī 1995, 2: 681, 686】。若是这段描述是用以记载萨曼祖先，那恐怕不能让曼苏尔一世满意。因此，曼苏尔一世是否将自身视为嚈哒王后裔这个说法，还有很大的商榷余地。故而，凭巴勒阿米书中将其描述一个残暴不仁、诡诈无信义、一副色中饿鬼般的形象，这枚钱币的赞助者就不可能会承认自己和这种声名狼藉的古人有半毛钱关系。

另一位学者卡莫利丁[5]（S. Kamoliddin）也利用到这枚纪念钱币来研究萨曼起源。在他的撰述里，他认为这枚钱币的样式实际上是类似于突厥汗国的钱币，以此将突厥人和早期萨曼朝联系在一起。虽然卡莫利丁给出的世系又和特雷德维尔的有所差异。但他用着这枚钱币做出了和特氏差不多的假设，进而得出了远比特氏极端的结论。他声称这枚钱币上的头像并非通用，而是极具个人特色的——混合了“蒙古和高加索人种的特征（Mongoloid and Caucasoid features）”，而塑造出这么一个历史人物的形象，而且还可能有着一个印度人种的母系祖先。

卡莫利丁的观点有着比特氏更多值得商榷、辩驳的地方。首先，就算这个头像确实另有乾坤，我们也不能假定他就是某个历史人物的形象；其次，即使设计者想要表现出一个特别的个体，我们也不清楚他心里究竟想要描绘谁；第三，在这枚银币出现的十世纪，是没有哪个人知道萨曼的祖先萨曼胡达长什么样子的；第四，也同样适用于特氏的观点：我们都没有证据去说明这个银币是萨曼诸王搞的寻根溯源工程的一部分；第五，我们不要去假设这钱币头像的“民族”特征不局限于“图像性（iconographic）”，还具有“代表性（representational）”[6]。换言之，设计者可能只是从中亚、南亚的多种钱币形制中汲取到制作萨曼王家钱币的灵感，因此其中并不代表什么民族，而仅仅是呈现了所采纳的图案原型（iconographic prototypes）。与之相似的例子还有那些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非常出名的伊朗、土耳其和中亚的袖珍画（miniatures）。这些袖珍画中描绘的人物都有东亚人种的特征，这并不是因为真的每个人都长那样，而是这种绘画的技巧和规制就来自中国，后来的画家只是延续了这套传统。

最后，无论是特氏还是卡氏，都只是靠着那么一点证据来撑起他们的假说。仅靠一枚小小银币，两段后世挖来的生僻记载，还远远不能将萨曼时期遗留的大量原始文献扫进垃圾堆里。要使他们的观点成立，我们就得必须假设十世纪那些波斯作者或者阿拉伯作家那些著作统统被萨曼王朝掌握了，并由此对其萨曼王朝之起源曲笔回护、不尽不实；而后世的文人作者反而保留下了可靠史实其中的精要？难道后世的作者就不能也有诸多理由，像他们十世纪的同行一般对萨曼王朝的起源进行“再创造”吗？

[1] 译注：此译名从余太山《嚈哒史研究》

[2] 译注：《古兰经》中记载的一个宗族典故。鲁特是先知易卜拉欣之侄，因其家人亲属都不慕女色，而好男风，受到真主或者说伊斯兰世界的鄙夷与打击。后来用来指代好男风搞gay的人或群体或事情。

[3] 原文为bringing forth the practices of the tribe of Lot and committing wicked acts. Khushnawāz took away from their fathers all the handsome boys, turning them into slaves and had sex with them. As a result, many of the people fled from him and went to Pērōz asking for help

[4] 译注：卑路斯沙漠中伏一事，见塔巴里史英译本卷五p113-115.卑路斯在塔巴里史中拼作Fayruz

[5] 译注：Shamsiddin Sirojiddin Ogly Kamoliddin（1955-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国家东方研究所中亚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中亚历史地理、中亚中世纪史和萨曼史。笔耕不辍，但其观点许多需要商榷，成名著作为其个人论文集《萨曼王朝：中亚第一个本土王朝（The Samanids:The First Islamic Local Dynasty in Central Asia）》

[6] 原文为Fifth, we cannot assume that the ‘ethnic’ features of the image of this coin were supposed to be representational as opposed to being simply iconographic

特雷德维尔这种以修正主义（revisionist）角度而得出的结论大而无用。他写道：

 

“萨曼王朝起源于中亚。……作为统治者，他们着眼的地方在草原而非伊朗高原……而萨曼王朝早期在河中的政制之形态和结构给他们的历史蒙上了一层阴影，久久不能散去。”

 

他进一步提出，河中“是一片广阔无垠的草原地区，主宰这片土地的是部落联盟，而非城邦国家”。最后，他断言萨曼王朝“实属中亚民族，而非伊朗出身”。以及，他认为曼苏尔一世的那枚钱币证明了 “地理学和谱系都强调了萨曼王朝的中亚背景，并拉近了他们原本在波斯遗产的继承中所处的偏远地位”

 

正如上文所述，特氏之观点错漏百出，很大程度就是攀附19世纪那套种族思维和文化至上论。首先，他拿“中亚”对“波斯”、“草原”对“伊朗”、“部落”对“城市”。这种二元对立简直大错特错，也不具备什么用现代角度的分析价值。他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河中地区和伊朗高原都是一种有着草原、农业区和城镇的混合体；其次，特氏是如何理解“波斯”的？这此处，它似乎意味着一种包含地理、语言和血统的认同——换句话说这就是一种现代民族主义的理解，放在分析萨曼王朝是完全不合时宜的；第三，他将王朝起源当做了王朝实质。换句话说，如果萨曼胡达是中亚民族出身（在此姑且用个民族定义），那么两个世纪后他的后代就得莫名其妙地强迫自己向草原一方靠拢？[指上文的曼苏尔一世用嚈哒钱币说法]且萨曼王朝的这些老老少少的宗室，是怎么一直保持着这种“向往草原”的欲望的？而且还不知怎的，就是忽略了政治和经济上的需要而保持这种野望？正如博斯沃思所言，萨曼王朝从河中和呼罗珊获得的赋税（其中大部分是土地税）达到了4500万迪尔汗【Bosworth 1995】。从此来看，我可非常怀疑萨曼王朝主观上对草原的向往是否能抵得过河中土地税收的诱惑。诸位别忘记，假定萨曼出身巴里黑，这可是一座城市，不是什么大草原；而且王朝世系（genealogy）不是种族谱系（ethnicity），它看的是父系单支，而忽视了萨曼族中其他男性和女性的祖先[包括某人妻子和外甥]。即使某人有可能将自己的政治和文化取向传给自己的第七代后裔，曼苏尔一世又怎么可能只取他之上124位先祖的其中一位的取向，而所有这些祖先与他的遗传关系都与萨曼胡达完全相同呢？一个统治王朝的祖先可以被明确认定为出身内亚的突厥人（如帖木儿王朝与哥疾宁朝），但其统治的城市与农业地域却仍主要集中在和自己祖先毫无关系的领土上（如印度之于哥疾宁，伊朗之于帖木儿）。

就现在的情况，除非找到萨曼胡达的尸骸，对其进行DNA分析，不然我们是不能对萨曼王朝的这个祖先究竟什么“种族”构成发表看法的。就算可能有这方面的发现，除去置身于现代种族民族主义这种不合时宜又容易引火烧身的范围里，它丝毫没有任何历史价值和值得分析之处[1]。真正重要的不是这边世系（联系到巴赫兰楚宾）和那边世系（联系到嚈哒和突厥可汗）的真伪，而是十世纪塑造这些世系的背景和条件——正是当时的历史环境，才会使萨曼王朝有必要开搞这个宣称源自大一统政权的“工程”。

从研究萨曼王朝起源的历史意义上说，关键的不是该王朝统治家族的宗谱世系，而是使其有机会有成功性建立起政权、统治一方的种种因素的集合。在这个角度的研究下，特定个人的作用将归属于为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模式服务，而正是这些模式构建出这个统治河中呼罗珊的萨曼王朝能建立的历史背景。我认为，河中地区能发生的重大转变并不会出现在那些一家、一姓、一种族（包括什么波斯人、突厥人、阿拉伯人）的改朝换代时期，而是出现在由商业贸易为主导的政治体制（粟特人）转到以农业为主导的政治体制（萨曼王朝）的过渡期。

特别是从魏义天[2]（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的研究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直到8世纪初，粟特人的贸易网络一直联系着中国与伊斯兰世界【De La Vaissière 2005, 274–284】。此外，正如托马斯·努南（Thomas Noonan）先前指出的，粟特商人通过走北高加索这条路和拜占庭建立了商业上的联系【Noonan 1984, 252, 257, 259】。然而，从八世纪中叶到九世纪中叶，世界贸易格局发生了变化。之所以如此，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方面的问题以及中亚地区有了新变化。魏义天认为，唐代中国的经济基础是朝廷向胡商出售中原河北之地（north China）的粮食与丝绸，以支持西北方向的军事扩张。在[安史乱后]西北地区失守后，原产丝绸的北方藩镇（northern states）停止向朝廷进贡【De La Vaissière 2005, 307】。丝绸供应一下而断，在内亚地区引起了连锁反应。吐蕃（Tibetan）和回鹘（Uighur empires）想要用马匹换取丝绸，但因价格昂贵，最终难以为继【Beckwith 1991, 187】，最后一个想要和中国保持商业关系的内亚政权是黠戛斯（Kirghiz），但最终也放弃了。此时中国的统治重心已然南移，向着南方雨林之地开拓农业，并积极开发途经印度洋的海上航线【Dromp 1999】。因此，粟特商人建起的贸易网络不复存在，草原上也不再会有一个大一统政权来保护这些早些留存下来的贸易路线，也无从获益。

这些变化使得河中那些心怀野望的政治人物只能沿着这个新的重心建立政权。在萨曼王朝初期，最为重要的事情当属将农业资源置于王朝的统一调控之下。由于土地被众多地主阶级（德赫干）所持有，新建立的政权必须先取得对这个阶层的统治权，之后还得保持跟他们进行合作。而早期的萨曼王朝只能通过哈里发的支持才能有这个权力，为此他们将自己依附在倭马亚或阿拔斯王朝主政当地的封疆大吏身上。

例如，我们知道萨曼四孙因在平拉飞·本·莱斯之乱中为马蒙出力，而在819年获得了阿拔斯的呼罗珊总督伽桑·本·阿巴德的赏赐【Bosworth 1995; Karev 2015】。我们对萨曼（或者说萨曼胡达）的生平经历所知甚少，但在一些著作中还是能窥见一鳞半爪。举个例子，纳尔沙喜将萨曼村的建造者之崛起和那位呼罗珊总督阿萨德·盖斯里（他活跃在倭马亚哈里发希沙姆时期）的统治联系在一起。这一点意义重大，因为阿萨德的统治意味着大征服在中亚阶段的结束，穆斯林转而开始巩固对当地的统治【Blankinship 1994, 127】。对那些声称自己是穆斯林的人，阿萨德统统免除了他们的教税，并开始对当地的名门人物采取怀柔态度，作为政策的一部分，他还开始疏远了定居呼罗珊的那些阿拉伯人上层人士【Blankinship 1994, 127; Narshakhī 1984, 81】。在此背景下，萨曼之崛起值得注意。纳尔沙喜写道，萨曼前往谋夫觐见阿萨德，这位总督“待之有礼，并给予助力，击败其敌手，将巴里黑交还给他。”【Narshakhī 1984, 81】

纳尔沙喜的记述中有着一些矛盾之处和时间上的错误。例如，他写阿萨德的死期是783年，但他实际是死于738年【Wellhausen 1927, 473】；同时，他写的是阿萨德将巴里黑城“还给”萨曼，但他书里可从没讲过萨曼一开始就拥有这座城。实际上，纳尔沙喜也是明确将“萨曼”这个人和“萨曼村”连在一起的人，他认为萨曼村是萨曼早先建立的一个村子。我们可以假设，有关萨曼的这一堆信息在传到了纳尔沙喜时已经变成一团乱麻，难以分辨了。之后的布哈拉史家想要尽可能调和当中的矛盾之处。像纳尔沙喜他就把阿萨德的年纪以及和萨曼会面的时间拉长了很多，以缩小他们和那个叫阿萨德·本·萨曼的男人之间存在将近一甲子的时间差距，毕竟阿萨德·本·萨曼是历史上最先确实存在的萨曼诸异密的父亲。此外，纳尔沙喜很可能在动词dādan（to give）前面加了一个bāz（back）[即归还]，以解释阿萨德将巴里黑这座重镇赐予给一个小小村子的地主——这个令人困惑费解的行为。

假若我们排除掉纳尔沙喜书记载的干扰，一个有意思的可能性摆在我们面前：对萨曼的那些后代来说，早在8世纪末，他们对这位祖先的印象就十分淡漠了。[3]不过，他的生平事迹十分贴合阿萨德执政呼罗珊时的环境。萨曼可能仅是一个掌管某个村子的小小地主。在大征服的第一阶段结束后，他便得到了倭马亚总督阿萨德的赏识，并通过改信回教来交了投名状。大概在同一时期，720年前后，内亚地区的突骑施（Türgesh）可汗入侵河中，并得到了当地贵族的帮助——他们在此时间亦掀起叛乱，反抗倭马亚的统治。双方在724年爆发决战，穆斯林军队渴水日（the Day of Thirst）惨败于拔汗那【Blankinship 1994, 125–127; Bartol’d 1968, 188–189】。此战后，阿萨德被火速调任呼罗珊负责当地战事，此时他急需在当地找到盟友与支持者，为此愿意用重赏来换取他们的效力，这无疑给萨曼这种原本位卑权轻的农庄主创造了机会。阿萨德助萨曼击溃了其敌手（可能是不太忠诚倭马亚的地方世家、实力较弱的竞争者或者不可靠的贵族），将萨曼这位虽然默默无闻但有忠诚的人物安排在了巴里黑。已知725年阿萨德曾专门对巴里黑进行过一次扫荡，将其掌控【Bartol’d 1968, 189】。不过，几年后阿萨德调任他处，使得萨曼在巴里黑的势力因没有靠山而被之后的总督撬动。

萨曼和阿萨德的会面可能在阿萨德二任呼罗珊总督时。在他再次上任前，呼罗珊当地爆发了一场起义，起义首领哈里斯·本·苏来吉（Hārith ibn Surayj）希望提高新穆斯林的地位，免除原本不用交的赋税，并能给他们增加抚恤金【Wellhausen 1927, 465】。因而阿萨德在735年再度被任为呼罗珊总督。在哈里斯撤退后，他赶到了巴里黑，作为行营。他将当地的土地分赏给支持他的阿拉伯人将领，同时与当地的德赫干、名门贵族们修好，其中便有巴尔马克——后来执掌阿拔斯大权的巴尔马克家族先祖【Wellhausen 1927, 469】。

若是萨曼在这些事情中就能收获甚多，那他在之后十年、746-749年间并波悉林掀起的阿拔斯革命中能有更多机会壮大自身。卡莫利丁认为，并波悉林在崛起过程中将当地大部分地主阶级势力一扫而空，使得当地的权力出现真空，这有利于像萨曼王朝先祖这种原本默默无闻的小家族[4]【Kamoliddin 2008, 33】。这种说法有其可取之处，但在我们搜寻到的史料中就显出和这种说法的一些相左之处。一个是，卡雷夫（Yuri Karev）搜集的资料表明，对所谓世家豪族的“清洗（purge）”并非是整个河中呼罗珊，仅在布哈拉和撒马尔罕【Karev 2015,53–54, 60】。此外，史料也显示，跟并波悉林合作的家族都受益匪浅，对他对着干的则要受罪。如珂咄兰[5]（Khuttalān）的德赫干因反对并波悉林的党羽阿布·达乌德·哈利德（Abū Daūd Khālid ibn Ibrāhīm），被迫逃到中国，不然就要被并波悉林拿下了【Al-Tabarī 1967,7: 459】；阿布·达乌德也处决了渴石的一个德赫干【Al-Tabarī 1967, 7: 463】。另一方面，巴儿柯提[6]（Bārkath）的德赫干帮助并波悉林抓住了他的敌人齐雅德·本·萨利赫[7]（Ziyād ibn Sālih）【Al-Tabarī 1967, 7: 466】；吐火罗领主和花剌子模领主都帮助并波悉林，使其免受另一个敌手阿布·贾法尔（Abū Jaʻfar）[8]的阴谋诡计【Balʻamī 1995, 4: 1084】。最后，尼沙不尔有一个叫法祖思凡（Fādhūsfān）的德赫干，在并波悉林早期暗中传教、策划时选择庇护他，在并波悉林掌权后得到了其保护和资助【Gardīzī 1984, 266; Ibn al-Athīr 1965,5: 480】。如果萨曼此时还活着，同时能够跟对人的话，他也能获得更大的成就。鉴于并波悉林及其盟友对当地豪门的一次大清扫，无论萨曼来自何处是何出身，他都能在布哈拉或者撒马尔罕找到机会发迹。

将这些记载匮乏又混乱无章的萨曼王朝起源史留给后人去理解吧——萨曼王朝由一个小村庄的小领主建立,这个小领主可能在动荡时期统治了巴尔赫几年,然后在并波悉林掀起阿拔斯革命时迁往撒马尔罕。无论这些事迹的真实性如何，这些故事暗藏的意思都是挺明显的：效忠于哈里发政权下也是一条改变自身社会阶层的路径。最后，萨曼家族历史中最具决定性的一件事便是迁往河中并定居当地。布哈拉作为“王冠上之明珠”，控制着百万以上迪尔汗的农业税赋，其中的大部分都出自萨曼诸君主的私人产业，或者捐赠给神学界、教法学界诸士，以换取对新王朝的法理支持【Bosworth 1995】。相比（vis-à-vis）布哈拉，撒马尔罕地位的衰落反映了粟特商业阶级的没落与萨曼王朝农业政权的崛起。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对萨曼王朝起源的深入研究中，这个结论会获得更多坚实的证据。

[1] 原文为Even if such a discovery were possible, it would have no historical and analytical value outside the anachronistic and dangerous parameters of modern ethnic nationalism.

[2] 译注：法国史家、学者（1969-今），主要研究伊斯兰前后中亚文明、经济史，代表著作《粟特商人史（Histoire des marchands sogdiens）》，国内有中译本，译者王睿。

[3] 原注8：值得注意的是，正如Savant (2014)就其他资料所指出的那样，纳尔沙喜的叙述或其引用资料在这一点上却热衷于将王朝的起源与伊斯兰统治联系起来。至于将萨曼王朝与巴赫兰楚宾联系起来的时候肯定要晚得多；关于高加索地区与中亚的相似之处，请参见Vacca (2017).

[4] 原注9：近年以宗教角度对并波悉林的研究，见Crone（2012）与Karev（2015）

[5] 译注：即珂咄罗（Khuttal），珂咄罗译名出自《大唐西域记》；《新唐书》为骨咄。在此转引《大食东部历史地理研究》中译本p629注释6：这个地区的名称很容易让人混淆，有区别不大的珂咄罗（Khuttal）、忽忒兰（Khutlān）和忽塔兰（Khuttalān）。但可疾云尼称（第2卷，第352页）忽塔兰是一个突厥城市名，位于群山之间的一条峡谷中，但确切位置没有记载。阿里·亚兹底在记述帖木儿的武功活动时，一般称之为忽忒兰（第1卷，第464页，及其他地方）。珂咄罗这个名称实际上和挹怛（Haytal）是同一个词，阿拉伯人所称的这个名称在萨珊波斯王朝与拜占庭时代被称作挹达（Ephthalites），或白匈奴。

[6] 译注：亦作Abārtath，应在今撒马尔罕城之北

[7] 译注：应是并波悉林麾下将领Ziyad ibn Salih al-Khuza'i（？-752），即怛罗斯之战的实际主将。752年受阿拔斯哈里发赛法哈唆使，欲反叛并波悉林，被并波悉林先下手为强铲除。

[8] 译注：应是指阿拔斯哈里发曼苏尔。因其库尼耶便是Abū Jaʻfar

致谢

感谢莫洛尼（Michael Morony）、博依马托夫（Lokman Boymatov）和期刊内不知名的审稿者对本文提出的改进意见。

 

Disclosure statement

No potential conflict of interest was reported by the author.

 

ORCID

Ali Anooshahr http://orcid.org/0000-0002-2145-5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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