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华人社团

（一）马来西亚华人社团是指马来西亚华人民间所组成的非政府组织，简称为华团，其联合华文教育及华文报章被称为马来西亚华人社群（简称为华社）的三大支柱，截至2014年在马来西亚约有9000个华人社团。华团重在组织结构和政治格局，并不直接参于政治活动，但作为华人社群的代表，华团往往会在重大的相关课题上试图影响政府的决策。清末民初时期由于中国内部政局动荡不安，迫使部分当时在中国南方省份的人民远赴南洋谋生。基于当时人们的封建社会思想，对于地方以及血缘的凝聚力，促使当时的人民结集成同乡会馆与宗亲会馆。而后到来的人民为了得到人脉与经济上的方便，纷纷加入会馆寻求协助与庇护，同时会馆亦给予会员经济、住宿和谋生技能上的援助，社团也因此得以迅速发展。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及顾全会员们的具体需要，华团在各个不同的时期会作出相对应的调整，由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多元化以及教育的普及化，又衍生出工会、商会和校友会等组织。现今选择加入社团的会员不再是以求谋生为目的，更多的是希望能在文化、乡谊、商业之间得到进一步的联系。自18世纪起至20世纪初华人南来马来西亚以来华人社团、华文教育和华文报刊被华人社群认为是传承中华文化和凝聚华人民间力量的重要工具，三者被并称为华社三大支柱、华社三大资产或华社三大臂膀。马来西亚执政当局长久以来一直坚持单一语文和文化的政策，对于中华文化在马来西亚的延续，华人社会普遍上须靠本身的努力。华人社团、华文教育和华文报刊被并称为华社三大支柱已经是深入华人社会的共识，并经常被马来西亚华人各界引用。通过马来西亚华人各界多年努力的推广，马来西亚华人三大支柱也渐渐为海外华人世界重视及报道。由于执政当局认识到三大支柱对华人社会的影响很大，执政党长久以来试图取得华文报章来宣扬所谓的国家政策，这可从两起政党收购华文报章事件来了解，即1990年代代表马来民族利益的巫统与马华公会分别入主由香港出名作家金庸创办的《新明日报》与《马来亚通报》。然而这种试图通过强大商业财力来控制华文报章以便主导华人社会的舆论与走向以及为政党服务的作法最终因为华人社会识破和排斥而失败，《新明日报》与《马来亚通报》也因此走进历史。然而号称代表马来西亚华人的马华公会对90年代《马来亚通报》的失败却仍然不死心，再度于己于2001年动用2.3亿零吉向丰隆集团收购当时销量第二大的《中国报》及销量第三大，创办78年的《南洋商报》。马华公会收购华文报的消息证实后华人社团的反应非常激烈，除了500个华团公开表态反对之外活跃的华文报评论人及专栏作者也集体停止供稿给《南洋商报》及《中国报》。自1969年五一三事件后马来西亚执政党以国家利益的理由下压制媒体自由，然而随着互连网的成长，马来西亚执政当局在无法对付自由言论后就致力丑化互连网的信息。

（二）根据大马的描述：“不是将冠以外国利益代理的罪名便是打上破坏族群和谐的标签，这背后其实是简化问题、排外反殖的建国论述，以政府作为民族国家的保护者，以国际社会为外患，以国内异议者为内奸，这种论述乃是所有钳制性媒体法律的自我辩护合理性依据。”华人初到侨居地时由于对地缘和血缘的凝聚力和认同感，自发性的组织同乡会馆和宗亲会馆以便彼此之间互相照应。经过时代的演变后华人在经济和教育上都有了显著的成长，逐衍生出工商会、校友会、公益组织和宗教团体等不同类型的组织。早期的社团多半为秘密结社组织而成，这些社团代入寺庙和义山的管理形式为社员举办祭祀活动，同时藉着“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的观念，在不惊动政府的情况下执行制裁和调解纠纷的工作。社团中的领导人物通过复杂的关系网络来支配社员，社员必须通过领导人物接触外部讯息，也间接地切断社员的自主能力。但随着时代的进步，社团开始寻求法律的途径注册成立合法的组织，早期的秘密结社则受到司法机构的扫荡而转移到地下活动。在马来西亚较具规模的华人社团有华总、商联会和董教总等，华团的数目虽然有近9000个，但基本上可以归纳为6个主要的系统：（1）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简称“华总”）：华总是一个综合性的组织，处于核心的领导地位，主要的成员包括来自马来西亚13州的中华大会堂或华团联合会；（2）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简称“商联会”）：商联会的主要活动范围是在工商业领域，主要的成员包括各地区的中华工商总会；（3）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简称“董总”）及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简称“教总”） ：董总和教总合称为董教总 ，主要的活动范围则是在教育领域，成员包括各地区的华校董事联合会及华校教师公会；（4）宗乡组织联合会：包括各地区的地缘性组织联合会及血缘性组织联合会；（5）学缘性组织联合会：包括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及马来西亚华校校友会联合会总会等；（6）全国性文化、青年、宗教等组织：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简称“佛青”）、马来西亚青年运动（简称“青运”）、马来西亚青年团结运动（简称“青团运”）、华人同乡会馆联合会青年团（简称“乡联青”）、马来西亚佛教总会（简称“佛总”）、马来西亚道教总会（简称“道总”）等。华团除了为本身的会员提供协助之外对于关系华族利益的教育与经济课题上华团也会适时的对外发表联合申明并与政府相关进行交流，以为华族争取最大的利益。华人由中国南下的初期就已经意识到教育是传承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部份，尽管受到现有教育法令的限制，但仍然全力支持全马各地近1200所华文小学、60所独立中学以及包括拉曼大学、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和韩江学院在内的4所大专学院。

（三）在现有的教育法令下华文学校并无法获得政府单位的全面资助，华校唯有通过华团设立筹募基金会募取基金，同时对于那些来自赤贫阶级的学子，地方上的社团也设有贷学金来帮助他们继续深造。在推广中华文化方面由华总主催并由各州中华大会堂轮流主办的全国华人文化节自1984年起举办至2014年已迈入第24届，在向其他民族推广中华文化的贡献上是有目共睹的。于1985年成立的华社资料研究中心（随后在1996年改名为华社研究中心）除了设立资料馆来保存华社的重要资料外也会不定时的出版研究读物和举办座谈会，地方上的社团也为会员们开办书法、绘画、舞蹈等文艺班。华团困局：缺乏互动与合作以及内部纷争不断，由于华团数量太多，缺乏一个能够代表全体华团的总机构，以致于华团凝聚力不足。由于内部章程条文的不周全而引起纠纷而对簿公堂，在上位领导者由于各自理念的不同，最终导致社团分裂，华团领袖为了私己的利益与政党勾结等都是华团面对的问题；少与其他民族进行交流；协商机制的成效受质疑；领导层老化以及对年轻一辈缺乏吸引力。展基本情况：（一）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组织众多、管理完善、实力雄厚：根据马来西亚政府社团注册局在2001年6月的统计显示马来西亚林林总总的华人社团有7276多个，占全国注册社团32269个总数的五分之一。华族是马来西亚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三大民族中注册社团组织最多的一族，马来西亚也是全球拥有华人社团最多的国家，这反映当前华人在马来西亚的经济、政治、文化、联谊等方面的全面活跃。马来西亚社团注册局把社团组织分为宗教团体、社会福利团体、联谊和休闲团体、妇女团体、文化团体、互助团体、商业团体、体育团体、青年团体、教育团体、政党、职业团体和一般性团体共13类，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多为地缘性、血缘性和业缘性以及学术、娱乐、宗教、慈善等性质的社团，以地缘性和血缘性的社团最多，历史也最为悠久。一些地缘性的社团已经有近200年的历史，其创建时间跟华裔先驱者初期抵达马来西亚的时间相似。例如东马沙巴州和沙捞越州中华人分别约为40万人和60万人，主要来自中国的广东、福建和海南，以客家人和福建人为主，兼有潮州人和广府人。华人社团分别为1000个和1600个，单在沙捞越中超过100年历史的华人社团就有古晋广惠肇公会、古晋潮州公会、福建公会、琼州公会和嘉应五属同乡会等。马来西亚政府对社团的管理还是比较严格和规范的，首先马来西亚人享有结社的自由，但合法的社团必须是成员在7人之上，并在国家社团注册局登记并获准注册。其次社团每年都必须向社团注册官司递交常年的会务报告，且规定该报告必须在常年会员大会开会后的60天之内递交。再次要求社团自我完善机构，一般要求设会员大会为社团的最高权力机构，设理事会为最高执行机构，常务理事会由理事会产生，负责开展各种日常事务，常务理事会一般由会长、署事会长、副会长、正副秘书务、教育、青年、妇女、福利、康乐等部长。第四要求社团每1～2年就要举行换届选举，会长可连选连任，但最长不得超过两届，同时要求民主选举、会务公开。

（四）可以说马来西亚的华人社团经过历史上多年的组织经营、曲折发展和政府比较严格的管理指引，大多机构健全、管理完善、作风民主、实力比较雄厚，几乎全部都拥有自己的会所。如东马沙捞越成立于1933年的客属公会会员有数千人，有包括地产、商铺、墓地等不动产，公会内部设有专项教育基金、奖学金、助学金和慈善基金。公会自己的会所相当大，会员活动、联谊非常方便。（二）华人社团的发展与华人在马来西亚的发展史休戚相关：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在马来西亚的殖民地政府为了开发建设、平衡种族等原因，大量吸引中国沿海各地的华人移民马来西亚，鼓励各民族和平共处。华人移民至马来西亚基本上是从这个阶段开始的，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可以说华人社团的产生和发展与马来西亚华人的发展史和马来西亚本身的发展史是水乳交融、休戚相关的。一般说大部分华人社团的宗旨是：敦睦乡谊，促进团结，共济互助，同谋福利。华人公会和会馆的传统功能是：守望相助，扶贫济困，慈善公益，为初到的新华侨提供生活和就业帮助，调解华人社团内部纷争，维护社团自身利益。华人社团大致可分为6个不同的发展阶段：（1）1890年草创期：华人先驱者因为需要联结感情、相互沟通、相互帮助、管理义山和宗庙、维护权益等原因而成立各种各样的社团，尤其是地缘性和血缘性社团对华人社区进行相关的指导和帮助，社团基本上处于比较原始的自由生存发展状态。（2）1890～1941年初步发展期：1890年英国殖民地政府颁布《社团注册法令》，华人社团纷纷借此机会进行正式注册，在合法的状态下更加蓬勃发展，这一阶段各种商业社团的发展最为迅速。（3）1941～1945年日本占领时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几乎都被迫停止公开活动，但有些社团的地下抗日活动却从未停止，这一阶段也促进华人与马来西亚诸民族建设独立的马来西亚的政治自觉。（4）1946～1969年恢复、发展和冲突期：日本投降后英国重新接管马来西亚，但英帝国已经日落西山而无力东顾，马来西亚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政府成立，1963年马来西亚独立，中马两国关于华侨双重国籍的问题逐渐得到解决，绝大部分的华侨都取得马来西亚国籍，华人本土化的意识逐渐增强。各种华人社团在这阶段也纷纷如雨后春笋重新恢复组织、活动和发展，也成立不少新的政治社团。华侨社团转化为华人社团后其更加注重服务和促进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其中提倡马来西亚国家主义和马来西亚华人民族主义的华人政党马华公会也于1949年成立，华人社团在争取平等公民权、促进商业发展、提高华人社会的教育和文化水平、参加国家政治、进入国家决策层面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华人和华人社团参政意识和能力都得到提高。但马来亚联合邦政府成立后大力推行“马来人优先”的马来族享受特权、歧视华人政策，通过官僚资本强行发展马来民族资本，甚至引进外资排斥华资，强行打压华族经济。

（五）华人社会与其他民族主要是与马来族的矛盾也不断激化，到1969年的大选斗争白热化期间终于酿成悲剧式的“5·13”种族冲突事件。（5）1969～1991年成熟期：“5·13”事件后华人社团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他们自己是生活在以马来人为主体的社会，华人不管愿意与否都已经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而且是非主体的部分。因此华人社团虽然首要是要维护自身的权益，但也应该面对现实，应该低调一些并融通行事，尽力处理好与马来人等其他族群的和谐共处关系。正如沙捞越晋汉省华人社团总会会长周启明先生说的：“我们已经在这里落地生根，与马来人生活在一起，因为这里是以马来人占主导的社会，我们与马来人就好像坐在同一艘船上。船长是马来人，我们也知道华人在这艘船上不可以当船长，但我们华人应该与他们友好相处，同舟共济。华人社团的活动范围应该扩大，与其他族群社团搞好联系，大家都是马来西亚国民，不应该分彼此。”另一方面在这一阶段中马来西亚华人与中国的联系虽然经历从1974年中马建交28急剧减弱到建交后的逐渐恢复，到中国改革开放后的频繁、密切，但他们二战期间那种浓烈的中国情怀、国家认同、政治认同逐渐减少、淡薄、分歧和转化，华人与中国的关系逐渐趋向更加理性、平等、互利。马来西亚华人的心态也从落叶归根更加转向落地生根，其政治身份和思想意识都真正完成本土化的质变，华侨社会也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华人社会并走向成熟。华人社团的组织机构、管理体制、服务宗旨也真正走向民主化、经济化、本土化，进入独立稳定的成熟期。这一时期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实行有利于马来人的新经济政策后华人社团及其领导层成员在经济抗争为主的各种维权抗争活动中成为华人社会的中坚力量，各类华人社团纷纷整合力量成立全国性机构，成立市级、州级到全国性的纵向组织系统。但另一方面到80年代后随着马来西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华人社团在社会事务方面的作用出现边缘化的迹象，华裔新生代的乡土和宗亲观念也是日渐淡薄，长期以来作为华人社会中坚力量的华人社团各自为政、过于分散的局面一直没有突破，华人社团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面临着新的挑战。（6）1991年现代化期：20世纪90年代开始马来人的政治派别冲突此起彼伏，马来西亚主要政治派别的分歧和冲突也已经从原来马来人和华人之间的族群矛盾演化为马来人自己不同政治派别（主要是巫统与回教党）之间的矛盾，华人族群手中的选票成为引人注目的第三种力量，对马来西亚政局结构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大。另外以马来西亚全面现代化为目标和主要内容的国家发展政策不仅促进马来西亚经济和社会结构的现代化，也促进华人经济和华人社会、华人社团的现代化，华人经济借助经济区域化、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开放、逐渐崛起的背景得到更大的发展。在集团化和跨国化的过程中实力更加雄厚，华人更加认识到自身的团结和联合对于提升华人的整体社会地位尤其是政治地位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六）为克服华人社团各自为政的“散沙心态”，重新整合华人华社的力量，扩大华人华社的影响力，以1991年12月马来西亚全国13州的中华大会堂申请注册成立“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简称“华总”，前身为“堂联”）为标志，以建立从地方到中央的“华人社团联合会”为主要模式，马来西亚各类性质相对一致的华人社团纷纷走向新的组织联合或合作，呈现出新的特点。新特点：（一）华人社团数量仍在不断增长：虽然不少正式注册的华人社团因种种原因仍然处于冬眠状态，全国较活跃的华团大概不超过2000个。但马来西亚社团注册局的资料显示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数量仍然处于不断增长之中：1969年为3268个，1975年为3582个，1993年为5762个，2001年为7276个，2005年为7900个。（二）具有马来西亚全国代表性的华人社团逐渐集中随着马来西亚华人社团间联合合作的趋势不断增强，华人社团逐渐集中为6大类联合会：（1）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简称“华总”，其成员包括马来西亚13个州的中华大会堂或者华人社团联合会；（2）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简称“商联会”，其属会包括马来西亚各地的中华工商总会；（3）马来西亚华校董事会联合总会（简称“董总”）和马来西亚华校教师联合会总会（简称“教总”），两会联合起来简称“董教总”，成员包括马来西亚各地华校董事会联合会和华校教师公会；（4）地缘性社团和血缘性社团组织联合会，包括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马来西亚潮州公会联合会、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会、马来西亚黄氏联合总会、马来西亚陈氏宗亲总会等数10个地缘性社团联合会和血缘性社团联合会；（5）学缘性组织联合会，包括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马来西亚南洋大学校友会、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和马来西亚华校校友会联合总会；（6）全国性文化、青年、宗教等方面的华人社团组织，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马来西亚青年运动总会、马来西亚青年团结运动、马来西亚佛教总会、马来西亚道教总会等。在马来西亚华人社团逐渐集中的过程中虽然仍然缺乏一个被公认为代表全部华人社团的总机构，是否需要、是否能够出现这样一个社团则见仁见智。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商联会）、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及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合称“董教总”）这3个组织已经逐渐具备全国代表性，尤其是华总在华团领导机构中是一个综合性华团组织，活动内容涵盖社经文教等各领域，其州级会员团体（中华大会堂或华团联合会）的成员已包括州内的中华总商会、华校董事会联合会、华校教师公会、宗乡组织等等，逐渐发挥核心领导作用。商联会和董教总的主要会务领域分别为工商业和华文教育，在华人社会的工商业、华文教育、文化社会等方面影响重大。因此华总、商联会和董教总在某些方面作为马来西亚全国华人社会、华人社团代言人的角色已经显现并取得承认，这反过来将促进华人社团的新的融合。

（七）（三）华人社团以推动经济联系为首要功能走向国际化：华侨华人参加各种社团活动大都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满足他们从自己公司或者工作机构所没法满足的乡谊联系、文化认同、商业利益等需要，许多人尤其希望通过活动联谊来结识朋友并建立深一层次的商业关系。华人社团也越来越重视以促进会员经济发展为要务的功能，注重协助社团成员扩大商业联系，广泛整理并传播经济信息和资料，加强工商联谊，以经济研讨会、业务考察等多种形式促进经济联系、交流和合作，扩大会员视野，创造新的商机。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世界的经济竞争更加剧烈，也迫使华人社团为满足其经济功能而更加走向国际化，自觉不自觉地去开展对地区、对国际各处商业社团和经济机构的联系交流活动，为会员更好地去面临挑战、把握机会创造条件。在这方面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作为“唯一在国内最早拥有完整区域代表性的总商会”，就在强调其国内作用的同时也强调社团的国际化。商联会在章程中列明8个宗旨：（1）促进马来西亚各地华人工商会、商团与工业团体及/商业公司的联络与合作，共同维护及争取属会会员在商业、工业、原产业及其他经济活动方面的权益和发展；（2）研讨及拟定马来西亚华人工商界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见解和建议，藉以促进与政府或其他机构或团体间的了解与合作，共同致力于发展国民经济和加强全民团结；（3）汇集、整理及传播有关工商及其他经济活动的资料；（4）联络其他商会或经济团体，主办或参加经济会议、工商考察团、工商展览会及其他有关促进经济合作的活动；（5）提倡社会福利事业及主办或协办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人力训练计划或研讨会；（6）在有关各方同意下协助本会会员调解纠纷；（7）接收及或接受捐赠、拨款、津贴、在股票交易所上市的证券以及任何其他有价值之合法文件，并以其作为投资及或以其他方式处理之；（8）推行其他符合本会宗旨的活动。另外商联会称：“本会与政府部门及其他机构保持密切联系，磋商影响各经济领域的广泛课题。本会作为一个结合不同商业利益的组织（其成员来自批发及零售行业、对外贸易、工业、服务业、原产业及农业等领域），因此致力于求同存异，为工商界谋求共同之利益。在处理关系全国性之重大经济课题方面本会与马来西亚全国工商总会保持密切合作，本会亦寻求与国外商会及其他经济组织合作及保持联络，并通过马来西亚全国工商总会积极参与东盟工商联合会的活动。”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国际化与世界华人社团的国际化是同步进行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性的华人社团由于因应全球化而不断涌现，有不少社团组织和代表大会都是定期聚会，如世界华商大会、世界客属组织、世界潮团联谊大会每两年召开一次恳亲大会。华侨华人尤其华商通过各种华人活动，形成全球性的华人和华商网络。总之马来西亚华人社团从全国化走向区域化和国际化，对外参加或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对于本国的华侨华人互通资讯、沟通感情、加强联系、增进友谊、开拓市场、创造商机等等都是非常有利的。

（八）（四）新生代华人青年社团逐渐显示领导实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华人新生代中华人青年社团以宗乡青、青团运、大专青、文华青商会、基督青、青运、青创会及东亚青年共策会的“8大华青”（8个全国性的青年组织合作联盟），在华人社团中逐渐显示出领导实力。“8大华青”的领袖多以马华青年企业家为主，都受过高等教育，有活动组织能力、经济实力、创新精神、有政治参与性和国际视野。积极与时俱进，提高为青年、族群、社会、国家的素质。他们与传统老社团相比时更加体现出自己的时代特征：（1）积极参与政治角逐，真正融入马来西亚主流社会。如以竞选州议员为切入口，努力参政议政。又如宗乡青还加入“国家青年理事会”，进入国家主流青年组织。（2）根据时代需要积极创新社团活动和管理形式，吸引更多的青年加入社团。如马来西亚宗乡青联合总会（宗乡青）于2005年底发动全国性的“青年自力升学”计划为主体的“万人加入宗乡青运动”，通过与教育机构合作提供优惠，吸引年轻人加入社团。（3）高度重视、积极加强对华经贸文化交流合作，希望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促进自己的发展壮大。如2004年10月马来西亚8大华青领袖组成一支27人的访问团，赴中国进行为期6天的访问，拜会中国国务院侨办、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全国青年联合会、北京侨联、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天津市青年联合会、天津市青联、天津市侨联，为该青年组织与中国新生代建立关系掀开新的一页。2004年中马双边贸易额达到262亿美元，8大华青的作用功不可没。（五）更加注重华文教育，促进华教的兴旺发展：自华侨于1819年在槟城建立第一家华教私塾“五福书院”开始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已经有180多年的历史，1957年马来亚联邦独立后国家教育政策明显偏向马来文至上的文化单元主义，一方面政府歧视甚至打压华文教育；另一方面，华人和华社坚持多元教育政策进行抗争。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傲然独立并发展成为除中国大陆和台港澳之外海外规模最大、最为完善的教育体系，成为马华社会的特色和骄傲，正如韩江学院董事长陈国平所说：“马来西亚是中国以外保存华教体系最为完整的另一个国家，我们对此引以自豪，但也无时不刻对它的未来战战兢兢。”近十几年来马来西亚华社更加注重华文教育，注重中华文化的根，如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先生说：“一个民族若没有了历史及文化的根基，就如没有根的树，无法继续成长。”探其原因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综合国力的逐渐强大，中国对东南亚的影响与日俱增，中马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使得华文府对单元教育政策有所调整，批准成立若干华族创办的大专院校。政府还宣布将中文教学全面推进国民小学，鼓励马来族学华文，推动回儒文化交流。马来西亚华社因应提出“维护华小，支持独中，发展民族高等教育”的总体教育发展战略，华社领袖有的更提出华族子弟在华小读6年还不足以领会和承继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有必要在独中再读6年，支持并办好独中成为许多华社的中心工作之一。华社支持华教的措施主要是捐款助教、设立助学金和奖学金、设立作文等专项基金进行奖励、文宣呐喊助威等等，大力促进华教的兴旺发展。全马华文独立中学60多所，学生达到6万多人，成为华文教育中承上启下的重要力量。

（九）高等教育方面经过华社几十年锲而不舍的抗争后政府的政策终于修改，1989年、1998年和1999年马来西亚政府陆续批准南方学院（位于新山）、新纪元学院（位于吉隆坡）和韩江学院（位于槟城）3家华文大专院校成立，3家学校分踞南马、中马和北马，成3校分立之态势。3家院校都能因应市场需要培养人才，促进人才就业，同时加强与中国大陆和台湾省等高校的合作办学。如韩江学院就与中国华侨大学、暨南大学、台湾成功大学、淡江大学、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大学等合办双联（2+2）课程，凡韩江学院毕业的学生可以直接申请加入上述大学就读3年级，经过两年的学习会取得学士学位，韩江学院还与上海大学大众传媒系、南京大学中文系合办硕士班课程。2005年中马双方续签《教育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国在马来西亚的留学生达到1万多人，马来西亚在华留学生也达到1000多人，他们成为促进中马两国合作交流和马来西亚发展华文教育的有生力量。马来西亚华人主要是明朝、清朝到民国时期数百年来从中国福建和广东、广西、海南等一带迁移至马来半岛的中国人后裔，马来西亚华人古代多自称唐人、华人，中华民国成立后开始自称中国人、华人及华侨，马来西亚独立后开始改称华人、华裔，成为马来西亚国民，不再自称“中国人”与“华侨”的华人。在马来西亚3170万总人口中华人就有664万，是马来西亚第二大族群，其中客家人超过165万，马来西亚华人主要分布于吉隆坡（首都）、乔治市（槟城州）、怡保（霹雳州）、新山（柔佛州）、古晋（砂拉越州）、亚庇（沙巴州）和马六甲市（马六甲州）等各大城市。马来西亚属于多民族国家，马来人、华人、印度人（马来西亚三大民族）都是同时抵达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原住民并不是马来人，其实马来人是从印度尼西亚进入马来西亚的，但是自第一任首相开始他们就开始自称为土著，导致很多人认为马来西亚人就是指马来人的现象。据中国古籍记载显示于唐朝时期就已有少量唐人南下马来半岛一带进行商业活动，当时唐人主要是暂居经商，并无大量定居。到了明代有大量叛军和回民开始迁居南海一带（即马来群岛），由于为明成祖立过大功，郑和曾多次在满剌伽停留，后来将满剌伽、巨港、泗水等营建成其船队的大本营，也安置数位回民为当地领袖。巨港有施进卿，泗水有数位。他们被尊称为爪哇岛的“九大圣人”。还有一位有争议性人物如拜里迷苏剌，满剌伽王，据说他虽然接受波斯伊斯兰头衔，但他没有皈依。至今马六甲仍然留有大量与郑和回民有关的遗迹，据明史卷三百二十五记载显示当年郑和护送满剌伽王，拜里迷苏剌和大量大明人员人数共五百，在满剌伽定居下来，与此同时伊斯兰教海上贸易的蓬勃发展也促使回民和唐人在满剌伽的活动日益增加。满剌加苏丹国的国际贸易港口之成功也导致许多邻国统治者的信仰改变，从传统信奉印度教混合佛教改为信仰伊斯兰教。1961年伊斯兰教著名学者哈姆加长老曾明确写下一句令人深省的名言曰：“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伊斯兰教之发展与中国一名虔诚穆斯林密切相关，这位穆斯林就是郑和将军。”一些唐人因为和当地人通婚，开始在满剌伽定居，接受同化，繁衍开来。此时开始唐人开始在满剌伽形成聚落定居，成为组成满剌伽重要的一个民族。

（十）大明衰弱后这些通婚唐人的后裔由于交通不便、大明闭关政策等因素，开始与祖国关系疏远。在与本土文化相互交融的情况下他们逐渐形成一支新的民族——娘惹峇峇族，娘惹峇峇的母语也由方言（主要是大明时代的方言，即福建话）慢慢转变成夹杂方言以及马来语的娘惹峇峇语，但依然保留各种大明的风俗仪式。清朝时期许多不愿投降的义士也逃到南海一代，而满清时期大量移民今马来西亚各地则是从鸦片战争后开始。当时满清战败，中英签署《南京条约》，满清承认国民前往海外谋生的权利。由于当时大英帝国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以开发马来亚半岛，大量的清国工人（或称为苦力）从清国输入到马来亚半岛成为矿工、种植工人等。在蒸汽船使用后清国南来的数量更是急剧上升，此时到来的清国移民人数已经大幅度超越早期的娘惹峇峇，所以早期定居的人被称为“新客”。这时期马来半岛的人口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衡，这是因为劳工们的侨乡意识浓厚，多不打算扶老携幼来到马来亚定居，而是希望赚够钱回到老家故乡。到了1929年全球开始经济大萧条，大英帝国停止输入中国劳工。此时华族女性人口开始大量移民马来西亚，男女比例结构趋向平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敌对，马来亚也面临马共的挑战，中国移民来马基本上停止，此后马来亚华人人口完全依赖自然增长，而非移民。孙中山先生于1910年11月间在马来西亚的槟城开会密议广州“三·二九”起义（史称黄花岗起义），在这件起义牺牲的华人有29名分别来自新加坡、马来亚、越南、印尼等国家和地区，年龄最大的是52岁的越南华侨罗联，最小的则是出生在霹雳州，年仅18岁的余东雄。这些烈士中工人为15名，商人3名，其余的则为学生、记者、教员和传教士。马来西亚华人是属于非土著身份，这也包括峇峇娘惹和印度族等。马来族人是马来西亚土著民族，马来西亚华人可以通过同化的方式获取土著特权身份，这必须要与马来族或马来西亚土著通婚，改变信仰伊斯兰教和把原有的姓名改为马来伊斯兰名字，同化后的子孙就有马来西亚土著特权。根据马来西亚新经济政策时由于马来西亚有马来人至上（也是种族主义）信条，此信条的用意是要贬低非马来人的身份，让他们无法享有马来西亚土著特权。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等级制度，此信条把马来西亚华人和其他非马来人的身份往下推成为“第二等公民”。马来西亚独立初期华人占总人口大约37.2%，但由于出生率较低以及移民国外，华人占马来西亚人口22%。20世纪70年代有大量的马来西亚华人移居或长居在欧美、澳大利亚、新加坡或日本等等，在众多国家当中新加坡算是吸纳最多马来西亚华人人口的国家。很多马来西亚的华人到新加坡工作或念书拿到学位，选择留在新加坡发展自己的事业，而后又定居于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人有600多万，是马来西亚第二大民族，人口数量仅次于马来族。马来西亚华人按族群可分为闽南、客家、广府、潮州、兴化、海南等，另外有部分大马华族长期受马来和其他文化影响而形成新的华人族群，称为峇峇娘惹或土生华人。

（十一）马来西亚2700余万人口中华人将近三成，650余万华人中，客家人占150万。客家人主要分布在怡保、吉隆坡、沙登、槟城、吉打北部、森美兰、沙巴等区域，主要来自惠州、嘉应州、揭阳、永定等地。当年在客家人中广为流传“千辛万苦出南洋，一片大海水茫茫，敲锡屎来割橡胶，积存些钱寄家乡。来自广东惠阳淡水镇周田乡的叶亚来经苦心经营后使原来不满千人的矿区吉隆坡建设成为马来亚早年繁荣进步的大市镇，奠定以后作为国都的基础，因而人们称他为吉隆坡王。2013年马来西亚全国有2900万人口，华人是第二大族群，到2012年底有652万人，客家人占华人的1/4。客家人最多的是梅州，其次是惠州、河婆，马来西亚客家公会联合会有76个属会，分布全国各州县。根据2008年的数据显示马来西亚仍然有将近20万持红色身份证的华人，这些人中大部分法律上是无国籍者，因为一部分人仍然是持着已不被承认的台湾当局“护照”，这种现象是一个长久已被马来西亚华人遗忘的历史。马来西亚独立之前华人在目睹时代的变化和孙中山的影响下积极参加中国的革命活动，满清被推翻后在英国人的允许下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于1912年在新加坡和马来亚建立支部。1925年孙中山逝世，同年英国殖民政府禁止中国国民党的活动。1930年中国国民政府通过外交途径表明中国国民党并非马来亚的非法团体，同时不反对华侨入党，只要他们的活动没有危害当地政府的利益。中国国民党马来亚支部在抗日时代就发挥作用，积极开展华侨在财务上支持中国抗战，华侨机工也前赴后继在滇缅公路上维护车辆及输送援华物资。1949年9月11日中国国民党在失去中国人民和华侨的支持后关闭马来亚的支部，加上英国于1950年1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封闭中国国民党组织，其党产和活动转向俱乐部形式散布在马来西亚民间。认同中国国民党的人士继续坚持所谓台湾当局“护照”及俱乐部活动，造成他们的后代只能以永久居民的身份持有马来西亚红色身份证。在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后政治上马来西亚华人已经和中国大陆划定界限，由于政治上的对抗，马来西亚政府限制华人访问中国大陆和探亲。这虽然造成一种障碍，却不影响有限制的贸易和经济来往，马来西亚人访问中国大陆的限制延续到1989年马来西亚政府和平解决马来亚共产党叛变问题后才取消。除了政治问题之外1969年的五一三事件后为了避免其他种族的猜疑，马来西亚华人对涉及中国的课题上都保持沉默，虽然英国早在1950年元旦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一直到1974年马来西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长久以来马来西的亚华人、团体和华人政党都不宣扬任何与中国的关系，许多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或中国台北驻马来西亚代表出席的华人团体活动都保持低调，华人报章也不宣扬。然而2004年激烈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及陈水扁提出防御性公投后一些华人团体领袖在前马华公会会长李三春及马中友好协会秘书长陈凯希的带领下马来西亚华人团体罕见的建立——中促进会，史无前例地公开发表反“台独”立场。

（十二）早年华人领袖陈祯禄在1947年出版Malayan Problems一书中反对《马来亚联邦宪法报告书》中歧视性的条款，在当年紧急状态期间英国殖民地政府以同情和支持马共为由拟驱逐约数以万计的华人出境，要把华人遣送回中国大陆。陈祯禄为此而亲身向英国钦差大臣葛尼交涉，他反对英国殖民地政府这种残忍手段，最终英国殖民地政府撤销遣送华人返回中国大陆的计划。自18世纪起至20世纪初华人南来马来西亚以来华人社团、华文教育和华文报刊被华人社群认为是传承中华文化和凝聚华人民间力量的重要工具，三者被并称为华社三大支柱、华社三大资产或华社三大臂膀。马来西亚执政当局长久以来一直坚持单一语文和文化的政策，对于中华文化在马来西亚的延续，华人社会普遍上须靠本身的努力。华人社团、华文教育和华文报刊被并称为华社三大支柱已经是深入华人社会的共识并经常被马来西亚华人各界引用，通过马来西亚华人各界多年努力的推广，马来西亚华人三大支柱也渐渐为海外华人世界重视及报道。由于执政当局认识到三大支柱对华人社会的影响很大，执政党长久以来试图取得华文报章来宣扬所谓的国家政策，这可从两起政党收购华文报章事件来了解。1990年代表马来民族利益的巫统与马华公会分别入主由香港著名作家金庸创办的《新明日报》与《马来亚通报》，然而这种试图通过强大商业财力来控制华文报章以便主导华人社会的舆论与走向以及为政党服务的作法最终因为华人社会识破和排斥而失败，《新明日报》与《马来亚通报》也因此走进历史。然而号称代表马来西亚华人的马华公会对90年代《马来亚通报》的失败却仍然不死心，再度于己于2001年动用2.3亿零吉向丰隆集团收购当时销量第二大的《中国报》及销量第三大，创办78年的《南洋商报》。马华公会马华收购华文报的消息证实后华人社团的反应非常激烈，除了500个华团公开表态反对之外活跃的华文报评论人及专栏作者也集体停止供稿给《南洋商报》及《中国报》。自1969年五一三事件后马来西亚执政党以国家利益的理由下压制媒体自由，然而随着互联网的成长，马来西亚执政当局在无法对付自由言论后就致力丑化互联网的信息。根据当今大马的描述：“不是将冠以外国利益代理的罪名，便是打上破坏族群和谐的标签。这背后其实是简化问题、排外反殖的建国论述，以政府作为民族国家的保护者，以国际社会为外患，以国内异议者为内奸，这种论述乃是所有钳制性媒体法律的自我辩护合理性依据”。华人初到马来西亚时多开设私塾以教育下一代，当时的私塾多半以《三字经》、《千字文》或《四书五经》等做为教材。在南洋中办学初期英殖民政府多半对其采取放任态度，然而到了1920年殖民地政府见华人势力日渐庞大，逐颁布《1920年学校注册法令》对其进行阻挠和打压。二战时期日本侵占马来亚半岛迫使民间教育陷入停顿的状态，直至战后方见复苏，在这期间殖民地政府先后颁布《1952年教育法令》、《1956年教育（修正）法令》、《1957年教育法令》和为数众多的报告书。独立以后联邦政府采纳1955年的《拉萨报告书》和1961年的《达立报告书》，颁布《1961年教育法令》，大大地削弱华文教育的发展，引起民间的极大反弹。

（十三）为了维护华人接受华文教育的权利，董总和教总在1977年开始推动独中复兴运动，现今在马来西亚有1200余所国民型华文小学、60所独立中学和3所私立多元媒介大专院校，是两岸三地以外中文教育体系最完善的国家。初期的马来西亚华人对祖籍国有割舍不断的感情，渴望加强与祖国的联系，故早期的华文报刊内容多以中国新闻为主。但在独立后马来亚政府开放让侨民入籍以及第二代马来西亚华人的诞生，华文报刊也慢慢地转变编辑方针，同时加强华人社群与政府及其他民族之间的讯息交流，扮演着桥梁的角色，今天的马来西亚华文报刊也依然有特刊报导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新闻。马来西亚最初的华文报刊是1815年至1879年之间发行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尚存最长青的报刊是1910年由孙中山在槟城创办的《光华日报》，当地华文报刊在反殖民统治、抵御日侵和建国独立等历史事件上都发挥反映民情的功能，渐渐由侨报转型为主流报刊，现今较具地位的报刊分别有《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中国报》、《光华日报》、《光明日报》和《东方日报》等。大部分马来西亚华人都不会和异族结婚，尤其不会和马来族结婚，主要原因并不是种族歧视，而是马来人都信奉伊斯兰教。若华人与他们通婚便需要加入伊斯兰教，这会影响到该华人的生活圈子，且大部分家庭都不太赞成孩子与信奉伊斯兰教人士结婚，因为这会导致他们的世世代代都需要信仰伊斯兰教。一旦进入伊斯兰教，根据马来西亚的宗教法规是不得退出的。可是随着时代的迈进，很多华人开始和外族人士结婚，但那还是属于少数。大部分的华人在家中的饮食以中餐为主，可是在马来西亚的中餐比较接近于中国南方粤菜（尤其像广东、香港、福建、台湾），马来式的中餐也不会有冷热菜之分，绝大部分都是热菜。由于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华人饮食习惯受各族影响，因此不像中国般讲究。在外就没有一定的饮食习惯，有西餐、马来餐、印度餐和中餐等等。肉骨茶其实是由马来西亚的一个名为“巴生”的地方华人所独创出来的，可是后来新加坡抢先把它当成新加坡传统美食对外宣传。马来西亚的华人普遍都能吃辣，因为东南亚的饮食习惯都相对较辣，但是新加坡例外，他们的咖哩面相对于马来西亚的饮食来说是甜的。大部分华人都信仰佛教和道教，其中马来西亚的佛教还有细分，如小乘（上座部）、大乘 （禅宗与净宗为主）、金刚乘等等的，除此之外华人信仰的宗教就以基督教和天主教为主，当然还有些信仰伊斯兰教和其它的。大部分华人所祭拜的神明都是早期南来时从中国带入马来西亚的，如妈祖信仰及观音信仰。其中有些神明与当地神明融合，形成拿督公信仰。拿督公被认为是当地类似中国土地神的存在，一般在早期金矿地区可以发现。马来西亚华人历来都为国家做出伟大贡献，更为国家争光，在各方面都有杰出人才也达到相当理想的成绩，而且人数也不少。由于马来西亚是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体制，为国家做出贡献者都有机会荣获马来西亚国家勋衔，而华人也有不少人才荣获国家最高荣誉。

马来人至上主义

（一）马来西亚泛马回教党原称“泛马来亚回教党”，至1971年其正式的全称才改为现名，是马来西亚唯一一个由独立迄今持续活跃的反对党，在左翼的马来国民党灭亡后其党员及支持者除马共与巫统外主要还是流向人民党及回教党。回教党在思想意识上与马来国党反殖民、爪哇式民粹主义与大马来民族主义的传统是一致的，不过其社会主义色彩并不鲜明，反倒是十九世纪末才自中东兴起的回教改革（现代化）思潮对其影响深远。回教党在组织上脱胎于巫统，1950年为了抵销两个已遭殖民当局压制，但势力犹存的回教团体之影响，巫统主催一场回教学者（或谓回教的宗教师）的大会，并因之促成泛马回教学者协会之成立。翌年协会改名为“泛马来亚回教党”，并逐渐脱离其母体巫统，惟直到1955年大选前夕在政治上并不活跃。1955年大选中回教党只取得联合邦议会52席中的1席，其余全为联盟囊括，当时也未举行州议会之选举。回教党的崛起不仅吸引不少来自前马来国民党，泛马最高宗教理事会与回教徒党的活跃份子也成了巫统党内外反对者的另一选择，这无疑有助于早期回教党的壮大。与此同时却也带来一些问题，那就是激民族主义者、回教改革者与传统守旧回教徒之间的矛盾不易调和。党内的激进民族主义份子部份带有世俗与社会主义色彩，具回教改革意识者则多来城镇中的中产知识阶层，而传统派的主力则是回教党基层经营的灵魂人物，如一些保守和回教学者及教师们。前述矛盾可以从Burhanuddin Al-Helmy在领导回教党时期所面对的党内挑战窥见端倪，Burhanuddin是在1956年12月中询才加入回教党，12月尾即在党代表大会，以84比12的悬殊票数击败其对手Zulkifli Mohamad，被选为主席。回教党在Burhanuddin的领导下迅速壮大，1959年大选以十三席国会议席与四十二席州议席的成绩震惊全国，并夺下吉兰丹与丁加奴两州的执政权。本届大选成绩中回教党除了在霹雳夺得一州席外其余所有国、州议席皆来自吉兰丹及丁加奴的大本营，其中丹州卅席州议席中回教党夺得28席，丁加奴24席中夺得13席，顺利执政。1961年由于部份州议员变节，跳槽巫统，导致丁加奴州政权丢失，但此后回教党在玻璃市、吉打、丁加奴及吉兰丹长期展现强大的影响力。1964年大选中联盟大胜，回教党只获得25席州议席、9席国会议席，勉强维持他的传统势力范围。虽然保住丹州政权，但国会得票率从1959年的21.3%跌至1964年的14.6%。1965年由于党主席Burhanuddin涉亲印尼活动而被捕，1969年的大选中回教党获得12席国会议席、40席州席，国会得票率为23.8%。五一三事件后巫统成功将心腹大患回教党收编进国阵阵营内，这方面的努力早在1970年12月已开始，但是由于回教党内部的反弹而作罢。但是以党主席Mohamad Asri为首主张与巫统合作者取得主流的地位，双方的不断接触，终于在1973年1月达成协议，并在1974年6月1日国阵正式成立时，与民政党、人进党、砂劳越人民联合党、砂劳越联盟及沙巴联盟各党大结盟。但是此举却造成党内的纷争加剧，与此同时在回教党加入国阵后两党之间的矛盾并未消泯，在巫统鼓动下造成回教党发生内争分裂而大伤元气。

（二）最后回教党在1977年尾因“丹州危机”脱离国阵，结束短短五年的盟友关系。“丹州危机”使回教党与巫统的关系闹僵，这事件引发的群众示威也趋激化之势。巫统于是在国会促成丹州于1977年11月8日进入紧急状态，并由中央暂时接管州政府，直至1978年3月州选举为止。由于党争恶化，党誉也受损，使该党不但在接下来的大选中失去吉兰丹州的江山，也使该党走向末落。这种情况直至1982年党主席Mohamad Asri Muda下台，回教党提出建立“回教国”的理念后才出现转机，由Yusof Rawa顶替。迈入1980年代回教党在中东回教复兴运动的影响下该党内部具原教旨主义倾向，且大多有中东教育背景的少壮派已经崛起。在1982年大选中回教党在丹州共夺下四国十州，得票率虽未见突破，但已有逐渐恢复传统势力的迹象。1990年在第七届全国大选中回教党夺回吉兰丹州政权，1999年随着当时副首相安华依不拉欣被革职及被判入狱所引起的“烈火莫熄”运动，回教党与民主行动党和安华的妻子旺阿兹莎所创立的国民公正党（现为人民公正党）组成“替代阵线”，参与第十届全国大选，结果回教党从国阵夺下登嘉楼州。2004年由于新首相阿都拉巴达维的“新首相效应”，第十一届全国大选中回教党只有7个国会议席中选，跟上届大选夺下的27国席明显减少，党主席哈迪阿旺也败选。州政府方面回教党失去登嘉楼州，以微差的3席保住吉兰丹州的政权，之后彭嘉兰巴西州议席补选中再失利，继续以一席之差捍卫州政府。2005年6月1日至5日回教党在全国大选惨败后首次代表大会，掀起改革风，多名专业派领袖打入领导层，取代以宗教师为班底。直到2008年第十二届全国大选中回教党在此大选中告捷，不仅继续执政吉兰丹州，而且与公正党执政吉打州，与行动党和公正党在霹雳州与雪兰莪州组成联合政府。1999年随着当时副首相安华被革职及被判入狱所引起的“烈火莫熄”运动，回教党与民主行动党和安华的妻子旺阿兹莎所创立的国民公正党（现为人民公正党），组成“替代阵线”的反对党联盟，参与第十届全国大选，结果回教党从国阵夺下登嘉楼州。2004年由于新首相阿都拉巴达威的“新首相效应”，第十一届全国大选中回教党只有七个国会议席中选，跟上届大选夺下的27国席明显减少，党主席哈迪阿旺也败选。州政府方面回教党失去登嘉楼州，以微差的3席保住吉兰丹州的政权。之后彭嘉兰巴西州议席补选中再失利，继续以一席之差捍卫州政府。2005年6月1日至5日回教党在全国大选惨败后首次代表大会，掀起改革风，多名专业派领袖打入领导层，取代以宗教师为班底。2008年第十二届全国大选中回教党在大选中告捷，不仅继续执政吉兰丹州，而且与公正党执政吉打州，与行动党和公正党在霹雳州与雪兰莪州组成联合政府，并在国会下议院拥有23席。人民公正党是马来西亚的一个中间派政党，是执政党联盟希望联盟的主导成员。人民公正党于1999年4月4日创党，人民公正党大力提倡社会正义及反腐败的议程。该党提议废除新经济政策，而强调非以种族区分的方法来消除贫困和纠正经济失衡问题的政策。人民公正党自组建以来长期作为马来西亚反对党之一，并以其为核心组建过两次反对党政党联盟。

（三）人民联盟简称民联（简称PR），是马来西亚两大政治联盟之一，曾于2008年大选打破执政联盟国民阵线在国会三分之二的垄断局面，与国阵分庭抗礼，人民公正党是其主导成员。起初人民联盟只有巫文名称，没有正式的中文名称，不旷几日三党的记者会上公布正式的中英文命名，“人民联盟”一名才尘埃落定。三党弃之前所采用的非正式称号“人民阵线（人阵）”不用，取“人民联盟”，别有其一番用意。人民联盟要彰显它与国阵的区别，所以弃用类似“国阵”一词的人阵。人民联盟号称三党平起平坐，有别于国阵的一党独大模式。民联成员党：人民公正党（简称“公正党”，PKR）、民主行动党（简称“行动党”，DAP）、泛马回教党（简称“回教党”、PAS）。但后期由于人民联盟之成员党马来西亚伊斯兰党（泛马回教党）执意推行伊斯兰法导致人民联盟的分裂，人民公正党的党员以马来人为主，华裔只有16%，印度裔13%。民主行动党简称行动党、民行党以及火箭党（简称DAP），是马来西亚政党，是马来西亚执政联盟希望联盟成员之一。行动党坚持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的议会民主路线，是一个社会民主党，致力于追求民族平等、社会正义及经济公正，为落实一个“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宏图及目标前进。行动党原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马来西亚联邦各州的支部，然而在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联邦独立以后人民行动党留在马来西亚的原有的党员就在同年10月重新组织民主行动党，并在翌年3月18日正式注册成立。1967年10月10日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社会党国际大会上正式成为其成员，1972年1月9日民主行动党妇女组成立，并在翌年成为“社会党妇女国际”的成员。随后民主行动党社会主义青年团（社青团）亦在1973年宣告诞生，并在同年被接纳成为“社会党青年国际联盟”的成员。国阵成立后曾一度是国阵以外唯一具规模的反对党（回教党于1973年~1977年底亦曾加入国阵），而整个1970年至80年代就历届选举的得票率而言它也仅次于巫统。但其党组织并不严密，党员仅一万多人。1990年曾与46精神党、沙团结党等共组“人民阵线”，再与“回教徒团结阵线”联手串成“反阵”。惟至1995年初因回教刑法等争议，为规避与回教党共谋的指责，即又选择退出。1998~2001年间再与公正党、回教党和人民党共组在野联盟“替阵”，最终也还是因为回教党之间的回教国争议，闹得不欢而散。民行党承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之精神，追求建立各族平等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并奉民主社会主义为纲。不过多年来它在这方面的意识形态并不彰显，其支持力量局限于非马来人社会，尤其是城镇区的华人。话虽如此，自1969年该党首度参与全国大选以来除1999年和2008年外向来仍是国会里的最大在野党，以致其灵魂人物林吉祥几乎成了国会反对党领袖的代名词。马来人至上是一种种族主义信条，认为马来人是马来西亚或马来亚的主人或特权者。马来西亚华人和印度裔马来西亚人被认为是承蒙马来人的恩惠，通过承认马来西亚宪法第153条里规定的马来人的特权获得公民权，这种交换通常被称为马来西亚社会契约。

（四）马来人至上的概念常常被政治家尤其是有影响力的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简称巫统）所提及，马来族是大马的土著民族兼第一大民族，占人口总数的一半，大约1500万人，马来西亚公开将“马来人至上”写入宪法。马来人至上的观念在马来西亚独立前就存在了，20世纪40年代马来人组织起来抗议马来亚联盟的成立，后来又为争取马来西亚独立而战，马来人至上的观念逐渐走向舞台的中心。非马来人的政党比如民主行动党激烈反对这种种族主义观念，20世纪60年代独立前的海峡华人在新加坡（1963年至1965年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州）的人民行动党的领导下也挑战这个观念。在1969年5月13日的种族暴动后马来西亚宪法中有关马来人至上的部分得到确立，这期间马来极端民族主义也有了发展，他们宣扬建立一个由巫统一党执政的政府，并强调只有马来人才是真正的马来西亚人。20世纪70年代马来西亚政府开始推行非常有利于马来人的新经济政策，国家文化政策也强调非马来人要融合到马来族群中去。20世纪90年代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开始推行马来西亚民族政策，强调马来西亚人而不是马来人的认同。21世纪以来政治家们又开始宣扬马来人至上的观念，并公开谴责那些质疑马来西亚社会契约的政府官员，“马来人至上”这个词语迟至21世纪初成为流行的马来语。在1963年的新加坡州选中联盟通过新加坡联盟党挑战执政的人民行动党（PAP），巫统政客积极为新加坡联盟于新加坡拉票，表示在华人领导的新加坡里虽然执政的人民行动党表面上是多种族的政党，但新加坡的马来人常被视为二等公民，不过所有巫统支持的马来裔候选人都败于人民行动党手上。因为联盟和人民行动党之前达成协议，同意分别不会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参选，这次选举中很多人民行动党党员觉得联盟出尔反尔，于是决定在1964年的马来西亚大陆大选中参选。虽然人民行动党在造势大会中吸引大量群众，可是在大选中只赢得一个席位，由代表孟沙选区的蒂凡那胜出。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当时财政部长及马来亚华人公会会长陈修信向华人呼吁，避免挑战马来人的特别权利，以免冒与印尼合并这个险。此番言论有助马来亚华人公会保持其地位，继续做“马来亚半岛中不争的华人领袖”。巫统领袖对人民行动党非常愤怒，新问题很快就浮现。新加坡政府与人民行动党领袖李光耀公开表示反对“马来人至上”，提倡一个“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而不是一个“马来人的马来西亚”。他辩称：“马来人仅仅在700年前大规模移居到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39%的马来人里有三分之一是较新的移民。就好像赛查花阿峇，他在战前从印尼来到马来亚，当时他已经超过三十岁了。因此如果某一个种族认为他们较有资格自称为马来西亚人，而其他人成为马来西亚人是全靠他们的favour，这是错误的。”李光耀其后叹言：“马来西亚属于谁？是马来西亚人。谁是马来西亚人？我希望我是。但是坐在议院里有时我质疑自己究竟是否被容许做一个马来西亚人，这个疑虑在很多人的心中存在。一旦这种情绪转化成行动，人与人在不言中斗争，所导致的战争会彻底摧毁马来西亚。”

（五）有时候李光耀却令事情变坏，发表种族言论，其中是很多批评马来西亚的种族架构，提醒人民非马来人现已占大多数，占61%，多于39%的马来人。有一次他说：“为什么我们要回到以前的新加坡，令在马来亚的非马来人沦为少数？”当时人民行动党和巫统关系已经紧张，李光耀常常要求联邦政府严厉打击马来西亚的种族主义者，其中包括巫统领袖赛查花阿峇和赛那昔，令情况愈加恶劣。李光耀的言论令很多人不满，尤其是联盟的政客，陈修信称他为“马来西亚和马来亚史上最大的扰乱者”。东姑认为李光耀的立场太激进，而巫统政客觉得李光耀用其言论来引起马来西亚华人的注意。李光耀关于马来新移民的言论得到严厉的反驳，阿峇表示：“将马来人和其他人同归一类是一个侮辱。”巫统报纸《马来亚独立报》警告：“如果马来人受压，利益不受保障的话，他们会把马来西亚和印尼合并起来。”东姑对此甚感恐惧，对于他来言马来西亚的种族主义者不是真正的极端主义者，真正的威胁是一些寻求“大印尼”来教训华人的人。种族之间的纠纷导致新加坡的1964年种族暴乱，其后人民行动党的马来政客奥斯曼渥暗指暴乱由马来西亚的种族主义者所策划。暴乱后的一年局面继续紧张，赛查花阿峇表明：“无论在何处，我仍然是马来人。”李光耀在议会中严厉反驳道：“如果我到处说（他）说的话：‘无论在何处，我仍然是华人。’我们会怎么样？但是我不断提醒别人，我是马来西亚人。我正在学马来语（国家语言），我接受宪法第153条。”李光耀坚持自己并不是反对马来人的特别权利和宪法第153条，说：“如果移民社区看不到问题，如果他们不能感受到做一个贫穷马来人的滋味，又不会同情他。我可以说他很快会把不满果断地表露出来，整个国家将会陷入混乱。”很少有联盟的人士认真思考他的言论，巫统政客坚持一个“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表示完全平等的社会导致马来人的特权被撤掉。一名联邦官员施努觉得李光耀所提倡的平等会阻止马来人在经济上参与，并说：“我们所需要的是机会，一个为人民谋取资产的机会。”李光耀之前表示自己马来西亚人的身份，施努问：“李光耀今天所享有的权利不是从天而降的，是人所赋予的，他难道不感激本国的原居民吗？”李光耀回应说：“不，我不是在接受别人的款待，我在这里是我的权利。马来西亚61%的人民要于这点上坚持着，否则会失去一切，会失去未来。有些人（当中包括赛查花阿峇）继续持着施努的立场，把马来人称之为‘家中之主’，其对向我这样的外人bangsa asing或寄宿者orang tumpangan的款待被滥用。”这番言论引起内阁成员Lim Swee Aun的反驳，坚持他们“是共同业主，不是寄宿者，不是客旅”。有些人不同意巫统的立场，Ismail Abdul Rahman向议会说：“联盟和人民行动党赞同一个‘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概念，但是具体方法不同。”Ismail将人民行动党的方法定为一个“非群体性的直接模式”，而联盟需要“两个步骤：第一步是种族之间的和谐；第二步是是最终有一个非群体性的国家。

（六）李光耀视此番言论为巴结的把戏，除非那些马来西亚的种族主义者被制止，否则不能认真考虑这番话。李光耀继续他的活动，于1965年组成马来西亚团结大会（MSC），里面有多个多元种族政党，包括人民行动党（PAP）、人民进步党和联合民主党。在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马来西亚合一会普通大会中这些政党的领袖发表讲话，支持一个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人民进步党的西尼华沙甘指摘联盟，利用宪法第153条欺负非马来人，而砂拉越人民联合党（砂人联党）的王其辉说：“我们看到社会歧视的态度，越来越多迹象否定非马来人的政治平等。为了我们和我们的国家，这一切都要停止，不要让这狭缢的种族主义坐大。所有住在这里和称本国为家的人不论种族，都应享有政治上的平等。”不久巫统后座议员马哈迪在国会中抨击李光耀：“新加坡华人从没认识马来人的管治，不能忍受被一些长期处于他们脚下的人统治他们。”李光耀事先没有准备，用马来语回应：“当然有华人是百万富翁，开大车子，住大房子。难道令一些马来人成为富翁，有大车大房子是答案吗？如果我们自欺欺人，叫别人相信他们穷是因为他们没有马来人的权益，又或是反对人士反对马来人的权益，我们结果会是怎么样？你让乡下的人相信，他们穷是因为我们不会说马来语，因为政府不用马来文，那么他就期待‘当马来文成为唯一的国家文字’奇迹会出现。当我们清一色都说马来语，他的生活水平将会提高，如果这样的情况不发生时那又怎么样？另一方面当经济、民生和教育政策出现失误时你回来说：‘噢，这些凶险的华人、印度人和其他人对抗马来人权益。’他们并不反对马来人权益，他们作为马来人有权以马来西亚人的身份，上到一些教育的水平，这些水平由一些竞争更剧烈的社群（非马来人的社群）所创造。这是必须做的，不是吗？不是像他们灌输这些愚民理论，向他们说一得到一些少数马来人所享有的马来人权益，问题就会得到解决。”最后东姑对一切的政治争坳感到厌倦，深信任何言语上的冲突会导致暴力发生，于是要求新加坡脱离联邦。新加坡于1965年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首任总理由李光耀出任。虽然新加坡宪法第89条称马来人为新加坡的原居民，并指出要特别保障他们的权利和权益，但是条例没有列明任何相应政策。有些人士其后将马来西亚的成立归咎于助长“马来人至上”主义，在马来西亚成立后正如里特委员会所怀疑，马来人的权利在（马来西亚成立前的）五六年内萎缩，其后马来人权益于不平等待遇的环境中获得增强。宪法规定于独立后不会马上把法定语文由英语转为马来语，而是有一段十年的缓冲期。随着1967年这个预定限期愈来愈近，有些华人提倡一套较有包容性的语言政策，容许华语在某些情况下在公共范畴中使用。来自巫统和PAS的极端人士反驳，但联盟提出折衷方案，于国家语文法中确认马来文为官方语言，但在某些情况下容许英文和其他非马来文的语言作非官方用途。东姑形容此举为“确保和平的一着”，但方案被许多马来人白眼，从而成立国家语言行动联盟，希望复核甚至更改法案，而且东姑的管制能力备受质疑。

印尼华人

（一）印度尼西亚华人是居住于印度尼西亚的华族，源自于数百年来从中国南方的迁移。 印尼华人拥有不同的祖籍地、移民时间，分布于印尼不同的地区。印尼是海外华人最多的国家，至2007年印尼共有2000多万华人，华族已经成为印尼的第三大民族。其中客家人口总数约为800万，大概占印尼华人总数的40%、占印尼总人口的3%-4%，散居在印尼全国，印尼华人大多来自于中国的南方省份，如福建、海南、广东。印尼华人大多分布于城市如雅加达、泗水、棉兰、北干巴鲁、三宝珑、坤甸（庞提纳克）、锡江（马卡萨）、巨港、万隆及邦加槟港等。在15世纪前中国与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很少有直接的联系，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群岛的贸易掌握在印度尼西亚人手里。中国商船的标准名称junk来源于爪哇语jong，jong在爪哇语中用来描述那些从中国南部长途跋涉到东南亚的商船。中国的史料中有僧人法显在5世纪经过这一地区去印度的记载，唐朝时也一度与印度尼西亚王国有频繁的联系。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人是爪哇最早的伊斯兰传教士，但是现在的大多数印尼华人却不是穆斯林。有一种理论认为在15世纪的时候是郑和等中国商船将伊斯兰教带入印尼，另外一种理论认为是印度人将伊斯兰教带到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早在13世纪10余位青年成为历史记载中第一批迁移到印尼群岛的客家先民，明清以来客家人大规模“下南洋”谋生，并在当地开枝散叶，目前印尼客家人约有800万，大概占印尼华人总数的40%、印尼总人口的3%-4%，散居在全国各地。最早的华人移民潮发生在荷兰殖民的早中期，大多数都是寻找商机的商贩，华人与印尼原住民的关系直到今天都还是问题重重，一些评论者认为这可以追溯到荷兰殖民时期。当时荷兰人的殖民政策偏爱华人，因此华人在这一地区建立经济上的主导地位。荷兰人建立的社会等级制度使得华人很难与当地原住民融合，因为华人和阿拉伯裔是社会的第二等级，土著是社会的最底层，欧洲人位于社会的最高等级。荷兰人是选择性的优待某个少数民族或宗教而达到其破坏原有社会体制策略的发明者，华人成为他们殖民统治的道具，成为缓冲其与原住民矛盾的缓冲器。法国人和英国人后来采用同样的策略，他们利用当地的天主教信徒和犹太人来统治阿拉伯世界。由于华人被荷兰人认为聪明、勤奋并有能力管理大农场而受优待，许多华人成为殖民统治的支持者。事实上在荷兰殖民早期华人积极支持荷兰人在这片地区建立其统治地位，例如17世纪时万丹省的“中国船长”宋八公在他管理雅加达的时期大量组织华人移民到印尼，这极大的动摇这一地区的经济，使得荷兰人更容易征服伊斯兰万丹王国。作为奖励，在1619年宋八公成为第一个“华人甲必丹”，并奖励给他的继承人封地，授予世袭的Sia称号。这些贵族化的峇峇娘惹掌握爪哇岛上从原住民贵族手中没收来的大量土地和财富。通过这种手法，他们统治雅加达的峇峇娘惹和华人，这种体系后来延伸到爪哇在内的其他的岛屿上。那些被剥夺土地的原住民贵族由于缺乏建立领地的经济基础，于是寻求用武力方式夺回原本属于他们的土地。

（二）荷兰人和华人参与上千爪哇奴隶的贸易活动，爪哇人被认为容易出问题，于是将他们运到在苏门答腊的华人农场。荷兰人常常并不友好的看待华人，在18世纪早期由于华人从雅加达建成伊始就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这在某种方式上导致他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大量华工建造雅加达城，并且耕作附近的土地，中国商人的数量也不断增加，造成荷兰东印度公司（VOC）对华人的依赖越来越大。由于东印度公司的利润大多数来自于在亚洲国家间的贸易，并不运回荷兰，雅加达的华人很自然的成了联系中国的最好方式。荷兰人和华人在经济上相互依赖，理论上应该有很好的关系，但是由于华人的社会地位实际上与荷兰人平等，而经济上又是对手，这一因素造成荷兰人对于华人与日俱增的憎恨。引起这些憎恨最终爆发的不仅是华人的商帮，还有华人在爪哇各个经济领域的活动。富有的华人从中国引入穷人当苦力来开展农业生产，这些苦力成了最重要的经济领域“甘蔗种植园”的主要劳动力。越来越多的苦力被引入，导致快到1740年的时候华人人口占荷兰东印度公司统治地区一半。1690年殖民当局严令禁止再从中国引入苦力，但这没能阻止从中国引入苦力的浪潮，雇主通过向官员行贿的方式继续引入。1720年欧洲市场逐渐饱和，蔗糖市场面临越来越深的危机，爪哇的甘蔗农场面临来自更便宜的巴西蔗糖的激烈竞争，许多农场主破产。殖民当局没有采取措施缓解越来越严重的失业问题，一些绝望的失业者成为暴民，最后殖民当局宣布将加里曼丹的苦力运到荷兰在锡兰南部加勒的种植园。无法知道是不是荷兰人的真正意图，谣言开始流传说荷兰人想把这些苦力运到海里扔掉，苦力拒绝登船，叛乱爆发。叛乱者不仅在农村地区抢劫，甚至要攻击雅加达。虽然没有证据，但雅加达的荷兰人怀疑城内的5000华人计划加入叛乱的苦力。1740年10月9日荷兰人命令搜查所有在雅加达的华人居民的住处，这最终演变成三天全方位的大屠杀，所有的华人都被屠杀在自己家里，先前抓获的也在监狱和医院里立即处死。一个传教士煽风点火说杀华人是“神的旨意”，殖民政府据说按人头悬赏。这次屠杀的受害者人数估计有5千至1万，红溪这个名字据说来源于那次屠杀造成的“血流成河”。在这之后殖民政府宣布“恢复持续”，在雅加达等其他荷兰统治的城市里华人被指定住在特定的区域。雅加达华人被指定住在Glodok区，现在还有许多华人生活在那里。大屠杀后荷兰总督Adriaan Valckenier被逮捕并要求向Heeren XVII（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说明，他死在监狱里，但是对他的指控宣布“免于死刑”。这件事在后来还常常被提起，特别是在形势紧张的时候，甚至这样的血腥事件都没能阻止华人继续向印度尼西亚群岛移民，在中国找不到的经济机会的吸引力超过歧视和被压迫的危险。在这一时期的早期华人移民与中国大陆有更紧密的联系，这表现在他们强烈的回家意识而把这儿当成他们临时的处所。由于18世纪中期乾隆皇帝认为这些流亡海外的人是变节者，会对中国造成威胁，移民对回家的态度开始有了改变。

（三）虽然乾隆皇帝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但是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海外流亡者被禁止回到他们的家乡，然而许多流亡者发现印度尼西亚群岛对他们更有吸引力。满清政府的敌意和压迫导致更多的人从中国迁出，被舒适的生活所引诱，一些人不再将自己与中国大陆联系起来，他们被称为峇峇娘惹。一些峇峇娘惹与当地原住民通婚，但一般来说都是苦力的女儿。很多华人认为他们是荷兰人，信仰天主教，不仅通常受到良好的教育，有较高社会地位，而且效仿西方的生活方式，认为自己更优等，他们被叫做侨生。19世纪晚期大多数享有Sia称号的贵族家庭都迅速西化，到了20世纪早期他们中的许多人（尤其是雅加达附近的）甚至“比荷兰人更荷兰人”， 这些Sia贵族结果成了殖民统治的最强有力的支持者。这些与中国大陆仍然维持关系的华人，仍然维持华人信仰及风俗，认为峇峇娘惹和侨生是不孝子，因为峇峇娘惹和侨生尽量避开中国传统，这些仍然“纯”的华人被叫做新客。这三个印尼华人群体有完全不同的民族观，侨生更倾向荷兰，峇峇娘惹更倾向印度尼西亚群岛原住民，新客更倾向中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长期把持经济的Sia贵族被他们支持的荷兰殖民政府系统性的摧毁，在Wilhelmina女皇在荷兰议会的演讲中强调自己对东印度群岛欠下“道德债”之后殖民政府实行所谓的“社会政策”，这个政策的目标就是要结束爪哇的封建制度和打破峇峇娘惹贵族，结果是华人Sia贵族，而不是原住民贵族在这个政策中遭受损失。原住民贵族的土地在殖民早期的时候就被荷兰人没收了，而且还把Majapahit王国分成四块。荷兰人为了补救这不受欢迎的，而且实际上是种族主义的政策，发起一个将这些中上层半贵族家族招募为公务员的计划，这些人被称为priyayi。荷兰政府强迫获取峇峇娘惹贵族的封地，破坏很多华人地主家族。虽然他们很多成功转入商界，但是大多数以前的Sia贵族（这个头衔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被废除）被新客取代，后者现在仍然是印尼经济实力最强大的族群。伴随封建Sia贵族的衰败，印尼华人经历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他们建立西式社会和政治制度。他们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泗水建立爪哇第一个非西式的学校，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很多中文学校在大城市中建立起来，第一个中文报纸和政党也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这些政党有的认为他们是印尼民族运动的一部分，有的仍然认为印尼华人是中国国民。印尼华人是否是中国国民这个问题花了数十年都没能解决，后一波的移民仍然维持与中国的联系，这些联系主要是通过支持中国民主运动推翻满清政府的方式。虽然这些支持主要是通过提供资金的方式，但一些印尼华人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尤其是在孙中山时代，新客是他们当中最活跃的。虽然中国共产党在早期并未得到印尼华人的支持，但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共产党的抗日斗争获得许多新客甚至是侨生的支持。与国共内战同步，印尼华人在对中国的支持上分为两阵营，一派支持国民党，一派支持共产党。

（四）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峇峇娘惹加速融入印尼文化，而新客的下一代仍然维持与中国的关系。虽然荷兰政府给予印尼华人特殊地位，但他们越来越加紧歧视压迫所有的印尼华人，因此三个华人族群越来越一致的的倾向印尼民族运动，特别是提供资金支持。但越来越多的档案显示华人对荷兰的准军事支持，试图粉碎印尼独立运动，因此遭来印尼原住民长期的敌视。越来越多的印尼华人参与印尼的政治，新客建立一个联合印尼和中国为目标的政党，并且建立报纸。峇峇娘惹和侨生通常加入民族主义政党，他们有些成为荷兰军官，后来又成为日本军官，但是不利用他们的职位帮助印尼民族运动。他们也是印尼报纸的先锋，利用他们刚刚建立的报社，他们与其他印尼作家一起发表他们的政治理念。1928年11月中文周刊新报是第一个公开发表印尼国歌伟大的印度尼西亚的报纸，有时牵涉到这样的活动有入狱甚至生命的危险，因为荷兰殖民当局禁止民族主义刊物和活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日本占领时期印尼华人积极参与独立运动，当时除了华侨中会以外的其他印尼华人政党都被禁止。出现一些著名的支持独立运动的人物，比如萧玉灿和林群贤，遗憾的是萧玉灿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去世，叶全明是印尼独立筹备委员会成员，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成为美国公民。最初由日本人支持建立的“印尼独立准备调查团”，在日本统治结束后的1945年8月17日宣布的印尼独立声明中扮演中心角色，表明重回荷兰殖民统治是不可接受的。印尼独立运动期间许多印尼华人支持印尼独立运动，起草1945年印尼宪法的“印尼独立准备调查团”成员有六个是印尼华人，类似美国二战中组建的纯日本裔部队。组建纯印尼华人部队也被提出来，但这个建议最终被拒绝。华人被要求加入当地支持独立的团体，由于缺少像这样能够明确区分族群的部队，在印尼民族革命中华人参与革命的精确数字和华人参加革命的比例现在仍然有争议，这成为一个敏感问题因为这涉及到一个在那场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印度尼西亚战后华人的地位问题。1946年中华民国驻巴达维亚总领事蒋家栋在棉兰表示中华民国支持印尼独立，在1945至1950年为了荷兰独立民族革命的一些印尼华人加入印度尼西亚共和军。那时经济滑坡赋税加重，所有的物资都很缺乏，而且大多数被荷兰或日本没收给他们自己的军队，印尼华人为走私这些货物作出贡献。然而随着荷兰渐渐的重新建立起他们的统治，走私变得越来越难，武装冲突也在所难免。独立后日本和荷兰的公司都荒废了，新政府将他们以很便宜的价格卖出，印尼华人很快消化这些公司。然而许多pribumis试图限制这一现象，他们非难华人在战争中不爱国（因为他们很少参与武装冲突）。新生的印尼政府强制要求他们放弃已经获得的财产，这可能是印尼华人个人权利被限制的开始，于是华人的政治活动大大的减少，但是没有完全消失。随着印尼经济进一步被印尼华人控制，这些歧视越来越严重。pribumis谴责政府不提供一个平等的平台反而加剧他们的困境，这使得印尼华人与pribumis本来就不好的关系进一步升级。

（五）因为pribumis认为华人是殖民政府的代理，而华人向唐人街聚集（与pribumis隔离）的倾向加剧这一状况。1959总统苏加诺批准PP10/1959，这一文件命令强迫印尼华人关闭在农村的产业，搬迁到城市。这一命令的实施很野蛮，1967年西加里曼丹的事件中4.2万华人被指为分裂分子而被清洗。为了抗议，许多新客回到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但是发现他们在这里也不受欢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他们极力维护他们“纯正的中国血统”，但在这里他们不被认为是“纯”的中国人。早期回迁华人的不幸消息很快在印尼华人中传播，他们很快发现他们自己既不是印尼人，也不是中国人。一些人决定搬到其他地方，比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由于苏哈托不加区别的对待，峇峇娘惹、侨生和新客的界限被模糊了，他们被全部强迫改为印尼姓。这项法令被印尼华人认为是至今为止最耻辱的一个，他们强迫丧失自己的姓。1965至1975年期间军队和警察猖狂的虐待印尼华人，比如公开抢劫和强奸，在这期间警察可以虐待任意说中文的人，在这一艰苦时期存活的唯一方法是行贿。另外被认为在印尼独立期间是英雄的那些华人像萧玉灿和林群贤不是被野蛮的处死，就是被流放或者关押，抗议的人被秘密杀害。他们全部都不被认为是民族英雄，这使得印尼华人在这一时期不再为印度尼西亚献身。印尼华人在除了经济和产业外其他方面全部被禁止，这使得他们专注于这些方面，并且取得极大的成功。这给政府和军方带来从中国商人那里索取贿赂的机会，贿赂和腐败成为常态，这加大他们与pribumis的贫富差距。pribumi指控印尼华人与政府勾结，污染整个政治体系。另一方面华人则认为对待他们不公，政府偏向pribumis。随着越来越多的歧视和敌意积累起来，印尼华人把自己看成一个分离的族群不再认为自己是印度尼西亚人。尽管年轻一代并不像他们老一代那样遵循中国传统，但他们仍然认为他们与印尼人不同。在这一时期年轻一代接受西方文化，而且越来越觉得西方文化优越。他们越来越倾向西方国家，比如美国和英国。父母都把子女送到西方国家，西化变得很流行。1998年的雅加达暴乱中许多印尼华人成为目标，这次骚乱受到说中文国家的谴责，苏哈托被指控为暴乱的策划者，但是他们指错人。经受洗劫和纵火后的印尼华人逃离印度尼西亚，可笑的是他们发现他们更容易接受西方国家，而不是他们出生的印度尼西亚，甚至在暴乱平息后他们很多人不想回去。苏哈托的下台令这些留在印度尼西亚的印尼华人松了一口气，他们希望新总统能够恢复他们以前的地位，结束这长达数世纪的敌意。在改革早期政府关注于稳定经济和安全，歧视仍然很猖獗，然而印尼华人获得用有限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勇气，这在苏哈托的强硬策略时期是不可能的。不幸的是仍然有许多忠于苏哈托的官员实施歧视的法律，但这不是由于意识形态，而是为了获得他们自己的好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像PP10/1959这样的很多政府法令，限制印尼华人在农村地区活动，把他们搬迁到大城市。

（六）苏哈托总统鼓吹将华人同化而不是融合，作为1967年“解决华人问题的基本政策”和其他措施的一部分，中文报纸只保留一个，所有华人的宗教活动被限制在屋内，中文学校逐渐被淘汰，中文不允许出现在公共场合，鼓励使用印尼姓名，大多数这一类的法律在1998年苏哈托下台后废除。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政治压力限制印尼华人在政治、学术和军事领域的角色，结果由于这些限制，他们成为贸易、制造和银行等领域的企业家或职业经理人。在1965年所谓的“共产主义政变”后的七十年代印尼华人被指控帮助共产主义，因此对华人有强烈的抵触情绪。大多数印尼华人都不是穆斯林，这加重当地穆斯林对他们的敌意，从爪哇最早的穆斯林传教士是华裔的这个角度来看这十分可笑。有历史理论认为第一个将穆斯林信仰带到印度尼西亚的人是中国商人，特别是这些随郑和来到三宝垄的商人，许多政策禁止教、说和发行中文。排华情绪在pribumi中越来越严重，针对华人的屠杀时有发生。印尼华人的身份证上标记是“WNI”（印度尼西亚公民），而不是像pribumi的身份证上只写“印度尼西亚人”，这作为印尼华人的一种婉转的标记。这让官员更容易向他们索要贿赂，类似希特勒要犹太人佩戴犹太教六芒星。即使是本地出生的或者在印尼生活很多代的华人也必须持声明他们放弃中国国籍的证明，这些高度歧视的法律被一些人认为是政府在努力的进行文化灭绝。一些印尼华人无法忍受而逃走了，新客回到中国大陆，结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逮捕，侨生回到他们的老东家荷兰。1998年在苏哈托当了32年总统下台前发生大规模针对印尼华人的暴乱和一系列的屠杀，华人家庭被抢劫并烧毁，许多华人被强奸或杀害。1998年的事件由于互联网的出现，与以前针对华人的屠杀有了很大不同。这次事件在互联网上实时的传播，唤起全球华人的兴趣和情绪，导致大量华人在许多国家向印尼政府抗议，在这次悲剧后大量的印尼华人逃往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和荷兰等国家。由于歧视，大多数印尼华人虽然经济上富有，但不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也不向立法机构游说来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这种情形不同于在旁边的马来西亚，华人在政治经济上都很活跃，虽然他们在那里也是少数民族，也是在穆斯林国家。虽然法律和民意歧视印尼华人，但他们在除了经济领域以外的很多领域也很成功，最著名的就是羽毛球。羽毛球是印度尼西亚最流行的体育运动，印尼运动员在二十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统治这项运动，许多受人欢迎的运动员和教练都是印尼华人。在瓦希德当选总统后为了缓和民族关系，他很快废除一些歧视性的法律。2000年瓦希德颁布6号总统令，废除1967年14号总统令关于华人宗教、信仰和传统的条款，允许华人宗教和传统自由进行而不需要获得批准。两年后梅加瓦蒂总统宣布春节从2003年起为国家假日，哈比比在1998年颁布总统令重新允许教授中文，而且取消华人在入学登记和申请公职时要出示国籍证明的要求。

（七）2001年取消中文不允许出现在公共场合的限制，由于学中文的越来越多，为了满足需求，中国向一些省份和大学派人指导中文教学。印尼华人重新开始进入政治舞台，经济学家郭建义分别在瓦希德政府和梅加瓦蒂政府出任经济与金融部长和国家发展计划部长。2004年苏西洛政府任命冯慧兰为贸易部长，她是第一个进入内阁的华人女性。尽管像印度尼西亚华人改革党和Partai Bhinneka Tunggal Ika Indonesia这样的党派没有在1999和2004年获得很大支持，但现在有很多华裔成为政府官员候选人。在1999到2004期间候选人人数从不足50增长到差不多150，最近的一些候选人甚至赢得地区职位的选举，在2009立法会选举雅加达地区代表的58个华裔候选人中有两位赢得人民代表委员席位。1965至1994年期间中文被禁止出现在电视上，但是数年之后才真正的出现在电视上。2000年11月Metro电视台成为第一个向当地电视台广播普通话新闻的电视台，在几乎同一时期雅加达的Cakrawala电台增加普通话音乐和新闻节目，这个电台在这之前已经播放过用印尼语改写歌词的华语流行歌曲。根据2006年国籍法时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的区别被废除了，只保留印度尼西亚族与外来族的区别。在2007年春节中苏西洛重申对华裔用“中华”代替“支那”，对新客用“中国”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来防止“支那”的负面涵义，这个改变在Suara Pembaruan报的文章上面反映出来。印尼司法与人权部此前已发出针对华人简化办理国籍证的政府令，目前已批准文登市1262名华人正式成为印尼公民。另据报道称新任雅加达特区省长在春节期间表示当局已决定采取突破性措施，免费向至今尚未拥有身份证的华人贫民提供身份证明。2006年8月9日生效的印尼新国籍法取消旧国籍法中一些针对少数民族在种族、性别和婚姻方面的歧视性条款，规定凡出生在印尼且未接受外国国籍的人均为印尼国民，所有种族和社群都享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2009年印尼地震中约有4.5万华裔受灾，而印尼政府还没有对华裔进行援助。华裔互助团体的一名负责人称：“80%的建筑物损坏，目前已收容约50名华裔居民的遗体，可能还有几十人被活埋在废墟里。”华裔团体展开自救行动。印度尼西亚国民军退役准将熊德怡历任陆军军官学校指挥官、雅加达市西区0503军区指挥官、北苏拉威西省131军区指挥官，成为印度尼西亚首位华人将军。尽管印尼的华人曾遭受不公平的对待，但华人经济一直保持着较好的发展，如今的印尼华人经济实力都不错，八成左右拥有自己的产业，主要以从事商业为主。而据印尼广东社团联合总会介绍称印尼华人华侨2500多万，其中广东乡亲就有1200万，占了近二分之一，在印尼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从事的行业覆盖整个印尼的行业，从饮食、建筑、商场、渔业、地热发电，到石化等工业加工等，占据印尼经济的半壁江山。以广东乡亲为例，如建筑业的梁世桢，地热发电的客属乡亲彭云鹏。其中彭云鹏是印尼财经、工商界的三巨头之一，名列三林集团、金光集团黄奕聪之后，也是印尼的新一代企业巨星。

（八）而印尼前首富林绍良曾被称为“世界十大富豪之一”，拥有“丁香大王”、“面粉大王”、“地产大王”和“金融大王”等称号。早在明朝年代华人已移居印尼，一百多年前的印尼华人当时称为华侨，已经有社团的组织，并开办华文学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尼的华文教育和东南亚各国一样，在各种有利条件的推动下得到迅速的发展。1950年至1957年是印尼华文教育兴旺发达的年代，至1957年底印尼全国华文学校约有1860家，是二战前的三倍。华人学校学生人数多达30余万人，当时的中文学校除了印尼文课以外其他的课程都用中文授课，华校得到空前的发展，华文教育处在黄金时代。印尼中文学校的办学方针十分有特色，一度将目标定为着重为培养建设中国的人才，而不提如何适应当地环境培养当地所需的青年。广肇会馆历来注重儒家文化和传统风俗的传承，广肇先辈很早就集资建广仁学校，是著名的巴城中学的前身之一。巴城中学创办于1945年，1966年7月停办。巴中校友于2012年创办巴中三语学校，他们在自己的学校里开设华文课，还教书法、舞龙、舞狮等传统文化，继续为传承中华文化、复兴华文教育而努力。八华学校于1901年在雅加达创办，于1966年停办，当年创校人之一便是梁世桢的祖父梁映堂，41年之后在梁世桢的推动下八华学校成功复办。近年来印尼客属联谊总会成功创办崇德三语学校，并在多个分会都有分校，是华文教育复兴的重要力量之一。印尼客家博物馆由印度尼西亚客属联谊总会筹建、中国梅州市建筑设计院设计，第一层将间隔成许多单元用作办公室、接待室、会议室、宴会厅、图书馆、纪念品销售部、客家美食小馆等。二楼和三楼辟为展览厅，展示1000多年来客家先贤背井离乡的奋斗史以及数百年来在印度尼西亚华族中的杰出客家先贤事迹，如在西加里曼丹建立“兰芳共和国”的罗芳伯；著名华侨实业家、慈善家张弼士及张榕轩、张耀轩昆仲；巴达维亚中华会馆创办人丘燮亭、梁辉运等。客家博物馆的落成反映印尼政府近年来对华人的重视和对华人文化的尊重。及至19世纪中国移民海外人数日益增加，华人社团组织也以各种地缘、族缘、语缘形式集结发展起来。印尼各地的广东会馆、同乡会大约在1880年前后开始纷纷成立，潮汕、客家、广府的华侨华人纷纷设立会馆、社团，修建庙宇，守望相助。印尼各地分布着客属团体、广肇会馆、惠潮嘉会馆、梅县同乡会、惠州会馆、潮州会馆、蕉岭同乡会及大埔同乡会等等，如创建于1820年的惠潮嘉会馆原为广东公祠，为惠州、潮州、嘉应州（今梅州）3府25县乡亲的联谊组织。1950年至1965年是印尼华侨社团发展最快的阶段，据资料估算1958年全印尼的侨团约有2100多个。印尼广东社团联合总会由印尼客属联谊总会、广肇总会、潮州乡亲公会、海南联谊会、梅州会馆、大埔同乡会、蕉岭同乡会、惠州同乡会、勿里洞同乡联谊会等九个社团组成，该会是海外首个由广肇、客属、潮州社团联合组成的广东社团联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