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电影史》第11-4章

1930-1937的中国电影

1896年6月30日，上海《申报》、《新闻报》刊登了徐园“又一村”从即日起放映电影的广告，这被认为是中国第一次电影的公开放映，从此开启了中国电影的历史。

当时的广告里不叫电影，叫西洋影戏。徐园是富商徐棣山宅院的后花园，里边的“又一村”原本是听戏曲的地方，现在加入了电影放映。之后电影放映就作为一个附属的娱乐项目在上海的很多茶楼、戏院、娱乐场里流行起来，放映的内容是来自于欧美的那些默片，其中最多的是法国百代公司和高蒙公司的影片，但是一战之后法国电影业衰落了，放映最多的就成了好莱坞的影片。1905年天津《大公报》刊登了英商快利洋行的一个广告，广告中使用了“电影”这个词（兹由外洋运到新式电影机器一副……），之后“电影”这个词就逐渐取代了“西洋影戏”。也是在这一年，中国有了第一部自己拍摄的影片——北京丰台照相馆的老板任庆泰买了一台摄影机，邀请京剧大师谭鑫培出演，拍摄了京剧《定军山》。《定军山》是京剧的传统剧目，内容是谭鑫培饰演的黄忠向诸葛亮请缨杀敌，诸葛亮认为他年纪大了不同意，其实这是诸葛亮的激将法，他只是假装不同意而已，但黄忠被气得当场舞刀，最后请缨成功，在击退敌人后，拿下了定军山。因为当时还是无声电影时期，所以谭鑫培唱的部分就省去了，只把“请缨”“舞刀”“交锋”这几个动作场面拍了下来，据说影片放映的时候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1908年，西班牙商人雷玛斯在上海建立了“虹口活动影戏园”，这个地方只放映电影，没有其他娱乐，园内设有250个单独的椅子，不再是以前茶园里看电影时坐的那种长条板凳，而且也不卖茶，也不允许小商小贩进来叫卖，礼仪上也有了一些讲究，比如入场时需要脱去帽子，看电影时不要喧哗，也不要吃东西，这被认为是开创了中国电影放映“专门化”的先河，之后建立起来的那些影院也都采用这个模式，从此电影放映不再是茶馆、戏院的附属，而是独立了出来。1913年张石川和郑正秋共同制作的短片《难夫难妻》被认为是中国故事片的开始，这虽然是部短片，但有着完整故事情节，讲的是一对互不相识的男女在媒人撮合下结了婚，以及婚后吵闹的故事，用喜剧的手法抨击了旧的包办婚姻习俗。1914年，黎民伟、黎北海两兄弟在香港制作了《庄子试妻》，讲述了庄子故意诈死，以此来考验妻子是否忠贞的故事，这是香港出品的第一部故事片。

到了20年代，中国电影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其中1923年的《孤儿救祖记》被看做一个标杆，1是标志着中国民族电影的确立，之前的拍摄都是模仿的外国电影，缺乏本土气质，现在终于有了中国本民族特点的电影。2是《孤儿救祖记》票房上的成功激励了企业家投资国产电影，促进了国产电影的繁荣。1922至1926年间，国内陆续出现电影公司175家，电影学校18所，制作电影300部左右，20年代主要流行这几个类型的电影：滑稽片、长故事片和古装片。

滑稽片主要模仿卓别林、劳埃德那些风格的动作喜剧，也叫“打闹喜剧”，因为是默片，所以更多的是强调表情和动作上带来的喜感。《劳工之爱情》就是一部滑稽片，也是中国电影资料馆里现存的，时间最早的一部中国电影。滑稽片的时长都不长，《劳工之爱情》也就20多分钟，由张石川导演，郑正秋编剧。继《难夫难妻》之后，他们俩基本上都是以张石川主导演，郑正秋主编剧这样的模式配合的，不过后来郑正秋也开始独自导演电影。《劳工之爱情》讲的是卖水果的郑木匠想追求街对面医生女儿的故事。这个人以前是个木匠，现在改卖水果了，他想追求街对面医生的女儿，经常给她暗送水果，但医生不同意女儿跟他好，除非他能让医生的生意红火来，于是郑木匠想了个点子，他把俱乐部的楼梯全部换成自己做的带有机关的板子，等客人们从楼上下来，他就调动机关，客人们从楼梯上摔下来，医生的生意当然就红火了，郑木匠也收获了爱情。

1916年上映的《黑籍冤魂》是中国拍摄长片故事的开端，片长7本。1921年上映的《阎瑞生》被认为是第一部长故事片，片长10本，影片取材自上海1920年的一起真实命案。阎瑞生是上海洋行的白领，他嗜赌成性，导致负债累累，为了搞钱，他把目光锁定在了满身贵重首饰的名妓王莲英身上，某一天他以坐车兜风为名，把王莲英骗到郊外勒死，抢走了她的金银首饰后逃往外地。之后，阎瑞生在徐州被抓，押回上海受审，被判处了死刑。《黑籍冤魂》《阎瑞生》以及歌颂自由恋爱的爱情电影《海誓》和根据法国侦探小说改编的《红粉骷髅》是我国早期长故事片的范本，旦很可惜都没有原片留存。

 《盘丝洞》是20年代古装神怪片的代表作，《盘丝洞》本来很长一段时间也是处于失传状态，直到2011年挪威国家图书馆影片库找到了这部影片的拷贝，并于2014年赠送给了我国一份修复版，现在能看到这部影片60分钟的内容，虽然因为缺少开头的部分，影片不完整，但已经是很难得了。《盘丝洞》用里面的七个蜘蛛精指代凡间人类的“七情”，困住唐僧和猪八戒的这张蜘蛛网，隐喻着人间七情对凡人的困惑。《盘丝洞》的导演但杜宇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他认为影戏就是动起来的美术（“影戏，动的美术也”），所以这部影片强调画面的美感，包括光影、布景、造型这些方面。影片里还使用了水下摄影，是中国电影的第一次水下摄影，但可惜这个片段没有。《盘丝洞》在票房上成功后，市面上扎堆出现了一众西游题材影片。

《火烧红莲寺》是20年代古装武侠片的代表作，根据1923年在上海开始刊登的连载小说《江湖奇侠传》改编，这部小说是近代武侠小说的先驱，讲述了昆仑和崆峒两大武林门派的恩怨情仇。影片里主要呈现的就是昆仑派和崆峒派之间的法术斗争和武功较量，这部电影带动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武侠电影热，这个电影一共拍了19部，蝴蝶从第二部开始加入，成为后续系列的主演，《火烧红莲寺》系列让她一跃成为当时的电影明星。

1930年，一部好莱坞电影因为有严重的“辱华”元素，遭到国人的抵制。1930年2月《不怕死》在上海上映，上映的第二天洪深去看了这部电影。洪深是当时著名的导演、剧作家、戏剧批评家，当他看到影片里的华人都是些行为恶劣、造型窝囊的下流人物，还在洋人的捉弄下丑态尽出时，他走到台上大声抗议影院，说“我们是中国人，不能默受这样的侮辱和污蔑，我们不应当再看这张影片”，后来田汉也撰文指出“《不怕死》这类东西是对弱小民族之公然的侮辱”。最后在抗议声中，派拉蒙收回了这部影片在中国的全部拷贝。《不怕死》里出现的中国人负面形象并不是第一次了，但引起国人强烈抗议和社会激烈讨论的这是第一次。随着这个里程碑式事件的发生，中国电影进入了30年代。

1931年9月18日，日本开启了侵华战争，1932年1月28日，日本发动了淞沪战争，炮火摧毁了上海很多电影公司，残酷的现实把电影人从银幕的甜梦中惊醒，面对日军侵华、长江水灾、西北大饥荒，在这个民族危亡的时刻，电影界提出要“猛醒救国”。联华和明星是当时最大的两家公司，联华成立于1930年，它的制片方针是：提倡艺术、宣扬文化、启发民智、挽救影业。联华和国民政府保持着密切的合作，1932年创始人罗明佑还被选为国民党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执行委员。联华这个时期的三大导演是孙瑜、费穆、蔡楚生。

孙瑜导演的《野草闲花》讲述了拒绝包办婚姻的富家子弟，爱上了一位从灾区流落到上海的卖花姑娘的故事，影片的主题被概括为：斥伪礼教、写真爱情、打破阶级、改造家庭。《体育皇后》中国第一部体育题材电影——健康开朗的林璎随父亲从乡下来到上海，进入了竞华女子体专学习。学校实行集体住宿，统一管理，林璎很快地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在校期间她展现出了超人的短跑天赋，在经过云教练的训练后，林璎在全国运动会上取得优异成绩，打破了女子50米、100米和200米三项全国纪录，林璎成名后得到足球名将胡少元的青睐，胡少元邀请她参加晚会，酒后却要非礼她，还好被云教练撞见，赶走了胡少元。林璎在见识了繁华都市背后的伪善后，重新投入了训练。影片里强调的一个主题是体育真精神，所谓真精神是一种集体的而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精神，所以影片最后在争夺“体育皇后”这个头衔的比赛中，林璎故意输给了队友，来体现一种个人的不争，接着一个字幕也更清晰地表达了这个观点。这部影片倡导的这种体育真精神正好符合了蒋介石当时搞的一个“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提倡以“礼义廉耻”“生活军事化”等内容为生活准则，从1934年开始到1949年结束，本片的制作正好是在1934年，所以联华公司在宣传的时候就将这部影片定为是一部新生活运动的电影，以此来响应政府的号召。

《大路》也是孙瑜的一部重要电影，金哥带领筑路工人们修筑一条重要的军事公路。期间日军派人去威胁当地的豪绅胡老爷，让他们别修路了，胡老爷想花钱遣散筑路队伍，但金哥不愿做这种卖国求财的事，被胡老爷的手下抓起来，关进了地窖，在遭到毒打后，他们依然不愿放弃修路，工友们得知金哥几人被抓起来后，准备前去营救，国军也派出一支士兵和他们同去，在地窖里，金哥找到机会准备逃身，被看管的人发现，发生了冲突，此时工友们也赶到，冲进胡府把卖国贼胡老爷抓了起来，但其中一名工友因为伤到要害不幸去世，第二天工友们继续筑路为抗战出力，却遭到敌军突袭，包括金哥在内的大批工友中弹牺牲。影片最后在这首《大路》歌的歌声中，工友们仿佛又站了起来，象征着不朽。这部影片不仅展现了筑路工人朴实的生活和积极的精神面貌，还通过“筑路”这个题材将电影和民族国家建设联系了起来，使拥有商业价值的电影，也拥有了深刻的社会价值。1933年洪深就对中国电影界的情况做过一个总结：从1932年开始，中国电影在素质上已经明显从颓废的、色情的、浪漫的羁绊中挣脱出来，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

孙瑜导演的影片充满朝气、友爱、向上，与他不同风格的是费穆，费穆的影片注重生命感悟，1934年上映的《人生》通过讲述一个女性悲惨的经历，来对人生问题进行反思，但影片上映后某报纸有篇文章这样批评这部电影：《人生》的作者的一大弱点，即就是他根本上不去批评人生和执导人生，而只做了些人生的片段素描。这种态度我以为不是一个现代的艺人所应该的。不过费穆也对这部影片表达过自己的想法，他曾说：像《人生》这样的影片，虽然不能回答那些近乎玄妙的人生问题，但摭拾一些人生的断片，素描地为人生画一个轮廓，也是重要的。虽然看不到这部电影的影像，但从这两段话就可以窥见到费穆导演的电影理念，他更注重让观众去感悟，而不是直接从作者身上去索取。同年上映的《香雪海》描写了一个农村妇女出家和还俗的故事，费穆的电影追求的是“非戏剧式的故事”，所以《香雪海》里也努力让故事平淡化，但故事平淡并不意味着影片平淡，他的重点在于捕捉人物性格的内涵，一切以人物为中心，所以他也被称为人文派导演。

《天伦》是能看到的费穆最早的电影，这部影片是当年上映之后由一位美国片商在跟联华接洽后，把影片租到了美国，并由好莱坞一家制片厂进行了重新剪辑，这部影片才得以保存。虽然经过了好莱坞的剪辑，不是当年国内的放映原版，但这些画面是当年的拍摄原版。不过这个美版的《天伦》瑕疵较多，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剪辑过渡导致情节不连贯，另一方面是原本的结尾是一个引人思考的开放式结尾，但好莱坞把结尾剪成了大团圆，削弱了费穆的“感悟”风格。影片开场的时间是清朝，一位病重的老人在临终前告诫儿子要记住一句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此影片开始讲述接下来他们三代人的生活。影片的主题虽然围绕着这句话，但它不是简单地像喊口号似的在宣扬尊老爱幼这个传统道德，而是通过电影的呈现让人们对这句话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思考。比如多年后，这位一贯花天酒地的儿子（也就是开片临终老人的孙子）提出要给父亲办一场寿宴，寿宴搞得热闹非凡，本来是为父亲祝寿，结果来宾们喝的喝酒，划的划拳，反而比父亲还开心，因为这场寿宴的本质就不是“老吾老”，而是儿子想在他那些狐朋狗友面前彰显牌面，寻开心的一种虚荣行为。举办这场虚伪的寿宴，他没有做到“老吾老”。而且他对自己的儿子也是不管不顾，整日花天酒地，他也没做到“幼吾幼”；寿宴后，父亲回到回到寝室含泪忏悔：他没能实现老人家的遗愿，道德的延续在他的儿子这里中断了。所以他决定弥补，他要去照看其他年老的人，抚养其他的幼儿。于是举家搬到了乡下，并办了一家慈善机构，通过收养孤儿寡佬来践行父亲的遗愿，但他和自己儿子的距离却越来越远。这部影片是会引发一些思考的，那就是应该如何去践行这句话，才是通往“幸福天伦”的道路呢？

蔡楚生注重电影的故事性，他强调要有好的故事，题材上关注民生，他认为他的电影最低限度要做到反映下层社会的痛苦。《渔光曲》讲述了中国底层劳动人民的悲苦人生。影片中经营捕渔业的何家少爷何子英和渔民家的孩子小猴和小猫，何子英会教他们识字，小猫会给何子英唱《渔光曲》，他们从小关系很好，三人之间的友情打破了阶级的界限。长大后，何子英的父亲准备把他送到国外去学习新的渔业技术，何子英抱着改良渔业的志向登上了开往海外的轮船，而小猫一家继续过着贫苦的生活。当地渔业惨淡，再加上遭到豪绅的欺负，他们很难再靠打渔为生，于是小猫带着小猴和母亲投奔了他们在上海的舅舅，想找到一份工作，但他们发现不但找不到工作，而且这里的底层人民也很惨，甚至比他们还惨。之后小猴因为有着一副傻相正好可以跟着舅舅一起去街头卖艺，博人欢笑。可正当生活快有着落时，一场意外的大火夺取了舅舅和母亲的生命。影片里造成他们一家悲剧的时间虽然是来到上海后，但根源却是在来到上海前，因为如果能在家乡安居乐业，他们又怎么会去上海呢？渔民们无法谋生，他们的生活就像《渔光曲》这首歌里唱到的一样辛酸。

1930年，阮玲玉由明星公司转投联华，成为了联华最重要的明星，也是在这里，她走完了自己的人生。1934年上映的《神女》，被认为是阮玲玉极具感染力的一部电影，也是导演吴永刚的首部电影。《神女》讲述了20年代上海一个妓女的悲催故事，她为了抚养儿子只能拿身体换钱，在当地流氓头子的威逼下，她被强行占有了很多年，为了儿子的安全只能忍气吞声。后来儿子一天天长大了，但因为自己神女的身份，儿子一直遭到邻居们的鄙视，在学校也遭到同学们的嘲弄，有一天校长甚至亲自来到他们家，要求孩子退学，但经过一番论争后，校长还是同意让他继续上学。在学校校长召开教师会表达了他的观点，不能因为这个女人的工作就否定了她的人格，以及否定孩子的人格，作为教师他们有义务去教导和拯救这对母子，但教师们并不同意，坚决要求孩子退学，校长为了捍卫教育的原则写了辞职信，孩子也被开除学籍。神女决定带着儿子去一个没人认识他们的城市重头开始，却发现她私藏的钱被流氓头子偷走了，神女找流氓头子要钱，两人发生冲突，误杀了他，法庭判了她12年监禁。吴永刚以关怀的视角，表达了对这位底层人民的同情。

1935年上映的《新女性》是阮玲玉的最后一部电影，影片里韦明是一位作家，但生活并不富裕，她希望不依靠他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抚养女儿，她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投给出版社，但迟迟收不到稿费，女儿生病也没钱医治，她的努力是徒劳的。她本可以靠着男人获得便利，因为她的外表能招来很多示爱者，但没有一份示爱是真诚的，所以她拒绝了他们。女儿的病情越来越重，她在出租屋一个皮条老妪的劝说下准备去做一夜的奴隶，毕竟一夜的奴隶总比一世的奴隶强，但上了这条船就很难再下来了，她第二次的客人居然是曾经向她求婚的那个男人，在遭到羞辱后，她压抑已久的自尊终于爆发力。求婚男不甘心再次找到韦明谈卖身的条件，韦明的朋友阿英看不惯求婚男对女性的侮辱，和他打了起来，这一段打斗体现出了女性正面而彻底的反抗，不是隐忍，不是被动抵抗，而是主动向男性先天的优势发起挑战，那就是暴力，这部影片中充满了女性在社会中的无助和男性对女性的歧视，所以这一段通过打斗来表达女性的反抗，可以说比用任何语言都来得更有力度。之后女儿因为延误治疗去世了，韦明也服下了大量的安眠药，但在朋友的鼓励下，她决定继续活下去，继续与生活抗争。本以为是一个昂扬的结尾，但影片最后韦明还是因为体内毒素过重去世了，留下的只有她对新女性的念想。这里面有用到一个道具来做象征，之前韦明买了一个玩具送给她的女儿，这个玩具是一个女孩不倒翁，这个不倒的女性具有明显的象征意味，在同时期的电影中，用道具做象征手法的并不多见。

明星公司成立于1922年，创始人有张石川﹑郑正秋﹑周剑云等，明星公司是2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电影公司，出品了众多电影，《孤儿救祖记》就是明星公司的出品。1930年有人曾在《申报》上发表文章说：吾国之电影公司，能有派拉蒙在美同类之地位者，厥为明星影片公司。1932年，周剑云约请夏衍、阿英、郑伯奇三人见面，希望他们三位能担任明星公司的“编剧顾问”，这三位都是左翼作家联盟的常务委员，其中夏衍和阿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左翼作家联盟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于1930年3月2日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创建的一个文学组织，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务，后来到1936年初，为了响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联自动解散。当时周剑云邀请夏衍三人担任“编剧顾问”时，有很多反对的声音，认为“左翼作家怎么能跟资本家搅在一起”，但当时中共在上海领导文艺工作的领导人瞿秋白主张：“不妨试一试，认识一些人，做一些工作，培养几个干部”。于是左翼文化在1932年进入了电影界，因为左联是遭到国民党政府打压的，所以明星公司担保不会暴露夏衍等人的左翼立场和政治面貌。1933年3月，中共“党的电影小组”正式成立，夏衍为组长，阿英、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为组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参与领导电影。

1933年由夏衍编剧，程步高导演的电影《狂流》上映即引起盛大反响，《狂流》是第一部左翼电影，讲述了小学教师刘铁生领导村民抗洪水，斗劣绅的故事。这里解释一下左翼电影，左翼电影是指1932—1937年期间，表现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的命运和斗争、展现民族危机、体现爱国意识的现实主义电影。通常不把它看成一个类型，而是一个运动，是由左翼电影工作者发起的一个电影运动，称为“左翼电影运动”，也称为“新兴电影运动”，所以不是仅仅由左翼作家联盟成员编写的电影才叫左翼电影，像联华的一些影片，比如孙瑜自编自导的《大路》、蔡楚生自编自导的《渔光曲》也被称为左翼电影，不过如果提到左翼电影工作者，那通常指的就是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这一年，由矛盾、夏衍编剧，程步高导演的《春蚕》上映，讲述了蚕农沈通宝一家人养蚕的生活，因为买不起桑叶，通宝不得不借高利贷来买桑叶，所以他非常担心养蚕的成败，通过迷信来祈求成功，但当迷信被打破后，反而获得了高质量的蚕茧。影片画面朴实、情节通俗，再现了真实的农村生活，通宝迷信禁忌，却反而获得好收成这一点也是对封建迷信思想的讽刺和否定，片中也有对工业资本家是造成蚕农生活窘迫的原因之一的表现，比如一位少爷曾劝通宝别养蚕了，因为大家现在都穿人造丝绸，间接地表达出人造丝绸这种工业资本行为是造成蚕价下降的因素之一。影片最后虽然通宝的蚕茧质量好，但最后还是以入不敷出的价格才卖出去，他也只能无奈地认清这个现实，哪怕自己的蚕茧质量再好，也是卖不出好价钱的，以此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的“公平交易”只是一个虚伪的外衣。

《姊妹花》由郑正秋自编自导，郑正秋的电影理念是“为弱者鸣不平”，这是他的一贯主张，他认为“电影负有时代前驱的责任，希望中国电影界叫出‘三反主义’的口号来”，《姊妹花》充分体现了他的电影理念，因为他这种明确的目的和鲜明的立场，使得影片中呈现出两种印象深刻的感受，一种是影片对弱者有着强烈的同情，另一种是影片有着教化的口吻。《姊妹花》讲述的是一对双胞胎因为儿时分开，各自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大宝留在农村和母亲艰难为生，二宝跟随父亲去了城市，父亲因倒卖军火发了家。二宝长大后嫁给了一个军阀，生活富足，而大宝嫁给了一个工人，生活艰难。之后大宝去给一个大户人家当奶妈，某一天他的丈夫在劳动时受了重伤，急需用钱，她向雇主借钱但遭到拒绝，无奈之下她准备偷走小孩身上的金锁拿去换钱，但被人发现，在拉扯中她误杀了别人。之后才得知，原来那个雇佣她的大户人家的雇主正是二宝。这部影片是郑正秋自编自导，但夏衍也参与了剧本修改，并建议他要“努力表现阶级关系”，从这一点来说这部影片人物的设置再好不过了，应该没有什么人物设置比一对双胞胎走上不同的道路更能体现阶级关系了吧。从观感上来说，影片的前半部分节奏稍微有点奇怪，可能跟这是早期有声电影有关系，因为早期的声音技术可能会对节奏有些阻碍，感觉大家说话都小心翼翼的，生怕自己没说清楚，但后半部分阶级对立的时候代入感就很强了，蝴蝶一人分饰两角的表演也没有违和感，很好地体现出了处于不同阶级地位的两人，她们的不同心态。

1934年，在“党的电影小组”的推动下，电通公司成立了，电通公司注重有声电影的拍摄和技术开发。《桃李劫》就是使用的由司徒慧敏等人研制的“三友式”国产电影录音机录制的声音，这部电影被称为“中国第一部全部有声电影”。《桃李劫》讲述了一对满腔抱负的大学生在进入社会后，却发现难以融入社会的故事。建平和丽琳是一对即将毕业的大学情侣，建平心怀抱负，他的目标是“造福社会”。毕业后不久他们结了婚，建平在轮船公司找了份工作，负责运输调度。有一次轮船公司经理不顾乘客安全，要超重运载货物，建平从人道和法律的角度和他理论，但经理不听这一套要求他必须装货，建平选择了辞职，他相信靠着自己的年轻和知识是可以再另外找一份工作的。可令他失望的是，之后就一直找不到工作了，很多单位都满员，好不容易有个职位，又被关系户占了，期间还不乏一些骗子给他写类似找工作要先交保证金之类的信，学校和社会之间的鸿沟历来都是存在的。面对这种情况，丽琳决定也出去找工作，她很快被某公司老板聘用，但经理聘用她并不是看重她的才能，时不时地对她进行骚扰，某天她实在忍受不了和老板翻了脸，但她和老板同处一室却引起了建平的误会。这部90年前的电影所体现出来的矛盾，其实是一个千百年来都存在着的关于正义和罪恶的矛盾，首先我们相信正义的存在，但在面对短期的正义和短期的罪恶较量时，好像通常短期的罪恶会站上峰，如果设身处地的想，当我们遇到建平或者丽琳同样境况的时候，会选择坚守正义，还是同流合污呢，这是一个很难的选择题。影片后半部分非常悲惨，建平为了请医生救治意外受伤的丽琳，偷了别人的钱遭到追捕，在反抗过程中误杀了警员，被判死刑。现在的电影虽然只是一个娱乐，但在那个年代电影是可以影响人们思想认识的，所以可以想象这样一部具有强烈批判现实主义风格的电影，在当年会引起多么大的影响，我觉得用震撼人心来形容都不为过。

1935上映了《风云儿女》，这部电影在拍摄技术方面做了很多实践，比如开场用微缩模型来展示大环境，比如不单用固定机位，更多地使用移动镜头、摇摄镜头、长镜头，转场也有做过设计。影片讲的是诗人、进步青年辛白华，有着用诗歌使国人觉醒的抱负，他帮助过无家可归的阿凤，并出钱让她去念书，希望她也能成为进步青年中的一员。但后来辛白华坠入了史太太的声色诱惑中，在奢侈的生活中自我麻痹。某一天，辛白华和史太太在青岛大戏院看演出，偶然见到了加入演出队的阿凤，阿凤表演的节目叫《铁蹄下的歌女》，如他所愿阿凤成为了一名进步青年。再之后的某一天，辛白华得到消息他的好朋友，同为进步青年的梁质夫在33年3月和日军交战的古北口战役中牺牲了，并留下一封信，劝勉他不要放弃自己的抱负，辛白华深受触动，终于决定放弃奢侈的生活，毅然参军走到了抗日的前线，还解救了逃亡中的阿凤和村民，影片最后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结尾。

《十字街头》讲述了两个大学生的故事，《桃李劫》也是两个大学生，但不同的是《十字街头》并不着重于刻画两人的苦难，而是呈现出一种轻松乐观的态度。老赵三个月没交过房租了，房东天天催他交钱，他不是赖着不给，是真没钱，在房东眼里，他就是个无赖。他还经常欺负隔壁出租屋的女孩，但其实隔壁住的正是他经常在公交车上碰到的女孩芝瑛，他喜欢她，但从来没敢跟她搭讪，也不知道她就住自己隔离。芝瑛很讨厌这个隔壁欺负他的房客，但她也不知道这个房客原来就是她倾慕的人。影片描述了老赵和芝瑛从不认识，到不打不相识，到爱上对方，再到分开，最后重逢的过程，把恋爱的感觉描绘得很细腻，也很幽默，主要是通过制造误会，让两人之间有意无意的产生各种误会来营造幽默，所以这是一部很好的爱情喜剧电影，因为影片能引起年轻人自由恋爱的共鸣，在当时很受青年学生的欢迎。关于批判社会的部分基本没有在剧情中呈现，而是时不时的穿插一些报纸上的新闻，从报上的文字可以看到动荡的时事，和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以此来体现在这个不安的时代环境下，爱情的珍贵。

《马路天使》是最后一部左翼电影，讲述了几个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故事，少平是乐队的吹鼓手，小红是在茶楼酒馆卖唱的歌女，老王以卖报为生，小云是名暗娼。和其他影片不同，这几个人物没有什么目标，更没有远大的抱负，他们就是活着，在夹缝中求生存，本来他们是快乐的，虽然是苦中作乐，但也不可否认他们相处在一起时是真的快乐，但当小红的主子决定把她卖给当地的流氓头子古先生时，他们快乐的生活被打破了，少平把小红偷偷藏了起来，之后某一天小红的姐姐小云为了躲避警察，也去了他们藏身的屋子，少平不情愿地让小云也留住在了这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好朋友老王和小云是恋爱关系。后来主子来抓小红，小红躲了起来，但小云为了隐瞒小红的行踪而受到伤害，最后失去了生命。影片中除了这几位主要人物，还有剃头匠等底层人物，把弄堂里的市井文化以群像的方式描绘得这么真实的影片是很少见的，《马路天使》的成功也体现出了中国电影已经进入到国际水准的层面，当时夏衍评价这部影片时说它“足与外片相对抗”，确实我对这部电影在质量上的提升有明显的两点感受：一是，表达苦难并不一定要表现苦难，就是说这部左翼电影不像之前的电影那样去拍摄底层人民的苦难，而是以轻松幽默的方式去呈现底层人民的生活，通过影片一点点的呈现，我们感受到了他们生活背后的苦难，虽然他们不自知，体现出来的是快乐，但我们很清楚，他们是苦中作乐，对他们的同情是由感而生的，不是“电影”这个东西告诉我们的。第二点，人物之间的情感更细腻、更微妙了，比如少平和小红这一对，以及老王和小云这一对，对他们情感的刻画并不是1+1=2这么直接，很多时候是浮动的，情感更细腻，我会觉得更真实，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就是这样吗？如果都是非黑即白，那倒还简单了。影片里不但情感更细腻，而且还有微妙的成分，比如少平和小云之间，通过这个段落来看，他们俩之间好像有过关系，如果有，导演这么处理是为了什么？如果没有，那拍这一段又是为了什么呢？所以这种微妙的成分所引发的思考，会让电影更具艺术性。

1936年末期还出现过一种形态的电影，叫“国防电影”。“国防电影”是左翼电影工作者为了响应“国防文艺”的号召，提出了“国防电影”的口号，“国防电影”主要集中在1936年下半年到1937年上半年这个阶段。联华出品的《狼山喋血记》被称为是第一部国防电影。影片讲述了野狼肆虐村庄、村民团结打狼的故事，利用村民和狼之间的斗争，来隐讳地表达团结抗日这个主题，之所以隐讳表达是因为这个时候还没有正式抗战，直到1937年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中国军民团结起来抵抗日本侵略者，7月17日蒋介石宣布对日作战，9月22日，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由此，中国电影也进入了下一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