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国史·花之乱（8）余波
足利义政隐居
应仁之乱对于室町幕府来说是致命的，在应仁之乱结束以后，幕府将军的权威迅速下降，连寻尊都在日记写下：“如今的日本没有任何一国遵从的将军命令了”。足利义政虽有政治野心，但是苦于能力不足，只能在应仁之乱后尝试亡羊补牢，努力维护幕府将军的威势。
足利义政所作的第一个努力便是让守护、守护代、国人等武家势力将先前夺取的寺社、公家的庄园返还原籍。当然，武士们自然是不愿意因为一纸文书就将已经占领的庄园让出，为此，足利义政便先从“应仁之乱”中参加西军的大名下手，以赦免他们在应仁之乱期间加入西军与幕府敌对的罪过为条件，命西军大名将领地内的寺社庄园返还原主。
文明十年（1478年），美浓国大名土岐成赖接受了足利义政的命令，得到幕府的赦免，随后派遣使者前往京都表示感谢。不过，也不是所有大名都像土岐成赖这么有觉悟，比如能登畠山家的畠山义统就拒绝了将军的命令。
寺社领地的物归原主，其实是幕府与寺社的一次联合行动。在应仁之乱前后，寺社在各国的领地、幕府将军在各国的“御料所”庄园，都遭到了守护、守护代等势力的侵占。寺社势力虽然历史悠久，但是却不是有兵有权的武家势力的对手，只能仰仗室町幕府仅存的权威来实现对原领的统治。例如在“越前长禄合战”章节中提到，越前国守护代甲斐氏的势力遭到了斯波义敏的打击衰退，当时兴福寺就想趁机收复河口庄等庄园，但是最终也没能实现，只得委托足利义政派遣侧近大馆教氏等人前往越前国出任代官。
足利义政并不是个善心泛滥的人，他之所以支持寺社、公家回复旧领，一方面是为了打击崛起的地方武家势力，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自己着想。在足利义政当政时期，室町幕府在各国的御料所基本上已经脱离了幕府将军的控制，足利义政并没有办法立即恢复这些幕府的直辖领地，只能先从京畿的寺社的领地中收取赋税来弥补财政。例如足利义政曾下令将山城国的寺社领地年贡的五分之一收归幕府，但是遭到寺社与公家的反对，最终取消命令。文明十四年（1482年），足利义政营建“东山山庄（银阁寺）”，下令向山城国的寺社领地征收工事费用以及征召民夫。
足利义政的努力侵犯了武家的利益，这使得各地武士对室町幕府愈加不满，纷纷无视幕府命令。文明十一年（1479年），足利义政下令禁止播磨国、备前国、美作国三国守护赤松政则出仕幕府，理由是反对归还寺社领地。赤松政则是在“应仁之乱”中获得利益的少数大名之一，在应仁之乱前赤松家的分国全部都属于山名家麾下，在西军投降以后赤松政则方才复兴了赤松家。足利义政对新崛起的赤松政则感到不安，所以才特地杀鸡儆猴，先拿赤松政则下手，震慑其他守护大名。
文明十一年（1479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幕府为十六岁的足利义尚举行了“判始”仪式，即让足利义尚第一次在文书上属下自己的“花押”署名，标志着足利义尚已经正式拥有了独自处理政务的能力。仪式在小川御所中举行，足利义尚按照足利义持的先例，采用了公家化的画押。
文明十二年（1480年）五月，足利义尚突然切掉了发髻，从将军御所里逃出想要出家，最终被劝回，足利义政答应近期将会把政务委让给儿子，这才安抚了足利义尚的情绪。到了七月，在日野富子的支持下，前关白一条兼良亲自执笔撰写了指导如何治国的《樵谈治要》，献给了足利义尚。大乘院寻尊得知此事以后抱怨说：“在狗的面前说教是对牛弹琴。”在嘉吉之乱时，足利义教被暗杀曾被形容为“犬死”，如今足利义尚再次被寻尊比作“犬”，足以见得将军家在贵族间的威信已然不像往日那样。
文明十三年（1481年）正月，足利义政突然宣布自己隐居，拒绝了诸大名的年贺。虽然前一年足利义政就表示过要将政务委托给儿子，但是正月的声明却是突然做出的，打了大家一个措手不及，足利义尚认为父亲是在给自己难堪，也切掉了发髻，再度宣布出家。统治天下的足利父子同时隐退，差点引起了幕府的动乱，还好当时有日野富子在，维持住了幕府的正常运作，才没有让事态扩大。
足利义政为何会在这时候隐居呢？其实很可能是这个懦弱将军在向大家表达不满，也有可能是足利义政真的感到心累。自从足利义政出任幕府将军以来，施行政令就一直非常困难，应仁之乱后，足利义政主导让武家势力返还寺社的领地，引起大名们的不满，遭到非议。对内，足利义政与日野富子的矛盾日益变深，与儿子足利义尚也因为争夺德大寺公有的女儿产生冲突，足利义政在事业与家庭的双重打击下，想要隐居不问世事也不是没有可能。
十月，足利义政在京都北郊的圣护院隐居，到了次年（文明十四年，1482年）五月，足利义尚前往小川御所居住，随后足利义政便下令正式将政务委让给儿子处理。不过尽管如此，足利义政在室町幕府内部仍然保有着最高权力，仍旧有制约足利义尚的本钱。
父子对立
应仁之乱后，室町幕府要应对的不仅仅是畠山义就等西军旧将在地方上的作乱，在幕府的内部，也出现了足利义政、足利义尚父子的严重对立。而将军父子的对立，又是以室町幕府的奉公众与奉行众的对立事件为直接导火索引起的。
奉公众是室町幕府时代幕府将军直辖的武装部队，他们的原型是镰仓幕府时期的御所内番众，以及在室町幕府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时期设立的“御马廻”护卫队。在早年的“明德之乱”、“应永之乱”中，御马廻都作为将军的直属武装参战，十分活跃，直到六代将军足利义教时期，御马廻被再编成了后来的奉公众。
奉公众一共被分为五支部队，每支部队大约都有三百至五百人左右，轮番执勤。奉公众的成员来援于幕府重臣的庶流、有力国人等等，他们的经济基础来源于幕府将军的直辖领“御料所”，他们除了要在京奉公以外，有时也会被任命为代官前往各国管理御料所。因为他们是幕府将军的直属家臣，所以地方上的守护实际上并不能掌控他们。
奉公众可以说是室町幕府的武官，与他们相对应的便是负责处理政务的文官“奉行众”。自从镰仓幕府时期开始，奉行人便活跃在了幕府内部，到了室町幕府时期，幕府下设的机构政所、侍所等等沿用了镰仓幕府的这套体系。
奉行众下发的文书被称为“奉书”，这些奉书都是按照将军的指令作成的。不过，在室町幕府初期，诉讼、减免赋税、免除徭役等却大多数都是由御教书、管领奉书等负责的。在六代将军足利义教时期，为了强化将军独裁体制，弱化幕府管领等守护大名的势力，奉行众的奉书逐渐变得重要起来。应仁之乱后的一段时间内，室町幕府并没有任命管领，奉公众奉书便取代管领奉书大量出现，成为最重要的行政手段之一。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奉书一般只是作为基础文书发出，与将军御教书相冲突时，依旧得以将军的命令为主。
前中期的室町幕府大多数都得依靠在京的守护大名维持运转，例如应永之乱、嘉吉之乱中的幕府军几乎都是由在京的守护大名组成的联合部队。然而，守护在京制度解体以后，为了强化自己对领地的统治，守护们相继返回了领国处理政务，滞留在京的大名寥寥无几。在文明十五年时，在京的守护大名仅剩下细川一族以及一色义直、畠山政长。守护们的离开，使得奉公众、奉行人变成了支撑室町幕府运转的主要动力，当他们的地位开始上升并试图诉求更多权益时，奉公众与奉行众便发生了冲突。
文明十七年（1485年）五月十七日，足利义政为了安抚奉公众的情绪，命令奉行众的首脑布施英基出家隐居，却遭到了布施英基的拒绝。布施英基在自宅修筑土垒等防御工事，召集部队，想要违抗室町幕府的命令，对此，幕府将军足利义尚下令召集奉公众讨伐奉行众。二十三日，奉公众包围了布施英基的宅邸，多亏细川政元从中斡旋，制止了合战，同时细川政元还命家臣掩护布施英基出逃。
幕府将军与奉公众对布施英基的武力镇压引起了奉行众的不满，在这样的情况下，奉行众饭尾元连等四十余奉行众纷纷出家，表达不满。大量的奉行众出家，使得室町幕府的行政机构陷入了瘫痪，没多久，为幕府内讧感到心痛的足利义政也宣布出家，表达对儿子的不满。
八月五日，在足利义政的命令下，以饭尾元连为首的三十三名奉行众还俗，重新回到室町幕府处理政务。这些奉行众在回归幕府时，特意向将军足利义尚进献了礼品，足利义尚自知需要奉行众协助处理幕政，便表示赦免他们的罪过。然而，先前被驱逐的奉行众布施英基却不在这次回归幕府的人之中。
十二月二十六日，足利义政见风头已过，便召回了布施英基父子、饭尾新右卫门兄弟共四人前来东山别墅觐见，足利义政表示将让他们重归幕府。不过回归幕府不仅仅是需要有自己的支持，还需要时任将军的足利义尚的许可，于是布施英基等四人便在觐见足利义政后前往小川御所觐见足利义尚，也想像前几个月的奉行众那样，献上礼品和解。
然而，幕府奉公众们得知了布施英基将要回归，组团前往小川御所抗议，请求足利义尚讨伐布施英基。在奉公众们的一致要求下，足利义尚表示默许，结果布施英基四人在小川御所遭到了奉公众的攻击，惨遭杀害。
足利义政与足利义尚父子的对立在这次事件中表象化，文官奉行众几乎都从属于大御所足利义政、而武官奉公众则从属于将军足利义尚，这又是为什么呢？
足利义政在隐居之后依旧退居幕后掌控幕权，他依靠的正是幕府的行政人员奉行众的支持。与之相对的，时任幕府将军的足利义尚不满父亲的干政，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便强化了自己与奉公众的主从关系。足利义尚与“文化人”足利义政的性格截然相反，他对茶道、连歌、庭园景观等毫无兴趣，反而热衷于鹰狩以及犬追物等武家活动，深受奉公众的爱戴。
布施英基等人遇害后，足利义政彻底丧失了对政治的兴趣，他再也没有初任将军时的意气风发，再也没有改名“义政”时的自信，而是抱怨地向周围的近侍说到：“既然没有人听从我的命令，那么今后我就再也不管幕政了。”
在这之后，有一次相国寺因为领地纠纷找上足利义政时，他也表示自己已经不再参政，拒绝接受诉讼。室町幕府的权力从这时候开始，逐渐从足利义政的手上转移到了足利义尚的手中。
山城国一揆
在室町幕府内部陷入激烈的斗争期间，地方上也仍然荡漾着应仁之乱的余波，促使日本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文明九年（1477年）九月，西军主力之一的畠山义就率军返回了河内国，在河内国大肆扩张势力，构筑起了一个游离于幕府外的独立王国。畠山义就的做法自然引起了幕府的不满，朝廷与幕府相继下发了讨伐畠山义就的命令。
文明十年（1478年）八月，补任山城国守护的畠山政长在山城国征收临时税赋，以作为攻打畠山义就的资金。然而日野富子却向他传来了幕府的命令，阻止了畠山政长的行为。幕府早已知晓畠山义就的骁勇，并未放弃与其和谈，这才阻止了畠山政长征收临时税赋。十二月，畠山义就以将军足利义尚的妹妹南御所的领地在自己治下为由，向幕府提出以代官身份上交年贡，同时还向幕府献上了修缮御所的礼金。
作为应仁之乱获胜方的畠山政长自然不愿意看见幕府赦免畠山义就，在细川政元的支持下，继续着与畠山义就的战争。在此期间，京都所在地、由畠山政长兼任守护的山城国也因为两畠山的内讧而陷入了战争之中。
文明十三年（1482年），足利义政便下令免去了畠山政长的山城国守护职，让侍所所司赤松政则补任守护。按照室町时代的惯例，山城国守护职在正常情况下都是由负责维持京都治安的侍所所司兼任，然而赤松政则却以公务繁忙为由拒绝了任命。文明十五年（1584年），足利义政下令让若狭国守护武田国信补任山城国守护，可是武田国信也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了幕府的任命。最终，足利义政找到了赤松家在京都的家臣、侍所所司代浦上则宗，想要任命浦上则宗出任山城国守护。浦上家在幕府内部仅仅是守护代家格，受封山城国守护乃是前代未有的殊荣，足以抬高浦上家的家格，足利义政心想浦上则宗定然不会拒绝任命。结果让义政没有想到的是，浦上则宗也果断拒绝了任命。
山城国守护在室町时代原本是个香饽饽，可是在应仁之乱结束后却变成了谁都不愿意出任的烫手山芋，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这个问题不难理解，山城国位于畠山政长、畠山义就内斗的最前线，出任山城国守护必然要被卷入这场内讧之中。届时啥好处没捞着不说，还有可能被人揍得满头包，自然没人愿意去碰这个职位。最终，足利义政只能将山城国变为室町幕府的直辖国（御料国），由伊势贞宗出任代官管理。
文明十七年（1485年）七月，畠山义就在山城国南山城的代官斋藤彦次郎突然举兵叛乱，加入了畠山政长方。斋藤彦次郎叛变以后，夺取了许多畠山义就麾下的领地，足利义政为了褒奖他，特意许可他夺取在畠山义就治下的宇治川以南的寺社领地。
十月十四日，此时的筒井顺尊尚未流亡京都，他得知斋藤彦次郎反叛以后，召集了浪人等足轻部队，率军向南山城出阵支援畠山政长。斋藤彦次郎也在畠山政长的命令下从宇治南下，攻打畠山义就方的城池。可是在此之后，两畠山家便在山城国陷入了对峙。因为战争的长期化，两畠山家为了征召民夫与征集粮草，频频入侵山城国的庄园，搞得山城国内乌烟瘴气，民不聊生。
在这样的情况下，南山城附近的国人们终于忍受不了两畠山的侵扰，组成了“国一揆”，将两畠山家及其麾下的代官们驱逐出了山城国。文明十八年（1486年）二月，国一揆在宇治平等院召开会议，制定了《国中掟法》，对南山城一带进行自治，自治区的最高机关则被称为“惣国”。“惣国”的出现，通常都被认为是日本战国时代的一例典型的“下克上”事件，被压迫的国人们以维护各自利益为目标结成了一揆，驱逐了曾出任守护的畠山家，实现了自治，其中甚至有点起义的味道在里头。
然而，在近年来的研究中，有人提出，山城国一揆事件实际上有可能是细川政元在幕后操控的。这个说法并无直接的史料证明，但是国一揆的主要成员“国中三十六人众”却大多数都是向细川政元奉公的家臣。
早在应仁之乱前的康正三年（1457年）时，“山城众十六人”就因为与畠山义就对立加入了细川胜元的麾下。在应仁之乱中，这些国人大多数都加入了东军，直到南山城被西军的大内政弘占领后，这些国人们才暂时降服。应仁之乱结束以后，大内军从南山城撤离，国人们再度回到了细川家的麾下，在这个期间，“山城众十六人”逐渐扩大为“国中三十六人众”，最终成为了一揆众建立的“惣国”的主要参与者。
在战国时代，许多守护积极地将国人众编为自己的家臣，建立起独立王国性质的“守护领国制度”。但是，守护成为主君的同时，对家臣也有相对应的保护义务，当守护无法保护家臣利益之时，国人们便可以自行选择主君，与强大的势力缔结主从关系。也就是说，虽然畠山政长当时是山城国的守护，但是实际上许多国人却是细川政元的家臣，在“惣国”建立以后，“国中三十六人众”依旧站在细川政元的一方，就可以说明这点问题。因此，山城国一揆可能不仅仅是一次被统治阶级反抗统治阶级的“起义”，还可能涉及到了室町幕府内部的权力斗争，细川政元很聪明地利用了国人们的独立性将两畠山势力逐出了山城国。
对细川政元来说，南山城一带的国一揆在畠山义就、畠山政长之间构筑起了一道缓冲地带，可以很好地解决陷入持久战的两畠山问题。事实上，“总国”的自治一直维持了八年之久，直到明应二年（1493年）为止。这年，细川政元与畠山义就之子畠山基家结盟，同日野富子、伊势贞宗一同发动了“明应政变”，曾经的敌人畠山尾州家成为了今日的盟友，那么南山城国一揆自然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此，在细川政元、伊势贞宗的介入下，山城国一揆被迫解体。
加贺一向一揆
前文提到过，加贺国的守护富樫氏在战国时代前夕发生了内讧，最终幕府裁决让富樫成春、泰高兄弟各自领有加贺国半国领地。然而，由于赤松政则在长禄之变中立下功勋，幕府在长禄二年（1458年）剥夺了富樫成春的加贺北半国守护职，将其赐给了赤松政则。
富樫成春、泰高兄弟当初内讧时的幕后支持者分别是畠山持国与细川胜元，而细川胜元通过剥夺畠山派富樫成春守护职的方式，将加贺国完全变为细川家的盟友。可是，让细川胜元没有想到的是，此举反而引起了富樫一族的不满，富樫泰高将家督之位让给了富樫成春，让原本分裂的富樫家重新合为一体。宽正四年（1463年），由于富樫成春病逝的缘故，富樫泰高重新出任富樫家家督与南加贺守护职。因为富樫泰高的儿子泰成体弱多病，富樫泰高便将侄子政亲（富樫成春之子）立为继承人，不久后便让位隐居了。
应仁之乱爆发初期，因为领有加贺北半国的赤松家加入东军的缘故，与西军有着颇多渊源的富樫政亲一度加入了西军。但是没多久，富樫政亲便被东军调略，加入了东军的一方。富樫政亲的做法引起了富樫家家臣们的不满，为了夺回赤松家手中的加贺国北部，许多家臣便拥立富樫政亲的弟弟幸千代为家督，加入了西军的一方。
当时加贺国内部的宗教势力中，本愿寺派支持富樫政亲，而高田专修寺派支持富樫幸千代。本愿寺派与高田专修寺派都是佛教净土真宗的分支，高田专修寺派在战国时代以前在东日本有着数目庞大的信徒，是初佛光寺派以外净土真宗中最庞大的一支势力。然而，进入战国时代以后，由于本愿寺派的兴起，许多小寺院与信徒纷纷投入了本愿寺派，特别是在北陆地区的越前国、加贺国等地，高田专修寺派与本愿寺派打得不可开交。
文明六年（1474年）十月，富樫政亲在本愿寺派的支援下取得内讧的胜利，击败了弟弟幸千代，成为加贺国的守护。然而，富樫政亲出任守护以后，却发现加贺国内早已林立着数目庞大的本愿寺派一揆，由于本愿寺派经常以“一向宗”自称，因此这些一揆也被称为“一向一揆”。一向一揆并不服从富樫政亲的统治，经常与守护起冲突，这让本愿寺派的宗主本愿寺莲如感到相当苦恼。
本愿寺莲如自身是公家广桥兼乡的犹子，他的儿子实如又是日野胜光的犹子，再加上他与政所执事伊势氏一族有着姻亲关系，因此他并不想与室町幕府体制内的守护势力对抗。本愿寺莲如煽动加贺国一向一揆的最初目的只是为了驱逐高田专修寺派的势力而已，然而随着战事的扩大，越来越多以“一向宗信徒”自居的人加入战争之中进行私斗，加贺一向一揆逐渐脱离了莲如的掌控。
文明十八年（1486年），富樫政亲为了争取幕府的支持以对抗一向一揆，率军上洛参加了次年幕府对近江国六角家的战争。然而，一向一揆借着富樫政亲出兵在外的时候，打着军役负担过重的名号在国内掀起了大规模的叛乱。领内的动乱使得富樫政亲不得不放弃近江国的战争，率军迅速返回国内镇压一向一揆。高田专修寺派趁着这个机会卷土重来，加入了富樫政亲的一方作战。然而，由于一向一揆获得了能登国、越中国的一向宗势力的支援，富樫政亲在长享二年（1488年）六月战败，在加贺国石川郡的高尾城自尽而死，高田专修寺派也被清除出了加贺国，直到织田信长对北陆进行侵攻时，高田专修寺派才在织田家的支援下重新返回北陆。
足利义尚得知加贺一向一揆逼死富樫政亲以后，要求本愿寺莲如交出罪魁祸首，但是莲如对此也表示出了相当的无奈。最终，一向一揆抬出了隐居的富樫泰高出任加贺国守护，幕府也只得认可了此事。但是此时的富樫泰高仅仅只是一介傀儡罢了，加贺国的实权却落在了一向一揆的领袖洲崎庆觉与河合藤左卫门尉的手中，加贺国也被称为“百姓所有之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