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渣翻慎入]拉康被开除之后干了什么？什么是语言亚里士多德主义？《资本主...

第一章

“无意识是政治”：从索绪尔到马克思

第一节：结构与历史

1963年标志着拉康在教学中的一个重大转变。正是这一年，拉康不幸地被踢出了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作为回应，拉康创立了巴黎弗洛伊德学派（Ecole freudienne de Paris），拉康这样做是为了和弗洛伊德遗产的官方守护者在学院和教条上的决裂。这个学派建立是为了形成一个组织：

要完成这项劳动——这是处于弗洛伊德开拓的新领域的，并使真理的剃刀重新锋利的劳动——是伴随着他在精神分析的名义下引入的最初的实践，在我们的世界中的任务的劳动——是通过持续的批判，谴责它的偏离和妥协的劳动，因为这些偏离和妥协贬低了它的用途和价值

建立学派宣言并没有缩减它的政治性维度，它始终主要去尝试提供颠覆性的精神分析的政治，哲学以及认识论的方面的认识。贯穿于精神分析发展历史的偏离和妥协，尤其和精神分析实践与自由市场经济的成功结合有关，但拉康在一些场合强烈谴责这种结合。一则有名的轶事是，据说弗洛伊德在他访美时（1909）对荣格说过，美国人并没有察觉到他和荣格正在将他们带入到疫病之中。然而，弗洛伊德沉浸在他的欣喜之中，却忽略了美国的资本主义早已经开发出来“大陆病”的解药。这种解药就是经济自由主义。自由，平等，财产和个人利益，这种有效的意识形态上的政治普遍性和利己主义的结合，或者是弗洛伊德所说的“人类自恋”（human narcissism），成功地使得精神分析对于认识之本质的洞察的激进性变得无效。精神分析在这片机遇之地的成功代价是非常大的，并且弗洛伊德在其无意识发现中所揭示的有批判力的真相被遗弃。这个真相是主体化和异化的相互依存的关系。

根据拉康的建立宣言，学派主要任务是开辟空间，这个空间可以使得劳动最终成为真相和批判相融合的过程。相关的劳动并不仅仅是理论的劳动，更是弗洛伊德归因于无意识的劳动。这种劳动的形式，包括了对于过程的研究，这个过程已经决定了主体的存在方式并且伴随它直到转变的时刻来临。对于拉康来说重要的是，“人数不多但是有决心的工作者”（not a long list but determined workers）。他认为他的回到弗洛伊德作为这样的劳动的一个例子，虽然这听起来非常自以为是，但事实上它否认了在移情（transference）的基础上建立起精神分析机制的各种尝试。后者可能使得精神分析社群团结起来，但是代价是将之变为教会——因此拉康提到了斯宾诺莎（Spinoza）被开出教会。

为什么移情必须从学派的基础中移除（以及同样地从政党中移除）？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通过生产肯定性的知识而非批判性的真相（锋利的剃刀）为制度奠基，它将重心从无意识主体转移到认知的主体。我们都知道，拉康的制度性实验随后失败了，随后而来的各种组织都恢复了更为正统的制度性政治。在1980年，这个学派最终被解散了，因为它倒退回了移情的关系，尽管拉康一直拒绝主人的身份：

幸运的是，我从来没说过我这个是弗洛伊德式的学派...我并没有把我自己当作知识的主体。事实上的证据是...我发明了假设知道的主体，因此精神分析师将会停止相信，我的意思是认同。

学派不仅努力废除拉康和精神分析社群之间的差异，甚至想要废除分析师和被分析者之间的差异。当分析师不再认同知识，他们便背离了他们的基本位置，这个位置总是-已经（always-already）是一个支配地位。在这个层面，假设知道的主体是一个重要的发明，它提供了对于精神分析语境里里外外的移情现象的更深层次的洞察。移情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拜物的时刻，通过它，知识被投射到其他人身上并且转化一种积极的内在的品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拉康坚持认为，相对于他的听众和精神分析社群，他处在受分析者的位置上，在这个位置上知识和主体的反面形象在发挥着作用：无意识和能指主体。当然，在这样的关系中，移情是不可能被消灭的，这也是为什么拉康如此强调在真相和知识的传递过程中形式化的重要性。只有逻辑可以成功地调节两种同时存在的传递的形式，一个是基于对他人的爱（philia），移情的爱，这可能是“哲学的”传递，这种传输仍然预设了一个主人的形象；另一个则是基于话语的自动性（例如数学的形式语言），这种话语理想情况下会构造一个不以主人形象为中心的统一体。传播和言说者位置的分离，阻止了分析师认同知识的主体并认为自己能够拥有一些有关无意识的实质知识。通过形式化的传递，废除了所有成员不加批判地接受教条式的语料的观念。这意味着一个劳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拉康仅仅是诸多劳动的主体之一，一个不是以生产知识而是以支持“劳动的传递”为目标的坚定工作者。传递能够使坚定的工作者克服独特案例的框架，并转向一种普遍性（社群）。一个案例能够成为这样一个点，从这个点普遍性可以被建构起来。这样一种可以被构造起来的普遍性，不是一种包含着特殊情况的既与的抽象，而是一个奇异的普遍性。它要求着劳动——因此需要“劳动力的转移”，需要劳动力，需要形式化和传递之间的紧密联系。我们可以在这更普遍地观察到弗洛伊德所提出的工作到底（Durcharbeiten）在精神分析语境中的重要性。

在被开除之后，我们还可以谈论拉康的第二次回归弗洛伊德。这次回归是以理论上的同盟转变为标志的，也因此对先前的教学进行了重要的重新阐释。著名的第一次回归弗洛伊德是用结构主义语言学来阅读弗洛伊德，然后在弗洛伊德的理论预示了索绪尔和雅各布森的理论的这样的声明中结束。转喻（metonymy）和隐喻，两种语言中主要的操作，在无意识操作加工意识和前意识的材料的方式中被发现。两种语言学操作被翻译成凝缩（condensation）和移置（displacement），无意识劳动的主要成果。对弗洛伊德语言学式的回归成为了拉康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的同义词，而拉康早年的发展浓缩为公式便是，“无意识是像语言那样结构着的”（The unconscious is structured like a language），这在那之后就变得很常见了。

被开除之后，拉康逐步阐述了另一种针对弗洛伊德的发现的解读方式，这个解读方式发现了其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上的特权同盟。离开语言学范式的转变在68年的五月风暴之后完成，尽管这次政治事件并不是唯一的导致这次回归弗洛伊德的因素。这次导向批判范式的转变和结构主义的局限并不是没有关系，其问题很明显的在无意识生产和拉康教学中日益重要的原乐的问题显现出来。

然而，拉康的第二次回归弗洛伊德并不否认结构主义的将能指独立出来的重要性：

随着索绪尔和布拉格学派（the Prague linguistic circle）的语言学家在区分上建立起他们的理论，这个区分横在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之间从而可以显露出两者之间的差异，在这个差异的基础之上能指以一种绝对的方式被建立，并且通过这个过程获得一种自动性。

语言学的结构主义开始于对能指的自动性和结构的极简主义的认知。索绪尔从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区分，这区分独立出语言符号中的本质的内容并且显示出来了能指和所指之间任意的联系。我们可以想到，刚才被提及的断裂并不在于词与物的外在关系，而在于语言符号的内在一致性。这也因此指明了任何两个内容之间实在的，本质的或者内在的联系是不存在的，这同时暗示着能指（一序列的声音）和所指（与之相关的精神的表征）之间事实上是一种无关系（non-relation）：一种不稳固的，流动的无基础的联系。索绪尔也因此展示出了区分的结构功能并且设想能指的自动性，它独立于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甚至独立于作为外在现实的元素的参照物之间的联系。这个结构极简主义的基本命题同样可以被表达为为如下的东西：结构是一种切割。该重新阐释考虑到了索绪尔一个最有名的隐喻，在这个隐喻中结构化的过程被解释为一种干预，即组织起来未被区分的混乱的，声音和精神图像的流（flux）。这里重要的是，切割同时可以被理解为差异的一种实例和存在于差异化基础中的东西。

索绪尔式的能指也因此以一种绝对的和自动的方式被构建为同其他能指之间的差异，同时也因此作为其自身的差异。能指链（the signifying chain），这一最为普遍和形式化的语言结构的表征，包含着切割的重复，因此形成了一连串纯粹的差异或者否定性。语言结构的革命性特征存在于这样的事实，即它不再在稳固的与单一的指称性之假设上去理论化语言，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而是通过切割，指向符号的两个组成部分之间的无关系（non-relation）和不稳定性。词与物之间的相遇，其中有声音和意义的相遇，这些尽管发生着，但它不可避免的是偶然的，在这个意义上这样的相遇总是包含着一个失败和移置，以及对于指称性的扭曲。这里重提一下，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观点是语言是一种无关系而不是关系，拉康将重点放在了能指的自动性上便将这一前提推上了前台。

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断裂开启了人文科学中的认识论革命，因为结构主义的范式撼动了“亚里士多德主义”在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历史优势。在结构主义出现之前，语言学很大程度上仅仅只是在认识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的工具（organon）概念，这一概念让语言的定义成为沟通和社会关系的工具，一种抽象的在自动的，理性的有意识的主体之间的公约。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角度，语言呈现为更矛盾和复杂的客体，一个抵抗着总体化的差异系统，而且由于其无法被总体化，它同时是自动的和不存在的——因此拉康派的分析师用和索绪尔语言学相一致的使得能指所指相互独立的区分，来表达大他者（Other）的不存在和主体的分裂。

精神分析对于无意识的发现和能指自动性有着直接的连续性。当我们提起无意识时，只能在如下的情况提起，即语言构造了一个自动的辖域（register）其不仅仅在沟通交流发挥作用并且有着不能被简化为认知的和神经科学过程的物质影响。发现无意识的必要前提，也因此是对于时至今日仍然存在于语言分析哲学，乔姆斯基（Chomsky）的语言学，哈贝马斯（Habermas）的交往规范理论中的语言亚里士多德主义之否定。

在精神分析中，能指的自动性有着不一样的表达。无意识的显露，而这实际上是语言的自动性的具体化，我们不可能消除身体的在场，话语性的生产的地点包括两个层面：主体性生成和享乐的生成。语言和生成之间的关系更新了因果关系这一古老的哲学问题，这会导致拉康将能指标为物质原因——在亚里士多德词汇中的反亚里士多德的举动。这种结构因果性的一个重要层面早在第一次回归弗洛伊德时就被主题化了，那次行动将无意识主体定义为能指不可避免的效果。但是只有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的话语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针对精神分析诞生以来便使其不断担心的一系列问题的的分析框架，这些问题就是能指的自动性，无意识的主体和享乐。通过对于结构因果性的认识，拉康很明显抵制实用主义传统，他们认为语言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非物质并且没什么效果的存在。但是对于精神分析来说，恰恰相反，语言是一个物质的有效果的不存在。

这里，精神分析的唯物主义（psychoanalytic materialism）主要特征便显现出来了。语言只能在作为言语中具体化的公开的否定性的系统（作为纯粹差异的能指）才会拥有实在性的影响，并且通过这个系统这些否定性将会被刻进活生生的身体之中。拉康的第二次回归弗洛伊德将会用非-全（not-all）这个概念指明这个公开的结构，也因此提出了针对索绪尔的区分的另一种理解。以及，正如早先提到的，在精神分析的语境同索绪尔一样的区分指明了主体的异化和大他者的不存在。能指代表另一个能指所形成的受限的主体，以及被限定的大他者，一个公开的差异系统，这两者都说明了能指自动性的重要性。但是这同时也是经典结构主义之局限显露的地方。

拉康的第二次回归弗洛伊德和雅各布森通过把能指的自动性拓展到诗歌语言以引进与索绪尔有关的转变并不是毫无关系。通过这种方式，雅各布森展示了能指的诗化（语言的模棱两可性）应当同它的形式化和以及作为它自身自动性的一种表达方式一起考虑。与海德格尔（Heidegger）不同，对于他来说诗性语言揭露出了原初的“存在之意义”（sense of being），而雅各布森强调在诗歌中语言的生产性维度，这需要超越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而在能指之间的关系的位面去把握。在这个意义上，雅各布森回应了弗洛伊德之能指的爱欲投注的发现。受到雅各布森的启发，拉康把能指定义为享乐的装置，尽管雅各布森的理论并不是完全支持这种定义，因为雅各布森将话语的生产限制在意义的模棱两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