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头匠

老刘是严桥村唯一的头匠。

    在严桥村，做木工的叫木匠，打铁的叫铁匠，教书的叫书匠，给牲口打针接生的叫兽匠，给人剃头的叫头匠。出了严桥村，剃头的师傅该被叫做剃头匠。头匠比剃头匠少了一个剃字，听上去简洁了许多。要是到了彭镇其他地方，别人问你是干什么的，你说：“我是头匠。”别人会想：土匠是什么匠？该不会是给人家挖坑造坟的吧（彭镇方言里“土”和“头”读音相近）。至于为什么严桥村的匠人们都只有一个形容的字眼，这个我还真没问过长辈，我猜大家都是墨守成规，就像一日三餐。这是传承。

    老刘背驼，脸小，嘴唇薄，还是个光头。严桥村的每个老头都是这个模样。但老刘有一点和别人不一样，老刘脸黑，这种黑和在地里干活的农民的黑不一样。农民的黑是厚实的，有土地的沉重感，老刘的黑是生硬的，像染上去的，似乎一抹就掉。老刘几乎是全村起得最晚的，鸡不叫了他才起床，起了床也不出来摆位子，一边喝稀粥，一边用收音机听两曲戏，再坐在门口晒晒太阳，才会开始一天的工作。他一个人干活，家里没有女人，虽说日子过得不是特别滋润，但也比别人自在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每天一起床，他就会提起嗓子唱：

    肥马轻裘白玉鞍，手提令箭一登坛。

兴师斩将吞社稷，擒王报效用机关。

    老刘喜欢听《群英会》。他喜欢周公瑾，不喜欢诸葛亮。他觉得诸葛亮只是个书生，不能骑马搏杀，周公瑾文武兼备，既是个帅才，也是个将才，方为乱世之英雄也。

    老刘家在村口。外头人一进村，看到的第一个东西就是老刘家门口的一棵老杨树。这棵老杨树不是老刘栽的，但就是长在老刘家门口，人人都可以靠在上面歇息。这棵老杨树可粗哩！足足需要两个成年人的胳膊才能勉强将它围住。枝繁叶茂，四季如此。老刘平时会把洗脸架子摆在老杨树下，这是天然的棚子，阳光压根儿就溜不下去，全让叶子拦住了。

    老刘的工具很简单，和村外剃头匠的摆件无异。一把剪刀，一把剃刀，一个脸盆，一条毛巾，一个炉子，一只火钳，一张桌子，三把长凳，一把躺椅，一台半人高的洗脸架子。老刘每次都是到了鸡不叫的时候才把门打开，然后把洗脸架子、炉子、躺椅等一一抬出，最后才把脸盆剪刀之类的小物件拿出来，放在旁边的桌子上。其实，好久之前，老刘没有收摊的习惯，今天把活干完，架子炉子之类的大物件留在门外，把剪刀剃刀之类的小玩意儿收进去。这样方便，不用每天早上抬东西。直到一个普通的腊月，快要过年的时候，老刘的炉子让人偷了，他找不到人，吃了哑巴亏，从那以后，他就养成了每天收摊的习惯。

    他家大门朝北，窗户不常开，门倒是从早开到晚。他不仅做剃头的生意，同时还卖发糕。只不过他不把发糕摆出来，或是放一个牌子，上面写：发糕×元一个。每次有人要买发糕，只需要和他打声招呼，他便从一片漆黑的家里拿出一个装着发糕的白色塑料袋，然后交钱，给货。我很想知道老刘的屋子里有什么，发糕到底放在哪里。可是直到老刘搬走，屋子封住了，我都没进去看过。

    小时候，我奶奶经常带我到老刘那里剃光头。老刘的炉子全天烧着，炉子旁支着火钳子。那只火钳子给我的印象最深，从口子到柄，和炭一样黑，大概是因为向来与煤炭打交道，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也难怪老刘那么黑呢。我在排队时常常偷摸着拿过那把火钳子，拿在手上比比划划，只是觉得这火钳像刀剑，乱舞起来，神气。老头们坐在长凳上，扯着嗓子喊些鸡毛蒜皮的事，他们的声音沙哑，像生锈了一样。老头们时不时会逗一逗小伢儿，他们会故意问：你是×××的儿子吗？（×××是孩子爷爷的名字）小伢儿不知如何回答，有的说是，有的说不是，还有的不说话。不管小伢如何反应，所有老头都会哈哈大笑。那时候，我不会理会老头们，我清楚自己是小孩子，可以凭借不懂事为理由为非作歹，礼节这种东西，于我，无关紧要。

    老刘自己是一个光头，几乎所有人到他这里也只剃光头，很少有人剪寸型。老刘的刀很快，在那块让热水烫过的头皮上轻轻一刮，发渣子就成团地掉下来。老头们的头上会长些黑斑和痘痕，他的剃刀从来不会刮到这些老物。当他的剃刀划过整颗脑袋后，一颗崭新的“老头”就诞生了。

    老刘也给我剃过光头，但只剃过一次，我嫌丑，往后只叫他剃寸头。他的那把椅子太高了，我得爬上去。他给我用开水洗头，我直呼太烫了，可他不耐烦地说：“水是温的，不烫。”我奶奶说：“小伢儿，皮嫩。”老刘说：“娇生惯养。”我不喜欢他，不喜欢到他这里剃头，但奶奶觉得他这里近，而且便宜，故而我童年时的头发都落于他手。

    我喜欢他家门口的那棵老杨树。那棵杨树皮粗糙，在上面靠一会儿都会磨去一层皮。我曾不止一次幻想爬上那棵老杨树，它高大，它茂密，站在它上面必然会有莫名的高傲感。我也试图攀爬过，只是太伤手，爬不动。

    杨树的声音是风的声音。站在树下，闭上眼，听着婆娑的风格外明朗，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树影摇曳，阳日杂乱的图景。因为这棵树在村口，我每次放学回家都会过来踢两脚，这个习惯我一直保持到了小学毕业。我在市里上初中，一周才放一次，每次回来都会看看老杨树。它依然矗立在村口，高高的，看不出它的年岁是否增长，时间在它身上留下的痕迹比在我身上留的要少得多。听说数树的年轮就能知道树的年龄，我很想知道这棵庄严的大树今年高寿了，只是自己没有能力砍倒它，也不愿意砍倒它，只想静静地站在树下猜测，五十岁？一百岁？天晓得！我也希望只有天晓得。

    老刘在我读初三那年搬走了，说是剃头生意不好做，到广州谋生去了。老杨树也走了，也是在我读初三那年。

    我最后一次见到老杨树是在初三的倒数第二个月假。我不知道那一别竟是永远。中考结束后，我回村时只看见了一个巨大的树桩。它让人砍了，倒下时正好砸中了老刘的屋子，屋顶破了一个窟窿。听别人说，本来是想让树往北边倒的，可是突然来了一阵北风，把树推了过去，砸中了老刘的屋子。它现在应该成了万千张白纸，还是一堆凌乱的木材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数清了它的年纪：八十九岁。

    中考结束回村时，我在爷爷的摩托车上紧盯着老杨树的遗体，幻想村口依然有一棵老杨树，我能看到一棵参天大树，以高傲的姿态俯视整个严桥村，而我就攀在老杨树顶上。直到绕过了弯，它茂密的枝叶和肃穆的脊梁才消失。

    自那之后，严桥村口只有一个破了的头匠的屋子，和一个腐烂得不成样子的老杨树桩子。

起稿：2023年3月5日

初稿：2023年3月11日

一改：2023年3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