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火星奋斗史,也是寻父记(下) | 科幻小说


这篇来自英国作者妮娜·艾伦的中短篇小说,拿下了2017年雨果、轨迹、斯特金三大奖项的提名。
太空旅行是多么浪漫的事,我们多么希望能与之相关。哪怕不是最终坐进飞船里的那个人,也可以是工程师、机械师、清洁工,是记录这件事的记者、作家。
不过其实,也许所有与人类有关的宏大叙事中,我们所有人都不是全然的旁观者。
本文首发于未来事务管理局“不存在科幻”(non-exist-SF)公众号
作者简介
| 妮娜·艾伦 | 作品发表在众多杂志和选集,包括《最佳恐怖小说年选》第六辑、《最佳科幻小说》第三十三辑和《女作家鬼故事大全》等。以科幻方式重述希腊神话的中篇小说《旋》在2014年赢得英伦科幻奖,同年作品《银风》获得法国幻想文学大奖最佳翻译作品奖。长篇小说处女作《赛犬》入围2015年英伦科幻奖和约翰·W·坎贝尔纪念奖,第二部长篇小说《裂隙》于2017年7月由泰坦图书公司出版。妮娜·艾伦在苏格兰西部的比特岛生活和工作。
(接上文)
我猜多亏了本尼我才一直留在这里。我指的是在酒店工作,当然我从没打算在这儿干一辈子。这本来是我大学期间为了挣钱而做的假期工作。起初,我追随茉莉的脚步,攻读自然科学学位,这简直太愚蠢了,第一年我连续挂科两次,任何人都应该看得出来,我不是搞科学的料。
“艾米丽,你就是个梦想家,”妈妈曾经对我说,“总是心系星空。”她似笑非笑地叹了口气。那个时候她给我交了补课费,想让我补考更有把握些。那感觉肯定就像拿钱打了水漂。当我告诉她,我打算接受艾迪逊之星酒店提供的固定工作时,她看我的表情怪极了,就好像我要逃跑加入马戏团似的。不过她从来不质疑我的决定或者让我难受,也不会像很多家长那样长劝阻我。
我终于找到一份力所能及甚至擅长的工作,这极有可能会让她放下心头负担,同时也意味着我能在离家较近的地方工作。起初是因为方便,后来妈妈的病要求我不能远离。我从没后悔干这份工作,也许发生过的有些事情让我后悔,可后悔从来都比不上对安稳度日的渴望。我想也不仅仅是因为茉莉,有时候我相信原因在于机场和辛普森村,都是那种让你不愿久留的旅途中继,常在途中的旅人马不停蹄地辗转于此,却没人在此安定下来。
安于某种太过实际的东西会给人死亡的感觉,所以别为了什么安定下来。
本尼·康威从未结婚,考虑到他善于交际,你可能会感到奇怪。不过我能想象,日复一日地跟他在一起生活会把人逼疯。
在他好胜和自信的阳光外表下,本尼非常空虚不安。在封闭环境中工作的缺点之一,就是你对同事的了解通常要比你主观想要知道的多。
上午我检查库存,尽量不为这个愚蠢的采访过于激动生气。下午一点半,我下楼来到大厅,所谓的新闻团队——一位摄影师和一名大学生,很可能通过秘密卫星设备转播——已经在那里等候。无数像他们一样的非法电视台没什么影响力,得不到被露德米拉和我嘲讽为审判日那天的邀请。
这两个人只好退而求其次来采访我,我开始为他们感到遗憾。
采访我的学生名叫劳拉——她一直没告诉我姓什么——身材娇小,穿着黑色长裤套装,棕红色的头发短得紧贴头皮。她让我想起匹诺曹,或者孩童时代同学们疯狂喜爱的小丑娃娃。我一下子就喜欢上她了——她看上去特别真诚!——因此我发现自己在整个过程中逐渐放松,甚至感到享受。我以为劳拉会问工作相关的问题——宇航员晚餐吃什么,你通常如何在维持酒店运转的同时保证安全诸如此类的问题。可是实际上,有些问题让我措手不及。
“新黎明号的船员已经牺牲了三十年,”劳拉说,“你觉得我们再次冒险启动火星任务合适吗?”
“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为了他们才飞往火星。”我说,“牺牲的宇航员,我指的是。”因为没有排练,我说得磕磕巴巴。听自己谈论这些内容有点儿奇怪,在此之前我从不知道自己有在思考此类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自问他们会怎么想。他们会希望我们再试一次吗?我觉得答案是肯定的,所以我们也应该尝试。为了他们,我相信我们必须再次尝试。”
劳拉看起来又惊又喜,仿佛我的回答既符合她的心意又出乎她的意料。不管怎么样,这种话我不常说。随后,她很快结束了采访,很有可能是想见好就收。
拍摄结束后她对我说,“回答得太好了。”然后又跟专心收拾设备的摄影师交谈了几句。过了一会儿劳拉又朝我转过身,露出一个微笑。我以为她要告别,可是接着她表情严肃地又问了我一个问题,“银河航班坠毁时,你妈妈在这里,是不是?”
这个问题一下子让我瞠目结舌。我望了一眼摄影师,看他是否还在设法拍摄。可他刚离开我们,正走向前台。我看见他在查看手机。“没错,她当年在这儿工作。”说完我咽了下口水,润了润发干的喉咙。什么情况?“她隶属于到事故现场出外勤的法庭调查组,是金属疲劳方面的专家。”
劳拉来到我面前,几乎挡住了我视野中的整个大厅。她显然是期望我再说一些,可我不确定应该说什么,更不确定应不应该说。
我无法想象她为何在摄像机关掉后这样问我。这个问题跟宇航员和酒店都没有任何关系,我也扪心自问它究竟跟什么有关。这是劳拉一直都想问我的问题吗?如果是,那又为什么呢?
“现场有一种难闻的气味。”说着我突然回忆起来,航空燃料的气味跟粉尘混合后变得浓稠,充斥着灼人的痛苦,笼罩着机场和辛普森村几个星期,甚至似乎更长时间都不散去,长到最后你终于明白它已经融入了你的思维,肯定是这样,因为真正的气味不会持续那么久。就连尸体燃烧的臭味终究都会消散。
我有几年没想过那些事情,没有像这样清楚地回忆起当年的气味。
可是我能告诉劳拉吗?事故发生时她大约十岁吧,甚至不会把它当作真事记住。除非受到直接影响,孩子都不会过多地关注新闻。她了解到的空难全都来自以前的电视影像、大量的纪录片和随后拍摄的业余现场视频。
从公认的事实到明显的邪说,应有尽有。
假如我告诉她,茉莉跟黑匣子恢复小组、走过场的医护人员和损失评估员一起工作,在现场呆了快三个星期,基本上是在放射性垃圾中挑挑拣拣,拼凑出事故发生的合理原因并提出责任人,那她会怎么说?
当初那个法庭小组中,两人还在工作,似乎身体健康,三人死于各种癌症,还有四人跟茉莉一样。
法律调查还在进行,按照进展的速度,在世的证人在得出责任裁定之前就会去世。
不过我打赌有关部门就是这么期待的。
“这是我的电话。”劳拉说着从外套口袋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光滑的白色方块上用好看的灰色大写字母印着电子邮件地址和手机号码。
少见,我想。而且你吃情怀这一套的话,就会觉得相当有范儿。
“想谈谈的话就给我打电话。如果你觉得你母亲情况允许,我非常想做一期关于她的节目。”劳拉犹豫起来,突然没有了那份笃定,仿佛一个早熟的孩子正站在充满敌人的陌生人面前,“务必考虑一下。”
“我会的。”我说着把名片塞进兜里。后来,劳拉离开以后,我试着想象她采访茉莉,向她提出问题。
茉莉还记得银河航班空难吗?
某些日子里,她可能记得。
采访她的想法简直不可理喻。
在汉堡的欧洲太空计划大学,与茉莉有关的三名男性宇航员中,只有托比·索因卡随后被选中进入太空,与新黎明号任务相关的另外两人最后在地面上从事信息技术和通信方面的工作。安杰罗·查维斯生于纽约市皇后区,他超常的数学天赋在幼儿园时就显现了,六岁时他获得了天才少年专科学校的学习机会。安杰罗表现不错,适应性强,可他父亲跟同事出轨离开后,一切都变了。他母亲带着他搬到芝加哥定居,这样就能离家人更近一些。
在新的学校,他受到欺凌,开始旷课,进而发展成盗窃以及在高中地盘贩卖大麻。等到十四岁,他已经给警察找过不少麻烦。在少年拘留中心,一位青少年工作者让安杰罗协助管理中心的计算机系统,此举将安杰罗拉回正轨。后来安杰罗申请就读麻省理工学院时,他还是担保人和证明人。在一年级的五门课程中,安杰罗有三门得到满分,毕业的平均成绩在近十年中都处在最高之列。
毕业之后,他开始以游戏设计师的身份为总部在东京的专营公司工作,仅仅又过了十八个月,他就获得了美国宇航局的初级岗位。加入宇航局的三年后,他以客座讲师的身份到汉堡欧洲太空计划大学工作了六个月。在此期间,他与荷兰天体物理学家约翰·维德金相遇并相爱,他们在2048年7月成为同性伴侣。
如今他们相伴了近三十年。安杰罗在汉堡跟约翰好上的同时,也跟茉莉约会,这种可能我考虑了一下,然后就否决了。
马龙·哈比拉生于拉各斯,是两名教师的孩子。他能流利讲出六种语言,还牢固掌握另外八种的用法。他的研究生论文主题是双语儿童的语言学习。起初他受雇于欧洲太空计划大学,协助开发一种教给受训宇航员汉语的更为直接的方法,在此期间,他对新黎明号火星任务表现出兴趣。在汉堡工作多年以后,马龙作为高级通讯技术专家被美国宇航局挖走,搬到他一直居住至今的德州奥斯丁市。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他跟茉莉同期生活在汉堡。
我看马龙·哈比拉的照片就好像在照镜子。
我曾给茉莉看过照片并问她是否还记得马龙。当时她正处在一个清醒时段,我以为自己也许有机会从她那儿得到近似直接的回答。我觉得值得一试。茉莉会如何反应,你从来都拿不准。情况改善的时候你能跟她聊天,仿佛旧时光又回来一样。
可是月有阴晴圆缺,她情况最好的时候常常也是最难以捉摸的时候。问她叫什么,你都不能保证得到期待的答案。
当我给她看马龙的照片,她眼中充满泪水,接着她抢过照片,撕成两半。
“别跟我谈那个男孩。”她对我嘶吼,“我早就告诉过你。”
“你没说过。”我坚持己见,“你能告诉我他的情况吗?你知道他叫什么吗?”
她看了我一眼,不耐烦到了极点,仿佛我在问她地球是圆的还是扁的。
“他叫什么你清楚得很,”她说,“别哄我,你知道吗,我还没变成植物人呢。”她狠踩着地板冲出房间,一只脚有点拖拉,因为肌肉劳损已经开始影响她的左半身。我傻傻地盯着地板上被她撕成两半的照片,然后将它们捡起并扔进垃圾桶。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我上楼探视茉莉。她表现好转,完全平静下来,正一个人坐在床上,放松地朗读J·G·巴拉德的短篇科幻小说集《红沙滩》。
我问她是否需要什么吃喝,她摇摇头。等到下次我去探视的时候,她已经睡熟了。
我真相信马龙·哈比拉是我父亲吗?有时候我觉得毫无疑问肯定是他,还有时候我又觉得这根本不靠谱,只是我为自己编造的一个故事,好让世界看上去不那么失控与疯狂。众所周知,成长过程中不知家长——或其中一个家长——身份的孩子总喜欢异想天开,想象自己其实是公主,或者父母是勇敢的极地探险家,在恶劣的环境中丧生,诸如此类,等等。没人愿意听别人说自己的父亲其实是一名清洁工,因为偷窃进了监狱,而且对自己一点都不在乎。
“爸爸是名宇航员”听起来就好多了。
可问题在于,即使百分之百确定马龙是我的生父,我应该做些什么(如果有得选择的话)也不是很明确。
我在网上找到马龙的联系方式——这很容易——却记不起有多少次把已经动笔的邮件删除。亲爱的马龙,亲爱的哈比拉博士,最后还是亲爱的马龙,你不认识我,可我觉得自己也许是你的女儿。
就像茉莉特别喜欢的旧日迷你剧,夸张的三段式剧情讲述出生时分离的双胞胎,陷入禁忌爱情的上帝子民,以及泰坦尼克号失踪的幸存者。故事在一系列不可能的巧合中发展,他们的命运在令人窒息的管弦配乐中完全交织在一起。那些故事相当蹩脚,可的确很吸引人。当茉莉经历艰难时光的时候,她就会整日观看,一连五部,从头看到尾。
我可以猜出人们喜欢那种故事的原因,不管开始的情节看起来多么离奇,问题总会解决。等到影片结束,你总会明白情节经过,以及背后的原因。你懂我的意思吧,就是总有一个恰当的结局,人们在其中相拥而泣。
在马龙的故事里,恰当的结局是他搬到德克萨斯州,新黎明号惨剧发生一年后,他跟梅丽莎·桑伯格结婚,后者是在地面控制中心所谓车间里的高级工人。他们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艾伦、威拉德和小艾斯特——分别是十八岁、十六岁和九岁。
照片上他们看起来幸福快乐,我想说的是真正的快乐。我不得不问自己,如果发出邮件,那种幸福将会经历什么。
我不禁想起茉莉那次说过的,投几枚炸弹。
在某种程度上,如果最终证明托比·索因卡是我父亲,也许会更好一些。死亡是安全的,没有什么能改变,而且值得高兴的是,至少我知道父亲是一名英雄,人们会怀着同情和兴趣看我。真可以制作一部上乘的迷你剧,你能想象到结局,我和托比的亲戚不停地传看照片,相拥而泣,用哽咽的声音说“要是他知道就好了。”不管怎么样我会看这部剧,因为我情不自禁,看到结尾可能还会哭泣。我会在周六夜晚跟茉莉一起观看,我们坐在沙发上,中间放着纸巾和巧克力。
谁不想要一个合情合理的故事呢?
我下定决心如果复苏之风发射成功,我就发出那封电子邮件。
宇航员入住艾迪逊之星酒店后,我最头疼的问题是无休无止的媒体报导。索罗金娜和卡梅隆两人本身最不需要我们担心——他们只是两位特别的客人,直白点说,不管他们会对食物和室温挑剔到什么程度,也基本不会给我们造成麻烦。我们为那一周特意加强了安保,除此以外基本跟平常没什么不同。问题在于,我们的工作将受到细致的审视,宇航员入住酒店之前,猎奇的媒体只会坐下来抱怨。毋庸置疑的是,如果他们中的某位碰巧在垃圾仓发现一只老鼠,那么一个小时之内此事就会成为重大新闻。
《你从未远离老鼠:近距离接触艾迪逊之星临时新员工》
这足以让本尼心脏病发作,也就是说,不能有老鼠,火鸡肉不能欠火候,浴缸不能有水痕,不能出现财务管理不良和公司行贿事件,不能有人在狂欢中丧命。
至少在宇航员这档子事平安结束之前,这些都不能有。
对我来说,这基本上就意味着很多的加班,不过我不介意,说实话,我还很享受沉浸其中的感觉。你看见了,我知道酒店如何运转,甚至随着时间的流逝喜欢上它。唯一的问题是如何与工作脱开、分离。即使在家,我也在不断在心里确认着一项项的工作内容,尽量在错误发生之前将其遏制。有时候我发现自己直到凌晨都睡不着。如果再不小心的话,我最后就会跟茉莉一个样。
我想知道火星上会不会有孩子出生。把火星当做唯一真正家园的火星孩子。
想到我们也许会走到那一步很奇怪,但也相当奇妙。我们的地球在他们看来是什么样的?我们固有的大气层,自来水,边检、卫生和安全法,还有我们称之为国家的一块块土地上发生的战争都意味着什么?
对他们来说,我们像是国王、暴君,还是纯粹傻瓜而已?
今天早晨我把《太空旅行艺术》带到了酒店,为了防止损坏,我把它包进超市购物袋,跟我上班路上穿的运动鞋、帆布背包和备用的毛衣开衫一起塞进衣柜的最里边。我有个愚蠢的想法,詹娜·索罗金娜和文尼·卡梅隆来到时,我要请他们两个在书上签名。我明白这本书写于他们出生之前很久,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尽管如此,我还是想留下他们的某样东西,想让属于他们的某样东西跟我的联系在一起。他们离开以后我可以继续留作纪念,提醒我虽然他们已经成了火星人,可他们曾经是从这里出发的。
也许我的做法会保佑他们平安,我知道这听起来有多疯狂。
说来也怪,每次我想到他们发生事故时,脑海里出现的不是新黎明号,而是在希思罗机场上空不幸炸成火球的银河航班。
灾难发生时我正在学校,即使远在十几公里之外,我们也都听见了坠毁的声音。
电话打进来的时候,我正忙着签收大批订购的清洁用品补给——滴露、阿贾克斯、格拉辛、碧丽珠——这四种清洁剂,每种每个月都要用掉好几十加仑。员工上班期间我喜欢让他们关掉手机,因为手机太让人分神。可是因为茉莉,我得把手机带在身边。几星期甚至几个月它都不会响一次,可是你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响起。看见屏幕上闪过她的号码,我一下子就接了起来。
我念着她的名字,只是电话另一边并不是她,而是隔壁的邻居艾莉森·罗伯茨。
“她在房前,就躺在那里。”艾莉森说。显然,茉莉的手机也在那里,我觉得这很走运。
上一次茉莉自己外出是在什么时候,我已经记不起来了。
我打了本尼的私人号码,从不会被呼叫转移的那一个。我知道他在主持一个会议,不过我不管那些,忽然之间,我一点都不在乎。本尼肯定明白我遇到了紧急情况,因为他知道,别的情况下我不会打扰他,所以他很快接起电话。
“我必须得离开一下。”我气喘吁吁地说完之后,又尽可能地解释了发生的事情。他说可以的时候我已经跑向电梯。我需要去趟地下室,因为员工衣柜都在那里。我来到衣柜旁边,钥匙卡又不好使,等到终于打开柜门,里边的东西像潮水一样涌出来,我的衣服和杂物散落得到处都是。这种乱子是我最不想遇到的,我感到憋闷压抑,想要放声尖叫。
“真他妈倒霉!”泪水马上就要涌出来,我还在努力捧起一切,这时候本尼出现了。我发觉他一定是离开会议来到地下室的,这太不符合他的做事风格了,我只能认为他下来是要给我一顿臭骂。
不过,我想错了。
“别担心这里,”他说,“拿上需要的东西快出发吧。我给你叫了出租车——五分钟内它会在门前等你。我来收拾你的东西。”他朝地上比划了一下。当然,我禁不住觉得所有这一切简直尴尬到极点,可是没有时间细想,我得离开了。
艾莉森说发现茉莉时,她已经呼吸困难。医护人员很快稳定住她的病情,可我还是很担心。
“你确定这样可以?”我对本尼说,“我真抱歉。”
“非常确定。”本尼说,“如果需要的话,给我打电话,好吗?”
我花了点时间思考如果压力最终达到本尼的极限,他是否会失控发火。可我知道现在不适合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会的。”我说,“谢谢。”我抓起帆布背包,踩进运动鞋,然后便离开了。
茉莉身上出现的大多数问题——短期记忆力衰退、食欲不振、失眠、心神不宁——都不会危及生命,至少致命的因素不在这些现象之种,也不是这些病征本身。不过,她时不时地会呼吸中止,这种情况更令人害怕,发病时茉莉基本无法呼吸,第一次发作的时候,医生一直问我她是不是抽烟,每次我否认的时候他们都疑惑地看着我,显然他们觉得我在撒谎。
其实,呼吸暂停是无数微小的蘑菇状增生占据茉莉肺脏的内表面所致。大部分时间这些微小增生并不活跃,似乎也没有害处。可是它们周期性地扩张、膨胀、展开,结果就导致了呼吸暂停。
“肯定不是癌症。”医生坚持说。他们的声音里有一种真正的胜利感,似乎增生的非癌症特征是属于他们个人的功劳。可当我问他们,如果不是癌症是什么的时候,他们似乎从来无法给我明确的答案。说实话,我认为谁也没有真正的答案。那是一种全新的疾病。
无论是什么,它的好处是发展缓慢。可能等不到增生堵死支气管或孢子充满肺部,或者是其他某种更迅速的方式完全阻止她呼吸,茉莉便会因为上了年纪而去世。在她发病期间,医生给她打上一针肾上腺素,然后让她吸氧一个小时左右,用这种方法来缓解呼吸暂停。充足的氧气似乎产生了杀死蘑菇或消退增生之类的效果。不管什么原因,效果还是快得惊人。等我赶到病房时,茉莉正坐在病床上喝茶。
“你在这儿干什么?”茉莉对我说。
“我也许得问你同样的问题。”她是在挖苦我还是真犯糊涂,我也区分不出。有时逃过一劫她会产生妄想,或者精神错乱,怎么形容都行,反正就是大脑缺氧一段时间后的状态。
不过,茉莉看上去还行——至少这次没什么问题。她喝着茶,好像真的在品味。碟子里还有一块饼干,被咬了一口。不用提醒就吃东西是一个好现象。
我注意到一名护士给她梳了头,她看起来特别像那张老照片上和克拉拉外婆一起,我们仨在水库边时的样子。
“我挺好,艾米丽。”她避开了我真正的问题,还是一副老样子,差点诱惑我上当受骗。“你没必要为我早退,我知道眼下本尼比我更需要你。”她又喝一口茶,“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下班再来。不管怎么样,他们说我很可能明天就能回家了。”
她隔着杯口偷看我,笑得像个淘气的女学生——瞧我都干了什么?治疗之后她可能就是这样,像任何正常的母亲那样对我指手画脚,似乎纯氧清理了她的大脑。我知道这状态不会持久,可还是让我感觉想哭。
就因为又一次从鬼门关救回她。
有时候我都忘了自己有多么想她。
我坐在床边的塑料椅上。“既然已经来了,”我说,“你别想轻易甩掉我。”我去够她搭在床单上没端茶杯的手,她任凭我握住。过了一会,病房工作人员给我也端了一杯茶。坐在这里,没有责任在身,不需要行动的感觉真好。这里的运作方式我不了解,因此,去做、去改变、去控制的冲动了无踪影。
茉莉开始跟我谈起发病前她正在看的电视节目,还是一部关于火星任务的纪录片——毫无意外。我宁愿让她告诉我自己外出的原因,可她一挥手,仿佛赶走粘人的苍蝇一样回避了我的问题。
“那个女孩,”她没理我的问题,说道,“名叫詹娜的女孩,明天就要二十六岁了。你知道吗?她说不想要孩子,有工作就足够了。她极有可能在四十岁前死去。她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你生下我的时候比她还年轻,妈妈。”我说,“你知道自己当时在干什么吗?”
茉莉缓缓摇头,故意从一侧摇到另一侧。“不,我不记得了。”她说,“没有一点头绪。”
然后她说了些奇怪的内容。
“我不会每次都转危为安,艾米丽。我回不了家的那一天终究会到来。在那之前,你应该跟本尼谈谈。我们再假装下去都没什么意义,不会有用。”
手里的茶杯还很暖和,可我却忽然感受到一股寒意在全身涌动。等我问她在说什么的时候,她却拒绝回答。
我从医院出来的时候,下班的时间早已经过去,不过为了避免我离开后出什么差错,我还是决定回到酒店。我到客房部接班,发现离开期间没出乱子,然后就去找本尼。他呆在自己的办公室,桌前围着半圈空椅子,看来是刚刚开过会。本尼一个人,纹丝不动地坐在椅子里,借着桌上的台灯上阅读——一本书?他完全沉浸在书里,平常根本不会这样。
他发现我的时候一下子坐直了身体,脸上的表情——近乎恐慌——就像被我发现了什么秘密一样。他用力合上书,发出“啪”的一声。
不过他想要隐藏的努力是白费了。从哪儿我都能认出那本书,因为它属于我们,是属于茉莉和我的《太空旅行艺术》。
“艾米丽。”他在我脸上努力寻找天塌下来的表情,同时自己还是一副内疚的样子。这样的动作组合即显得怪异又算得上好笑,“我没想到你会回来,你妈妈怎么样?”
“茉莉没事了。”我说,“他们明天让她出院。你拿它干嘛?”
我指的当然是那本书,我的目光都没法离开它半点。本尼紧紧把它抱在身上,好像它是一块护盾。突然之间,我耳中充满了噪音,一种咆哮的声音。我想起茉莉和她对我说的话,我应该和本尼谈谈。
我想起本尼总是托我问候茉莉,想起很久以前茉莉提起本尼,说他拎着纸板提箱,穿着仿冒的李维斯牛仔裤来的这个国家,还不得不卖掉自己的金表付房租。
“艾米丽,”本尼再次开口,他呼唤我名字的声音——像是在为什么事情道歉——让我觉得更加奇怪。他又打开书并把它放在大腿上,翻到书的中间,我记得那里有一张双页展开的彩色照片,印着银河以及分散在其中又相互融合的群星,氤氲之中闪着亮光,如同乔治六世水库上泛起的雾霭。
本尼用手指轻轻在银河的照片上划过,发出轻微的吱吱声。我清楚那张纸究竟是什么感觉:摸起来很软,压实的尘土让人觉得毛茸茸的,很古老。
本尼抚摸书的样子好像自己就是它的主人。
我的心里一颤,仿佛整个世界突然加速行驶,疯狂地旋转在整个无垠太空的黑色背景中。
“我的一位老师给了我这本书。”本尼说,“他叫奥托·奥克拉,六岁时父母带他来伦敦后再没回去,不过他没留下。他回到弗里敦的高中教书,并一直呆在那里。他说英格兰太冷太拥挤,而且夜晚从来都没有黑得可以看见星星。他有种情结,觉得非洲比任何一块大陆都更接近外太空。他以前常说,‘我们从未失去生命的神秘感。’奥托痴迷于外太空。在漫长炎热的午后,他会让我们坐下来,给我们讲述第一次登月、第一座空间站和第一次绘制火星地图的尝试。他讲的像诗歌一样美妙,艾米丽,我从来都听不够。我学习星座名称和观星的方法,太阳系每颗行星的质量、体积和组成我都了然于心,我甚至学会自己绘制星图,图中的行星很遥远,我们一千辈子都无法抵达,不过我能看见它们,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不数山羊,而是看着天空数星星,按照记忆一个接一个地把它们认出来,就如同欣赏黑色丝绸手帕上的钻石。”
黑色丝绸手帕上的钻石。
我想拥抱他,虽然感到不明所以,我还是想拥抱他,告诉他我也有同样的感受,一直如此,我们有着相似之处。
相似之处,可不是嘛。
真相一直就摆在我面前,我为什么这么傻?
有一种书被称为魔法书,里边写满了咒语。我从没见过魔法书——是否真正存在我也不知道。可是《太空旅行艺术》总是让我觉得有魔法封在其中,似乎你一翻开书就会在瞬间来到别的地方,一连串耀眼的星球,无数种可能的未来,以及未来的未来。
所有那些动人心魄的闪亮通途,透过黑暗朝我们闪烁,仿佛灯光闪耀的时尚秀场。
我微微咳嗽,清清喉咙,却一点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在这儿得到第一份工作的时候,你妈妈简直要疯掉。”本尼平静地说,“她在电话里把我骂得狗血喷头,一言不发,让我感受到死神来临的痛苦。那是十年以来我们头一次交谈。”
“我本应该学医。”本尼过会儿又跟我说,“可那不是我的心之所向,除了要找到一个比我出身之地更大的世界,我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记忆如昨,我站在马路上抬头看这座酒店,凝视点亮的巨大星形标志,我仿佛听见奥托·奥克拉在说,你对它感兴趣,小本尼,这是个好兆头。我喜欢与人交往,喜欢四处奔忙,还喜欢夜晚的灯光,飞机起飞和降落,以及抵达之谜。你妈妈在我们交往之初送了我一本奈保尔的小说《抵达之谜》,当时她还对我有信心,我们的关系还挺好。我一直没时间阅读,不过书名我特别喜欢,喜欢到终于发现自己擅长管理等待人们抵达的酒店。
“要是我去看她,”本尼说,“她会介意吗,你觉得?”
“我管不着。”我耸耸肩说,心里想象着他们的重逢在电视剧中会怎么表现。本尼把茉莉嶙峋的手放在唇边,她靠在枕头上露出虚弱的笑容,低述本尼的名字。你看出这有多好笑了,是不是?“如果她把你脑袋拧下来,别怪我。”
詹娜·索罗金娜比她在电视上要矮些,留着棕灰色短发,眼睛是动人心魄的蓝色,看上去就像一名学生。
我问她能否在《太空旅行艺术》上签字时,她愣住了。“可这本书又不是我写的。”她说。
“我知道,”我说,“可这本书是有关太空的,是我爸爸送我的。你能为我签字留念的话对我意义重大。”
她用我给她的一支蓝色比克笔在书名页签字,把自己的名字写了两次,先是用大概在学校学会的连笔西里尔字符,然后在下边用了瘦长的大写拉丁字母。
“这样可以吗?”她问。
“太好了。”我回答,“谢谢。”
索罗金娜露出一个笑容,然后走向电梯,眼中流露出对我的理解。保镖走过去护住,她将前往第十层的新闻发布间,随后在地球上的这座酒店里,候场的摄像机和疯狂媒体人将把她团团围住。
这是我唯一也是最后一次近距离见她。
她就要离开地球,而且给我带来了更真切的参与感。
我希望有朝一日能把这个时刻告诉自己的孩子。突然之间,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体验。
要是知道我在楼下,本尼会杀了我。我应该呆在楼上的新闻发布间,确保饮料车都有人推。以往这种场合通常提供两种瓶装啤酒,今天,我们提供三种。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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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孙薇
题图 | 电影《太空旅客》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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