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蕾舞剧《游戏》（Jeux）

中文名称：

中文名称：游戏

外文名称： Jeux（法文）

剧本：瓦斯拉夫•尼金斯基（Vaslav Nijinsky）

编舞：瓦斯拉夫•尼金斯基

音乐：克劳德•德彪西（Claude Debussy）

布景和服装：莱昂•巴克斯特（Léon Bakst）

指挥：皮埃尔•蒙特克斯（Pierre Monteux）

首演：1913年5月15日由佳吉列夫的俄罗斯芭蕾舞团（Ballets Russes）于巴黎香榭丽舍剧院（Theatre des Champs-Elysees， Paris）

演员表：

年轻人…………瓦斯拉夫•尼金斯基

第一位女孩…………塔玛娜•卡尔萨维娜（Tamara Karsavina）

第二位女孩…………柳德米娜•斯科娜（Ludmilla Schollar）

 

1．剧情简介绍：

人物表：

年轻人

第一位女孩

第二位女孩

 

这是瓦斯拉夫•尼金斯基编导的第二部芭蕾舞剧，《游戏》与前一部《牧神的午后》一样，采用了德彪西的音乐，它是由佳吉列夫第二次委托德彪西创作的。芭蕾舞剧被认为是佳吉列夫的俄罗斯芭蕾舞团第一部以当代为背景的作品。

《游戏》描述了三名网球运动员在一个私人公园偶然相遇的情景：一名年轻男子追找着一只球拍打飞的球，偶然遇到了两名女孩。现在已经是晚上了，由于天黑无法进行恢复网球比赛，男孩对每个女孩的追求变得更加强烈，而没有决定他真正喜欢谁。女孩似乎被彼此吸引，有时对男人感兴趣。夜间网球比赛是对年轻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和性爱游戏以及他们三人调情的动态的隐喻。他们三人在相互拥抱中达到高潮。在球员们近距离躺在地上休息了一会儿后，他们分道扬镳了。

 

2．创作经过：

面对1913年观众兴趣缺乏的情况下，应该指出的是，尼金斯基为《游戏》构思的舞蹈思想使其成为第一部真正的现代芭蕾舞剧：与时俱进，编导将艺术技术与绝对自由的舞步结合在一起，占主导地位的手势，从半握的空拳，弯曲或缠绕的手臂到网球比赛中的几何运动和程式化的姿势。结果是，这部作品工作比《牧神的午后》更加深入地打破了传统，为未来的芭蕾舞剧与现代舞的融合开辟了道路。

《游戏》于1913年5月15日由佳吉列夫俄罗斯芭蕾舞团于巴黎香榭丽舍剧院低调首演，两周后，这场首演席卷了巴黎。芭蕾舞剧《游戏》面临的禁忌比以往任何芭蕾舞剧都多，而且自那以后很少。但它的违规行为非常微妙，足以绕开观众，几乎不被媒体注意到。

《游戏》开创了许多先河，尤其是尼金斯基是历史上第一位根据自己的想象力而不是现有故事或实际事件来设计芭蕾舞剧情的编舞家。在其它突破中，事实上《游戏》是第一部关于当时生活的芭蕾舞剧，尤其是关于青年文化的第一部芭蕾舞剧。24岁尼金斯基亲自担任主角，与他著名的舞伴28岁的塔玛娜•卡尔萨维娜和另一位25岁的俄罗斯帝国剧院的舞蹈家柳德米娜•斯科娜一起跳了三人舞，他们三人都因在米哈伊尔•福金（Mikhail Fokine）的编导的芭蕾舞剧中表现出色而受到观众的喜爱。

在1913年5月15日于巴黎首演的第一个晚上之后，《游戏》在那儿又进行了几场演出，随后俄罗斯芭蕾舞团来到伦敦，于6月25日在德鲁里巷剧院（Drury Lane Theatre）上首演时，标题被轻描淡写地翻译为《游戏时间》（Playtime）。网球比赛后，两个女孩和一个年轻人在公园相遇。这是黄昏。电灯会投射出阴暗的阴影。看起来足够纯真。但是从一开始，尼金斯基就打破了爱德华时代的行为准则，不仅男人玩弄两个同伴，女人也互相追求，最终三人形成了 “三个人共同生活”（Ménage à Trois）

1912年春天，在巴黎的《牧神的午后》丑闻发生后，佳吉列夫委托德彪西创作了这首音乐。在伦敦的那年夏天，尼金斯基与设计师莱昂•巴克斯特合作创作新的芭蕾舞剧。获胜的《牧神的午后》创作团队又聚在一起了。只是现在，在为尼金斯基的剧本创作乐谱时，德彪西心存疑虑，远离了创作过程。他只是通过与佳吉列夫和他的中间人雅克-埃米尔•布兰奇（Jacques-Emile Blanche）的通信和对话参与其中。雅克-埃米尔•布兰奇是一位画家、作家和俄罗斯芭蕾舞团的非官方经纪人。

经纪人想让尼金斯基编导一部关于三个男人的芭蕾舞剧。编舞把三角恋的概念转变成男女混合的三人舞，这给了他更多的戏剧性空间，也无疑减少了因审查制度而不能过关。在21世纪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自由是来之不易。同性恋在英国是非法的，虽然女同性恋关系在法国受到的谴责比在英国少，但在那个时期欧洲社会并不认可。尽管如此，英吉利海峡两岸的批评人士还是忽略了芭蕾舞剧中的性政治，或许是因为剧中的女性角色看起来如此年轻、天真、青春。

尼金斯基创作《春之祭》和《游戏》的那一年，在很多层面上都是压力重重，不仅是在努力打造他所谓的“新舞蹈”，还有生活的其它方面。在俄罗斯芭蕾舞团不断在欧洲巡演和表演期间，加上他的流感和与佳吉列夫的口齿不佳，尼金斯基沉思着《游戏》。他在1912年夏天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始，然后放弃了一段时间，可能是因为他的妹妹布罗尼斯拉娃•尼金斯卡（Bronislava Bronislava）（演员阵容的关键人物）怀孕了，被柳德米娜•斯科娜取代。此外，他似乎已经到达了阻止他情节中的一个片段： “三个人共同生活”（Ménage à Trois）。当他确实在首演之前结束的时候，我们认为他对剧情的解释已经改变了。

由编导供给我们能够理解这些模棱两可色情的关键时刻第一把钥匙，是由编导本人留下的日记，在其中写着：“《游戏》是隐喻佳吉列夫想要的生活：他想拥有两个喜欢的男子做情人，他经常邀请我让他放纵，但我一直拒绝。在芭蕾舞剧中，男孩代表了佳吉列夫本人，两个女人代表着两个理想的恋人。我只是改变了两个角色的性别，这样在舞台上表演就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然而，根据其他批评家的看法，这首舞蹈诗将描绘所谓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Bloomsbury Group）的自由主义者服装，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是由才华横溢的朋友伙伴关系组成的，最初由剑桥学生在1900年代左右成立，他们聚集在一起面对自由的政治讨论。以及和平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共同理想为基础的艺术。他们的关系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通过个人信仰的工作而不是团体的实践，所实践的思想将破坏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道德和艺术正统观念以及父权制社会的价值观，削弱英帝国主义，欧洲殖民主义的衰落，支持女权运动并影响了从作家到摇滚乐手的新一代艺术家。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后来著名的佳吉列夫俄罗斯芭蕾舞团的舞者莉迪亚•洛波科娃（Lydia Lopokova）的丈夫，作家E. M.福斯特（E. M. Forster）和该小组的其他成员将与第一批追随者之一的两个妹妹，以及最初核心人物，两个成员的未来妻子一起加入：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Virginia Wolf）和画家温妮莎•贝尔（Vanessa Bell）。似乎该团体的某些成员对双性恋和同性恋的习俗并不陌生，无论如何，在这种态度被认为非常受谴责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明确讨论性问题。

尼金斯基在《游戏》中很好地捕捉到了英国爱德华时代的特色，回忆起他和巴克斯特在一个明亮的夜晚，看到他的画家邓肯•格兰特（Duncan Grant）在布伦瑞克广场（Brunswick square）的奥托琳•莫雷尔（Ottoline Morrell）夫人的网球场上打网球。“啊，这是什么装饰啊”他们叹气道，当这个年轻人穿着他的白色衣服在花园的深绿色的衬托下飞奔时。奥黛丽夫人是尼金斯基唯一能用有限的法语和几乎不存在的英语交流的伦敦女主人和赞助人。他经常去看她。在她为他和俄罗斯芭蕾舞团举办的派对上，他遇到了斯蒂芬（Stephen）姐妹——画家温妮莎•贝尔（Vanessa Bell）和年轻的妹妹儿，他们将在一年内结婚，出版了第一本书，并以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而闻名。

这对姐妹和邓肯•格兰特之间已经有了三角关系。他们都去参加了奥托琳的派对来观察尼金斯基，但尼金斯基在他们的比赛中打败了他们，观察他们如何移动，静止状态以及彼此之间的观看方式。我们相信，这些“布鲁姆斯伯里团体”里的人物，是在《游戏》中的三人组的模特。格兰特对男性角色的影响被广泛接受。但在与尼金斯卡的女儿艾瑞娜（Irina）（改变芭蕾舞剧舞演员阵容的婴儿）的讨论中，才揭示了她与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她的妹妹之间的联系。（在《游戏》中，尼金斯基探索了英国的克制和“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许可，将这种悖论嵌入了一个由简化的古典舞步组成的紧张结构中。

1912年夏天，邓肯•格兰特和弗吉尼亚•伍尔夫合住在布伦瑞克广场，温妮莎•贝尔则住在仅几个街区之外的戈登广场（Gordon square）。他们很可能会在任何一个住所的草地上一起打网球。但忙于排练的尼金斯基不太可能来看他们的比赛。他本可以在奥特琳夫人的球场看这三个人一起比赛的，不只是格兰特，但这也不太可能。她对自己和尼金斯基在一起的时间有强烈的占有欲，她写了自己每次拜访朋友时，朋友们都拿她对这位舞蹈家的痴迷开玩笑，嘲笑她。

《游戏》中的“三人组”里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里模特们是否曾在舞台上看过芭蕾舞剧，以及尼金斯基为他们刻画的肖像。人们试图把格兰特、贝尔和伍尔夫从1913年6月下旬到7月的时间定位在德鲁里巷。都无济于事。然而，我们可以追踪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邓肯•格兰特本质上是同性恋，但他和温妮莎•贝尔开始了一段亲密的艺术联系，很快就变成了一段真正的恋情。与此同时，一些“布鲁姆斯伯里团体”里的朋友认为格兰特是弗吉尼亚的潜在丈夫，直到1912年7月，她与另一位住在布伦瑞克广场的房客——作家伦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订婚。首演的那个夏天，温妮莎•贝尔大部分时间都不在伦敦，和她的丈夫和孩子们在一起，所以可能会错过《游戏》。我们认为格兰特确实看了芭蕾舞剧。1913年，他为一位网球运动员画了一幅充满活力的画，他有着一双有力的尼金斯基式的大腿，穿着和巴克斯特一模一样的服装。当然，格兰特可能在杂志上看到过《游戏》的黑白照片。但他很可能看到了芭蕾舞剧。格兰特和奥特琳夫人一样迷恋尼金斯基。多年来，他在派对上模仿舞蹈演员表演，并绘出了让人想起《游戏》舞者的图画。

自从俄罗斯芭蕾舞团于1911年第一次来到伦敦，弗吉尼亚•伍尔夫就爱上了它。在那一季，她出现在佳吉列夫芭蕾舞剧舞团的作品《克娄巴特拉》（Cleopatra）中由艾达•鲁宾斯坦（Ida Rubinstein）饰演的同名角色的一个化装舞会上。维吉尼亚和她的丈夫伦纳德经常去看俄罗斯舞者的表演。在1913年7月的第一周，她短暂地呆在伦敦，可能在德鲁里巷看到了《游戏》。然而，就在那个月，她又一次精神崩溃，这一次她试图自杀。尽管“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艺术家和作家习惯把对方作为作品的主题，但我们怀疑这对姐妹即使看过芭蕾舞剧，也不会在舞台上表明自己的身份。但格兰特可能看到并认出了他自己。尼金斯基对这三人组和“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人物的认同可能是无意识的，尽管温妮莎和弗吉尼亚的姿势以及邓肯的姿势在照片和绘画中似乎是确定无疑的，这些照片和绘画从《游戏》留存下来。

尼金斯基的伟大成就是在这部看似轻浮的芭蕾舞剧中找到了引人入胜的地方，佳吉列夫最初将其称为“一场网球赛后孩子们在公园里调情”。《游戏》的作用是通过强烈的联结和三人组的结合慢慢形成的。在一刻钟左右的时间里，这三个人从日落到黎明发生了很多事情，他们在草地上的三次幽会被旁边网球的撞击声打断了。尼金斯基称《游戏》是一部“舞蹈诗”，在灯光下呈现飞蛾的影像，社交聊天的片断化为手势，火鸡小跑和探戈的片段，保罗·高更（Paul Gauguin，1848-903）摆出的姿势，以及弗兰科·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1918年6月18日-2003年9月25日）画的那些没有表情却充满意义的脸。伦敦《泰晤士报》的一位评论家对这些舞者表示同情，希望“解开他们的四肢，让他们获得自由”，并建议用“面具”遮住他们空白的脸。

正是尼金斯基揭示了《游戏》中不祥的黑暗中心，加深了巴克斯特的欢乐花园和德布西的狂想曲、爵士曲风的重要性。《游戏》的孕育过程中在“布鲁姆斯伯里团体”里，尼金斯基受到了那个时代所有的“主义”的影响——法国后印象派盛行，英国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和和平主义蓬勃发展。在重新构建的《游戏》中，当音乐从华尔兹的常规3/4节拍变化转变为2/4拍子时，这三个人似乎走向了他们的末日。在所谓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男女比例为1：2。尼金斯基似乎把这一不祥的预兆变成了芭蕾舞剧的高潮，他从大英博物馆周围树木葱郁的广场上预感到的寂静，以及他从周围的肢体语言中看出的性和政治的紧张气氛。有句谚语说，“布鲁姆斯伯里团体”里的人“生活于方寸之间，爱情中三角纠葛”（loved in triangles and lived in squares）。尼金斯基抓住了他们几何形式生活的意义。当华尔兹继续加速时，重现时的舞者们疯狂地互相切入。他会去吗?他会回来吗?对我?给她吗?我们还会在一起吗?他们拥抱，为了宝贵的生命而坚持。

在那之后不久，根据尼金斯基在钢琴乐谱上所作的的粗略注释，芭蕾舞剧的决定性时刻到来了。他写了俄语单词“чрех （chrokh）”，意思是“罪过”。它发生在，就在三人“表现得像疯子”之前，然后，正如他所说，他们“疯了”，“欣喜若狂”。尽管注释只给出了粗略的想法和偶尔的动作线索，但它们显示了编舞者的思考。然而，这些注解就像尼金斯基的日记一样，更多地告诉我们他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的。

尼金斯基标记为“罪过”的段落出现在音乐中，此时三人组从月光下的幻想转向现实。在他的注释中（可能是在此过程的早期做出的），尼金斯基仅仅补充了舞蹈家是“踮起脚尖”的指示（他实际上打算像那些女人一样穿芭蕾舞剧鞋，但放弃了这个想法）。他当时的助手，玛丽•兰伯特（Marie Rambert），坚持认为在《游戏》的足尖指的是3/4足尖上。在排演中的动作是三个舞者的散步，他们高高站在 3/4脚尖上，僵硬地排成一行，仿佛拿着玻璃球，这是威廉•普洛默（William Plomer）关于“一战前最后的世界和平”这首诗中的“水晶时刻”。尼金斯基的角色与前面的柳德米娜•斯科娜角色发生了碰撞，并摔倒在地，失去了球，仿佛他的生命正在他周围崩溃。这个注解的逻辑是，这三个人对某种冲击的反应都是疯狂的，然后是狂喜的。尼金斯基在这首曲子再次写下了“罪过”，当时三人拥抱在一起，交叉着他们的手臂，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佳吉列夫称之为“喷泉”，并宣布这是一部杰作。但是现在他们通过挤压在一起来，使运动更加激烈。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性吸引力已经变成了彼此的绝望。

从日记的事后看来，尼金斯基和德彪西一样，显然不赞成三个人接吻。然而，他成功地将《游戏》推向了高潮，引起的不安远比德彪西的评论家所说的“拘谨”要深刻得多。当这三者屈服于三人关系时，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恐惧的信号，生存的希望，面对共同威胁时团结一致的信号。正如瓦伦丁•格罗斯（Valentine Gross）的一幅柔和的粉彩画所暗示的那样，这并不会削弱“三个人共同生活”对情爱的承诺。我们相信，尼金斯基“失去”了他的妹妹（他的缪斯女神和知己，他的另一个性别的替身）引发了一种疏离感，使他有一段时间无法参与《游戏》的创作。我们还认为他在三个人接吻的问题上有些矛盾。但是，在他被迫完成芭蕾舞剧首演时，似乎重新定义了自己的失落感和冲突感，把它变成了更大的战争威胁。“布鲁姆斯伯里团体”预见了他们的快乐花园的终结，他们这一代人的消亡以及可怕的空中轰炸。我们认为，这就是在《游戏》的结尾，网球撞到舞台上的意义。

这部作品完全是对未来世界的预测，通过电光的魔力来想象。在设定这一场景的过程中，尼金斯基从一个迷人的关于日落时分公园里三个人的故事，变成了一个关于夜幕降临时两个绝望的女人和一个年轻男人的故事——那个夜晚就是伟大的战争。当德彪西写道“暴力”前夕曾经臭名昭著的三个人接吻，它不再是一个三个人接吻， 而是三个人纯洁身体的代表，站在一起，他们只是挽着胳膊，然后慢慢地融化在泥土里——一个非常不同的高潮！

3.《游戏》的遗失

尼金斯基的创作不是很成功，仅仅演出了五场后就从保留剧目中消失了，因此作品就遗失了。

1913年5月下旬至7月下旬，在巴黎和伦敦举行了《游戏》首演。这是这样佳吉列夫从未复排《游戏》，甚至没有换一个编舞，就像他在1920年让马辛对《春之祭》重新编导所做的那样。在战争年代，尼金斯基因为1913年秋天在南美巡演时因结婚而受到冷落，为此佳吉列夫把他从俄罗斯芭蕾舞团开除了。就在巡演开始前，尼金斯基得知佳吉列夫正在从剧团的保留剧目中删除了《游戏》和《春之祭》；歌剧院的院长们不想看到尼金斯基的现代主义异象，他们要求福金的回归。也许尼金斯基把与匈牙利社会名流罗莫拉•德•普尔斯卡（Romola de Pulska）的婚姻视为一种保存和追求他的舞蹈革命的方式。

然而，当尼金斯基1914年在伦敦组织自己的演出季时，他只在自己的作品中加入了《牧神的午后》。本演出季失败。佳吉列夫嘲笑他。然而，在1916年，当俄罗斯芭蕾舞团由于在欧洲的敌对行动而停演时，大都会歌剧院提供了一次北美巡演，条件是由尼金斯基担任团长。佳吉列夫同意了。战争爆发时，尼金斯基和他年轻的妻子在布达佩斯。作为敌人，他被软禁了起来。大都会的巡演让他获得了自由，但大家都说，演出剧目是由大都会歌剧院决定的，既不包括尼金斯基的《春之祭》，也不包括他的《游戏》

然而，在巡演期间的一次有趣的采访记录了这位编舞家在这个时期对他工作的一些想法。评论家H. T.帕克（H. T. Parker）于1916年11月为《波士顿晚报》（Boston Evening Transcript）撰稿，复述了这次采访，毫无疑问，尼金斯基的话中融入了他自己独特的声音。但采访揭示了《游戏》当时的地位：“在《游戏》中，尼金斯基试图简化和灵性化轻浮的幻想，直到观众忘了它正在寻找的是正在往返网球的年轻人，昨天，今天，明天，感觉只有不断更新的年轻情绪，反复无常，消遣和情感的游戏。”

这种对《游戏》不冷不热的描述与佳吉列夫最初的宣传相符。芭蕾舞剧的暗流一无所获，甚至连法国和英国关于“爱情游戏”（jeux d’amour）和“体育游戏”（jeux de sport）的报道文学中那种令人焦虑的委婉语也没有。尼金斯基肯定在想，除了牧神，还会不会有别的东西再上演。

在妻子的催促下，北美巡回演出之后，尼金斯基于1917年拒绝了与在马德里与佳吉列夫恢复友好关系。突然间，尼金斯基夫妇从瑞士的公众生活中消失了，他在瑞士圣莫里茨（St. Moritz）别墅的阳台上独自训练。他画了大量的抽象画，对舞蹈理论做了笔记，为了对抗复发的抑郁症，他在1919年1月创作了一场告别独舞表演。然后，他写下了他著名的日记，其中透露了他对自己编舞的深刻否认。《春之祭》没有被提及。他只是简单地把《游戏》看做是佳吉列夫关于一对男性情人的幻想。尼金斯基和他的妻子去了苏黎世，想为他的日记找到出版商。相反，他被送进了众多精神病院中的第一家，在那里，日记被用作他疯狂的证据。

4. 后续版本

芭蕾舞剧的其他版本包括让•伯林（Jean Börlin）于1920年为苏多伊芭蕾舞剧舞团（Ballets Suedois），彼得•达雷尔（Peter Darrell）于1963年为西方剧院芭蕾舞剧舞团创作（Western Theatre Ballet），弗莱明•弗林特（Flemming Flindt）于1973年为巴黎歌剧院创作，苏珊娜•埃格里（Susanna Egri）于1984年为罗马奥林匹克剧院（Teatro Olimpico di Roma）编导的版本 。

1996年，米利森特•霍德森（Millicent Hodson）和肯尼斯•阿切尔（Kenneth Archer）为维罗纳爱乐剧院（Verona Philharmonic Theater）重新复排了尼金斯基的版本，由维罗纳芭蕾舞剧舞团演出，在这里拥有一批经验丰富的世界级独舞演员：斯卡拉芭蕾舞剧舞团的卡拉•弗拉奇（Carla Fracci），乔佛里芭蕾舞剧舞团（Joffrey Ballet）的比阿特丽兹•罗德里格斯（Beatriz Rodriquez）和英国国家芭蕾舞剧舞团和的亚历山德罗•莫林（Alessandro Molin）。这一版本由北卡罗莱那大学艺术学院（UNCSA）上演，由校长约翰•莫切里（John Mauceri）指挥，17岁的高中生克拉拉•苏帕菲妮（Clara Superfine）饰演第一位女孩；18岁的高中生谢尔比•芬妮（Shelby Finnie）饰演第二位女孩和20岁的大学二年级学生安东尼•西格勒（Anthony Sigler）饰演年轻人。

2000年，皇家芭蕾舞剧舞团在科文特花园上演，由首席女舞者黛博拉•布尔（Deborah Bull），布鲁斯•桑索姆（Bruce Sansom）和吉莉安•里维（Gillian Revie）主演，他们都已30多岁，处于人生的顶峰，已经开始考虑从舞者到编导的职业转变。

2001年罗马歌剧院和2009年芝加哥乔佛里剧院复排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