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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玛莉娅 ·临光】限时活动中，玩家借由临光家小女儿及其周遭形形色色人士的不同视角，对卡西米尔骑士的历史和现状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时代的变迁导致原本作为国之栋梁的骑士阶层不断衰落，骑士鞍前马后的扈从反而借助对骑士财产的经营而成为了新的强有力统治阶级；“让每一位骑士通过竞技赢得荣誉，磨炼技艺”不过是粉饰太平的花言巧语，随着社会财产流向的变化，骑士的实际地位一落千丈，最后在经济发展的资本化浪潮中沦为徒有门面、实则为富商大贾提供余兴的竞技玩具。

站在这一角度，骑士竞技和骑士作为“同气连枝”的产物，二者相互影响，一方面导致骑士阶层的没落，另一方面也造成骑士竞技过度商业化的恶果——事实上，除了对卡西米尔骑士处境的展现，以“资本在竞技活动中的引入”为切口，本次活动的剧情还涉及到了一些社会意识形态变迁中的内容。本文将尝试结合相关的真实历史，从“骑士阶层的发展及衰亡”的角度，对本次活动的剧情进行一定的发散阐述，并讨论“骑士概念在发展过程中的数次内涵变化”、“真实的骑士竞技与骑士的关系”、以及其对历史和社会带来的持久影响。

卡西米尔的基础设定大多以位于东欧地区的波兰为原型，但有关骑士的部分则是脱胎自西欧。研究欧洲历史时，西欧骑士阶层是一个永远无法绕过的话题。作为统治欧洲封建社会长达十个世纪的军事统治阶级的代表，“骑士”与体现其风貌的文学、艺术等各方面事物一起，成为吸引人们回溯那段“黑暗时代”（Dark Age）的原因之一。俗话说“一个广泛存在的背后往往有种种因素长期持久的综合交互作用”，使得骑士成为欧洲中世纪封建统治的代表和中坚力量的原因，正是欧洲历史上军事与政治的综合作用，以及欧洲在时代变迁下不得不面临的军政转型。在讨论这部分内容之前，我们有必要对骑士的起源有一个初步的认知，这就涉及到与之相似、但实际内涵表现却大相径庭的另一概念——“骑兵”。

Ⅰ.骑兵与骑士：近东-西亚及古罗马的传统溯源及第一次概念转变

需要明确的一点在于，“骑兵”（cavalry）和“骑士”（knight）并不能混为一谈——后者的诞生时间要晚于前者，严格来说，前者自诞生以来便是一个军事名词，而后者是先具备政治性质、在其基础上阐发出军事性的一个概念。军事史研究者认为，真正意义上成建制、并得到较大规模使用的正规“骑兵”（区别于零散的散兵游骑），诞生于公元前10世纪建立在两河流域的军事帝国——亚述（Assyria）。尚武的亚述人奉行军国主义，自建立国家以来便不断发动对外战争扩张领土，对外扩张的需要反推其不断对军事作战方式进行变革，从而使得“骑兵”这一跨时代的兵种率先在亚述的军事科技树上被点出来；前745年的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Tiglath-Pileser III，？—约前727，也称提格拉·帕拉萨三世）改革又进一步以专门化形式固定下来，形成重骑兵、轻骑兵、弓骑兵三种形式，为亚述帝国的进一步扩张提供了先决条件；

而“骑士”这个概念，则是在前6世纪的罗马王国才初次出现。一般认为，算上传说中的罗慕路斯（Romulus，？前771-？前716），从前753年到前510年的时间内共有7位王统治罗马，因此这段时期被称为罗马的“王政时代”（Regal period）。“王政时代”是氏族社会与奴隶社会的交替时期，其前期的武装力量建立在氏族部落的基础上，确立了3000步兵和300骑兵的建制武装力量；到第六王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Servius Tullius，？-前534）统治时，他根据罗马王国发展和扩张的需要而主导了一系列社会军事改革。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全体公民进行财产普查，依据财富多寡划分为5个等级。根据等级财富的不同，每个等级组建不同数目的“森都利亚”（Centuria，即“百人队”），第一等级组建80个森都利亚，二、三、四级各出20个，第五级出30个；除此之外，第一等级最富有的一部分公民还组成18个骑兵森都利亚，这18个森都利亚、共1800人的骑兵，也被称作“骑士”（eques）——这便是西方文化中最早的“骑士”概念。

在诞生之初，“骑士”是一个带有较强军事性质的政治概念。骑士们首先是享有政治权力的高级贵族，其次是依托财富为罗马履行军事义务的军事人员；但是，在罗马共和国的后续发展中，“骑士”的定义发生了改变。第七王卢修斯·塔克文·苏佩布（Lucius Tarquinius Superbus，？－前496，也称“高傲者塔克文”）昏庸无道，打压第一等级贵族的势力，大兴土木、肆意扩张，最后于前510年被贵族和平民联手推翻，标志“王政时代”的终结和共和国的建立。经历长达4个世纪的不断扩张，到伟大的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前100-前44）去世时，罗马共和国已经发展为地跨欧亚非三大洲、将地中海纳为内海的庞大国家；

就是在共和国统治时期，“骑士”这个概念迎来了第一次具体内涵的变化。随着共和国的海外扩张和奴隶制的确立，海外贸易及连带的金融商业得到发展，一部分从事商贸往来、包税、业务承保和高利贷发放的大奴隶主积累了巨大财富（根据罗马传统和习惯法，作为最高级贵族的元老院成员是不允许经商的），形成了一个新兴的富有阶层，这个阶层就是俗称的“骑士阶层”。相较于垄断上层地位的元老和贵族，骑士阶层在政治上并没有实权，但他们可以担任军中职务，且其雄厚的资产使得他们成为共和国内不可小觑的一股势力；政治权力的缺失促使骑士阶层与元老贵族不断争权夺利，但与后者同属奴隶主统治阶级又让骑士们与元老贵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微妙联系。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共和国末期“后苏拉时代”名声显赫的“前三头”之一——马库斯·李锡尼·克拉苏（Marcus Licinius Crassus，前115-前53）。克拉苏出身于贵族家庭，其父普布利乌斯·克拉苏是元老院议员，同时也是罗马首富——按照“元老不能经商”的规定，这其实是一种极为反常的现象；但当时的骑士阶层势力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导致许多眼红的元老也开始以各种名目攫取财富。克拉苏本人也依靠发放高利贷、成立消防队（当时的罗马房屋密集，极容易起火。克拉苏遂重金雇佣罗马军人组建了一支消防队，在房屋起火时诱使屋主以极低价格将受灾房屋买给自己，让消防队扑灭火灾、重新修缮房屋，之后以高价转手出租）等手段成为当时的罗马首富，为自己进入政坛奠定坚实的财富基础；

这里提及克拉苏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将在接下来的条目中再次出场。这位富甲一方的罗马首富将在一场具有极大战术意义的战役中迎来自己狼狈的终结，并以生命印证罗马军队战术上的短板和薄弱性。

Ⅱ.封建骑士的诞生：“后罗马时代”的战术转变与蛮族与蛮族

之前提到，塞尔维乌斯改革改组了军队建制，设置了18个骑兵百人队“森都利亚”。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代表塞尔维乌斯及后续的统治者十分倚重骑兵的力量；相反，促使塞尔维乌斯进行军事改革的反而是由伊特鲁里亚（一个位于今天意大利中部的古代城邦国家，希罗多德称其为“吕底亚”）传入的重装步兵方阵，骑兵仅仅起到为步兵方阵提供援助的作用——这一点从骑步兵的百人队数量差别就可以看出。军团制建立后，罗马军队更加倚重重装步兵军团（尤其前2世纪末的马略改革，更加强化了重装步兵在军团中的地位），虽然在布匿战争中一度出现过大西庇阿（“阿非利加征服者”西庇阿/Scipio Africanus，前236-前183）这种擅长骑兵战术的杰出将领，但骑兵一直被视为是参与军团综合作战的“特殊部队”、而非一支专门化的特殊“军种”；这些在战术方面颇有建树的将领一般也不被视为“骑兵将领”、而被认为是擅长综合调略的“军团将领”。

平心而论，军团制对将领的综合素质有着极高的要求，多种部队配合作战也确实有着相当程度的威力；但这也导致罗马军团变成各项都差不多平均的“多边形战士”，在某些专精一门的部队，比如精锐骑兵部队面前，反而会显得力不从心——最好的例子就是发生在前53年的罗马-帕提亚战争。

这场战争并没有正式的名称，因此研究者通常用交战双方——罗马共和国和帕提亚帝国（Parthian Empire，也就是我国古代所说的“安息帝国”）来称呼。帕提亚是中东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有着深远的骑射传统，而傲慢的罗马人很快将在他们手上尝到苦头：前53年5月爆发的卡莱战役（Battle of Carrhae）中，“前三头”之一的马库斯·李锡尼·克拉苏（Marcus Licinius Crassus，前115-前53）统帅的7个罗马军团在帕提亚贵族苏雷纳（Surena，？-前53）不足2万骑兵的攻势下毫无还手之力。苏雷纳充分利用帕提亚的骆驼驮兽资源，在战场上准备了大量备用箭矢，他的弓骑兵与罗马军队保持射程距离，将龟缩的重步兵团团围住，并向他们放出潮水般的箭雨。罗马军队的复合木质盾牌无法抵御反曲弓的射击，许多持盾士兵的手被箭矢死死钉在盾牌上；而一旦罗马军团主动出击，帕提亚重骑兵就会阻挡其去路，迫使罗马人收缩阵线，之后重复箭雨的屠杀。就这样，罗马军队在帕提亚骑兵的攻势下溃败如潮，最后连主帅克拉苏都死在了卡莱。

卡莱战役是一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战役，是欧洲古代军事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节点。苏雷纳和帕提亚人的胜利充分证明了骑兵在长途奔袭和围困等方面的优越性，同时也暴露出罗马自前6世纪塞尔维乌斯改革沿用至今的单一重装步兵战术的弊端。之后，放弃共和、拥抱帝制的罗马人从与东方各势力的交战中汲取教训，在自己的军队中也提升了骑兵等其他兵种的部署——兵种的增加意味着军团的扩编和征兵数目的增长，这就迫使罗马帝国开始更多地向罗马公民范围之外的治下群体进行征召；另一方面，自帝国建立以来就从未消失的军事政变如幽灵般盘桓于帝国的上空，又迫使掌权者——皇帝及意欲将其拖下王位的亲信或高级军事统帅——选择在帝国内势力不深的外族人担任自己的亲信，这就使得外族人在罗马军队内的比重不断提升。

这么做确实有其合理之处：军队内罗马出身者已趋近饱和，帝国境内的罗马公民越来越难以动员，而边防的需要又使军团数量只可增不可减，因此统治者自然会出于“物尽其用”的考量，将周边的被征服者收编或混编为新的军团。以日耳曼人为例：与罗马人纠缠已久的日耳曼人早在凯撒时代就被视为罗马的劲敌；但罗马人一直没有腾出精力、也没有能力将这个刺头邻居彻底消灭，公元前9年的条顿堡森林战役（Battle of the Teutoburg Forest）更是将奥古斯都部署于莱茵地区的战略布局彻底摧毁，罗马人不得不放弃继续扩张的计划，接受与日耳曼诸部落长期共存的局面，并力趋同化日耳曼贵族、将其内化为帝国的助力；

就这样又过了几百年，时间来到公元4世纪。彼时罗马帝国已分裂为东西两部分，而西罗马当时正深陷于战争泥沼之中。原因无他，仅仅是4世纪下半叶匈人向西迁徙带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西罗马不得不再次正视来自日耳曼各部落的威胁——匈人向西推进，迫使日耳曼部落继续向西进入罗马境内寻求生路，而这种时有时无的入侵、突袭与迁徙，使得西罗马陷入政治军事上的“神经衰弱”；与此同时，帝国军队中比重越来越高的蛮族兵力（到公元400年左右，罗马军队中日耳曼人的比重已接近半数）也开始成为一个极度不稳定因素——蛮族军队虽然被编入罗马的军团，但一旦发生哗变，蛮族大都选择拥立自己部落的领袖而非支持罗马统帅；最后，不列颠诸岛的撒克逊人和日耳曼北岸的日耳曼部落也为当地的罗马驻军带来了压力，自哈德良皇帝时期建立的边防优势被打破，导致罗马军队不得不于408年全面撤出不列颠，标志着罗马北方防线的收缩和对英伦诸岛主权的彻底放弃。

于是，罗马终于咽下了自己种下的苦果。在漫长的掠夺、入侵和攻伐往来后，内外交困的西罗马于476年被蛮族骑兵灭亡（讽刺的是，造成西罗马灭亡的原因既有罗马一贯采取的“以蛮制蛮”军事移民政策，同时还有东罗马帝国的祸水东引）。文明的火种熄灭了，西欧进入长达数个世纪的“黑暗时代”；自希腊时代传承而来的军事传统被彻底埋葬在罗马的废墟中，罗马式“重装步兵+骑兵辅助”战术被时代和现实联手推翻，取而代之的是日耳曼人主导的对欧洲军事战术的解构和重建——在这种大背景下，如今人们熟知的封建骑士阶层逐渐崭露头角；而促使这一局面形成的，是另一支“蛮族”对“蛮族”日耳曼人的侵攻。

在入侵罗马的同时，东日耳曼人中的一支建立起蛮族政权，在摧毁罗马后定居于高卢南部——也就是人们熟知的西哥特王国（Visigothic Kingdom）。西哥特王国开创日耳曼人建国的先例，之后，日耳曼人的各个分支纷纷建立政权，在欧洲形成数个林立的国家，法兰克王国、西哥特王国、东哥特王国、汪达尔王国都是这一时期的典例；

其中位于北非的汪达尔王国是一个焦点。凶残的汪达尔人以对罗马秩序的破坏和亵渎而著称，但到了6世纪中期，国力衰退的汪达尔王国已无法阻止国内反抗势力的兴起，不得不屈服于东罗马帝国，最后于533年被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所征服；而引发汪达尔人统治危机的，就是后来与骑士的诞生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柏柏尔人（Berber）——他们在欧洲还有另一个称呼，叫“摩尔人”。

8世纪初，柏柏尔人、北非阿拉伯人等被日耳曼人称作“摩尔人”的群体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向伊比利亚半岛的西哥特王国发动了突袭。在摩尔人摧枯拉朽的攻势下，西哥特于714年覆灭；之后，摩尔人视线北移，意欲翻越比利牛斯山脉继续扩张，却被法兰克王国的军队挡在了门外（详情请参考cv7214614）。挡下摩尔人铁蹄的，正是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宫相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688-741）、以及封建等级土地所有制下聚集的采邑骑兵——后者正是封建骑士阶层的一部分。

日耳曼人毁灭罗马后，将瓦解的罗马奴隶制和日耳曼氏族公社结合，初步建立起封建式的土地所有制，并借助基督教的信仰影响加以维护政权的统一。法兰克王国的墨洛温王朝在此基础上还设立名为“采邑”（beneficium）的土地或金钱赏赐，作为对履行军事义务的臣属的恩赏；查理·马特担任宫相后，对采邑制进行改革，将旧有的“财地赏赐”改为“封地赏赐”，即将土地和其上的农民一同作为采邑分封给功劳者。作为交换，受封者必须履行骑兵义务，为王国提供军事服务；受封者可以终身独占土地，但不可世袭，因此受封者往往选择将采邑进一步分割，以赐给下一级的臣属、换取其对自己履行军事义务的保证。在这种制度下，为上一级封君履行骑兵军事义务的附庸，就逐渐形成了现在人们熟知的封建意义上的“骑士”。

Ⅲ.基督教与骑士：宗教世俗化和信仰牟利

在骑士阶层形成的过程中，基督教发挥了不可小视的作用；但严格来说，日耳曼人的基督教信仰也是罗马化的结果。最初作为“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而存在的基督教，在4世纪时成为帝国统治者维护奴隶主阶级统治的思想工具。漫长岁月中，罗马周边的蛮族吸收了罗马的政治军事制度，出现程度不一的罗马化趋势，同时也出现了信奉基督教的现象。活跃于莱茵河下游滨海地区的萨利克法兰克人就因皈依基督教而与罗马联合，后来在教会和罗马人的支持下建立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

随着罗马奴隶制社会的衰亡，基督教又成为欧洲封建时期的精神支柱和封建骑士阶层的行动指南——使得基督教会得以插手政治的，正是查理·马特之子丕平三世（即“矮子丕平”/Pepin the Short，714-768）时期的“丕平献土”事件。丕平三世建立加洛林王朝得到了教皇的帮助，丕平遂率军击退威胁教皇的伦巴第人，并将罗马周边地区的土地献给教皇作为回报，为“教皇国”奠定了物质和政治基础——一般认为，“丕平献土”为教会势力的世俗化提供了突破口，在这之后的基督教会不再是单纯的思想传播者，而是与世俗统治者并无二致、甚至拥有独一无二的意识形态解释权的大封建主。

而伴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教会和世俗统治者以册封、庇护、土地瓜分占有等形形色色的方式，逐渐形成层层递进的封建剥削等级体制。在这个金字塔式的阶级体系中，位于塔尖的是掌握思想话语权的教皇及教会，包括封君和附庸在内的世俗统治者只能退居第二；排在他们之下的，是参与生产劳动、具有自由身份的各类职业者，包括且不限于商人和手工业者；而破产失去田地、生产工具和自由身份的佃农、奴隶，则沦为社会最底层的被剥削对象。在统治阶级的盘剥下，许多自由农也有极大的破产风险，这就导致他们与依附性的佃农、奴隶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的农奴阶级。这种以封建庄园制和农奴制为基础的封建生产关系一经确立，便在漫长的时间里根深蒂固地保留下来，成为中世纪、乃至文艺复兴等时期的社会经济基础，并使封建等级制度以其为依托而固化。

到了11世纪时期，西欧的封建统治者已经广泛结成封君臣式的等级关系。与墨洛温王朝时期单纯的政治上下级关系不同，这时的封君封臣关系中还杂糅了大量与基督教信仰密切相关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封臣在向封君宣誓效忠时，需要脱帽下跪、解除武装，并手持《圣经》或其他基督教圣物进行宣誓；在履行对封君的“效忠”、“帮助”（服军役或缴纳军事费用）和“劝谏”（出席会议、协助处理案件等）时，必须以“主的旨意”作为重要前提，不可盲从于封君。相对的，封君在向封臣尽到“保护”（封臣受到进攻时必须以武力保护）和“维持”（提供条件使得封臣能承担军役，或是以各种形式进行赏赐）义务的同时，也必须强调这是建立在“基督的注视”基础上——这一点在君主向其名义上的上层、也就是“人间的基督”教皇宣誓时，显得格外明显。这一系列在道德上维系封臣制稳固的规章制度，就构成了所谓的“骑士制度”或“骑士精神”。诸如“忠诚”、“勇敢”、“严守誓言”、“绝不背叛”此类的高尚品格，虽然被诟病为过于理想化而难以实现、在现实中的骑士身上未见得有所体现，但作为稳固统治的精神核心，封建统治阶级就必然会对此大加鼓吹，将其弘扬为一种统治阶级内部必须遵守的行事准则。

俗话说“嘴上全是主义，心里全是生意”。单纯鼓吹骑士精神并不能为统治阶级带来实际利益；封建主们想要实打实的真金白银，而作为当时军事特权的掌握者，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向外扩张，通过征服和殖民侵略来获取战争红利。但就和“读书人的事不能叫偷”一样，“文明”的基督信徒的劫掠自然不能叫“抢劫”，而是将基督的福音传播到异教徒中、以富庶异国的财富来荣耀基督的“圣战”；这股出自宗教狂热而发动的军事潮中，规模最大、跨越地域范围最广的，就是11-13世纪针对地中海东岸地区的十字军东征（Crusades）。

1071年，与拜占庭帝国敌对的塞尔柱突厥人占领基督教的圣地——耶路撒冷。这一消息被回到西欧的部分基督徒添油加醋，成为了煽动组织军队讨伐异教徒的口舌之实。1095年的夏天，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 II，1042-1099）在离开罗马前往法国的途中不断煽动东征之事，并于当年9月在法国克勒芒向数百位主教和修道院长发表了那份名留青史的演讲：“…主亲自勉励你们，基督的使者们，督促一切有封爵等级之人，乃至所有骑士、士兵、富人与穷人，都必须迅速予以东方基督教徒援助，把凶恶的民族赶出我们的领土…”，大肆鼓吹“不要因为爱家庭而拒绝前往，因为你们应爱上帝胜于爱家庭；不要因为恋故乡而拒绝前往，因为整个世界都是基督徒的祖国；不要因为有财产而拒绝前往，因为更大的财富在等待着你们”。这一主张与封建主们谋取财富的野心不谋而合，乌尔班二世鼓吹的“遍地流乳与蜜的东方土地”更是让他们垂涎不已，于是在次年，西欧各国的封建骑士组建了数万人的军队向东进发，是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平心而论，十字军东征的动机从一开始就并不单纯——一方面与参战者的身份差异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基督教的世俗化密不可分。对大多数参战者而言，他们参战的原因大多是听信教会宣传，希望通过这次冒险获得上帝的恩典，得以赎清自己在世上的罪行、实现死后飞升；但限于身份和阶级的不同，每个群体的参战者都打着自己的算盘：在封臣制下没能捞到多少封地和财富的骑士阶层等封建主希望在东方谋取财富和土地、以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意图武力传教、商业者们则意欲在战争中攫取更多商业特权；站在另一个层面，宗教狂热使得西欧封建社会的基督教意识和“骑士精神”受到更多刺激而愈发强烈，又反向推动了十字军东征活动的展开。

从1096年到1291年的近2个世纪中，以骑士为代表的西欧封建主们一共发动了4次大规模的东征。前三次东征期间涌现出法国国王路易九世（Louis IX，即“圣路易”、“完美怪物”，1214-1270）、神罗皇帝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I，即“红胡子”，1122-1190）、英国国王理查一世（Richard I，即“狮心王”，1157-1199）等著名军事人物，姑且不论他们参与东征的动机是否单纯，但“驱逐异教徒、维护基督教权威”这一点多少都有所体现；到了1202年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十字军原本的初衷完全被扭曲，军队不行吊民伐罪之事，反而攻击信奉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并大加掠夺——这实际上撕下了天主教会鼓吹救赎的虚伪面纱，将十字军东征的侵略扩张本质暴露无遗；在海外侵略的过程中，骑士阶层作为战争的主要参与者，获得了巨大的战争红利，从而在这一时期将声势扩大到顶峰。

Ⅳ.骑士竞技：逐渐流于浮夸的封建式角斗

11世纪时，西欧天主教会豢养的神学家们提出了“三等级”理论。这一理论将教士吹嘘为“引导教徒为进入天国做准备”的最高贵等级，抵御异教徒的骑士则为第二等级，而需要付出劳动以供养前二者、却因“尘世的物质生活并非终极目标”而被轻视的劳动者，则被贬低为最低贱的一级。这种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逐渐固化，使得统治阶级越来越不思进取（虽然起初就从未进取）；出于各种名目而举办的庆典集会日益增多，而骑士竞技正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严格地说，起源于10世纪的最早的“骑士竞技”应该被称作“骑士比武”，因为这一时期骑士之间的较量更多带有切磋和训练的性质。比赛的形式很简单，就是两名武士交流武艺、并以实战形式一决高下；但随着时间流逝，封臣制下的繁文缛节越来越多，骑士比武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开始带上了竞技式比赛的色彩。从11世纪开始，骑士比武已不再是单纯的军事对练，而是成为封君在长子晋封骑士或长女出嫁时组织的一种增添排场的社交活动；这种盛大的活动通常会吸引很多的赞助者和竞赛者，成为上流社会轰动一时的重大事件。主办活动的封君会设置面积宽阔的比武场地，在场地外布置观众看台和以供选手修整的帐幕，并会在比赛期间组织餐会、酒会等大型宴会；赛制既有一对一的决斗，也有数名骑士编组展开的乱战——一般而言，马上长枪比武或集群持矛对冲是最能激发观众热情的项目，胜者将赢得丰厚的奖励，奖品、名誉、乃至女士的青睐，足以让无数骑士前赴后继踏进竞技场。

既然是武力切磋，自然会出现意外伤亡的现象。因此，从诞生之初，骑士比武就受到了教皇和许多封君的反对：1130年，天主教会首次颁布骑士比武禁令，但基本没什么人听；同时代的英国严格禁止骑士比武，导致许多的英国骑士跑到法国去参赛；直到1194年，理查一世才放开英国骑士比武限制，理由是“不能让法兰西人骂英格兰骑士既不机敏又缺少比武经验”，但参赛者必须要支付一笔税款（作为十字军东征的军费）——对于大封建主而言，骑士比武是一种对骑士文学中个人英雄事迹的轻佻模仿，不必要的伤亡只会削弱战斗力；他们更希望骑士把精力放在与异教徒争夺土地和财富的东征上，而非醉心于只能带来个人荣誉的骑士比武。即便如此，各种骑士比武仍然层出不穷，尽管选手们有意将武器钝化以减少意外伤亡，但各种惨剧（或闹剧）仍时有发生，这使得原本作为军事演习出现的骑士比武成为了带有娱乐和血腥色彩的竞技式活动。

这里有两件具有代表性的骑士竞技事件：首先是1273年，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Edward I，即“长腿爱德华”，1239-1307）在法国索恩河畔的沙隆小镇（Chalon-sur-Saône，也译为“查隆”）参加了一次骑士比武。在比赛过程中，与爱德华一世对垒的伯爵（有些文献称其为“查隆伯爵”，这实际上是个谬误，这场比赛的另一方并非查隆当地的封君）先是携带了远多于事先约定人数的骑士，之后又不断向爱德华发起冲锋，拖着爱德华从马鞍上落地。这种违规行为激怒了爱德华，后者不理会伯爵的致歉，以至于伯爵不得不把佩剑交给在场的一名士兵——这对伯爵而言是一种莫大的耻辱。很快，在场的双方人员——包括英军弓箭手和法军步兵——开始互撕，导致这场骑士比武演变为最终造成60余人（说法不一）死伤的战斗，史称“小查隆战争”（The little war of Chalon，区别于451年标志匈人在欧洲由盛转衰的“Battle of Chalons”）；

第二件事发生于1559年。这一年4月，法国与西班牙为争夺意大利而发动的战争宣告结束，时任法国国王亨利二世（Henry II，1519-1559）将自己的妹妹和女儿分别嫁给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of Spain，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首位君主，1527-1598）和萨伏依公爵埃马努埃莱·菲利贝托（Emanuele Filiberto di Savoia，1528-1580）以表善意。在妹妹和女儿举办于6月底的结婚典礼上，亨利二世亲自下场参与了骑士比武。经历数场较量后的亨利头晕目眩，他的王后、萨伏依公爵等人都劝他下场休息，但国王执意要再比一场；结果在接下来与他的苏格兰卫队长蒙哥马利伯爵（Count of Montgomery）比试时，状态不佳的亨利二世被蒙哥马利的长矛捅进眼睛、穿透头部，扎了个对穿，最后因伤势过重在10天后的7月10日不治身亡，年40岁。这一轰动欧洲的惨剧惊动了教会，三申五令禁止骑士比武的教会大为愠怒，旋即出台了极为严格、不留一点余地的骑士比武禁令，禁止举办任何形式的枪术比赛，长达两个世纪之久。

上述两件事都是骑士竞技发展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不仅展现了骑士比武的血腥，也在某种程度上透露出为何骑士们对这种残忍的赛事乐此不疲：武力上的优势带来征服的快感，诸如名利、爱情、乃至血腥等简单而低级的刺激，让武夫们陷入不可自拔的瘾头；正是这种好胜心和势利心，导致军事贵族们对这种狂欢乐此不疲，骑士的武名也在日以夜继的竞技中不断被刷新——尽管代价是整个骑士阶层即将走上末路，也无人在乎。

Ⅴ.骑士薄暮：军事特权的沦丧与战术的终结

上一条目提到，骑士比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丧失了其最初的作用，成为一种带有暴力色彩的竞技娱乐活动。有的读者或许已经反应过来了：这与古罗马的角斗士似乎并没有什么太大不同——事实上，如果刨去因历史演进而蒙在骑士竞技上的各种诸如武器装备、赛制形式、比赛精神等虚无缥缈的帷幕，骑士竞技和角斗士对决就是极为相近的存在：同样野蛮、同样残暴、同样只是为博取观众的喝彩。区别可能仅仅在于，角斗士的命运由看台上贵族的拇指决定，而骑士的结局要根据其付出的赎金来衡量——这也是前文将骑士竞技视为“低级刺激”的缘由；

不过，和泰拉世界中卡西米尔骑士的没落相同，现实中骑士阶层的没落并不能尽数归咎于骑士竞技——一味将某种特殊的娱乐方式怪罪为导致一个庞大的统治群体衰亡的根本原因，本质上是一种矫枉过正、过犹不及的行为，如同指望高考作文成为振聋发聩的社会思想风向标一般大可不必；骑士竞技固然是潜移默化的影响因素之一，但最根本的原因是骑士阶层本身的局限性，以及社会生产力发展带来的一系列必然变化。

“时尚总是一个难以捉摸的轮回”。从古典时代希腊、马其顿、罗马的重装步兵，到封建时代的骑兵，欧洲军事战术体系经历了接近180度的转变；而当生产力超出封建上限、社会进一步发展时，军事战术又开始重返重视步兵的状态。西欧封建社会“一队全副武装的骑士能刺穿巴比伦的城墙”的战术固然具有极其强大的战线突破能力，同时也具有较强的机动性；但随着西欧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筑城技术的更新，没有人会傻到挑一块开阔平坦的场地、然后双方排好队进行亲切友好的相位猛冲，战争的主流形式逐渐成为依托具备坚壁厚墙和护城河的堡垒进行的攻防战——在一个不动如山的目标面前，即使骑士攻势再怎么疾如风也枉然；

其次，从罗马时代开始，“骑士”就具备一个很显著的特征，即“自备装备和马匹”。在生产力不算发达的年代，担负起整套骑士用具需要花费巨额金钱，这就将骑士的范围限定在了人口占少数、却掌握多数社会财富的“人上人”之内；单纯集齐马匹、盔甲和武器还不足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骑兵，耗时耗力的骑术和武术训练才是练就合格马上战士的核心——这一点又进一步剔除了部分人群，注定了骑士只可能是以质量弥补数量劣势的一类军事单位。但在14世纪之后，城市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使得统治者可以召集大量普通市民和农民，在相对较短的训练后就能组成素质较好的军队（即“步兵革命”，主要出现在欧洲西部和南欧地区），导致原本在数量上不具优势、且培养成本高昂的骑士在性价比上显得更加尴尬；

再次，武器装备的革新又将封建骑士的劣势进一步放大。从装备角度看，成本较低的弓弩如同高悬于封建制度和骑士阶层头顶的达克摩利斯之剑，但除了英国以外的欧陆各国限于种种条件限制（最主要的阻力来自天主教会的禁令，但与天主教分庭抗礼的亨老八才懒得管那么多），一直难以组建起成建制的弓箭手部队，客观上延缓了骑士装备短板的暴露；与此同时，13世纪的蒙古人西征将源自东方的火器带入欧洲人的视野，这种上手难度小、制造成本低（均相对于弓弩而言）、威力巨大、且可用于攻城战的新兴装备在14世纪时逐渐普及开来，成为以工商业者为代表的新兴城市资产阶级、以及建立在城市基础上的新兴君主政体所特有的武器，慢慢揭开了新时代的帷幕——这类远程武器最典型的运用案例，就是爆发于1337年、持续长达一百多年的英法百年战争（Hundred Years' War，1337-1453）。

1346年，英法两国军队在克雷西（Crécy）交战，英国军队仅有9千人，法军人数则多达3万有余；但在这次战役中，英军占据地形优势，部署了大量训练有素的长弓手，居高临下向固守单骑决斗和冲锋战术的法国骑兵射击，最后取得法军1500名骑士阵亡、英军仅3名骑士和40名弓箭手阵亡的惊人战绩。克雷西战役被视为近代化战争重要注点之一，英军的以少胜多标志着传统封建骑兵战术的破产，同时也象征着专门针对骑兵的步兵战术发展到一个新层面；

而随着百年战争的白热化，英法双方不约而同地开始重视对火器的运用——英国人将火门枪（一种后方点火的前装式火器，是最简单的火器之一）等火器作为长弓手火力的补充，而法国人则是为了快速培养其成本较低的远程兵种、以达到制约英军长弓手的目的。相较于具有长弓手优势而陷入“惯用手依赖”怪圈的英国，从零抓起的法国人更加注重对火器技术的投入，法军行伍间的火枪手数量不断提升，甚至达到与弩手持平的程度；而法王查理五世（Charles V le Sage，即“英明者”，1337-1381）即位后着力发展的炮兵，也逐渐成长为一支足以傲视欧陆的强大利器，在百年战争最后几年迫使英国人撤出诺曼底等地，并为后来法国在欧陆的霸业奠定了坚实基础——“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在火药进阶和军事变革的双重作用下，战术上先天不足、却还固步自封的骑士丧失最后的军事优势，如同齿轮缝隙间的蚂蚱，只有眼睁睁看着自己被碾碎的份。

Ⅵ.终焉落幕：封建的黄昏和动机不纯的招魂

伴随骑士军事特权及优势的丧失而来的，还有社会生产力发展促成的封建体制的崩溃。一方面，作为西欧封建社会基本政治制度的封臣制和分封制到14世纪时已失去实质性的内容，沦为徒有形式的空壳。西欧封建体制建立在“单箭头式土地流转”的基础上，封建主对手中领土的权力原本只受封君臣间权利与义务关系的限制；但封建主忽视了一个必然规律——地产（包括土地及其上的户头）作为一种具有商品交易价值的“货物”，其继承、分割、转让、交易等流转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可能被僵化死板的封君臣制度框死。封建主掌握的土地以层层分割的形式分封给下级附庸，而这些小块土地的商品化流转积沙成塔，反过来又造成封建主土地控制权的丧失，从而使贵族老爷们的经济支柱不断流失；

另一方面。新的经济形势和阶级分化也宣告了落后封建体制的必然结局。社会生产力发展刺激商品经济的产生，建立在工商业基础上的城市亦不断发展壮大；前者对封建庄园制和农奴制的冲击直接导致了分封体制的朽烂废弛，而后者经济的发展又使得各阶级的矛盾斗争日益尖锐，与庄园、乡村的斗争形成遥相呼应之势——尽管这个过程受到地域、政令等多种因素影响而进展缓慢，但对历史潮流的顺应使得这一进程显得坚定而必然。在这种情形下，以骑士为代表的封建主统治阶级逐渐呈现分崩离析之态势，原有的等级制度或是摇摇欲坠，或是出现“阶级渗透”的注水现象，使原本单一的封君臣制度下的封建主定义变得愈发暧昧不清。

以发展道路显得尤为清奇的德国（神圣罗马帝国）为例：德国国王虽然享有神罗皇帝的尊号，但与罗马天主教会漫长的争权夺利反而削弱了皇帝实权，为德国王权的发展埋下种种阻碍——具体的案例有两个：一是教会为制衡德王而擢升大量出身低下者作为封臣或附庸，越过君主直接授予这些人采邑，形成一个直接听命于教会、与骑士存在身份差异的阶层——“臣仆”。后来德国世俗封建主也开始任用臣仆，导致后者地位提高并融入旧有骑士阶层，是为所谓“帝国骑士”。这些本质是中小封建主的帝国骑士具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没有门楣和出身的限制也使他们并不严格遵守骑士准则，逐渐形成各种带有独立性质的骑士同盟；二是13世纪哈布斯堡家族建立神罗后，帝国境内势力尾大不掉的诸侯确立“选帝侯”制度，7位具有帝位选举权的大封建主具有极高独立性，甚至一度宣称“选帝侯选举的皇帝即使不经教皇认可也具合法性”。之后德皇查理四世（Charles IV，1316-1378）于1356年发表的《黄金诏书》（Golden Bull of 1356/ Die Goldene Bulle，也称《金玺诏书》）进一步降低神罗皇帝的权威，确认了帝国境内诸侯的一切特权，几乎完全肯定诸侯的独立地位——这种混乱政局无疑是传统封建体制的无效化体现。

内有制度腐朽、外有新兴阶级冲击，即使是根深蒂固统治欧洲长达数个世纪、以骑士为代表的封建主统治阶级，也难逃曲终人散的命运。封建主的短视和固步自封、步兵/轻骑兵/海军/堡垒战/炮兵的兴起、封建生产/社会制度的破产、中央集权强化的必然趋势、装备技术和战术的革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冲击，诸如此类或主观或客观的要素综合作用下，骑士或主动或被动的转变为产业地主，或是被新兴资产阶级所吸收;作为一个单独意义上的“阶层”而存在的骑士，就这样湮灭在历史的长河里——无论是那些歌颂个人英雄主义的骑士文学、还是理想化成分远超出现实的骑士精神，都随着骑士一起成为资本化大潮中的前浪，被来势汹涌的新兴资产阶级掀到沙滩上，迎接缓慢的消逝；

但正如前浪消退后仍会在沙滩上残留下些许水印一般，骑士并未彻底被人们遗忘。接下来，以资本主义欧洲为圆心运转的“海洋时代”向欧洲诸国鼓吹着海外的富饶与暴利，促使各国将贪婪饥渴的视线投向辽阔无垠的七海，争先恐后展开资本至上的军备竞赛——充满血泪和铜臭味的新篇章就此揭开了序幕。踩在封建和殖民地的残垣断壁上，沿着金银堆砌而成的天梯，旧大陆一步步走向近代化的殿堂，只为抢先戴上象征“文明”与“先进”的铁王冠——尽管他们的做法和当年的十字军并无二致；

资本主义取代了封建主义的统治地位，将原有的骑士价值观变为一纸空文；但封建的价值观并非真的一文不名——对于急需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资产阶级而言，“拿来主义”显然是比“重新创造”更为方便快捷的手段。于是封建主被击得粉碎之时，他们的道德伦理以部分变动的形式得到了继承；不仅限于道德，还包括功能性淡化、却仍具有名义上等级化性质的封号和爵位制——就这一层意味而言，当今欧洲的资本主义，实质仍是披着现代化外皮的封建体制；只是这种名不副实的形式化封建，多少带有对旧日辉煌的追思，现在看来倒也像对早已腐朽不堪的封建的招魂。

Ⅶ.结语

“对于好日不再的卡西米尔骑士而言，他们最好的道路便是任肉身在故纸堆里干枯朽烂，只留下束缚这个国家道德信仰的一具空壳，成为精神的旗帜，述说往昔的旧荣光”。仔细对照游戏里卡西米尔骑士的境遇，似乎并不难得知骑士老爷们沦落于此的原因何在。不同之处在于，限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卡西米尔骑士的前后遭遇是以一种平淡而简赅的形式被陈述出来，远不如真实历史中那么错综复杂、晦涩难究：扈从成为现实中新兴阶级的映射，骑士竞技娱乐化暗指了商品经济资本化进程对传统封建主义的毁灭性打击，同时或多或少也揶揄了资本逐利带来的无可避免的道德败坏——而这几乎是资本与竞技赛事媾和后必然出现的悲剧结局，区别只在于给的够不够多；只有人为制定道德守则才能对其予以外在的约束，但“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人性弱点，又使人为的道德沦为不稳定的风险项，无法确保每个个体是否会言而有信地遵守规则——“因为人们是恶劣的，而且对你并不是守信不渝的，因此你也同样地无需对他们守信”；

刨去这些值得参考更多材料进行综述研究的现实要素，【玛莉娅 ·临光的活动剧情集中讨论的最为核心一点，在于“对于曾经有其存在价值、现在却濒临消亡或业已消亡的传统，是否还有捍卫坚守的必要？”这一点，在临光家两代人身上以大相径庭的形式得到了体现：亲眼见证骑士堕落至此的玛恩纳选择割席断袍，即使失去骑士的尊严、在苍白的文书工作中放空自我，也绝不再拾起早已蒙尘的逝去的荣耀；而从未见过骑士兴衰沉沦的玛莉娅和玛嘉烈，却选择相信自己仅仅有所耳闻、却从未有过实感的荣耀，以殉道者般的姿态投身注定无功而返的远途——之所以说“注定无功而返”，是因为她们相信的荣耀还是过去的荣耀，但卡西米尔早已不是过去的卡西米尔；在骑士早已被翦弃到徒留蜕壳、成为资本的提线木偶时，固守旧荣光注定只会撞得头破血流。

即便如此，两代人面对一地鸡毛的现实作出的选择，也并无值得诟病苛责非难之处，仅仅是出于现实和理想的不同考量：在“不畏苦暗”的家训下，作为饱尝人情世故的成年人而思考，玛恩纳以个人体面的牺牲换取家族底线的纯净——尽管难免会被视为不近人情、萧瑟冷寂，但却足以做到俯不怍于人；而临光姐妹则以年轻人的一腔抱负去拥抱一去不回的险途，一厢情愿式的热血和理想主义虽如飞蛾投火，日后追忆往事，至少也仰不愧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