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物主义第四章暴力和人的天性（1）“制造武器的动物”

现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把进攻性看作人类天性和行为的支配性因素，他们把进攻性变成了可以说明犯罪、阶级对抗、国际紧张局势以及其他种种社会现象的普遍原因。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生物主义对人的进攻性及其在社会暴力形式中的表现的看法的某些特征和特点。这里我们先来看看生物主义分析人和动物的行为的方法的一个特点。
我们的语言实质上是将物拟人的，而这并不单纯是把自然现象注入生命和使之神化的神话意识的尾声。语言假如克服了这种“返祖现象”，它就会丧失生动性和信息能力。语言的拟人性是一个复杂的现象，要想理解它，必须考虑到名词术语的起源和内容的不断更新，以及比喻的成分不仅在艺术作品而且在学术著作中都很流行的情况。在许多情况下，形象语言的双关都同严肃的理论问题有着联系。不应当认为，这些问题的产生是由于问题最好是用不必分清的名词术语来表达，特别是在把动物比拟为人的时候最好是不必分清。社会生物主义就常常以没有根据的类比为依据，抹杀动物和人的行为的原则区别。日常流行的关于某些动物“什么都懂”、“凶恶”、“善良”的看法这时都具有了科学理论论点的性质。在动物行为主义中，把动物的关系当作社会关系来描述，照例并不是有条件约定俗成的，而是把社会现象自然化的基础。
在描述动物的“语言”时把声音符号的交换看作语言的交往，可以算是不合理地把生物性和社会性混为一谈的典型例证。声音符号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是有意识地向同类传达某个消息（关于食物、关于有危险的消息），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动物不表现为信息的主体。根据著名苏联心理学家几·C·维果茨基的意见，动物的“语言”没有人类语言的特征，即没有概括和思维。“……没有言语作中介的交往……象在动物世界中可以看到的那样，只可能是最原始类型的交往……这种交往实质上……应当称之为传染。一只受惊的鹅看到了危险并用叫声惊动起整个鹅群……这宁可说是它把自己的惊思传染给鹅群。”（1）
由于语言具有将物拟人的性质，所以在搞理论的时候应当十分谨慎地使用这样一类词语：“动物的利他主义”、“森林的毛羽朋友”、“猛兽的残忍（狡诈、凶狠）”等等。这些词语都带有目的论和伦理主义味道，如果从它们的本义上去理解，就会造成理论的错误。我们同意10•B·索沃莫诺的意见：“……动物没有善恶。我们有时说，或者写：‘院子里有一条恶狗’。但这或者是比喻，或者是拟人。动物的行为既不可能是善行，也不可能是恶行，因为动物并不是有意识地选择行事之道的。”（2）
把动物社会化是把人动物化的另一面。把人动物化在日常语言和书面语言中是很常有的事，例如某个人“用狼眼看着（用敌视眼光看着）”，他可以“本能地”感觉到真理，他狂怒得象“猛兽”一样咆哮起来，等等。在这里，正如把动物社会化一样，一旦这一类谈论带上了理论论点的性质，界限就被破坏，原来十分合理的形象性和夸大都不存在了。享有臭名的“人性皆恶”的说法正属于这一类（许多作者都硬把这种没有道理的说法派给霍布斯）。这个说法与“此人很坏”的说法不同，因为按前一种说法，恶表现为人的天然属性，即与生俱来的特性。霍布斯本人曾不止一次强调，人的善和恶都是历史地产生的和相对的现象。人生来就赋有自我保存的意愿，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利己主义的。所有德性中最大的德性是自我保存。因为自然界的安排是让所有的人都希望自己一切都好”（3）。霍布斯认为，不能说人生性就爱别人，但同样也不能说他对别人敌视。人所以获得“恶的存在物”的属性，仅仅是由于他被置于为生存资料而竞争的条件下，就是说，是由于要活下去的自然愿望。
同时，在社会哲学中也存在着一种把人解释为自然地（有时甚至是注定地）倾向于恶和进攻性的传统（这里可参照基督教对人是罪恶的承担者的见解或马基雅弗利主义）。人生来就有进攻性的思想，垄断资本主义的思想家研究得特别积极。社会冲突、阶级斗争、战争都被说成是札根于人的生物本性中的潜能的外现。在弗·尼采那里，对这个思想的论证还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自然哲学的性质，而他引证达尔文主义多半是指出一个自然科学的样板，使自己的思辨性的结构有更大的说服力。威·詹姆斯企图把自己所作的战争意图深藏于人类本能中的结论说成是对人类心理作了纯科学研究的成果。奥·施本格勒把所有活的生物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与自然景观相联系的，这就是食草动物。第二类以进攻行为为特点，这就是以食草动物为生的猛禽猛兽。施本格勒把这种划分推广应用到社会，认为第一类以农民为代表，他们直接与土地相联系，第二类是进攻性的市民，他们是粗暴力量的承担者，负有指挥他人的使命。在施本格勒那里，社会的品类不一定是“生命”本身的产物。（4）

此后的和现代的对进攻性的解释都用新的论据继承着这个传统。例如，在心理分析说中，把被压制情况下表现出来的破坏性力量说成是人的“本性”。弗洛伊德认为，这是对强迫工作的反应，这种反应证明，“在所有的人中，都还存在着破坏性的、反社会的、反文化的倾向......”（5）破坏或杀生这种本能的特点，就是它并不升华，而是在破坏性的进攻（例如暴力犯罪）的行动中表现自己。按照弗洛伊德的意见，人内心的破坏意愿是不可克服的。弗罗姆曾企图修改这个解释，但这种尝试实质上只不过把最初的弗洛伊德主义的人本主义的几个方面改变了形式。其中之一，就是企图用下意识的破坏性要求和建设性要求的相互作用来说明人趋恶的秉性。这两个互相较量着的倾向构成“没落的综合症”和“成长的综合症”的基础。组成“没落的综合症”的成分是压迫欲，甚至还有对杀生的爱好（嗜杀狂）、利己主义的自我欣赏（自大狂）和兽群的乱伦情结。按照弗罗姆的看法，人对某一类行为的偏爱及其性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上述两种综合症状的相互关系决定的。

心理分析说关于内在进攻性的理论，在许多方面都是与动物行为主义的思想一致的。弗罗姆在他活动的最后时期曾企图与这一类赤棵裸的生物主义划清界限。他在《人的破坏性的解剖》一书中曾经反对“本能论者”（洛伦茨及其拥护者）从人的天生属性中引出社会文化现象的做法，也反对行为主义者对人的行为的“外部制约性”的单一解释。
弗罗姆发表了这样的看法：人的进攻性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它既可能是破坏性的（杀戮、虐待狂、战争）、又可能是建设性的（鼓励在劳动、体育和创作中取得积极成就）。这就使他有区别地对待进攻性的不同表现。“……我用‘进攻’一词来表示自卫的、回报的进攻性，这种进攻性我用‘温和的进攻性’一词归纳在一起，但我把那人类特有的为了达到绝对的支配而进行消灭和力求统治的癖好叫做‘破坏性’和‘残忍性’（‘坏的进攻性’）。”（6）“温和的进攻性已经通过种系发育的过程被固定为程序，这对人和动物是共同的。至于“坏的进攻性”，就深深扎根到环境所形成的社会性格中去了。按照弗罗姆的意见，正是在这种进攻性中表现着集中体现于纳粹主义的嗜杀狂。
弗罗姆以为，他的社会性格说将能取消“本能——环境”问题，但这个社会性格说原来只不过稍稍改头换面而已：虽然性格是文化因素造成的，但它最初的基础始终是生物性的成分，这个成分通过个性特点变成了社会历史性的因素。无怪乎弗罗姆对纳粹主义与其说是把它同德国的社会政治发展相联系，勿宁说是把它同希特勒的个性相联系，而希特勒的个性的形成他是用传统的心理分析说的词甸来考察的。由此可见，生物性和社会性的并列仍然保存着，而任何一种进攻性的生物性基础都始终没有克服掉。弗罗姆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心理分析说与他所批评的动物行为主义的亲缘关系：“心理分析理论在总的理论观念上是本能论的，同时在治疗弊病的立场上赞同外部制约论的思想。”（7）
许多弗洛伊德主义者把人的进攻性及其表现不可根除的命题表述得比较坦率。例如，西德的心理分析学家A·米契利希认为，残忍性与社会无关，而是与人类天性有关，因为社会并不是进攻性的承担者：“进攻行为的根源在我们自身中，属于我们的天性。指望有某个善人从外部使我们摆脱我们的本能的愿望，乃是一种妄想。”（8）这个思想是完全符合动物行为主义立场的。洛伦茨赞赏A·斯托尔的《人的进攻性》一书也不是偶然的，因为这本书全面地表明动物行为主义和心心理分析说在思想理论上的密切关系（下面我们还要考察这本著作的一些论点）。而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它们决不是同一个思想。

我们已经谈到，在社会动物行为主义中，进攻性实际上是所有说明各方面动物行为的理论的最重要因素。推广运用到人的行为上，它同样具有社会文化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性质，它决定着人的过份的好斗性、人对暴力和战争的特殊爱好这样一些社会实践的特征。这个立场在阿德勒那里表现得特别明确，阿德勒是力图使自己的思想具有学术性的人类起源说的形式的。
对阿德勒来说，真正无比宝贵的是著名人类学家R·达特所发现的前人科的南方古猿，这种南猿能直立行走，已经使用天然工具（石块、动物骨骼），用这些工具打猎，大概还为了食物而杀害其他灵长类动物。（9）阿德勒爱从生物秉赋中引申出现代人生活方式的一切重要特征，他认为这个发现证明，远古非洲的人类祖先的进攻性迫使他在寻求食物的过程中走上了吃肉和吃人的道路。而且，阿德勒认为，智人之所以产生，正是由于南猿已成为杀人者。由于用石块作为投掷工具，用木头和骨头作为大棒，就使他站立起来，刺激了手、肌肉、视力、大脑的发展，并且还使杀伤工具不断完善，而这就是现代人的属性。
阿德勒认为人在其他灵长动物中居于独特地位是由于，前人用杀伤工具即武器装备了自己的凶的本能，“武器成了他的生物装备的一部分”（10）阿德勒声称，人对武器的需要是捕猎本能的表现。这种需要完全改变了人类活动的性质。“对武器的依存性（这是我们第一次闯入文化领域）产生了使天然武装声誉扫地的后果。我们已不能再回去了。我们现在依存于手中的文化的武器。”（11）阿德勒认为，即使是古代人生活中的重大革命性变革，如动物的驯养和畜牧业的产生，也没有动摇过武器和武器生产的基础性质。变革所涉及的只是集团行动的形式，这些变革不言而喻都同集体使用作为攻防手段的武器有关。结果，人就从“天然猛兽”变成了“社会猛兽”。
科学的人类学认为，作为人类起源的因素和条件的劳动具有决定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的科学揭示了生产的基础性作用，这一科学的产生用极有意义的内容充实了本·富兰克林的关于人是制造劳动工具的动物的定义。马克思写道：“劳动资料的使用和创造，虽然就其萌芽状态来说已为某几种动物所固有，但是这毕竟是人类劳动过程独有的特征，所以富兰克林给人下的定义是《a toolmakinganimal》，制造工具的动物。”（12）
阿德勒不接受这个定义。按照他的意见，把人理解为“制造武器的动物”更为适当。阿德勒知道，他所提出的公式“人是武器生产者”（Man the Weapon-Maker)会使公众厌恶，但是，他说，如果考虑到本能是人的行为的基础，那么，人类生活的许多特征，例如犯罪、军备竞赛、种族冲突等等，也只有承认了人有“武器本能”之后才是可以理解的。
武器的使用不仅构成文化的基础，据阿德勒说，它还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人的进攻的天性，克服“浪漫主义的错误”（即对人本来性善和自然平等的承认）。为什么公众爱看西方影片呢？阿德勒这样问，然后回答说，完全不是为了有马、赛马或女人。试想一部影片，里面西方的道具一应俱全，唯有一件除外，即主人公没有武装，那结果是会使人沮丧的。影片制作者们知道得很清楚：观众必须看到射击（他自然意识不到自己的天性，但本能是在他身上起着作用的）。在世界的任何一部分中，观众都可能对盛大宴饮、郑重演说心不在焉，但从来不会在看到人们用手枪、大炮射击的时候，在看到早就担心的炸弹被投掷下来的时候也心不在焉。阿德勒声称，人们把自己最优秀的力量都用在武器的完善上——从手斧到氢弹。男人比女人更欣赏武器。所以一般地说，“好莱坞对智人的内在本性，比地球上任何一个政治、哲学或科学学派都知道得更多”。（13）
阿德勒并不只是把人生物化，他还把人的只有在掌握武器时才真正显示出来并且在电影银幕上呈现得淋漓尽致的那种动物性英雄化。阿德勒通过这样一种对人的理解来考察一般社会学问题：“人是猛兽，他的天然本能是用武器来进行杀伤。一个增大了的大脑突然加到一个武装起来的、已经节节胜利的野生动物的装备上，就不仅创造了人的存在，而且也创造了他的命运。”（14）人由于有武器而获得了新的特质——自由使他不受直接的需求驱使而高出于其他动物之上。既然武装按阿德勒的说法是自由的基础，那么不断完善杀伤手段也就成为唯一“普遍的文化心事”了。
阿德勒关于“武器本能”和“凶猛祖先”的思想（以及莫里斯的类似的“赤裸的猴子”的思想）是与科学材料直接抵触，大多数学者都不赞同的。美国人类学家A·阿兰德在尖锐批判这些思想时指出，人的进攻性的表现程度和表现形式与原始民族寻食的方式无关，无论如何并不决定于从消费植物性食物转变到吃肉。许多富有进攻性行为的部落根本不是“猎人兼猛兽”，而以狩猎为生的非洲俾格米人则是科学界所知道的最没有进攻性的原始集群之一。罕见的吃人现象也不是起源于本能。这种现象仅仅见之于严重缺乏蛋白的地区和在原始文化中没有这种禁忌的条件下。阿兰德作了一个合理的结论：“每一种类型的杀人都有它一系列的、深深扎根于社会生活中的原因。”（15）B•霍利契也详尽地以大量具体材料表明了关于人的进攻性和凶猛祖先的理论在自然科学上如何站不住脚“。（16）
阿德勒理论的主要缺陷在于，它用生物本能代替了早期形式的文化社会活动的基础作用，而武器的制作则又被他弄成与劳动工具的生产相对立。这样一来，科学界所获得的一些人类学材料就遭到了有倾向性的解释。
在人类起源的早期阶段上（说在进入早期阶段的时候可能更正确些），人科之前有前人科。前人科的特征是这样：他们是已经转到经常食用肉类食物的灵长动物，利用天然工具来取得这种食物并且用两肢行动。制作人为的劳动工具（这是人的“属”的特征）还不是他们的特性，但他们已经具备了实现这一质的飞跃的前提。
向人科转变如何“断代”以及转变的具体形式，是人类学者极其关心并且争论极大的问题。但他们都一致认为，向制作劳动工具的转变正是在晚期南猿阶段上发生的，发生的原因是出现了本质}新的、决定了原始群内部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前人科的心理形态的改变的因素——社会劳动活动“劳动活动的产生是在前人科阶段上开始的，在这个阶段上它以借助于天然工具进行狩猎的形式出现。正是这种活动导致了必须对狩猎工具加工，后来又导致生产原始的器具（石器）以制作各种不同的为狩猎经济所必需的工具。这个最后的阶段就被认为是真正人类文化的开端，而这种劳动的主体则被认为是最初的人类生物。”（17）
人科的特性是生产石器劳动工具。南方古猿（共有三个属，五个种）是假说的前人科形式。他们的狩猎是一种作业，这种作业的成功要求在观念中预想到实际行动的方法和技术。要使狩猎在器具上有保证，就要准备有关的工具：寻找和挑选合适的石块、大棒，而且特别重要的是要加工成能用的东西，大概这是借助于其他天然工具进行的。这已经是改造性的客观活动了，这种活动可以使我们把整个这种形式的狩猎实践看作萌芽中的劳动活动。这样的劳动活动要求有本质上新的、超乎生物性之上的协调和合作。如果在人类起源方面自然选择仍然起着作用，那就是不断加强所获得的社会特质（罗金斯基假说）。著名人类学家B·n·阿列克谢耶夫正是主张在这方面去考察在狩猎集体的社会起源过程中如何同时也形成了如下一些猎人性格的社会性特征：坚强有力、勇敢主动、机智灵活（18）。阿德勒恰好是把这些历史地形成的特征改造为进攻性、嗜杀性等等刻板公式，把它们冒充为起源于生物性的特征，并且使它们与“武器本能”一起构成这样一个信念的基础：不是劳动和劳动工具的生产，而是狩猎和武器创造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