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人类学通俗讲义（漫画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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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学专门研究植物，动物学专门研究动物，而人类学，自然就是一门研究人类的学科。或者可以这么说，人类学将人当作一种牲畜来研究。
尼采：事实上，人类学本身就是一种反向的透视主义。
“他者”在今天的人类学中代表了一种亚文化差异，“他者”即非我文化的其他文化。“他者”是人类学的研究视角，人类学在他者创造的似而非环境中展开研究，并极力消除这种似而非环境的影响。
而“原始人”则是人类学研究的核心，“原始人”特指保留天然习性风俗的且非文明社会的“他者”。“原始人”虽非按照历史跨度来定义，但是往往和“原始人类”并用，都指早期阶段的正式进化的人类。
一个带着巫婆面具的非洲部落原住民：你搞错了罢，我是“原始人类”，也是“原始人”。
而整个人类学无非在研究三个基础性命题，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群的关系，以及人与人和自我的关系。
注释：非文明社会不代表野蛮，文明社会不代表不野蛮。社群有别于社会，动物本来有社群。人类学上的透视主义学说，就是将活物（甚至一切）的思想视作人的思想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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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历史跨度分，人类学分为古典人类学与现代人类学。
古典人类学可以追溯至航海大发现后，学者们大多是贵族或航海家。他们不重视深入调查，却热衷于为文明分级。尽管古典人类学做出了一些贡献，但是古典人类学作为西方的显学，擅自将一切非西方文化归类为“他者”并加以蔑视。并且在对“原始人”的研究过程中犯下了血腥和暴力的罪行，严重破坏了“原始人”自有的天然文化与居住环境，导致了西方文明的扩张。
一名十八世纪的贵族：没有我们推广种植技术，他们早就饿死了。
贵族手中的酒杯：我是用拉丁美洲的葡萄酿成的葡萄酒。
古典人类学在后期几乎沦为了鼓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工具。希特勒执政时期宣传人种论和优生学，将古典人类学推向了风口浪尖。二战结束后，古典人类学化为灰烬，只有少数硕果和早期规则在现代人类学中予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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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工业革命极大地解放了人的思想，一些西方的学者开始反对诉诸西方至上的古典人类学，现代人类学的演化就此拉开序幕。
在英国，马林诺夫斯基首先开展了对人类学研究手段的改革，确立了“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并凭借这个方法完成了民族学论文《西太平洋的探险队》，为后世的人类学家留下了优秀的范式，出身波兰的他因此被誉为“功能学派之父”。
马林诺夫斯基：但是我本科学的是物理学和数学。
“田野调查”在古典人类学的“直接观察”的基础上加入了深刻的实践，要求人类学家亲自融入一个他者的社群开展观察，访谈，问卷调查等。
虽然“田野调查”最早是为人类学服务的，但是现在在民俗学，教育学等方面均有广泛运用。
费孝通：我《乡土中国》就是这么写出来的。
“田野调查”的三个基本规则分别是价值中立、调研整体、文化认同。
价值中立：要求人类学家不能先入为主，也不能套用范式，而是要根据调查的原始人社群设计在地性强的研究方式手段和研究内容。
调研整体：要求人类学家全方位地调查社群文化并作出相互联系的解释，不能凭空推测和猜想。
文化认同：要求人类学家不能歧视他者，在调查原始人社群时还要认同他者，与原始人同住同吃，使用同类语言，遵循同类习俗，保持真实性。
注释：功能学派一名英国社会人类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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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美国，语言学家弗朗兹·博厄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创了人类学科，并从功能上为现代人类学划分了四个大类。事实上博厄斯开展人类学研究要早于马林诺夫斯基，他的第一本田野专著《内地爱斯基摩人》要早了《西太平洋的探险队》四十多年，可是博厄斯一开始误认为自己是在开展博物学或精神物理学的研究，但这不妨碍他享受“美国人类学之父”的桂冠。
弗朗兹·博厄斯：巧了我的小马，我本科学的是物理和地理。
除了马林诺夫斯基和博厄斯外，也有很多学者是人类学家或对人类学做出过贡献。他们中有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始祖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英国文化人类学奠基人爱德华·伯内特·泰勒，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开创者卡尔·马克思，中国体质人类学创始人吴定良，日本考古学家鸟居龙藏等，在之后我们可能会提及到他们的工作。
现代人类学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都容易出现跨学科的情况，诸多人类学家在哲学、社会学、经济政治学、语言学、物理学等方面同样硕果累累是常见的情况。
注释：精神物理学是一门介于社会学和物理学的学科，主要研究的是精神对物理世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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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博厄斯的功能分类，人类学可以在文化、生物、历史、语言四个领域中衍生出文化人类学、人体学、考古学和语言人类学。
文化人类学：它通过比较各个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或共性，找出人类文化的通则并对特殊的文化现象开展细致研究。这意味着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一般为少数社群或落后部族的个例。文化人类学几乎是现代人类学最重要的部分，因为文化人类学的内涵甚至渗透到了其他三个分支中去，之后我们会详细介绍。
人体学：通过测量不同社群的原始人的身体素质并加以对比，找出人类演化的证据及规则，推测人类作为生物的起源，分布，发展与人种差异。人体学得出的很多数据在现实中都有应用，例如器官称量学在医学上的推广，例如亚洲男性生殖器平均长度让诸多青年难寐。
张伯苓：人类学有什么好处呢？
李济：反正我要把中国人的头骨尺寸全部测一遍。
考古学：作为现提供死去的原始人的人类学证据的学科，考古学具有充分的应用性，因此它是人类学中最有知名度的分支。考古学为文化人类学提供玉石雕刻等证据，为人体学提供北京猿人的头骨，为语言学提供大量书字遗迹，直接弥补了田野调查不能考察灭绝的他者的弊端。
睡虎地秦简：我睡的好好的谁给我刨出来了？
语言人类学：较于单纯的语言学，语言人类学更多探求语言结构，语言变动和语言应用与其对应的社群的关系，并通过语言的通性来推测人类文化的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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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博物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早在十八世纪就注意到了语言对思维的介入，他提出语言就是构成思维的官能，语言和思维本质上对等，没有语言的官能帮助认知，人的思维就是白板一块，语言帮助人提升思维的质量但也制约了人的思维发散。
阿那克萨戈拉：这不就是我的努斯力量？
彼及到了博厄斯，他在对美洲土著语言做研究时提出，在刻画一种新的语言时，要重视语言的在地应用性，不能随意套用已有的语言规律，而应该为之设计一套合乎其规律的新范式，刻画本身也是一种目的。
于是美国心理人类学先驱萨丕尔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语言是思想的符号表达”这一核心观点，而他的学生，美国人类学家沃尔夫为其提供了大量的实证。后来这两名学者的观点被师承萨丕尔的美国人类学家哈利·霍伊耶尔在1954年总结为大名鼎鼎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沃尔夫等人注意到，人类社群中有很多认知与语言紧密相关，有时语言还会扭曲人的认知，限制人的思维，譬如：
在很多中国方言中对蓝色与绿色的定义与汉语普通话不同，这导致很多老一辈国人会出现在普通话使用者的眼中“蓝绿不分”的他者情况。
很多父母送自己的孩子上飞机时会说“一路顺风”，实际上发生车祸的概率远比飞机失事的概率大得多，所以真正应该“一路顺风”的是驾驶机动车辆的父母而不是飞机上的孩子。
霍普语根据持续时间的长短来分类名词和动词，如“闪电”“流星”等短持续时间的事物是动词，而“暴雨”“云彩”则因为持续时间较长已经勉强成为名词。
在古代汉语中，有大量的古字用来形容和区分马，这与中国古代使用马的历史相关。但是在今天，随着马逐渐从我们的生活中淡去，大量关于马的古字已经被废除。
朱光潜：《诗经》里提到的马起码有几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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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丕尔死后，美国语言学家罗杰·布朗将萨丕尔-沃尔夫学说阐释为两种说辞，即强势学说与弱势学说，从而导致了萨丕尔-沃尔夫学说的内部分裂并由此引发了人类学与语言学的一场大规模论辩。
强势学说一名语言决定论，该学说认为语言决定了人类思维的范围，语言决定了人的态度、情感和意志，持有完全不同语言体系的人类之间没有思维的共通之处，也没有共通的意义空间。
弱势学说一名语言相对论，该学说认为语言反映了人类思维的范围，语言反映了人的态度、情感和意志，持有完全不同语言体系的人类之间可以有思维的共通之处，只是可能没有共通的意义空间。
强势学说与弱势学说的争论，结局如同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打斗一样，最终强势学说被弱势学说大败。弱势学说的支持者端出了红绿色盲的正常认知这一假设，成功让强势学说的拥趸无话可说。于是人类学中对语言的人类学定义就此完成，语言人类学的大厦有了坚固的基石。
一名红绿色盲患者：我的妈妈知道我有红绿色盲，所以让我把正常的红色叫做“绿色”，正常的绿色叫做“红色”，但我这么说不代表我就没有红绿色盲了。
注释：红绿色盲假设是一个架空的逻辑修辞，不涉及具体红绿色盲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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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类学是人类学中最大的显学，凡是社会科学相关的研讨都难以避开文化人类学的加持，文化人类学下也有着最大的人类学分支树。
文化人类学往往跨学科于历史学、民族学、风俗学、人种学、考古学和语言学等。
文化人类学的分支有重视研究上古人类文化的魔法人类学和神话人类学，也有讨论当代文化的大众文化人类学和表象文化人类学等。此外，符号人类学与应用人类学的对立统一，法律人类学与宗教人类学的齐头并进，关乎性别文化的跨性别人类学与女权主义人类学等，关乎政治经济格局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经济人类学等，关乎精神世界的美学、艺术人类学和影像人类学等，都属于文化人类学这一个大家族。
爱德华·伯内特·泰勒是英国文化人类学的始祖，他是一名古典人类学家，具有深刻的种族歧视观念。他的后辈马林诺夫斯基对其理论滤除糟粕后，英国文化人类学才走上正轨，但是影响力远远弱于美国文化人类学。
弗朗兹·博厄斯是美国文化人类学的始祖，他的追随者有鲁思·本尼迪克特，萨丕尔，玛格丽特·米德等人，因此美国文化人类学一开始就属于现代人类学范畴。
泰勒：博厄斯这次不冤，我的确比他早。
以泰勒给出的为准，文化即一种无分贵贱对错的复杂总体，包括信仰、知识、法律、风俗、神话、宗教、政治等一系列社群现象与相对应的人类能力与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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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法国哲学家卢梭的“人的科学”，美国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的“语言学”和奥地利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基础上创立了结构人类学，主张在人类学中使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并凭借这种方法开展了对宗教，神话，艺术等原始人文化的探讨。列维-斯特劳斯的主要观点如下：
语言学上的音素系统和人类学上的亲属系统都是二元对立且可以使用同研究方法。
神话是自洽的符号系统，也是原始人的群体潜意识的现实产物，具有特殊结构。
仪式与神话紧密相关，巫术与宗教紧密相关，他们合力构成了原始社会的非亲属结构。
受到了结构主义人类学，马林诺夫斯基创立的人类学语境和美国哲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的影响，美国人类学家米顿·辛格等人创立了符号人类学。
索绪尔：符号即能指与所指的合子。
卡西尔：这么说的话，人就是符号的动物。
在符号人类学中，图腾、文字、宗教仪式、亲属关系、旗帜、装潢、方向等都可以被成为被研究的符号文本，符号帮助人类学家探索人的本质。
应用人类学首先由美国人类学家丹尼尔·加里森·布林顿在十九世纪末提出，实际上就是对人类学理论的实际应用，例如帮助非洲人民抵御埃博拉疫情，保护中国少数民族古建筑等。应用人类学因为其应用性往往和考古学或环境人类学等更为亲近。
泰勒：人类学是为人做出决策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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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类学家，宗教史学家詹姆斯·弗雷泽是较早研究魔法人类学，神话人类学，图腾人类学和炼金人类学的学者，他的主要观点如下：
人类的思维指向经历了从法术到宗教，由宗教到科学的过程。
人通过法术认识自然，为了祈求超自然的神灵力量而走向宗教，又依靠人的经验和判断而走向科学。
原始人文化演变反应在萨满原始宗教和泛灵论崇拜上，人类思维进化反应在科学的产生上。
在魔法人类学中，魔法分为两种，先天伴有的魔法是巫术，后天习得的魔法是法术。
神话人类学主要研究神话与原始人的关系，例如中国思想家鲁迅开创的中国古代神话学。神话作为原始人的群体潜意识的现实产物，具有解释原始人认为是“超自然”的自然现象的作用。
一只魅魔死神：是的，魅魔死神人类学，一门伟大的学科。关乎我们的神话，就是被历史局限的原始人们对梦遗和死亡的最优解。
图腾人类学研究图腾，作为神灵的寄托物，图腾往往与氏族、神话、亲属关系等符号相关，对图腾的研究是一种旁敲侧击的人类学研究。
炼金人类学是研究炼金术与原始人的关系的学科。炼金术作为一种兼顾宗教，神秘和科学的奇妙魔法，其深层次的语言逻辑为人类学家，尤其是非西方的人类学家研究西方这个“他者”是提供了鲜活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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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较早地开展了对原始人的社群系统和亲属系统开展调研，他以印第安人为调查对象创作的《易洛魁联盟》是世界上第一部民族学著作，他本人在《古代社会》中提出了以下观点：
人类社会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
氏族是原始社会的最小基础单位，氏族通过“性”构成联盟。
一切民族走向文明，必定伴随原始母权制氏族向现代父权制氏族的过渡。
近亲结婚对后代的损害大于对后代的利益。
摩尔根：我不是饲养抖擞精神的果蝇的那个人。
玛丽：遗憾的是，我虽然能协助我的丈夫，但是我丈夫摩尔根本是我的近亲。
摩尔根确立了亲属系统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推广了财产继承、子女继承等问题，这些研究为对各类他者的性风俗和亲属风俗的区别做出长久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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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系统分为婚姻制度和血缘制度，根据摩尔根的说辞，在不同的人类社会阶段，亲属系统有着巨大的差异。
婚姻制度主要讨论婚姻对整个亲属系统的作用，包括婚姻关系和结婚制度，婚姻制度按照时代划分主要分为以下几种：
蒙昧时代的血婚制、伙婚制等。
野蛮时代的伙婚制、偶婚制等。
文明时代的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等。
其中，血婚制、伙婚制是群婚制。偶婚制、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是个体婚制。
血缘制度则重视血缘关系，尤其是横向与纵向的辈分即是否直系旁系，按照关系分为以下三大类：
直系亲属是与自己有直接血缘关系的，婚姻关系或法律规定为直系的亲属。
旁系亲属是与自己有非直接但有同源的血缘关系，婚姻关系或法律规定为旁系的亲属。
其他亲属指非直系亲属中的非旁系亲属。
一名法官：法律上承认非血缘的亲属主要是为了方便财产继承或子女抚养权的分割，其实在婚姻上不做限制。
乱伦禁忌，就是原始人在发展亲属系统中，偶然发觉近亲婚姻会导致后代异常，从而避免近亲婚姻的自然规则。乱伦禁忌根据不同婚姻制度也有不同的规定：
血婚制中规定直系亲属不能乱伦。
伙婚制中规定直系亲属与二代内旁系血亲不能乱伦。
个体婚制中一般规定直系亲属与三代内旁系血亲不能乱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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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系亲属包括了一个人的父母，父母的父母，甚至更上。也包括了一个人的子女，子女的子女，甚至更下。此外，直系亲属也包括了这个人的配偶。
旁系亲属要按照直系亲属的代数分层，一般以某人为第一代，向上父母为第二代，祖父母与外祖父母为第三代。以某人为第一代，向下子女而第二代，孙子女为第三代。在考虑旁系亲属时，只需要向上考虑，不需要向下考虑，因为向下都是直系亲属。
此人的同胞兄弟姊妹作为第二代的父母的子女，对其而言就是二代内旁系血亲。此人的同胞兄弟姊妹的子女，即此人的侄子女，外甥子女也是三代内旁系血亲。
此人父亲的同胞兄弟姊妹，即此人的伯叔姑，作为第三代的祖父母的子女，对其而言就是第三代旁系血亲。父亲的同胞兄弟姊妹的子女，即此人的堂兄弟姊妹，对其而言就是三代内旁系血亲。
此人母亲的同胞兄弟姊妹，即此人的舅姨，作为第三代的外祖父母的子女，对其而言也是第三代旁系血亲。母亲的同胞兄弟姊妹的子女，即此人的表兄弟姊妹，对其而言也是三代内旁系血亲。
一个老叟：堂亲是一家人，而你母亲的父母却要加一个“外”字做区分，这就是父权氏族的生动体现啊。
在我国，一般禁止与直系亲属和三代内旁系血亲结婚，部分国家可能允许第三代旁系血亲结婚，这也是一种乱伦禁忌。
三代外旁系血亲有两类，一类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如配偶的兄弟姊妹。一类是血缘关系过远的，比如堂、表兄弟姐妹的子女，同胞兄弟姊妹的孙子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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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父母叫做祖父母，母亲的父母叫做外祖父母。向上推，还有曾祖父母与曾外祖父母。
父亲的同胞兄叫做伯，父亲的同胞弟叫做叔，父亲的同胞姊妹叫做姑。父亲的同胞兄弟姊妹的子女叫做堂兄弟姊妹。
母亲的同胞兄弟叫做舅，母亲的同胞姊妹叫做姨。母亲的同胞兄弟姊妹的子女叫做表兄弟姊妹。
同胞兄弟的儿子叫做侄子，女儿叫做侄女。同胞姊妹的儿子叫做外甥，女儿叫做外甥女。
表、堂兄弟的儿子叫做表、堂侄，女儿叫做表、堂侄女。表、堂姊妹的儿子叫做表、堂外甥，女儿叫做表、堂外甥女。
丈夫的父母叫做公婆，妻子的父母叫做岳父母。儿子的妻子叫做媳，女儿的丈夫叫做婿。
同胞、表、堂兄的配偶叫做嫂，弟的配偶叫做弟媳。同胞、表、堂姊的配偶叫做姐夫，妹的配偶叫做妹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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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婚制盛行于蒙昧时代，是最低级的群婚制。它规定，同一辈分同一年龄段的男女都互为夫妻，即所有的同胞，表，堂，以及更远血缘关系的兄弟姊妹都互为夫妻，其中的任何一名男性可以与任何一名女性产生后代，且核心在于女性。这个婚姻团体中的一切子女称呼任何一名男性为父亲，任何一名女性为母亲。
伙婚制主要存在于野蛮时代，仍然是群婚制。它在血婚制的基础上祛除了同胞兄弟姊妹互为夫妻这一点，而且可以不是所有表、堂，及更远血缘关系的兄弟姊妹都互为夫妻并任意产生后代，核心也向男性偏移。
归有光：“迨诸父异爨”的“诸父”是指我的叔伯，但是上古时代的叔伯的确也是父亲。
偶婚制是第一种对偶婚制，野蛮时代常见。偶婚制有意识地遵守乱伦禁忌，大多只允许与直系亲属与三代旁系血亲外的人成婚。在偶婚制中，一名男性和一名女性结为主夫妻，但是这名男性除了主妻外还有多名妻子，这名女性除了主夫外还有多名丈夫。在一段时间内，只存在一名男性与一名女性的结合，核心转移到男性，子女认自己的亲生父母为父母。
一夫多妻制指一名男性有多名合法的妻子，且每名女性只有这一个丈夫，核心在于男性。一妻多夫制指一名女性有多名合法的丈夫，且每名男性只有这一个妻子，核心在于女性。
今天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实行一夫一妻制，这是最有利于法律诠释的婚姻制度。此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婚姻制度，譬如：
在中国古代，若结婚仪式完成后男方死亡，则女方必须为其守寡。
在中国古代，一名未成婚的男性或女性死亡时，其家族可能会寻找一名异性的骨灰为之作配对的仪式。
在一些非洲部落实行女婚，女性通过强迫其他部落的男性与之交配但不与其结婚，而是在本部落中与另一名女性结婚，通过与男性交配得来的子女由这对结婚的女性共同抚养。
男同性恋婚姻、女同性恋婚姻、跨性别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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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今天的法律规定，同胞兄弟姊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姊妹、养兄弟姊妹、继兄弟姊妹。其中养兄弟姊妹、继兄弟姊妹虽然是旁系亲属但没有血缘关系，不存在乱伦禁忌，但可能存在法律上的阻碍。
同样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继父母。其中养父母、继父母虽然是直系亲属但没有血缘关系，不存在乱伦禁忌，但可能存在法律上的阻碍。
此外，子女包括生子女、养子女、继子女。其中养子女、继子女虽然是直系亲属但没有血缘关系，不存在乱伦禁忌，但可能存在法律上的阻碍。
自然情况下，如果不存在刑事情况，公平情况和遗嘱情况等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遗产优先由第一继承人继承。没有第一继承人的，由第二继承人继承。没有第二继承人的，另做人类学外的处理。
第一继承人是目前登记为婚姻状态的配偶，所有父母、所有子女、对公婆尽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媳和对岳父母尽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婿。
第二继承人是所有同胞兄弟姊妹、所有祖父母和所有外祖父母。但是第二继承人中不包括所有孙子女。
子女抚养权一般也按照这种方式判定，但是该子女的生父母有一方或均存活，那么抚养权一定交给其中的一名或交给生父母。
注释：配偶包括主妻和妾，主夫和男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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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注意到一些部落的神话中存在“礼物之灵”，人们认为礼物伴随着“礼物之灵”，当礼物被赠出去后，“礼物之灵”会设法回到赠出者身边，如果收礼者占据了礼物，“礼物之灵”就会使他变得不幸。但是直接将礼物送回，会引发赠出者的误解，所以收礼者通常会将礼物转赠给第三者。以此类推，礼物终究会回到起初的赠出者手上，并形成一个送受礼物圈。
在对“礼物之灵”的研究中，莫斯提出了“给予、接受、转赠、回报”的礼物交换规则，并为之加入了一些补充：
礼物虽然有商品的部分作用，实际上与商品对立且先于商品出现。
礼物作为一种符号，不涉及到具体利益牵扯时不会异化。
礼物的不平衡刺激了社群关系，因此礼物会走向动态的平衡。
礼物具有表达态度、礼节的作用，礼物有利于社群中的人类更好地生活与分享。
礼物会形成一种无形的义务，协助构成给予互惠和社会关系，而且有时只需要一种礼物的流动就能达到这种效果。
莫斯的研究开创了人类学研究礼物的先河，马林诺夫斯基等学者非常认可莫斯的理论，并又在其基础上融入了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学说的内容，为后来的形式论提供了说辞。
然而，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研究印第安部落风俗时，却发现了一些与莫斯的观点相左的现象，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夸富宴”。
在这些部落中，某些人为了展现自己的财富，提升自己的名誉以博得权力，会开办一场盛大的宴席。在宴席上主人会大量毁坏财物并借此向部落的其他人炫耀，而这种炫耀又刺激了其他人追求财富。
一名印第安的富翁：你们拿了我的黄金，就该推举我当酋长。
在“夸富宴”中，不存在明显的礼物转让和回报情况，也就从侧面说明了莫斯的理论需要被修正或扩容，完成这项工作的是旅美华裔人类学家阎云翔。他对马林诺夫斯基等学者的观点有一定反对，在《礼物的流动》中，他提出了以下观点：
礼物交换是社会关系的表达，礼物馈赠是经济政治层面上的一种交换。
礼物的抽象意义大于具象意义，具有能被让渡且必须被让渡的特性。
礼物的“礼”是表达性，可以为婚丧等正式仪式服务，也可以为探病等非正式仪式服务。
礼物的“物”是工具性，可以充当间接报酬，可以充当高层对底层的赏赐，可以充当低层对高层的谄媚，也可以作为调节矛盾的润滑剂。
随礼是为了情感目的，具有长期维持关系的意愿。送礼是为了功利目的，具有短期获得回报的意愿。
通常情况人们对待礼物宁可在经济上受到更大损害，也得尽力保住道德利益。
通常情况受到礼物馈赠后，人们会选择回礼，且回赠的礼物要大于所受的礼物。
回礼可以是物质性的，也可以是非物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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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经济学家约翰·贝克曼创立了商品学，旋即人类学将商品纳入了研讨范围，与上述对礼物的研究合称为经济人类学。一开始，人类学对商品的研究仍然依靠经济政治学的手段，代表人物是德国社会学家卡尔·马克思与马克斯·韦伯，同时法国人类学家埃米尔·涂尔干也做出了贡献。他们对商品的观点如下：
商品是一种交换手段，当其被生产且被消费后才能发挥价值。
商品导致了社群中每个个体的不平衡，商品具有片面的互惠性。
商品催生了货币、市场，政府等工具来维持这种相对不平衡。
商品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下异化，变成了实实在在剥削群众的工具。
卡尔·马克思等学者结合卢梭等人的理论对于商品的派生物货币，市场和政府也提出了相对应的见解：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经济基础的性质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
上层建筑的性质由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性质决定。
货币、市场和政府都是社会契约的产物。在蒙昧时代，由于物资的匮乏，导致原始人之间不得不展开生存的斗争，这种斗争催生了维持相对和平的货币政策，市场调节手段和政府干预手段的出现。
货币是一类通货，本身不作为独立的商品出现，而是作为等价于商品实际价值或溢出价值的商品出现，且对货币的生产与消费由市场和政府共同调节。
市场由价值规律自发地调节经济的运行。
政府使用经济，行政等手段弥补市场调节的弊端。
卡尔·马克思等学者敏锐地指出，尽管市场调节效果显著，但是市场经济具有以下四种弊端，需要用计划经济替换之。
市场具有自发性，在市场中经营者和消费者为了个人利益会使用违背公序良俗与法律法规的手段谋取暴利。这种自发破坏了社会契约，可能引发对经济的不信任。
市场具有盲目性，在市场中经营者会追随消费热点一拥而上或一哄而退地生产，而消费者常常受到蛊惑选择盲目地不健康地消费。这种盲目导致效率降低，使得经济趋于下行。
市场具有滞后性，在市场中经营者的生产常常滞后于市场的变动，消费者的消费也常常滞后于市场的变动。这种滞后有时会导致市场严重不平衡，从而引发经济崩盘。
部分商品不能由市场调节，如水电、军火、大宗、高新科技等重大战略物资。
老赖：我赖账，那是因为他们卖假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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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二十世纪，匈牙利经济历史学家卡尔·波兰尼认可马林诺夫斯基预先提出的“人类学有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的观点，转而用人类学的方式研究商品，初步确立了经济人类学的方向。
波兰尼在马克思的基础上提出了更多对商品的定义，并且将商品从市场和政府中剥离出来，更多地讨论商品本身的价值。他的主要观点是：
商品既是生活资料所需的补充，也是社群关系所需的补充。
商品具有价值，且一定发挥价值，发挥的价值可能会溢出本有的价值。
从商品而来，引发了世界上三种生产交换方式的变动，分别是互惠、再分配、市场交换。
早期的经济制度不能脱离宗教、神话、魔法等符号的影响。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讨论只有在脱离这些符号的干扰下才能开展。
列维-斯特劳斯将礼物与婚姻系统相结合，他认为婚姻也被当做一种礼物交换的手段，并提出了两大类别，但是他把女人看做礼物这一点后来受到诟病：
限制性连姻指两个或少数几个家族之间为了维持世交缔结婚姻关系的情况。
普遍性配婚指一个家族为了拉拢其他家族缔结婚姻关系的情况。
王安石：王昭君被当做礼物送给了单于不是悲剧，她得了单于的欢心又维护了祖国的安全，这不是两全其美之事么？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经济人类学成为显学，并且从内部分裂成形式论和实质论两个大宗。形式论认为，一切经济现象可以使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理论来解释。而与之相反，实质论认为不同的他者的经济现象需要使用不同的理论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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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在现代人类学是个异端，他是一个实质论的学者。在《石器时代经济学》中 ，他极力宣传所谓的“人类学经济学”， 表示所有的经济学都不过是文化的建构。
古德曼：没有经济学，只有隐喻。
威尔克：没有经济学，只有文化特质。
萨林斯：太对了哥。
社会契约论认为，为了调节人的需求的无限性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的矛盾，人们利用魔法、宗教、法律等方式将调节社群的权力给某方掌握，从而达成某种社会契约。
在这种社会契约下，除了自然的利益和社群的利益外，还增加了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矛盾，个人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矛盾，掌权者与未掌权者的矛盾以促进原始人社群的建构。掌握权力的一方应当决定人与自然，人与社群，人与人，人与自己矛盾处理的作用，作为交换，自然和社群中的人为掌握权力的一方提供报酬。一旦掌握权力的一方没有尽好应尽的义务或者过多地攫取了权利，那么根据社会契约，社群就有权罢免掌握权力者并重新分配权力。
萨林斯承认社会契约论大部分合理，但是他认为社会契约的起源并不是因为资源匮乏引发原始人的斗争，而是由于对资源的利用率不足而引发了原始人的改革。为了提升生产技术和生产效率，人们达成了社会契约，而在这里掌权者只起到调节的作用，不起到决定的作用。
为了反驳资源匮乏说，萨林斯提出了“原初丰裕社会”说，实际上“原初丰裕社会”体现了一种原始无政府主义思想。
萨林斯认为人类的农耕文明持续的时间极短，历史上的人类大部分时期以采猎火种为生。今天来看，采猎火种十分落后，不能构成富裕的条件，但是在石器时代这个大背景下，采猎火种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人们长期持续采猎火种恰恰说明了采猎火种能带来富裕。
萨林斯：要知道，刀耕火种是轮耕农业，人们烧毁树木获得肥料，并且种出大量的食物，但是不得不频繁更换种植地点，这种效率太低了！
但是在原始丰裕社会下，人们只是为了生计而劳动而不是为了额外收益而劳动，这种自然经济难以刺激社会质变。同时，生产工作的开展往往局限在家庭内，男性劳动女性生殖，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是闲散状态，也不利于刺激社会质变。最后，由于受到神话、魔法等影响，原始人的思维受到局限，顺应自然发展，也难以刺激社会质变。
总言之，萨林斯认为，因为原始人经济过于顺应自然，导致原始人的生产水平落后。随着神话、魔法等原始符号被去魅，人的生产变得积极，社群谋求改革，才一步步达成了社会契约。又可以由此反证，原始丰裕社会的经济制度不能和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做纵向比较，自然不能使用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研究原始的经济制度，故实质论好于形式论。
注释：萨林斯本身没有单纯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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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人类学主要研究“人的艺术”，但是具体指向至今存在争议，对艺术人类学的阐释常见以下几种说法：
艺术人类学是一种以人类学视角研究艺术作品的韵味和价值的学科。
艺术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类对艺术作品和艺术行为的反应的学科。
艺术人类学史通过艺术的表达研究人类对于美的反应的学科。
艺术人类学认为，艺术研究的范畴需要扩大到整个“艺术界”，包括艺术作者、艺术作品、艺术规则、艺术现象、艺术活动、艺术行为、艺术史、艺术理论等构成的一个人文社群网络。
相较于正式的艺术学科，艺术人类学较少地将目光投向西方理性的绘画或抽象的建构，而是更多地将目光投向原始图腾、壁画、剪纸、民谣、山歌、木偶、戏剧、民族服饰、民族纹样、行为艺术、大众文化艺术等尚未得到完全开发的艺术方面。
艺术人类学部分地与符号人类学挂钩，也获得了应用人类学的加持。
行为艺术是近些年艺术人类学较为重视的范畴，行为艺术引发了学者们的一系列思考，并且衍生出了以下质疑：
行为艺术如果包含作秀、炫技、违背公序良俗的成分，是否能算作艺术？
行为艺术是重视艺术作者的自我抒情，还是重视对外的情绪传达，还是重视观众的理解呢？
行为艺术是否有超越其他艺术形式的特权且是否强于其他艺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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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人类学是以影像与影视手段表现人类学原理，记录展示和诠释社群的文化并加以比较的学科，影像人类学大部分属于应用人类学。
在影像人类学之前，人类学家使用文本创作在记录田野工作的成果和理论。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民族志。民族志就是以人类学的研究手段和文学创作的方式纪实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宗教、经济、法律等人类学方面的资料集。
影像技术的发展对许多行业做出了变革，其中包括对人类学的变革。人类学家注意到，利用影像技术来完成“民族志”，具有生动写实的特点，因此“纪录片”逐渐被纳入人类学，并成为了重要的工具。
纪录片也扩展了表现形式，例如录音、图像、采访等，这尤其为他者语言的保存复制做出了卓越的优化。至今为止，民族志仍然占主要地位，但是影像在人类学的地位日益显赫。
赵元任：民国的普通话规则我给录下来了。
影像人类学还为日常生活研究与危机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支持，这种支持的优越性是文字所不能比拟的。以往，针对于市场贸易一类的日常生活研究，或针对于洪水、旱灾、械斗一类的危机研究，依赖文字的记载只能得到冰冷的数据表，难以得到确切的群体感受。而影像则可以记录具体的群体感受的流变。
吊儿郎当的记者：您觉得北京的凤大么？
注释：民族志一名人种志，但后者具有贬义，故不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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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人类学是一门偏向实用人类学的学科，主要研究的是医疗与人类的关系。医学人类学更多重视医疗过程中人的感受，尤其是临终关怀是最近几年的医学人类学主题。临终关怀为疾病终末期或老年患者在临终前提供身心兼顾的人文关怀等服务，重视控制患者的痛苦和不适症状，提高生命质量，帮助患者舒适、安详、有尊严地离世。
游戏人类学主要研究游戏与人类的关系，包括研究不同他者社群内的流行游戏的起源、演化、玩法、特征等，并对各个社群的游戏进行对比和分析。游戏人类学同时也研究人类需要游戏的缘由，并且为游戏正名，通过游戏来探求人类在社群中的生活方式。游戏人类学还研究鲁布·戈德堡机械等刻意的游戏设计，以此探究原始人的独特性。
大众文化人类学主要研究大众文化与人类的关系，在最近几年，大众文化人类学集中研究耽美等性倒错文化，或饭圈等流行文化对当代青少年的人类学作用。表象文化人类学主要研究表象文化与人类的关系，尤其是日本二次元文化对当代青少年的人类学作用。这两门学科都是新兴的人类学学科，且具有鲜明的跨学科性和在地性。
音乐人类学主要研究声音与人类的关系，包括研究音响、音效、音律等与人类感官之间的关系，旋律、和声等功能的起源、演化等，并对各个地方的音乐文化加以对比和分析。
视觉人类学主要研究视觉与人类的关系，包括研究图形、纹路、色彩等与人类感官之间的关系，绘画、印刷、雕塑等视觉投射物的起源、演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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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作为最主要的原始人经验传承方式和人类文化演化的传播方式，受到了人类学家的重视。
教育人类学是一门研究教育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包括社群中广泛的道德、法律、风俗等一系列的潜在教育和社群中的成年人对未成年人的素质教育等。德国教育学家博尔诺是重要的教育人类学创始人之一，他创立了“解释学-现象学方法”开展对教育的研究，并且将儿童学等学科也融入了教育人类学之中，他主要观点有：
教育方式和内容要符合实行教育方的水平和受教育方的地位，对待儿童的教育尤其重视儿童学的作用。
组织学校并规定素质教育方式有利于开展对儿童的普遍教育。
教育当以最客观，最公正的意识思维教化于人，不得在教育的外部和内部有偏差和不平衡。
素质教育应当开展，要在道德、体质、理性、感性等方面都做到全面发展，同时根据受教育者的情况适当纵深其中的一部分。
一面苏联旗帜：我知道我是反儿童学的，但那是历史局限。
有时，教育人类学与其他人类学可能会形成交叉，例如对于童话的研究就是神话人类学与教育人类学的交叉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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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人类学是一门研究宗教与人类的学科，它对内比较各种宗教文化的异同，对外比较宗教与之前的神话、魔法或与之后的法律、政治等上层建筑的关系。
人类学之父泰勒认为最早的宗教起源自萨满的泛灵论，而宗教本身又是非泛灵论的，是否泛灵决定了宗教与神话、魔法之间的区别。宗教中必定有一个需要信徒追随的神灵，且这神灵担任了宣教的作用和宗教的核心，常见的范式有：
一神论：主张只有一个神有最大权柄，其他的神都受到役辖或成为祂的敌人。基督教就是其中一种，圣父圣灵圣子三位一体成神，所有天使受其管辖，魔鬼和魔鬼的部下是祂的敌人。
二神论：主张有两个神相互抗衡，并且在将来会达成一神论。譬如，祆教认为世界上存在七位一体的善神与恶神的斗争，且将来善神将获得胜利。
多神论：主张有多个神并存在着各种合作与抗衡的关系，祂们的整体维持了稳定，且暂时不会变动。较为典型的是印度教和三大主神，梵天是创造世界的神，毗湿奴是维持世界运行的神，湿婆是毁灭世界的神。
众神论：主张本来不存在神，但通过人性对神性的追求使得人能够变成神，且这种可能性是无限的。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佛教，主张众生皆苦，修行可立地成佛，否则受地狱业火之折磨。
实际神论：主张一切的神，无论是同一宗教还是不同宗教的，这一切的神实际上都是一个个体，代表教派即为巴哈伊教，这是一种具有思辨性的新兴宗教。
驭神论：主张神应当为人所用，神性应当指向人性，中国传统宗教就是驭神论的典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人类学家对于宗教的研究总体是积极的，他们普遍认为宗教促进了原始人的进化。并起到了潜在的道德作用和调和社群关系的作用。但是二战后，随着人类群体的信仰心破灭，科学思想与功利主义的流行，宗教被现代人类血另眼相看。
俄国哲学家索罗维约夫是一名热衷于宗教研究的学者，他曾经对基督教经典《圣经·约翰福音》的一章五节的不同翻译做出阐释，并为之分类基督教的精神内涵。这种分析不仅适用于基督教，也适用于一切宗教，尤其是二战后仍然有相当多信徒的宗教：
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容不得光一句翻译预示了耶稣将为湔雪世人的罪孽而死。实际上是最准确的翻译，单纯体现了属灵精神。
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一句翻译预示了耶稣的死没有获得普世的信仰，撒旦的阴谋得逞。这体现了基督教的悲观主义，是世俗精神。
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能战胜光一句翻译预示了耶稣的死终将得到了普世的信仰，世人一起被提，撒旦的阴谋败退。这体现了基督教的乐观主义，是世俗精神。
二战后，通过一系列对于宗教的攻讦和挖掘，比如飞天意大利面神教的创立，宗教在人类学家的眼中逐渐失去往日的光辉，取而代之的是对宗教的一系列新的中立的说法：
宣教学是宗教的世俗工具，神学是宗教的灵魂工具。
道德先于宗教并体现在宗教中，而不是宗教带来道德。
信仰宗教的信徒很多并不是信仰宗教所提倡的，而是信仰宗教所含有的。
宗教的实质是反社会性、反人性、反科学性的。极端宗教的实质是反社会、反人类、反科学的，极端宗教脱离了宗教范畴。
宗教具有鲜明的在地性，宗教的形态与其对应的社群文化环境相关。
一头狮子：假如我们有一个宗教，我们的神一定是狮子模样的。
值得注意的是，宗教虽然往往与迷信相关，但迷信只是宗教的显著特征，不能代表宗教本身的性质、事实上，对于科学的迷信，或对于金钱的迷信都是屡见不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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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人类学目前是是偏向均衡的人类学学科，它重视的是社群对法律的影响和法律对社群的反作用。法律人类学更像是典狱学的延伸而不是法律学本身的延伸，法律人类学更多地将法律看做一种非工具性的上层建筑，并解析在脱离工具性后法律与人类的关系。
马林诺夫斯基的《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可以看做是人类学首次通过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开展对法律的研究，马林诺夫斯基通过调研反驳了古典人类学的说辞，他主张在原始社群中起初就存在着法律，而不是道德逐步演化为法律。
在马林诺夫斯基之后，荷兰人类学家科内利斯·范沃伦霍芬正式确立了法律人类学的范畴，但是直到今天，法律人类学还是更多地倒向典狱学或法学而不是人类学本身，这是法律人类学目前最大的困境。
法国人类学家布鲁诺·拉图尔采用了与前人相异的方法开展研究，拉图尔选择先提出理论再去田野调查，因此他提出了可供参考的法律的人类学特征：
法律的前身是公序良俗，公序良俗不一定是法律，法律一定是公序良俗。
法律作为社会契约，将重要的审判权交给少部分人施行。
法律对遵守契约者给予奖励，对违背契约者给予惩罚。
法律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具有鲜明的在地性和封闭性。
法有规定必须为，法无禁止即可为。
法律的出现代表着原始人从蒙昧时代走向了野蛮时代，而关于法律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典狱等制度的萌生和完善是原始人从野蛮时代来到文明时代的标志之一。
不可否定的是，直到今天为止，人类的各种法律依旧是不健全的，但是法律已经成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理论支柱，并且世俗地战胜了神话，魔法，道德与宗教。
在法律人类学中，一些违背人类直觉的法律定性被认为是正确的，恰恰是这些反直觉的定性使得法律有了更多迂回的解释地位，常见的定性例子有：
宣告死亡的人类可以复活，复活后仍然承担自然人的责任。
与睡眠的，患有疾病或失去行动能力的人强行发生性关系后得到事后许可不属于强奸范畴。
在医院等公共场合使用录音设备属于法无禁止即可为范畴。
注释：公序良俗包括两个部分，官方政治性的要求是公序，民间道德性的主张是良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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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对于性的探索从未停止，无论是性文化、性关系、性地位、性认同、性取向等，都是性人类学的重要研究对象。马林诺夫斯基是性人类学的重要开山者，他较早地从婚姻系统和亲属系统方面论述了性。而中国的刘达临、史成礼、王小波、李银河等学者，在调查和研究性文化在社会面上的流行功不可没。
性人类学下分有性心理人类学、性变态心理人类学、性别人类学、性社会人类学等，但是这些琐碎的分类并不能让其兴盛。性人类学中最有实力的一支是关于性别的人类学，其中富有代表性的是女权主义人类学和性少数群体人类学。
根据性人类学的划分，人的自我性观念应当由多重标准共同决定，目前主流的认可有：
生理性别指一个人出生时生物医学鉴定上确定的性别，是难以改变的。
心理性别指一个人受到社会影响后自我认可的性别，是可以被改变的。
社会性别指一个人作为他者时被社会所提倡获得的性别，是可以被改变的。
生理性别心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共同构成了性认同。
性取向指一个人将其他人看做他者时愿意选择符合自己性认同的另一方的性认同。
在现代人类学的研究中，由于当时的社会长期以父权为主，因此女性常常受到刻板化印象，并被放在了现代性的他者的地位。女权主义人类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扭转这种局势，修正人类学中的男性中心主义，并且鼓励女性通过人类学的方法进行自我反省和自我塑造。因此，女权主义人类学的大部分学者都是女性。
不过，女权主义人类学的发展相当受上层父权的制约和压迫，父权同时对下层的男权和女权进行限制和压迫，并教唆女权主义和男权主义的攻讦。女权主义人类学与以往的女性学不同，她们致力于脱离父权的制约和压迫，或者致力于记录现代女权的发展轨迹，具有一定的软弱性。
性少数群体人类学同时关注了文化人类学语境和人体学语境下性少数群体的生存现状，并致力于预防和阻止性少数群体成为他者，被社会边缘化。因此，性少数群体人类学的大部分学者都隶属性少数群体。
根据性少数群体人类学的分类，目前可以被承认，有一定广普意义的性少数群体主要有以下几类：
男同性恋本体的生理、心理、社会性别都为男，但是性取向为男。
女同性恋本体的生理、心理、社会性别都为女，但是性取向为女。
双性恋分为两种，一种是心理性的，一种是生理性的。心理性的本体生理、心理、社会性别都为男或女，但是性取向为男和女。生理性的本体生理性别本身为双性，且性取向为男和女。
无性恋分为两种，一种是心理性的，一种是生理性的。心理性的本体生理、心理、社会性别都为男或女，但是性取向为无。生理性的本体生理性别本身为无性，且性取向为无。
男跨性别女本体的生理，社会性别为男，但是心理性别为女，性认同以心理性别为核心。虽然性取向为男，但这不代表男跨性别女是男同性恋。但是男跨性别女仍然可以是同性恋，体现出来就是男跨性别女的性取向为女。
女跨性别男本体的生理，社会性别为女，但是心理性别为男，性认同以心理性别为核心。虽然性取向为女，但这不代表女跨性别男是女同性恋。但是女跨性别男仍然可以是同性恋，体现出来就是女跨性别男的性取向为男。
酷儿不主张定义自己的性别或性取向，祂们还在探索中。
泛性恋本体的性取向包括但不限于男、女、双性、无性、跨性别、酷儿等。
同盟者指无性、双性、跨性别等性少数群体通过医疗干预后获得了性认同的性别时，虽然失去了性少数群体的身份，但是仍然和性少数群体相关。
特性恋是只对非常规二元性别产生性吸引力的性取向，往往也和性变态心理挂钩。
虽然目前国际上主张对性别认知障碍去病化，但这一主张实际上是违背了自然精神，而折服于政治与经济的。
一名美容医师：实际上生理性别是固定的，心理性别是流动的。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主张开展性别置换手术。
性偏离心理人类学史性心理人类学中的显学，它主要研究的就是人的性偏离动机和取向，性偏离心理人类学和变态心理学几乎直接接轨，边界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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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人类学是研究各种礼仪与人类的关系，并比较不同原始人社群中礼仪的异同点，从而找出人类渊源的一门学科。礼仪人类学中最经典的一个术语是“生命礼仪”，由荷兰学者范根纳普提出。
生命礼仪最初用来描述两种类型的礼仪，一种是起到注释重要的公认时间节点的礼仪，如各种节假日相关的礼仪。一种是指个人在其生命过程中，由一种社会地位转变为另一种社会地位时举行的礼仪，现在“生命礼仪”一词只保留了后者的这种含义。
范根纳普将生命礼仪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象征分离、象征过渡、象征聚集的礼仪：
象征分离的礼仪指表明个人从某一社群或某一社群地位中脱离的礼仪，比如为死者举办的葬礼或为高中生举办的毕业礼。
象征过渡的礼仪指表明个人从某一社群地位中脱离并准备进入另一个社群地位的礼仪，比如间隔年。
象征聚集的礼仪指表明个人进入了某一社群或某一社群地位的礼仪，比如庆祝婴儿出生的礼仪，婚礼或大学开学仪式。
典型的生命礼仪指个人的出生时的命名礼、成年的成年礼、结婚的婚礼、死亡时的葬礼等礼仪。命名礼指为新生的人类起名，名代表家族的想法，而姓代表继承了家族名号，实际上表示了个人被纳入亲属系统。
死亡人类学是一门向死而生的学科，它侧重于研究原始人与死亡的关系，从而衍生至原始人度死亡的态度，包括关于死亡的神话、魔法、宗教等。根据死亡人类学，人对死亡的态度也是不同的，常见的态度有：
忽视死亡的，包括过于重视世俗的，过于无知的等。
避讳死亡的，包括遵守法律的，本能厌恶的等。
渴求死亡的，包括期望自杀的，认同天堂地狱说或转世轮回的，渴望反社会的、被习俗投射的等。
界徐盛：若敢来犯，定叫你大败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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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类学主要分为十个学派，分别是古典进化论学派、德国民族学派、美国历史学派、法国社会学派、心理人类学学派、新进化论学派、功能主义学派、结构主义人类学学派、象征主义人类学学派、解释人类学学派。
古典进化论学派的部分理论是古典人类学的最主要理论，作为最早的人类学学派，它主要分为两个支派。一派以达尔文、赫胥黎等生物学家为代表，着重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人在自然上的结构、另一派以泰勒、摩尔根等社会学家为代表的，着重研究人与社会的关系及人在社会上的结构。
两个支派后来在资本主义的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相互交织相互推动，就形成了古典进化论学派。其中，泰勒等人着重研究宏观的人类文化史，摩尔根等人着重研究宏观的人类社会史，但两个新支派都坚持生物进化对人类的决定性作用。
作为最早的现代人类学学派，以及从古典人类学过渡到现代人类学的学派，古典进化论引入了学科研究、交叉研究的思想，在当时这是极其先进的。它最早开始对原始人的文化研究，并提出了田野调查的基本研究方法，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古典进化论主张人类在生物性上的同源，同时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是独立的，这就是独立发明说。又认为原始人的文化发展具有历史规律，相互之间没有明显的干扰，这就是平行发展说。同时，欧洲的人类文化首先进入文明时代，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能够指导其他地区的文化发展，这就是欧洲中心说。
德国民族学派一名传播学派，由德国民族学家格雷布纳、德国地理学家拉策尔创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传播学派色彩强烈地反对古典进化论学派中的独立发明说、平行发展说、传播学派认为，人类文化的同源不是因为人在生理与心理上的高度一致，而是因为从一开始就存在文化的传播。文化的发展与地理息息相关。
传播学派认为，实际上只有数个地区的原始人独立发明的文化，随后依靠着纬度、海拔、气温等地理条件的加持或限制，这些文化呈辐射状扩散到各处，形成了地域性的文化习惯。依靠地理的文化传播，即从文化采借促成文化流变的方式，这文化的源头有数个中心。
雅斯贝尔斯：我被轴心国迫害，然后提出了轴心时代假说。
同时，不同地区的文化在日后因为交通工具升级、战争等原因克服了地理条件制约后，引发了不同原始中心文化的再度交融，从而催生出更多的新人类文化。各种文化现象传播到一个民族的地域后，不同的文化的碎片被机械地结合为“文化圈”。文化圈分为采集文化圈、生产文化圈、发达农业文化圈、文明文化圈，对应了不同民族的发展阶段和地位。
在德国民族学派的影响下，英国传播学派逐渐形成，他们中主要分为亲属传播学说与埃及中心说。亲属传播学说重视研究血缘亲属关系，认为分居、通婚等创建新血缘、亲属关系的形式同样影响了文化圈的形成。埃及中心说则是鼓吹埃及为人类生物与文化上的源头，认为文化只能在埃及被发明一次，本质上又回到了古典进化论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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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学派是由博厄斯领导创立的学派，这一学派对古典进化论学派与传播学派的大部分内容都进行了完全的驳斥。他们认为，进化论与传播论都过于宏大与不切实际，其背后是经济至上论与地理决定论的阴影。进化论与传播论都妄想以各个民族独特的历史中总结出普遍、抽象的理论或发展规律，以证明某类民族文化的优越性。
同时，进化论与传播论不注重具体而微的研究，而是从表象中得出冒失的结论，实际上违背了科学精神。事实上，一个或数个地区的文化现象与文化起源应当只有一定的显著性或相关性，而不存在绝对的因果关系，进化论与传播论是典型的因果假设。
美国历史学派的最大问题在于它在摧毁原来的人类学学科架构后，没有建立起新的架构，导致了后世的人类学研究无所适从。不过，美国历史学派开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即将所有的文化视作历史特殊发展的产物，对不同的文化进行文化区的划分，并利用文化相对主义视角做研究，这起到了消除文化中心、拯救濒危文化的作用。
法国社会学派与美国历史学派同样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提出，并在二战时期盛行，代表人物是涂尔干和他的学生。法国社会学派重视实证，并对后来的法国经济与历史年鉴学派产生了深远影响，与美国历史学派相比，具有强大的应用性。
基于古典进化学派的独立发明说，法国社会学派提出了社会决定论，即社会是对文化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社会决定论指出，对文化这一社会事实，就应当只考虑用其他社会事实做诠释，与生理、心理无关。因为社会先于独立的人类个体或群体出现，并且作为独立的人类个体或群体的外在，对独立的人类个体与群体产生了限制，且社会的整体功能大于独立的人类个体与群体。
社会决定论还指出，独立的人类个体与群体的潜意识所构成了集体意识与表象就是社会的限制性力量所在，具体到社会事实层面就是神话、魔法、宗教、道德、法律等一系列上层建筑。人类对自然界的二元对立的分类法则一样可以用于对社会的分类上，且均可以以实证的方式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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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人类学学派：一些美国人类学学者深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影响，认为人类学的研究应当考虑个体或群体的独立意识，主张将文化与人格结合起来研究。心理人类学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美国人类学家作者本尼迪克特与她的学生米德，她们坚持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整体观，认为人格在文化过程中培养，并从过程中习得文化的规范。
本尼迪克特认为文化对民族的人格具有作用，并促使其形成典型的文化现象和规范，因此她基于这种思想写出了《菊与刀》，得出日本的知小礼而失大义的文化特征。米德则重视文化过程的作用，即文化对人类个体从幼年到成年再到老年期间所起到的各种阶段性的规范过程的作用。她坚信个体的人格极其受其所处文化的影响，尤其是不同文化中对儿童的培养、教育方式，会直接影响原生家庭的具体行为，进而影响儿童人格的形成。
伍尔夫：最强大的心灵往往是雌雄同体的。
一名中国家长：错误的，棍棒底下出孝子，黄荆条下出好人，伍尔夫是什么东西也来碰瓷？
新进化论学派：二战后，人类学家们重新审视了原有的人类学理论，重新提出人类文化的产生和演变是生物、心理、历史等因素的共通作用。于是以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美国人类学家怀特、萨斯林、塞维斯为首，将原来的古典进化论学说改良为新说，形成了新进化论学派。
新进化论学派从自然科学处引入了新的研究方法和思想，为人类学之后的发展提供了更全面的视角。尤其是对于能量、生态、动力、基因和模因的研究，是以往的人类学学说未曾考虑的。同时新进化论学派重视民族志的使用，也倾向于认可不同文化的多线程流变和历史特殊性。
柴尔德废除了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的说辞，转而用新时期石器时代、自然经济时代、商品经济时代等客观词汇描述文化的演变进程。怀特等学者认为，文化只能用文化进行研究，文化流变就是符号流变，文化进步取决于人类所能摄取和利用的能量的增长，文化以技术为基础，又决定了技术的初生与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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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后，英国政府为了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力度，鼓励人类学家就此进行研究。于是，以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为首的学者提出了结构功能学说，后来就形成了功能主义人类学学派。功能主义人类学学派将研究视角着重于非西方的文化领域中，重视习俗制度的作用，并影响了后来西方的殖民政策。
马林诺夫斯基继承人类学家弗雷泽的研究成果，在太平洋诸岛上做田野调查，强调习俗的功能性。他认为，习俗制度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习俗的功能在于通过文化的媒介满足个人基本生理需求。后期的布朗在非洲大陆上做田野调查，重点放在亲属关系与政治关系上。他虽然也认可习俗的相关作用，但他认为习俗的功能更多在于维持个体在社会体系中的角色身份，与涂尔干的拟剧论类似。
后藤一里：请多多给我点赞，因为我需要这种习俗活下去！
布朗：我在非洲中暑了，可我没看到点赞能帮助我哪怕缓解一点症状。
这一学派同样反对进化论和传播论，但又基于这两论的精神提出了习俗制度的共识性。过于强调文化模式而忽视文化流变的结果时，功能主义人类学无形中否定了群众创造历史的可能。
二战后，反封建主义思潮与反殖民主义思潮兴起，由此结构主义人类学学派诞生，代表人物是列维·斯特劳斯。他从语言学、信息学和之前的人类学学科中吸取了结构论的思想，由此主张从文化的象征作用着手，做深层的、有对比的文化结构分析。这种思潮席卷了欧美大陆，并在哲学与文学上得到了相当夸誉，结构主义人类学学派的思想也是今天最常用的人类学思想。
与功能主义人类学学派中的结构一词不同，斯特劳斯所谓的结构是深层的、有对比性的，也就是人类的思维结构。他将由此而来的社会结构分为有意识模式、无意识模式、机械式模式、统计学模式，其中有意识模式与无意识模式的划分是研究的重点。
有意识模式：社会结构自身所能认知到模式，具体而言就是当人类学家将其观察的结果告知所观察的对象时，观察对象知晓这一结果，或观察对象事先能为人类学家提供的结果。
无意识模式：社会结构自身所不能认知到的模式，具体而言就是只有在人类学家将其观察的结果告知所观察的对象时，观察对象才发现这一结果，或观察对象不能事先为人类学家提供的结果。
机械式模式：社会结构在某一社会法则所规定其行为时遵守之的结果。
统计学模式：社会结构在某一社会法则所规定其行为时违背之的结果。
人类学家的任务应当是找出并解释无意识模式，为此要使用到对应的结构分析方法和转换方法。结构分析方法就是既解决某一系统内现象之间的关系，又要找出各个系统、各个领域现象之间的关系。人类学家应当在观察和分析中破除原有结构的封闭，将不同的现象之间的关系统一为新整体，也就是对比、交叉的思想。而神话、魔法、图腾等原始的上层建筑，恰恰是最值得研究和讨论的现象，也是无意识模式的典范。
而做到这种新整体的统一，就需要借助转换的方法，这一方法就是对语言的翻译。社会结构的转换依赖于语言的翻译，语言的翻译可以将不同的表象结构转换为共同的深层结构。在斯特劳斯那里，语言的翻译是文化流变的显著因素，语言的隔阂首先构成了意义空间的不共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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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人类学学者开始关注公共符号的作用，并逐步认为文化作为一类开放的体系，应当体现在公共符号上。公共符号即具有意义共同空间的人类个体或群体，就时空观、价值观等文化观念做表达所依赖的一类符号。公共符号为人类的交流提供媒介，并以仪式、关系、活动、审美乃至于具体的事物形式体现。在对公共符号的逐步重视下，人类学中催生了以公共符号的社会象征性作为研究重点的象征主义人类学学派。
象征主义人类学学派具有鲜明的透视主义观念，象征被视作是对某种意义的浓缩或对多种意义的联想，象征本身就具有思维的折射。象征主义人类学家认为，研究公共符号的社会象征性的目的在于寻找象征所营造的共通意义空间，从而才能研究出象征如何借助表象来影响社会个体或群体的概念或感知。
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是象征主义人类学学派的泰斗，他后来又结合功能主义、结构主义人类学学派观点，并吸收了控制论、信息论与结构论相关的知识，创立了解（诠）释人类学学派。今天一般认为其观点的三个主要渊源是韦伯的社会行为理论，帕森斯的社会、文化与人格的结构功能主义，以及哲学家赖尔的心论。
格尔茨：事实上，我只对斗鸡有兴趣，毕竟斗鸡是真的好玩儿。
格尔茨将文化与社会视作同等的系统来看，他因此还确定了民族志的象征涵义。与之前的人类学家不同，格尔茨似乎并不追求观察者对观察对象的尽力不干扰，他认为观察者对观察对象的干扰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被干扰后的观察对象本身也值得分析。在解释人类学学派中，民族志是微观上对文化的解释，这种解释是有厚度的描述和讨论，并且包含了观察者对这一文化的各类移情，观察者与观察对象的互动的文本是其过程。
格尔茨认为宗教对人类的文化系统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可以说，宗教对一代人的时空观、价值观等文化观念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作为最早的有文明倾向的符号，宗教在具体的文化生活与形而上的文化理论中达成了动态的平衡，从而塑造了一个民族的鲜明特质。社会秩序的变动，如法律、道德等，只是将宗教从形式上进行理性化，本身不代表宗教的被颠覆，宗教只是从神的文化演化为了现世的文化，且将来要进入一个新的世界的文化中去。
格尔茨还讨论了赌博在人类学上的涵义，他认为赌博除了在乎财富、权力等物质内容的浅层赌博，还有一种以尊严作赌注、以心灵满足为报酬的深层赌博。这种深层赌博几乎处处存在，既在个体的行为上，也在民族的观念上，甚至信仰、战争、道德等一系列社会事物都是赌博的产物。赌博就是利用社会契约来确认公共符号的象征意义的习俗，一个民族有着文化上的诸多文本，这些文本显然都是与其他民族在文本上的赌博所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