喋血金陵：由南京浅谈对日抗战中的战略问题

前言

不久之前刚刚看完《南京！南京！》，郁闷之余，却也不禁忽然想到，虽然说从小就听父辈和学校一在强调南京大屠杀的耻辱，也有幸参加过几回悼念活动。但对于还在孩童时期的我，却也一直好奇，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使得我民族遭此亘古未有的大劫。 

而当长大后，当有了一定阅历时，则提到南京就不能不说到淞沪会战，因为南京沦陷很大程度上的直接原因，就在于淞沪会战中国军的失利。在这个问题上，通常的说法均认为是源于国军的腐败及其战略上的短视，但与此在深入研究后，则同样也出现了一些可待商榷的观点。 

如是孙大骆先生在其1997年的著作《抗日战争历次失败战役的真相及其原因》中就表示： “近年来，我阅读了许多反映国民党抗战的类似纪实文学的作品。我发现，书中大都是描述和再现了当年国民党各级官兵在历次战斗中的过程和一些指挥方面的细节，却没有一本专门论述和探讨国民党军队是如何遭到多次大失败以及对历次失败的原因进行分析的书籍。而这类属于高级反思的军事历史书籍在西方英美以及日本、德国等二战参战国中早已经出版无数次了。尽管前苏联在二战初期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可是至今也没有见到一本严厉尖锐的反思自己失败原因的专门书籍，尤其是以斯大林为主的苏联最高领导层所犯下的各种严重的政略和战略失误更无人专门去论述。泛滥于前苏联以及全世界的各种前苏联军事历史书籍中几乎都是叙述和论述苏军是如何英明的打败德军的，而自己失败的经过往往只是一笔带过。为了在我们号称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避免前苏联的这个极其愚蠢的历史学模式，我用了二年时间结结巴巴的涂抹了这本小书。 

借此机会声明，本书中的任何观点都是属于纯军事学范畴，希望读者和专家从纯军事学角度予以批判而千万不要和民族及政治等问题混同起来。 

应该指出，我们民族经常有令人不理解的现象发生。九十年代以前，各种书籍一致抨击国民党不抵抗政策及其作战经过，这几年却又众声和唱国民党军队的英勇和辉煌，而在这一正一反的宣传热浪中却很少有人依据中日双方的原始史实和原始史料对这场战争的起源和历次失败战役的原因进行客观的系列性的研究和探讨。而今天的我国的民众以及各阶层的知识份子、军区之中，而始终发现不到有关的历史史实的原因和真相。从而，我们民族也就始终无法形成群体性的高度科学，高度智慧般的历史思维系统。 

就好比一个人在经历了一场洪水的灾难之后，开始，他总是宣传洪水是如何如何厉害，后来，他又总是宣传自己是如何如何的顽强有力而从洪水中逃生。他就是不去寻找洪水发生的原因和总结水利保护设施有哪些不足。而这样下去，他将会在另一次的洪永中遭受灭顶之灾的。” 

也故而本文之目地，即以淞沪为引子，略谈谈1937年抗战中的战略问题。而由于笔者毕竟才疏学浅，故所述观点自然无法尽善尽美，其中不足之处还望各位看官们见谅。 好了，废话少说，让我们就此开始。 

正文

必须首先说明的是，淞沪会战实际上有两次，分别是1932年和1937年两次。史学界一般把前者称为淞沪抗战，而把后者称为淞沪会战或者上海保卫战。在此，我们主要讲述的是1937年的淞沪会战，这场会战被称为抗战中最惨烈和最大的会战，历时3月，双方皆投入数十万大军（也有资料说高达百万）。而对国军来说，淞沪会战是抗战前期国军精锐集结最多的一个战役，其结果却最终失败，不得不令人殊为感慨和好奇。 

在此，我们首先回溯下淞沪会战前后的历史事件。众所周知，自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以来，虽然国民党方面还是本着想和谈而没有正式对日宣战，但整个中国其实早已陷入了全面战争的境地。不过一般被人们所忽视的是，直到8月14日淞沪会战正式打响以来的这一个多月里，这之间双方发生了什么事呢？尤其为什么说明明国民党在战与和间颇为摇摆，那又为何要在淞沪会战中主动发起进攻呢？ 

我们先说前者，其实在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国内也并非铁板一块，以号称二战中日本唯一战略家的石原莞尔就主张应见好就收，以避免过分刺激中国而把日本拖入全面战争的不利境地。不过事实上，这一观点也并非石原所独有，在卢沟桥事变后，尽管日军进一步侵占了北平（北京），但依旧与宋哲元签订了一个停火协定。这事发生在1937年7月13-14日，为首的日方代表是军参谋专田少佐，而我国方面则是宋哲元将军，其谈判基调是以《中国驻屯军情况判断》的7项条款为参考。

核心内容最后演变为：

1、处罚责任者问题（即当时中国方面在卢沟桥下令开火的一干军官）。

2、中国方派代表亲自道歉（日方要求宋哲元亲自执行，但中国方面不予接受，而改由副军长秦德纯出面） 

3、日军要求北平城内的治安，由保安队代替冯治安的第37师，而中国方面希望由张自忠的第38师担任。关于这点，实质上等于是否承认北平的既定事实，我国当然是不予接受。 

4、约定立即撤兵和取缔抗日分子。

客观的说，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就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无意侵华，实际上不管是从谈判代表的派出，还是其后续的系列会议来说，日本当时的考虑只是应继续延续九一八的成功案例，还是扩大入侵规模。而另外有一点被常常忽略的是，虽然早在1931年的《田中奏折》里就喊出了要征服中国的口号，但其实直到1937年日军仍旧没有做好战争准备，甚至是理论上的。
 

不不不，笔者这么说并非是想否认自1932年以来日本人在中国侵吞东北等地的蚕食战略，而是说，客观讲日本人直到1937年开战依旧没有确定哪一个战略是其最终指导。 

以历史而论，卢沟桥事变时，日军所用的兵力包括华北各地总计4万伪蒙古军和17000治安军在内的话，其总数大致在6-8万之间，而其中纯日军兵源大概在2万左右。仅仅就77事变当日，位于北平城方向的也不过一个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实际上直到7月25日，也就是说在卢沟桥过了18天后，日军华北方面作战兵力才集结至6万余人，注意，这是纯日军兵员了。而在7月28日上午的北平城作战行动中，参战日军仅仅拥有朝鲜军第20师团、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和第11旅团、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约1万人以及100余门大炮和装甲车，同时有数十架飞机提供掩护。更令人好奇的是，仅仅在77事变后的第三天，中日双方交战部队都曾达成口头上停火协议。这就很奇怪了，倘若说参战日军以及密谋高层确实有意发动全面战争，那么何至于在事件爆发直至第18天后方才集结了6万兵员呢？又或者换个角度上说，倘若日军一开始就秘密集结这6万日军，那么事实上在7月7日当天他们就早已经取得了北平甚至于华北的控制权。 

在这个问题上，国军中著名的战将李宗仁就在其《八年抗战敌我优劣之检讨》中做过一针见血的分析：“日本既以侵华为国策，田中义一并认为征服中国为征服世界的阶梯。但是日本究系岛国，民族眼光短视，胸襟狭隘，政治、军事领袖皆有志大才疏之弊，徒有成吉思汗的野心，而无成吉思汗的才能和魄力。因而他们侵华的方式，是蚕食而不是鲸吞。既已作了侵略者，又没勇气承认对华战事为“侵略”，却硬说是“事变”，而且这些“事变”的制造，又是毫无计划的盲目行动。 

例如沈阳“事变”是土肥原、板垣等少数中下级军官搞起来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事前竟不知其事。事后关东军司令部和日本政府只有追随少壮派军人之后，为其越轨行为作辩护。此实非文明国家应有的现象，然日人行之，不以为怪。

侵华战事既已发动，而日本人又没有气魄来大举称兵。等到中国民愤达到最高潮，以致卢沟桥“事变”无法收场，大规模用兵势在不免之时，日本又不愿倾全国之师来犯。只是在华北、华东用少数兵力与中国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战。这种“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 

中国地广人密，日军一个师团、一个师团地开入中国，正如把酱油滴入水中，直至把一瓶酱油滴完，为水吸收于无形而后已。日本人便是这样一滴滴地，滴进了六、七十个师团在中国大陆，但是还是泥腿深陷，坐以待毙。所以日本既处心积虑要征服中国，就应乘欧洲多事之秋，一举把中国吞下。日本平时国防军有二十个师团，稍一动员便可递增至四、五十个师团。 

如果卢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使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则占领淞沪、南京、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即无异探囊取物。然后右路越秦岭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峡，入夔门，占重庆，左路经广西，向都匀，入贵阳。一举而占领中国各重要都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支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 

到那时，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等到大势已去，纵使我们的极端主战派也只好钳口结舌。则以蒋、汪为首的反战派和三日亡国论者自将振振有词，率全国人民屈服于暴力之下了。然后，一俟德、意向外侵略，欧战发展到顶点时，日本即可挟中国的人力物力，向亚洲防卫力量薄弱的地区，进行狂风掳掠性的战争，则南进北进，均可游刃有余。如此，二次大战结束的面貌，恐将完全两样了。 

日本的基本政略既已铸成大错，而其小规模局部战略运用错误亦复如出一辙。卢沟桥事变后彼方乘我政府的不备，不宣而战，瞬息即击破我华北的驻军。如果乘胜跟踪穷追，使我政府无喘息的余暇，占领东西交通动脉的陇海路，进迫武汉、南京，截断长江运输，则京、沪不攻自破。 

日军有此天与的良机而不取，竟将其主力军投入四面崇山峻岭的山西，以致旷日持久，作茧自缚。虽用尽九牛二虎之力，前锋勉强一度进至黄河北岸，然而南望风陵渡，面对汹汹巨浪，何能飞渡？其后虽把主力军抽出，南下围攻徐州，西进攻占开封，企图席卷豫、皖产粮区域，却又被黄河决堤泛滥所阻。逼不得已，乃转循长江西侵。因两岸地形复杂，进展甚缓。到占领武汉，已成强弩之末，形成僵持的局面。中国历史上元、清两代入关，系由北方南下，以居高临下之势，自可事半而功倍。日本恃有海军的支援，违背传统战略有利条件，改由海道溯江西上作仰攻。兵力又不敷分配，其失败固可预卜。 

日本之所以在战争初期不这样做的道理，一则或许由于无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以及气魄雄伟的战略家，他们相信我们不会长期抵抗，南京、武汉失守之后便要投降了。再则是他们本国之内可能亦有掣肘之处，军阀未能随心所欲。关于此点，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们当可提出极详尽的答案。但是，日本既然不能放手来侵略，则又何必搞此无结果的侵略呢？ 

以上便是注定日本必败的两项重要因素。至于日本军队的长处，那也确是说不尽的。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高级将领之中虽乏出色战略家，但是在基本原则上，绝少发生重大错误。日本将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作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这些都是日本军人的长处。不过如果一个国家的大政方针的出发点已错，则小瑜不足以掩大瑕。何况“兵凶战危”，古有明训，不得已始一用之。日本凭了一点武士道精神，动辄以穷兵黩武相向，终于玩火自焚，岂不是理所当然吗？” 

而也就在这蚕食还是鲸吞的摇摆中，日军开始借着北平的胜利往平津等华北南方进行试探，但就在这个当口，淞沪会战忽的便爆发了。 

在今天不少广为流传的信息中，似乎关于持久战并非毛主席原创，而是当时不少有识之士的共识，尤其更有说法指出，蒋介石也有类似“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略构想。但真相究竟如何呢？

 

其实某种角度上说，对于当时中日双方可能的战争里，大家都并不难想到彼此可用的策略，但根本的问题在于指出其中的关键要素并予以贯彻。在今天有据可查的史料中，国民党方面最早提出较完整持久战略构想的当属蒋百里，在其所提的建议中指出，中国应该利用地势东高西低的走向，以主动攻击驻上海的日军使其由东向西仰攻，而不是延续元清游牧民族由北向南的战略方向。也正因为此，蒋介石才会选择在上海主动打响对日本人的战役。 毕

竟淞沪一带的水网地形虽然不利装备低劣的国军机动，但对于日军来说也同样险恶。而且相较起华北的开阔地来说，至少说国军不用面对机械化程度较高的日军进行大规模穿插。同时，主动打响淞沪之战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如果能迅速彻底的解决日本在上海的地盘的话，那这样的胜利固然在单纯的军事层面上意义不高，可在政治上却是难以估量的。而退一步说，即使无法达成上述的目地，能把日军的注意力引向淞沪地区，则这样仍可以很大程度上减轻华北方面国军的压力。更何况说，由于上海临民国政府南京距离太近，如果1937年不进行主动出击，那事实上也没有办法保证日军不会借此展开攻势。 

某种意义上，从事后来说蒋介石对这话是听进去了的，这一点的主要佐证在于国军在30年代吴淞方向的永备工事修筑，以及1934年由老蒋一手所拟定的《江南防御方案》。进一步的，这一系列举措也还有20世纪30年代德国来华军事顾问的影响，而其中以法肯豪森在1935年8月20日的《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最为详实。其文节选如下； “目前威胁中国最严重而迫切者，当然日本。日本对中国之情，知之极悉。其利害适与中国相反，故必用尽各种方法破坏中国内部之团结与图强，至少设法迟延其实现---设想则政府有坚韧意志，断无不抵抗而既承认敌方要求，沉默接受。鄙意民气，既是造成抵抗意志，故不容轻视。苟领袖无此种意志，则人民亦不肯出而抵抗。抵抗意志必须有实力之兵力，方有固定之基础，目前中国陆军，故不能担任新式战争，但未若不可用作持久抗战，迫使其增加兵力，一切重要莫过于成立虽小而极端新式之国防军。” 

“一旦军事上发生冲突，华北既直接受威胁，若不战而放弃河北，则陇海路及重大城市，既陷于最前战区，对黄河防线，不难由山东方面，取席卷之势。对海正面有重大意义者，首推长江。敌苟能控制中国最重要之中心点，直至武汉一带，则中国之防力已失一重要之根据，于是至内地，中国截分为二。” 

“目前国军主力，具集中于南部、西部，宜速抽调可以节省之兵力，分驻各区，使能应作战之用。凡作战所用部队，宜集中于徐州-郑州-武汉-南昌-南京区间。北方则掩护陇海路及沿路有关生存之设备，故最初抵抗区务必向北推进，是以沧县、保定之线宜绝对防御---最后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东部有两事极关重要：一为封锁长江，一为警卫首都，两者有密切之连带关系。次之为武汉、南昌，可做支撑点，宜全力固守，以维持通广州之联络。终之四川，为最后防地。” 

不过对此，身为委员长同僚的李宗仁却不这么看，在回忆录中李宗仁写到：“我国抗战的战略错误亦多，从基本原则上说。我们对一个优势敌国的侵略战争，应该是长期的消耗战，直到把敌人拖垮为止，决不与敌人争一城一地的得失，自丧元气，消耗主力。所以，抗战一开始，我们断不可把全国的军队的精华集中在京、沪、杭三角地带，任敌方海、陆、空军尽量发挥其优越性能。蒋先生当时作这决定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第一是由于他不知兵法，而好意气用事。因蒋的本性是绝对亲日的，但目睹失地千里，日本仍不满足，使他面子上无以自处，实在气愤不过、所以不顾一切，和它一拼再说。这是绝大的错误。因为做统帅的人，甚至独当一面的指挥官，一定要冷静，千万不可使气；一时冲动，往往正堕敌人奸计之中。第二，可能是他的策略，蒋先生不愿全面抗战，他认为能把上海牢守几个月，西方列强可能出来斡旋，战事亦可乘此收场，如“一·二八”淞沪抗战一般。” 

那对此，笔者怎么看呢？某种程度上说，这场始于1937年的八年战争对于双方而言，其实多少都显得仓促了。我们先说中国方面。1937年的中国，无论如何也说不上铁板一块，即使以蒋介石这样的权谋好手，也不过勉强保持着国民政府的表面完整。旧时代如桂系、川系等等军阀依旧在青天白日旗的背后暗暗掌控着己方的一切，而即使是中央军本部，其内部也充满着内斗和敌对。 

在当时的局势下，政治人物的筹码完全取决于军队，再好一些则是拥有一定的地盘。如是淞沪会战中英勇作战的孙立人将军所统帅的税务警卫团，其无论在装备还是人员的选拔上，实际上完全由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一人掌控，在当年就被讥讽为宋子文的御林军。而即便是号称蒋介石亲信的中央军系统本身也是派系众多，如是最出名的就有陈成的“土木系”。军队统一指挥都很难做到，可以想象这样的部队如何能克敌制胜呢？ 

实际上，所谓预见中日间的战争在当时来说并不算什么特别不能想象的事，困难的在于这场战争究竟会在何时爆发以及有什么应对的方法。本质上这要求处于弱势的一方时刻准备着，但这点对于国民政府来说却恰恰是最致命的弱点之一。

毕竟国民政府中虽然不乏有识之士，但其刻入骨髓的派系和内斗却使得这个组织即使有好的计划也殊难执行。 

除此而外，国民政府在总体战略的把握上也有其局限性。自民国瓦解以来，中国大地上战乱不断，动辄我们都能看见数十万人的惨烈战争和伤亡，但其中真正能与同期西方甚至日本相比美的职业士兵却非常稀少。往往一支军队鱼龙混杂，既有被强抓来的壮丁，也有战场上走过几遭的老兵油子。不过这些老兵的经验也多仅局限于旧式战争的经验，大量的官兵对于日军战术和装备的理解非常稀少，部队长官也很少有去主动研究别国的军事技术。 

对于他们来说，从军的目地是为了活命，而当官的目地也不过是为了获得更好的财富和物质享受，外加上纷乱的局势也使得他们几乎没有这个时间。蒋介石政府的一系列措施和不断的战争固然或多或少提高了中国人对战争的适应能力，但综合起来中国的军队依旧与日军有很大的差距。最后则是有别于双方高层的军事水平，当然公允点说这方面国民党和日本人倒是半斤八两，而我们主要说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 

在某种意义上，蒋军的决策层中不乏是身经百战的将领，但他们的经验多是旧式战争，人们的惯性也一般会把经验停留在才发生过的事情上。他们所缺乏的是另一种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即合理的联想推演能力。而即使是蒋介石本人，虽然不能说他在大战略角度上毫无眼光，但他缺乏的是足够完成他构想的专业知识和能力。我们在后来一般都承认蒋介石有“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设想，但鲜有人了解在1939年，蒋介石还曾意欲发动一次全面的反攻。 

这场反攻在历史上得到了部分的实现，现在一般称之为“冬季攻势”。然而尽管普遍认为日军在那次攻势中受损颇重，但其实这跟斯大林在1941年末不顾苏德战场实际形势擅自发动的反攻一样，白白损失了大批兵力却对整个大局没有多少好转，甚至还变向加恶了。其结果，日军在40年相继发动进攻，以至于直到接近1943年末国军才缓过这口气来，而为此所损失的代价却是难以估量了。 

也当然，战争作为一个双方互动的活剧，很难说哪怕是军事天才就可以完全没有失误，对于历史人物我们也确实应该报有历史之同情。但不管怎样，错了就是错了，尤其对于人为的错误，这是不论如何也无法推卸的。蒋介石作为最高统帅的不足在于，一方面他必须任命前线指挥官以进行具体的作战行动，另一方面却又因信不过大部分高级将领而遥控干涉具体的军事部署。如此，这两者就构成了一个勃论，以至于随着距离越来越远，国军的整体反应也越来越慢。诚既如此，又怎么能打好仗呢？ 

而相对起来的日军方面，固然有相对先进的技术装备和较强的军事素质，但就战略上说倒是跟国军难分伯仲。诚如李宗仁将军所言，一个国土和国家战略力量都极为有限的日本，在当时倘若有全面侵吞中国的想法，那么其计划一般而论就要避免长期的消耗战。换句话说，也就是要在一开始就投入自己所有的力量对敌予以最沉重的速决打击。 

日军贵速不贵久，这起码是一切清醒的军界人士对当时的中日局势一种最基本的认识。然而，日军并没有这么做。时至今日我们不尽会想，设若当年日军在37年战争之初既以其所有力量武装50-60个师团，配以海空军的主要作战部队在几个战略方向同时投入。具体指导为，以华北平原为正面战场、而由上海为浅纵深迂回，并在广西一带执行大纵深迂回亦或说真正的隐蔽战略。那么战争的结果又将如何演变呢？事实上，上述几个方向也并非天马行空，历史上日军恰恰就是这么进行的，只不过是并没有联系在一起统一执行罢了。 

当然，人们也许会说，日军若做如此规模的战前集结，那么中国方面岂会不知道？但问题在于，当德国在1941年的苏德边境集结高达100多个师好几百万军队的时候，斯大林及其一干领导人还是认为，这是希特勒为了进攻英国而作的详动。可以说，只要情报做得好，战略欺骗并非毫无可能，何况说这方面日本人倒是一直的好手。

除此而外，人们或许还会反驳的第二个理由在于，这似乎忽略了当时日军的后勤能力并不足以支持其进行如此庞大的军事行动。但若以历史观之，却又令我们不尽疑惑了。1944年4月17日至12月10日，日军在面临战败之即发起了近乎绝望的大陆反攻，其间日军动员总兵力高达51万。 

第一阶段，日军以14.8万人进攻河南，至6月2日河南方面作战基本结束。而同时期，也就在5月，横山勇指挥8个师、1个飞行团和海军一部，共20余万人展开长衡会战，本此作战至8月8日结束。同月，也就是8月29日，日军向广州进军，第6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奉命指挥第11、第23集团军、第2飞行团(飞机约150架)和第2遣华舰队一部，共约16万人展开桂柳会战。至12月10日，历时8个月作战，日军基本完了其作战初衷“打通大陆交通线”，并同时歼灭国军50-60万人，横越20余万平方公里。 

当然，本次会战的成败及其作战行动在战略上的意义并不作为我们此间讨论的问题。但起码有一点，这场号称抗战中日军兵力动用规模最大的豫湘桂战役。它不仅向我们表示了日军有这种组织大规模战略作战的能力，同时也反过来说明了国军在面对这种大规模作战上是有很大欠缺的。既然如此，倘若日本人不是在已日薄西山的1944年，而是在1937年日军各方面都尚处于健全期的时候，就发动比豫湘桂战役更大规模的战略进攻，那么历史又将如何演变呢？？？ 

就此，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会发现，日军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战略失误，与其背后的最高决策层是有重大联系的。在这里必须先行科普的一个知识点是，虽然一般说来纳粹德国和二战中的日本，均公认为信奉军国主义。但其实其内部结构，仍是文官政府。为什么这么说呢？ 

诚固然，尤其自226兵变以来，日本军部的势力和主张就变得凌驾于一切政令和国策上，但其具体的执行人和权利的最高代表，其实都还是军事的门外汉。比如提拔东条英机为陆军大臣的近卫文麿来说，出身贵族，大学时工读的是法学系。而即便是号称军人世家的东条英机，在1937年前后也不过供职于关东军参谋长，其主要鼓捣的事件里，张鼓峰和诺门坎日军可谓损失惨重，唯一勉强可算是成绩的也就是他在压制反帝国主义思想者方面卓有成效。但这点跟策划军事行动完全两个概念，石原莞尔就曾辛辣的讥讽以东条英机的本事，他最多只配管理20挺机关枪。与之相对的，纳粹德国同样好不到哪去，其本来负责军事问题的总参谋最终被希特勒一步步架空，最终论为元首的传令兵。 

可以说，不管是纳粹德国还是法西斯日本，其实都并没有摆脱“政治优先于军事”的既定认知。但矛盾的点在于，当握有最高武装力量统帅权的国家首脑并不对军事有深入了解时，其所做出的一系列战略决策又是否本就是荒唐的呢？？当然，对此也有朋友会说，各国之所以发展出由文官执政，主要是为了避免因为军人的冲动，而致使国家陷入穷兵黩武的境地。 

可反过来说，难道因为文官不善军事而做出的决策就对国家不是一种巨大的灾难？何况我们细数历史，真正意义上由文官政府无知而肆意发起的战争从来就不在少数。相比而言，我更倾向于战场上见过死亡的军人更会对战争持谨慎态度。 

而换个角度上来说， 这一点恰恰是今天最值得人们所探讨的，即我们都从上面再次看到了军事和政治分家的恶果，那么在未来的战争如何使军方和政界人物达成一个相对平衡，也就成了未来国家最高统帅的主要职责。 

而同样的，在今天，国家组织中的人事考核就如同文理分科的谬论一样，本质上两者是相互联系、难以分割的，但现如今被人为强制的区分。其结果既无法造就单一方面的专才，很大程度上也消弱了整体组织的能力。军队里重理轻文则更属于无知。自古以来凡是军事装备上的最大进步，往往都源于一些科学家非军用目地的发明，如是电话、电报、汽车、飞机等等，而杰出的统帅则更少有是不看历史而专职工科的。  

除此而外，日军当年所犯的错误在今天也还形成了另一个潜在盲区。那就是近几十年以来我们关注于军事理论的发展，大部分都认为未来的战争更趋向于小规模的冲突和地区性的局部战争。这些说法固然不能说不对，但问题在于谁又能保证战争规模就一定是局部性的战争呢？又或者说，如果一旦面对全面性的战争，那我们如何去抵御？ 

几十年来，人们之所以认为战争规模已经大幅度缩小，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核武器的产生。其实，核武器尽管确实威力无穷，但却并非人们一般想象的那样几颗核弹就足以把一个大国彻底摧毁。实际上即使是美苏冷战交恶最紧张的时侯，双方的核武器拥有量都是惊人的。就已公布的数据，美苏当年各自拥有高达300枚战略导弹，近万枚核弹头，基本上可以把彼此毁灭过好几遍了。 

微观点说，武器杀伤力的进一步扩大确实也造成了人们对于战争残酷的认识，以至于战争规模更趋向于谨慎和缩小。但问题往往在于，这些谨慎和缩小的战争常常很难决定胜负，由此对于双方的终极诉求利益就很难打出一个所以然来。于是乎仇恨悄然种下，直至下一场战争的到来。 

在此之间，很难不会出现一个尝试企图根本解决问题的国家出现，而等到它有了这层心思后，那么小规模的战争就很难符合其目标了。而如果进一步假设说它的对象敌同样是一个大国的话，那么这种战争的规模就必然是规模空前、石破天惊的。 

这正如19世纪以来，工商资本的高度运作导致了人们对于资源的进一步需求，而当多国的需求共同作用产生矛盾时，其最后的结果就要求战争来决定胜负。30年战争前，一场10万人的会战往往就决定了两个国家间的胜负和国运。而到了拿破仑时代，10万人的会战不过是两个国家战争中的一个阶段罢了。等到了两次次世界大战时期，则10万人规模的战斗则更多是战争中的无数场战役罢了。 

可预见的未来，尽管我们已经很难再见到数十万人的大兵团在平原阔野里相互厮杀，但少则数十年多则上百年的准备来谋划的一场“跨时间跨空间的无限制战争”却并非不可想象。而在这种战争中，我们每个人无论愿意与否，我们的日常活动、我们的一切都将被归于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中去。 

这正如《未来战争》中的描述一样：“在未来，人民的生活既是战争”。  

后记

由于本文写作仓促，关于抗战中双方战略上的得失，很多不足尽望谅解。实际上笔者的初衷在于阐述这场战争中双方战略中的一个点，这个点固然无法作为对这场战争中战略成败的最后考量，但却还是能达到一个相对高度的重点。而更为重要的是，笔者写此文的最主要目地亦在于引发人们对于未来战争的联想。

毕竟往往我们只有借鉴历史，才能更好的看清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