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运/法国文学】《九三年》中的名场面之土牢对话与雨果的理想
一种说不出的可怕的宁静笼罩着土牢。这两个人谈起话来。
郭文说：“伟大的事物正在酝酿产生。眼前革命所做的事是神秘的。在可见的工作后面有不可见的工作。前者遮盖住后者。可见的工作是残暴可怕的，不可见的工作是崇高的。在眼前这时候，我把一切都分辨得非常清楚。这是奇特而美丽的。必须要利用过去的遗产，这个不寻常的九三年是从这些遗产中产生出来的。在野蛮的基础上，正在建筑着文明的圣殿。”
“对的，”西穆尔登回答。“从这个暂时的状态里要产生永久的状态。这种永久的状态就是权利和义务相对，实行比例和累进税制，义务兵役制，平等，不偏不倚，还有，比一切都重要而且在一切之上的，是这条直线——法律。这是绝对的共和国。
“我更爱的是，”郭文说，“一个理想的共和国。”他停顿一下，然后继续说：
“我的老师，你刚才所说的一切里，有没有尽忠，牺牲，克己，恩恩相报和仁爱的地位呢？使一切保持平衡，这是好的；使一切和谐相处，这就更好。比天秤更高一级的还有七弦琴。你的共和国把人拿来称一称，量一量，而且加以调整；我的共和国把人带到蔚蓝的天空里。这就是一条定理和一只苍鹰的区别。”
“你迷失在云层里了。”
“你呢，迷失在计算里了。”
“所谓和谐包含着梦想。”
“在代数里也有同样的情形。”
“我所要的是欧几里德造成的人。”
“我吗，”郭文说，“我倒愿意要荷马造成的人。”
西穆尔登的严厉的笑容盯着郭文，仿佛要把郭文的心灵拖住。
“诗。不要相信诗人。”
“是的，我听过这种话。不要相信清风，不要相信阳光，不要相信香气，不要相信花，不要相信星星。”
“这一切东西都不能叫人肚子饱。”
“你懂得吗？思想意识也是一种养料。想，就是吃。”
“不要说这种空洞的话。共和国就是二加二等于四。当我把每个人应得的一份给他.……”
“你还要把每个人不应得的一份给他。”
“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指个人对于全体和全体对于个人的那种无限的互让，这就是整个社会生活。”
“在严峻的法律以外，再也没有别的。”
“还有一切。”
“我只看见正义。”
“我呢，我看得更高。”
“难道还有比正义更高的吗？”
“公平。”
他们不时地停顿一下，仿佛光掠过一样。
西穆尔登接着说：
“我不相信你能说明这个问题。”
“好，让我来说明。你要实行义务兵役制。可是打谁呢？打别的人。我吗，我根本不要兵役。我要和平。你要帮助贫苦的人，我要根本消灭贫苦。你要实行比例税制，我根本不要什么捐税。我要公共财政支出减到最低限度，而且用社会的剩余价值来支付。”
“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首先消灭一切寄生虫，像教士，法官，兵士等等。然后，利用你们的财富；你们把肥料抛弃在阴沟里，现在在要施放在田畦里。全国还有四分之三的土地是荒地，现在要开垦整个法国的荒地，取缔无用的牧场；把公共的土地分给人民。使每个人都有一块地，每一块地都有一个人。社会的生产力就可以增加百倍。现在的法国每年只能够给农民吃四天肉；如果很好地耕种土地，法国就能够养活三万万人，这就等于整个欧洲。必须善于利用大自然，它是被忽略了的伟大的助手。使每一阵风的吹动，每一道水流，每一下磁力的发出，都为你们服务。地球内部有一个脉管网，这个网里流着大量的水、油和火；请刺穿地球的脉管，使水从你们的井泉里喷出来，把油注你们的灯里，把火送进火炉里吧。请你们细心思考海水的运动，满潮和落潮，潮汐的一来一去吧。海洋是什么？是没有被利用的大的动力。这世界多么愚蠢啊！不知道利用海洋！”
“你完是在作梦。”
“就是说，完全是在现实世界里。”
郭文又说：
“还有女人呢？你怎样安排她们？”
西穆尔登回答：
“没有变动。仍然是男人的女仆。”
“好。可是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就是男人要做女人的男仆。”
“你这样想吗？”西穆尔登叫起来，“男仆！不可能。男人是主人。我只承认一种君主制度，就是家庭里的君主制度。男人在他自己的家里就是一个皇帝。”
“好。可是有一个条件。”
“是什么条件？”
“就是女人在家里是一个皇后。”
“这就是说，你想使男人和女人地位..”
“平等。”
“平等！你这样想吗？男人和女人是不同的。”
“我说的是平等。我没有说相同。”
谈话停顿了一阵，仿佛在这两个交换着闪电的精灵之间有了暂时的休战。西穆尔登打破了沉默。
“还有孩子呢？你把他交给谁？”
“首先交给生他的母亲，然后交给育他的父亲，再交给培养他的教师，再交给使他长大成人的城市，然后交给最高的母亲—祖国，再交给伟大的祖先一人道。”
“你还没有提到上帝。”
“所有父亲，母亲，教师，城市，祖国，人道，每一级都是走到上帝那里去的梯子上的一级。”
西穆尔登没有作声，郭文继续说：
“一个人到了梯子的顶端，就是达到了上帝。上帝打开了门，只要走进去就得了。”
西穆尔登作了一个招呼别人回来的手势。
“郭文，回到地上来吧。我们要完成的是可能的事。
“那么开始的时候，就不应当把可能变成不可能。”
“可能的事总是能够实现的。”
“不一定。如果我们粗暴地对待乌托邦，就等于扼杀乌托邦。没有什么比蛋更不能防御自己的了。”
“可是仍然要抓住乌托邦，给它套上现实的轭，把它装在事实的框子里。抽象的理想必须变成具体的观念；这样虽然少掉了美，却更有用；它缩小了，可是变得更好了。权利必须归纳到法律里；权利变成法律以后，它就是绝对的了。这就是我称为可能的东西。”
“可能的东西不仅这些。”
“啊！你又来梦想了。”
“可能是一只神秘的鸟，永远在人的头上飞翔。”
“我们必须把它捉住。”
“在活生生的时候捉住。”
郭文继续说：
“我的想法是：永远前进。如果上帝要人后退的话，他就会使人的脑后长着眼睛。我们必须永远朝着黎明，青春和生命那方面看。倒下去的正在鼓励站起来的。一棵老树的破裂就是对新生的树的号召。每一个世纪都有它的使命，这一个世纪完成的是公民工作，下一个世纪完成的是人道工作。今天是权利问题，明天是工资问题。工资和权利实际上是同一个词儿。人不是为了不领工资而活着的，上帝创造生命的时候就欠下了一笔债；权利就是与生俱来的工资；工资就是争取得来的权利。
郭文像一个预言家那样专心一意地说着。西穆尔登静静地倾听。他们的地位颠倒了，现在那个学生倒像是先生了。
西穆尔登喃喃地说：
“你走得真快。”
“也许是因为我的时间太仓促，”郭文微笑着说。
他接着又说：
“啊，我的老师，这就是我们个人的乌托邦的区别。你要的是义务兵军营，我要的是学校。你梦想把人变成兵士，我梦想把人变成公民。你要他狰狞可怕，我要他成为一个思想家。你要建立个掌握生大权的共和国，我要建立..”
他停顿了一下：
“我要建立一个有才智的人的共和国。”
西穆尔登凝着土牢的石地说：
“那么现在你要什么呢？”
“就要现在这样。”
“这就是说你不责怪眼前的时代么？”
“不错。”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风暴。风暴永远知道自己所做的事。只要有一棵老橡树被击倒，无数森林都会健全起来！文明有它的瘟疫，这大风治好了它。也许大风选择得很不够好。可是它能有别的办法吗？它所负担的是那么艰巨的清洗工作！在瘟疫的恐怖面前，我了解风暴为什么这样猛烈。”
郭文继续说：
“此外，既然我有了指南针，风暴对我有什么关系！既然我有我的良心，事变对我又有什么影响！”
他用低沉同时也是严肃的声音继说：
“这里还有一个永远能够独断独行的第三者。”
“谁？”西穆尔登问。
郭把手指高举过头。西穆尔登的眼光顺着举起的手指的方向望去，透过土牢的拱顶，他仿佛看见了满布繁星的天空。
他们又沉默了。
西穆尔登先开了口：
“要说社会比自然更大，我跟你说，这不仅是不可能，这简直是梦想。”
“这是目标。否则社会有什么用？停留在自然状态吧。做野蛮人吧。渥太伊提是一个乐园。不过在这个乐园的人是从不思想的。即使是一个智慧的地狱，也比一个愚昧的天堂好些。当然，我们不要地狱。我们是人类社会。社会比自然更大。是的。如果你不对自然加上点什么，为什么要脱离自然状态呢？不如像蚂蚁那样满足于不倦的工作，像蜜蜂那样满足于自己的蜜吧。不如做辛勤工作的动物，不要做智慧的皇后吧。如果你对自然增加了什么，你就必然比自然伟大；增加就是扩大，扩大就是生长。社会就是自然界升华而成的。我要的是蜂巢里所没有的东西，蚁窝里所缺乏的东西，像纪念碑，艺术，诗歌，英雄，天才。永远背着重担并不是人类的规律。不，不，不，不要再有贱民，不要再有奴隶，不要再有苦工囚犯，不要再有罪人！我要人类的每一种特质都成为文明的象征和进步的主人；我要自由的精神，平等的观念，博爱的心灵。不！不要再有枷锁！人生下来不是为了拖着锁链，而是为了展开双翼。不要再有爬行的人类。我要幼虫化成蝴蝶；我要蚯蚓变成活的花朵，而且飞舞起来。我要……”
他停下来。他的眼睛闪耀着光。
他的嘴唇在动着。他停止了说话。
土牢的门一直开着。外边有一种骚动的声音传进土牢里来。可以听见不十分清晰的军号声，大概是起床号；然后有枪柄碰地声，那是啃兵的换班；最后，在离堡垒很近的地方，有一种搬东西的声音，在黑暗中只能分辨出那是移动木片和厚板的声音，夹杂着一种类乎锤击的沉重有间歇的响声。
西穆尔登听着，脸色变为苍白了。郭文什么都没有听见。
他的沉思愈来愈深了。看来好像他已经停止了呼吸，他完全集中于在他的脑海里出现的那些幻象。他微微地震动。他的眼珠里的那种黎明的光芒越发亮了。
这样过了一些时候。西穆尔登问他：
“你在想什么？
“想将来。”郭文回答。
节选自雨果的《九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