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真的接受理學嗎？】

（朱熹的貢獻與儒學的困境）（理學相對於儒學是承先啟後嗎？）

（出自臺灣大學王世宗教授《中國歷史通釋》第八章〈兩宋：中國歷史的古今分野〉，頁257-8。）

　　理學的流弊是空談，束書不觀、率性而為、虛偽逃避皆以此而起，其「強不知以為知」之態為禍甚烈。「學苟知道，六經皆我注腳」（《宋史》〈陸九淵傳〉），此言甚是，但學苟知道即是得道，而凡夫豈可能得道，為此之言誤導甚矣 。南宋理學幸得朱熹闡揚孔孟之道而未更加誤入歧途，其「格物致知」的為學主張提振求道方法的權威性，「進四書而退五經」的建議——師法聖賢而倡導道統——則減少士子自解自迷之氣，使理學的理性益顯，而趨於傳統格調。朱熹常被視為正統儒學的集大成者，此見大約無誤，然而朱熹的形上觀念富有理學色彩，這確與孔孟的信仰不同；其所以如此實因朱熹追求真相全知，而儒家的天道觀未足以盡釋其惑，乃「被迫」採用無極太極理論以填充虛空；即因此論有名乏實，反而無甚傷害，朱熹接受其說顯然既得意又失意，甚是無奈，這便是朱熹不喜玄言而強調實學的緣故。易言之，理學對朱熹而言僅是備用性的宇宙觀，絕非其知識建構之基礎，但朱熹既求通貫之道，乃不得不承認理學之天論以竟儒家全功（朱熹的道統觀認定周張二程直接孔孟） ；此事一方面證明朱熹治學求備的偉大胸懷，另一方面卻顯示中國文化盛極而衰的悲劇，難怪在朱熹滔滔立言之時，輕窮理而務發心的象山學派也隱然流行，其勢竟可逼迫朱學。總之，理學以唯心主義化解傳統儒學「天人交戰」的窘境，亦以唯心主義毀壞傳統儒學探究神道的大業，理學成為終極的儒學，其承先之績並非啟後之所資，可見理學的成就暗示儒學的失敗，而宋人所確立的道統其實引發中國道術的新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