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远教授：嘉靖开始思想家引导社会思潮

一个“多事之秋”

       正德、嘉靖时期的“多事”，集中表现为几个突发性及持续性的社会政治变故。

       首先是“民变”。正统至成化时期河南、湖广、四川边境地区的荆襄民变之后，正德时期在江西、福建、广东、湖南边境地区，在北直，在四川，连续发生大规模民变乃至农民起义，以及由此激发而生的“藩变”。

       其次是“倭变”，即嘉靖中后期东南沿海地区发生的倭寇骚扰，以及伴随而生的沿海民变。再则为“虏变”，嘉靖中后期发生的北方蒙古各部对内地的侵扰乃至兵临北京，以及女真各部对明朝在东北地区统治的抗争。

       再为“阁变”，嘉靖帝的长期不视朝、不听政、不接见大臣，导致了内阁权力的高度集中，首辅专应对、专票拟，被视为“真宰相”。

明清统治者的同与异

       就政治态势而言，清朝通过对周边用兵并辅之以宗教和民族政策，建立起中国有史以来疆域最辽阔的国家。

       有国外学者将清朝的疆域说成一个等边三角形，总面积近两千万平方千米，比明朝要风光得多。而康雍乾持续一个半世纪的“盛世”，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所没有过的。

       反观明朝，除了太祖、太宗（成祖）有善绩可陈，其他的皇帝，或者善于作秀而并无多少雄才大略（如宣宗），或者视皇帝为儿戏却不干正经事（如武宗、熹宗），或者既不知己也不知彼而梦想做“英主”（如英宗、思宗），或者上朝听政如木偶而于国家大事一窍不通（如宪宗、穆宗），或者干脆不视朝不见大臣却自以为“乾纲独揽”（如世宗、神宗）。

      就经济社会而言，到嘉靖时期，徽商、晋商、江右商、闽粤商、两湖商，苏州、扬州、杭州、松江、临清，毋须历史家的叙述，即从《三言》、《二拍》中也可以体会到明代城市生活的纷纷扬扬。

       且不说苏松杭嘉湖地区星罗棋布的繁荣市镇，即使是江西的景德镇、樟树镇，湖广的湘潭、广西的梧州，也是商贾成云，货积成山。

       但就传统眼光看，这种活跃和繁荣却不免受到指责，被认为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清朝吸取了明朝的经验教训，建立起了比较稳定的小农社会，人口流动多往边境，既开发了边疆，又至少在乾隆退位之前没有引起太大的社会动荡。社会稳定，社会财富自然积累，北京、苏州、汉口、佛山仍然是天下货物的“四大聚”。

       就思想文化而言，尽管明太祖“以重典治天下”、明成祖以“瓜蔓抄”诛杀方孝孺十族，还有王振、魏忠贤当道时的恐怖，但明朝在总体上却是自由奔放的；尽管清康熙帝号称开明、乾隆帝堪称风流，也有前后于成龙等人的铮铮铁骨，但清朝总体上是严峻冷酷的。

       明代中期以后，特别是嘉靖开始，是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思想引导社会思潮，是商人的消费方式影响价值观。

       形形色色的思想家、文化人，如名儒吴与弼、陈献章、王守仁，异端王艮、颜钧、何心隐，山人徐渭、陈继儒、乐新炉，“洋僧”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基督教徒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洋人的书、洋人的炮、洋人教师……光怪陆离，目不暇接。自由之风、西方新学，犹如润物之和风细雨，细致入微。

       清代则是统治者的思想领导社会潮流，直至晚清，肃杀之气尚存，致龚自珍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全为稻粱谋”之叹。

        即以文字狱论，明朝的文字狱大多为胡乱杀人，清朝的文字狱则为蓄意杀人，其后果遂全然两样。明朝的士大夫越是被朝廷惩罚，便越是得到舆论的赞扬，于是更加意气风发；除了文字狱和贪赃枉法，清朝的士大夫倒是少受惩罚，倒不是最高统治者的仁慈，而是士大夫的“死相”。

       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其实是在清朝被折断的。在洋务运动发生之前，他们的聪明才智皆用于“朴学”即考据之学，虽然远离了社会远离了民众、听不到他们关注社会关注民众的呼声，但对于整理中国古籍，却多有贡献。至于洋人，倒是在康熙时做了一阵子花瓶，而雍正帝则将他们统统赶到澳门，省去了许多麻烦。但当洋人携带着坚船利炮卷土重来之时，却瞪目不知所措。

      从维护社会稳定来说，清代有借鉴意义；但从倡导自由开放和社会发展来说，似乎明代更有胸襟气度。

（作者：方志远，中国明史学会首席顾问、贝尚视频独家签约作者，小破站课程《方志远教授讲明史：明朝之亡》正在开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