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时革命                           

论无意识的无时间性（Timelessness）

范妮·索德贝克

锡耶纳学院

从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最早期的作品到本卷中发表的文章，她都一直专注于 “反叛 ”这一问题。她一再追问，什么是反叛？在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和现代性所特有的 “危机 ”状态下，反叛是否可能？这与她最关心的实践和经验——艺术、诗歌和精神分析——又有何联系？最后，面对宗教原教旨主义、金融危机、景观的入侵，甚至是激进的邪恶，这种反叛会带来怎样的颠覆？

在她发表的这篇文章及其之前的作品中，克里斯蒂娃将反叛定位于亲密领域，她用回归、回忆、重生、再创造和更新来描述反叛。正如她所说的那样，反叛是“一种毫不含糊的生命迹象”，它是通过有力的追问和批判性思考而实现的。通过回溯，我们去寻找自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重温过去，以开启未来。在其他地方，我曾将克里斯蒂娃的反叛概念精确地作为一种时间现象进行过讨论，突出了她一贯强调的：反叛是一种回归运动，它使得更新和变革成为可能——我称其为“革命时间”（revolutionary time）。在下文中，我想重点讨论她的时间分析的一个特殊维度，即她将反叛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的无时间性（Zeitlos）”联系起来，她在《亲密的反叛》（Intimate Revolt）一书中已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述，而在本文中，如果我们确实将后者理解为心理生活及其社会表现（写作、思想、艺术......）的一个特征的话，那么它将作为困扰反叛的“逻辑悖论”之一再次出现。我要问的是，克里斯蒂娃关于无意识无时间性的论述如何与我在其他地方对反叛进行的时间分析相协调？换句话说，以“无时间性”为标志的反叛如何在本质上被定性为“时间性的”（temp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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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时间在传统上被视为位于意识之中，那么人们可能会问，一旦我们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一样确定了主体是无意识的，我们该如何思考时间呢？克里斯蒂娃在《亲密的反叛》一书中提出了这一问题：“如果我们将自己从‘处于有意识的症状’中解放出来，那么时间怎么办？如果我们假定一个无意识的心灵，那么我们该如何对待时间呢？”2这些问题将她直接引向了她所说的弗洛伊德的 “丑闻”——即“无时间性”（Zeitlos）。克里斯蒂娃指出，早期弗洛伊德一直坚持“时间是意识给定的”的经典哲学论点，但从《梦的解析》（1900 年）开始，“无意识和本我”开始“享受一种被称为 无时间（Zeitlos）的时间性”。他在《无意识》（1915 年）一文中顺带介绍了这一概念。在这篇文章中，弗洛伊德试图确定无意识的特殊属性，他指出其中一个属性是无意识系统中的过程 "是永恒的，也就是说，他承认自己对无意识的描述可能显得“晦涩”和“混乱”，但五年后，当他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 年）中再次提到无时间性的概念时，他并没有提供更多的说明：

由于某些精神分析方面的发现，我们今天可以开始讨论康德关于时间和空间是 "思维的必要形式 "的定理。我们了解到，无意识的心理过程本身就是 "无时间的"。这首先意味着它们没有时间秩序，时间不会以任何方式改变它们，而且时间的概念也不能应用于它们。

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些暗示性的言论仍有争议。弗洛伊德本人只是重申，他自己的理解是有限的。在《精神分析新论》（1933 年）中，他再次重提无时间性的话题，这时使用的术语是本我而非无意识：

本我中没有任何与时间概念相对应的东西；本我不承认时间的流逝，而且——一件最引人注目并有待进行哲学思考的事情——本我的心理过程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发生任何改变。从未超越本我的愿望冲动，以及因压抑而沉入本我的印象，实际上都是不朽的；几十年过去了，它们表现得就好像刚刚发生的一样。

只有在分析工作使人们意识到它们的存在时，它们才能被认为是属于过去的，才能失去其重要性，才能被剥夺其能量的投注（cathexis），而分析治疗的疗效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依赖于此。

值得注意的是，弗洛伊德在这里将精神分析的任务定义为将本我的非时间性内容时间化。换言之，让被压抑的记忆进入意识，就等于在（线性）时间中给它们一个适当的位置——承认它们属于过去，这样就不会在未来强迫性地重复它们。

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的无时间性的论述出现在通常被他称为元心理学的著作中。阿德里安·约翰斯顿（Adrian Johnston）解释说：“元心理学领域包含了先验原则的总和，这些先验原则必须在一开始时就到位，以启动分析解释本身。”换句话说，元心理学确立了用于表征和描述心理结构运作的基本概念。我们可以说，它为所有后续的临床工作提供了可能性条件；为分析工作搭建了场景（scene），（奠定了基础）。弗洛伊德本人认为，精神分析领域的形而上学类似于哲学领域的形而上学。这是否意味着无意识的无时间性就是弗洛伊德版本的哲学家所说的 “形而上学的在场”？无意识的无时间性是否意味着主体在某种程度上不受时间流逝的影响？如果是这样的话，无意识的无时间性与克里斯蒂娃坚持的人类存在（human existence）的内在时间性，尤其是反抗的内在时间性，又是如何统一的呢？

毫无疑问，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的无时间性的论述对任何传统的时间描述都提出了挑战。如果克里斯蒂娃认为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是一场 “哥白尼式的革命”——她在《我们自身的外人》（Strangers to Ourselves）和本文中都这么说——是正确的，那么她在其他地方指出，这场革命无非是 “时间概念的革命。” 她认为“弗洛伊德的 ‘无时间性’（Zeitlos）”具有“无与伦比的独创性”。在她看来，它有别于从亚里士多德和圣奥古斯丁到康德、黑格尔、尼采、柏格森和海德格尔的，以往所有的时间概念化尝试。正如她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弗洛伊德强调了史无前例的无时间性（Zeitlos），在他之前，没有任何哲学能够识别这种无时间性，而这种无时间性正是无意识的特征”（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她在其他地方解释说，无意识有 “自己的时间”，而弗洛伊德被反复描述为 “失去时间的革命者”。

阿德里安·约翰斯顿（Adrian Johnston）同样认为弗洛伊德“推翻了自我透明的理性主体”，是 “思想史上的一次彻底决裂” ，堪称一场革命。但他也提出了担忧：

所有革命在与它们所反对的现状形成对比时，自然会显得新颖。然而，与此同时，所有革命也包含着自身毁灭的种子。如果革命理论成功地推翻了先前的理论体系，那么它就会立即面临变得与其前身一样固步自封的风险。尽管这一观点本身实际上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但革命者往往会成为新的暴君。

我们必须要问，精神分析——以及克里斯蒂娃在这里和其他地方的论述所引起的反叛——如何才能避免固步自封与停滞不前？我们如何确保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一个作为对“在场”形而上学的批判性回应而制定的理论——不会假定这种“在场”的另一个版本，以嵌入人类心灵核心的“无时间性”来表述的“在场”？弗洛伊德的革命是否仅仅是将无时间性从 “那里（there）”和“之外（beyond）”抽离出来，而将其置于有限生命的“此在（here）”和“现在（now）”的核心？如果是这样的话，克里斯蒂娃能否在忠实于弗洛伊德的同时，将“亲密的反叛”定性为一种永恒的回归和更新运动，一种以时间为标志的运动？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做一些弗洛伊德本人回避的澄清工作。我们必须发问，无意识是“无时间的（timeless）”是什么意思？这种无时间性与形而上学传统的核心特征“永恒存在（everlasting presence）”是相似还是不同？弗洛伊德本人认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无意识过程是无时间的，因为它们“不按时间顺序排列，不因时间的流逝而改变，实际上与时间毫无关系”。或者，用上文引用的后一种表述，其无时间性可以这样来解释：“它们不按时间顺序排列，时间不会以任何方式改变它们，时间的概念无法应用于它们”。无意识过程无视因果关系和时间顺序。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做梦时都经历过这种情况：梦境很少遵循现实生活中实时事件的线性叙事逻辑。但是，这是否真的意味着无意识过程是永恒稳定且永远存在的，还是意味着它们并不完全符合我们所熟悉的时间概念？无意识是否真的处于时间之外，还是说它是由一种不同于我们所熟知的时间秩序所构建的？

克里斯蒂娃将其无时间性描述为“时间之外的时间”，这并不意味着非时间（non-time），而恰恰意味着时间之外的时间，一种不同于我们所知时间的时间，一种或许挑战我们常见时间概念的时间。继弗洛伊德之后，她强调，无时间打破了时间的线性（linearity）：它是“意识的线性时间”中的“裂缝”。事实上，她指出，无时间“与超越生命、超越时间、超越永恒的信念毫无关系” 。她指出，无时间“是无意识的特征，而不是神秘的nunc stans”——一个哲学家经常用来指“停滞的当下”的术语，它是在场形而上学的核心。

考虑到克里斯蒂娃的评论，我想说“无时间”一词有些误导，因为它意味着不受任何形式的时间运动的影响。在我看来，弗洛伊德试图表达的时间概念与我们目前将时间视为线性递进运动的观点毫无共同之处。他试图建立一种时间模型，确切地说，在我们当前的时间范式中，这种模型是不可能被贴上“时间”的标签的。弗洛伊德的革命，正如克里斯蒂娃所说，“除了失落的时间，别无其他要寻找或发现的东西。” 她在《亲密的反叛》中对无时间性的分析中的确建议我们将 Zeitlos一词翻译为 “失落的时间”，而非“无时间”。弗洛伊德是在试图找回一种失落的时间概念，一种不同于主导哲学话语的时间吗？雅克·德里达为这一观点辩护道：“毫无疑问，无意识的无时间性是在与一种常见的时间概念、一种传统的、形而上学的观念——力学时间或意识时间——相对立的情况下确定的。我们或许应该像海德格尔解读康德那样解读弗洛伊德：就像‘我思（cogito）’一样，无意识无疑只是从某种庸俗的时间概念的角度来看才是无时间（timeless）的。” 18 但如果无时间（timeless）事实上是有时间性（temporal）的，尽管与意识时间的时间秩序不同，那么我们就必须追问它是什么样的时间。我将在下文中作此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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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的“无时间性”（Zeitlos）的一个核心特征是，它在本质上是非线性的，因此它对因果关系和进步等基本概念提出了质疑。这与我在自己的作品中详细讨论过的一种时间模式——革命时间（revolutionary time）——有共同之处。革命时间最适合被描述为一种对过去与身体体验和驱力的体感领域的永恒轮回，但这种轮回/回归运动使得变革与新的开始成为可能。作为一种时间模式，它为我们提供了两种传统模式的替代方案。这两种传统模式即（通常与女性主体性相关的）重复—周期时间（repetitive-cyclical time）和（与男性主体性相关的）渐进—线性时间（progressive-linear time）。如果说这些时间模式是建立在时间性分工（女性繁衍和男性生产）的基础上，那么革命性的时间则让我们重新认识到人体的异质性，重新认识到，这种时间性分工所产生的是相同的重复，而不是提供未来可能性的新视野。探讨无意识的无时间性与革命时间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克里斯蒂娃为何将弗洛伊德的“无时间性”（Zeitlos）与她自己对反叛的分析，即永恒轮回（perpetual return）与重生运动联系在一起。

笔者注：继德里达之后，艾伦·巴斯也认为Zeitlos不是一种无时间性，而是一种仅从线性递进（即有意识）时间的角度来看似乎是无时间的时间。他大胆地将这“另一种”时间明确地与和驱力、原发性自恋（primary narcissism）和自慰行为（auto-eroticism）、早期与阳具母亲（phallic mother）的关系明确地联系在一起：简而言之，就是他所说的前俄狄浦斯 “女性化”阶段。如果说弗洛伊德本人曾将元心理学与形而上学相提并论，那么巴斯则提请人们注意元心理学根本上的非哲学性质，并认为元心理学的时间概念向那些在（男性）哲学传统中发展起来的模式提出了挑战。

为了更好地阐明革命时间与弗洛伊德的“无时间性”（Zeitlos）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看看弗洛伊德提到这一概念的背景。他在《超越快乐原则》（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中对这一主题的论述紧接着他对我们强迫性地重复被压抑的幼年性生活记忆的倾向的讨论。在回忆我们的过去时，我们会把我们的记忆体验为属于过去（它们在线性时间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如果记忆被压抑了，我们就会一次又一次地体验它（重复它），而每一次我们都会体验到它是在此时此刻的当下展开的：被压抑的记忆影响着我们的当下生活，它并被体验为当下，而不是它实际上代表的过去的事件或愿望20。弗洛伊德明确指出，这不仅是一种神经症模式：事实上，它在大多数人身上都很常见， 我们可以在儿童游戏中看到这样的例子，也可以在一段又一段关系中经历相同障碍的倾向中看到这样的例子21。

弗洛伊德正是观察到了这种强迫性重复（compulsion to repeat），才提出了“超越”快乐原则的死亡驱力，这在他早期的著作中就已经确立，而弗洛伊德和克里斯蒂娃正是将这种死亡驱力与无时间性联系在了一起。正如克里斯蒂娃在这篇文章中所说，“分析经验使我们与这种无时间性和解，这种无时间性就是驱力，就是死亡驱力”。死亡驱力为一种不连续的时间性铺平了道路，并受其支配，这种时间与线性渐进不相容，它是一种重复的时间，或者正如弗洛伊德本人在与弗里德里希·尼采的隐含对话中所说的那样，是“同一事物的永恒重复” 22。一种理解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是无时间的”这一说法的方法是将其与以下观点联系起来：由于某些记忆被压抑（因为它们是无意识的），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振荡的、非线性的关系。这不仅意味着我们的过去塑造了我们的当下，而且反过来说也是正确的，我们的过去不断地被当下所塑造和重塑，且通过当下可以读取和拯救过去。或者，正如约翰斯顿所说：“主体现在的语境参数（contextual parameters）回溯性地改变了过去，而过去本应影响着同样的现在。” 23 虽然被压抑的记忆尚未被意识到，但它们需要当下的催化剂，才能以被压抑的形式出现：“新鲜的记忆痕迹就像特洛伊木马一样，可以满足被压抑的童年欲望……过去过度决定了现在，只有当当下在不经意间为过去提供了某些契机，即拥有与被压抑内容相关联的材料时，过去才会过度决定现在。” 约翰斯顿这样解释道。

在《亲密的反叛》一书中，克里斯蒂娃提出了一个案例研究来说明这种时间结构。达尼埃尔接受分析已有四年，她很少谈及自己的母亲：“她总是在时间之外保持着对这位母亲的痛苦记忆，”克里斯蒂娃指出。但当她通过朋友得知她的分析师（克里斯蒂娃）要去耶路撒冷旅行时，达尼埃尔做了一个关于她母亲的梦，她的母亲在她还是个小女孩时就去了耶路撒冷，而她自己的父母（达尼埃尔的祖父母）则被驱逐到集中营。克里斯蒂娃这次耶路撒冷之行的消息触发了她对早先耶路撒冷之行的压抑记忆，而这次事件则标志着可能的突破的开始。克里斯蒂娃强调了她的病人的时间性： "达尼埃尔遭受了线性时间的交错。一方面是我的旅行强调了的线性时间，因此我们能够讨论；另一方面，是母女共生的无时间性，在这种情况下，打开了创伤性的代际历史"。

弗洛伊德用来描述这一回溯过程的术语是延后性（ Nachträglichkeit）。让·拉普兰什和让·贝特朗·庞塔利斯解释说，延后性这一概念很少被弗洛伊德明确使用，但雅克·拉康却对其进行了详尽的阐释，旨在表达“主体在日后对过去的事件进行修正，正是这种修正赋予了这些事件以意义”。弗洛伊德认为延后性主要是神经症时间性的标志，而拉康则强调，它实际上是精神分析解释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分析师所做的正是回溯性地重建和重新解释过去的事件，以便将它们融入当下。

笔者注：Nachträglichkeit这个词没有标准的英文翻译。斯特拉奇通常将其翻译为延迟行动（deferred action）或二次修正（secondary revision）。拉普兰则更喜欢用延后性（afterwardsness）。 法语术语是 l'afrès-coup。 我在此对 Nachträglichkeit 的简短评论是基于萨拉-麦克纳马拉（Sara McNamara）对这一主题的研究。

卢斯·伊里格瑞从弗洛伊德的文集中找回了延后性这一概念，将其视为一把批判的钥匙，通过这把钥匙，我们可以反观弗洛伊德本人，更具体地说，它是一个杠杆点，可以帮助我们对“在场”形而上学进行批判。在《他者女人的窥镜》（Speculum of the Other Woman）的开篇文章中，她指出弗洛伊德“在强调二次修正（l'afterès-coup）、过度决定、强迫重复、死亡驱力等时，摧毁了关于当下（present）或在场（presence）的某种概念”。伊里格瑞似乎在暗示，重复是神经症症状和分析治疗的核心，它代表了另一种时间模式，这种模式将挑战在场的特权，促使人们回溯过去，从而使不同的未来成为可能。

这一切都导致了这样一种观念，即无意识的无时间性带来了一种永恒的回溯运动。正如我们可以说，（女性）周期性（通常被描述为单调的重复）已经成为（男性）线性所需的非时间（non-time），以便作为时间（在渐进的意义上）出现，无意识的无时间性可以被理解为使有意识的时间成为可能的决定性基础，但其本身恰恰是非时间的（non-temporal）。相反，如果我们认识到，只有从有意识的线性时间的角度来看，Zeitlos才是无时间的（atemporal）（就像只有从男性的“渐进”的角度来看，女性的周期性才是“重复”的），我们就应该能够把支配无意识的重复和回溯的特点描述为更新和变化的可能性条件，而非死气沉沉的重复。

克里斯蒂娃提醒我们，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重新开始回溯，以便将其引向可表述/可思考/可承受的极限”。而发现自己处于这种极限境地——反叛——就是能够宽恕：“分析性阐释作为一种世俗版本的宽恕而出现，在其中，我看到的不仅仅是判断的中止，而是在移情—反移情中超越判断的意义赋予”。我们为了宽恕而回归——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他人——这种宽恕意味着不折不扣的反叛重生；一场在时间中以及对时间的反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