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努图瓦：内亚游牧民族与农耕文明交融的缩影

第一作者：图拉铁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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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瓦人，又称乌梁海人，是主要分布在今天图瓦自治共和国和蒙古国西北部的一个游牧民族。在历史上，“乌梁海”并非单指族名。也是对地域的称谓。其中，“唐努图瓦”系指贝加尔湖以南以西 , 叶尼赛河、邹毕河上游及其以东 , 额尔齐斯河的下游一带。[1]它包括了今天俄罗斯联邦图瓦自治共和国、其他一些州和自治共和国的几个部分及蒙古国的库苏古尔省。

在我国新疆阿尔泰地区，至今也生活着阿尔泰乌梁海人，但他们地理上和其他图瓦人分离，并且长期以来同蒙古族和哈萨克族混居，所以基本已被同化，建国后也被划为图瓦人，乃至对“图瓦”一词的发音都已转变为“德瓦”。[2]因此，为更好地说明图瓦人受各游牧民族和南北两大农耕文明影响发展的历程，本文将主要聚焦于唐努乌梁海和阿尔泰诺尔乌梁海人进行说明。

1921年，图瓦人民革命党在共产国际的协助下成立后，新编了《图瓦国际歌》(Туван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е)作为党歌。歌词中所写的“来自北方的暴君”指的便是此前一度恢复对唐努图瓦控制的徐树铮，而在人民革命党号召图瓦人民去“去统治和遵从”的共产国际中，届时真正对图瓦能够产生较大影响的不过是苏俄、外蒙古以及苏俄建立的临时政权远东共和国这三大政权。[3]由此可见，在图瓦人上千年的历史中，中俄两大农耕文明和两者之间东亚游牧民族对他们的生活和文化产生了怎样深远的影响，而这一影响也一直延续到了现代。

 一、早期图瓦

图瓦盆地最初的原住民是古民族“丁零”的一支，他们也和图瓦人的祖源有着密切的关系。[4]自公元前1世纪以来，他们曾先后受到了匈奴、鲜卑、柔然的统治。而在552年突厥汗国建立后，一部分阿尔泰突厥人迁移到了当地，并逐渐与原住民舒尔玛克（шурмакско）文化部落逐渐融合，由此形成了可能操突厥语的今天图瓦人的原型。在唐代，他们被称为“都播”或“都波”。这方面最早的记述见于李延寿所作的《北史》第九十九卷铁勒中。[5]从605到611年间，包括都播在内的铁勒诸部以契苾、薛延陀二部为主建立起了部落联盟，并在随后帮助唐朝消灭了东突厥汗国。贞观二十年唐灭薛延陀汗国后，都波部落首领随铁勒诸部首领到灵州朝见唐太宗。[6]自此开始，都播被纳入了唐所新设置的翰海都督府的羁縻管辖。次年，因骨利干率先朝贡，都播亦遣朝贡使到达长安献贡。[7]在接下来的时期内，都播又先后受后突厥、回鹘、黠戛斯统治，而在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也不再有余力关系远在北方铁勒诸部的事务。在唐灭亡后的同时，东南方又有契丹崛起，黠戛斯汗国也在931年归附契丹，自此都播开始受到的契丹的统治，历经辽、西辽两朝。

杜佑在其所作的典制体著作《通典》中，对当时都播人的生活情况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描述：“都播，铁勒之別種也。其地北濒小海，西堅昆南迴紇十三月行前代未之通也。分為三部，皆自統攝其俗，無歲時結草為廬，無牛羊，不知耕種土。多百合，取其根以為粻，捕魚鳥食之，衣貂鹿之皮，貧者亦緝鳥羽為服，婚姻富者用馬，貧者用鹿皮為聘禮，國無刑罰，偷盜者徵其賦，”。由此可见，图瓦人届时仍处于原始社会晚期的军事民主制社会阶段。他们的生活仍以渔猎为主，游牧活动则十分有限，只限于马和驯鹿两种牲畜，而他们的居所也是由树枝和干草搭建的简陋窝棚。不仅如此，尽管铁器已经大量出现，但都播人仍在广泛使用各种石器。[8]尽管如此，都播社会中已出现了明显的阶级分化情况，不过由于生产力所限，还未能进一步发展进入阶级社会，也就不会存在刑罚和监狱以及维持法律秩序所需的暴力机构了。在这样的社会中，都播人呢强调集体生产时互助和对收获的分享，并反对进一步的贫富分化。[9]

由于突厥人的迁入和两者的混居及融合，都播人的文化也深深地打上了他们的烙印，以至于在至今留存得到遗迹中，其原本文化中的多数特征都被抹去了。[10]都播人的萨满教信仰由此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突厥的影响。他们建立了极为具象的祖先崇拜，相信祖先灵魂不灭，并通过石雕纪念死去的战士、进行马葬。[11]同时，他们也像其他草原民族一样建立了对长生天（腾格里, Дээр-ада）的信仰。同样的，他们对“地母”(Чер-ие)也存在着广泛的信仰。

不过，他们的宗教信仰仍然保留了自己鲜明的特点。他们保持着对无生命的自然景观的强烈崇拜，即景观崇拜：山脉、丘栾会被他们称为“大地的主人”（чер ээлери），河流、湖泊则被称为“水的主人”(суг ээлери)。[13]此外，还广泛存在着对火的崇拜，但其地位要远低于其他信仰。而萨满巫师也有着颇为崇高的地位，除了主持宗教活动外，他们在政治经济生活中也有着极大的权威，同时也是从事医疗的唯一群体。[14]

 二、蒙古统治时期的图瓦

   在1206年统一漠南漠北蒙古各部后，次年成吉思汗便派长子拙赤“征森林百姓”，降腹“秃巴斯等部”。[15]由于 唐努乌梁海地区盛产铁矿石和皮毛，成吉思汗曾把这里作为他西征的屯兵重地和手工业产品的供应地。为此，他从内地迁来了大批的汉族工匠从事冶铸和手工业生产 , 还设置了各类工匠局专门用于为其制造 武器和甲胃。因此，成吉思汗的征服给图瓦带来的是生产力的巨大飞跃，这也是至今不少图瓦人家中仍挂着成吉思汗像的原因。

到忽必烈建立元朝后的第二年，他又“敕徙镇海百里八，谦谦州诸色匠户于中都,给银万五千两为行费。”[16]他最初将唐努乌梁海置于中央征服委派的渐事官的管理之下，之后又将其转入漠北所设的岭北行省管辖。[17]但在元代，“秃巴斯部”并不被元朝统治者视为蒙古人，而是色目人。正是在元朝这样的身份等级制社会中，这种区别对待成为了图瓦人民族认同形成的重要原因。

元末明初之际，乌梁海地区又先后受到了漠西蒙古的瓦刺部和漠北蒙古的鞑靼部的征服和统治。十五世纪末，漠南蒙古的达延汗征服了漠西蒙古，乌梁海地区便于达延汗直接统治, 隶属于漠北蒙古喀尔喀部的扎萨图汗所管辖。[18]到明末，卫特拉蒙古的准噶尔部又强大了起来，, 其势力达到了漠北喀尔喀蒙古和乌梁海地区，乌梁海三部的图瓦人便受到了他们的控制。而正是在17世纪的准噶尔统治时期，图瓦人开始自称“图巴兀鲁思”(туба-улус)，其作为民族的社会认同开始形成。[19]

    蒙古各部数百年来对图瓦的统治对图瓦人的文化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在长期以来的文化压制下，图瓦人已经只能用蒙古文字来书写自己的语言了，并且在对外交流中也多用蒙文。不仅如此，紧随蒙古的政府而来的喇嘛教也深远地上影响了图瓦的社会和文化。首先，喇嘛教为建立独立的、等级森严的社会组织提供思想依据和制度保障。[20]喇嘛教作为经过吐蕃改造的佛教，最初本来就是为奴隶社会量身定制的。通过喇嘛教的传播，图瓦人的旧有观念被打破，政治经济生活中人生而不平等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同时，喇嘛教的教会组织成为了统治阶级建立社会认同、掌控民众的重要工具。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图瓦受蒙古影响最终建立了以游牧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制度。当然，由于喇嘛教真正的兴盛开始于18世纪初，它对图瓦社会初期的过渡和改造可能并没有起到较大的作用。其次，图瓦原有的萨满教宗教观念，如万物有灵、灵魂不灭等得到了佛教重生、业力和涅槃思想的补充。[21]由此，图瓦人的道德观念也受到了很大的改变。而同样的，图瓦人基于萨满教的原始哲学高度在佛教思想的基础上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提高到了世界乃至宇宙的高度，并建立了以天、地、人为中心的完整体系。[22]最后，蒙古传入的敖包节也受喇嘛教影响，祭祀佛祖和文殊菩萨成为了敖包祭中极为重要的内容。

三、清朝统治下的图瓦

经过对准噶尔多年的征战后，到18世纪初，除阿穆哈河一带之外，包括克穆齐克河流域在内的整个唐努乌梁海盆地都被纳入了清朝的管辖。[23]而到乾隆十九年(1754)，“烏梁海人等”“陆续歸附”。[24]最终在1757年，乌梁海三部最终完成了对清朝的归附。

从1755年开始，乌梁海各部受乌里雅苏台将军管辖，各旗总管都向其直接负责。而在1961年清政府在科布多地区设参赞大臣一员进行管理, 其参赞大臣归驻扎在乌里雅苏台的定边左付将军节制。[25]清朝在图瓦实行盟旗制度以进行管理，将唐努、阿尔泰诺尔和阿尔泰乌梁海分别编设为五旗四十六佐领、二旗四佐领、七旗二十五佐领。[26]其中，佐领，即图瓦语中的苏木(сумон)，是盟旗制度下军政合一的基层组织,一苏木辖50-100户。[27]各旗的总管是通过当地贵族经地方推荐和清政府的批准而产生的。民众需要通过苏木向清政府缴纳贡品和赋税，同时18-60岁男性需当差服役。[28]清政府的贡税以紫貂皮为主，缴纳不足则须以其他动物皮毛折算。[29]则另外，清朝非常注重对黄教，即喇嘛教格鲁派的推广，使其在18世纪末获得了官方宗教的地位。[30]

正如过去众多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扩张的过程一样，紧随清朝的统治而来的便是数量众多的汉族人。而作为典型的大农耕文明，汉族人到任何一个适宜耕作的地区理所当然地开始了农耕生活。但是，多数图瓦人都难以接受汉族人所进行的耕作对图瓦传统的游牧经济的破坏。一直到20世纪初，都只有克穆齐克旗内为数不多的乌梁海人从事粗放的耕作。[31]18世纪的著名图瓦民歌《鸿古尔》(Коңгурей)中就讲述了一个人流亡多年后回到家乡，发现图瓦人的牛羊被征收，草原变成了耕地，于是恳求祖先的宽恕，恳求救赎自己的灵魂。[32]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歌词中写道，“我的祖国的七个旗呢？”——这显然指的是唐努乌梁海的5个旗再加上阿尔泰诺尔乌梁海的2个旗。[33]这就说明，届时唐努乌梁海人已产生了对阿尔泰诺尔乌梁海的民族认同以及民族独立的意识。可见，图瓦民族认同的发展，离不开汉人对他们游牧生活的影响和清政府的压迫。而为了避免进一步激怒图瓦人，清政府从18世纪开始一直到19世纪末都禁止汉族商人进入图瓦。[34]当然，图瓦人对汉族文化绝不是以抵触为主的。例如，汉族的黄历就被图瓦采纳，过春节也成为了图瓦人的习俗之一。[35]同时，图瓦人的宗教建筑业显然受到了中国的影响。

四、俄国对图瓦的介入

在清朝征服并展开对图瓦的管理和统治的同时，发源自遥远的东欧地区的另一大国——沙皇俄国也正在加紧向远东扩张。早在1616年，俄国探险家丘麦涅茨和彼得罗夫就在叶尼塞河上游发现了“塔巴人 ”和“萨彦人”。[36]他们实际上就是图瓦人。雅克萨之战后，中俄双方于1715年签订了《布连斯奇界约》，划定唐努乌梁海北部的中俄国界顺萨彦岭而行，直至唐努乌梁海盆地西北的沙宾达巴哈，岭北为俄国辖地。[37]1728年签订的《恰克图条约》中规定允许俄商于恰克图贸易后，少数哥萨克商人便开始非法地同图瓦人开展边境贸易，以手工业品交换皮毛。[38]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俄罗斯帝国乘势同中国签订了《北京条约》，并在此基础上又于1862年签订了《路路通商章程》，规定俄国商人“准许前往中国所属设官之蒙古各处及该官所属之各盟贸易，亦不纳税。”[39]正是从这时开始，俄国农民率先开始了向乌梁海地区的移民。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第一批移民是被当局和东正教堂驱逐的西伯利亚天主教徒，这就说明届时俄国的移民活动仍是自发、自愿的。[40]紧随其后的是各种商人、企业家、畜牧人和工人。接着，1869年的《科布多界约》中，中国被迫割让唐努乌梁海西北十佐领及属阿尔泰卓尔乌梁海二旗。随着俄国人的不断涌入，他们对图瓦游牧经济的破坏和掠夺行为激怒了大量的图瓦下层百姓。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图瓦人开始袭击俄国商人的马群，并夺回他们被骗走的牲畜。[41]而清政府不仅没有支持图瓦人道的正义斗争，还反而协助俄国将其镇压了下去。到了1908年，沙皇尼古拉二世正式指示内阁制定了向乌梁海地区移民以在日后将和平吞并的计划。[42]而辛亥革命后1912年外蒙的事实独立给图瓦人带来了极大的震动，他们的民族情绪也随之高涨，并首先将较为软弱的中国商人赶了出去。[43]最初，图瓦人不是向俄国，而是向外蒙方面抛出了橄榄枝，东南地区的萨拉吉克旗和托锦旗总管也宣布归服外蒙古喀尔喀部。[44]而当1914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消息传到蒙古和乌梁海后不久, 蒙古统治者“立刻试图再次将自己的权力扩展到乌梁海” 。[45]因此，唐努乌梁海各旗向俄国递交了“保护”申请，到7月俄国出兵强占了乌梁海的四旗二十二佐领。[46]

俄国商人、富农和高利贷者的盘剥给图瓦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相比晋商对外蒙的盘剥有过之而无不及。首先，俄国人掠夺了图瓦的自然资源，大型金矿、铁矿被建立了起来，其产出遭到了俄国的掠夺。从19世纪30年代起，就有俄国“企业家”非法入境开采金矿，而他们的开采行为到70年代更是得到帝国政府的直接支持。[47]其次，俄国人贿赂当地贵族和官员攫取了大量土地，并在此之上建立了新式大型农牧场，从而导致大量图瓦贫民破产而被迫为其劳作。[48]当然，俄国人的到来也对图瓦带来了积极的影响。最后，俄国对图瓦进行了掠夺性的贸易和商业高利贷资本的渗透。[49]来自俄国的“廉价”产品大量涌入了乌梁海地区，挤走中国商品，猛烈地冲击了当地自然经济。图瓦人开始仿照俄国人的建筑建造木屋，结束了过去在窝棚和蒙古包中居无定所的生活；质量更好的铁器使得他们得以以更高的效率进行劳作。[50]

五、结论

经过对图瓦人上千年来的政治、社会经济生活和文化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今天的图瓦人无论是民族认同还是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的形成都离不开中俄两大农耕文明和从中亚到北亚各游牧民族的影响。在这之中，对图瓦文明产生最为深刻的改变的无疑是蒙古对其数百年的统治。而相比之下，同为农耕文明，中国即使经过了近两百年时间的对乌梁海三部的统治后却并未能产生比19世纪下半叶开始才同图瓦产生较为密切交往的俄国更为深远的影响。这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清朝自身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征服王朝，在吸取了过去少数民族政权的非常注重限制汉族农耕经济的扩张和文化影响——这并非只是为了阻止自身被汉族同化，也是为了防止在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经济受到冲击，从而造成当地人民的不满。并危及清朝的边疆统治。而相对的，俄国在亚历山大二世的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且工业、农业和金融资产阶级能够在得到俄国政府的支持下进行向图瓦的扩张。

[1] 郭蕴华：《珂勒泰乌梁海“德瓦人”的历史变迁》，《喀什师范学院学报》, 1988年第1期，第28-35页。

[2] 何星亮：《阿尔泰乌梁海社会历史述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第36-42页。

[3] Хуун Хуур Ту: "Туван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е", 1994.

[4] 郭蕴华：《珂勒泰乌梁海“德瓦人”的历史变迁》，《喀什师范学院学报》, 1988年第1期，第28-35页。

[5] 李延寿：《北史》卷九九，清乾隆武英殿刻本，第1448页。

[6] 《唐会要》卷九六，清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第1090页。

[7] 《唐会要》卷一百，清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第1125页。

[8] Л.Р. Кызласов, Древняя Тува (от палеолита до IX в.), Москова: Московско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1979 г, стр.121.

[9] Ч. К. Ламажаа, Тува между прошлым и будущим-Алетейя, Москова: Алетей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книга, 2011, стр.48.

[10] Л.Р. Кызласов, Древняя Тува (от палеолита до IX в.), Москова: Московско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1979 г, стр.122.

[11] Ч. К. Ламажаа, Тува между прошлым и будущим-Алетейя, Москова: Алетей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книга, 2011, стр.45.

[12] Л.Р. Кызласов, Древняя Тува (от палеолита до IX в.), Москова: Московско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1979 г, стр.121.

[13] Ч. К. Ламажаа, Тува между прошлым и будущим-Алетейя, Москова: Алетей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книга, 2011, стр.45.

[14] Там же.

[15] 樊明方编：《唐努乌梁海历史资料汇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页。

[16] 《元史》卷六，清乾隆武英殿刻本，第45页。

[17] 郭蕴华：《珂勒泰乌梁海“德瓦人”的历史变迁》，《喀什师范学院学报》, 1988年第1期，第28-35页。

[18] 同上

[19] Маннай-оол М. Х. Тувинцы,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тувинского этноса, Новосибирск, 2004 г，стр.119.

[20] Ч. К. Ламажаа, Тува между прошлым и будущим-Алетейя, Москова: Алетей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книга, 2011, стр.52.

[21] Там же, стр.51.

[22] Там же.

[23] 樊明方：《清朝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管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02):44-61.

[24] 傅恒撰：《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十七，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594页。

[25] 郭蕴华：《珂勒泰乌梁海“德瓦人”的历史变迁》，《喀什师范学院学报》, 1988年第1期，第28-35页。

[26] 樊明方：《清朝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管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02):44-61.

[27] 何星亮：《阿尔泰乌梁海社会历史述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第36-42页。

[28] Ч. К. Ламажаа, Тува между прошлым и будущим-Алетейя, Москова: Алетей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книга, 2011, стр.50.

[29] 樊明方：《清朝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管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02):44-61.

[30] Ч. К. Ламажаа, Тува между прошлым и будущим-Алетейя, Москова: Алетей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книга, 2011, стр.50.

[31] [俄]E.A.别洛夫：《乌梁海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1期，第103-114页。

[32] Хуун Хуур Ту: “Коңгурей”, 1994.

[33] Там же.

[34] [俄]E.A.别洛夫：《乌梁海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1期，第103-114页。

[35] 康右铭：《亚洲腹地的图瓦人》，《西域研究》,1994年第2期，第59-62页。

[36] [英]约·弗·巴德利 ：《俄国·蒙古·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998页。

[37] 樊明方编：《唐努乌梁海历史资料汇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9页。

[38] 樊明方：《19世纪60年代以后俄国对唐努乌梁海盆地的渗透》，《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1期，第62-79页。

[39] 同上

[40] [俄]E.A.别洛夫：《乌梁海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1期，第103-114页。

[41] 樊明方：《19世纪60年代以后俄国对唐努乌梁海盆地的渗透》，《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1期，第62-79页。

[42] [俄]E.A.别洛夫：《乌梁海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1期，第103-114页。

[43] 同上

[44] 同上

[45] 同上

[46] 樊明方：《1914年俄国侵占了唐努乌梁海哪些地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1989年3月，第25-26页。

[47] 樊明方：《19世纪60年代以后俄国对唐努乌梁海盆地的渗透》，《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1期，第62-79页。

[48] Ч. К. Ламажаа, Тува между прошлым и будущим-Алетейя, Москова: Алетей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книга, 2011, стр.58.

[49] 樊明方：《19世纪60年代以后俄国对唐努乌梁海盆地的渗透》，《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1期，第62-79页。

[50] Ч. К. Ламажаа, Тува между прошлым и будущим-Алетейя, Москова: Алетей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книга, 2011, стр.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