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真实 先验观念论的错误和“康德猜想”
第一篇 哲学的童年
金观涛
第五章 先验观念论的错误和“康德猜想”
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及其后果
虽然我强调康德哲学具有当代色彩，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与20世纪哲学新方向存在着直接的关系，而是指语言分析和数学基础研究都直接对准康德的先验观念论。相比其他哲学，康德哲学更容易接受语言分析和数学基础研究的检验。如果在检验之后，它依然屹立不倒或有意义，则更能说明康德哲学在寻找现代性基础中的地位。
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带来了怎样的后果？在语言哲学家看来，语言存在的前提是用符号指涉对象，任何一个符号和被指涉对象之间的对应关系只是约定，而不是符号本身有什么神秘的性质。约定有任意性，语言只能用符号系统中符号之间的关系来表示对象之关系，用符号系统的结构（语法）来描述外部世界的法则。
维特根斯坦正是通过这一点发现我们的语言和世界同构，并实现了20世纪哲学GM的：任何语言表达的命题和推理要能成立，其相应的符号指涉必须有意义。一旦拿这个标准检查形而上学，就会发现其大多数命题和论证都不能成立。20世纪哲学研究最重大的发现就是形而上学的错误，除了在哲学史探讨中还能有一席之地外，形而上学应该退出理论研究。
简而言之，既然语言是用符号系统表达对象，逻辑推理实为符号系统中符号的包含关系和符号的等价所取代。人们通常认为把握对象的符号系统存在着两种类型：
第一类是（指涉和推理）严密而准确的，数理逻辑是典型代表；
第二类是含混不准确的，即自然语言。
自然语言包含逻辑语言，即两者是有重叠的。形而上学问题及其思辨大多是自然语言含混造成的结果，一旦将符号所指、能指及推理严格化和准确化，形而上学的论证和命题几乎都不成立。形而上学命题必须被取消，因为其来自自然语言的误用。
举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他主张矛盾无处不在，认为随便用一个现实例子都能对此予以证明。例如“玫瑰是红的”，他强调这一论断本身就蕴含矛盾。“玫瑰”是某个东西，“红的”是另外一个东西。一个东西居然可以同时是两个东西，这不正是“矛盾无处不在”的明证吗？
黑格尔的思想很深刻，但在上述举例中犯了一个重大错误，他没有想到上述“矛盾”是自然语言含混造成的。在“‘玫瑰’是某个东西”和“‘红的’是另外一个东西”这两个句子中，“是”都表达了“同一性”。但“是”还可表达“类属性”，即所指对象属于某一类，并非具有同一性。“玫瑰是红的”这一论断中的“是”是指类属性，而非同一性。
黑格尔认为“一个东西同时是两个东西”，是自然语言含混（“是”有两种意义）带来的错觉，而非真实如此（即“一个东西同时是两个东西”）。这种逻辑含混所引发的错觉在中国战国时期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说中就有所体现，辩证逻辑利用自然语言的含混提出的问题和推出的结论毫无价值。
另一个例子是鲁道夫·卡尔纳普对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论断的批评。他举过一个例子：“I am hungry”是一个符号串，它包含符号串“I am”。根据逻辑，可以从一个符号串为真推出其包含的符号串也为真。但这并不意味着后一个短语“I am”可以从前一个短语“I am hungry”推出。
原因何在？前一个短语中“am”是谓词，后一个短语中“am”是动词。这里“动词”（am）在没有“谓词”的地方冒充“谓词”，造成推导的错觉。卡尔纳普论证道：“从‘我思’得到的结论不是‘我在’，而是存在着思维的东西。”这个例子暗示笛卡儿“我思故我在”也犯了形而上学思考的错误。
笛卡儿“我思故我在”的论断代表了独立主体意识之发现，其内容深刻而复杂。作为欧陆理性哲学的开山鼻祖，笛卡儿虽然对数学的清晰性赋予理性，但在“何为自我”的论证中仍然使用了形而上学的方法，这种思辨模式通过康德哲学一直延续到20世纪。卡尔纳普的批评对笛卡儿虽然是不公正的，但他指出的问题在以形而上学为基础的哲学著作中比比皆是。
形而上学和辩证思辨中的大多数概念和问题是自然语言含混造成的，作为一种理性论证完全没有意义。在数理逻辑和语言分析中，哲学命题成为语言分析的组成部分，形而上学被取消了。正因如此，在今天的学科分类中，哲学被划分至人文（历史）语言的研究类别中。
如前所述，20世纪哲学之死，指的是哲学语言学转向导致人文世界真实性的解体。所有人文历史及哲学讨论用的都是自然语言，20世纪哲学GM的主要观点就是符号离开其指涉对象便无真实性可言，既然自然语言包含逻辑语言，逻辑语句的真实性来自自然科学，那么人文世界就并不存在自然科学之外的真实性结构。这样，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其他理论还有必要存在吗？
换言之，就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而言，哲学之死的直接原因正是语言分析指出了形而上学没有意义。康德提出的先验观念论，引发出一系列重要哲学流派，构成了洋洋大观的德国观念论传统，无论是黑格尔哲学还是存在主义，其基本论述都是形而上学式的。因此，作为哲学语言学GM的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就成为哲学死刑的宣判者，故其后再无形而上学的哲学家可选。
形而上学“冻土层”的融解
这时，康德哲学又如何呢？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转型仍然是形而上学，上述所有批评对康德哲学同样成立！康德哲学中存在相当多概念如“物自身”“合目的性”“质料”“绝对”等，虽然从形而上学的角度看来十分严密和深奥，但是这些词汇和相应观念（论断）要么让人根本不知道在指涉什么，要么实际上都没有意义。
这种含混性也反映在《纯粹理性批判》问世之初引发的各种互相矛盾的争议，奥地利哲学家卡尔·莱因霍尔德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总结道：《纯粹理性批判》——
独断论者说它是怀疑论者跃跃欲试之举，企图破坏一切知识的确实可靠性；
怀疑论者说它是一件胆大妄为的假想玩意儿，想在原先体系的废墟上建立起新型的独断主义来；
超自然主义者说它是巧妙的阴谋诡计，想抽掉ZJ的历史基础，而毫无论战地就建立起自然主义来；
自然主义者说它是挽救奄奄一息的XY哲学的新支柱；
唯物主义者说它是唯心论者对物质现实性的抗辩；
唯灵论者说它是将一切现实都隐匿在经验领域的名义下，而局限形体世界的一种无法明辨的限制。
奇怪的是，20世纪对形而上学的否定，很少涉及康德，特别是没有波及康德哲学的基本结构。为什么会如此？
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康德哲学中的形而上学论述和一般形而上学有所不同。康德“三大批判”的基石是“第一批判”，用先验观念论证数学和自然科学（物理学）同源是康德哲学的出发点，正是通过该论断，康德实现了理性中心的转化。
康德哲学大厦是否成立，取决于先验观念是否真的存在。只要数学即逻辑这一论断正确，先验观念论把数学视为先天综合判断，这一观点即使有问题，也可以通过再解释和数学基础研究达成一致。
这样一来，康德哲学的整体结构就和其他形而上学拉开了距离。换言之，尽管依附在康德哲学整体结构上的很多命题和论述是自然语言含混造成的，它们可能没有意义，但其结构本身有着深刻的内涵，是值得今天进一步研究的对象。
因此，尽管20世纪逻辑经验主义者在攻击形而上学的同时，也在质疑数学是先天综合判断的观点，如弗里德里希·弗雷格认为数学（算数）是先天的和分析的，但其依旧延续了康德先验逻辑论规定的逻辑结构，用弗雷格自己的说法是“成功地改进了康德的观点”。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从19世纪以来康德学说的核心一直被认为是道德哲学。在关于道德基础的研究中，因为从“实然”不能推出“应然”，道德哲学不能用研究实然世界即科学使用的准确符号语言，故直至今日仍必须依靠形而上学分析。
20世纪70年代后Z治哲学和道德哲学向康德的回归，即证明了这一点。换言之，由于道德哲学研究尚未找到可以取代康德形而上学的分析工具，道德形而上学至今仍存在于大学哲学系伦理学教学和研究中。
我可以这样形容康德哲学在今日世界的处境：
一方面，在形而上学纷纷解体的历史潮流中，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本是出于道德哲学的需要而被特意封存的冻土层；
另一方面，人们认为在先验观念论中可能蕴含着支撑现代性并实现真善美互相整合的基本结构。
正因如此，从20世纪70年代到今天，人们都在通过对康德哲学的现代诠释，力图使得现代价值系统的大厦能通过形而上学的冻土层找到自身的基础，但令人深思的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方面的努力乏善可陈。
如果总结以康德哲学为基础的现代性探讨，可以发现：虽然康德哲学今天仍是代表真善美互相整合的宏伟体系，但它离我们的时代越来越远。为什么会如此？
自20世纪70年代Z治哲学家试图在其中打入支撑现代性大厦的柱石，以重建现代普世价值和道德的基础以来，常常会出现一种吊诡的情况：在施工过程中，会看到冻土的迅速融化，却没有找到支撑现代性的结构。这时必须将柱石建立在更深的地层中，但随着打桩的进一步深入，同样只见冻土的融化而找不到其立足的结构。
如前所述，康德用道德哲学来论证个人自由。从“第一批判”推出“第二批判”出于如下思路：既然宇宙法则（物理世界的规律）和数学法则同源，它们都立足于先验观念，那么人应该自觉遵守来自理性的规范（道德）。这里，个人自由等同于道德自律。
如果用该观点来探讨个人自由的基础，立即就会碰到不可判定的问题：追求个人自由和追求道德，哪一个更为基本？显而易见，没有自由就不会有道德。每个人只有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个人意志才能指向善（因为自由意志也可以指向恶）。如果个人是不自由的，道德自律毫无意义。
康德将自由与道德自律视作等价，这里的所有论证都立足于先验观念论。但是，在先验观念论中，作为价值的自由和向善的意志不能区分。这时，自由（而不是道德）作为应然的前提是什么？康德哲学不能回答。如果从“第三批判”的判断的“合目的性”中寻找答案，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也就是说，Z治哲学不能在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中找到个人权利作为不等同道德的现代社会正当性的基石。
如果人权只是一种新道德，立即就会导出人权不是普世价值的结论，因为道德是文化性的；如果不是，个人应该追求自由吗？形而上学冻土层的融化迫使学者从康德哲学更广的论述中寻找答案，但随着支撑现代性大厦的柱石往康德哲学深部进入，同样的问题会再一次发生。例如，康德哲学主张个人尽了义务以后才有权利，这与中国人的权利观一模一样。它完全不能解释为何个人权利是一种不等同于道德的正当性。
同样的困境也发生在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本身之中。在康德哲学中道德规范和自然法则都来自先天观念，它们是永恒不变的，所以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无法讨论道德规范变迁的问题。
在康德看来，“善的意志”本身就是最高的善，也是其余一切善的条件。那什么使得这一意志本身就是善呢？有学者举过一个例子来说明康德的这一观点：杂货商可能出于自利而诚实，慈善家因他人的满足而快乐，这些在康德看来都是善。但只有不是出于个人偏好，而是义务去行善，善的意志才能显现。例如，一个人失去生命所有的意义，只求一死，但依旧遵守道德法则，保存生命，这就是善的意志。
康德通过理性围绕中心的转化，界定人应该自觉遵循代表理性的道德规范，在这一推理模式中，“善”这一价值是由道德规范产生的，故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强调“善”不能独立于普遍的道德规范而存在，且认为这是“善”无可改变的属性。
此外，康德为了把道德规范和法律都吸纳进实践理性，认为两者在价值上同源，法律（自然法权）从属于道德。根据中国文明的历史经验，向善的意志和某种普遍规范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以道德为终极关怀的中国文明在2000年历史中曾发生两次道德规范的巨变，而向善的意志（以善为终极关怀）却从未变过。
中国作为一个道德哲学极为发达的文明，其历史经验早已证明：一旦法律从属于道德，法律就变味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一直从属于道德，现代极权主义则把法律等同于立法者的意志，个人自由在其中荡然无存。而且法律只能是被制定出来的，西方法治传统中最重要的原则“法律必须被发现”也就丧失了基础。
数学等于逻辑？
为什么康德哲学不能满足当代人的期待？我认为问题出在康德的先验观念论中。如前所述，如果数学等同于逻辑，只要把逻辑视作先验观念，数学也必然是先验观念。哲学家喜欢将人视作会使用符号的动物，形式逻辑是符号包含和等价取代，如果这等同于数学，那么“人是会使用符号的动物”这一论断就可推出先验观念的存在。
因为掌握符号的能力一定包含对符号包含关系的使用和等价变换的能力，这样一来，只要将使用符号定义为人先天的能力（人的本质），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先验观念“世界”一定存在。
然而，一旦证明数学不等同于逻辑，使用符号的能力并不等同于数学能力，康德的先验观念论立即就失去了意义。作为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转向，德国观念论也就被彻底证伪。这件事恰好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它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在被封存的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冻土层中，找不到现代价值系统的坚实基础。
实际上，当19世纪数学家发现非欧几何时，康德把数学视为先天综合判断的错误已十分明显了。举一个例子，“两点之间直线是最短的线”似乎能够证明康德视数学知识为先天综合判断的正确性，因为该判断中主项有“直”这一概念，它不包含量，只包含质。其谓语中的“短”是涉及量的概念，不能从主项分析得出，只能由直观得到，故该判断是综合的。
在非欧几何发现前，上述分析似乎无懈可击，但一旦有了非欧几何的知识，立即就能发现上述观点是错误的。在（包含非欧几何的）一般几何学中，“直线”是用最短线来定义的，而且只能用最短线来定义。人只要生活在非欧几何空间，立即就会发现“直”这种被康德视为来自“先天直观”的“质”根本不存在。
其实，即使在欧几里得几何空间中，“直”是某一种质的规定也是假象，因为它就是对最短线的意识，正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把线“拉直”实际上就是寻找最短线那样。但康德生括在人类知晓非欧几何之前，用形而上学方法（理型）来理解几何，只能得到上述似是而非的结论。
事实上，数学论断中任何可导出的结论一定蕴含在前提中，康德把数学视为先天综合判断，这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该错误的根源是把“判断”分为“分析的”和“综合的”，这本来自形而上学传统。20世纪逻辑经验主义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取消二分法规定的“判断”被“陈述”取代，正是形而上学被否定的一个重要例子。但逻辑经验主义者依旧没能回答数学是什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这就是维特根斯坦和“计算机之父”艾伦·图灵的分歧。
20世纪30年代末维特根斯坦重返剑桥大学后，开设了一个研究数学基础的哲学讨论班。当时数学奇才图灵正好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工作，他参加了该讨论班。图灵和维特根斯坦就“什么是数学推理”发生激烈的争论。
在图灵看来，数学推理必须像做实验一样从已知的前提中推出未知的事物，证明过程对应着有效的递归程序。维特根斯坦不认同图灵的观点，认为数学证明只是重新规定符号的意义，而不是发现了未知的东西。谁的观点是正确的呢？当然是图灵。为什么？维特根斯坦对数学的看法是“语法式”的，这和将推理视为形式逻辑如出一辙。
那时的图灵已提出了图灵机的概念，发表了有关图灵机不能判定自己是否停过机的数学证明（万能计算机不存在），对“什么是数学推理”一清二楚。图灵在与维特根斯坦发生争论后就不去那个讨论班了，他认为维特根斯坦根本不懂数学。然而，当时没有计算机，图灵的思想并没有被社会承认。
维特根斯坦是20世纪公认的哲学天才，连他都不能理解图灵在讲什么。由此可见，数学证明是形式逻辑这一旧式信念是何等顽固。图灵思想的哲学意义则要等到21世纪才被人重新认识，哲学家和认知科学家丹尼尔·丹尼特在评价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图灵与维特根斯坦之争时曾十分感慨地说：“图灵貌似天真，但他给后世留下了计算机，而维特根斯坦呢？他给我们留下了，呃…维特根斯坦。”
“康德猜想”：数学符号真实和科学经验真实同源
我要强调的是，无论“第一批判”受到何种修正，先验观念都不存在。这样一来，判断背后不可能存在某种先天规定。“第三批判”主张一切判断（包括审美判断）乃是“把特殊思考为包含在普遍之下”亦不能成立，并在美术领域遭到了证伪，这就是不断壮大的现代艺术和20世纪30年代盛极一时的超现实主义艺术运动。
文艺复兴以来，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人类有着共同的审美标准，否则康德也不可能提出审美判断的公共性。但在现代艺术兴起以后，审美判断的先天公共性开始遭到挑战。在此，我用美术史来检验康德“第三批判”：
一方面是因为绘画更典型地代表了判断（它大多不是用符号做出的）；
另一方面是鉴于美术史有一个从理性走向非理性的历程，这与康德哲学从理性判断扩展到一般判断相似。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30年代，现代艺术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两个阶段的分水岭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19世纪以前，西方绘画一度被理性主义笼罩，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非理性都不是画家表达的对象。从印象派开始，画家开始在画中表达自己独特的感觉。相对论提出四维时空以后，立体派意图在画中表达多维空间。然而，纵观现代绘画的展开过程，虽然理性对绘画的限制不再如以前那么严格，但审美标准的公共性依旧是大致存在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民族主义（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的产物）支配下民族国家间的毁灭性战争，对欧洲人造成巨大的心灵冲击。战争结束后，几乎所有西方艺术家都走向了怀疑理性甚至反理性，认为人的本性是非理性的，加上弗洛伊德学说的流行，非理性和反理性成为绘画表达的主要对象。从此以后，绘画再也没有共同的审美标准。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塞尔杜尚将小便盆作为艺术品，称其为“喷泉”，这是审美标准丧失公共性的标志性事件，也就是说审美的公共性绝不来自判断的先验普遍性。
从达达主义、抽象主义到超现实主义的西方艺术潮流，是对康德“第三批判”一次无情的检验。康德在“第三批判”中强调，即使去除其中的理性成分，个人的判断也具有公共性。人的欲望或者情感，一旦变成判断，就一定受制于“先验观念”。据此，审美判断一定具有某种普遍标准。
每一个画家在表现其非理性、梦幻般的感觉时，只需要认定自己的画作是成功的，这是一个被表达的判断。但事实证明：无论画家多么优秀，自以为作品多么成功，其他人却不一定知道画家要表达什么，判断公共性的丧失在超现实主义艺术品中比比皆是，保证非理性判断之公共性的先验原则的存在遭到质疑。
如果我们立足于20世纪数学基础研究的巨大进步和现代艺术的兴起来审视康德哲学的整体结构，会感到深深的遗憾。先验观念不存在使得康德哲学的基础解体了，运用数学之所以能把握宇宙规律并预见我们不知道的自然现象，并不是因为科学经验被纳入先验观念，而神秘不可知的“物自身”更是子虚乌有。康德整合真善美的宏伟大厦只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遗物，或者人为的误会罢了。
那又如何看待康德的“第二批判”？康德把道德视为向善的意志，这无疑是对的。康德进一步指出道德规范是理性的，这是第一次对道德做出科学的界定，但论述的前提有问题，因为“第二批判”的基础是“第一批判”。
康德认为时间和空间的观念以及自然现象必须用因果律来解释（包括天体运行符合数学法则），这都是把感觉纳入先天具有的理性框架的结果。这里假定了自然规律和道德律同源，它们都来自先验观念。换言之，我们头顶星空遵循的自然规律和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两者同属理性处理之感觉，应该存在某种联系。其实，两者并没有逻辑上的相关性。
为什么？道德律实为主体对可控制行为规定的法则，这种人为的约束和自然规律完全不是一回事。康德虽然知道实然和应然之间存在着鸿沟，也了解从“存在自然规律”到“人意识到必须道德自律”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但应然世界的法则和实然世界的规律是否真的存在某种隐秘的关联呢？康德并不敢断然否定，“第二批判”一直为其中的联系纠结不已。
其实，实然和应然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这对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研究者来说是显而易见的。自孔子确立以道德为终极关怀，孟子进一步提出义利之辨，中国儒生的道德追求就符合康德实践理性的全部要求。对道德律的自觉服从塑造了中国文化独特的常识理性精神，但这种常识理性和科学理性不是一回事，常识理性以常识和人之常情作为合理性的最终根据。
正因如此，中国传统社会技术再发达，亦不能独自孕育现代科学。对现代性的核心价值（个人权利）亦如此，至今中国知识分子仍在为中国文化精神推不出西方现代法权观念而苦恼。换言之，如果把道德律从西方转换到中国，所有疑问就一清二楚：中国人自觉服从该文明创造的道德律，它和天体运行遵循的数学法则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要强调的是，即使康德的“第二批判”本身无大问题，但它的正确性和康德哲学的整体结构无涉。“第二批判”看起来是从“第一批判”推出的，这源于先验观念论的错觉。这一切使得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不能运用到其他文明的道德研究中，亦不能为现代价值系统提供新的基础。
本来欧陆理性主义刚形成时，旨在把自然规律和现代价值系统直接建立在外部世界的理性本质之上，休谟的经验论和怀疑论指出此路不通。康德的“哥白尼GM”则可归为确立“意志主体相对于一切知识与一切对于实有之思辨性构作所具有的优越地位”。这响应了休谟问题并找到了建立容纳现代真实心灵的道路，但因先验观念不存在，这场“哥白尼GM”并没有真正发生。这确实令人沮丧。
上文将康德哲学比作一个充满形而上学污泥的宏伟结构，指出只要用高压水龙头对其进行冲洗，该结构就能显现出来。现在看来，该结构有严重缺陷，甚至是不能成立的，其所谓的“雄伟壮丽”又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康德的“第一批判”实际上是提出一个猜想，它由两个基本观点组成：
第一，康德意识到数学符号真实和科学经验真实同源（即数学和自然科学或物理学同源），甚至是同构的；
第二，既然两者同构，因数学真实并非来自科学经验，并且和人的主体有关（人的先天直观形式），那么科学必定以人为中心，这样一来，证实现代价值并实现真善美统一的哲学一定可能建立。
先验观念论本是用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转型来实现该猜想，随着这一尝试的失败，康德哲学立即被打回原初状态：它仍然只是一个猜想而已!即便如此，这仍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猜想，其意义在于提出：只有立足于“数学符号真实和科学经验真实同源”才可以回答什么是科学真实，以及为何现代科学和现代价值最早起源于天ZJ文明。
随着科学研究的进展，今天我们已经可以避免形而上学的错误，知晓数学的基础是什么。这样一来，只要结合20世纪对科学之认识，深入分析为何数学符号真实和科学经验真实总是同源，康德当年的猜想就可以成为一条通向真理的道路，即有可能真正实现与康德期待的“哥白尼GM”等价的事业。一旦完成了理性中心从宇宙到个人主体的转化，整合现代科学、现代价值系统和人文历史的新哲学就有可能被发现。
总之，今天要想重建具有现代真实心灵的真实性哲学，必须从“康德猜想”再一次出发，这才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人们对康德哲学期待的真正意义。
告别童年：从“康德猜想”再出发
今天人类的思想正面临一个和康德出生时有点相似的年代。如前所述，康德是在对牛顿用数学如此精确地解释天体运行规律的惊异中长大的。然而，随着牛顿力学宇宙观的普及，科学和数学真实都被归为经验（客观存在）真实，康德的惊异被社会忘却了，康德猜想再也没有人重视。直到20世纪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建立，“科学真实究竟是什么”这一康德时代最重要的问题再一次摆在了哲学家面前。
十分明显的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原理不同于牛顿力学中的规律，其似乎很难用直观的“力”和物质的“客观实在论”来把握，却十分明确地建立在数学真实之上。人们再一次生活在新的物理现象可以被现实世界不存在的数学原理解释甚至预见的惊奇之中。更重要的是，除了对现代价值基础的寻找外，在很多基本问题上，我们仍然必须进行如同康德哲学那样同时面对科学问题和哲学问题的整全性研究。
举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为什么只能用因果性而不是目的论来解释自然现象？这本是康德时代哲学家必须面对的问题，今日再一次凸显了出来。自牛顿力学建立后，因果律不仅是自然科学的金科玉律，而且日益笼罩人文社会研究，但在人文社会研究中因果解释并不总是对的。例如对个人的行为和社会行动来说，目的（观念）论解释有时比因果解释更正确。
正如今日在判断某一凶S案是否为真时，必须寻找行动者的目的，如找不到S人动机，很可能导致冤假错案，历史上重大事件的解释亦如此。其实，亚里士多德就是用目的论来理解自然现象的，万物趋向自然位置就是达到其目的的过程，它不仅解释了为什么石头往下掉（自然位置在地心），还解释了为什么火和热空气上升。
如前所述，因果解释取代目的论解释源于牛顿力学的巨大成功。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当时自然现象的因果解释实际上只是力学解释而已。而20世纪后的自然科学再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了。
狭义相对论建立在光速不变这一前提之上。根据速度的相对性，超光速肯定存在。如地球自转一周，极遥远的星系相对于地球的转动速度一定超过光速。但相对论认为，这种超光速运动没有自然科学的意义。相对论所谓的光速不变是指光速是信息传递的极限速度，否则就会违反因果律。
这里，相对论的宇宙观建立在自然现象必须用因果律解释这一前提之上。为什么自然现象必须用因果律解释呢？这是一个哲学问题。自牛顿力学建立以来，它被普遍接受。至于为什么会如此，只有康德哲学对此做过研究。
今天离开康德哲学我们仍不知道如何响应休谟问题，即认定因果解释一定高于目的论解释。形而上学的解体证明先验观念不存在，如果因果律不是先验观念，它又是什么呢？由此可见，当20世纪牛顿力学被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取代时，我们必须再一次寻找把科学和人文结合起来的整全性解释。
自然科学、人文研究再一次回到整全性的探讨，意味着哲学向康德时代回归。自17世纪在天ZJ文明中起源以来，现代科学和现代价值系统的展开必然意味着它们与其母体的分离，各自开始独立地发展。一开始哲学同时面对如下三个问题：
第一，必须找到现代价值的非ZJ基础；
第二，现代科学作为现代性的一部分，是和现代性同时成熟的，哲学应说明科学是什么；
第三，为了保持真实的心灵，在真善美不断分裂成互不相关的领域时，必须重新理解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即进行科学、人文和艺术的整合，寻找一种统一的真实性哲学。
然而，差不多所有的现代哲学都没能同时面对上述三个问题，提出整全性的解决方案。原因很简单，因为科学是什么与现代价值的非ZJ基础以及人文和艺术能否整合，是完全属于不同领域的问题。
这三方面的研究表面上是完全无关的。这样一来，随着“大分离”的展开，哲学研究越深入，越会失去整体性。康德哲学之所以成为欧陆理性主义解体后差不多唯一的例外，是因为它没有受到意义世界“大分离”的影响。它是现代价值系统和现代科学诞生之初第一个同时回答上述三个问题的整全性哲学系统。
牛顿撰写《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时，第一个现代社会（英国）刚刚建立，现代科学和现代价值系统蕴含在加尔文宗之中，我们可称之为现代性的童年。康德哲学为了响应牛顿力学而形成了支撑现代性的整全性哲学，亦可以称之为力图用形而上学包容现代性之哲学，这也是真实性哲学的童年。
1952年，爱因斯坦在为牛顿《光学》一书所撰的序言中写道：“幸运的牛顿，幸福的科学童年!”爱因斯坦的感慨完全可被用于康德哲学。康德是幸福的，因为在他建立真实性哲学时，牛顿力学所发现的科学经验真实和数学符号真实同构显而易见，康德利用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转型达到真善美的统一，这在他那个时代是容易被人理解的，因为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并没有被忘却。
今天要重建统一的真实性哲学则要困难得多，但我们毕竟有过康德这样的先行者，可以借鉴康德哲学建立的历史经验。从“康德猜想”再出发重建真实性哲学，第一步就是研究现代科学兴起的历史。
如果数学符号真实确实和科学经验真实同源，那么在现代科学形成特别是物理学发展的历史中，我们一定能看到数学真实所扮演的不可取代的角色，甚至整个物理学（全部科学）史都是数学史。这样，我们必须将研究视野首先集中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中，在那里取得突破后，再转到人文价值和终极关怀中。
总之，沿着“康德猜想”前进，这不仅意味着令康德惊异的问题对我们仍然存在，而且将同样指引着我们。我们所应做的，除了排除形而上学的错误，还要吸收20世纪的成果。
至于20世纪所谓的哲学已死，实际上只是形而上学的破灭罢了。既然真实性哲学从未真正建立起来过，又谈何失败呢？换言之，这一切实际上只是哲学应该告别童年而已!现代哲学必须如凤凰涅槃，在21世纪的思想废墟之中浴火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