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堇邀約任務當中的戲評與採訪現實-以齐如山回忆录為例

在前清时代没有戏评。固然不能说没有，但没有写成文字的。

只有观众口头上的评论，不过这种是很有价值的，真可以叫作舆论。

从前这种评论约分两种。


一是议论剧的意义，这种乡间人多，且大多数都是如此。

比方老太太们看过《斩窦娥》之后，她们总是说窦娥为媳妇太好太冤，多少天后，提起来还要流泪。

看过《定僧扫雪》以后，必要痛骂他的后娘，将来不得好死等这些话。

野老农夫们看了《宁武关》《盘肠大战》等这些戏，

总是叹息着说：“咳！这样的臣子，现在不好找了。”

看到忠臣被奸臣所害，便可痛哭流涕，且有痛殴台上去奸臣之人者。

以上这种种的举动，都是由剧本感动而来，所以他们所评论的话，都是关于剧本之意义，亦偶有谈及演戏之技术者，但是少数；

二是评论技术，北京观众多是如此，看完戏后，不管戏中之情节，只议论某角之技术，

在光绪二十年以前之老看戏者，虽只议论技术，但比后来之议论较为高超。

比方听完戏之后，总是某角某句之腔唱得怎样合理，这句的意义是要这种唱法才对。

谈到做工，也是说这个身段是要这种做法，又合道理又美观，且没有火气等这些话，不必一定以某角为对，而以合理为目标。

凡合理的唱做，观众都欢迎，所以彼时好角极多，只老生一门，我所赶上见到的就有十几位。

不似后来专事捧人的风气，当然免不了有偏爱一个的，但也不像后来之厉害。

后来之捧角者，是不大管理论，只若是他捧的人，便没有一处不好。

彼时受捧最多的，大概要数程长庚，但捧他的人，也多是讲理论。

我听到几位捧角的人谈话，

一人说：“还是程长庚好，你看他唱《昭关》，一出场唱‘心猿意马终何用’时，四个手指上下颤动好几次，这便显出无可奈何的情形来，于这句的腔调也显着有力。”

别人还同他辩论，其实这点小动作，也算不了什么，可是他的议论总是以理论为主。

如今则只说，某好角是这样唱法，这样做法，他们就应该学，至于合理不合理，他完全不管。

以上所谈，乃是光绪中叶以前的情形。

到了光绪末年，报纸上才有戏评，也渐渐地就发达起来。

但最盛时代，则在民国以后。所有戏评文学，最初还讲点技术，议论也还较为公道，

往后就分了几派，有的捧角的，借以与角色亲近，

有另的有作用；有的骂角的，含有敲竹杠的性质；有的借以自炫，希图谋个工作；有的就是借此得点稿费；有的是感情意气用事的。

至于真正规规矩矩、公公正正，为戏而做戏评的人，当然也很多，

但上边所说的几种，也占相当的部分。

我所以不写戏评的文字，实以此故，

因为恭维一个角色，便有捧角的嫌疑，

一有捧角的嫌疑，则无论多好的文字，也是没有价值的。

至于说角色闲话的文字，则更不愿做，像那骂角的文字，则更不应该做，

因为已经出了范围，无论该角好坏，你凭哪一条法律可以骂人呢？

且有谈及人之私德者，是自己已经失去了文人的资格，所以更绝对不做。

至于角的技术好坏，站在评论技术的立场上，似乎可以说一说，

因为技术之好坏是有准则、有则律的，但只是宜于对本人说。

从前北平的老角，如杨小楼、俞振庭等这些人，他们对于我特别客气者，就是因为我看了他们的戏，如有我以为不对的地方，遇机会就当面告诉他们，或当晚在后台即时告诉他，绝对没有在报上露过一个字。

因为做戏评的人，说角色的坏话，该角总难免吃亏，尤其对于次路角我们是更应该同情的。

先说票友(戲曲愛好者之外，又兼業餘表演者)，唱得好固好，唱得不好也没什么关系，不过是为自己娱乐，无论哪一行、哪一界，总是有好的有次的，这有什么可反对的呢？

说到职业戏界，次路角更是应该同情，他自己又何尝不想好呢？

但因种种关系，他不能演好唱好，这有什么法子呢？人家好角唱一出戏拿多少钱，他一天唱好几出，才拿多少钱，这种可怜的人，怎能还说他闲话呢？

也有友人常来谈，嘱我帮帮某角的忙。我说帮角色的忙是极应该的，也是极愿做的，可是极难做的。

大致有三种帮法：

一种是用钱来帮助，但我是穷光蛋，自己连衣服都不够，哪有力量帮人呢？而且这种帮法有从前所谓老斗之嫌，虽有钱亦不屑做；

二是代为推销戏票，代拉观客，我认识人很少，这个岁数也没有这种精神，这层当然是办不到的；

三是帮助角色改正改正演法。我自己不客气地说，这层还可以勉效绵薄。但是很难，因为凡有名的角，多数以为自己不错，不容易接受人的改正，就是他肯改，也相当难，演唱了多少次，骤然一改，总是别扭的，或因此当场出错也不敢定。

而且有的词句与其他角色有关，要改就得彼此都改，又是一层难处。因此各角唱好之后再想改者，也真不多见，不一定是他不想改，实在也有许多为难的地方，我向来不肯轻易怂恿人改正者，亦以此故。

上文摘錄自【齐如山回忆录：我的国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