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忆我的老师林石城先生

忆我的老师林石城先生

日本  柴礼敏

    二〇〇六年九月我带领日本皇声唱片公司和索尼亚影像公司在苏州、太仓、上海拍摄录制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昆剧和古琴。最后一天在太仓拍摄完龚一先生的古琴后已经夜深,回到上海与龚先生夫妇一起吃夜宵时，龚先生说到：“我们都老了，你看林石城先生也先走了。”我顿时愣在那里不敢出声，老师去世了自己都不知道，惊诧之余感到羞愧万分。

    第二天回到日本我马上就往北京打电话。先生家、嘉庆家我无数次拨，就是打不通。我真后悔近几年由于自己在海外生活、工作忙碌，疏忽了与先生的联络。后来好不容易与嘉庆联系上了，才确实先生已经与世长辞。我感叹时光的无情，惋惜中国音乐界的一颗巨星陨落。

    记得几年前我得知林先生与陆春龄先生在香港有演奏会。因为陆春龄先生是我丈夫的老师，我与丈夫曾打算去香港听演奏会。后因工作上实在走不开就没去成。之后在上海听陆老先生说:“那次香港演出，林先生是由人搀扶上台的。”我听了有点担心往北京打了几次电话，可是没人接。那时我想先生本是医生，自己的健康管理应该不会错，还能出远门演出，大概不要紧吧，想不到…。

算起来我与先生的缘份已有三十多年了。记得那是1970年的仲夏，一天晚上父亲突然带了一位眉清目秀、相貌堂堂的先生来家，父亲对我说：“这位就是林石城先生。”我一听大名顿时肃然起敬。我从小学乐器但没有正式拜过师，都是业余喜欢弄江南丝竹的父亲教的。这次父亲突然要我跟林先生学琵琶，我觉得很意外。因为那时我正在大练手风琴，(文革时手风琴很吃香) 又热衷于大唱样板戏，没时间练琵琶。虽然我会弹琵琶，那只是在少年宫跟卫指导（卫仲乐先生的儿子），还有父亲学的。那时候我喜欢唱评弹，自弹自唱毛主席诗词在当时很受欢迎，是小分队的保留节目。那时的上海剧场、舞台我几乎都唱遍了。当林先生对我说评弹琵琶与国乐琵琶的弹法不同时，我才答应跟先生学。接着先生又问我每天能练多长时间？我说我尽量练一个小时吧。先生笑了笑，就这样我成了林先生的学生。

       记得我学的第一首曲子是《国际歌》。那时先生能教我的都是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和样板戏。其实那些曲子有的很难。先生把那些曲子运用琵琶的技巧，配上和弦，能演奏出整个乐队的效果。像《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一曲，那年我在安徽时曾把这首曲教给省京剧团的两位琵琶演奏员。他们说这是他们所学过的琵琶曲中最难的曲子。还有像《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等样板戏，先生把京剧唱腔、乐队配器及打击乐效果全改编成用一个琵琶来表现，难度非常高。记得像《智取威虎山》中小常保唱的《只盼着深山出太阳》那一段，因为我喜欢唱样板戏，所以我常常弹得回肠荡气。先生对我很赞许。先生看我练得很刻苦，总是叫我多休息。那时我离毕业不远，为了跟先生多学些东西，所以拼命地练。白天我在工厂学工，就晚上练。本来答应先生和父亲每天练一小时的，后来两小时，甚至休息天最多时练到十个小时。我越练越喜欢弹琵琶。那时我那些弹琵琶的朋友们在半年后听我弹《赶花会》后，说我的进步是突飞猛进。这当然是归功于先生的教学有方。

    那时先生每星期来我家给我上课。常常是授课完毕，我父亲关上房门对先生崇敬地说:“请弹奏一曲！”有时一曲弹完余音未尽，先生还会兴致勃勃地连续再弹几曲。像《出水莲》、《海青拿天鹅》等乐曲，我就是在那时听到的。当时除了那些流行乐曲外，我简直想不到琵琶还会奏出那么美妙动听的音乐，真是人间仙乐。我领悟了弹琵琶的真谛。事过三十多年，到现在我们全家关上房门，围坐一团聆听先生弹琴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那以后父亲缠着先生教我弹传统乐曲，先生拗不过我父亲只得偷偷地教我。记得那时我每星期学完现代曲后，先生就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小纸条，上面写有一小段古曲，我的《春江花月夜》等曲子就是这样学完的。然后父亲再把这些小纸条拼起来重新整理成一个完整的乐谱。

    后来我因先生的介绍推荐，考上了安徽省铜陵市文工团。当时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先生能作此推荐也非常不容易。那时父亲经常对我说:“你能那么快进文艺团体弹琵琶，是林先生的功劳。”记得我去考铜陵市文工团时，先生没让我弹琵琶，他让我考手风琴。因为先生知道那个团里已有两个人弹琵琶，不会再要第三个。可我那时非常想弹琵琶，对考手风琴没把握。先生对我说:“你的手风琴我听过没问题。但考试时你一定要说你还会弹琵琶。如果你进了团后，懂行的领导听了你的琵琶，一定会让你弹琵琶的。手风琴在乐队里没有真正的位子，琵琶才是乐队的主要乐器。你一定要争取弹上琵琶。”这些话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果然我进团后经过努力弹上了琵琶。不过为此在当时的人际关系中我也吃了一些苦头。

        我去了安徽后，我的弟弟、妹妹继续跟林先生学琵琶。先生还是每星期来我家上课。我回上海探亲时也继续跟先生学习。那时形势渐渐好转，传统曲子已经可以公开弹奏了。一次父亲带我去孙裕德先生家里，孙先生让我弹一曲。我弹了《春江花月夜》，一曲完毕，满屋子的人同时用手指着我说:“林石城先生的学生。”后来我妹妹对我说:“那天在孙先生家的许多学生中，我是弹得最好的。”我听了感到很欣慰。

       那时候父亲为了我能向有名的老先生学更多的东西，我同时又去孙裕德先生家学习。孙先生也教了我不少传统曲。孙先生教我弹的《塞上曲》，被日本皇声唱片公司、索尼唱片公司收录在中国名曲集的CD里。

        1975年我有机会考上了部队文工团「二炮」。那时我考的曲目是林先生教我的《唱只山歌给党听》和《春江花月夜》。那年「二炮」录取的只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我。可当时我已经在地方文工团工作了，很遗憾去部队的手续没办成。

      1985年我留学来了日本。第二年夏天回上海时，父亲告诉我林先生在上海(那时先生已回北京中央音乐学院教学)，我马上与先生取得了联系。8月2日我在城隍庙老饭店宴请先生,，饭后先生来我家听了我在日本演出的实况录音，又与父亲和我聊了很长时间，还和我一起照了像。

      1987年12月初林先生作为中国音乐家代表团来日本，我去大阪见先生，又与先生一起去大阪日本桥电器店买我要送给先生的礼物。我手挽着先生逛电器街的情景，好像就在眼前。

　　1991年我曾带领一个日本访中代表团去北京。先生在家请我吃饭，师母做了一桌子菜，与先生全家边吃边聊的愉快情景使我难以忘怀。

        1993年我和弹古筝的朋友一起参加了在大阪的首届国际室内音乐比赛。我们的琵琶、古筝二重奏曲目是《春江花月夜》和《三六》，都是林先生教我的曲子，古筝谱也是先生寄给我的。那次比赛我们进入决赛前八名。 

        2000年12月下旬和2001年12月下旬我与丈夫和几位日本朋友应北方昆剧院和日本昆剧之友社邀请连续两年去北京演出了。其目的也是丈夫说的，趁先生还健在，我们能有机会去多看望他老人家几次吧。

     先生一直希望我能在日本的艺术学院教中国琵琶。可是日本人对中国的二胡特别钟情，他们认为中国琵琶太难，学的人不多，没成气候。到现在我还没能了却先生的愿望甚感遗憾。现在我在日本几个大学里教汉语。在一所女子大学里有一堂「国际文化生活论」的课，让我介绍中国的文化，包括音乐、戏剧等。我就趁此机会向日本学生介绍过中国的琵琶。

        先生生前给人印象或许是清高、威严。可对我很温和，总是亲切地叫我小名。我还清楚地记得先生听我拉手风琴、唱样板戏时的笑脸。在跟先生学习时，有一次我身体不舒服，先生还给我开过药方治病。那年去北京时，先生给我上完课，我按日本的规矩拿出封好的谢礼给先生，先生推着笑着说:“老学生了，还要交什么学费？”我说:“您不要当是学费，就当是晚辈孝敬您的心意吧。”我执意让先生收下了。

        现在先生去了天国，与父亲会面去了。我今撰文缅怀先生。在写的同时我一幕一幕地回忆起与先生一起渡过的情景，感慨万分。在我的音乐生涯中，我有幸成为林石城先生的一名正式学生，得到过先生的宠爱，我深感荣幸。先生留给我的回忆很多，将伴随我的一生。将来我们总有一天也会去天国的，在那里再与先生相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