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主客二元对立
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不仅在认识论上将主体作为理性的载体，还进一步在本体论上演绎出了绝对非物的精神与绝对僵死的物质、能动的主体与被动机械的客体之间的截然对立。这一二元论传统贯穿了整个现代理性主义的演变历程，主客二元关系从此成为了哲学、科学与精神分析学无法绕开而不得不探讨的结构。以主体侧还是客体侧为基准构建体系引出了自然主义的独断论与先验哲学的不可知论之间的分歧。
物质主义(materialism)，即通常被庸俗理解为的“唯物主义”，是近代自然主义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当牛顿接过笛卡尔的旗帜，将使用数理化的时空几何框架来描述、认识世界的方法推广到整个自然界当中时，他以力学图景绘制出的人类“内在理性”的形而上学体系便应运而生。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可以说牛顿是一位笛卡尔主义者。他继承了笛卡尔的二元论，认为物质不仅是机械的且是不断衰朽的，并将思维纯化为了数理逻辑推演与神学（形而上学）假设。就牛顿本人来说，作为一位虔诚的信徒，他是坚定地站在理性与神而非僵死的物质这一面的。然而在后世自然哲学向纯粹研究形而下学的自然科学演变的过程中，数理时空本体论以一种封闭僵化的形式保留了下来，成为了我们所熟知的经典力学。这不但导致了物理学研究的教条化，还引发了数理时空本体论自身的坍缩——物理学定律从人类自身理性的认识变成了物质的“客观规律”，这些“规律”作为一切认识的“合理”依据与事物的本体存在。这最终导向了一种机械的物理决定论与还原论，并不可避免地发展为科学虚无主义。自然主义科学方法的问题在于预设了一个完全去主体化的同时能被直接观测的“客观世界”和一个主客体之间，观测者与被观测者之间稳固明晰的界限与线性透视关系。而伴随着普朗克创立的量子论的发展，量子公设揭示了经典力学理想化的连续变化物理量的非实在性和忽略观测者与被观测者之间相互作用而赋予现象与观测者独立性的不可能性。“当然，每一种观察，最终都可以归结为我们的感觉。”除开科学内部的理论革新，作为现代理性精神组成部分与哲学的一个分支，科学自身同样需要哲学上的革新，由胡塞尔发起的现象学运动正是对这一革新所作出的努力。通过数理化的时空框架建立的形而上的均质科学定律场（广义相对性原理中“在任何参考系中，物理定律都有相同的表达形式”的公设）只是实体经由主体中介所得到的符号化的观念，而它在科学主义自然观中却成了超越先验视域（先于一切观念，使得意识思维得以可能的原初主体视界）的第一性的存在。这一观念对实在的遮蔽，本体论(ontological)结构的本体化(ontic)误读，无疑使得主体与现象世界间自为的生存关系被异化为了抽象科学观念间的关系，并炮制出以“纯粹科学”为崇高客体的意识形态幻象来为资产阶级学术共同体的知识话语垄断服务。
先验唯心论(transcendental idealism)，即常被片面理解与批判的“唯心主义”，亦是从笛卡尔的哲学体系发展而来的。通过对事物、观念的普遍怀疑，笛卡尔最终回撤到了无可怀疑且具有直接主观明证性的自我的存在。作为认识、理性与生存的根本载体，“自我”是不证自明且无可取消的概念。“我思(cogito)”主体因此成为了笛卡尔哲学的第一原理(first principle)。康德通过将这种主体的概念封装起来作为一个中心化的本体论结构，使它获得了比抽象观念与感性经验更为优先的地位，因为前者是后两者得以实现的前提与依据，这便是先验主体性(transcendental subjectivity)的内在含义。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他详细阐释了自己对于先验主体与经验、理性之间关系的理解并引导了哲学向认识论领域的转向。物自体(the thing in it self)概念的提出，揭示了实体与其表象间的绝对且不可还原的分裂，对唯理论的观念实在论与形而上学独断论倾向进行了批判，克服了经验论对外在客体实在性与认识论可能性的怀疑。从此，哲学便走向了新的高度，先验哲学由费希特、谢林与黑格尔等德国古典哲学家进一步体系化、辩证化，达到了自身的顶峰。然而，先验哲学也面临着自身内在的矛盾。叔本华将康德的先验主体庸俗理解为了某种莱布尼茨单子论式的纯粹精神的实在(“世界是我的意志”)，并将康德哲学中的表征主义绝对化，使得表象获得了本体论上的原初地位(“世界是我的表象”)。这一“唯意志主义”误读也许不仅是因为叔本华自身的缺陷，大概也要“归功”于先验主体在表象与实体间的游离状态所带来的困扰。先验自我作为中介物自体与现象的结构性的形式，本身并不能被把握或意识。就像一面镜子，它自身并不处于镜中世界，也自然不可能在镜像中呈现自身，因此先验主体不能被把握为现象。而如果将先验自我把握为某种笛卡尔式的“我思实体”，那么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叔本华式的存在论错误。因为对于本体的意识、把握只有通过绝对者的理智直观才能实现，如果先验主体作为本体存在，而它又能被人类的理智所把握，那么意味着人类获得了全知的能力并失去了一切自由与伦理实践的可能，主体性也就不复存在(自我取消)了。先验主体性本身作为纯粹的形式，它不能含有任何内容，其所具有的唯一规定性便是没有规定性，因此它就是纯粹的空无，一种原初的否定性。此外，笛卡尔式的绝对封闭的“我思”主体也并不是不可怀疑的，在普遍怀疑的过程当中，他同样将自我作为了怀疑的对象。只是思辨使他在其面前停了下来，将其设立为不可怀疑的对象。而“我思故我在”中的“我思”主体与“我在”主体存在着原初差异。“我思”的“我”是被客体化把握的经验主体（我作为思考者存在的一个样态），而“我在”的我则是作为“我思”存在依据的先验主体，这两者从来不是直接同一的，只有后者(先验自我)对前者(那个在我之内思考着的他者)进行误认，即后者将自己认同为前者，才能够实现两者间的同一。简单来说，我不需要意识到我在思考就能够进行思维活动。这也就是拉康所说的“我于我不在之处思，我于我不思之处在。”自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经过拉康的结构主义重构后，精神分析作为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科学(关于根据的学说)，将无意识结构引入到了哲学当中，引发了对笛卡尔二元论与“我思”主体的反思，绝对封闭的主体、自我与异质性他者间清晰分明的界限从此不复存在。
无论是从被认为是纯粹客观实在的“自然”还是绝对封闭的自我出发，对于完备理论体系的建构都走向了失败。因为无论是纯粹客体(大概可以理解为物自体）还是纯粹主体(先验主体)都是纯粹的虚无，且并不存在于我们可感知、可意识到的现象世界中。在这种意义上，自然哲学与先验哲学之间的关系符合玻尔所说的互补性原理(反比对称性)，单纯用其中一种观念体系解释一切现象是不可能的，甚至单纯用其中一种体系进行认识本身也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两者之间的统一，更根本上是主客观的统一，才能更好地进行认识活动。这种统一不是旨在消除两者间的差异(毋宁说这也是不可能的),而是意欲着实现两者间矛盾的统一(互斥互补)。从最普遍的角度出发，主体的生存无时无刻不在实现主客观的统一。无论如何，人没有脱离客观实在生存的可能。同样，只要自我意识还存在，人也无法消解自己的主体性。因此，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普遍生存状态的阶级斗争，在此意义上拥有最高的客观性。主体对实体的一切认识，都不可避免的要经由主体意识结构的中介，且最终以观念的形式内化于主体，因此是主观的。而实体的表象不经由主体的“自主选择”便涌现在了主体的视域中，实体在设立自身的界限，且主体的认识对象与认识活动本身对于主体来说具有固有的不可理解性，因此是客观的。通过黑格尔的辩证法，主体与实体间互相完全封闭的对立被消解了，“实体即主体。”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者，不仅要认识世界，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实践改造世界。如果没有后者，前者便也失去了一切存在的意义。只有一切符号系统、象征秩序的内在矛盾与不一致性得到了认识，对于超越性的外在“第一推动者”的唯心主义幻想才能得到清除，通过实践克服自身有限性，使得无限在有限的主体上呈现、实现自由与解放的道路才会凸显。
参考文献：
1. 弗里德里希·谢林 《近代哲学史》 2. 尼尔斯·玻尔 《尼尔斯玻尔哲学文选》 3. 埃德蒙德·胡塞尔 《欧洲科学危机与先验现象学》 4. 卡尔·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5. 吴琼 《阅读你的症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