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英雄：贝当小传
纵观世界历史，有无数人为了政治军事目标奋斗终身。他们或功成身退，或出师未捷，或遗憾终生，或壮志未酬。然而，人性是复杂的，人的决策也绝对不是钢铁雄心里面的无脑平推，也有政治家做出了矛盾的选择。
而我们文章的主角菲利普贝当就是这么一位晚节不保的双面英雄。笔者在初读历史时，发现一战凡尔登战役的英雄和二战维希法国的首脑名字相同，本以为是音译带来的误会，最后发现竟是同一人。惊讶之余，不禁对其身世产生了好奇。下面，让我们开始了解他的一生，搞清楚他是怎么从抗德奇侠一步步变为曲线救国的独裁者的。
早年经历
贝当于1856年4月24日法国加莱的一个农民家庭，母亲早逝的他在父亲的抚养下继续生活着。出身平民再加上丧母的童年，贝当看样子最多会过上平凡的一生。然而，这个时候，贝当人生中第一个转折点出现了。
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其年迈的叔父喜欢给他讲故事，这位年迈的老人曾在拿破仑大军中服役，他曾跟随着那个法兰西人皇帝翻越阿尔卑斯山打到了意大利。这些满载荣耀的战争故事在贝当心中留下深刻印象，也影响这贝当的一生。贝当出生于法兰西第二帝国，在国王拿破仑三世的领导下，法国人正四处耀武扬威，锐不可当他们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击败了俄国，又联合萨丁王国击败了奥地利，他们纵兵去圆明园劫掠，在墨西哥扶植起自己的皇帝。这样的社会环境和家庭氛围给贝当的心理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终其一生，贝当在政治上都是右翼的保守的，他对君主和教会颇有好感，相信只有在一个绝对权威的领导下，国家才能强大。
最终，14岁那年，随着普法战争法国战败的消息传来，贝当坚定了参军报国的信心，并做出了这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1875年，中学毕业的他考入圣西门军校，三年后，军校毕业的他以少尉军衔任职于山地步兵团。从军校毕业到贝当58岁之前，他的军人生活一直都很平凡，没有太大的成就。一是因为他的农民出身，在军界也没有任何背景；二是他独特的消极防御战略思想，与当时盛行的进攻战略思想大相径庭，不被人们所重视，让他的升迁之路受阻。
1888年贝当被调回圣西尔军校，担任军事教官。之后经过少尉5年，中尉7年，上尉10年，经历了漫长的22年时间，贝当才升到少校军衔，指挥一个营。此时他已经44岁。
1906年，贝当进入国家射击学校任教官。而因其工作勤勉和耿直的性格，让他担任步兵学校校长职位时，被贝当拒绝，他认为这个职位适合那些资深的军官，他的性格不适合这个职位，因为他反感一切阴谋似的活动，和政客的关系也极为恶劣，中尉贝当拘禁过服预备役的法国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更是公开讽刺过当时的总统。其中最主要的是，当时法国陆军的领袖将军们都倡导攻势至上主义时，贝当却敢于独自反抗这个潮流。
贝当的思想主旨主推先防御再进攻。当敌方防御已经受到决定性的减弱时，才可以发动全面攻势，而这种减弱的工作不能依赖步兵的生命，而必须使用一种高度集中的炮兵火力。这样就又要求炮兵与步兵之间必须有密切配合。独特的战略思想，耳目一新，但并没有让高高在上的军中高层领导重视，而是被决策者抛弃了。
直到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58岁的贝当仅为陆军上校，任第三十三团团长。
但并不是全部的人都否决贝当的这种新型战略思想，后来当上法国总统的戴高乐当时就是贝当学说的信徒，他对贝当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毕业后就申请加入了贝当所指挥的第三十三团。戴高乐敏锐的思维也使贝当喜欢上了这位年轻的下属，两个人的关系很快就活跃了起来，1913年的法国国庆节上，由于戴高乐下达了错误的指令，贝当将其关了禁闭。戴高乐对此很不高兴，因为他的周末将无法去巴黎游玩。然而假期来临的时候，贝当撤销了对他的处分，当戴高乐兴奋得踏上前往巴黎的火车的时候，却发现贝当也坐在里面，于是两人成为了最好的朋友。而这也是今后几十年，两人关系最好的时候。
一战成名
萨拉热窝的刺杀事件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令枪，在欧陆军事强国均被卷入战事的同时，无数人的命运也随之改变。此时的贝当已经年近六旬，军衔却还只是一个上校。在人们的眼中，他的军旅生涯即将结束，而就连他自己也毫不怀疑这一点，早早得购置了乡间别墅，作为自己晚年的安乐窝。
然而突然爆发的战争使这一切发生了改变，贝当也如坐火箭般升迁。先是在圣康坦战役中升为师长，然后是第三十三军军长，最后是第二集团军司令。
但这与贝当在之后的成就相比，都只是垫场的序章。
真正让贝当一战封神的，是被后世称为“绞肉机”的一战著名战役——凡尔登战役。
1917年2月21日，已经打了两年多消耗战的德国人决定拼力一击，在法国的战略要地凡尔登要塞让法国人彻底“放血”。当天，德国人用超过1000门大炮向法国阵地倾泻了100万发炮弹，枕戈待旦的27个德国师如潮水一般冲入法军阵地。由于当时的法军总司令霞飞判断失误，凡尔登要塞只有少量的法军驻守，短短几天之内，大量阵地被突破，凡尔登陷落几乎已经成了时间问题。
凡尔登是通向巴黎的战略要地，凡尔登一旦失守，法国基本上就可以宣布退出战争了。
在几乎已经成为一个烂摊子的局面下，法军总司令霞飞把第二集团军司令贝当调到了凡尔登担任要塞司令，希望他能够力挽狂澜。
那一年，贝当已经61岁了。
但贝当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廉颇虽老，不仅能饭，而且食量惊人！
贝当当时刚到阵地，就患了严重的肺炎，一度只能躺在病床上。但是他还是立刻就做了三件事：
第一，拖着病体去前线，去战壕，在德军的炮火之下去慰问最基层的士兵，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司令官和他们一直在一起；
第二，提出著名的口号：“他们不会通过。”在法军防守的阵地上划出一条红线：谁如果退过这条红线，无论军官还是士兵，一律射杀；
第三，力保后方与凡尔登的唯一一条还能通行的公路“巴勒迪克—凡尔登公路”，拼死向凡尔登“输血”——在一周之内运过来19万法军士兵和2.5万吨物资。在贝当冷酷却又坚决的调度和指挥之下，原本离全盘崩溃只有一步之遥的法军渐渐在凡尔登站稳了脚跟。在贝当“车轮战”的调配下，各支法国部队轮番开赴凡尔登，开始和德军打起了拉锯战，这也导致“凡尔登战役”成为了一个用双方士兵血肉堆积起来的人间炼狱——法军在整个战役过程中伤亡高达65万，德军也高达45万。
但历经10个月的艰苦拉锯，凡尔登毕竟是守住了。
在“凡尔登战役”之后，贝当已经名声鹊起。1917年4月，因为霞飞的继任者尼韦尔要求盲目进攻，法军在一次战役中折损了12万人，这彻底引发了整个法国军队的哗变——他们只愿意呆在堡垒里防守，不愿意再无意义地送死进攻。
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还是贝当。
接任法军总司令的贝当一上任就提出了“多用钢铁，少流鲜血”的口号，和他以往一样，亲自去炮火连天的战壕里探望最一线的士兵，改善他们伙食和休假制度，然后带领他们去打了一个又一个的胜仗，将面临崩溃的法军再一次从悬崖边拉了回来。
到了1918年年末一战结束的时候，62岁的贝当已经是当之无愧的法军总司令，他在所有部队里都拥有崇高的威望。1918年11月19日，贝当在梅斯被授予了元帅权杖，那是军人的最高荣誉。他是在法国总统手中接过的权杖，总理也在场。这对于一个军人来说是无上的荣耀。
然而贝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贝当的性格中始终有悲观主义的一面，在凡尔登战役中，德军一度突破了法军的中央防线冲到了距离凡尔登前最后一道山梁只有1100米的位置，贝当觉得守不住了，他原本打算放弃默兹河东岸的阵地，霞飞却给他下了死命令，不允许他后退，事实证明法军还是守住了。贝当的这种悲观主义情绪在“一战”中还能被霞飞、福熙遏止住，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临时，贝当的这种性格就将使他走上不归之路。
铸成大错
间战时期，有着救世主光环加成的贝当很快主导了法军的建设工作，重视防御的他主持修建了马奇诺防线，却对新生事物的装甲兵和空军却不屑一顾，而他与戴高乐的间隙也开始扩大。需要注意的是，贝当在这个时期也开始表达出他对民主政治的厌恶和对独裁的渴望。
1934年离任陆军部长以后，贝当一直处于赋闲状态。而此时的欧洲大陆已是一个一个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状态。就这样，贝当在1939年上任驻西班牙大使。
法兰西战役爆发的时候，高龄84岁的贝当正在西班牙办公。
他是被法国左翼政府达拉第、雷诺等人召回过，紧急任命为副总理。有意思的是，弗朗哥突然找到贝当，以“私人好友”的名义进行了一次谈话。弗朗哥认为，之所以法国总理保罗·雷诺让贝当回国，是想让他来背黑锅。根据西班牙从德国那里得到的情报，德军已经获得决定性胜利，法国必然会沦陷了。此时法国政局一片混乱，雷诺政府仍然可以控制局面。为什么让这个84岁的老人出面来收拾残局？就是希望法国需要推出一个“汉奸”，同德国人打交道，背负各种恶名。这种工作有过无功，做得再好也是叛国和耻辱，肯定会两头受气，夹在本国民众和德国政府之间两面不是人。
弗朗哥劝告贝当绝对不要回国，他可以动用权力将他留在西班牙。
对此，贝当拒绝了。他是这么回答弗朗哥的：谢谢您的好意，但我必须要回去。这或许是我人生最后的一战。贝当回到国内以后，事情的发展同弗朗哥预言的一样。
此时出现了一个很滑稽的场面。法国之所以落到如此的地步，连巴黎都被德军攻陷，罪魁祸首是三个人：达拉第、雷诺、甘默林。
达拉第担任总理的7年内，一直执行绥靖政策，对希特勒不断让步，让纳粹实力借此壮大。波兰被德国入侵以后，达拉第政府虽然向德国宣战，却坐视波兰灭亡，没有实质性的帮助。被舆论攻击下野后，达拉第仍然担任国防部长，支持法军总司令甘默林，依靠马奇诺防线进行静态防御。雷诺继任总理以后，也大力支持达拉第就任国防部长。在德军进攻法国绕过马奇诺防线后，雷诺仍然支持犯了重大错误的达拉第，担任外交部长。而雷诺虽然口中高喊战斗，实际上内心极为恐惧。5月15日德军刚刚从阿登山区冲出，攻破法军马斯河防线，雷诺就灰心丧气，认为战争已经失败。他打电话给新任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说：“我们被打败了。我们遭到了打击；我们已经输了这场战争。”丘吉尔试着安慰雷诺振作起来继续战斗，却发现雷诺根本听不去任何话，他已经陷入张皇失措中。而即便情况如此危急，雷诺仍然留用达拉第任命的总司令甘默林，就是此公的死板和愚蠢，毁掉了二战的法国。
5月16日，丘吉尔紧急赶往巴黎，同甘默林进行会谈。丘吉尔询问甘默林将战略预备队部署在哪里，竟然得到这样的回答“根本就没有什么预备队”。作为一个欧洲传统军事强国，在部署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战役时，竟然不留下战略预备队，这是让人极度难以置信的事情。丘吉尔自称一生从不惊慌，哪怕深陷阿富汗山民的突袭火网中，以及被布尔人俘虏随时可能被枪毙时，他都很镇定。听到甘默林这句回答后，丘吉尔陷入极度的震惊和恐惧中，此生还没有第二次这种经历。丘吉尔又勉强询问甘默林有什么方案挽回败局，对方只说了三个短句“缺乏兵力、缺乏装备、没有方法”。搞砸了这一切的三个家伙，却演好了人生的最后一幕，他们名义上都拒绝投降。首先是达拉第，他拒绝加入后来的贝当内阁，宣布贝当是国家的叛徒，被送到奥地利囚禁到战争结束。其次是雷诺，他在6月16日丢下烂摊子辞职，将总理职务交给贝当，自己宣布不会同德国人合作。因为拒绝加入贝当内阁，他也被囚禁到战争结束。甘默林稍后被免职，同样宣布拒绝投降。他在1943年被送到德国囚禁，直到战争结束。这三个人虽然是法国战败的罪魁祸首，却都在历史上留下了好名声。所谓的囚禁，不过是在士兵监视下的软禁而已，他们都是活到高龄善终。
贝当就不同了。他在6月16日上台，第二天就下令法军停火投降，6月22日双方就达成投降协议。这个投降条件在今天来看，希特勒还是留有很大余地的。法国分为两部分，包括巴黎在内的五分之三的国土（主要是北方工业区）归德军占领，占领军的费用由法国负担。南部和西部（主要是农业区）为自由区；法国的空军、陆军裁到10万人；最重要的是，贝当政府必须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领域与德国“合作”。今天法国人将这个协议当作奇耻大辱，德军实际上已经占领法国，完全可以自行统治，直接奴役法国。试问，法国人又有什么办法？不管怎么说，贝当政权还是有一些实权的，在法国高层看来可以保持国家不被摧毁。有人说，法国为什么不能建立流亡政府，搞焦土政策，像南斯拉夫那样大搞游击战吗？实际上，丘吉尔也这样建议过贝当，后者当场拒绝。
不是贝当不愿意这么做，是法国人不愿意。大家知道以反德游击战出名的南斯拉夫，在二战中死亡170万人吗？作为全国人口仅有2200万，又是正规军被德军一触即溃的国家，这种人口损失非常惊人，更别说国家遭受的破坏了。这么搞的话，法国本土会遭受很大的破坏。法国人当然是不愿意的！让他们不顾性命去全民游击战，冒着随时可能牺牲的危险，对不起，大部分法国人也不会支持。法国战后大肆吹嘘自己的抵抗组织，实际在1944年盟军诺曼底登陆以前，游击队根本没有什么活动。二战中法国虽然两次成为决战战场，本土受损并不严重法国人让贝当去做“汉奸”，维持战时法国本土安定的局面，避免法国遭到大的破坏。光有贝当唱白脸的还不行，还需要一个唱红脸的戴高乐。戴高乐带着一票人投靠盟国成立自由法国，同轴心国作战。
那么，二战对于法国来说，无非有两个结局。
第一， 轴心国打赢了，贝当继续执政，控制法国本土大部分地区和所有殖民地，让法国受到最小的损失。
第二， 同盟国打赢了，戴高乐会以民族英雄的形象回到法国，宣布法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胜利。
无论谁赢，法国人都不会输。对于法国人的行为，就政治上倒是可以理解。可惜，他们太没骨气了。贝当只在审判开始的时候对法庭的合法性表示了质疑，然后就一言不发，全程是由他的辩护律师激扬文字来为他进行辩护。资料中这么写：当时法庭上的很多围观群众多多少少还是比较支持贝当的，每当律师为他辩护的时候，这些围观群众都是击节叫好，这事弄得当时的主审法官非常生气，他甚至说，我怀疑自己在一个德国人的法庭当中。
在1945年8月14日，法国最高院判决贝当死刑、财产充公，并宣布他是“民族败类”。而他当年一手提拔的戴高乐签署了特赦令，改判终身监禁。有意思的是，之前贝当的维希政府也曾在德国逼迫下，缺席判处戴高乐死刑，贝当却在判决书上签署“不执行”几个字，改为终身监禁。不得不说，两个人在唱双簧。
不管怎么样，贝当可以说是亏大了，用四年的独裁政府首脑地位换来了其后的牢狱之灾。随后，他被囚禁于戴尔岛监狱，随后，他被转移到比斯开湾的耶岛监狱，并于1951年7月22日死于该监狱。
结语
回顾这一切后，我想了很久很久，却很久很久没有想出来。纵观贝当的一生，可以看得出来他为自己所珍视的法兰西付出了很多，但是后来也出卖了自己的祖国。曾几何时，他也有一颗爱国的赤诚之心，然而，对于独裁权力的渴望也最终毁掉了他，最终他走上了和德国人合作的道路，葬送了自己的梦想和荣誉，成为了时代的牺牲品。而当他在临终前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我想他的脑海里不是凡尔登的硝烟，不是金灿灿的勋章，不是那华美的元帅制服，更不是冰冷的法庭，而是刚刚穿上军装时的那份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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