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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人。北宋时期杰出的文学家、书法家。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卒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七月。苏轼一生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为官数十年，数番出入朝廷，历尽沉浮。苏轼是北宋文坛主将，他的诗、词、文都有极高的成就，书法与绘画也有很深的造诣。

散文汪洋恣肆，如行云流水，挥洒畅达，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歌雄放清新，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开宋代诗歌新风气；其词风格豪放，一扫词坛绮艳柔靡之风，为豪放词派的开拓者，与辛弃疾并称为“苏辛”；书法则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为“宋四家”，擅长行书和楷书。苏轼一生的著作有《东坡乐府》《东坡易传》、《东坡书传》等。总之，苏轼的文学创作代表了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

苏轼的仕途

在政治上，苏轼的业绩主要体现在其任地方官时，如杭州、徐州等地任职都曾做出了不俗的政绩，但其仕途总的来说却是屡遭打击，几经起落，其诗句“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即很好地概括了 其一生的仕途坎坷。

1.初涉官场

嘉祐二年正月，仁宗任命时任翰林学士的欧阳修为知贡举主持省试，并任命王珪、梅挚、韩绛和范镇为同知贡举协助欧阳修。苏轼、苏辙参加省试，结果两人最终皆进士及第，且两人得者还是高第。而嘉祐二年这一榜所取的进士中，因其所取后世所谓之名士之多，且这些士子对于宋代政治、思想和文学影响之广之深，可谓是宋代历史上最具有典型意义的一榜

进士，苏轼在如此璀璨群星之中脱颖而出，也从侧面证明了当时苏轼其学问其才识已是相当卓杰。其后，苏轼已经去逝的母亲程氏因苏轼升迁也被追封为武阳县君，也可谓是对九泉下的程氏之一番慰藉。于是，苏轼便辞别父亲，离开京师赶赴凤翔。嘉祐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到任凤翔签判，而其再次回到京师，已是治平二年的正月，王朝的主宰也已由仁宗变为了英宗。

2.初次被贬

治平二年，苏轼还朝，英宗对其早有所闻，十分青睐，故授其史馆清显职务，而苏轼也本应大展才华，竭尽施为，以求建树。岂料，当年五月先遭丧妻之痛，来年四月又遇亡父之哀，前后相隔竟不足一年，这对苏轼而言无疑是双倍的打击。苏轼也只得回蜀治丧，守制丁忧。待苏轼再次回转京师，英宗却也已逝去，神宗继立，并在王安石的辅佐下，奋起欲革新天下。这场改革的风暴，也将朝堂搅动地天翻地覆，最终撕裂为二，化为新旧两派。两派相互声伐、攻讦不断，党争愈燃愈炽，苏轼也不可幸免地卷入其中。

而思其师承交游，考其为政理念，苏轼自然而然被划入旧党一派。但因苏轼所言所奏往往广征至理博引名言而发理性之批判，神宗也不得不为之所动。也因苏轼文采卓越先后为几位皇帝看重，其政见又与变法派不同，甚至相左，因此，苏轼再为新党忌惮，被设计迫出京师；其后，党争愈烈，更有甚者欲害苏轼性命，幸得多方机缘，最终被贬黄州，数年之后方得复起。

3.再度被贬

苏轼既而贬谪，此前王安石也已隐居不仕，神宗当时对新法虽稍懈怠但仍不想完全放弃，于是在加强新法实施力度的同时，其亲自主持了以恢复官制为主的改革。宋初，因实行官、职、差遣分离，随之也带来了机构重叠，设置混繁，名实不符等弊端。为了精简冗员，提高效率，节省开支，所以神宗进行了相关的官制改革。这次改革其目标以恢复三省六部及寺、监等部门其固有职能为主，同时使得中央机构的官名可与实际差遣职务相符合。元丰五年五月，新官制开始正式实施。然而，新官制虽然起到了一定作用，其与神宗所预期的目标依然相距甚远。为了调和新旧关系，同时也为了可以更好的推进改革，神宗决定逐渐起用如苏轼等旧党大臣。

元丰七年，神宗亲书手诏量移苏轼至离京师较近的汝州，准备予以起用。但是，其后不久，神宗因病重去世。哲宗继位，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高太后起用司马光为相，旧党复起，苏轼也骤得高迁，但司马光不久也患病逝世，旧党内部争端又起，苏轼也因政治纷争在京师与地方间多次辗转。元祐八年，太皇太后去世，哲宗亲政，复用新党进行绍述，旧党遭逐，苏轼也再次被贬。

4.晚年生活

绍圣元年闰四月，朝廷的罢免诏令到达定州，并催促上路苏轼上表称谢，其后赶赴英州。英州，在广南东路，其治所在真阳县，距离京师四千里；定州，属河北西路，治安喜县，距京师一千一百二十里，如此由定州至英州，已是约近五千里。而至六月，苏轼方抵达江宁府，行程尚未至半，来之邵再次弹劾，诏下命贬谪惠州。

十二月，苏轼到达惠州贬所，开始了第二次谪居。此次苏轼较黄州之时已是更为心平气静。但至绍圣四年，新党中人穷追不舍，借哲宗之名继续打击旧党诸臣，迫害又至，苏轼再谪琼州。而其时琼州始经开发未久，瘴气四伏，苏轼也因此感染疾病。元符三年正月，哲宗去世，徽宗继位，并尊神宗皇后为太后开始听政。苏轼也得赦免，渡海北归。但至建中靖国元年，苏轼行至常州，旧疾发作。六月，苏轼上表乞请致仕，得许。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其后，徽宗起用蔡京，蔡京制造党锢，苏轼在死后仍遭处责，北宋也愈加沉沦，不久国破。

苏轼的思想

一方面，佛教对苏轼的影响很大。由于父母好佛的特殊家庭背景，显然也是很早的。苏轼晚年写给苏辙的诗中就说过:“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聃释迦文。”说明少年时代主攻儒家经典，研习场屋文字的同时，涉猎了佛道典籍。二十岁时，苏洵携轼辙兄弟游成都、见到了文雅大师惟度，宗人宝月大师惟同。称文雅大师“器宇落落可爱”，与之游甚熟。还参观了大悲阁等佛寺，形成了成都“佛事最盛”的深刻印象。在其后来所作的《成都大悲阁记》里，还在怀念当时所见的情景，称自己“游四方二十余年矣，虽未得归，而想见其处”。《水陆法像赞》中谈到水陆道场十六法像的摆法，称“惟我蜀人，颇存古法，观其像设，犹有典型。”虽然历时几十年。仍然记得一清二楚，可其兴趣之大、印象之深了。

上溯至元丰中的黄州之贬，这是苏轼出仕以来经历的一次最严重的政治打击，被捕吏象抓小鸡一样逮进御史台监狱，人人以为此去凶多吉少，定要“断送老头皮”。由于神宗怕担杀害士大夫的恶名，加之毕竟欣赏苏轼文才，苏轼在牢里经受住了神宗派人所进行的实地侦察，故得免一死，被贬黄州，剥夺了签书公事的权力。到黄州不久，苏轼写了一首题为《安国寺浴》诗，以尘垢之染身比喻名利之累生，“尘垢能几何，修然脱羁梏。披衣坐小阁，散发临修竹，心因万缘空，身安一床足。岂惟忘净秽，兼以洗荣辱。默归无多谈，此理要观熟。”

诗中洗浴涤除尘垢的寓意，正让人联想起“乌台诗案”掀起的人身迫害，使他不得不重新认识仕途荣辱对人生的实质意义，并且认真思考以后的人生道路；失去自由与平遭狱卒欺侮的不公正待遇，使他进一步看清了政治现实的险恶乖戾，最初怀抱的有志天下的理想，被小人的诬陷、皇帝的猜疑给以当头一棒，他原以为在维护强大封建专制统治的前提下，自己可以大显身手，一展宏图，其忠诚不仅不为政敌所容，而且得不到皇帝的信任，这是使他对功名进取心灰意懒的直接原因。在无奈之中:他只想退求独善，独自一人抚慰心灵的创伤。当他更换角度衡量人生时，竟摆脱了心中的困扰，将世俗得失暂置一旁，获得了身体的安闲，心境的宁静。其人生价值角度的成功转换，恰恰是佛老思想的排遣慰籍在起作用。

另一方面，苏轼阐述了自身的自然人性论。苏轼充分肯定人的本真性情的流行显发，因为它是人得以存在与生存的基础，也是人之为人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如果断然将人饥食渴饮的本然欲求摒除，那么就同时摒除了人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从这一点出发，苏轼既没有一味赞同和执行道家的具有“非社会性”的自然人性，也没有苟同先贤设立的高于现实当下层面的伦理道德人性，所以，苏轼的自然人性既不同于道家的自然人性，也不是和儒家伦理道德人性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出于二者之间。

另外，他认为自然之性是人的根生之性。根生之性，是人人皆而有之的，圣人无是，无由以为圣，小人无是，无由以为恶；自然之性是人人共有且不待外求的，不可损益的；渴了就有一个饮的要求，饿了就有一个食的要求；这都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它们是人生存的基础；自然之性是人性的原初状态。追求华丽的衣服，喜欢可口佳肴；喜而相聚相随，怒而愤激相随，哀而哭天抢地，乐而手足舞蹈，是人的本然之性的表现。这都可见苏轼的思想境界到达到了一定的深度。

苏轼的诗歌

诗歌的意象

1.雨

苏轼诗歌中的“雨”可以看出苏轼民胞物与的情怀。陆游曾作《喜雨歌》:“不雨珠，不雨玉，六月得雨真雨粟”，这里把风调雨顺视为最大的祥瑞。诗人们创作诗歌表达对“雨”的这种歌颂与期盼，并不仅仅是感染了农人们的喜悦之情，论其实质，是从根本上体现出了诗人们对广大底层百姓的深切关注与关怀之情。苏轼也不例外。出于对广大百姓的关怀，他对及时而充足的雨水表现出了极大的喜悦之情。

嘉祐七年，久旱的凤翔下了三天的大雨。苏轼目睹了“官吏相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抃于野，忧者以乐，病者以愈”的景象，就把刚落成的一座亭子命名为“喜雨亭”，并对友人叙述其理由:“今天不遗斯民，始旱而赐之以雨，使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而乐于此亭者，皆雨之赐也!”并不是说这场大雨使得苏轼与他的友人可以愉快出游，而是这三天的大雨及时地解救了被困于旱灾的凤翔百姓，苏轼才会表现出这般的喜悦之情。这充分体现出苏轼“忧百姓之所忧，乐百姓之所乐”的高尚情操，表现出他对广大百姓的深切同情。

另外，在《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一诗中首句，蚕欲老，麦半黄，点名此时为秋收季节。在这个时节，农家需要的天候是晴天，来保证农事的顺利进行。可现实中却是山前山后水浪浪，是大雨如注，连续不断，山前山后全被雨水笼罩着。以致于“农夫辍耒女废筐”，农夫不能把耒锄土，农妇不能携筐采桑。在这严重妨碍农事的时刻，按照习惯观念来讲，观音菩萨，即诗中的“白衣仙人”应该要为老百姓解除苦难。

但事实上却是“白衣仙人在高堂”，高高地端坐在堂上，漠不关心。这虽然是就眼前的神像来说的，表面上是责备神像土偶的无知，实际上却是在指责为民父母的地方官的不负责任。讽刺之意，溢于言外，纪昀评此诗时说:“刺当时之不恤民，妙于不尽其词。”体现了苏轼关心人民的生活疾苦以及对广大百姓的同情之心。在这些诗歌中，雨，不再像上文那样，或是给人带来一种审美的享受，或是给人以沉郁的伤感，或是对丰收的期盼。

在这里，雨不再是知时节的好雨，而是成为一种灾难的象征。为广大的百姓带来无穷的苦难。如诗中的“田妇”、“农夫”“农妇”等等，对这种“灾难之雨”的描述，不仅仅表达了苏轼对广大百姓生活疾苦的同情，更多的是对于在上位者，以及不顾百姓疾苦的"官吏的讽刺与抨击。体现出求轼为了黎民百姓，不避祸福，直道而行，刚毅正直的文化人格。

2.月

在苏轼诗歌中，常常借“月”以托意寄怀。在 88 首涉及”月”意象的词作中，除言志题材的《蝶恋花·昨夜秋风来万里》、《满庭芳·蜗角虚名》、《沁园春·孤馆灯青》这三首外，最为明显地体现托意寄怀的词作当属咏物题材中的中秋绝唱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以及亲情题材中的《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这两首。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在词序中，作者开门见山洲道出了写作的时间、缘由及主题:“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词中，词人借“明月”、“月”等意象，抒发了对阔别五年之久的弟弟苏辙的深切怀念，同时又含蓄地宣泄出了对人生、仕途坎坷的复杂情绪；既充分表达了对现实生活的无比关爱，又极力想冲破现实的桎梏，达到情感和生活的自由。同时，“惜别思乡”亦是苏轼词“月”意象的一大功能。

苏轼现存300多首词作中，以“惜别思乡”为主题的有《醉落魄·轻云微月》《满庭芳·归去来兮》、《南歌子·欲执河梁手》、《清平乐·清淮浊汴》、《南乡子·回首乱山横》等凡40首，其中，四分之一以上由“月”意象来担纲。另外，“月”意象也常常被运用于对人生哲理的体悟上，成为词人抒发人生哲理感悟的一大得力助手。如《永乐遇·明月如霜》全词以明月写起，融情入景，上片借助“月”意象，开篇即将读者领入到了一个无比清幽的胜境之中，窗外，月明如霜。

紧接着，词人笔锋一转，镜头由大而小，景物由静变动:曲港跳鱼、圆荷泻露。皓洁如霜的“明月”，“寂寞无人见”的“圆荷”、“跳鱼”，使燕子楼周遭的环境显得尤为安谧，同时也衬托出词人梦醒后欲重新寻梦却“重寻无处”的无比惆怅。下片直抒胸臆，望着窗外的明月，幽情难已，发出“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的人生喟叹。全词词思驰骋、喟叹深广，将沉挚之思、浩瀚之气溢于言表，令人玩索不尽。

诗歌的艺术特色

苏轼的诗歌意境深妙，他不把自然景物的形貌摹写作为艺术追求的目标，而总想探究和表现其中的“理”，“山石竹林、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把景、情、事、理有机结合，相辅相生，浑然无间。苏诗往往通过描绘特定的景物，注人特定的思想感情，创造了独特的、韵味浓郁的意境。苏诗往往注重用心灵去感受自然，创造自然，使景即情，情即景，致力于心与物、意与物、主体与客体的融合。在他的笔下，自然景物经过感情的过滤，往往兼有写实性与象征性的双重品格，不仅显示出自然景物的客观美质，而且成为人生的映照，哲理的象征，达到了物我同一的艺术境界。

另外，苏轼的诗歌运思巧妙，挥洒自如 。苏轼一生仕途坎坷，蓄积于心中的情感颇为丰富。但是触发诗人创作兴趣不只是情感，更有一种灵思，一种深刻 无间 的体验。因而苏诗的魅力常常不只是一种情感的震动效应，而是一种理性的启迪效应。苏诗以意胜，然而又以不经意表现出运思的自由感。他不粘滞于物象，不拘束于陈规，挥洒自如，无所防碍，真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滔滔汨汩，一泻千里，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取得一种超妙入神的风韵。

如苏轼的《游江有金山寺》，先写镇江金山寺的江景，万里奔腾，烟波浩渺，气魄壮阔，引人遐思。接写登山观景。当攀上绝顶的时候，很自然的要遥望思念中的故乡了，但却被无数的青山阻断了视线。这“乡国”紧扣上我们的“我家”，又铺垫了下句的“羁愁”。在镇江的山顶，哪里望得见千里迢迢之外的家乡!这样的落笔，正是作者运思巧妙的特色。

苏轼一生，饱经磨难而其心不改钟爱百姓且诗文丰富，他为后人留下诗作数千首，词作三百余散文近千篇，皆吐属不凡，堪称绝妙。他还工书、善画，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四大家”，也是中国古代的“唐宋八大家”之一。一代文豪苏轼以其卓绝千古的诗、词、散文、书法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

参考文献：《苏轼年谱》、《宋史》、《东坡易传》、《中国思想学说》、《诗歌意象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