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推荐】《在西方的注视下》
作者介绍：
小说家，原名特奥多·约瑟夫·康德·科尔仁尼奥夫斯基(1857—1924)，出生于波兰的一个乡绅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反对沙皇统治的爱国志士，后因在华沙参加波兰民族委员会的秘密政治活动，全家被流放到俄罗斯北方的沃洛格达。他的母亲因受不了流放和气候变化，于1865年死于肺病。1869年康拉德的父亲从流放地回到祖国波兰的克拉科夫，同年去世。11岁的康拉德走在父亲送葬队伍的前列。康拉德善良的舅舅塔迪斯•波博罗斯基承担起抚养他的义务，在经济上资助他，给他亲人的温暖，直到自己1894年去世为止。但波博罗斯基舅舅讲究实际，在政治上相对保守，认为康拉德父亲从事的争取波兰民族独立的运动是唐吉可德式的胡闹，反而招致自己和妹妹丧命。因此少年康拉德成长在两个世界里，一个要求他投入到不切实际、徒劳无功的反抗中，另一个则要他委曲求全，随遇而安。深陷这对矛盾中的康拉德最后选择前往马赛，成为一名水手，远离位于内陆的祖国波兰。1874年，十七岁的康拉德在法国海轮上当了海员。在一艘英国船上当水手时，他只懂6个英语单词。谁知20年后他竟成为世界著名的用英文写作的作家。从1878年开始，他在英国商船工作了十六年，1886年加入英国籍。1889年开始业余创作小说。康拉德一生共发表十三部长篇小说，二十八篇短篇小说和两卷回忆录。本次推荐的就是他在1911年完成的政治小说，《在西方的注视下》。这是他写得最难也最痛苦的作品。
内容简介：
主人公拉祖莫夫是圣彼得堡大学高材生，厌恶革命。他的同学哈尔丁暗杀政府官员之后来到他的住处藏身，可是他害怕受到牵连而告发了哈尔丁，导致后者被政府处死。但是拉祖莫夫并没有因为告密而重新过上期冀的书斋生活，反而受到政府情报机构的胁迫，被派往瑞士日内外刺探俄国流亡革命者的情报。在日内瓦，拉祖莫夫巧遇哈尔丁的母亲和妹妹。在哈尔丁妹妹向其吐露爱意时，拉祖莫夫因不堪良心的折磨而全盘说出真相，最终遭到革命者的报复，遭殴打致聋，最终在俄国偏远地区的乡村和一个女仆度过余生。 在全书首页，康拉德开宗明义地点出此人是“伊希多的西里尔之子——基洛•希多洛维奇•拉祖莫夫”。拉祖莫夫是个私生子，生母是大司祭之女，早已亡故，生父是赫赫有名的K亲王。尽管拉祖莫夫一表人才，举止得体，天资聪颖，但K亲王却无力为自己当初这段风流韵事结下的苦果买单。所以拉祖莫夫活在世上其实与孤儿无异，或者如他自己所言，是伟大的俄罗斯一位不幸的孩子。 沙俄政府居高临下地监视控制着俄国民众，压制腐蚀每一种高尚的理想，令欺诈、仇恨，尤其是愤世嫉俗横行于世，“愤世嫉俗正是俄式专制和俄式反抗的标志词。虽然俄罗斯精神可以体现为以数字为荣，体现为追求神圣奇特的虚荣，体现为受苦受难时偷偷地弯腰屈膝，但俄罗斯精神的本质还是愤世嫉俗。这种愤世嫉俗的精神体现在政治家的宣言里，体现在革命家的理论中，体现在预言家的神秘谶言里。这种愤世嫉俗精神能令自由显得放荡，令基督的品德显得猥亵粗鄙”。拉祖莫夫在出卖霍尔丁之后，便被各方抛弃，无所依凭，处境尴尬，在革命派这边，他是个卖友求荣者，而在政府这边，他又是政治嫌疑犯。最后只是依靠其生父K亲王的影响力，才没被这两大阵营毁灭。 背景设在圣彼得堡和瑞士日内瓦。时间没有明确交代。从革命党人哈尔丁谋杀国务大臣P先生的情节可知，故事发生的时间当在1904年，“第一次俄国革命”前夕。P先生的原型是沙俄内政大臣维亚切斯拉夫·康斯坦丁诺维奇·冯·普勒韦。1904年7月，普勒韦在圣彼得堡乘坐马车时遭遇刺客投掷炸弹身亡。小说描写道，革命党人哈尔丁伪装成农民，在街边投出自制炸弹，将乘坐雪橇的P先生（及一些无辜路人）炸死，后潜逃至大学同学拉祖莫夫家中，准备乘坐一位农民朋友的马车逃离俄国。细节未必与史实相符，所述氛围和场景并非全然出于虚构。尼古拉二世执政时期人心动荡的局面也传达了出来。 在康拉德笔下，沙俄政府是通过一系列残忍疯狂的无赖形象展现出来的，这些人醉心于扼杀一切异议人士。被霍尔丁暗杀的P先生就是这类人的代表。P先生是“手握重权的国务大臣，当年曾担任臭名卓著的镇压委员会主席。各类报章对此人鼓噪甚多。据称他性格疯狂，鸡胸，身着金边制服，一张脸像烤焦的羊皮纸，戴着一副眼镜，目光呆滞，皮包骨的颈前挂着圣普罗科匹厄斯会的十字架。……他为国效力使用的方式就是囚禁、流放、绞杀。他做这些事时，不论男女老少，一视同仁，不遗余力，不知疲倦。他对专制原则迷信膜拜，一心一意要把公共机构中与自由沾边的任何东西斩尽杀绝。对正在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进行无情镇压，不由使人觉得他志在毁灭自由本身的希望”。而后来抓获霍尔丁为P先生复仇的T将军，在小说中一再被渲染为“手段残忍”、“面目狰狞”。他将抓获、审讯、拷打霍尔丁视为一桩赏心悦事，“我们想要鸟儿活着。如果在处置他之前不能让他唱唱歌那就太糟了”。 “历史的逻辑”、“父辈的信念”、“爱国的良心”……拉祖莫夫由此成为正统意义上的皈依者。他说：“……如果我必须受苦，那就让我至少为我的信念受苦，而不是我的理性——我冷静优越的理性——所排斥的那种罪行受苦。” 拉祖莫夫试图抵制自由主义的诱惑，并不能说明他的理性“冷静优越”——他何尝不是在接受另一种诱惑。且不说他对自由主义和“俄罗斯真理”的诠释是否站得住脚，他的立场说明，他不仅要排斥自由主义，也要排斥自我冲突的现实；也就是说，他拒绝现实的矛盾、分裂和变异，现实的“矛盾冲突的抱负”，转向宗法社会的古老信念，接受强权意志的诱惑。从他隐喻性的独白语言中，不难看到其选择背后的传统——“苦难哲学”的冲动，“土地”和“人民”的情结；对“苦难哲学”的美化，对“土地”和“人民”的神圣化，等等。它体现俄国人典型的情感主义立场。如果确实存在着一种所谓的“俄罗斯真理”，那只能说是一种为奴役辩解的宗教哲学。 从作家对“犬儒主义”的解释可以看到，他对“俄罗斯精神”并无好感，不乏讥诮贬抑。他对革命和革命分子也没有好感。描写日内瓦的章节，几乎全是漫画式人物；那些侨居国外的俄国革命家，以巴枯宁为原型的彼得·伊万诺维奇等人，可笑又可怕，都是用讽刺挖苦的笔调写出来的，一个比一个滑稽。 关于革命，小说作了这样一番评论： 在一场真正的革命——不是简单的改朝换代或只是体制改革——在一场真正的革命中，最出色的人物不在前台。暴力革命首先是落到那些心胸狭窄的盲信者和专横暴虐的伪君子手中。然后轮到这个时代所有那些自命不凡而才智不足的人了。这些人就是领袖和领导。您会注意到我把那些十足的流氓给排除了。那些天性审慎公正，那些天性高贵、仁慈而虔诚的人；那些无私而聪明的人会发起一场运动——但它会离他们而去。他们不是革命的领导者。他们是革命的牺牲品：反感的牺牲品，幻灭的牺牲品——常常是悔恨的牺牲品。希望遭到荒诞不经的背叛，理想遭到讽刺——这就是革命成功的定义。每一场革命都是因为这种成功而让人心碎。 小说的叙述告诉我们，拉祖莫夫是值得同情的。此人（性格被塑造成英国绅士）想在祖国的政治条件所给定的现状中过一种理智的生活；这种愿望越是清醒，合乎理性，其命运的不由自主和荒唐可笑就越富于悲剧性。而归根结底，正如作者所言，这个人物太过孤寂；他孑然一身，乃至把整个俄罗斯视为他的依靠，其爱国立场不但可以理解，也未尝不是正常的选择。 《在西方的注视下》出版至今一百年了。这部小说失去现实意义了吗？恐怕没有。我们读一读拉祖莫夫的故事，从不同角度解读，想必都是会有所启迪的吧。 参考资料：
《约瑟夫康拉德》作家人物简介 https://www.pinshiwen.com/waiwen/gwmr/20220712348549.html 穿过写作与航海背后的波涛汹涌，解读康拉德的传奇一生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0298182377834604&wfr=spider&for=pc 约瑟夫康拉德百度百科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A%A6%E7%91%9F%E5%A4%AB%C2%B7%E5%BA%B7%E6%8B%89%E5%BE%B7/87963?fr=ge_ala 约瑟夫康拉德百度文库 https://wenku.baidu.com/view/a134537256270722192e453610661ed9ad5155c7.html?_wkts_=1691759734315&bdQuery=%E7%BA%A6%E7%91%9F%E5%A4%AB%E5%BA%B7%E6%8B%89%E5%BE%B7%E7%9A%84%E7%94%9F%E5%B9%B3 《在西方的注视下》中译本导言（上海译文出版社） https://book.douban.com/review/6651236/ 《在西方的注视下》豆瓣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5833211/ 《在西方的注视下》中译本导言（浙江文艺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