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经济学通识》开始的思维拓展（一）

    距离上次写东西不知道多久了，这些天借着学校图书馆的便利看了黄琪轩先生的《政治经济学通识》，做一点读书笔记记录下有用的东西。

导论

    本书开头提到了一个经济学概念，叫做“稀缺”，这是社会科学中的关键概念。，正因为是稀缺的，所以是经济学和社会学重点研究的对象。

    构成稀缺的第一要素为：资源是有限的。空气是无限的，不属于稀缺，洁净水有限，所以它是稀缺的。构成稀缺的第二要素为：社会需要，也就是有用的。在人类运用起贵金属前，贵金属不属于“稀缺”，因为那时是社会所不需要的，但后期的科学技术和军事发展让贵金属成为了“稀缺”。

     日常生活中大量的资源都是稀缺的，那么应该如何分配稀缺呢。

    第一是靠暴力分配，第二是靠权威分配，第三是靠投票（罗马），第四是按“先到先得”原则来分配（具体表现为19世纪欧洲移民横跨大西洋进入美洲寻找属于自己的土地，当时的规矩就是先到先得），第五是论资排辈（日本的年功序列制度，资历老的员工可以得到更丰厚的报酬），第六是靠绩效（中国的科举制，奥运金牌，以及美国橄榄球队员日益增长的体重），第七是交易。但以上方法并没有穷尽，清单按逻辑划分可以分为横向分配与纵向分配，横向分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购买各类商品的市场交易活动，遵循交易原则，依赖市场进行的志愿行为。纵向分配是靠政府完成，以强制力来完成稀缺资源的分配，是可以罔顾个人意愿的分配方式。而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就是横轴与纵轴的互动、国家与市场的互动。

第一章  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斯密与马尔萨斯

    斯密的《国富论》以乐观的古典自由主义为主，探讨了工厂中让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的原因，他认为，劳动分工（division of labour）显著提高了经济效率，分工不需要靠政府，而需要理性且自利的个人，即“经济人”。经济人是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假定，他宣称人是理性的，自利的，效用最大化的。古典自由主义这强调政府应该放任经济生活。而斯密坚信竞争的重要作用，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才能引导国家实现经济繁荣，所以斯密批评重商主义者，他认为自由贸易能提高人民生活福祉，利于和平，这后来被称为“贸易和平论”。

    而马尔萨斯在1798年出版了《人口原理》，他的自由主义笼罩着悲观的情绪。

    斯密认为，劳动分工是推动生产力提高的根本，在劳动分工的背景下，不仅国家繁荣，最底层的人民也会被惠及到，劳动分工让商品增加，技术改进，让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轻而易举的超越了曾经的君主。斯密指出，分工是人类共同的倾向。

    苏联冷战时期的分工遭遇了挫折，一开始确实是提高了生产力，但是，后期把经济拖得越来越垮，并没有带来普遍性富裕，而苏联的问题在斯密看来，正是政府大规模干预的恶果，脱离了理性的个人，政府的干预会把经济变得越来越糟。在《国富论》中，斯密运用历史教训和时代教训把政府描述为“低效、腐败、轻浮、浪费以及受制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机构”，而这些人只懂得从人民的口袋里掏钱。在斯密看来，这种自利的天性是有益于市场和社会的，它实在的提高了人的生活水平。斯密看到这些财富很多被人们用来炫耀性消费，但斯密对于这种现象持乐观态度，而这一点，后来被凡勃伦加以发挥，成为了《有闲阶级论》的焦点。

    斯密看到了商人群体，他认为，商人群体会因为自利而聚集在一起，接着，他们会操起最有利的获利手段，也就是垄断，而垄断势必会带来强大的政治权利，这样的商人群体的利益往往是与公众利益相悖的，如此一来的垄断地位就会变得牢不可破。在这里，斯密指出了资本家对自由竞争的威胁，包括对工人的威胁，这一点后来被马克思所强化。当劳动者和资本家发生争执，失败的往往是劳动者，因为，资本家人较少，更容易集结起来，其二，资本家拥有更多资本，所以在劳资纠纷中资本家往往是获胜的，及时他不再用工人，他也能比工人生活的时间更久，但工人不可以。再有，政府对资本家是偏袒的，所以工人获胜的几率就变得更小了。所以，如果放任这些雇主自行其是，他们会运用自己的经济实力和权力削弱市场竞争，这对自由竞争是一种损害。

    斯密的自由主义是实用主义的，不仅批判僵化的封建制度，和专断的政府政策，同时也批判资本主义的经济权利集中和商人的垄断倾向，斯密不偏袒任何一个阶级，只忠于自己的体系。而斯密也认识到制造商和商人这些人对利益的追求是无法被纠正的，所以需要约束这群人的行为。在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中，不仅需要理性的个体，还需要竞争的环境。理性的个体在竞争的环境中才能提升效率，创造繁荣。而竞争更是适用于其他领域。

    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交换能力引起劳动分工，而分工的范围必然受到交换能力的限制，也就是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更是主要障碍。事实上，市场规模还有其他意义，庞大的市场规模能够实现规模经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斯密还提到了地理位置对市场规模的影响，内陆国家的人被地理位置所困无法发挥出口优势，无法拓展市场。

    在市场方面，斯密否认开辟海外市场的同时保护国内市场，自利不仅对于个人来说是适用的，对于国家而言也是适用的，如果海外的东西更便宜，那么国家就理应把资源配置到更合理的地方，而不是对着干，因此就没有必要搞保护性关税，这些关税会损害人民的利益，既减少“消费收益”，也减少“生产收益”。

    在斯密的理论中，消费者被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所谓“消费是所有生产的唯一目的”，但是在重商主义中，消费者的利益几乎经常被生产者的利益所牺牲，似乎将生产而不是将消费看做是工商业的最终目的。

    在斯密的理论中，逻辑不成熟之处在于，斯密认为军费是浪费之举，但历史证明，英国能够开拓如此广阔的海外市场，恰恰在于它那强大的海军，在那种远距离贸易中，海军无疑为英国的贸易发展摆平了很多的障碍。

    斯密指出，各国国民被教导说：“他们的利益在于使所有的邻国变穷，每个国家都认为邻国的得利就是他们的损失，原本带来和平友谊的商业变成了产生仇恨的源泉。”斯密认为这种看法是危险的、有害的。应该用积极的心态去看待邻国的财富。他认为，邻国的财富可能在战争和政治中是危险的，但在和平商业中，财富会为我们带来更大的市场和产品，产生更大的价值，虽然富国的制造商无疑是邻国制造商的敌人，但是这种竞争本质上会带给人民好处。

    通过贸易，各国的利益交织，成为利益共同体，这就是后来的“贸易和平论”。不过后来的现实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对此持相当的怀疑态度。确实，通过对经济依存度和冲突强度的调查，发现随着两个国家贸易联系的增加，两国间爆发军事冲突与战争的可能性在增加，贸易和平论是一个幻像。

    如果市场的打开会让资本流出国外，这样一来会不会威胁国家安全。斯密的答案是否定的，斯密认为理性的个人对于国内的市场更为熟悉，也更了解本国的法律，所以在利润相等或接近的情况下，每个批发商都会从事国内贸易，这是更加安全的。而事实上，各国的政治经济环境却不是在同等情况下的。自由贸易并非总是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有时，它的作用恰恰相反。

    在斯密的价值体系中，自由的贸易是必然的选择，促进分工也带来了人类的福祉，但伴随着当今各国的产业升级，一个工人的专业技能越来越高，这种情况致使劳动力的流动变得困难。

    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带来的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有人提出了疑问，是否政府需要救济穷人，马尔萨斯的回答是，不应该。

    马尔萨斯因为过于激进的人口学说，被人视为反社会的人，他反对救济，反对施舍，他的推理从两条公理出发。第一，食物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恒久的，人口增至无限大鱼土地为人类提供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他认为人口会呈几何级数增长，而土地缺不可能增长，资源也不可能向人口一样增长，所以大部分人会陷入衣食无着的状态。

    马尔萨斯指出：济贫法使得人口增长，而粮食不会增加，救济只会让国家变得更穷。济贫法削弱了下层阶级努力工作的激励。他认为，应该形成一种风气，把没有自立能力而陷入贫苦看做一种耻辱，尽管这很残酷，但对于促进全人类的幸福来说，这种刺激是绝对必需的。

    马尔萨斯指出，控制人口增长包括预防性抑制和积极抑制，预防性抑制是人们对养家糊口的忧虑而自动控制了人口增长。积极抑制，包括饥荒，病痛，灾难和战争等减少人口的事件。马尔萨斯甚至在著作中提出，应该鼓励穷人养成坏习惯，让他们住的环境脏乱差，让大自然扮演积极抑制人口的角色。而在工业革命之后，马尔萨斯陷阱才有所突破。如今，马尔萨斯的预言仍在继续，在130年后的今天，这一轮，是否只是上升的长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