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日战争(第六期)
随枣会战
(一)武汉地区的日军为了消除长江北面湖北北部、河南南部方向中国军队对武汉的威胁,向随县、枣阳地区发动进攻,企图消灭中国第5战区的主力。武汉会战后武汉长江上游沙市以西一段长江江防、鄂北、豫南、皖东大别山区划规第5战区,第5战区地处国民政府中枢门户的川东要冲,这一地区拥有相当优越的地形条件作凭借。大别山雄峙于东,桐柏山横卧在北,西依荆山,南濒长江,大洪山虎踞其中,汉水(襄河)之险贯通南北。第5战区内另有两条重要交通线,一为汉宜路(湖北汉口—湖北宜昌),一为襄花路(湖北襄阳—汉口花园)。该战区进可袭扰平汉线威胁武汉地区,退可屏障川陕大后方,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第5战区虽然所属部队系统庞杂,战斗力参差不齐,重武器相当缺乏,但是依托有利地形积极袭扰日军。1939年4月上旬中国军队从东西两侧频频袭扰平汉线南端,尤其令武汉日军不安的是中国为加强第5战区实力,进一步将6个师兵力移往枣阳,准备加强对日军的袭击。为此日本驻武汉地区之11军狂妄地制定深入第5战区作战的计划,企图打击中国军队主力,使其丧失战斗力,解除西北方面对武汉的威胁。从4月开始日军调兵遣将,配备大量火炮、战车和飞机。日军使用3个半师团兵力发动奔袭战,分进合击,企图运用两翼包围和中央突破的战略将中国军队主力消灭在桐柏山与大洪山之间的随县、枣阳一带。5月1日日军发起全面进攻,中国判断出日本的企图,第5战区李宗仁将军决定立即停止向日军的攻势,转入对日军之攻势防御,并根据敌人进攻态势做好所周密的战役组编,具体部署各部队的防御任务和作战方案。1939年5月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第5战区部队等在湖北省随县、枣阳地区对日军进行的防御战役, 4月下旬至5月中旬中国各战区发动“四月攻势”,积极袭扰牵制日军。第5战区从东、西两面向平汉铁路南段进攻,汤恩伯指挥的第31集团军主力,由湖北移驻枣阳,加强第5战区的实力,使日军侧背受到威胁。日军为解除中国军队对其武汉和平汉线(北平至汉口)交通的威胁,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以第3、第13、第16师团和骑兵第2、第4旅团等由信阳、应山、钟祥一线向湖北省西部随县、枣阳地区进攻,企图歼灭中国第5战区主力部队,以解除困扰。

(二)为牵制和阻击日军进攻,中国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所属部队编为左、右两集团军和江防军。制定“依托桐柏山、大洪山山区,据守重要城镇,持久消耗日军,伺机反击”的方针,准备挫败日军的进攻。5月1日拂晓驻钟祥、京山方向的日军第16、第13师团主力和骑兵第4旅在飞机、坦克的支援下自钟祥向中国军队右集团军之第37、第180师发起进攻,4日日军突破长寿店两侧守军阵地,即以主力沿襄河东岸向枣阳方向突击。激战至5日17时日军突破守军阵地,并向中国守军第41军第122师阵地攻击,中国守军第180师据守长寿店掩护主力退守黄起庵东西之线;第37师退守姚家河一线;第38师一部进驻流水沟。6日日军攻占长寿店,突破黄起庵后向北急进,并猛攻第122师温家庙一带阵地,中国守军分别在奉乐河、姚家河、流水河、双河、张家集一带侧击日军。7日日军继续向北突进,攻陷守军张家集、双河阵地。8日日军续向茅茨畈、新集进攻,双方在茅茨畈、新集展开激战,至10日日军先后攻陷湖阳镇、新野,并向唐河及枣阳东北地区推进。中国军队右集团军一部和江防军襄河东部队分别向日军后方进击,收复新野;第122师、第180师分别向唐河、樊城以北方向撤退;第37师、第38师及第132师仍固守襄河东岸。与此同时日军第3师团主力自应山向守军随县地区之左集团军第11集团军第84军及第13军发起攻击,中国守军第84军与日军血战后退守塔儿湾阵地。5月2日日军第3师团向高城第31集团军第13军阵地攻击,双方在塔儿湾、高城一带激战,塔儿湾阵地失而复得六七次。至4日日军施放毒气,中国军队伤亡惨重,塔儿湾阵地失守。中国军队被迫放弃高城向西转移,高城为日军占领。5日日军在飞机、坦克及炮兵火力支援下向中国守军猛攻,中国军队在高城河两岸及历山至江家河一线与日军展开血战,至6日被迫退守天河口、高城一线,7日随县失陷。8日日军突破第84军第二线阵地,攻陷枣阳,续向第85军江头店阵地猛攻。为防止陷入日军合围,守军奋勇抗击后撤离江头店阵地;第84军向唐河;白河地区转移;第39军留大洪山游击。10日第31集团军主力向唐河转进,于15日到达泌阳以北地区。在信阳方面日军于5月8日向桐柏进攻,枣阳之日军于10日进抵张店镇、上屯镇附近。

(三)第1战区第68军以第143师守确山、明港;以第119师守桐柏,阻击日军后于11日退守桐柏西北及西南阵地,掩护第5战区各部撤退。日军骑兵第4旅团向唐河进击,于12日攻陷唐河县。为变守势为攻势,第5战区令第31集团军会同第1战区第2集团军从豫西南下,将大部分日军反包围于襄东平原地区,进行猛烈攻击;第33集团军主力向枣阳攻击,其余部队向钟祥日军攻击,牵制其后方。中国军队在向日军反攻中将其击退,14日收复唐河县,16日光复桐柏,粉碎日军的合围计划。19日中国军队经4天苦战后予南返日军以重创,收复枣阳。左集团军第39军奉令化整为零,进入山区分散游击;右集团军河东部队及江防军连日发动进攻,袭击日军后方,切断交通,完成任务后于21日撤回襄河西岸。22日向随县迫进,23日收复随县,日军退回钟祥、应山等原驻地,恢复战前态势,会战宣告结束。这次会战中中国军队在兵力上占较大优势,能协同配合,但兵力使用欠灵活,曾一度处于被动局面。后经全军将士浴血奋战,恢复原态势。中国军队虽然也受到较大损失,但彻底击败日军围歼中国军队的企图,并使之付出惨重代价。毙伤日军1.3万余人,日军遗尸5000余具,达到牵制消耗日军目的,中国军队伤亡2.5万余人。第5战区进退主动,适时转移外线,立于有利地位。日军撤退时追击、阻击得力,取得较大战果。随枣会战前后不及3周,日军使用主力突破汉水东岸中国守军阵地,突进至预定目标完成一翼包围,但其他两路日军则在随县及其北侧地区遭受有力抗击,未有进展。第5战区鉴于战场形势,决定转移战术。由主力逸出敌之包围圈,转移至外线作战,利用有利的地形条件打击日军,命令转守为攻。日军由于合围计划失败且面临中国军队的反击,不敢久留,遂行撤退。中国军队尾追不舍,至24日中国军队先后收复枣阳、桐柏等地,日军除占领随县县城外均退回至原地区,大体恢复战前态势,会战结束。1938年10月广州失守后中国由香港到大陆的主要国际交通线被切断,但中国仍能由华南沿海西江地区、深圳、汕头以及桂越公路、滇越铁路、滇缅公路输入部分补给物资,因此日军占领海南岛、深圳等地之后准备进攻桂南,实现对中国的彻底封锁。

(四)1939年1月到8月日军先后侵占中国东南沿海的海南岛、汕头、深圳等地,中国只剩下西南几条国际交通线,桂南的战略地位凸显重要。南宁位于桂越公路上中国境内的终点,并扼守西部云南境内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当时越南为法属殖民地,缅甸为英属殖民地),处于防御前沿。但中国方面对日军的进攻企图判断失误,造成战局的被动。1939年11月日军为切断桂越国际交通线,迫使国民党政府投降,派第五师团、台湾混成旅团及海军陆战队共3万余人于15、16两日在钦州湾多处登陆,占领防城、钦州后向北挺进。24日占领南宁,据守外围高峰隘和昆仑关两个战略据点,切断桂越交通线,对国民党政府造成严重威胁。于是蒋介石从四川、湖北、湖南、广东等省调军队入桂,连同广西两个军共约20余万人,想趁日军立足未稳一举把它歼灭。遂命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指挥桂南会战,派陈诚、李济深为监军。12月28日国民党军向日军发起反攻,战线环绕南宁数百里,主战场在昆仑关。守昆仑关日军为第五师团一部,攻关的国民党军以杜聿明第五军为主力。战斗异常激烈,彼此伤亡惨重,第五军经10多天苦战,至31日攻破天险昆仑关。歼灭日军4000余人,击毙日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取得抗战以来中国军队攻坚战的重大胜利。1939年11月日军为截断桂越(中国南宁-越南谅山)交通线,由第21集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指挥第5师、台湾混成旅在海军第2派遣支舰队、第3联合航空队支援下企图自钦州湾登陆,攻占桂南地区。中国第四战区第16集团军总司令夏威将所部部署于广东防城(今属广西)、阳江及广西贵县、南宁间广大地区,企图利用郁江以南地区既设阵地逐次抵抗消耗日军,尔后相机转入反攻。日军在钦州湾龙门港登陆,突破守军第一线防御阵地,24日攻占南宁。日军主力旋北上,先后攻占高峰隘、昆仑关。一部兵力西进,陷龙州,截断桂越国际交通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决心收复南宁,先后调集14个师、100架飞机,由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指挥,分兵三路反攻南宁,中国军队发起攻击。北路军主力第5军由杜聿明指挥,在炮火掩护下以战车引导步兵向昆仑关正面发起攻击,另以一部兵力迂回昆仑关侧后,先后夺取昆仑关日军前沿阵地及五塘、六塘等地。

(五)中国空军出动支援地面部队作战,东、西路军亦先后分别向钦县、龙州、高峰隘等地发起攻击。在中国军队打击下龙州日军被迫放弃该地,回援南宁,驻南宁日军第5师第21旅驰援昆仑关。24日第5军荣誉第1师于九塘东北枯桃岭向该旅攻击,予敌重创,击毙旅长中村正雄少将。29日第5军在友邻协同下发起总攻,战至31日收复昆仑关,获昆仑关大捷,歼灭日军4000余人,击落、击毁日机20余架。日军第21集团军鉴于在昆仑关失败,急调驻广东的第18师、近卫混成旅增援桂南地区,再攻昆仑关。蒋介石亦从内地调兵增援桂南,但中国军队尚未集中完毕时日军即于1940年1月28日开始进攻,第5师、台湾混成旅对高峰隘亘昆仑关之线实施正面攻击;第18师、近卫混成旅分由良庆、七塘经甘棠、那河迂回宾阳。2月1日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接替白崇禧指挥桂南作战,日军攻占宾阳,3日再夺昆仑关,8日陷武鸣,9日开始回撤。第18师调回广东,第5师、近卫混成旅、台湾混成旅编组为第22集团军,驻防南宁、钦县、防城及其外围据点。中国军队乘势追击,先后收复宾阳、武鸣、昆仑关等地,此后双方对峙。7月日军攻陷龙州,9月日军第21集团军主力陆续进入越南。10月第四战区第16、第35集团军(共6个师)乘势发起反攻,先后收复龙州、南宁、钦县,收复镇南关(今友谊关),将日军全部逐出广西,会战结束。1940年1月中旬日军从广东抽调第十八师团和近卫混成旅团约1.5万人从钦州登陆增援桂南日军,下旬日军举行反攻,经永淳绕袭宾阳,国民党军腹背受敌,放弃昆仑关等地,2月下旬桂南会战结束。日军为避免遭到国民党军的再次打击,自动放弃昆仑关、宾阳、上林、武鸣等地,将军队撤回南宁,缩短战线,筑壕固守南宁市及近郊。直到1940年10月日军才撤离南宁,移驻越南北部。日军第一次入侵广西历时1年,扰及桂南和钦州地区23个县,杀害群众11147人,伤2161人,失踪3986人,公私财产损失450亿元国币。桂南会战的失利给中国正面战场造成新的困难,此后几月里日军受欧战法国失败的刺激乘机攻占桂越公路的另一要点龙州,并派兵进入越南北部,彻底切断中国桂越、滇越国际交通线。但中国第4战区也取得局部胜利,不仅打退日军乘势进攻滇南直接威胁西南大后方的企图,而且及时抓住桂南日军兵力减少的时机,于1940年10月底克服龙州、南宁,并于11月底将日军全部逐出桂南。

长沙会战
(一)第一次长沙会战前纳粹德国与苏联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日本关东军刚刚在诺门坎战役中被苏联红军击败,因此希望在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以恢复士气。1939年9月为进一步打击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集中10万余人,由赣北、鄂南、湘北分途进犯长沙,企图在最短期间内将中国第九战区主力歼灭。湖南是中国著名的谷仓,抗战时期为国民政府粮食、兵源及工业资源的重要供给基地,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设于湖南省长沙。武汉、南昌会战后第9战区与日军对峙于洞庭湖东北岸、新墙河北岸、通城、武宁、奉新东南以及锦江两岸,对当面日军不断采取游击及反击行动。1939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当局即确定守卫湘北、赣北的基本方针,8月15日日军第11集团军制定《江南作战指导大纲》 ,开始调整和集结部队 ,9月1日又下达临战准备命令。日军企图集中兵力打击第9战区主力兵团,稳定对武汉地区的占领,借以挫伤国民党军抗日意志,导致国民政府屈服,并推进汪精卫伪政权出笼。1939年9月上旬第9战区判断日军有进攻长沙的可能,遂遵照军事委员会上述指示制定“战区决诱敌深入于长沙附近地区,将其包围歼灭之;赣北、鄂南方面,应击破敌军,以利我主力方面之作战”的方针,加紧调整部署,严整战备。并吸取南昌会战教训,特别注意破坏一切可资日军利用的道路。湘赣公路、湘鄂公路及九江、武宁、平江、长沙间公路,粤汉铁路岳阳至株洲段、湘赣铁路株洲以东都在民众的支援下进行破坏或者拆毁,使日军机械化部队及重炮兵难以行动。1939年9月14日夜日军在赣北开始钳制性攻击,第106师团以主力由奉新、靖安一线西犯,至18日已先后侵占第1集团军守备的会埠、上富、村前街等地,威胁高安左侧背。同时日军第106师团配属的第101师团佐枝支队由大城南犯,18日侵占祥符观,续向高安逼近,第32军于19日放弃高安。1939年9月20日日军第11集团军命令第106师团在消灭高安附近之中国守军后,以一部掩护左侧背 ,主力进入修水、三都附近,切断第30集团军和湘鄂赣边挺进军的后路。据此日军第106师团即以佐枝支队在奉新西南地区实行防御作战,以1个旅开赴武宁,主力则在上富镇附近集结,准备西进。

(二)当日军进攻第1集团军和第32军时在安义游击的第1集团军第183师团回师南进,18日趁日军撤退之机占领上富。17日第74军由上高、宜丰、万载地区推进至高安以西之灰埠、泗溪、棠浦一线,19日攻占村前街。1939年9月21日第32军一部乘夜在左家渡附近北渡锦江,击退日军,于22日晨克复高安。在湘北自9月18日起日军第6师团及奈良支队连续攻击第52军新墙河北岸警戒阵地,第52军逐次退守新墙河南岸,至22日第195师仍顽强坚守在北岸比家山据点。9月23日晨日军第6师团、奈良支队强渡新墙河,突破守军阵地,第52军退守新墙河东南高地。日军上村支队于9月22日18时由岳阳启航,23日晨一部在洞庭湖东岸鹿角登陆;主力迂回汨罗江口以南,在营日登陆,突破第70军第95师阵地,继续向东南突进,企图切断粤汉铁路和长沙,平江间公路。鄂南方面日军第33师团于9月21~22日由通城附近出动,进攻第79军前进阵地,23日攻陷第79军主阵地麦市,24日攻占桃树港,续向福石岭攻击。日军第33师团企图楔入渣津,切断第9战区湘北、赣北间主要联络线,尔后向平江地区进攻,协同日军第6师团、奈良支队、上村支队围歼第15集团军。1939年9月24日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鉴于湘北战局紧张,召开最高幕僚会议,确定:“第9战区作战应保侍幕阜山根据地,在铁路正面可逐次抵抗消耗敌人,换取时间,俟敌突入长沙附近时则以有力兵团相机予以打击,尔后依状况将主力逐次转移株洲、浏阳、醴陵地区。并以第4军控制于湘潭方面,掩护湘、桂、黔各路,并命令在广西全县训练的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第5军以主力推进衡阳,1个师推进衡山,准备增援湘北作战。”1939年9月25日第52军主力向汨罗江南岸转移,日军第6师团、奈良支队跟踪南进,迫近汨罗江北岸,一部伪装难民,偷渡汨罗江,袭占新市。上村支队一度占归义,被第70军反击克复。26日日军猛攻汨罗江南岸,激战竟日,但未能突破守军主阵地。此时日军第33师团仍被第20军顽强阻击于幕阜山区福石岭,日军围歼第15集团军于汨罗江畔的企图破产。日军第11集团军乃决定:“以主力向东迂回,在平江周围消灭预想从通城以南地区向南退却之敌兵团。”27日命令第6师、奈良支队、上村支队向平江及其西南地区突进。

(三)1939年9月27日第9战区按照在长沙地区与日军决战的计划调整部署,1939年9月28日日军奈良支队经瓮江向平江迁回,准备策应其第33师团作战。日军第6师团、上村支队由汨罗江畔开始分路南进,上村支队在三姐桥、栗桥陷入第77师伏击圈。第6师团一部1000余人在福临铺遭第195师伏击,受到重创。29日由新市经金井南下的日军第6师团一部3000余人又在石门痕遭到第195师第566旅的伏击,30日第25、第60、第195师向永安市(捞刀河南)、上杉市、石门痕日军猛烈反攻,日军已无力再南进。日军第33师团在27日屡攻福石岭不下,遂以主力绕福石岭以西向南突进,攻占龙门厂,30日攻占朱溪厂。主力进入长寿街、龙门厂、献钟一带,在献钟以西三眼桥与奈良支队先头部队会合。此时第79军尾蹑日军第33师团南下,开始向嘉义、献钟日军攻击;第20军向长寿街、龙门厂、朱溪厂日军攻击;第8军正由通山以东地区兼程南下,准备协同第20、第79军夹击日军第33师团。赣北方面在9月23日日军第106师团主力开始向修水方向西进,26日其右纵队经九仙汤、沙窝里突进修水东南约30公里处的黄沙桥,为第72军新编第15师堵截;左纵队至25日攻占上富、横桥、甘坊。第9战区为防止日军继续西犯,26日命令第32军由高安向万载集结,准备开赴铜鼓布防。第9战区前敌总指挥罗卓英命令第60、第74军围歼日军第106师团左纵队,25~29日该两军遵今攻击甘坊、冶城一带日军,27日第74军第57师克复上富,遮断日军退路,并逐渐将日军包围于甘坊附近。日军第11集团军见主力方面不断遭到伏击、侧击和夹击,赣北方面第106师处境不妙,意识到态势日益不利,遂于29日下令撤退,同时命令第33师团经渣津东攻修水,接应第106师团。1939年10月1日进至永安市的日军首先向捞刀河以北撤退,2日第15集团军各部开始追击,当日克复上杉市。3日第25、第195师团师追击到达福临铺、金井附近,4日又克复汨罗、新市等处,至9日第195师进占鹿角、新墙、杨林街之线,日军全部退回新墙河以北地区。


(四)1939年10月5日日军第33师团东窜修水城,10月6日日军第106师团在第33师团策应下开始由沙窝里分向奉新、靖安、武宁撤退。守军各部开始反击,当日第15师攻克郭城市,向沙窝里挺进。第51师攻克桐木石,向九仙汤挺进。9日第30集团军克复修水,15日克复三都,并继续追击,逐步恢复原阵地。日军战史称:“敌遗弃尸体约4.4万具,俘虏约4000名,缴获主要武器火炮26门、机关枪约270挺。我方伤亡为战死约850名,负伤约2700名。”薛岳说:“第一次长沙会战国军伤亡约在5.9万人以上,第10军、第37军、第26军3个军被击破,有2个师伤亡达50%以上。第58师、第60师伤亡在40%以上,第102师、第52师伤亡在30%左右。”第一次长沙会战后贺执圭曾随薛岳前往湘北巡视一周,据其所知单就上衫市、福临铺、麻林桥、青山市等地被日寇烧光的市镇、村庄有270多个,被惨杀的民众达8000多人,被强奸的妇女不计其数。据湘阴、平江、岳阳、华容等县报告称在此次日寇进犯期间抢走约50万担粮食,撤退时将运不走的粮食和未收割的晚稻都放火烧掉。第一次长沙会战中日军集中兵力10万之众,劳师南征,未能达到歼灭第9战区第15集团军的作战目的,各路均遭到有力的阻击、侧击,部分日军陷于包围,损失惨重。日军在会战前期攻势行动艰苦,在会战后期于对方反击下匆匆撤退,士气大受影响。第一次长沙会战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日军在中国战场发动的第一次攻势,也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以武力迫使日军回到战前原态势的一次战役,这一胜利粉碎日军“以战迫降”的狂妄企图,振奋全国人民抗战的信心。1941年初世界形势继续蕴酿着巨大的变化,日本乘英、美忙于应付欧洲战争之机积极谋求南进,与英、美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美国也希望利用中国抗战拖住和消耗日本,因而加强对中国的援助。日本强烈感到自己在远东进行的战争实际上是以中、苏、美、英为对象的,因而处理中国问题必须和解决南方问题、北方问题综合考虑,作长期打算。基于这种背景时日军参谋本部制定《大东亚长期战争指导纲要》和《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这两个文件在1941年1月16日的大本营会议上获得批准,并在御前会议上得到天皇的裁决。

(五)第一次长沙会战后中国第9战区仍与日军第11集团军隔新墙河对峙于湘北地区,至1941年9月前第9战区所辖兵力为11个军(共30个师),作战地境:左与第6战区(1940年增设)为石门桥(常德南方15公里)、连山湖南岸、大通湖北岸、洞庭湖北岸亘长江至武昌之线;右与第3战区为抚河、鄱阳湖口之线。1938年10月武汉陷落,长沙作为捍卫西南各省的门户,其军事战略地位愈显突出。对于日本来说攻陷长沙是其打击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迫使中国政府屈服的重要步骤,对于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而言守住长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和重要,因此1939年9月和1941年9月中日双方先后进行第一次和第二次长沙会战。前两次长沙会战从战略上看中国军队阻止日军向西南纵深长驱直入,可以视为中国的胜利。但从战术上看中国军队损失更大,双方并未分出胜负。1941年4月原陆军部次官阿南惟几中将接替园部和一郎就任日军第11集团军司令官,此后第11集团军即就1941年夏秋之际发动对长沙方面的进攻作战进行研究和准备。但是在准备过程中由于苏德战争爆发,7月2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秘密从事对苏武力准备,不惜对英美开战,已无力再投入更多的机动兵力,不得不缩小战役规模。其最后确定的作战目的是:予第9战区敌军一次沉重打击。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在此之前日本为解除南进的后顾之忧,曾采取措施调整对苏邦交,于4月13日签定《苏日中立条约》。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又于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秘密进行对苏战争准备,一旦苏德战争的发展对日本有利,即使用武力解决北方问题,为此大本营考虑要从第11军至少抽调2个师团到中国东北,加强对苏战备。同时继续准备南进,因而将长沙作战的问题暂时搁置起来。新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反对大本营的这一考虑,认为彻底摧毁中国继续战斗的企图、解决中国问题才是日本的根本国策,而这时候突然减少派遣军的兵力将使重庆政府获得生机。8月9日大本营决定放弃对苏行使武力,不从中国派遣军抽调兵力。8月26日大本营以“大陆命”第538号命令批准长沙作战计划(此次作战的代号为“加号作战”),但为了准备对南方作战,第11航空舰队和第3飞行集团于9月上旬陆续调走,减少海军和空军的支援。

(六)自1941年8月中旬开始日军第11集团军即在湘北集结兵力,秘密抽调第3、第4师团,第13师团早渊支队,独立混成第14旅平野支队、江藤支队,第33师团(主力已调华北)荒本支队,坦克第13团、独立炮兵第14团、独立工兵3个团等部队,连同原驻鄂南之第40师团、原驻湘北之第6师团先后向岳阳、临湘以甫青冈驿、桃林一带地区集结,并以第1、第3飞行团和海军第1分遣舰队协同作战。此次日军接受第一次长沙会战时兵力分散的教训,将主力并列于狭窄的正面上,以期进行纵深突破。中国第9战区在第一次长沙会战总结的基础上于1941年3月制定《第9战区反击作战计划》,1941年9月7日日军第6师团为掩护其第11集团军主力于岳阳、临湘地区集结,向中国守军第4军大云山阵地攻击,次日占领该地,后被守军收复。17日日军第3、第4、第6、第40师团展开于新墙河北岸之线,18日凌晨日军主力在飞机和炮火的掩护下分由新墙、潼溪街、四六方、港口各附近强渡新墙河,突破南岸守军阵地。守军第4、第20、第58军等部与日军展开激战,在予日军以一定的杀伤后即转移至双石洞、向家洞一带翼侧阵地。与此同时日军平野支队在海军的支援下由洞庭湖向湘江口西侧青山附近登陆,进攻芦林潭,企图从左翼威胁长沙。1941年9月19日突破新墙河的日军未遭重大抵抗,迅速沿黄市、大荆街、关王桥一带进逼汨罗江北岸,其第3、第6师团各一部进至汨罗江南岸新市、颜家铺、浯口各附近。此时第9战区依照反击作战计划令第99军主力于归义以西亘湘江间占领阵地,第37军于汨罗江南岸新市、浯口之线占领阵地阻击日军;令第26军由金井向瓮江推进,第10军由衡山向捞刀河以北急进,第74军由新喻向浏阳附近急进,准备于汨罗江以南三姐桥、金井以北地区反击日军。但第9战区下达作战命令的无线电报竟被日军窃收并破译,日军遂放弃“将主力用于湘江方面”的方针,决定于捞刀河北方地区捕捉歼灭敌军。1941年9月20日日军第3、第4、第6师团强渡汨罗江,并将正面逐次向东移动,企图包围汨罗江南岸中国守军的右翼。其第40师团沿关王桥、长乐街以东山地,经三枣桥进攻瓮江。
(七)1941年9月24日第37军阵地被日军突破,日军第4、第3、第6各师团跟踪第37军向栗桥、福临铺、金井进迫,并攻击第10军阵地。25日第10军阵地多处被突破,遂与第37军一起向捞刀河南岸转移。同日薛岳将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撤出长沙,移往湘潭。1941年9月26日第74军由万载到达长沙东面的春华山附近,奉军事委员会命令第6战区第79军向长沙增援,先头第98师到达长沙东北石子铺,主力向岳麓山推进;第7战区暂编第2军由广东北上增援,先头暂编第7师到达长沙,军主力正向株洲运输。1941年9月26~27日第74军在春华山、永安市附近地区与日军第3、第6师团及第40师团一部遭遇,损失惨重,28日向普迹市东方撤退。1941年9月28日日军渡过捞刀河。向长沙亘创阳河之线推进,26~28日由湘西增援的第79军第98师及由广东增援的暂编第2军暂编第7师在长沙东郊与渡过浏阳河及捞刀河之日军第4师团和早渊支队发生激战。1941年9月27日下午日军早渊支队一部自长沙城的东北角冲入,当晚早渊支队全部进入长沙。29日日军第4师团也开进长沙,日军第3、第6师团在永安市附近击退第74军后向株洲方向突进,其一部冲入株洲。日军第11集团军在发起此次作战时日军统帅部即“要求作战尽快结束”,]到9月27日日军经连日作战后粮弹损耗很大,战线过长,后勤保障困难,遂决定结束作战,并于10月1日开始撤退。1941年10月2日军事委员会在得知日军退却的情报后命令第9战区立即开始追击,相机收复岳阳。第9战区即以第79军向长乐街、新市方面跟踪追击;第58军向关王桥、第72军向杨林街分别实行超越追击;令原留置日军侧后的第4、第20、第99军在马鞍铺、青山市、麻峰咀、金井一带截击日军。10月5日日军突穿第九战区的拦截线,北渡汨罗江,继向新墙河以北退却。6日第9战区追击部队渡过汨罗江,8日越新墙河,日军退守原阵地,中国军队恢复原阵地。在此期间日军第34师师团及独立混成第14旅主力分别于9月26日向赣北武宁及高安地区进攻,与第30集团军及第19集团军之各一部发生战斗,10月1日退回原阵地。

(八)中国方面为配合第二次长沙会战,9月20日军事委员会令第3、第5、第6战区各以有力一部出击,策应第9战区作战,其中第6战区所属部队曾乘敌空虚猛攻宜昌。9月28日第6战区以约15个师的优势兵力向宜昌发动猛攻,日军第13师团拼死顽抗,双方展开激战。10月初日军第13师团死伤惨重,一面将后勤人员、伤兵投入战斗;一面紧急求援。10月8日日军第11集团军急令第39师团驰援宜昌,10日第6战区部队发动总攻击,日军第13师团陷入绝境,师长内山英太郎中将甚至写下遗书,准备自杀。11日日军第39师团增援到达战场,挽救第13师团的危局。宜昌作战是1941年正面战场的一次主动发动的进攻战役,在这次反攻作战中歼灭日军近7000人。第二次长沙会战由于第9战区指导的失误,致使日军一度攻占长沙,并追击到株洲,基本达成战役目的。据日方统计整个会战中中国军队遗弃尸体5.4万具,被俘4300人。日军伤5184人,亡1670人,缴获重炮1门、野山炮7门、速射炮20门、迫击炮42门、重机枪188挺、轻机枪633挺、步枪7600支、各种炮弹23130发、重机枪子弹32.3万发、步枪子弹41.27万发、手榴弹5.82万颗。中国军事当局的资料统计第74军的第58师伤亡55%(74军一共伤5607人、亡2800人);第57师伤亡40%;第37军的第60师伤亡50%,第140师伤亡30%;第4军的第102师伤亡45%;第10军的第3师伤亡35%;第26军第44师伤亡24%;其余各师伤亡在20%以下。《第九战区第二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记载中国军队损失:军官负伤1310人,阵亡760人,失踪421人,合计2491人;士兵负伤33793人,阵亡22667人,失踪11066人,合计67426人,湘北战场总计损失士兵69917人。第二次长沙会战中第九战区由于战前没有掌握日军从湘北一面进攻的总态势,采取分兵湘北、赣北、鄂南三面防守的部署。战役中又急躁疏忽,过早地在汨罗江南岸与敌决战。加上逐次使用主力部队和一再失密,导致长沙株洲一度失守。但日本侵略图谋并未得逞,日军的国际威望一落千丈,极大地鼓舞中国民心士气,增强抗战胜利信心。
(九)第二次长沙会战使日军的国际威望一落千丈,英泰晤士报讥称:”日本抄袭华军的钳形战术,结果为华军的钳形战术所击破。”加深日本内政外交危机,导致近卫内阁垮台,极大地鼓舞中国民心士气,增强抗战胜利信心。1941年12月8日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中国派遣军驻广州的第23集团军由广州进攻香港。为了配合英、美积极打击日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9日命令各战区发起攻击,牵制日军,策应友邦作战。特令第4战区攻击广州方面日军,策应香港英军作战。并以第5、第6、第66军分别由广西、四川向云南集结,准备入缅直接援助英军作战。日军第11集团军为策应其第23集团军及南方军的作战,牵制中国军队向广东方面转用,遂决定再对长江以南发起进攻。1941年12月10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根据大本营12月10日的“大陆命”第57号命令,向侵华日军下达“总作命”甲第320号命令。1941年12月15日日军第11集团军在会战指导方案中规定:向汨水一线进攻,并击溃当面之敌,以策应第23集团军攻取香港及南方军的作战,作战时间限定在两周左右。使用于湘北主作战方面的兵力为第3、第6、第40师和独立混成第9旅以及泽支队、野口支队、外园支队,另以第1飞行团(飞机54架)支援作战。同时命令驻南昌方面的日军第34师、独立混成第14旅向赣北上高、修水等地攻击,策应湘北方面作战。中国第9战区于1941年11月召开“第二次长沙会战检讨会议”,薛岳根据前两次长沙会战的经验教训创立“天炉战法”,具体实施步骤是彻底破坏道路,在中间地带空室清野,设置纵深的伏击地区,诱敌深入,将敌围而歼之的后退决战方针。依此方针时第9战区制定并颁布作战计划,要求在湘北方面应运用尾击、侧击及正面强韧抵抗,务于浏阳河、捞刀河间地区,将进攻长沙之敌军主力,反击而歼灭之。1941年12月中旬日军向岳阳方面集结兵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判断日军攻势即将开始,遂于12月20日命令第73军由澧县立即向宁乡、益阳集结待命,第79军立即向渌口、株洲地区集结待命。又令第4军由广东曲江调株洲、渌口,第74军由广西宜山调驻衡阳。

(十)同日第9战区决心集中兵力于湘北方面,诱致敌主力于长沙城北的浏阳河、捞刀河之间地区,反包围歼灭之。赣北方面新编第3军、预备第5师、江西保安纵队等部守备高安、武宁一带现有阵地,掩护战区主力之右侧;鄂南方面王劲修指挥所部切断崇阳、蒲圻、咸宁一带敌公路铁路。1941年12月23日日军第40师团一部向守军第20军油港河以南阵地攻击,24日新墙河下游因降雨水位上涨,日军第6师团向守军第20军第134师新墙河阵地实行渡河攻击。入夜日军渡河后以一部围攻守军据点,主力分向大荆街、关王桥之线突进,日军第3师团主力在其第6师团后方跟进。第20军奉令以一部坚守新墙河以南据点,主力向大荆街转移。第58军进出洪源洞、大荆塘之线,侧击南进日军。1941年12月26日日军第40师团猛攻第20军阵地,陷关王桥及陈家桥,同时日军第6师团围攻守军黄沙街、龙凤桥据点,第3师团主力于当夜推进至归义附近汨罗江北岸。同日第9战区命令第27集团军以第20军及第58军进攻长乐街之敌,令第37军及第99军主力固守汨罗江南岸阵地,阻敌渡河。1941年12月28日日军第6、第40师分别在新市东方、长乐街附近强渡汨罗江,被第37军阻止。日军第3师主力在归义以西渡过汨罗江,第99军主力被迫后退至牌楼峰、大娘桥、新开市之线 ,逐次抵抗。第37军第140师由金井向新开市北侧地区驰援,阻敌东进,但受到日军第3师团从左侧的威胁,日军第6、第40师团乘势在新市及长乐街附近渡过汨罗江南进。入夜第37军扼守新开市亘汨罗江南岸之线,与日军激战,第99军主力在营田、大娘桥之线与日军第3师团一部对峙。12月29日日军第11集团军司令官阿南惟畿改变原定计划,独断地下达“以主力向长沙方向追击”的命令,令第3师团迅速向长沙攻击;第6师团以一部攻击长沙,主力攻击长沙以东之朗梨市;第40师团主力向金井进攻。骤然改变作战计划使已久战疲惫的日军第一线官兵处于茫然状态,有的高级军官也认为进攻长沙是“自暴自弃之作战”。1941年12月30日在第37军与日军主力激战于新开市、鸭婆尖、浯口一带之际,第27、第30、第19集团军分别到达浏阳、平江一带预定位置。
(十一)第9战区决心在长沙地区与日军决战,遂令第10、第73军固守长沙;令第19、第30、第27集团军及第99军主力分由株洲、浏阳、更鼓台、瓮江、清江口、三姐桥各附近,以长沙为目标,自南、东、北三个方向作求心攻势。1941年12月31日晨日军第40师团猛攻第37军阵地,激战至午第37军转移至金井东北山地,日军第40师团主力向金井突进。其第6师团师乘第37军向东转移由福临铺向朗梨市突进 ,第3师乘夜在东山附近强渡浏阳河进抵长沙近郊。第9战区以日军已逼近决战地区,遂令各集团军于1942年1月1日子夜开始攻击前进。1942年1月1日凌晨日军第3师团开始向长沙东南郊阵地攻击,2日日军第6师团集结于朗梨市,并以一部协力第3师团进攻长沙。当日第10军坚守长沙城郊阵地,在岳麓山重炮火支援下击退日军的反复突击,并将突入白沙岭的日军第3师团一部歼灭。第9战区令第73军以第77师渡湘江进入长沙,增援第10军,此时处于外围的中国军队正隐蔽地从三面向长沙推进。1942年1月3日日军第6师团全部加入战斗,与其第3师团合力猛攻长沙,激战竟日日军攻势屡兴屡挫、弹药将尽,而补给线已被切断,日军开始空投补给。中国军队各包围兵团,继续压缩包围圈,已逼近长沙。在攻击长沙不逞,背后又出现包围的情况下阿南惟几被迫于3日晚下达“反转”命令。4日长沙城外日军再次发起全线攻击,但在守军的顽强抵抗下又一次受挫,日军第3、第6师团于4日晚乘夜色脱离战场,由长沙城外分别向东山、朗梨市撤退。第9战区在获知日军退却后立即命令原准备在长沙附近合围日军的部队改为堵击、截击和追击日军,在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以北地区将其歼灭。5日日军集中第1飞行团飞机50余架掩护退却,第6师团退向朗梨市;第3师团开始退却时在长沙东南郊金盆岭、清水塘、石马铺一带,被中第4军截击,伤亡惨重,退至东山附近时又遭第79军截击,被迫沿河堤退往朗梨市。随第6师团之后在该地架设浮桥渡河,撤至浏阳河东岸。1942年1月5、6两日日军第3、第6师团于长桥、牌楼铺、高桥地区遭第26军及第79军的截击,死伤甚多,7日夜突围退至捞刀河北岸。

(十二)第40师团于7日由春华山经罗家冲向学士桥退却,8日晨日军由捞刀河北岸继续北退,沿途遭第9战区追击部队拦截侧击。9日日军主力在其独立混成第9旅的策应下,由福临铺北撤。日军一面抵抗,一面继续向汨罗江以北退却,至1942年1月12日日军退过汨罗江北岸才稍事收容。第9战区各追击部队跟踪追至汨罗江南岸,并以一部渡过汨罗江向长乐街以北进行超越追击。15日日军退过新墙河,固守原阵地。第9战区所部一面扫荡新墙河以南残敌,一面向新墙河以北进击,至16日恢复会战前原态势。在赣北方面日军第34师团与独立混成第9旅各一部于12月25日分由安义、箬溪等地向西攻击,先后占领高安、武宁,但在守军奋勇阻击下于1942年1月6日前恢复原态势。此次会战中第9战区第一线兵团能依托各阵地逐次抵抗,给日军以相当的损耗和迟滞。长沙守备部队能顽强地坚守核心阵地,连续挫败日军的进攻,给日军以有力的打击。第二线反击兵团对日军合围部署得当,且协同周密,反击动作坚决有力,对撤退之日军穷追不舍,使日军无法脱离,扩大战果,从而取得长沙会战大捷。此役日军伤亡数目在中日双方的报告出入甚大,根据日军方面的报告称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日军死1591人(内军官108人),战伤4412人(内军官241人),打死军马1120匹,打伤646匹。而第九战区的报告称日军死亡3.39万余人,重伤2.3万余人,轻伤逃回者无以数计。 根据第三次长沙会战《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战斗详报》称中国伤亡失踪中官佐1191人、士兵28658人,共计29849人,毙伤日军56944人,俘139人,缴获步骑枪1138枝、轻重机枪115挺、山炮11门等。第三次长沙会战后不久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即被调任他职,第3师团长则在战斗进行中的1月6日即被免职。在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之后中国第九战区召开大规模的庆祝大会,美国即宣布将向中国贷款5亿美元,随后美、英两国宣布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在此之后的两年内日军再没有向第九战区发动大规模进攻,但第九战区部队尤其是长沙一线守军由于长期相持亦放松警惕,日军则在此战后总结经验教训。于是在1944年的长衡会战中日军经过充分准备,集中主力20余万人向第九战区发动攻势,并改变进军策略,改由湘江逆水而上先夺取岳麓山炮兵阵地。
(十三)在1944年的第四次长沙会战中日军成功攻占长沙,并在整个长衡会战中将第九战区彻底击溃,使其至战争结束都再无反击能力。这次会战虽然获胜而并未能按照计划全歼日军或歼灭更多日军,但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称赞。这 一次会战是中国军队在日军突袭珍珠港后在中国战场上的第一次攻势,也是同盟国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一连串失败中首开胜利的记录,鼓舞人心,坚定中国人民抗日的决心。促使美国援华方案的迅速实施,也促进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迅速形成,使得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迫使美英等国自动放弃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国取得的各种治外法权。从1942年开始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取得节节胜利,1943年下半年德军在斯大林格勒遭到惨败,意大利于同年9月8日宣布无条件投降。特别是美国在中国大陆修建空军基地,B29型轰炸机威胁日本本土与东南亚的海上交通。日军为了掠夺更多的战略资源及封锁滇越、滇缅两条国际通路,便扶其海空优势,大肆举兵南进,一时魔爪伸进南洋及东南亚一带。在这广衰面漫长的战线上日敌对运输补给,深感捉禁见肘,力不从心。梦想以中国大陆作跳板,妄图打通粤汉线由广州进出南洋,打通湘桂线经越南直达新加坡,建立一条最捷便的交通联络线,以解脱其困境。在此种形势下日本为了使中国与印度支那及东南亚连成一片,摆脱政治与经济危机,于1943年9月30日通过御前会议批准新的《战争指导大纲》,侵华日军根据《大纲》开始筹备“一号作战”。日本大本营于1944年1月决定实施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平汉、粤汉、湘桂等铁路)的作战计划,为此日军于1944年夏悍然发动第四次夺取长沙的大战。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茨组织实施“一号作战”,“一号作战”的作战区域从河南开始,经华中的湖南、华南的广西至贵州,再至法属印度支那及广东,贯通中国大陆,长达1500公里,日军企图动员51万兵力击溃中国军队100万之众。“一号作战”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华北方面的作战,称“京汉作战”;另一部分为华中、华南方面的作战,分别称为“湘桂作战”和“卜”号作战。日军三次进犯长沙均未得遇,于是企图第四次进犯长沙,并为此作了充分准备。如1943年底日军攻占常德,其战略意图就是为了最终进攻长沙。

(十四)中国军队及时侦悉到日军的阴谋,据闻当时对此有三种对策:一是重庆军令部的意见,准备放弃长沙,诱敌深入至衡阳与敌会战;二是白崇禧的意见,也是放弃长沙,在湘桂边境的黄沙河会战;三是薛岳的意见,即在长沙与敌会战。薛岳是第九战区的司令长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直接掌握湖南的军政大权,他保卫长沙已有经验,于是薛岳的意见被采纳了。日军进攻之前几个月内第4军已由浏阳移驻长沙,军部设在长沙城内,第59师驻黑石铺(长沙市南约10公里处),第90师驻岳麓山,第102师驻浏阳河附近(长沙东站),城防部队由第59师每月派一个团轮流担任。经过长沙大火和日军三次进攻后长沙人民吃够了苦头,城市破破烂烂,但因它是当时湖南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员来往频繁,所以还是呈现出热闹的景象。虽说是前线,但并不显得紧张。日军将进攻长沙的地面部队编成第一线兵团、第二线兵团和警备部队,第一线兵团日军第十一军担任主攻长沙的任务。第一线兵团分左、中、右3路,分别从湖北崇阳、湘北新墙河和湖北松滋一线向南进攻。1944年5月日军以第一线七个师团分三路南进,正面之第三、十三、一一六、六十八等师团强渡新墙河、汨罗江,直趋长沙、株洲;右翼之第四十师团及第十七独立旅团循洞庭湖西岸,向沉江、益阳而趋衡阳;正面左翼之第十三、第三师团突破通城防线后径向平江、浏阳攻击前进,与右翼之敌形成钳形攻势。日军之第二线部队跟随南进,战区大军在薛岳司令长官指挥下与敌展开激战,敌我伤亡俱惨重。5月27日起中路日军发动全面进攻,中国军队防线均被日军突破。大约在6月上旬战区判断敌人可能很快大举进犯长沙,于是调第4军集中长沙待命。第59师师部设在天心阁附近,担任浏阳门以南沿南郊直至江边一线防御,并构筑和加强城防工事;第102师师部设在浏阳门附近,担任长沙东面及北面防御,也构筑和加强城防工事;第90师仍在湘江西岸,师部设在岳麓山下,担任岳麓山、桃花山之线防御。军部设在长沙城中心长沙沿江一带也构筑坚固的工事,是用杉木一根根拼成的木栅,除了开有两个小门外江边与岸上被木墙隔绝开来。在得知日军由湘北出动的消息后战区长官部发出市民疏散令,3日内市民便全部疏散完毕。第59师抽出第177团为总预备队,归军部指挥。
(十五)军部还直辖一个7.5厘米口径的山炮团及一个重迫击炮营,用于市区防御。另有一个15厘米口径的榴弹炮营(4门),用于岳麓山方面的防御。当时长沙备有足够的粮食和弹药,还有两艘汽船、十几条木船,供东西两岸联络之用。长沙到西岸有水底电话线,随时能通话。长官部南撤后为协助张德能军长指挥作战,特别留下长官部参谋长赵子立驻西岸与第90师一起共谋策划。战区还指挥有飞机,可供与长沙联系。6月3日第五十八军奉薛岳司令长官令:集结于浏阳河南岸之普迹市、金刚头地区,并指挥第二十军及第一六二师、第九十五师进攻浏阳及其附近浏阳河南岸敌之第十三师团。中国军队当即策定攻击部署:以第五十八军为主攻军,第二十军为左翼进攻军,第九十五师为右翼进攻师,第一六二师为机动师。4日拂晓第五十八军向跃龙市、浏阳,第二十军向江背、小女市,第九十五师向高坪之敌同时展开猛烈进攻,连日激战后迫敌退守浏阳河北岸,敌我隔河炮战。7日新编第三军之第一八三师奉战区令由江西调浏阳,归第五十八军鲁道源军长指挥,该师当即加入战斗序列。随即情况变化,敌第十三师团之主力南窜上栗市,企图趋萍乡。薛岳司令长官立令第五十八军追击南窜敌之主力,第五十八军(附第一八三师)当即迅追猛击,与敌一路激战。敌沿途南窜北突,东闪西击,极尽凶狡。9日在蒋埠江第五十八军日前派至第一八三师之督战官张天举阵亡,该师师长余建勋大腿亦负弹伤,午后送泰和医院治疗,职务由该师参谋长王少才代理。中国军队沿途追击,与敌激战至萍乡附近,此时敌之第三师、第二十七师团先后由长沙、株洲窜达渌水南岸,与中国军队激战,并派部队应援敌十三师团。接近萍乡之敌第二十七师团于20日晨突以步炮联合之支队突袭赤山桥军指挥所,被痛歼而败溃,中国军队与敌继续战斗于萍乡地区。6月11日日军进抵长沙市郊捞刀河一线,为了攻占长沙并向衡阳进犯,日军在湘江东西一线130公里正面上首先占领浏阳、宁乡、株洲、醴陵、湘潭等县城,尔后进攻长沙,至6月14日前后浏阳、宁乡、益阳均被日军占领,形成对长沙城的包围之势。在这些前沿阵地中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激烈交战,进行顽强抵抗。防守宁乡县城的某部一营与日军进行肉搏战,最后全营壮烈牺牲。

(十六)6月13、14日前后每晚都有敌机在长沙上空盘旋,并用机枪扫射。日军对长沙进攻分作三路:一路向长沙以西(即湘江西岸)的桃花山、岳麓山方面进发;一路向长沙以北捞刀河方面压来;一路从长沙以东直奔城南,17日三路敌军开始包围长沙。6月15日日军占领长沙市外围阵地——石马铺、狮子湾、阿弥岭、金盆岭,随后推进到杨家山、左家塘、妹子山一线。6月15日下午3时中国军队发现敌人在城南向市区进军,并向警戒阵地及前进阵地开始攻击。战斗刚发生便闻炮声隆隆,是榴弹炮的声音,不到半小时据第176团报告称警戒阵地和前进阵地被敌人占领,守兵撤回到主阵地。当日西岸方面也发现少数敌人,向桃花山、岳麓山进击。长沙东面和北面没有发现敌人,直至晚间情况没有变化。16日敌一部向城南阵地突出部红头山攻击,该阵地由第59师第176团第3营防守,战斗激烈,从中午12时战至下午6时敌人才占领红头山。同时长沙东南面亦有敌军进攻,南面红头山左翼阵地一处也被敌军突入,但仍阻止敌人的继续前进。17日敌军向长沙中国军队主阵地攻击,战斗尚不激烈,阵地无变化。西岸敌人占领桃花山后继续前进,山地阵线绵长,侧翼暴露,受敌威胁严重。该师师长陈倪认为守军势单力薄,阵地难以长久坚持,在敌军猛烈攻击下请求长沙方面支援。当日上午战区参谋长赵子立与张德能召集各师长、副师长及军参谋长开会研究,决定固守岳麓山,以待援军,翌日黄昏开始渡江,并调整部署。他命令第59师175团于黄昏后先行渡江,至岳麓山增援第90师的正面;以176团固守长沙主阵地,以待外围反攻部队的到来;其余部队逐次船载渡江,至西岸集结待命。当时的战况在长沙方面敌向主阵地攻击,无多大进展,直至晚间枪声沉寂。第二日半夜12时增援部队第175团向渡江地点进发时,见人马拥挤,不能前进。团长陶富乾预料即使到达江边,亦不易找到渡船,与其坐守等候,不如突出敌围。该团乃将队伍折回东南方向,乘半夜突围出城,当晚渡过多少人无人统计,也无法统计。不多久又发现守西岸的队伍纷纷到来,岳麓山已经失守了。留守长沙的176团团长屈化平知道长沙守不住,不守又有责任,就只身走了,副团长李春鹏则率领少数队伍南下。18日日军在空军和炮兵的支援下攻占岳麓山的中国军队炮兵阵地,长沙城失陷,第九战区部队退至湘南、湘西山区。此役盟军空军出动10余架飞机轰炸停泊霞凝港的日舰,炸死炸伤日军官兵数十人,炸毁多门大炮及弹药。
昆仑关战役
(一)昆仑关战役爆发前的1939年9月中国军队击退日本陆军第11军对长沙的进攻,10月国民政府在衡山召开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总结第一次长沙战役的作战情况,并决策发动新的攻势。29日蒋介石在会议训词中宣布:“我们今后的战略运用和官兵心理一定要彻底转变过来,要开始反守为攻,转静为动,积极采取攻势。”会议结束的11月5日蒋介石截获“日本有南犯企图”的情报,美、英军事情报机关也发出情报:“日本舰队目前在东京湾集结,它说明对南宁的作战已迫在眉睫。”于是蒋介石立即从衡山直接飞桂林,为迎战日本新攻势作战斗安排。桂系第16集团军第46军的新编第19师(师长为黄固,该师于1938年秋组建,大部为民团转成)驻防钦县、防城一带;第175师(代师长为秦镇,后任师长为冯璜)驻防合浦、北海一带;第170师(师长为黎行恕)驻防贵县一带;桂系第16集团军第31军的第131师(师长为副军长贺维珍兼)驻防桂平;第135师(师长为苏祖馨)驻防大湟江口一带;第188师(师长为魏镇)驻防平南。这个军事部署是基于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判断日军只可能从广州湾(湛江)登陆北上夺取柳州,不可能冒险夺取南宁而设置的。由于新编第19师是一支刚组建的地方队伍,武器、训练、士气都极差,因此从钦县到南宁可以说基本上无防御兵力。更加严重的是白崇禧见广东开平、阳江、阳春、新兴一片富庶地区既无中央军又无日军,如果桂系控制便掌握广东南路,还掌握更多的出海港口,于是迫不及待命令第31军加速完成战备,并开进广东上述地区。防线一下子扩大到上千公里,守备实际上非常薄弱,而且没有纵深防御。1939年11月日军将第5师团、台湾混成旅团、第5舰队等部隐蔽集结于海南岛南端的榆林港,闪电般出现在钦州湾,疾速登陆,攻陷防城。24日日军占领南宁、龙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急调第5、第99、第36军向广西增援,军长杜聿明受命向昆仑关反击。1938年10月日本占领武汉和广州,但日本非但没有达到迫使中国政府投降的目的,反而遭遇到更顽强的抵抗。日本军部“南进”派即认定必须切断中国对外最后的交通线,以期实现一举解决“中国事变”的计划。

(二)1939年4月15日日本海军部《情况判断》认仅靠陆军已很难进行内陆方面的大规模积极作战,“在此情况下由陆、海军协同尽快占领华南沿海的最大贸易港口汕头。成功之后即以一个兵团向广西方向挺进攻占南宁,以切断敌经法属印度支那方面的海外最大补给交通线。日本决心发动桂南战役为的是彻底切断中国抵抗其侵略的最主要补给路线,据日本军事侦察所得情报显示中国获得外援最重要的路线即法属印度支那线,仅1939年9月运进中国总吨位1.47万吨中的1.25万吨即经此路线,达85%。6月日本参谋本部《兵要地志》也强调:“一旦进入南宁,以该地为基地,则交通四通八达,远可通往广东、湖南、贵州、云南,所以南宁-谅山的道路形成蒋介石政权联络西南的大动脉。为了直接切断它,首先必须夺取南宁。南宁一旦占领,无须置重兵于东京湾附近即可以完成作战目的。”同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更急于解决中国问题,以便腾出兵力抢占西方列强在亚洲和太平洋的殖民地,以配合德、意两个盟国,并缓解德国对其解除对苏联威胁的不满。认为:“中国事变的解决之所以如此拖延,是由于苏联和英、法、美对蒋介石政权的支援,藉欧战发生各列强无力顾及中国的时机,解决中国事变。”9月4日日本内阁首相、陆军大将阿部信行发表声明:“值此欧洲战争爆发之际,帝国不予介入,决定专向解决中国事变迈进。”日军大本营发出“准备迅速处理中国事变”的命令,又发出《大陆命令第375号》:“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应以一部协同海军迅速切断沿南宁至龙州之敌补给路线。”同日还发出“大陆指第582号”陆、海军中央协定:“本作战之目的在于直接切断沿南宁-龙州敌补给联络路线,并强化切断沿滇越铁路及滇缅公路敌补给联络路线之海军航空作战。”并规定作战时间为11月中旬。19日西尾寿造下达作战命令,开始广西作战,命令参加作战的部队为第五师团、台湾混成旅团、其他配合部队、第五舰队(11月中旬改称第二派遣支舰队)、海军第三联合航空队,其兵力总共约三万人,还有军舰70余艘、航母2艘、飞机100多架。

(三)日军广西作战的主力第五师团为日本陆军第一流精锐机械化部队,号称“钢军”,参加过南口、忻口、平型关、太原、上海、台儿庄、广州等战役,屡次担任主攻任务。坂垣征四郎原为该师团长,他升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后师团长由今村均中将接任,可见日本方面何等重视这次战役。日本认定切断这条路线将必然使中国丧失抵抗能力,从而可以立即结束在华战争,完成它对中国的侵略任务。大本营陆军部作战部长富永恭次更宣布:“这是中国事变的最后一战。”1939年11月9日日本全部进攻部队在三亚港集结完毕,第21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将亲自到三亚指挥。13日舰队从三亚启航,14日先头舰只抵达北海,以10余舰发动佯攻,驻守北海的175师一个营给予日军以回击。军事当局命令防卫部队彻底炸毁北海市,只是因为指挥北海保卫战的桂系第16集团军第46军175师第524团团长巢威感到日本军并非要在北海登陆,从而避免北海的彻底破坏,当晚日舰停止对北海的进攻,转向钦州方向。钦州方向防守的是桂系第16集团军第46军新编第19师,新编19师大部分是由民团转成的新兵,战斗力不强,防城企沙、龙门两地各一个营抵抗一天后败阵,日军登陆。在钦县犁头嘴防守连连长报告第16集团军第46军新编第19师55团黄廷才团长竟然认为这是敌惯常骚扰而已,不必认真,结果毫无战斗准备的新编第19师所属部队溃败,日军顺利登陆。战至1939年11月17日日军占领钦州、防城,并立即分兵北上。18日日军进攻第46军新19师师部所在地小董,师长黄固临阵退缩,竟只身逃跑(后来该师师长黄固被撤职,黄廷才交军法审判),所辖军队溃散,日军继续北上。而十万大山区土匪组成许多便衣队为日军先导,致使日军加快北进速度,22日傍晚抵达南宁市邕江南岸。日军登陆后的1939年11月16日蒋介石在重庆召见白崇禧,令其不必再参加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立即返桂林指挥作战。白崇喜要求以桂林行营主任资格全权指挥,不须第四战区司令张发奎插手,各军须直接听从行营命令,蒋介石批准该项要求,并调其最精锐的第五军等中央军部队归白崇喜指挥。

(四)白崇喜立即电令第五军代军长杜聿明,立刻率部乘火车从衡阳赴桂南。又电令恢复桂系将领夏威第16集团军司令职务,原已任命的蔡廷锴待命。16集团军立即集结,副总司令韦云淞及指挥所人员19日抵达南宁,各部分别赶赴日军进军必经之地阻敌北进。白崇禧本人于1939年11月19日由重庆飞桂林,21日率部抵达迁江,设立行营指挥所。1939年11月23日日军第5师团在飞机掩护下开始强渡邕江,夜晚135师405团团长伍宗骏擅自令其所辖404、405两团放弃阵地撤退,韦云淞命令135师师长苏祖馨截回所部,伍宗骏抗命,不肯恢复原来的阵地(伍宗骏后来被判刑五年),南宁市内正面已无军队防守(1940年2月21日战后柳州检讨会上,135师405团团长伍宗骏被扣留交军事法庭会审,第135师师长苏祖馨撤职留任)。1939年11月24日凌晨日军今村均中将下达夺取南宁命令如下:第4飞行团(本乡义夫少将)之飞行第64战队(战斗机)、飞行第31战队(轻型轰炸机),独立机枪第16、第21大队,独立装甲车第52大队,山炮兵第111联队,独立山炮兵第10联队,独立攻城重炮兵第11大队协同步兵第5师团进攻邕宁城防,夺取南宁全歼中国守军;步兵21旅团之步兵第21联队强渡邕江,攻击南宁市区,夺取南宁后转向攻击二塘;步兵第42联队则直接攻击二塘之守军。24日拂晓170师在邕宁与日军激战,上午日军第5师团步兵21旅团之步兵21联队从市区渡江,下午南宁全城陷落。25日晨200师第600团在二塘独战日军第21、42两个联队,日军在飞机掩护下对170师和200师两个团阵地猛攻,国军顽强抵抗,600团团长邵一之、团副吴其升阵亡。鉴于战况不利时170师师长黎行恕与200师师长戴安澜决定黄昏后撤退至高峰隘,虽然未能阻止日军前进,但这是日军自钦、防登陆后遇到的最激烈抵抗,战斗进行两天两夜。1939年11月26日日本第21军司令官安藤利吉认为大局已定,无需再亲自指挥,宣布所有日军组成邕钦兵团由第5师团长官今村均指挥,安藤本人则于27日离开钦州回广州。
(五)日军于26日起在飞机掩护下猛攻高峰隘,国军尽管顽强抵抗,终于不支,于12月1日失守高峰隘。12月4日日军占领昆仑关,接着暂停进攻,调整部署,双方以昆仑关一线山地为界,暂时对峙。日军刚占领南宁时白崇禧即要求立即趁日军立足未稳,兵力尚薄弱马上发动反攻。杜聿明发出要求电报:“重庆委员长蒋,军令部长徐。重庆军政部军务司王司长转呈部长何钧鉴:密。目前侵占南宁之敌,其兵力尚不及两师,此次乘我兵力分散虽侥幸成功,但以交通阻塞,除少数山炮外其他重兵器及机械化部队均无使用,而补给尤为困难。现我军所处情况则实为相反,故此时我军正宜乘敌孤军深入后援未济之时集结优势兵力,配合地方民众,迅速(12月10日前)反攻,以击破该敌而恢复国际之重要交通。用敢不揣冒昧,谨申关于攻击前部署意见,以上所陈是否有当,伏维鉴核示遵。迁江第5军代军长杜聿明东午参一。”日本方面轻敌,在接获汉奸密报谓南宁昆仑关以北已有十余万国军集结之后今村均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未予理睬。而更高层则仍希望继续开展谋略工作,企图策动桂系反蒋,分裂的中国无疑是有利于日本侵略的。1939年12月8日蒋介石决定反攻,白崇禧将此决定转达各部,目标是攻略昆仑关,而后收复南宁,各部亦开始反攻准备。1939年12月中旬中国军队集结基本完成,蒋介石又派陈诚、李济深监督白崇禧作战,第四战区司令张发奎也由韶关抵达迁江。1939年12月15日白崇禧以桂林行营名义发出第一号反攻令,中央军第5军军长杜聿明召开第5军团长以上军事会议,布置对昆仑关之攻坚战。他制定的是“关门打虎”的包围全歼战术,以第200师(师长戴安澜)、荣誉第一师(师长郑洞国)正面主攻昆仑关;新编第22师(师长邱清泉)为右翼迂回部队,由小路绕过昆仑关,攻占五塘、六塘,打击南宁方面日本援兵;第200师副师长彭璧生率两个补充团担任左翼迂回支队,绕甘棠、长安攻击七塘、八塘,侧击昆仑关之外,堵住昆仑关守敌退路并阻击日军北上的援军。杜聿明将军的机械化重炮兵旅已经开到昆仑关附近丘陵地带的密林中,在距日军前沿阵地仅三四华里的地方迅速构筑起阵地,一排排炮口已经对准日军的阵地。

(六)号称“德国将军”的邱清泉第22师战车部队也已从昆仑关以北的思陇越过重重大山,经太平村向昆仑关南面的五塘地区穿插。今村均于1939年12月15日中方军队发出第一号反攻令的同日他命令第九旅团长及川源七少将率领数千日军,南向去奔袭中越边境的龙州、镇南关(友谊关),这支部队于17日出发,而中国军队总攻击时间定于18日拂晓。昆仑关关内守敌为第5师团主力第21旅团的松本总三郎大队,以第21旅团第42联队及第21联队在九塘至南宁一线作为后卫呼应。1939年12月18日西路军桂系第16集团军第31军170师在昆仑关西侧发起高峰隘战斗,东路军桂系第46军175师进入昆仑关侧后破袭邕钦公路。18日凌晨昆仑关内战斗打响,先是炮战,中国第5军的重炮兵团以及各师炮营同时开火,日本方面除炮兵外还有上百架飞机的轰炸。炮战打响后中国第5军的重炮兵团以及各师炮营同时开火,炮火延伸后第200师与荣誉第一师开始攻坚,成千的士兵端着刺刀在战车的引导和掩护下冲上日军的阵地。在反应过来的日军炮火拦截时双方已绞杀在一起,逐尺逐寸的争夺着每一处阵地,日军步兵第5师团长今村均中将在南宁城内直到中午才收到昆仑关及附近地区被中国军队攻击的消息。战至夜晚荣誉1师攻占昆仑关附近的仙女山、老毛岭、万福村、罗塘和411高地,第200师攻占653、600两个高地。另外西路友军170师发起攻击高峰隘的战斗,占领高峰隘附近山头,阻击日军援军。于是中国军队决定加大攻击的力度,迅速扩大战果,杜聿明命令荣一师连夜从侧翼向昆仑关主阵地发动攻击,吸引日军注意力。第200师主力隐蔽接近,乘乱突袭,但也同时电令外围部队严密监视南宁方向敌人动静,以防日军奸计夜袭。但荣誉第1师攻击的方向不太顺利,居高临下的日军用密集的弹雨压制荣1师一次次的进攻。军属各炮兵部队拼命将各种炮弹打到关上阵地里,巨大的尘土柱拔地而起,整个阵地几乎就象犁田一样被各种型号的炮弹翻了一遍。然后是进攻、压制、炮击,周而复始,但战斗进展仍然非常缓慢。日军主阵地修筑的非常坚固巧妙,加上日军知道不妙后背水一战而异常顽强,并且开始发动一次次的疯狂反冲击,很多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
(七)1939年12月19日晨7时许第200师击溃日军第3次疯狂的反冲锋后乘势追杀,撕开日军主阵地防线,乱军里还突入并消灭日军一个中队指挥所。荣一师第600团遂对各自为战的日军分割包围,并一举攻占昆仑关主阵地,将残余日军压退到关南的几处小高地上。激战一天一夜后荣1师第600团终于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停止攻击,向友军移交阵地后依令撤出主阵地休整。杜聿明闻报经一夜激战终于光复昆仑关主阵地,马上督令各部做好最后攻击准备,决心在以后的两日内收拢包围圈,彻底消灭面前的这个日军精锐大队。然后就可以腾出手来协同友军直扑南宁,圆满完成白长官的桂南反攻作战计划。1939年12月19日中午日军出动飞机狂轰滥炸,今村均派出第21旅团第21联队,由联队长三木吉之助大佐率领抵达昆仑关阵地,并夺回昆仑关主阵地,其他阵地也在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激烈争夺中。12月19日午后邱清泉率新22师右翼迂回部队占领昆仑关敌后之五塘与六塘,日军步兵21联队由联队长三木吉之助大佐率领救援昆仑关,突击非常迅猛,在炮兵的支援下几次冲锋后竟然突破新22师在五塘的阻击阵地,直奔九塘而来。实际上邱清泉是擅自作主将日军放进来,九塘埋伏有邱清泉的新22师战车部队,新22师的战车部队就埋伏在道路旁的树林里。步兵第21联队下午八时许到达九塘,立即被埋伏在公路两侧的邱清泉坦克部队切断后路,坦克炮火将六塘至七塘的桥梁全部轰塌,整个联队被优势的中国军队分割包围,陷入完全孤立被歼的境地。邱清泉指挥战车部队向被围之日军发动猛烈攻击,中国战车部队在日军还没反应过来时在中央公路上向日军车队冲撞扫射,日军顿时溃不成军,退向两旁山地躲避,公路上丢下累累敌尸和各式车辆二百多部,各种轻、重武器更是无数。这时昆仑关上的日军发动反击,前来接应步兵21联队,逃出战车打击的日军步兵21联队在昆仑关上日军接应下合兵一处,这才渐渐回过神来。逃上昆仑关的三木气急败坏,要来飞机支援,在包围圈里疯狂反扑,虽然在九塘中步兵21联队的车辆与火炮都丢了,然而步兵损失不是很大,兵力还是比较完整。于是一波一波的日军竟然不顾主阵地正在被己方飞机狂轰乱炸、疯狂反扑,竟然又击退昆仑关主阵地上的国军一个守备团,重夺昆仑关后据守待援。

(八)其后五塘也被日军重兵夺回,再随后日军猛攻六塘。日军为了对付国军坦克,动用很多速射炮,并出动大批敢死队,身抱炸药爆破国军坦克,在飞机的支援下发动疯狂突击。虽然国军新22师遭到较大损失,但六塘则始终被邱清泉坚守住,这在打击日军增援上作用极大,有效地保证昆仑关战斗。在台湾旅团林义雄大佐第一联队由南宁增援昆仑关时就被邱清泉亲率主力堵在六塘激战,邱清泉死守六塘成功,给以后的昆仑关战斗奠定胜利的基础。杜聿明不失时机命令荣1师郑洞国派该师郑庭笈第三团暂归第200师戴安澜指挥,从右翼包围九塘。郑团利用黑夜会合600团的先锋营攻占九塘西侧高地,紧紧地收拢包围圈。由于日军有援军的加入使得关上兵力大增,北向前来增援的日军台湾混成旅团渡边信吉大佐第2联队也遭到前来昆仑关侧后破袭邕钦公路的桂系第46军175师层层阻截,日军台湾混成旅团渡边联队在陆屋遭遇中国军队175师第524团(团长巢威)阻击,激战三日不能通过。第524团指挥果断、士气高昂、主动出击,尽管日军有飞机助战且施放毒气,仍将渡边联队堵住,而联队长渡边大佐亲临战地指挥突击时被击毙,渡边大佐阵亡后台湾步兵第2联队失去指挥,只得撤回钦县。西路军桂系第16集团军第31军170师于19日占领高峰隘附近隘口东西两侧山头,但日军除守隘口之一个加强中队占领隘口外又从南宁派联队长纳见率一个大队(欠一个中队)于12月19日夜潜过隘口到北侧两公里处埋伏。1939年12月20日昆仑关内日军渐渐不支,频频告急,同日中国东,西两路部队也分别在南宁附近发动反攻。今村急令正在向龙州和镇南关攻击的步兵第9旅团分出第三大队的伊藤部队乘坐105辆汽车返回驰援昆仑关,同时命令第21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亲自率旅团主力步兵第42联队增援昆仑关。然而邱清泉的新22师在五塘附近坚决地堵截中村的步兵第42联队,日军步兵21旅团的炮兵与骑兵部队配合步兵第42联队发动疯狂突击,战斗中新22师的坦克部队遭受很大损失,然而整整激战两天,步兵第42联队就是一直不能前进。20日拂晓高峰隘两侧的170师守军遭隘口北侧埋伏的日军突然偷袭,高峰隘已攻占的两处阵地失守,中国军队败退至葛圩一带。白崇禧亲自作阵地视察亦无改观,始终无法攻占高峰隘,致使西路军在南宁南部的苏圩集结,阻止敌后增援的初衷无法实现。
(九)1939年12月21日蒋介石对昆仑关战役及整个桂南战役进展缓慢极其不满,给桂林行营及各参战部队下达命令:“前方各部队与炮兵等如有不积极努力进攻,或不能如限期达成任务者应即以畏敌论罪,就地处置可也。”国军各部队习惯于保存实力、互相推诿使日军获益,例如冯璜于11月22日接任175师师长时白崇禧对其交代:“现在大敌当前,第16集团军各部队长官间还闹意见,你见他们时传达我的意思,请他们好好的以大局为重,放弃成见,共同抗日。”而16集团军司令夏威则交代冯璜:“抗战是相当长期的,不可把‘本钱’一下赌光。”1939年12月22日拂晓邱清泉部主动撤出战斗,中村正雄率第42联队方抵达七塘,但又被阻截。下午1时半三木大佐告急:“黄昏前旅团如不能到来,第一线难以确保。”而紧急回援的邕龙路上的伊藤部则在西长圩被西路军桂系第31军131师截击,今村均不得不派南宁仅有的两个中队和两个机枪小队前往援救,又在苏圩附近遭西路军桂系第31军188师阻击。1939年12月23日上午日军第42联队联队长中村正雄受伤,至1939年12月23日仅第5军正面进攻的两个师伤亡就达2千余人,日本军伤亡也在千人以上。战斗空前惨烈,戴安澜将军亲率200师两个团兵力以大刀、铲刀和血肉之躯一路斩草开路,割破日军设下满山遍野的铁丝网,向昆仑关最后一道大门界首阵地发起猛攻。但界首高地是日军最坚固的据点,上两层下一层碉堡,构成交叉火力,中国军队攻击受阻,六天战斗未获理想战果,而敌军援兵已从各地开来,形势不容乐观。杜聿明分析两得两失的教训是日军在关口两侧有坚固的堡垒工事,组成交叉火力网,致使中国军队攻击失败。于是决定改变战法,集中优势兵力,从外围攻击各据点,逐渐缩小包围圈。1939年12月24日中村旅团主力从七塘拼死朝昆仑关突进。早晨八时头裹绷带的中村少将抵达九塘以西督战、防守九塘的就是担任右翼迂回阻截任务的荣一师郑庭笈第三团以及第200师600团第1营的部队。居高临下的郑庭笈用望远镜发现九塘公路边大草地上有日军军官正集合开会,马上命令第1营以轻重机枪、迫击炮集中火力猛击。第600团第1营急促出击,打乱日军的中枢指挥系统。中军一群迫击炮炮弹落入会场,当场把中村旅团长炸成重伤,日军在混乱中醒悟过来以后发动反扑,不过第200师600团第1营及时撤离了。

(十)中村正雄被迫击炮炸成重伤以后日军步兵21旅团主力陷入混乱,当天在九塘没能发动进一步的突击。中村正雄的伤势非常严重,当天下午中村发生严重感染并很快衰竭死亡,中村正雄阵亡后日军在九塘的攻势基本陷入停顿。打扫战场时在中村正雄尸身上搜出一个日记本,该旅团长在战死前写到:“日军第5师第21旅团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有‘钢军’称号,那是因为我的顽强战胜俄国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一支比俄国军队更顽强的军队。”12月24日在西长圩被桂系31军阻截包围整三天的伊藤大队及其援军在飞机掩护下均得以向南宁方向突围,而向南袭占中越边境镇南关的及川支队接到今村均返回南宁的命令便销毁缴获的大批战略物资,撤离龙州、镇南关。白崇禧得知第一批回窜之敌逃脱、第二批又在返回后唯恐及川支队增援昆仑关导致中军进攻失败,急电西路军总指挥桂系韦云菘:“如再放过第二批回窜的敌军,影响主力兵团方面的战局,该副总司令应受严惩。”结果仍被日军主力逃脱。1939年12月25日荣一师第二团在团长汪波率领下步炮协作,攻下罗塘南高地,全歼守敌二百余人,这是很重要的突破,杜聿明传令嘉奖。接着各师、团军心振奋,依次攻克昆仑关周边诸高地,更多的火炮直接进入最有效的攻击位置,有利地协助着步兵每一次攻击。国军改变攻击战术后面对这种步步为营、层层推进的战阵,关上的日军就束手无策了,阵地一旦失守后日军就很难再反扑成功了。但就在当天台湾旅团的援军也抵达南宁八塘附近,至于步兵21旅团的步兵42联队则在24日就已进入九塘地区,12月25日今村均任命步兵42联队联队长坂田元一大佐代理步兵21旅团长,并空投几十名军官到九塘地区补充基层指挥机构,九塘地区日军的攻击作战又活跃起来,并于当天攻下九塘,抵达昆仑关地域,只是还被挡在关下。1939年12月26日在八塘国军奋力阻击台湾旅团的援军时国军第5军对昆仑关发动总攻击,戴安澜将军率第200师担任正面主攻,他亲赴一线战壕指挥将士冲锋陷阵,并将自己全部的警卫力量一起投入攻击,第200师两日内连克同兴堡、罗塘堡、653高地。
(十一)但在夺取653高地时戴安澜将军被日军炮弹炸伤,戴安澜将军中弹后依然不下火线,带伤指挥战斗。整个200师的将士大受感动、奋力猛攻,一直打到界首高地附近才被日军阻击住,当第200师在界首高地被阻时戴安澜将军则因伤势严重被部下强行送进了野战医院包扎。界首高地位于昆仑关北,是日军最坚固的据点,也是昆仑关最高的制高点,依山而筑各种明暗工事与火力点,反攻部队的后方炮火很难给予有效打击,第200师先后4次发动强攻都被日军打了下来,针对这种情况时国军决定在28日夜晚强攻界首高地,并调集荣誉第一师的郑庭笈团协助第200师强攻。荣誉第一师全体士兵都是久经沙场,战斗经验丰富,并曾在对日作战中负过伤的老兵。步兵战斗力第5军最强,郑庭笈的第3团更是以作战勇猛著称,被称做敢死团。团长郑庭笈也是个敢赤膊上阵舞大刀的拼命三郎,在界首高地攻击战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1939年12月28日夜晚第200师与荣誉第一师郑庭笈团对界首高地发动总攻击,荣誉第一师第3团冲在最前面充当敢死队,在炮火掩护下士兵们手里拿着大刀、身上绑着手榴弹扑向高地。他们凭借着火力支援,在互相掩护中迅速靠近目标,爆破日军掩体工事。对一些不好爆破的目标时一些士兵采取肉弹攻势,拉燃手榴弹直接冲进日军的山洞里、坑道里深处与日军同归于尽。在敢死爆破攻势下日军的界首防御被打开了,但荣誉第一师第3团的第一批爆破队员也在日军的拼死抗击下很快就拼完了。郑庭笈咬牙连续下达第2、第3梯队爆破手跟进攻击的命令,同时命令全团所有轻重火力集中射击,掩护爆破小组前进。在荣誉第一师第3团的敢死爆破攻势下日军界首高地大多数火力点被歼灭,第200师乘势发动最猛烈的攻击,日军也派出反击部队进行坚决反击,反复发动反冲击,在界首高地多次爆发激烈肉搏战。日军也派出身上绑满炸药的敢死队,舞着刀朝国军攻击部队猛冲过来,战况最激烈时郑庭笈都拿着指挥刀去肉搏了。然而日军依然无法阻止国军的猛攻,战至天亮国军冲上界首高地,以后又打退残余日军的几次反扑。

(十二)1939年12月29日白天第5军完全肃清界首高地的日军,界首大战是昆仑关战役中最惨烈的战斗之一,荣誉第1师第3团在这次战斗中九个步兵连,七个连长伤亡,郑庭笈团长身边的司号长李均也阵亡了,团长郑庭笈本人也负了3处轻伤。界首被攻克后日军昆仑关主阵地已在国军俯视之下,虽然九塘日军步兵42联队主力此时也正好突破阻击进入昆仑关主阵地与步兵21联队残余部队汇合在一起,然而已经晚了,攻克界首高地以后日军步兵21旅团被国军完全包围在昆仑关。在五塘、八塘是中国军队阻援部队虽然伤亡严重,但依然坚守住阵地,台湾旅团的援军一时无法抵达昆仑关。国军最高统帅部下达命令,乘此良机拿下昆仑关全歼日军步兵21旅团。12月29日攻克界首当天第5军命令新22师对昆仑关主阵地发动总攻,由于界首被国军获得,国军居高俯视,机枪迫击炮打的得心应手,这样就大大减轻攻击昆仑关主阵地的难度。但昆仑关地形特殊,昆仑关所在的昆仑山被称为“昆仑台地”,虽然海拔仅有300多米,但由于这里地势险要、河川纵横、道路狭窄,不适宜大规模作战,所以虽然取得界首,但国军攻打昆仑关也并不容易。坂田元一率领步兵42联队主力进入昆仑关时界首正好失守,坂田元一在昆仑关主阵地与三木汇合后清点日军的兵力与物资,发觉日军已经山穷水尽,无论21联队还是42联队兵员都已不多。在昆仑关主阵地中日军步兵21旅团经过激战只剩下3000多士兵了,而且已经面临弹尽粮绝的局面,坂田元一下令:“破损无弹军器一律拆散就地掩埋,军械不足就削制竹刀竹枪,为帝国战至最后一刻。”12月29日中午国军发动总攻,日军拼死抵抗,没有枪械的日军拿着竹枪或刺刀组成肉搏队,埋伏在山上草丛里,等国军士兵靠近后突然跳出,近距离发动肉搏战。还有子弹的日军则组成狙击小组专放冷枪狙击国军,还有一些日军倒地装死拿着手榴弹或刺刀等着国军上来突然就蹦出来拼命。
(十三)整个昆仑关没了大规模的枪战炮战,到处都是三五成群的日军发动的零星肉搏战或自杀爆炸战。日军困兽犹斗之顽强令人惊奇,由于日军刺杀技术比国军强,在这些零零星星却又连绵不断的肉搏战中国军付出很大的代价。但中国军队并未被日军这种抵抗吓倒,前仆后继猛烈攻击,枪械施展不开就用棍棒大刀与日军拼命。1939年12月30日新编第22师邓军林团胜利攻克昆仑关,但不久又被日军夺回。紧接着又被荣1师攻占昆仑关北侧,但日军仍顽强守卫这高地的南侧。1939年12月31日日军步兵21旅团代理旅团长坂田元一大佐自杀,步兵21旅团的旅团旗(不是军旗)烧毁。步兵第21联队长三木吉之助大佐,领几十名日军拿着军刀竹枪埋伏在草丛里与一股搜山的国军展开肉搏战,最后全部被刺死打死。1940年1月1日日军飞机对昆仑关界首高地北侧狂轰滥炸,步兵大举进攻。荣一师守卫高地的一个团加一个营战至仅剩百余人,但仍坚守阵地。1940年1月1日中午及川支队数千主力抵达八塘,今村均命令及川少将接替被击毙的坂田元一担任前线总指挥。第5军第三次攻克昆仑关北侧,并歼灭第21旅团的两个主力联队之后就计划向南进军,一举收复南宁。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第21旅团的剩余部队、台湾混成旅团的第一、第二联队仍在九塘至八塘间,第5军向南宁方向继续进攻的第一仗便在昆仑关至九塘间的441高地打响。1940年1月2日拂晓荣一师举全部残余兵力反攻昆仑关界首高地南侧,激战一整天后毫无进展,双方仍旧维持原有阵地。1940年1月3日杜聿明调集200师主力及新22师一部协同荣一师继续战斗,战况更为惨烈,双方死伤都极为惨重。入夜日军抵挡不住败退九塘,昆仑关中期战役结束。包围圈内日军步兵21旅团基本全部被歼灭,除在被包围圈外与先前在增援昆仑关战斗中负伤后送的以外只有少数日军化整为零跑出包围圈,被包围圈外的台湾旅团及九塘留守部队收容。

(十四)1940年1月4日荣一师因伤亡惨重,奉命撤出战斗移师思陇休整,第5军继续进攻,而败退九塘之日军也奉及川源七命令于4日拂晓放弃九塘撤退至八塘固守。国军新编第22师进驻九塘,第5军继续进攻八塘,日军拼死抵抗,1940年1月7日鉴于今村均急于亲自上阵并以第5师团全力为第21旅团报仇,并打算与中国军队开始决战,21军军长安藤利吉命令其固守南宁待援:“波集团(第21军)企图将有力兵团调至南宁,歼灭聚集于南宁方面的敌军。第5师团仍应确保南宁及附近要地,以利转用兵团之挺进。”7日起调往桂南的第18师团(师团长久纳诚一中将)、近卫混成旅团(旅团长樱田武少将)共1.5万人从广州上船,日本军部被中国军队的攻势震撼,曾派大本营参谋次长泽田茂从东京赶到广州,并派南支那方面军副参谋长佐滕贤了、作战主任藤原五,陪同日军参谋本部作战主任荒尾兴功、中国派遣军副参谋长铃木宗作等到达南宁,但未能改变第21旅团的失败命运。1940年1月10日蒋介石亲临迁江,与白崇禧、陈诚、张发奎、徐庭瑶、林蔚等讨论下步作战计划。白崇禧提议:“乘敌新败,援军未到,集结到广西的中央军李延年第2军、甘丽初第6军、姚纯第36军、傅仲芳第99军会同第5军等部队,发动攻势,一举收复南宁。”10日日本第21军制定《宾阳会战指导方案》,定于1月下旬在以宾阳以南地区决战。战至11日未果双方在九塘至八塘之间形成对峙状态,至此昆仑关攻坚战结束。1940年1月12日第5军进攻八塘仍毫无进展,而第5军在经过苦战之后伤亡甚重、人员疲惫,已经不适合战斗,于是奉命转移至思陇、黄圩、太守等地休整,攻击任务移交姚纯的第36军接替,这样国军第5军正式退出战斗序列。1940年2月26日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宣布:“当前已无反攻南宁的必要。”整个桂南战役到此结束。此役日军第12旅团班长及军官死亡达85%以上,士兵死亡4000余人,战机被击落20余架。旅团长中村正雄在昆仑关南5公里的九塘被郑洞国师第3团击毙,以至于战争后期日军不得不空投军官来指挥作战。而中国军队也付出惨重代价,共牺牲1.4万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