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辩证法大纲》5.3.2.1 感性知识的重要性

【本文转载自人民出版社1978年 仅供学习参考】

第二节 感性认识的地位和作用

1、感性知识的重要性

  感性认识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呢？

  感性认识是认识过程的第一阶段，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接触客观事物时首先取得的东西。它所反映的是事物的现象和事物的外部联系，因而是认识的低级阶段。然而这个阶段是认识过程的必经阶段。人们只有首先取得关于某种事物的感性认识，才可能进一步取得关于这种事物的理性认识。为什么呢？因为理性认识是事物的本质和事物的内部联系的反映，而事物的本质就存在于现象之中，而不是存在于事物的现象之外。如果不首先认识事物的现象，人们从哪里去认识事物的本质呢？人们认识的实际过程，总是首先积累了关于某一事物的感性材料，然后对这些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整理和改造工作，才达到关于这一事物的理性认识的。离开了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理性认识是依赖于感性认识的，“认识开始于经验    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1]“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2]

  哲学史上有唯理论一派，不承认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的真理。唯理论有唯心论和唯物论之分。唯心论的唯理论不但认为理性认识不依赖于感性认识，而且也不把理性认识看作客观事物的本质的反映。例如莱布尼茨认为，理性认识的普遍性、必然性不来源于外界事物，而来源于“理性本身”。这完全是唯心论的谬论。唯物论的唯理论承认理性认识是客观事物的本质的反映，从这一点来说它是唯物论的；但是它又认为理性认识不依赖于感性认识，这一点却又是唯心论的。例如斯宾诺莎，他反对笛卡儿的天赋观念说，主张一切观念都是对自然本身的认识，这显然是唯物论的。但是他又认为感性认识与其说是反映了客观事物的本性，不如说是反映了认识主体的状态，因而是模糊的、不可靠的；理性认识不需要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形成，而可以通过所谓“直觉”来把握“实体”，这又是唯心论的了。总之，这两种类型的唯理论尽管在对理性认识是不是客观世界的反映这个问题的解释上有唯物论和唯心论之分，但在否认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这一点上却都是唯心论的。按照这种见解，人们要获得理性认识，不仅不需要在实践中占有大量的感性材料，反而应该避免感性认识的扰乱，关起门来去作主观的冥想和推论。这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党的历史上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其思想实质就具有唯理论的性质，主要是唯物论的唯理论。他们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中所阐明的原理是反映客观规律的理性认识，从这一点说来他们还有一点唯物论。但是在下面两个问题上他们就陷入唯理论的错误了：第一、他们不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是从哪里来的。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之所以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成为科学真理，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亲身参加了群众性的革命实践，对当时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丰富经验作了科学的概括；如果不占有丰富的感性材料，任何天才也不可能创造出科学的理论来。可是教条主义者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看作从经典作家的天才头脑中长出来的东西，把它当作宗教教条看待。第二、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理论和路线应当从哪里产生。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来，中国革命的理论和路线应当是中国革命的规律的正确反映，这种科学的理性认识，当然只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中，从大量的感性材料中总结出来。可是教条主义者却认为，只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上的词句拿来硬套就行了，而详细地占有材料是不必要的。他们从来不肯认真地搜集和整理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材料，更谈不上去研究这些材料，只知道生吞活剥地搬用书本上的现成结论。这样，他们当然不可能取得反映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的理性认识，他们的理论和路线当然非错误不可。教条主义者口头上似乎是很重视理性认识的，但是实际上，因为他们否认了感性认识，否认了理性认识的来源，也就把理性认识变成了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他们否认了认识过程的正常秩序，企图不经过认识的低级阶段而直接跳到认识的高级阶段去，这就使他们陷入了唯心论。

  毛泽东同志根据认识开始于经验的原理和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一贯强调向实际作调查的极端重要性。他有一句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名言曾经被教条主义者讥为“狭隘经验论”。其实，毛泽东同志的这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是反对不了的。理性认识是依赖于感性认识的，如果不首先取得关于某一事物的感性材料，试问你从何处产生关于这一事物的理性认识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一定要发言，还不是瞎说一顿吗？有的人跑到一个地方，根本不去了解情况，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出主意，这种议论或主意，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能是主观主义的无知妄说，只能把革命工作弄槽。这样的“发言权”难道不应该取消吗？难道革命者有瞎说一顿的权利吗？

  要取得正确的理性认识，不但首先必须取得感性认识，而且还必须使感性认识十分丰富和合于实际。因为理性认识的根据全在于感性认识，如果感性认识本身只是一些零碎不全的东西，甚至是一些错觉，是不可能据以得出正确的理性认识来的。有些同志在作出某种结论之前也不是完全没有作调查，也不是一点感性认识也没有取得，他们自认为他们的结论还是“从实际出发”的，以“事实”为根据的。当他们发现自己的结论错了的时候，他们觉得很奇怪，甚至认为调查研究不“灵”了。其实，这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他们所作的调查，只是一种肤浅的调查；他们所取得的感性材料，只是一些零碎不全的甚至错误的材料。由此得出的结论，当然不能不发生错误了。在1955年我国农业合作化高潮中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在作出合作化“冒进”了的错误结论的时候，也自以为是作了“调查”、有“事实”为根据的。他们引为根据的事实是什么呢？原来就是资产阶级、富农和一部分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反对合作化的叫喊声。至于占全国农村人口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贫农下中农坚决要求走合作化道路的呼声，他们就听不见了。这真是所谓“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怎么能不犯错误呢？当然，他们之所以犯错误，首先是由他们的错误的立场、错误的世界观决定的；但是从认识根源上说来，感性材料的零碎不全和不合实际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毛泽东同志说：“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3]

  要取得十分丰富和合于实际的感性认识，决不能依靠东张西望，道听途说，而只能依靠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我党中央提出的干部参加劳动和蹲点的伟大革命意义之一，就在于只有这样做才能使我们在新的形势面前取得正确思想的来源。“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有到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革命实践中去，接触各种各样的事情和各种各样的人，听取各种各样的意见，才能得到关于客观过程的历史和现状、正面和反面的十分丰富的感性材料，才能为正确的思想打下可靠的基础。谁要是怕麻烦，怕艰苦，不愿意做详细占有材料的工作，而企图寻找别的什么“捷径”，那就只能使自己陷入主观主义。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不断地涌现出各种振奋人心的成果，这些成果的创造者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坚持调查研究，狠抓第一性的材料。这就为他们深刻地认识客观规律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注：

[1]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7页。

[2]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7页。

[3]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