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解放战争•附录•环京各县的失守过程与再次解放过程（上）
壹 丰宁、滦平、兴隆与承德（热河全省）
（选自承德解放战争史）
1945年9月，在重庆宣布恢复已12年不存在的热河省政府的建制。10月8日又进行一次改组，由东北军将领刘多荃出任热河省主席，并于12月4日由重庆迁往北平，12月31日迁往锦州（因为当时承德在八路军手里）。
国民党热河省政府成立后，多方活动，准备“接收”承德和热河省政权。首先将热河省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谭文彬、毛韶青、成蓬一等网罗在一起，成立起热河省政府的班底。通过他们再网罗热河地方汉奸及地主阶级分子，控制热河政局。其次，大肆收编伪军、警察，给汉奸头目封官加委。据不完全统计，共有10多股4000多人。如围场县原日本宪兵讨伐队队长滕永昌、宽城伪警察署长张其昌、兴隆县伪甲长刘茂廷、承德县伪职人员姜怀义等，都被国民党反动派封伪军长、旅长、队长等职。在兴隆的伪满军、讨伐队，全部摘掉了伪满牌子、帽徽，烧毁档案，换上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并挂出国民党“先遣军”的牌子，等待国民党反动派接收。后因冀热辽西路军逼近兴隆，黄方刚率部起义，国民党的阴谋才宣告破产。
在丰宁的伪满军第五旅副官张锡福，被委任为国民党先遣军司令，导演了一出假“光复”的丑剧。昨日的汉奸卖国贼，一夜之间变成国民党的官员，并继续到白草等根据地进行“扫荡”，屠杀群众。9月15日，在冀热辽挺北第一支队师军部配合下，苏军回师大阁，才粉碎了这起假“光复”的阴谋。除此之外，他们还再次收编土匪，破坏热河人民的和平生活。仅在承德境内，就有40多股3000多人。如丰宁惯匪韩继功、张福元等被收编为国民党第十一战区第五纵队，于10月1日攻占了丰宁县大阁镇，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到25日，由平北军分区副司令员钟辉琨指挥所部，并在热河二旅配合下，向敌进攻，才收复了大阁镇。承德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行政接收”的阴谋。
苏联红军（１９４5年８月１９日进入）和八路军进入热河全省特别是承德以后，摧垮了日伪政权。但在苏军驻扎的地方却出现了伪政权的变种——维持会。伪满汉奸走狗——伪省长、伪县长乃至伪村长等，都改头换面，成了各级维持会长。他们打着拥护苏军，维持地方治安的旗号，继续欺压人民，对抗共产党的领导。
早在日本投降前夕的8月14日，晋察冀中央分局就决定派胡锡奎、王国权、段苏权等领导干部，分别带一部分军队和干部开赴热河，筹建中共热河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又派杨雨民带一部分热河籍干部、战士回热河工作，准备接收敌伪政权。9月中旬，胡锡奎、王国权、段苏权以及李子光、杨雨民等一批党政军领导干部相继达到承德，开始建党、建政、建军工作。
承德，还在苏军的控制之下。伪热河省长孙柏芳当上了热河省维持会会长，一些伪军、伪政、伪警人员麋集在维持会的旗下，继续为非作歹，欺压群众。他们公然张贴布告，宣称一切要经过伪省长处理；又明目张胆地挂了一天国民党的招牌；还不断地派特务打黑枪，搞暗杀，阴谋暴乱，造成社会秩序异常混乱的局面。苏军囿于中苏条约的限制，只承认维持会的合法地位，不能公开承认共产党、八路军的合法存在，明令禁止共产党在市区25公里以内驻扎军队，不准上街宣传，更不准建立政权，还一度要求进入满洲的共产党军队退出苏区控制区，其中包括承德、平泉、朝阳等城市。这样，严重限制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活动，助长了国民党和维持会的气焰。甚至出现了共产党、八路军干部到南营子大街向群众宣传，被苏军扣压的事件。
中央对承德及全热河的这一情况非常重视，对苏军进行了有条有理的交涉。9月15日，由朱德、刘少奇、任弼时联合致电苏军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提出“在热河、辽宁之各一部，自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即有八路军活动，并创建有根据地，请允许该地区八路军仍留原地”。这一点得到了苏军的承认。对这件事，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和哈扎罗夫大将在其回忆录《结局》一文中，也明确地记述说：“国民党将领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支援解放中国东北的红军”，“可是当苏军在所有作战方面胜利发展进攻，并向满州腹地猛攻日军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应为八路军——作者）也转入对日本占领者的进攻，几乎整个华北地区，其中包括张家口、热河（承德）等大城市转入到八路军手中。在这些地区，后贝加尔方面军的右翼部队，同八路军协同作战。”
为了使苏军对热河、锦州解放区的头承认变为实际行动，中共中央于10月19日电示中共中央北方局：“速向友方交涉，让出热河政权，首先是承德、朝阳地区，以便我方放手武装民众，摧毁伪军伪组织，组织热河人民自治政府，否则，无法抵抗蒋军从北平向热河之进攻”。
与此同时，胡锡奎、赵毅敏等一批党政干部进驻承德后，也多次与苏军交涉，终于争得了苏军的同意和默许，承认热河和锦州两省（伪满建制）为冀热辽解放区范围，苏军提前于10月22日开始从承德、朝阳、锦州等地撤军。这是中共在热河外交上的一个重大胜利。这一胜利，既是冀热辽军民长期艰苦抗战的必然结果。这一胜利，不仅使我方在军事上控制了重要战略地带，而且在政治上也取得了合法地位，为嗣后在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斗争中争得了主动权。
在中共中央、东北局与苏军交涉让出热河政权的同时，9月中旬，热河行政公署在承德成立，李子光、杨雨民分别担任正副主任，开始做接收热河省政权工作。9月20日，晋察冀中央局决定，成立冀热辽区党委热河分委和热河军区，由胡锡奎兼分委书记和军区政委，段苏权为分委委员、军区司令员，李子光、王国权为分委委员、副书记。在这前后，还分别成立了热中、热东、热北、热西、热南5个地委、专署、军分区和中共承德市委、市政府，分别接管了各地方政权。中共承德市委书记由王国权兼任，市长郑旭，副市长史立德。
1945年10月14日，经过召开各界人士会议，民主协商，热河省民主政府在承德宣告成立，委任李子光为主席，杨雨民为副主席，并举行就职仪式和接交仪式，伪热河省省长、维持会会长孙柏芳正式交出政权，平泉、青龙、承德、兴隆、隆化、围场、丰宁以及热河省管辖的赤峰、朝阳等县市也分别接收了伪政权，建立了人民政权。热河成为共产党、八路军完全控制的全国唯一省份，实现了党中央控制热河的战略部署。
抗战胜利之初，党中央对于能否争取到完全控制东北没有把握，因此把热河的战略地位看得非常重要，曾一度计划把承德作为党中央的临时所在地。后因形势发生变化才决定，党中央不迁往承德。9月19日，中共中央又决定在承德成立冀热辽中央局，扩大冀热辽军区，以李富春为书记，林彪为司令员。这是以热河为根据地，进而夺取东北的计划部署。后来，因东北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大军开进去了，站稳了脚跟。中共中央决定李富春、林彪都到东北去。10月27日，又决定将冀热辽中央局改为冀热辽中央分局和冀热辽军区，将原来以冀东为中心的冀热辽区党委和军区改为冀东区党委和军区，归冀热辽分局和军区管辖。11月19日，中共中央任命了冀热辽中央分局和冀热辽军区的领导干部，程子华为书记，肖克、罗瑞卿、李运昌、胡锡奎、赵毅敏、吴德、詹才芳为委员。以后又陆续增加黄火青、杨清（欧阳钦）、高自立、李楚离、张明远、赵尔陆等为分局委员。同时，还任命肖克为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为副司令员，程子华为第一政治委员，罗瑞卿为第二政治委员。后来，又增加陈奇涵为副司令员。
1945年10月14日至11月10日,热河省民主政府和中共热河省委先后成立，热河省的政权真正回到人民手中，使热河成为共产党、八路军完全控制的全国唯一省份，实现了党中央控制热河的战略部署。
1945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热河极为重要，所去干部留热河工作”的电报指示，先后将去东北的1万多部队和1000多名干部留在热河工作。这些干部和热河人民相结合，放手发动群众，进行了建立政权、扩大武装、清剿土匪等多方面的工作和斗争，取得显著成绩。这样，一个以热河为中心的冀热辽新根据地就创建起来了。
国民党侵吞承德蓄谋已久。早在重庆谈判中，国民党妄图通过谈判夺取承德，我党据理力争，严加驳斥。和平夺取承德的阴谋破产后，就企图用武力夺取。在杜聿明就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之初，蒋介石、何应钦就要他“指挥十三、五十二、九十二、九十四各军先后向热河进攻，收复承德。”但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矛盾激化，进攻承德的计划搁浅。45年10月19日，美国军舰运送国民党十三军在秦皇岛登陆，准备用武力抢夺东北和热河。10月31日，国民党军队向山海关发起进攻，11月16日山海关失陷，26日，锦州失陷。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亦抢占了北平、唐山等大城市，这就形成了三面包围承德之势。国民党军队攻陷锦州后，蒋介石立即命令杜聿明停止进发东北，回师热河，与北平、唐山方面向承德进攻的国民党军队汇合，借以实现攻占承德，控制进出东北咽喉要地的计划。
中共中央和冀热辽中央分局早有察觉，并作出了保卫承德的全面部署。1945年10月，在国民党大举向平津运兵之时，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在热河“大规模作战不久就到来，必须严重弄清这一形势”的警告，并命令山东已到冀东之刘其人师，“立即星夜兼程开古北口、承德战场，其任务为歼灭由北平进攻承德之顽军。”
接着，中央又连发电令，强调指出：“最近数星期内，是热河命运决定的关键，我能否控制热河，对于全国战略意义及我党在全国的地位均有极大关系。这是我党在今后整个阶段中的地位问题。”电报还要求迅速集中力量，“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打击进攻热河之顽军，保卫承德。”
1946年1月上旬，蒋介石为在“停战令”生效前抢占承德，亲自下令：“各部在停战令生效前应速抢占战略要地。在热河方面，最好于停战令前占领承德”。于是，国民党纠集了10多万的兵力，从东西南三路猖狂进犯承德，承德广大军民英勇顽强地展开了捍卫抗战成果的承德保卫战。
西线为古北口方向。根据蒋介石密令，十一战区行辕主任孙连仲指挥第九十二军两个师和第十六军一个师及三个保安团，沿平古路东进，直逼承德。1月9日，国民党第十六军二十二师开始攻击古北口外围阵地。当时，守卫古北口的只有冀东军区第十一旅第十六、五十三两个主力团，与敌苦战三天三夜，给敌以重大杀伤。12日，热河纵队第一、二旅星夜兼程先后赶到古北口投入战斗，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从13日至14日，国民党军队倾全力多次向新开岭、香水峪方向发起攻击，均被冀热辽部队击退，西线古北口战场取得完全胜利。此役共歼灭国民党军1500多人，冀热辽部队亦付出近千人的代价。
这是国军第一次进攻承德，最终失败。主要原因还是国军兵力不足，又有时间限制。
承德保卫战西战场的胜利，也是承德人民全力支援的结果。在战斗开始之前，滦平县委、县政府就准备了260万斤粮食，250万元现款，主要供应军需。又组织了380多副担架和1400多民兵支援前线。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以热河省副主席李子光、承德市市长郑旭为首的战地工作团来到前线，鼓舞官兵斗志。战后1月中旬，在古北口召开了庆功祝捷大会和追悼阵亡烈士大会，冀东军区第十一旅十六团七连被授予“英雄阻击连”的光荣称号，并决定在战斗最激烈的兵马营修建纪念碑，悼念古北口战场阵亡将士。
南线为喜峰口方向。国民党第九十四军第五师和第四十三师两个团及伪军一部，从唐山分两路于1月11日晨，向丰润、遵化进犯，妄图攻占喜峰口，直取承德。冀东军区第十三旅两个团和遵化、丰润、滦西县支队进行了英勇顽强的阻击。13日，敌第四十三师两个团分四路发起进攻，第十三旅在给敌沉重打击后，放弃丰润县城，撤到第三道防线阻敌。14日，国民党军队又分两路向罗文峪、豆各庄方向进犯。第十三旅顽强抗击，阻敌于丰润县城、柴草坞、罗文口以南一线。此役经四昼夜浴血奋战，歼敌700余人，粉碎了国民党策应东、西两路进攻承德的企图。
东线为朝阳、平泉方向。这是承德保卫战的主要战场，也是国民党军队的主攻方面。因此，在国民党军队对热河发动全面进攻前，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1945年12月10日和17日连续发出两封电报，要求担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的林彪：“打击与消灭由锦州、绥中向热河进攻之蒋军，必须由你们部队负责，望你对这一任务即作必要的准备和部署，并电告我们”。电报中还警告说：“再不要重复锦州战役时之慌乱情况”。但林彪没有执行这个命令，于12 月20日兵发西满，至使热东大门洞开。国民党第十三军和第五十二军之一九五师于12月28日陷义县，30日陷阜新。国民党第五十二军之二十五师同日陷盘山、营口，解除了进攻热河的后顾之忧，然后聚集重兵，于1946年1月4日突然掉头向热东进攻，使东线战场呈现出极为险恶的局面。
冀热辽军区命令驻热东的黄永胜纵队在北票、朝阳间，黄寿发纵队在叶柏寿、凌源间节节抗击，迟滞敌人，以便争取时间，集中部队，按照中央军委电令，在平泉、凌源间进行决战，打一胜仗。但黄永胜没有积极执行这个命令，与敌稍事接触，即带纵队主力向赤峰方向退去。只有第三十旅张德发、谢镗忠部与敌激战两日后北撤。黄寿发纵队周仁杰旅、热河纵队三旅九团抗击两日，陷入敌人重围，突围后转移到锦承路北的大明城。至此，热东再无阻击部队。国民党军10日陷凌源、建平后，分数路向平泉进逼。
为应付这种险恶局面，冀热辽军区命令杨（德志）苏（振华）纵队和冀东军区第十二旅、第十四旅和第十三旅的十四团，日夜兼程跑步向平泉前进，肖克、李运昌也到平泉会合指挥。当时，平泉街只有一个警卫连和县公安大队的三个连。1月12日夜，国民党军队进犯平泉以东三十家子。13日，又占平泉东40里之杨树岭。然后分三路向平泉进犯。
另一路为第十三军四师，沿锦承铁路向平泉进犯，这股敌人在平泉东5公里处遭到我王兆湘旅顽强阻击，经10多小时激战，连续打退敌人6次冲锋，毙伤俘敌300余人，完成了阻击任务，受到指挥部表扬。
另一路为第十三军二师（此番号不对，应为52军2师），从平泉南侧迂回奔袭小寺沟，妄图从西面包围平泉县城。肖克指挥冀东军区第十二旅前卫十七团及后续部队，在道虎沟川与敌展开激战，终将敌击溃。冀东第十四旅也在小寺沟东面和北面阻击了另一路敌军的前进。是役歼敌1100余人，俘敌30多人，阻敌不能向平泉前进。
第三路为第五十二军一九五师，尾随二师、四师之后跟进。当王兆相旅在影碑山、冀东第十二、第十三旅在道虎沟川与敌激战之际，从影碑山与道虎沟川之间仅5公里的空隙，走山路，敌于13日下午4时侵占平泉车站及南山各制高点。但惧怕城中有埋伏，不敢进街。当时，平泉实为一座空城，当一九五师查明情况，向平泉街前进时，恰好杨苏纵队主力赶来，双方在平泉街展开激战。至13日24时停战令生效后，杨苏纵队主动撤出平泉街，平泉失守。
冀热辽部队在东、西、南三面同时作战，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虽丢失了热东重镇平泉，但粉碎了国民党妄图在停战令生效前抢占承德的狂妄计划，取得了第一次承德保卫战的胜利。
1946年1月10日，在国共双方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即《停战协定》）后，双方向所属部队发布了1月13日午夜停战的命令。根据《停战协定》成立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也开始办公，并派出若干军事调处执行小组，分赴各地冲突地点进行调处。当时，向热河先后派出两个执行小组，即赤峰第二执行小组和承德第十一执行小组。
承德第十一执行小组由国民党代表岳昌赢上校，中共代表陈伯钧少将，美国代表葛瑞夫上校组成，于2月1日到达承德。在此之前，国民党军队违反《停战协定》，不断向承德发动进攻。2月11日，国民党第九十四军主力第五师又以开入东北“接收”为名，不断违约北犯，竟不顾中共方面谈判代表的一再警告，进攻至平泉之饽椤树川，遭到热河第三旅的猛烈阻击，团长王占一、政委周文乃遭敌炮击牺牲。与此同时，国民党第十三军五十四师于2月10日侵占平泉北部黄土梁子，造成多路进攻承德之势。
承德执行小组的美蒋代表对此采取包庇纵容态度，并于10日赶到平泉，与第十三军军长石觉会谈。2月18日，在承德执行小组美方代表主持下，我军代表肖克和高级参议赵毅敏与国民党军队代表石觉等于平泉下坝村举行高级将领会谈。谈判的重点是：（1）停止冲突问题；（2）双方恢复1月13日24时停战令生效前位置问题；（3）双方部队遵照命令实行隔离问题。我军洞察蒋军急于抽调兵力抢占东北的战略意图后，为钳制在热河的国民党军队东进，对会谈提出一些强硬要求，特别要求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退到13日24时双方实际控制线以内。国民党方面无理拒绝了这些要求，致使两日的将领会谈无果而终。
平泉谈判失败后，国民党撕掉“调处”的假面具，在承德执行小组返承的第二天（2月21日）即兵分4路，以平泉为中心，用4个师的兵力展开对承德的进攻。冀热辽军民忍无可忍，展开了英勇顽强的第二次保卫承德战斗。
承德和东北一样，停战令没有发挥效果，始终在摩擦。
第一路为黄土梁子方向。自国民党第十三军五十四师占领黄土梁子后，就不断向我杨苏纵队发动进攻。2月11日，承德执行小组到黄土梁子调处，冲突暂时停止。2月21日，敌军突然向平泉二道河子发动进攻，经双方反复争夺，迫敌退回原防地。2月26日，敌军再次发动猛攻，在柳溪川、七家岱川推进20余里，杨苏纵队发动反击，夺回已失阵地。杨苏纵队两次反击作战，歼敌一部后，战场呈胶着状态。
第二路为二道河子方向。2月21日，驻平泉之国民党第五十二军一九五师，沿承平公路向承德方向猛进，在西二道河子、红山嘴一带遭杨苏纵队顽强阻击。数日激战，敌曾深入到凤凰岭一带，双方多次展开拉锯战，后被我军击退。
第三路为小寺沟方向。2月21日，驻平泉之国民党第十三军四师，向小寺沟方向发动攻击，冀热辽部队詹才芳部第十四旅进行节节抗击，。2月27日至3月1日，敌四师为解五师之围，再次向小寺沟发动进攻，许多阵地经过反复争夺，终于击溃了敌人的疯狂进犯，巩固了小寺沟防御阵地，有力地配合了饽椤树川的战斗。此役共歼敌1500余人，受到中央军委通令嘉奖。
第四路为饽椤树方向。这是此次大战的主战场。国民党第九十四军五师经半个多月的不断进攻，侵入饽椤树川30华里，占领15个村庄。并妄图侵占党坝，然后与其它三路会攻承德。冀热辽军区决心围歼这股孤立之敌，并在党坝设前线指挥部，由詹才芳统一指挥。调热河第二旅、第三旅，冀东第十二旅，热辽第二十七旅于2月26日午夜前完成对敌五师的包围。27日总攻开始，迅速攻占马杖子、王杖子不足3里的地域内。“前指”继续发动总攻，准备全歼该敌时，承德执行小组驱车奔赴前线，命令停火，解了五师之围，致使该师残部暂逃被我全歼的命运。饽椤树战役共歼敌1300余人，俘百余人，缴获枪炮一部。虽然由于《党坝协定》的干扰，没能达到全歼敌五师的预期目的，但“饽椤树战役使热河军事形势发生变化的关键，即由过去的被动开始走上主动。”饽椤树战役后，终止了国民党军队向承德的进攻，热河战场双方暂时处于对峙状态。
前后两次承德保卫战，是我军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平谈判，武装进犯热河解放区的一个重要战役。是在敌强我弱，非常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这次战役历时50天，它不仅挽救了东线失利的被动局面，阻止了国民党10多万人的猖狂进攻，而且取得了古北口、喜峰口、影碑山、道虎沟、小寺沟、饽椤树6次战斗的重大胜利，共歼敌6800余人。但朝阳、北票、平泉等热东重镇被国民党军侵占，造成了直接威胁承德的局面。5月13日，冀热辽军区为配合东北作战，在热东地区进行了五月战役，一举攻占古山、平庄，号称“铁团”的国民党第十三军54师一六二团大部被歼。是役，共歼敌2000余人，破毁锦承线铁路400余里。两次作战的胜利，既破除了美械装备不可战胜的神话，也揭穿了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胜利保卫了承德和热河解放区。
1946年6月，国民党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从此，全面内战爆发。冀热辽中央分局发出了《关于保卫承德、赤峰紧急动员的指示》，号召全区军民“誓死保卫承德、赤峰，誓死保卫热河，誓死保卫冀热辽”。为适应战争环境，6月13日，冀热辽中央分局将热河省一分为二，在赤峰成立热辽区党委、行署和军区，辖热东、热中、热辽三地区，由胡锡奎任书记兼政委，杨雨民任行署主任，黄永胜任司令员，热河省由黄火青任书记兼政委。
6月21日，中央发出了《关于请依敌我力量考虑承德弃守问题》的电报，指出两种选择：如敌于平泉集中3个师西进，我不能于野战中歼其主力，承德即有被敌占之可能，我应准备放弃承德；如有把握歼灭敌军主力，从根本上粉碎其进攻，则应固守承德。25日，中央军委又发出了做退出承德准备的电报指示，冀热辽中央分局和热河省委开始做撤出承德的准备。
8月26日，国民党第十三军在飞机配合下，由平泉分三路进攻承德。一路沿锦承铁路经下板城、上板城进攻承德；一路由黄土梁子经头沟，迂回到承德北部，回头攻击承德；一路沿承平公路，经七沟、三沟进攻承德，一路上，敌人遭到冀热辽部队的节节抗击，损失惨重，但是，敌人的援兵不断增加，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保存有生力量，至28日，冀热辽中央分局和热河省委党政机关、部队主动放弃承德，大部向围场、赤峰转移，一部向兴隆转移，国民第十三军开始进占承德。9月13日，分局和省委进驻赤峰，10月9日移往林西。至此，承德、兴隆、青龙、滦平、隆化、丰宁、围场等数座县城和一些重要村镇被敌侵占，大半部地区被敌纵横分割，地方区小队大部哗变，土匪蜂起，承德的敌我斗争形势处于严重困难时期。
8月26日，国民党第十三军在飞机配合下，由平泉分三路进攻承德。一路沿锦承铁路经下板城、上板城进攻承德；一路由黄土梁子经头沟，迂回到承德北部，回头攻击承德；一路沿承平公路，经七沟、三沟进攻承德，与此同时，驻石匣的敌人也占领古北口和巴克什营，威胁滦平和承德。但是，敌人一路上遭到我军部队的节节抗击。至28日，冀热辽中央分局和热河省委党政机关、部队主动放弃承德，大部向围场、赤峰转移，一部向兴隆转移，国民第十三军开始进占承德。
承德，这座刚刚从日本人手里解放出来的城市，在一年零九天后，又陷入到了国民党军的手里。
1946年9月14日，在延安《解放日报》第四版醒目的位置上刊登著名战地记者华山写的一篇通讯：“我们还要回来的！——承德撤退记”。
作为我党我军撤退承德时的亲历者，华山用生动具体的事实和激昂的文字描述了当年共产党、八路军撤离承德时的情景，也表达出“人民的承德必定永远属于人民”的坚定与自信。
9月13日，分局和省委进驻赤峰，10月9日移往林西。至此，承德、青龙、滦平、隆化、丰宁、围场等数座县城和一些重要村镇被敌侵占，大半部地区被敌纵横分割，地方区小队大部哗变，土匪蜂起，承德的敌我斗争形势处于严重困难时期。
第三次保卫承德失利，是东北行营副司令长官郑洞国指挥的，东线国军投入兵力为13军，94军和71军91师，其中13军是主力。当时热河八路军主力调到平绥线保卫张家口去了，所以应付郑洞国就很困难。
根据郑洞国的回忆录，46年8月中旬，杜聿明要长春的郑洞国去锦州开设指挥所，相即攻占承德以掩护北宁线。作战计划是，13军和保安骑兵支队集结于平泉，一举攻占承德，并进出于围场隆化；93军（滇军）欠暂20师，2个师集结于朝阳，接替13军防务，并警戒赤峰方向，待承德得手后，93军向北发展攻掠赤峰。
93军首先在8月中旬出动扫荡，暂22师由义县北票进至朝阳集结，暂18师由锦西兴城进至叶柏寿集结。21日，13军出动54、89师向宁城扫荡，24日占领，即向平泉开进。
热河一期作战进展顺利出乎郑洞国预料。13军军长石觉报告八路军有北撤迹象，郑判断不会发生激战，即命13军攻击承德。26日，13军分两路，一路是54师和89师一个团从黄土梁子出发掩护主力，迂回承德，一路是13军主力从平泉直接进攻承德，28日在承德附近与杨苏纵队发生激战，29日八路军撤退，13军当即占领承德和兴隆，30日占领滦平、隆化，9月11日占丰宁大阁镇。
93军也分头于8月29日向宁城、建平攻击，右路暂22师于9月4日占建平，该师一个团向建平西南扫荡，在华石沟遭到7千八路军围攻，5日暂18师主力赶到解围。这是东北国军遭遇最激烈一战，该团损失1/3。左路暂18师为友军解围后，9月11日占宁城。八路军即撤退赤峰。
为彻底扫荡八路，郑洞国将北宁路守备的暂20师北调归93军，并加强71军91师，统归孙渡指挥，10月4日向赤峰攻击，未遇抵抗，当日就将赤峰占。
与此同时，13军在加强承德防御同时向外进击，10月7日占围场，12日占多伦，13日占沽源。为策应张家口作战，该军还派2个师占赤城。热河战役遂告结束。
前两次国军攻击承德失利，跟进攻方向也有关，从南向北攻，要经过长城各口要隘，山岳多，有利于八路军防守，第三次从东向西攻，就相对地形平坦。承德以北到赤峰，都是高原地形，较易运动，所以八路军不易防守。
从承德、赤峰撤退后，冀热辽中央分局为适应战争环境，决定精简机构，充实下层和部队。并经中央批准，将热河省委、热辽区党委合并于冀热辽中央分局；恢复热河省政府，领导全热河各级政府工作；热河、热辽两军区结束工作，另设冀热辽野战军司令部，并集中部队于9月4日至23日，连续发动了华石沟战斗、乃林战斗和宁城战斗，歼灭国民党第十八师三团及暂编第二十二师一部，共2700余人。10月15日，冀热辽部队又深入敌后，一举攻克敌军固守的建昌城，毙俘敌1400余人，成功阻止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巩固了热河解放区。
1946年11月下旬，冀热辽中央分局召开高干会议，程子华作了《关于目前热河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明确指出热河今后的任务是土地改革、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三位一体。并决定大力清剿土匪，坚持游击战争 。
热河首府承德解放了一年零九天后，由于自卫战争远大明智的要求，人民又忍痛暂时将它放弃了。为了将来拿回它而现在放弃它，这种眼前的难受和对来自胜利信念的感情，是每个承德市民所无法忘怀的。在这些紧张的日子里，人们时刻所萦绕着的一个念头，就是尽可能的使侵犯者：国民党部队进到城里一无所获，步步困难。
英雄的承德人民有信心重新拿回这座城市，也为拿回这座城市做出了战斗准备。
1946年8月20日，当国民党第十三军攻打平泉时，承德人民也在有序地做着疏散工作：铁路工人把车头开进山洞，并炸倒在隧道里；铁路枕木被工人拔光；破路队没日没夜破坏着桥梁、路轨、公路……
破路队员们说：“咱们什么时候不回来，叫他们什么时候不能通车，他们白天修起，咱晚上就把它掀掉！”
1946年8月26日晚上，发电厂停止送电了。
人民齐心稳定物价，用银洋买边币，把边币留起来，为的是到离城不远的解放区农村买到粮食，因为承德人民知道，那里有人民的军队，有人民的党。
承德有这样的人民和这样的军队，还有什么敌人是无法战胜的呢？
1947年夏，为夺取热河战场上的更大胜利，夏季攻势结束后，冀察热辽部队抓紧进行新战役的准备。并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将热河第十三、十六、十八旅改编为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师，组成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司令员黄永胜（后为段苏权），政委刘道生。将冀东的第九、十、十一旅改编为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师，组成东北民主联军第九纵队，司令员詹才芳，政委李中权。另外，在热河又陆续组建了独立第一、二、三、六、八师和骑兵第一师，蒙汉联军第四师。这样连同地方武装，冀察热辽军区已发展成为拥有20多万大军的重要军区。而国民党在热河战场则只有第十三、四十九、九十三军和其他游杂武装10多万人，明显处于劣势。
1947年8月，蒋介石为挽救其在东北战场上的彻底失败，派陈诚出任东北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并制定了“确保北宁，打通锦承，维护中长，保护海口”的战略。第一步就妄图打通锦承路，解除对北宁路的威胁，于9月6日从锦州至山海关百余里的战线上，集中3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热河解放区大举进攻。冀察热辽部队9天内连续进行了梨树沟门战斗、第一次杨杖子战斗和第二次杨杖子战斗，三战三捷，歼敌1．6万人。其中俘敌将级军官4人，彻底粉碎了敌人“打通锦承路”的计划。10月23日，冀察热辽部队回师攻克热东重镇朝阳，11月1日至2日，激战九关台门，3日激战余家屯，又一次三战三捷，歼敌1．1万余人。至此，冀察热辽部队在50天作战中，六战六捷，热河省东北部广大地区，除锦州、绥中等少数孤立地点外，全部获得解放。同时，有力地支援了东北、华北两大战场。1947年12月，冀察热辽部队又奉命东进辽西地区，参加东北解放军总部冬季攻势作战。
到1948年初，国民党在热河的反动统治更加岌岌可危，他们被迫收缩在两条孤立的点线上。一条是以承德为中心的由平泉、承德、隆化、滦平组成的通往北平的公路线；一条是以锦州为中心的由义县、锦州、锦西、兴城、绥中组成的通往北平的铁路线，处在解放区军民的重重包围之中。相反，冀察热辽解放区所辖主力军、地方军和县支队武装已达30多万人。1948年初，又组成第十一纵队，由贺晋年任司令员，陈仁麒任政委，并组织了50个团的二线兵团，补充加强了主力部队。
1948年5月，冀察热辽部队发起承德外围作战。13日，攻克仅距承德几十公里的象鼻子山，歼灭第十三军四师的一个工兵营。首战告捷，使承德守敌惶惶不可终日，一夕数惊。
1948年5月24日，打响隆化战斗。隆化守军为第八十九师二六五团（欠一营）及师属工兵连、战防炮连和保安团共2000余人。“前指”以冀察热辽第十一纵第三十一师担任主攻，在炮兵旅的配合下，夺取敌苔山阵地。第三十二师一个团从东北方向攻击隆化中学，另两个团为纵队预备队。第三十三师从城东南方向突击，支援第三十一师夹攻苔山，掩护第三十二师攻击隆化中学。独六师位于高寺台一线，阻击承德增援之敌。至26日，历经21小时战斗，攻克“固若金汤”的隆化县城，除敌团长带一部残敌潜逃外，余敌1600余人全部被歼。著名战斗英雄董存瑞，就是在此次战役中，手托包炸毁敌碉堡而英勇牺牲的。
隆化解放，使承德守军更加惊慌不安，紧急收缩兵力，妄图固守承德。5月26日，平泉守敌第八十九师二六七团两个营弃城西逃，在上、下板城之间被我地方部队截击，歼敌406名，收复平泉县城及上、下板城两镇。全国女战斗英雄郭俊卿就是在收复平泉的战斗中立功受奖的。
1948年5月27日，鞍匠屯（新滦平）守敌第八十九师二六六团一部弃城西逃，在张百湾、三间房之间被我地方部队截击，歼敌529名，收复新滦平县城。
1948年5月29日，我军收复老滦平县城和距承德仅10公里的双塔山、三岔口，直逼承德。与此同时，丰宁大阁守敌热河保安纵队2000多人，弃城逃跑，在丰宁、隆化间的太平房子东北山地被冀热察部队全歼，随后收复丰宁新老县城（大阁与凤山）。冀东部队击毙惯匪张其昌，歼敌682人，收复青龙县城。驻扎在雾灵山的冀东主力部队则收复鹰手营子、上石洞、六道河、陡子峪、青松岭和兴隆县城，直逼黄崖关下。
冀察热辽部队在承德外围作战一个月，收复6县8城，歼敌7600多人，承德外围全部解放。
1948年9月12日，冀察热辽部队奉命发起辽沈战役北宁路作战，出兵3路，连续攻克昌黎、北戴河、烟筒山、绥中、兴城、义线等重要城镇。这样，冀察热辽部队就完全控制了华北通向东北的辽西、热河两大走廊，在东北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在辽沈战役中，冀察热辽的八纵、九纵是攻克锦州的主力，第十一纵配合四纵进行了塔山阻击战，都取得重大胜利。
辽沈战役结束后，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程子华，奉命率第四、第十一纵队先行入关，配合晋察冀部队作战。国民党第十三军军长石觉闻讯后，于11月12日中午率军西逃。17时，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中共承德工委及南山部队相继入城。至此，失陷两年零两个月又15天的承德又回到人民手中。承德市数万群众，兴高采烈地欢庆承德第二次解放。
承德解放后，重新调整了党、政、军组织机构。1948年12月26日，撤销中共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军区和冀察热辽行政办事处，将原热河解放区划分为热河、辽西两省，归东北局管辖。中共热河省委由李运昌任书记，马载任副书记；热河省政府由李运昌兼主席，闫顾行任第一副主席，杨雨民任第二副主席；热河军区由李运昌兼司令员、政委，欧阳家祥任副司令员。同时，宣布撤销热东、热中、热辽3个地委、专署和军分区，所属各县旗直属省领导。12月30日，又将原冀热察行署所辖热西的隆化、丰宁、滦平、围场四县重新划归热河省管辖。1949年2月19日，热河省政府正式接管热南的兴隆、青隆、青平三县。至此，热河省共辖承德、赤峰2市和平泉、承德、滦平、丰宁、隆化、围场、兴隆、青龙、青平等18县及7旗，人口446万。
承德解放后，将中共承德工委改建为中共承德市委、市政府，市委书记郭洪德，市长张立文，副市长郭耀臣。各县也相继建立了县委、县政府和各级基层组织、基层政权。
承德各地的解放，是热河的党、政府、军队和承德广大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浴血奋战的结果。同时，热河解放区的斗争也支援了东北、华北两大战场，在解放东北和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在辽沈战役中，翻身后的热河解放区人民，不仅以16万好儿女参加了人民军队，而且广泛开展了支援前线的活动。修公路、抬担架，运粮食、弹药，规模之大，人员之多，物资之巨，都是史无前列的。据承德地区不完全统计，出动大车1052辆，担架5730副，18485人，出粮3794万斤，做军鞋81766双。冀察热辽军区医大四分校2000多师生，全部开赴辽沈前线，成立12个医疗所，治愈1万多名伤员。广大文艺工作者也深入到辽沈前线演出，鼓舞了广大干部和战士的斗志。热河解放区军民对辽沈战役的重大支援，得到了东北野战军后勤部的赞扬。
1948年末和1949年初，承德地区军民又全力支援了平津战役。仅据兴隆、宽城、滦平3县统计，出动民工5万多人，修公路千余里；出担架2377副，9600人，出粮91万斤，饲草886万斤，做军鞋9500多双。平泉、宽城等县也为支援东北大军进关，做出了许多新贡献。
除此之外，在这里还有过一个感人故事：
1946年7月，国民党撕毁国共两党停止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同年8月即派兵从平泉向承德进攻。热河省党政机关从8月25日开始进行有计划的转移。热河省政府副主席李子光、省委组织部长马载等率100多名省委、省政府干部，另有冀东区党委、十四旅供给处2000多人以及兴隆县政治处、县政府60多人，在王佐民引导下安全转移到兴隆五指山老根据地的宝地、大洼、驴儿叫、中原、中田村一带。9月10日，敌五十三军占领兴隆县城。在大军压境，四面包围的态势下，王佐民深知自己责任的重大，他同县委副书记李鉴铭、宣传部长国林之一起，组织县大队、区小队和广大民兵，积极配合军区、分区部队作战。并先后在茅山青灰岭消灭敌人200多人，在县街打死、打伤敌人300多人。由于王佐民领导兴隆县军民齐心奋战，抗击入侵之敌，使敌人到处挨打，不到20天就死伤敌人1000多人，占领兴隆街之敌，仅占8天就被迫撤往密云，其他各路敌人，也分别撤往遵化和承德，从而保证了热河省党政机关的安全。
1947年，为了贯彻中央《土地法大纲》和《告农民书》两个文件，实行土地改革，兴隆县委于11月中旬分别在县城、南木沟和半壁山流动召开有全县区以上308名干部参加的土地会议。在当时“左”的错误思潮指导下，县委书记张克盲目地执行了“搬大石头”的错误做法，会头一天就处理了140名干部。其中关押15名，开除回家46名，作为障碍土改的“绊脚石”搬走的79名，王佐民就属于这些“绊脚石”中最大的一块，被收枪、撤职，并勒令立即离开县境。经过多年出生入死考验的王佐民遭受这样突然沉重的打击，心里十分难过。但他不埋怨，也不悔恨，而是相信党、相信群众，认为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王佐民被搬“石头”后，来到十四地委所在地平谷县小碑宫，地委安排他任平谷县东部土改工作队队委，分管平谷县东部10个土改工作组的领导工作。他认真学习中央和上级关于土改工作的指示精神，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精心指导。最终他负责的平谷县东部上作、上营等10个工作组土改初步阶段的工作基本上是健康进行的。1947年12月末，王佐民又被调到十四专署大众合作社（十四总店）任副经理。虽然只有几个月时间，但他和职工们打成一片，使合作社工作有了新的起色。
1948年3月，根据任弼石同志“关于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精神，冀东区党委书记李楚离和十四地委副书记李越之等率工作团来到兴隆检查工作，首先纠正了撤销王佐民县长职务的错误决定，并调王佐民回来重新就任兴隆县县长。在批评县委书记张克所犯错误的会议上，王佐民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恩怨和遭遇，他说：“我们党搞土改，这是第一次，谁也没有经验，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是难免的，不足为奇的，重要的是要汲取教训，使我们更加成熟起来，今后不再犯类似的错误”。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到，王佐民对党、对同志有着一颗金子般的心。
王佐民回到兴隆县工作后，在地委工作团的指导下，和其他县委领导一道，不辞辛苦，日夜工作，迅速纠正了土改中“左”的错误造成的影响。首先是经审查，将错误关押的干部放出来，对错误处理回家的干部请回来，并为他们重新安排了工作。同时，还把解散了的党支部重新恢复起来。而后，他又依靠基层党员干部纠正了土改中普遍存在的错划阶级成分、侵害中农利益和分地中的“打乱平分”等错误做法。王佐民正是在同“左”的和右的两种倾向斗争中，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树立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的。
在战争年代，冀东既是连接东北和华北的咽喉，又是国共两党争夺最为激烈的地域。兴隆县是冀东比较巩固的解放区，作为县委书记兼县长的王佐民，十分重视备战和支前工作。在扩充兵员方面，从1945年10月到1948年末，兴隆县就有4次大的扩充兵员活动。而每次活动中，他都亲临第一线，搞征兵试点，保证兵员质量。据1948年底统计，全县约有631人参军，占总人口的5．2%，军干属6411户，占总户数的29．4%。
1948年5月，热南战役打响，冀察热辽15万大军向盘踞在唐山、古北口一线的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兴隆县在那时已经再次解放，是战役的后方，尽管战勤任务异常繁重，但工作做得却十分出色。早在战前，就已修好380多华里的公里。还在清河 、洒河、柳河三条大川的18个村镇设立兵战。全县自行筹措粗细粮680万斤，料粮60万斤，干草139万斤，支援战役。最高峰时期，兴隆县驻部队近10万人，平均每天有4万多人担任运输、担架、接送照顾伤病员以及带路任务。从1948年5月热南战役开始，到1949年1月平津战役结束，王佐民日夜为战勤操劳，从没睡过一个安生觉。在这期间，王佐民还曾两度遇上国民党飞机轰炸担架队的紧急情况，而每次他都冒着生命危险，跑到现场指挥疏散，并亲自抬伤员。当伤员获悉帮自己脱离险境的就是兴隆县长时，感动得泪流不止。由于发展生产，支援前线有功，1948年12月，王佐民被冀东行署树为“模范县长”。
贰 蓟县
（选自天翻地覆六十年（孟凡生回忆录27）第二章 老城轶事第十四节蓟县城初次解放与顽军进攻）
1945年9月17日，八路军攻下蓟县城，战斗结束后，八路军的攻城部队全部撤走了，共产党领导的县政府和区政府，由乡下迁到城里来办公。县城里又恢复了只有警察（当时称公安队）没有军队的平静生活，蓟县城里变成了解放区。对此蓟县城里的老百姓俗称为蓟县城的“头次解放”。同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经过“重庆谈判”之后，签订了“双十协定”，中国社会进入了“和平民主新阶段”。因为老县城的城墙和城楼在战斗中遭到严重损坏，多处坍塌的城墙裸露出片片土墙基，城门楼也成残墙断壁房倒屋塌，看起来十分不雅。大概因为不需要打仗了，城墙没有修复的必要了，人民政府就组织老百姓拆城。城楼上的柁木檩架等木料和城墙外皮的砖石，谁拆走归谁。这样的便宜事老百姓能不干吗，很快就把城墙外面的大砖、城门洞里的木制“城门”（门扇）和残破的城楼子都拆走了，只剩下城墙和城门洞的土墙胎。这下子就把一千多年来，“城门”早晨开晚上关的习惯彻底改变了。城里人出城种地，不但没有人在城门口检查“良民证”了，而且还可以从土城墙坡踩出羊肠小道，走“近路”出城耕种土地了。当时，共产党的这一举措是深受老百姓欢迎的。共产党进城后，除了用拆城墙的方法从地理位置上解除对城里老百姓的禁锢，还从政治上进行了重大变革。
一、建立新型政权，进行土地改革。自古以来，蓟县城里各村的基层干部——地保、保长、甲长等都是由大财主担任或指派的。共产党进城后，先在城里各村废除保甲制，原来的保长甲长统统取消了。新政府在穷苦民众和男女青年中发展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在村里建立党支部、团支部、民兵队和妇女会等组织。新的村干部是村党支部书记、村长、民兵队长、治保主任和妇女主任等，都是由穷人中选出来的。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转变。新政权建立后，政府组织群众开展了清算汉奸、恶霸、特务运动，以及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运动。在八路军攻打蓟县城时，有的汉奸特务伪军头子被打死了，有的在夜里从城墙上用绳索溜下城墙，偷偷溜走了。被俘的受到了人民政府的惩处。大部伪军士兵、伪警察、伪职人员得到宽大处理。蓟县城里是沦陷区，城内的居民在伪县政府、新民会、警察局等组织中从事伪职工作和在警备队当兵的人是比较多的。但是像伪县长李吾阶，警备队大队长“马大肚子”、陶恒等著名的大汉奸都不是城里人。因为城里是“治安”较好的“良民区”，伪军、伪警察们受纪律约束，一般不敢在城里胡作非为，所以依仗日本人势力，欺压老百姓的恶霸也不明显。何况那时城里人口少，容易熟悉，那些为养家糊口当警察、当伪军的城里人，面对父老乡亲一般还是客气的。又因为城里没有地下抗日组织，也不存在“告密”的现象。所以，老县城里的居民中主要靠“三杆子”——即笔杆子、枪杆子和秤杆子为生，尽管“当警察”的、“挎洋刀”的、“当团儿”的、“干伪事”的人不少，但是真正能定成汉奸、恶霸、特务等“历史反革命”，受到人民政府惩办的人并不多。各村的清算运动，只是把从事伪职工作和当过伪军的人登记一下就过去了。
由于没有多少土地束缚，那些有当兵吃粮思想当过伪军的青年人又积极的为共产党工作，当了解放军或者村、乡、区的干部，那些耍笔杆子的文职人员又继续为人民政权工作。而那些工商户则是不管谁掌政，他们还是继续耍手艺、做买卖。因为城里的小市民较多，没有佃农。地主富农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不像乡下农村那么尖锐。这次的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是在国共合作时期，为落实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平均地权”的民生主义。方式是温和的，通过登记算账，动员地主富农家庭，把多余的土地、房屋、家具、钱财、衣物等捐献出来，分给没有土地或者土地很少的贫雇农家庭。不像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后，乡下农村搞的那么“热闹”（激烈）。在城里第一次土地改革运动中，虽然也分房子分地，但是没有斗争地主富农，更没有出现把斗争对象“劈柴棒子炖肉”（指地主恶霸被贫农团群众乱棍打死）的错误倾向。可是出现了把房子不太多的地主全家“扫地出门”，和穷人家的草房小院换房居住的个别现象。由于有些靠租房居住的无房户，和一些住破草房的人家，搬进了地主家大宅院的瓦房居住，使本来是一户财主家居住的深宅大院，变成了“大杂院”。经过土改“平分土地”，那些土地较少的下中农、贫农、和无地的雇农家庭，分到了或多或少的土地，无房户分到了房屋，有些家还分得了旧家具和旧被褥衣物等。第一次的土地改革，不仅是“平均地权”均分土地，也使千百年来处于社会上层的地主老财威风扫地，使自古处于社会底层的穷苦人扬眉吐气，翻身当家作了主人。
二、顽军头次进攻和地主富农反攻倒算。1946年夏天，国民党彻底撕毁了国共两党于当年1月10日在重庆签署的《停战协定》，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全国性的内战正式爆发。9月5日，占据北京市通县、密云、顺义，与占据唐山、秦皇岛、昌黎等地的国民党军队从东西两侧，分兵三路同时进攻冀东解放区。为保存实力，避敌锋芒，冀东军区的解放军主力部队和党政机关有计划的撤出了各个县城和公路沿线的较大村镇。到9月21日，国民党军队先后占领了香河、三河、迁安、宝坻、卢龙、玉田、遵化、宁河、蓟县、抚宁、平谷等县城和县城附近的主要村镇。蓟县城里的老百姓把这次国民党军队占领蓟县城，称为“顽军头次进攻”。“顽军”是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根据地人民对留守在敌后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国民党军队的俗称。因为在“顽军”进攻之前，上级组织县城里的党政机关主动撤离。所以城里各村的村干部，共产党员、青年团员、民兵和妇女会中的骨干们，都跟着区干部们一起撤走了。这次占领蓟县城的是国民党军的傅作义部队，他们占领蓟县城后，又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和县政府，新来的县长是李维州。下面建立各乡镇政府，各村恢复保长甲长。这次国民党军队只是占领了蓟县的县城和邦均、马伸桥等大村镇，其他地方还是共产党领导的地盘，还在继续搞土改和扩军运动。这时因国共合作已彻底破裂，乡下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就不那么温和了，就把地主富农当成斗争对象，进行游街批斗等，还有的被众人乱棍打死了。这样一来有不少在乡下被斗争的或者怕被斗争的地主富农分子，都跑到蓟县城里来了，在城里参加了国民党政府的地方武装。那时，蓟县除了驻扎傅作义一个团的国民党正规军外，县政府又组建了一个保警大队和一个常备大队，每个大队三百多人。军官有的是日伪军和国民党其他部队的旧军官，也有乡下农村在土地改革中被斗争而逃亡进城的地主富农分子，士兵有原来的保丁，和被抓来和雇来的农村青年。这两个大队都属地方部队，有军装和武器，但是国家不发军饷，全靠县政府供给给养，当兵的都是当地人，每月发120——150斤玉米。都是由各村也称各“保”征收来的公粮。当时蓟县城里没有正规的“还乡团”队伍，“还乡团”不是正式军队，而是民间武装。是那些从新解放军区逃跑到国民党统治地区，由原来的区乡政府官员和乡丁保丁等武装人员，组成流亡的区乡政府，并建立流亡政府的武装组织。这些流亡政府的民间武装，被俗称为“还乡团”，意思是打回家乡收复失地的队伍。蓟县从日本投降后，一直是共产党控制，没有国民党的基层流亡政府，所以没有那种“还乡团”组织。
但是，县里的保警队和常备队里也有不少土改中被斗争的地主富农分子，他们和还乡团的愿望一样，也希望打回老家去，找“穷棒子”们算账，报仇雪恨。所以，常备大队和保警大队，虽不是“还乡团”组织，也多少带有“还乡团”的性质。
那时国民党正规军负责和解放军的正规部队作战，县里的常备大队和保警大队负责维护社会治安，主要是对付共产党的地方行政人员和区小队、各村民兵等地方武装。他们经常出发下乡“清剿”，一方面抢粮食筹集军饷，另一方面抓捕共产党的区干部、村干部和民兵等土改运动中的骨干分子。那时，冀东地区的解放军部队采取集中兵力，各个歼灭国民党军队的运动战。蓟县没有解放军大部队，连县大队都随主力部队转战他乡。区小队和各村民兵武器装备差，不敢和常备大队与保警大队正面交锋，只能采取游击战术，以躲避为主。待下乡清剿的敌军回到县城后，再回到原来的村庄。这样，在清剿队突然进村时，就难免有些转移躲避不及的农村干部和民兵会被抓住。当时蓟县的保警队和常备队，对抓来的村干部和民兵，比对俘虏的解放军战士还恨得要命。那时抓到共产党县大队（穿军装）的战士，都按战俘对待，只是关押起来，不审讯不受刑，如果愿意当国民党兵，也可以参军，和解放军对俘虏的国民党兵一样对待。但是抓到共产党的农村干部和民兵，却要严刑拷打，统统处死。听说有一次保警队下乡“清剿”时，抓住一个打游击的民兵，恰巧遇到同村的一个保警队员。路上这个保警队员悄悄地告诉这个被俘的民兵说：“到城里我们长官审问你时就说是县大队的，别说是民兵。问你愿意当保警队吗，你就说愿意，这就死不了。”不知是这个民兵不愿投敌叛变，还是认为承认县大队的解放军比民兵更有危险，在受审时还是承认自己只是村里的民兵。结果保警队长根本不问“你愿意不愿意在保警队当兵”的话，一听说是民兵气就来了，二话不说吩咐部下：“把他拉出去挑了”。结果，还没等这个民兵改口说话，就被架出去用刺刀挑死了。用刺刀“挑”是一种比砍头和枪毙都残忍的执行死刑方式，它不是使受刑人瞬间毙命，而是用刺刀扎进前胸或者后背，并用刺刀在胸腔内旋转，把人的内脏捅伤，使人在痛苦中慢慢死去。为什么保警队的头头们对农村干部和民兵这么恨之入骨，分析原因，可能是“仇人”与“敌人”两码事。传统观念认为，两军对垒各为其主，俘虏兵只要投降，就从敌人变成自家弟兄。尽管共产党的人都是国民党的“敌人”，但是共产党军队只管打仗，不参与土地改革，与这些“土改对象”没有私人恩怨。农村干部和民兵，都是土改的骨干分子，尤其是有的村里土改中出现的“过火”现象，把一些本来不是恶霸、民愤不大的地主富农分子也“劈柴棒子炖肉”——被土改积极分子们用木棒给活活打死了。这样无疑要加深阶级矛盾，使这些土改积极分子与地主富农家结下了深仇大恨，所以代表地主富农阶级的保警队的头头们，才对这些“仇人”们“杀无赦”的。到1946年秋后，国民党县政府开始在自己的占领区内对土地改革运动进行“反攻倒算”，要求分了房子、土地和浮财的贫雇农人家，把分到的“胜利果实”全部退给原主。这样一来，大家只好把分到的东西都给财主们退了回去。搬进财主大院大瓦房的穷人家又搬回自己的小草房，被迫和穷人家换房居住的财主们又搬回自己的大宅院。分到财主家顶箱立柜等傢具的也给原主退了回去，不过有的好衣服被穷人穿过的，财主家也就不要了。穷人家分的土地，不管是“白地”（对无庄稼耕地的俗称）还是已经种上麦子的麦田，都给地主富农家退回去了。不过当年秋天的庄稼地的收成，谁家收了就归谁了，没有让穷苦人家再退粮食，总算还是没让大家白种地的。当时我们家也在城南也分了几亩地，秋天收了玉米和杂豆，又种上小麦。结果麦子白种了，又把地给地主家退回去了。就这样，县城里及附近村镇的第一次土地改革，在国民党军队的占领区，被全部否定了。1947年2月开始，李维周下令修城，准备抵抗解放军的反攻。因为拆城时难免土胎和碎砖头上压下盖，城墙下部大砖拆的并不太彻底，清除淤积垃圾后继续砌砖。又因为大城砖特殊，容易辨认，就让城里城外的老百姓交回以前拆走的城砖。不少老百姓已经用城砖盖房或者打墙用了，国民党政府毫不客气，强行把城砖从房或墙上拆走。当然已无法“原土打原墙”了，又摊派大车去山里运来不少块石，总算把城墙修复上了。但是城门楼没有恢复，可能城楼的军事意义不大，而且也无处寻找宫殿式建筑材料，才没再修复吧。不过这次修城却白修了，因为解放军大部队一直没到蓟县来，到1947年6月13日国民党军撤退，蓟县城没有再发生战斗。1947年下半年，蓟县城里各村转移到山里或者乡下打游击的干部民兵们，都回到城里继续开展工作，这次的政权变更被蓟县城里的老百姓称为“二次解放”。
1948年7月，国民党部队对冀东解放区开展“大扫荡”，当时，冀东地区的解放军大多奉命出关转战东北，留在冀东的解放军部队集中兵力，对国民党军队开展运动战。为了保存实力，得到国民党军队进攻的消息后，各县城的共产党的政府就转移撤走了。9月，国民党孙殿英的部队又占领了蓟县城，他们在蓟县城里只呆了二十八天，又撤走了。这次被称为“顽军二次进攻”。这一个来月里，国民党军队除了抓兵筹集粮饷外，也没做什么大事，既没有建立国民党的县政府，也没筹建城关镇的镇政府和各村的领导班子。因为国民党军队进城之前，共产党的各级党政干部和村里的民兵等骨干分子都转移走了，城里的老百姓过着无政府的生活，但是街面上的商家店铺都没关门，人们的生活秩序没有多大变化。当然，国民党军队也要肃清城里的“隐患”，捉拿和追查还有没有共产党的人员。大概他们也掌握了各村共产党员、干部和民兵的底数，国民党兵又到我家搜查我父亲。当时我才几个月，他们把我抱过去戏称我是“小八路”，当时把我母亲吓坏了，怕他们把我摔死。幸好他们还是有人性的，只是出于对小孩的喜欢才抱我的，等他们走了以后，全家人才松了一口气。
这次国民党军队撤走是奔唐山去的。据孟庆余老人回忆，在顽军撤退那天，他正在城南蔡庄子东边的地里，给邻居成兰甫帮工拔麦子。在大约八点多钟时，从县城方向过来一个排的国民党军人，说是让他俩带路去玉田县，他俩说没去过，不认识路。那个排长说我们有地图，你们就跟着走吧。不知什么原因，这股国军不走从溵溜到别山去玉田县的大路，而是走的翠屏山云泉寺村那条小路本玉田县。途中越走越热，那些国军士兵就把钢盔、手榴弹等物拿过来让成兰甫他俩给背着，哪里是找向导，分明是抓壮丁找苦力。下午一点多走到玉田县城西面的亚虹桥附近，排长命令大家休息。因途中排长已经问明他俩的身份情况，得知成兰甫是卖馄饨的，就让他负责埋锅造饭，让孟庆余去附近的菜园子找些青菜来。结果，孟庆余乘机跑回家来了，成兰甫跟着到了唐山，就给这个连队当伙夫。半年多后，唐山被解放，成兰甫才回到蓟县家中。总的看，这次顽军进攻时间短，跑到北京的地主老财们也没有跟着回来反攻倒算，对人们的生活影响并不是很大。
这是国军最后一次进入蓟县，后来，蓟县就成为了巩固的解放区。平津战役打响时，蓟县城南的孟家楼村曾经做过平津战役的总指挥部，林彪就是在这里指挥解放天津的战役的。（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