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4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 不同意毛泽东主义的提法 边区政权机关不应只代表农民
目录
第五卷
（一九四八年一月━一九四九年九月）
1、三军协力解决大别山困难
2、中原和西北地区的作战部署
3、把打击面放在真正的封建剥削阶级范围内
4、征询邓小平对新解放区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
5、边区政权机关不应只代表农民
6、对中央一月决定的补充意见
7、转发朱德给中共中央信的批语
8、老区半老区实行土地法应有所不同
9、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革命
10、新解放区土改斗争策略的运用
11、各地应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
12、今后不要提倡新式富农的意见是不对的
13、在宽大机动中大量歼灭敌人
14、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
15、给李济深、沈钧儒的信
16、晋绥分局应将工业生产放在领导工作的重要位置
17、关于对外订立有借有还商业性协定问题
18、多方调动敌人，创造歼敌机会
19、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应向中央报告的事项
20、停止攻击长春计划，做好南进作战准备
21、对中间派倒蒋活动应取的策略
22、不同意毛泽东主义的提法
23、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
24、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
1、三军协力解决大别山困难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日)
刘邓，粟陈唐，陈谢[1]并告徐滕薄[2]:
(一)粟、陈、唐东晨电[3]悉。此次粟、陈两军[4]歼灭三师及围攻确山之行动，已从大别山方面调动敌人六个旅向西向北，八十五师亦被赵纵[5]之行动调至应城地区，五师、七十五师亦被调动至沙河附近。这一形势有利于大别山方面之作战，亦有利于郑徐线南北我军之活动。但因二十师未能歼灭，刘邓方面尚未来得及执行由分散工作到集中歼敌，白崇禧[6]所部进攻刘邓之实力并未减少，如果此时粟陈唐部迅即转回郑徐线，陈谢准备向渭南，则大别山之困难仍难解决；而大别山困难只有由刘邓、粟陈、陈谢三军协力在一至二个月内歼敌数个旅，方能开辟胜利解决之道路。大别山根据地之确立则是整个南线胜利的重要环节。
(二)因此我们意见:甲、刘邓在内线于本月内开始集中相当兵力，以寻机歼敌二个至三个旅为目标。乙、刘邓之一纵仍在淮河以北执行钳制任务，必要时配合粟陈、陈谢作战。丙、粟陈、陈谢已会合之各部统在确山、许昌之间集结休整若干天，吸引敌人于自己周围，以利刘邓之作战，并准备寻机歼敌一路。如南面无好打之仗，许昌之敌好打则打许昌之敌；如许昌之敌不好打，则考虑以粟陈唐部攻占南阳，陈谢部攻占襄樊[7]，吸引白崇禧部向西，以利刘邓之作战并寻机歼灭向西之敌之一部。同时让敌重占许昌、确山段，以利尔后粟陈唐回师歼其一部。陈谢占襄樊后与已占郧阳之刘旅[8]打通联系，在汉水中段建立自己的巩固后方，以利尔后向渭南之行动(在大别山困难已获初步克服之后)，并协助王、赵两纵[9]开辟桐柏、江汉两区。如果我军采取此项行动，还可能分散白崇禧一部向宜昌一带布防。丁、八、十、十一纵于攻克菏泽后休整若干天即举行徐蚌段破击战役，该三纵在两个月内即在徐蚌东西、郑徐南北地区单独作战，不要盼望主力向东。
(三)你们对上述部署意见如何，盼考虑电复。
军委
子冬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刘，指刘伯承（一八九二——一九八六），四川开县人，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邓，指邓小平，一九○四年生，四川广安人，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政治委员。粟指粟裕（一九○七——一九八四），湖南会同人，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陈，指陈士榘（一九○九——一九九五），湖北荆门人，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唐，指唐亮（一九一○——一九八六），湖南浏阳人，当时任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陈，指陈赓（一九○三——一九六一），湖南湘乡人，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谢，指谢富治（一九○九——一九七二），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副书记。
[2]徐，指徐向前（一九○一一—一九九○），山西五台人，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滕，指滕代远（一九○四——一九七四），湖南麻阳人，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二副司令员。薄，指薄一波，一九○八年生，山西定襄人，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
[3]指粟裕、陈士榘、唐亮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晨给中共中央军委的请示电报。电报就配合大别山战斗提出三种行动方案：一是粟陈部、陈谢部及刘邓之一纵三军沿平汉线南下，威胁武汉，以调动敌人。二是三军分开行动，陈谢部向西，月底进入渭南；刘邓之一纵仍东返淮河以北、正阳息县以东地区活动；粟陈部四个纵队转至沙河以北、许昌郑州以东地区，会合八、十、十一纵队全力东向击破津浦。三是陈谢部仍留确山以西地区活动，吸引分散敌人。电报认为以执行第二方案为适当。
[4]指粟裕任副司令员的华东野战军和陈赓任前委书记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
[5]赵纵，指赵基梅任司令员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
[6]白崇禧（一八九三——一九六六），广西桂林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部长兼国防部九江指挥部主任。
[7]指湖北的襄阳和樊城，一九五○年合并为襄樊市。
[8]刘旅，指刘金轩任旅长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二旅。
[9]王、赵二纵，指王宏坤和赵基梅分别任司令员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纵队和第十二纵队。
2、中原和西北地区的作战部署
(一九四八年一月九日)
刘邓，粟陈唐，陈谢[1]，并告邯郸局，华东局，中工委:
各电均悉。为着在两至三个月内歼敌十个旅左右，协助刘邓建立大别山、桐柏山、江汉等处根据地，协助陈谢建立豫西南、鄂西北、陕东南及豫西根据地，协助彭张[2]建立渭北根据地，并破坏津浦路，扩大豫皖苏根据地，协助苏北、苏中作战之目的，部署如下:
甲、第一阶段，(一)刘邓集结相当力量，粟裕三个纵队(四纵不在内)，陈谢不少于五个旅，于子有(二十五日)以前休息整训完毕；子有以后，粟裕及陈谢两军统一由粟指挥，由现地向豫鄂陕边行动，相机攻占南阳、镇平、内乡、浙川、邓县、新野、襄阳、樊城、宜城、南漳、光化[3]、老河口、谷城、均县[4]、郧阳、西坪、卢氏、商南、商县诸城镇，相机歼灭该区敌人，并吸引白崇禧[5]军一部西进相机歼灭之。在配合作战时，王宏坤、赵基梅两纵[6]受粟指挥(该两纵以分散游击为主)。(二)刘邓在大别山、淮北各部集结相当力量相机歼敌。(三)陈粟[7]八、十、十一纵及四纵分别在陇海汴徐线以北及沙河流域休整一个整月，然后以三个纵队在徐蚌线东西、郑徐线南北相机歼敌，并大破该两路。(四)彭张主力(八个旅)于本月休整完毕，下月初开始向延安、宜川线出击(该线有胡[8]军七个旅)，得手后向该线以南、渭水以北进击，以建立渭北根据地为目的(该地是向陇南行动建立甘陕川边根据地之跳板)。
乙、第二阶段，粟部及陈谢部在豫鄂陕边地区休整一时期，然后陈谢部向渭南行动，粟陈唐三个纵队并加一个纵队向北行动，相机攻占郑州、潼关间各城镇，歼灭该线敌人。刘邓在现地相机休整及作战，陈粟之八、十、十一纵仍服原任务，准备从山东调二、七两纵至苏北作战，待华中分局建立后，该两纵归陈粟指挥(陈毅于子虞[9]到中央，约两星期后动身归队)。
丙、第三阶段，粟部准备在郑潼线上休整一个月至两个月(请邯郸局准备粮食)，然后向平汉线上及平汉、津浦之间作战。
军委
子佳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粟陈唐，指粟裕、陈士榘、唐亮，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和副书记。
[2]彭，指彭德怀（一八九八——一九七四），湖南湘潭人，当时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指张宗逊，一九○八年生，陕西渭南人，当时任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
[3]光化，一九八三年并入老河口市。
[4]均县，今湖北丹江口市。
[5]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部长兼国防部九江指挥部主任。
[6]指王宏坤和赵基梅分别任司令员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纵队和第十二纵队。
[7]陈，指陈毅（一九○一——一九七二），四川乐至人，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指粟裕。
[8]胡，指胡宗南（一八九六——一九六二），浙江孝丰（今属安吉）人。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9]子虞，即一月七日。
3、把打击面放在真正的封建剥削阶级范围内
(一九四八年一月)
一
兴县蔡家崖算是当地地主、富农比较集中的地方。该县多数乡村地主、富农没有蔡家崖这样多。可是蔡家崖的经验，却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必须按照实际情形去划分阶级，进行土改，决不可将本来不是地主、富农的人们人为地划成地主、富农，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打乱革命阵线，帮助敌人，孤立自己。这是一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必须引起全党同志的注意。
二
这里必须指出，我提出兴县蔡家崖划错阶级成分的问题，只是当作一个例子来说。在晋绥其他乡村，在华北、华东、华中、东北及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如像蔡家崖那样定错阶级成分的，或者差不多那样的，肯定地说必定不少。一切解放区的领导同志们及所有从事土地改革工作的同志们，均必须严肃地检查这个划成分的问题，公开地明确地改正自己所犯的错误。哪怕只是划错了一个人，也必须改正。
三
中国的旧式富农，带着浓厚的封建性，多兼放高利贷或出租一部分土地。他们一方面自己劳动，接近于农民；另方面又有封建的或半封建的剥削，接近于地主。
四
无论如何，只应该把打击面放在真正的封建剥削阶级的范围以内，绝对不许可超出这个范围。在人民解放军所到的原先是国民党统治的地方，打击面还要缩小些。在那里，首先只打击大地主、豪绅、恶霸、地主武装、保甲制度、特务分子，依照战争胜利与根据地巩固的情况，依照群众的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逐步地发展到消灭全部封建制度。
五
土地平分后要号召农民勤劳生产，改良农业技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求得农民自己生活上的改善，求得民主政府与人民解放军有足够的公粮以利于战胜反动派，并求得日益增多的当作商品出卖的粮食及原料，使城市人民与工业获得足够的农业产品。
六
杜斌丞[2]是民主同盟[3]的人，是一个民主分子，他被胡宗南[4]杀死了，但是类如杜斌丞这样的人还是有的。有这样的人参加民主政府，使民主政府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政府，而不是共产党一党包办的政府，这样对于团结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一道奋斗是有利益的。
七
我们反对乱杀人，并不是说一个人也不能杀。那些真正罪大恶极的大反革命分子，大恶霸分子，国人皆曰可杀的这类分子，经过人民法庭判处死刑，并经过一定政府机关(县级或分区一级或更高的政府所组织的委员会)批准，执行枪决，并公布其罪状(杀人必须公布罪状，不得秘密杀人)，那是完全必要的，不如此不能建立革命秩序。但是，不能随便加人罪名而去处人以死罪。须知多杀人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我们的任务是解决问题，解决如何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将中国建设成为独立的强盛的人民民主共和国这样的问题。除了在战争中在火线上必不可免地要杀死许多敌人以外，多杀了人，杀错了人，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可能推延问题的解决，甚至可能引导到革命遭受暂时的失败。这是因为多杀人必然要失去人民群众的同情，遭受很多人反对。
八
无论在农村中，在城市中，在军队中，在机关和学校中，在任何审查党员或干部的会议上，被审查者都有申述理由的权利，这种民主作风决不可少。
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任弼时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二日向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作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讲话稿上修改和加写的几段文字。毛泽东在讲话稿上方还写了一段批语：“用明码明日开始拍发，争取两天或三天发完，由新华社转播全国各地，立即在一切报纸上公开发表，并印小册子。请范长江同志注意不要译错文字或标点符号。我们这里除新闻简报上发表外，并印小册子送中后委。”
[2]杜斌丞（一八八八——一九四七），陕西米脂人。曾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一九四七年十月在西安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3]民主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前身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于一九四一年，一九四四年改为中国民主同盟。成员主要是文教科技界知识分子。
[4]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4、征询邓小平对新解放区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四日)
小平同志:
请回答下列问题:
(一)在新区是否应当分为两种区域，一种是可以迅速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一种是要经过长期拉锯战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对两种区域的工作采取不同的政策?
(二)新区土改是按土地法大纲分平，还是对富农及某些弱小地主暂时不动?新区中富农及弱小地主态度如何?
(三)是否有开明绅士和我们合作?
(四)是否有许多知识分子和我们合作或表示中立?
(五)各阶层商人态度如何?我军是否可以避免向新区工商业资本家进行筹款?如果筹款，方式如何?
(六)如何处理国民党政府、党部、三青团的各种人员?其中是否有些人是可以争取的?如何处理保甲长?
毛泽东
子寒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邓小平，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政治委员。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二日，他在给毛泽东的复电中详细谈了他对六个问题的看法。二月六日，毛泽东再电邓小平等，指出：“在大反攻后所占新区斗争策略与组织形式，均应与日本投降前的老区及日本投降至大反攻两年期间的半老区有所不同。在斗争策略上似应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缩小打击面，中立富农，专对地主，又应分为打击大地主阶层与打击整个地主阶级两个步骤。此阶段内因为中农是观望的，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最为积极，故农会实际上是以贫农为主体，似乎可以不组织贫农团，而农会的名义亦似以农民协会为适当。第二阶段，则平分一切封建阶级的土地，富农至此时才动，此时应组织贫农团，以为农会或农民协会的领导骨干。”二月八日，邓小平复电毛泽东，认为在新区树立这样两个观念非常必要：一是“根据地之确立与土改之完成，要经过相当长的过程，绝非一年半载所能达到”；二是“在斗争策略上，应分阶段、分地区地逐步深入”，开始应缩小打击面，以免犯急性病和策略上的错误。大别山区“应分为两种区域，即可以巩固的区域和游击区域”。在可以巩固的区域应注意：（一）中农打乱平分应绝对采取自愿原则，不要勉强。（二）贫农团已保证了贫农在农村的领导骨干作用，即应迅速扩大为农民协会，吸收中农入会和个别中农积极分子加入领导机关。亦可不先组织贫农团，而先组织农民协会，但必须保证贫农的领导。（三）暂时不斗富农底财。（四）使地主，特别是小地主能够生活，不要一扫而光。复电还讲到，地主经营的工商业应该保留，不予没收。二月十七日，毛泽东转发了这份电报，指出：“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
5、边区政权机关不应只代表农民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六日)
邯郸局，并告中工委，新华总社:
新华社晋冀鲁豫十三日电 讯中，有在边区农代大会成立前政务会议应尊重农代筹委会的意见和依据贫农、雇农、工人的要求改进工作等语。其中不但没有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连中农、独立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及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也没有提到。像晋冀鲁豫这样大范围的政权机关不应只是代表农民的，它是应当代表一切劳动群众(工人、农民、独立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及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及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的，而以劳动群众为主体。因此，边区最高政权机关是边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政府，而不是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政府。尽管现在各解放区是农民占绝大多数，但是必须顾到工人及其他各阶层民众，在农民中则必须顾到中农。此项新闻不知你们是否事先看过或事后有所检讨。根据此项新闻，至少我们的新华社及报纸的工作人员，对于毛主席亥有报告[1]并未研究，以至对于这些同志的过左的不正确的观点，并未纠正。望你们根据此电检查新华社的工作，并将结果电告。
中央
子铣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指毛泽东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的书面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3一1260页）。
6、对中央一月决定的补充意见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四日)
少奇同志:
子养电[2]悉。
(一)为了详尽考虑一月决定，你可召集阜平中央局诸人和中工委一道开几天会，缓几天复电不要紧。
(二)尚有几点拟加入此决定:甲、为了稳定中农之目的，老区新富农照富裕中农待遇，即不得本人同意不能平分；乙、给教堂、祠堂、庙宇留少数园地；丙、保护和平通商、传教的外国人；丁、货债及农民内部债务之处理；戊、新区执行土地法应与老区不同，在新区应分两阶段，第一阶段没收分配地主土地，中立富农；第二阶段平分土地。第一阶段只组织农会，第二阶段再组织贫农团。以上各点请一并考虑。
(三)我起草了一个给粟裕的电报[3]，内容是说土改不能性急，长江以北至满洲[4]各大解放区三年内完成土改即是很大成绩；新区应分两阶段完成土改，第一阶段应中立富农；土改方法应逐步推广，不应普遍动手。此电拟同时告知各区，现尚未发出，你有何意见，盼告。
毛泽东
子敬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中央一月决定，指毛泽东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草案，内容包括“党内反对错误倾向问题”、“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几个具体政策问题”、“关于政权问题”、“在革命统一战线中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关系问题”四个部分。这个决定草案已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四卷，题为《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2]指刘少奇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二日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已派人到两个县的下层搜集对《中央一月决定》的意见，三四天后可将讨论意见电告。除个别问题可能有若干意见外，一般赞成这个决定。又已将决定告知阜平中央局，他们可能有若干意见提出。
[3]指毛泽东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关于新解放区土改问题给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的电报。见本卷第35—39页。
[4]满洲，指中国东北地区。
7、转发朱德给中共中央信的批语
(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朱总司令亥灰信中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用民主讨论方式，发动士兵群众，在作战前，作战中，作战后讨论如何攻克敌阵，歼灭敌人，完成战斗任务。特别是在作战中，放手发动连队支部、班排小组，反复讨论如何攻克敌阵，收效极大。陕北攻克蟠龙[2]整一师一六七旅阵地的经验，也是如此。当时有一个团打了几天，上面认为无法打了，下令撤退。但连队认为可打，不肯撤。连队战士分组讨论，找出了办法，继续打，结果获得胜利。陕北将此种情形，叫做军事民主，而将诉苦运动，三查三整[3]，叫做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这些军队中的民主生活，有益无害，一切部队均应实行。第二个问题，是工厂中商店中工人店员职员的生活条件，不可过高。我党工商业政策的任务，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如果我党不善于领导工人阶级执行这一任务，提出了过高的劳动条件，重复过去历史上犯过的错误，致使生产降低，经济衰落，公私不能兼顾，劳资不能两利，就是极大的失败。这件事，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决不可只看见眼前的片面的所谓劳动者福利，而忘记了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此事，中央早已发了指示。但在许多地方并未引起注意，许多中央局、分局未能据此发出指示，未能向工会工作同志及工人群众进行正确的解释，迁就党内与工人群众中的孤立的片面的狭隘的思想，仍然执行历史上使我党遭受过严重挫折的错误方针。各地中央局以下各级党委，必须以严正态度对待此项问题，立即改正党内在此项问题上存在着的错误思想与错误政策。
毛泽东
子世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
【注释】
[1]指朱德在视察晋察冀野战军和冀中等地后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亥）十日（灰）写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信，信中介绍了晋察冀部队在攻打石家庄等地的战斗中，发动官兵边打仗边群策群力学习运动战、歼灭战、攻坚战战术夺得胜利的经验。同时反映了一些城市工人工资待遇过高的问题，认为这样会使公私工厂大部关门，工人失业，损害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实际上是一种“自杀”政策。
[2]指一九四七年五月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部队在延安东北的 蟠龙镇全歼国民党守军胡宗南部六千七百余人的战斗。
[3]三查三整，是中国共产党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结合土地改革所进行的整党整军运动。三查，在地方上指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在部队里指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指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
8、老区半老区实行土地法应有所不同
(一九四八年二月六日)
井泉、仲勋[1]并告少奇，一波[2]:
日本投降以前的老解放区，与日本投降以后至全国大反攻(去年九月)时两年内所占地方的半老解放区，与大反攻以后所占地方的新解放区，此三种地区情况不同，实行土地法的内容与步骤亦应有所不同，贫农团与农会的组织形式似亦应有所不同，请将你们对此种区别的意见电告。
在半老解放区，应完全实行土地法，彻底平分土地，组织贫农团与农会，而以贫农团为领导骨干，农会中贫农积极分子应占三分之二，中农只占三分之一，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但在老解放区，例如，晋绥的九十万人口或四十五万人口的老区，陕甘宁约一百万至一百二十万人口的老区，土地大体上早已平分了，即是大体上早已实行了土地法，在这里不是再来一次平分，而是调剂土地，填平补齐，中农占农村人口的大多数，如果我们也照中农占少数，贫农占多数，土地尚未根本解决的半老区一样，组织同样的贫农团与农会，人工地勉强地叫贫农团在农村中起一样的领导作用，叫贫农积极分子在农会委员会中占三分之二的多数，是否行得通，是否会冒犯脱离中农的危险?如果不是这样，其组织形式应当怎样?是否可以不组织贫农团，而只在农会之下组织贫农小组或者仍然组织贫农团(如果不只一个贫农小组的话)，但只使这种贫农团起其保护农村中少数贫农的作用，而不使其起半老区那样领导一切的作用?在农会中及乡村政府中，贫农积极分子如果获得中农同意(这是必需的条件)，可以当农会会长，政府村长、主席，但不一定要这样做，主要地要中农中思想正确、办事公道的积极分子去做这些工作，而在农会与政府的委员会中，贫农积极分子必须有他们的地位，但占少数，例如三分之一，中农积极分子则应占多数，例如三分之二，而在半老区则反过来，贫农占三分之二，中农占三分之一。
以上各点究应如何才算适宜，请井泉、仲勋于数日内电告，同时亦请一波电告自己的意见。
毛泽东
丑鱼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井泉，即李井泉（一九○九——一九八九），江西临川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兼晋绥军区政治委员。仲勋，即习仲勋，一九一三年生，陕西富平人，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
[2]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兼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
9、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革命
(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五日)
第一章 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
人们为着要生活，就要生产生活资料，例如粮食、衣服、房屋、燃料、器具等。人们为着要生产生活资料，就要有生产资料，例如土地、原料、牲畜、工具、工场等。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就是社会的生产力。
人们为着要进行生产，就必须在生产过程中彼此发生一定的相互关系，否则就无法进行生产。因为人们的生产从来就是社会的生产，不能孤立地进行生产。这种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就是社会的生产关系，就是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为着通俗起见，所有关系在本文件中称为占有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在法律上表现为财产的所有权关系。
社会的生产力和社会的生产关系相结合，就是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的生产方式是一切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精神生活的基础。
在社会生产力的历史发展的某一个阶段中，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人们的生产关系，就开始由社会一切人们的共同占有关系，发展成为一部分人们的私人占有关系。少数人占有大量的生产资料，多数人丧失或只占有很少的生产资料。这样，后一种人的绝大部分就被迫为前一种人劳动，把自己劳动的结果交给前一种人，并向前一种人领取少量的报酬，作为自己的生活来源。这就是说，后一种人受前一种人的剥削，而前一种人则依靠大量地剥削后一种人作为自己的生活来源。后一种人中间的一部分，因为占有足以维持生活的生产资料，是以进行独立劳动作为自己的生活来源的，但是他们仍然不能逃脱前一种人在某种程度上的剥削。这样，人们就分裂成为不同的阶级，分裂成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由于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由于生产工具的发展，例如由石头工具发展到简单的金属手工工具，再发展到较精的金属手工工具，再发展到复杂的机器工具，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人们的生产关系，就发生变化。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变化，剥削阶级对于被剥削阶级施行剥削的方法也就发生变化。
社会分裂成为许多阶级，这样的社会，叫做阶级社会。这样的阶级社会，既区别于人类历史上分裂为阶级以前的原始的共产主义社会，又区别于阶级被消灭以后的新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后一种社会，现在已经在苏联存在和发展。全世界一切人类社会现在正向着苏联所走的道路前进，阶级社会的历史快要完结。人类历史上的阶级社会，大体上分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三个阶段。中国的社会发展的历史，也是如此。只是因为外部和内部的原因，中国没有也不可能发展到完全的资本主义的社会。
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还在一百多年以前(一八四○年中英鸦片战争时期)，就开始由古代的独立的封建的社会经济形态，逐步地改变为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社会经济形态，即是说半独立的半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在目前整个中国社会经济中，一方面，存在着外国帝国主义的经济，本国封建主义的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和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这些就是旧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另一方面，存在着新式的国家经济、被解放了的农民和小生产者的经济和在新民主国家指导下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新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就生产技术而论，中国存在着大规模的机器生产事业、中小规模的机器生产事业和以家族为单位的手执简单工具以从事生产的各种小生产事业。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形态，在鸦片战争以来的长时期内占据优势。这种优势，现在正在被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所迅速地代替着。
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彼此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赖他们本身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是适合于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的。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就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现实的基础，而法律的及政治的上层建筑物，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竖立起来的。同时，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是和这个基础相适合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一般社会生活的，政治生活的，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相反，正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和现存的生产关系，或者说，就和所有权关系(所有权关系不过是现存生产关系的法律上的表现而已)发生矛盾。而生产力，在此以前，是在这些关系的内部发展了的。于是这些关系，就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枷锁。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在整个庞大的上层建筑物中，也就或多或少地迅速地发生大变革。”[2]
中国现阶段的人民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改变旧的社会经济形态、旧的生产关系以及竖立在其上面的一切社会的、政治的、精神的旧的建筑物，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生产关系以及竖立在其上面的一切社会的、政治的、精神的新的建筑物。我们的基本任务，就是如此。
第二章 中国目前的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革命
第一节 中国目前所有的主要阶级如下:(甲)无产阶级。例如新民主国家企业中的劳动者，资本家经营的机器工业、手工业、农业和商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他们都不占有私有的生产资料。但是新民主国家企业中的劳动者，按其原来状况，是无产阶级，但是按其现在状况，他们却经过了他们和其他劳动人民所共同支配的新民主国家，已经集体地占有国家企业中的生产资料，就是说，已经与其原来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新民主国家企业中的劳动者，已经是不被剥削的人们，他们所生产的用于扩大再生产和为全体人民谋利益的属于剩余价值的部分，不能认为被剥削。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则受资本家所剥削。(乙)农民。农民都占有少量的生产资料，或者耕种地主的土地，或者耕种自己的土地。在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以前，大多数农民都耕种地主的土地；在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彻底完成以后，所有农民都耕种自己的土地。农民中间占有的生产资料不足维持生活，因而必须出卖部分劳动力的，叫做贫农，贫农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农民中间占有的生产资料足以维持生活，因而不必出卖劳动力的，叫做中农。在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以前，贫农占农民的大多数；在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彻底完成以后，中农占农民的大多数。在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以前，农民都受地主和其他剥削阶级所直接地或间接地剥削；只有在新民主国家实现土地制度的改革以后方才免除这种剥削。(丙)农民以外的独立劳动者。例如手工业劳动者，自由职业者，小商贩，他们都占有少量的生产资料，以自己的独立劳动为生。他们受帝国主义者、地主、官僚资本家和其他剥削阶级所直接地或间接地剥削。(丁)自由资产阶级。这就是民族资本家和新式富农。他们占有较多的生产资料，以自由资本主义的方法剥削雇佣劳动者。在反动的国家政权下，他们受帝国主义者、地主和官僚资本家所压迫、损害或限制。(戊)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旧式富农。他们占有最多的生产资料，直接地或间接地与帝国主义相结合，以封建的、买办的、垄断的方法剥削劳动人民，并压迫、损害或限制自由资产阶级。
第二节 无产阶级，农民，独立劳动者，以及一切受人剥削的人们，共占全国人口约百分之九十，其中农民则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所有这些劳动人民，在反动的国家政权下，除受经济上的剥削外，还受政治上的压迫。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其中，以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贫农)为人民民主革命和新民主国家政权的领导阶级，而无产阶级则是主要的领导阶级。[3]无产阶级、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的任务，是联合自由资产阶级，以人民民主革命的方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有长期的革命斗争的经验。这种革命斗争经验的集中表现，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建设新国家的伟大的领导能力。
第三节 自由资产阶级是一个软弱的动摇的阶级。但是因为他们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所压迫、损害或限制(这种压迫、损害或限制远较劳动人民所受者为轻)，所以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时期内，他们可以参加这种革命，或者保守中立。在革命胜利以后的经济建设中，他们也可以参加这种建设。只要中国尚未进到社会主义社会，他们是可以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一道前进的。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中，应当允许自由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团体派遣他们的代表参加工作。但是，他们中间有为数不多的一部分人，即自由资产阶级的右翼分子，是依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反对人民民主革命的，中国人民对于这部分人的反动行为，必须予以警戒和揭露。但是这种政治上的警戒和揭露，应当与经济上的消灭严格地区别开来。中国人民民主革命所应当和必须消灭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不是自由资本主义。
第四节 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旧式富农，人数很少，却占有全国生产资料的最大部分。其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虽然各地有多有少，但是按照一般情况，大约只占乡村人数百分之十、户数百分之八左右，而他们占有的土地，则达全部可耕土地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之多。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即中国的大资产阶级，人数更少，但是他们所占有的生产资料，极为巨大，以致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仅就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占有的财富而论，其价值即达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之多。所有这些封建的、买办的反动阶级，建立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的腐朽的国家，以及代表这个国家的反动的腐朽的政府。这个反动政府，对外出卖民族利益，和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国帝国主义订立各种不利于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反动条约，使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取得政治的和经济的特权，因此这个政府就变成了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在对内方面，这个政府压迫人民，举行反革命战争，企图消灭人民民主势力。全国一切生产力，除了已经获得解放的地区以外，均被这些反动阶级所控制的反动的退步的落后的生产关系所束缚，日趋衰败，不能发展。而生产力本身的要求，则是用革命方法解除这种旧有生产关系的束缚，推翻这种旧有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关系，因而使全国一切积极的生产力获得向上发展的可能，替未来的更进步的更能自由地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社会准备条件。这个生产关系变革的内容，就是废除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所强占的特权，废除地主阶级及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废除官僚资产阶级的私人垄断的资本所有权。
但是，在阶级社会中，一切生产关系，都是被阶级的国家权力所保护的。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就被什么样的阶级的国家权力所保护，而所谓国家权力，首先就是军队的武力。人们如果要推翻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人们就或早或迟地要推翻旧的国家权力，建立新的国家权力。中国人民如果要消灭帝国主义的、封建的和买办的生产关系，完成民族独立，实行土地改革，没收官僚资本，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关系，借以发展中国的生产力，他们就必须推翻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及旧式富农所结合在一起的反动的腐朽的国家权力，首先就必须消灭一切反动军队。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在所从事的伟大的神圣的正义的革命战争，正是为着这个目的。而这个革命战争，现在正是日益接近于全国的胜利。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
【注释】
[1]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中的第一章和第二章。这两章是毛泽东写的。整个规定草案共有二十五章。毛泽东在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日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说：“这个文件实际上带着党纲、政纲、政策几重性质。我们如果要取得全国胜利，需要有这样一个文件，党内外才有明确遵循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的章程。”这个规定起草于一九四七年冬，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五日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完稿，次日发给党的高级领导机关进行讨论，规定不下达。
[2]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新的译文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
[3]关于半无产阶级也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的提法，后来中共中央作了修正。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中国革命领导阶级问题的修正指示》指出：“关于中国革命的领导问题，无论过去或今后，均应只提是工人阶级（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应再把半工人阶级包括在内。”
10、新解放区土改斗争策略的运用
(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七日)
中原局、野后各同志:
丑元电[1]悉。
(一)同意你们的意见，先建立贫农团，提高贫雇农的觉悟性、组织性，树立贫雇农威信。在对国民党及地主的斗争中，吸收中农参加。几个月后，再建立联合全体农民的农民协会。此点在中央新区土改要点指示[2]中已规定了。贫农团及农民协会，均须严防地主、富农及其他投机分子混入。农民协会及其委员会，必须有三分之二的贫雇农作会员及委员，确实掌握贫雇农的领导权，此点亦是完全必要的。
(二)新区斗争策略阶段必须分为先斗地主后斗富农两个大阶段。在第一个大阶段中，又必须分为几个步骤，从斗大地主、恶霸、反动分子开始，依据群众觉悟及组织程度逐步推广打击面(总的打击面，在一般情况下不要超过乡村人口百分之十)。这是一般原则。但这并不是说农民要求先向他们最痛恨的属于富农、小地主甚至个别中农中的保甲长、恶霸分子施行斗争，我们也不允许。特别是因为有许多乡村，没有大地主，只有中小地主及富农，应当允许农民这样做。我们打击富农、小地主中的反动的保甲长、恶霸分子，和我们在第一个大阶段中缩小打击面，对于富农、小地主中的多数人暂时不去惊动他们的策略，并不矛盾。
毛泽东
丑篠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指中共中央中原局、晋冀鲁豫野战军后勤部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三日关于新区斗争策略与组织形式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中央在新区斗争策略上分为两个阶段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在组织形式上先建农协（农会）而后建贫农团，我们感觉有困难和不利之处。这主要是，贫农一开始没有自己的独立组织，农协领导权和斗争果实将落入中农、流氓甚至富农手中。中农甚至少数富农因先于贫农登上政治舞台，大大妨碍贫农核心的建立。另外，由于派到新区的工作人员成分不纯，常有意无意忽视贫农核心的建立。因此，我们觉得斗争一开始就应该注意到贫农核心的培养树立，组织形式以同时建立农协和贫农团为好。这与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的基本路线亦极符合。如果必须先建立农协的话，农协委员及农协会员内贫农均须占三分之二以上。
[2]指毛泽东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五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3—1284页）。
11、各地应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并告中工委:
关于城市工作
(一)中工委丑皓电所述石家庄城市工作经验[1]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必须讨论中工委丑皓电，并将中工委丑皓电当作党内文件印发至地方地委一级，军队团委一级。各级党委收到中工委丑皓电以后均应引起讨论。
(二)尔后各局、各军在攻占城市及在占领以后不久时期内管理城市的工作方针及方法，应即以中工委丑皓电所述攻占石家庄及初期管理石家庄的方针及方法为基本的方针及方法。
(三)多年以来我们占领了很多城市，有了丰富的经验。但是没有总结，让这些经验埋没，让各种错误的方针及方法反复重犯，让良好的经验限于一地无法为全党取法。这是经验主义、地方主义还在我们党内占有重要地位并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结果。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对于自己攻占及管理的城市似乎还没有作过一次认真的研究，亦没有将城市工作的比较完全的经验向中央作过反映。我们占领了并长期管理了张家口、邯郸、长治、晋城、淮阴、烟台、威海卫、淄川、博山、德州、承德、赤峰、安东[2]、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石家庄等几十个大城市及中等城市，临时占领不久又退出的则有沈阳、长春、焦作、韩城、许昌、漯河、运城等处。可是，这一切城市工作经验(不能说不丰富)，除运城一处我军入城秩序不好，曾由邯郸局有过反映外，没有任何一处有过反映。像石家庄这样重要的经验，是由中工委总结的。两年前张家口的经验，我们是从中工委的丑皓电才看到的[3]。这种在重大问题上(不是小问题或技术问题，而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极端恶劣的习惯，在七大以后并未根绝，现在已相当严重地影响了党的工作的发展。
(四)为了将党的注意力不偏重于战争与农村工作，而引导到注意城市工作，为了使现已取得的城市的工作在我们手里迅速做好，为了对今后取得的城市的工作事先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与组织准备，中央责成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对于自己占领的城市，凡有人口五万以上者，逐一作出简明扼要的工作总结，并限三至四个月内完成此项总结，电告我们。
中央
丑有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九日在给各地并中央的电报中，就收复石家庄后城市工作的经验作了总结。主要有：（一）攻城前和攻城中训令部队及民兵干部注意保护机器、物资及一切建筑物，不准破坏和自由搬取；进城后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市民哄抢，禁止任何机关部队乘机搜集、搬走与购买物资，同时设立统一的物资委员会，有计划地搜集、购买与分配物资。（二）向进城干部和部队宣布我们在石家庄的工作方针是建设，而不是破坏，不准私人拿取一点东西，不准大吃大喝，缴获物资一律归公，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三）严格审查原有的地下工作人员，管理城市主要依靠外面派去的干部，但这些干部有对城市不熟悉、搬用农村工作经验的缺点。（四）及时制止急于组织工会、贫民会及各种无政府主义行为，宣布除政府及公安局得依法逮捕与没收财产外，禁止任何团体和个人没收财产及逮捕、殴打任何人，同时政府委派人员组织人民法院，接受人民申冤，惩治罪大恶极的汉奸、恶霸，限期登记国民党党员和一切伪公务人员。（五）召集各界座谈会，宣布政策，成立临时参议会，筹备选举正式市人民代表大会，筹备复工，保证工人实际工资不继续降低并分发实物。
[2]安东，即今丹东市。
[3]指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九日电报中提到的收复张家口后，领导机关随即迁入城市，因而引起一些干部往城市跑，乱抓乱买东西，贪污腐化，放松乡村工作，引起士兵与乡村干部不满的现象。
12、今后不要提倡新式富农的意见是不对的
(一九四八年三月八日)
说今后不要提倡新式富农的意见是不对的。我们提倡新式富农的目的和俄国革命后保存富农的目的是不相同的。中国富农经济不占重要成分，粮食供给主要依靠中农、贫农，并不是依靠富农，我们鼓励吴满有[2]一类人之目的，在于这样能够稳定新旧中农，刺激其生产。如果过去这是需要的，现在这种情形仍未改变，不能说这种需要已不存在。如果中国的某些地区有依靠富农粮食供给的情形，那就鼓励富农经济更加是需要的了。一种模糊的违反经济要求的“左”倾情绪在人们的思想中作怪，在土地法公布后甚为普遍，做宣传工作的同志应当加以批判，而不应为其动摇而投降这种情绪。
毛泽东
三月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一份关于新式富农入党问题的电报稿上写的批语。
[2]吴满有，陕西横山人，一九二八年逃荒到延安县务农，后经过土地革命分得了土地，发展成为新式富农。在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中他成绩突出，被评为劳动英雄。陕甘宁边区曾开展向吴满有学习的运动。
13、在宽大机动中大量歼灭敌人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四日)
杨罗杨耿[1]，并告中工委(转彭聂[2])，晋绥分局，林罗刘[3]:
十日十五时电[4]悉。你们只有在宽大机动中大量歼灭敌人，迫使敌人分散配备，才能克服你们遇到的敌人大量集中不利我军歼击的困难问题。你们机动的范围:第一是整个平绥线[5]，包括绥远[6]全省在内，第二是北宁线，第三是平承线，第四是平保线。目前所采出平绥线的方针，应当执行到敌人已经大量集中、该线我军已无好仗可打之时为止。下一步主力的行动，可以出平保线打一二仗，调回敌人主力，然后再出平绥线。你们拟派两个纵队出绥远的计划是很好的，可令该两纵于攻克柴沟堡一线之后，不要停留太久，迅速出绥远，以绥远全境为活动范围。你军所占地方即归你们管辖，多派干部建立政权，建立地方武装。晋绥分局取协助方针。晋绥分局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同蒲线阎军[7]地区及协助西北局向陕甘川前进。你们主力必须建立向冀热察[8]交界地区及冀东地区作战的计划，但出动的时机与出动兵力的数量应依情况决定。此外你们必须向全体指战员进行在新区工作的策略与政策教育，此点不知你们在此次休整中已做了没有，如果没有或不足，你们应在作战中补足之，此种教育极为重要。
军委
十四日二十四时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杨罗杨，指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当时分别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第一政治委员和第二政治委员。耿，指耿飚，一九○九年生，湖南醴陵人，当时任晋察冀野战军参谋长。
[2]彭，指彭德怀，当时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指聂荣臻（一八九九——一九九二），四川江津人，当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林罗刘，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4]指杨得志、罗瑞卿一九四八年三月十日十五时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在作战上尚未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集中，敌亦集中，兵力堆在一起，不是打不成，就是打不好。这次我军出平绥，在战役指导上有意识将五个纵队组成两个拳头，如敌主力对我一、六纵队，好打则集中全力打，否则引敌向西，我主力乘虚出平张段。如敌主力出察南不好打时，我一、六纵队则挺进绥远，歼灭孤立分散之敌，切断平绥西段。如此迫敌分散，便于我军各个击破。
[5]平绥线，指北平（今北京）至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的铁路，即今京包线。
[6]绥远，即绥远省，一九五四年撤销，当时辖区为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盟东部及呼和浩特市、包头市等地。
[7]阎军，指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所辖部队。
[8]热，指热河省，一九五五年撤销，当时辖区为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察，指察哈尔省，一九五二年撤销，当时辖区为今河北省西北部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
14、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日)
华东局，转许谭谢[1]，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前委:
许谭谢卯东[2]电悉。你们对昌潍地区之敌宣布宽大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点是不正确的，即对罪大恶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的大反革命分子及大恶霸分子，也和其他敌方人员不加区别地一概宣布既往不咎，将功折罪。你们这样宣布，对敌方事实上将是一种欺骗，因为事实上这些罪大恶极分子被捕以后，当地群众将很有理由地要求我军及民主政府加以惩办，而我军及民主政府必须接受群众的要求，否则就要犯错误。你们这样宣布，将使你们在政治上处于软弱和被动的地位，因为在这些罪大恶极分子被捕以后，人民群众要求惩办的时候，如果你们要维持对敌方的信用而坚持既往不咎的政策，你们就将违反群众的正义的要求和意志。你们在宣布这样原则性的政策之前，应当向华东局及中央请示，因为对罪大恶极分子和其他敌方人员不加区别地一概宣布既往不咎，是直接违反我党政策及人民解放军宣言中首恶者必办一项规定的，而你们没有事先请示，粗率地向敌方发出这项不正确的声明。如果你们的声明尚未公开宣布，必须迅即修改这项声明，方能宣布；如果已经公开宣布，则你们已使你们自己犯了一次错误。当然，目前不要马上宣布取消此项声明，但总有一天你们要宣布执行惩办首恶分子的正确规定。
中央不止一次地向各地各军领导同志指出，中央的一切政策必须无保留地执行，不能允许不得中央同意由任何下级机关自由修改。但在日本投降以后的两年多时间内，不少地方在关于土地改革的政策方面，在关于工商业及工运的政策方面，在关于打人杀人的政策方面，在统一战线的政策方面，在宣传教育的政策方面，以及在其他某些方面，地方党和军队的领导机关不得中央同意，甚至不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即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前委及其他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的同意，自由地迫不及待地粗率地冒险地规定及执行明显地违背中央路线和政策的某些政策。地方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恶劣作风，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恶劣作风，多报功绩少报(甚至不报)错误缺点的恶劣作风，对于原则性问题粗枝大叶缺乏反复考虑慎重处置态度的恶劣作风，不愿精心研究中央文件以致往往直接违反这些文件中的某些规定的恶劣作风，仍然存在。所有这些不良现象，中央要求一切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严肃地注意加以改变，并指导所属中级及下级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同样严肃地注意加以改变，一遇此类现象，立即明确地毫不含糊地予以指出并予以纠正。我们这样做是完全合乎中国革命形势的要求的。中国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我党已经处在夺取全国政权的直接的道路上，这一形势要求我们全党全军首先在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及策略方面，在军事上的战略及重大战役方面的完全统一，经济上及政府行政上在几个大的区域内的统一，然后按照革命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地考虑在军队的编制和供应上，在战役行动的互相配合上，以及在经济上在政府行政上(那时须建立中央政府)作更大的统一。
总之，革命形势要求我党缩小(不是废除)各地方各兵团的自治权，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而在各地区和各部分则统一于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据我们所知，各地区和各部分的内部对于受中央委托的机关存在着极大的极不正常的和极有害的不统一状态)。各地领导同志必须迅速完成在这方面的一切必要的精神准备和组织准备。
中央
卯灰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许谭，指许世友、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谢，指谢有法（一九一七——一九九五），江西兴国人，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政治部主任。
[2]卯东，即四月一日。
15、给李济深、沈钧儒的信
(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
任潮、衡山两先生:
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2]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此项联合声明，弟已拟了一个草案，另件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三党联合声明内容文字是否适当，抑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究以何者适宜，统祈赐示。兹托潘汉年[3]同志进谒二兄。二兄有所指示，请交汉年转达，不胜感幸。
谨致
民主革命敬礼!
毛泽东
五月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1]李济深，字任潮，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沈钧儒（一八七五——一九六三），号衡山，浙江嘉兴人，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在香港主持盟务。
[2]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节口号。毛泽东在审阅这些口号时，加写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内容：“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3]潘汉年（一九○六——一九七七），江苏宜兴人。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派在香港领导对敌隐蔽斗争和统一战线工作的负责人。
16、晋绥分局应将工业生产放在领导工作的重要位置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一日)
晋绥分局，并告华北局，西北局:
五日电悉。
(一)你们万余人进驻运城地区，必须向所有人员讲明对待当地人民及党政军的正确态度。
(二)中央已决定将北起赵城、南至蒲州沿同蒲线及其以西地区划归你们管辖，你们应准备有关接收及管理事宜，不要因接收引起人员的不满及物资的损失。具体的移交、接收及划界，望华北局拟出办法通知晋绥分局及当地党政军机关，务使划分以后不至引起不满及损失。
(三)至少在一个时期内，分局应将自己的注意力主要地放在接收各县的工作上。
(四)分局应将工业生产问题放在领导工作的重要位置。有了工业生产的条件，党如果不注意恢复及发展工业，党的领导人员如果缺乏工业方面的知识，如果不用力去学会这一方面的知识，那就会要犯错误。在收复延安后，西北局亦须注意恢复及发展工业。
中央
十一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17、关于对外订立有借有还商业性协定问题
(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林罗刘[1]，并东北局:
辰寝电[2]悉。
(一)嗣后凡有借有还之协定，只要有可能，你们尽可订立。但须将要求详情事前报告中央审查批准，事后将经营结果及偿还情形报告中央审核。
(二)事前不经批准事后又不报告经营结果及偿还情形，则是不许可的。
(三)除武器总清单由林罗刘速报中央外，过去一切商业性协定之详细内容及经营和偿还情形，望东北局补报中央。你们过去为什么对于这样重要的外交行动采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态度，亦须对中央说明理由。
(四)凡在有借有还之商业性协定以外之要求，则必须遵守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之原则，非万不得已，不要轻易提出要求。
毛泽东
辰俭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林罗刘，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2]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六日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过去收到苏方的物品总清单当即清查报告你。两个月前我们向苏方要求帮助我们修复被破坏铁路的器材，最近他们已口头答复同意，购物款项分数年偿还。
18、多方调动敌人，创造歼敌机会
(一九四八年六月三日)
粟张[1]，并告刘邓，陈邓[2]:
冬午电[3]悉。在整个中原形势下，打运动战的机会是很多的。但要有耐心，要多方调动敌人，方能创造机会。最近时间内，陈唐[4]需要协助刘邓作战。只要刘邓能打一二个好仗，局势就会开始起变化。因此你们到达适当地区后，不是休息三天，而是休息半月左右，全军精心研究技术战术，养精蓄锐。即使有打小仗的机会，主力也不要去打。等候刘邓对张珍[5]作战完全结束，陈唐到达陇海汴徐线附近，并休息若干天恢复疲劳之后，再采取调动敌人之行动，于运动中歼灭敌人。在打五军、七十五师等部时，不要企图一次打得太多，而要准备一次只打一两个旅，各个歼灭该敌，因为该敌是比较强的。要说服干部不要急于求赫赫之名，急于解决大问题，而要坚忍沉着，随时保持主动。
军委
江寅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粟，指粟裕，当时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张，指张震，一九一四年生，湖南平江人，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
[2]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陈邓，指陈毅、邓子恢，当时分别任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3]指粟裕、张震一九四八年六月二日午时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原拟攻占城武，歼灭来援之敌，否则围攻曹县，吸引敌五军主力于曹县、民权、商丘间歼灭之。现敌五军已先我到达，如实行此方案，仓卒应战，且部队连续行军，较为疲劳，我主力不能集结，兵力不足，为争取主动，伺机歼敌，故建议部队暂以战备状态，进到定陶、城武及金乡外围集结，休息三天，再决定第二步行动。
[4]陈唐，指陈士榘、唐亮，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
[5]张轸（一八九四——一九八一），河南罗山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绥靖区司令官。
19、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应向中央报告的事项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各中央局，分局，前委:
下列各项，嗣后必须在事先或事后报告中央，经中央审查批准已在执行中者，除业已呈报者外，须将指示或决议或条例或命令补行呈报备审。
(一)税收政策，内分农业税(即公粮)、工业税、商业税。
(二)工资政策，内分公营企业工资、民营企业工资(包括合作社)、乡村工资。
(三)每年财政预算。
(四)全区脱离生产人员的数量和人口数量的比例。
(五)每年动员新兵计划。
(六)增加新的团、旅(师)及纵队的数量及编制。
(七)全区每年土改工作范围、政策及干部配备。
(八)全区生产计划、投资及贷款计划，内分工业、交通、矿业、航业、农业及商业。
(九)货币政策及发行计划。
(十)外交政策、外交事件之处理及外人宗教案件之处理。
(十一)文化教育政策，全区文教事业计划。
(十二)高级人民代表会议及高级政府组成中我党与他党及非党人员的配备。
(十三)我党与民主党派及非党人员合作的政策。
(十四)全区司法政策，即如何对待各类犯罪分子。
(十五)党校及军校的计划及教育方针。
(十六)区党委或省委的书记、副书记及委员的配备。
(十七)旅(或师)一级及其以上各级主要人员的配备。
(十八)整党计划及政策(包括三查三整[1]在内)。
中央
已有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三查三整，见本卷第47页注[3]。
20、停止攻击长春计划，做好南进作战准备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林罗刘[1]，并告东北局:
午哿、午养两电[2]均悉。向南作战具有各种有利条件，我军愈向敌人后方前进，愈能使敌方孤悬在我侧后之据点被迫减弱或撤退，这个真理已被整个南线作战所证明，亦为你们的作战所证明。攻击长春，既然没有把握，当然可以和应当停止这个计划，改为提早向南作战的计划。在你们准备攻击长春期间，我们即告知你们，不要将南进作战的困难条件说得太多太死，以致在精神上将自己限制起来，失去主动性。[3]现在你们已经将注意力移到向南作战方面，研究南面的敌情、地形、粮食等项情况，看出其种种有利的条件，这是很好的和很必要的，并且应向全军指战员首先是干部充分说明这些条件，以鼓励和坚定他们向南进取的意志和坚定他们的决心。但在同时，必须说明将要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各种困难情况，诸如粮食困难，人民的欢迎不一定有如同现处地方的人民那样热烈，某些敌人的顽强抵抗和某些时候作战的不顺手等等，使他们在这方面先有精神准备，并研究克服各项困难的方法。这些必然遇到的困难情况，其中特别是粮食条件的困难，你们高级领导方面尤其要严重地估计到。现在距八月中旬已不足一个月，你们的政治动员和准备粮食等项工作，必须加紧进行，否则八月间还不能在北宁、平承、平张等线打响。关于具体作战计划，希望你们详加考虑，拟出全般方案电告。你们指挥机关似以先期南下和程子华、罗瑞卿[4]诸人会面为适宜。东北局应速加强冀热察[5]辽区域的工作，尤其财经粮食方面的工作，该区在这方面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矛盾。
军委
养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林罗刘，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2]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日和二十二日给中共中央军委的两封电报。二十日的电报说，东北局常委重新讨论行动计划后认为，我军仍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攻击长春。东北野战军主力八月中旬即可开始南下作战。南下最大的困难是粮食的接济，但可以解决。在平绥线作战，则须晋察冀方面有所准备。二十二日的电报说，如华北敌人确实空虚，则我军南下与晋察冀配合作战，有全部歼灭敌人，夺取天津、北平的重大可能；同时，亦必引起长春、沈阳敌人撤退，有解放东北的可能。
[3]一九四八年四月十八日，林彪等致电毛泽东，提出于五月中下旬集中东北野战军主力攻打长春的意见。四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复电同意这一意见，但指出：“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你们所说打沈阳附近之困难，打锦州附近之困难，打榆锦段之困难，以及人关作战之困难等，有些只是设想的困难，事实上不一定有的。”“你们自己，特别在干部中，只应当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
[4]程子华（一九○五——一九九一），山西解县（今属运城市）人，当时任冀热辽军区司令员。罗瑞卿，当时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二兵团第一政治委员。
[5]热，指热河省，察，指察哈尔省，均见本卷第82页注[8]。
21、对中间派倒蒋活动应取的策略
(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
沪局，港分局，并告克坚、汉年[2]:
据克坚午篠[3]电告，李济深、冯玉祥[4]想利用美国务院及司徒[5]促蒋下台，由李、冯主政，下令国军[6]就地停战，不听命者以武力解决。据说此事李恐我港方人员幼稚，不便实告，乃改派人告克坚将此事转告中央，克坚表示我港方人员很好，应大家合作等语。另讯，冯将回国至港。据闻，李曾派彭泽湘[7]见司徒，要求倒蒋，司徒未同意。按美国务院政策，现仍以支持蒋介石反共为主，同时对蒋无能及老吃败仗感不满。为迫蒋让出更多权力，为准备在蒋军更加崩溃时能够团结反动统治各派并企图团结一部分中产阶级分子共同反共起见，又正在进行各种阴谋活动，其中包括对我党试探和谈的可能性。到蒋介石真正无法统治下去时，则准备以李宗仁、何应钦[8]等代替蒋介石。此时则希望与我党停战议和，以便取得喘息时间，重整兵力，然后卷土重来，消灭革命力量。在准备以李、何代蒋一点上，蒋及其死党是要反抗的，近日平、津、沪、宁一带所传出的和谣及翁文灏[9]的反共演说，都是这种反抗的表现。我们对于美帝这类阴谋是应当揭穿的，但对反动统治内部的分裂与倒蒋运动则应当利用，以促成他们间的更大分裂。我们对于李济深、冯玉祥一类中间派人士的倒蒋活动，不要无分析地一概反对，而应告诉他们美帝及李宗仁、何应钦等反动集团是靠不住的，我们赞成倒蒋是因为蒋倒之后对于解放战争的开展有利，而不是对美帝及李宗仁、何应钦等有任何幻想。相反，应在人民中随时揭破美帝和反动派的阴谋，以免上当。望你们体会上述策略，与李济深、冯玉祥、章伯钧、谭平山[10]及其他中间派反蒋分子保持密切联系，尊重他们，多对他们作诚恳的解释工作；争取他们，不使他们跑入美帝圈套里去。是为至要。
中央
未东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
【注释】
[1]这是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致上海局、香港分局的电报。
[2]克坚，即吴克坚（一九○○——一九八六），湖南平江人。汉年，即潘汉年。他们当时分别是中国共产党派在上海、香港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和情报工作的负责人。
[3]午篠，即七月十七日。
[4]李济深，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冯玉祥，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一九四八年七月底由美国启程回国准备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途中因轮船失火于九月一日遇难。
[5]司徒，即司徒雷登（一八七六 ——一九六二），出生于中国的美国人。当时任美国驻中国大使。
[6]指国民党军队。
[7]彭泽湘（一八九九——一九七○），湖南岳阳人。当时在李济深处帮助工作。
[8]李宗仁（一八九一——一九六九），广西桂林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副总统。何应钦（一八九○——一九八七），贵州兴义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部长。
[9]翁文灝（一八八九——一九七一），浙江鄞县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
[10]章伯钧，当时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谭平山，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常务委员。
22、不同意毛泽东主义的提法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五日)
吴玉章[1]同志:
未元电[2]悉。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
毛泽东
未删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吴玉章（一八七八——一九六六），四川荣县人。当时任华北大学校长。
[2]指吴玉章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给周恩来的电报。在电报中，吴玉章表示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对这样的提法“是否妥当”，请周恩来“同主席和少奇同志商量后，赐以指示”。
23、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各地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并不得在宣传中将中央和受中央委托执行中央的路线、政策和任务的机关(即各中央局、分局、军委分会和前委会)处于平列的地位。相反的，必须公开向党内外声明，各受中央委托的机关是执行中央的路线、政策和任务的。各中央局、分局、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在发出自己的决议、指示、命令和训令时，亦必须注意到此点，不得将自己和中央处于平列的地位，甚或向党内军内将自己造成高出中央的影响。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决议的第三次稿上加写的一段话。这个决议在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参见本卷第126页注[2]。
24、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
(一九四八年九月)
一 报告
(九月八日)
我们这次会议要解决的问题有八条。
第一，关于国际形势的估计。
对国际形势，去年十二月会议[1]曾作过估计。当时党内意见不一致，就在中央委员会中意见也不一致。提法是两种:一种是或者和平或者战争；一种是有战争危险，但是不致爆发战争。有战争危险是共同的，或和或战就不一样。前一种提法，认为全世界人民力量尚不足以制止战争。后一种提法，认为苏联及全世界人民能够动员力量制止战争，美、英反动派对战争也未准备好，我们可以争取时间制止战争，因此，我们有任务动员全世界人民的力量制止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第一次大战后不同，制止战争的可能性更大。第二次大战打败了德、日法西斯，要把他们再扶起来还不容易。美、英反动派确在准备战争，战争危险确实存在着。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民主力量，已超过反动力量(莫洛托夫、日丹诺夫[2]都这样说了，我们党内有些同志，特别是中间派还看不清楚)，而且还在继续发展，所以战争危险必须而且必能克服，其条件就是要努力。时间如能争取十年到十五年，就必能制止战争。我们不应提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我们应该提或者较迟妥协或者较早妥协的问题，最近在柏林问题[3]上就是这样。
我们讲的妥协，不是讲在一切问题上都能妥协，如要做出决议取消殖民地那就不可能，而是讲在若干问题上可能妥协。这种妥协，是讲国际问题，而不是国内问题；不是一切问题，而是若干问题，包括重要问题在内。一九四七年苏、美、英等国就同意、罗、匈、保、芬五国订了和约。对德、奥和对日的和约，虽然很难订，但也终究会订下来的。英法与苏联之间的通商贸易有发展可能，但美、苏之间的这种可能会少些。
苏联与美英法按民主原则妥协，我们同国民党也来一个妥协吧，中间派就这样想。我看不能这样提。苏联的政策是不干涉各国内政，大西洋宪章[4]也承认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国家的政治制度。中国人民是不选择蒋介石那个制度的。苏联及一切民主力量向反动派力量作斗争，按民主原则妥协就是斗争的结果。是不是各国人民都必须向国内的反动派妥协呢?不能这样提。当然，如能强迫蒋介石照我们的做，解散法西斯组织，不要土豪劣绅，让我们搞军队又搞土地改革，那有什么不好?但是蒋介石是反动派，他不赞成。从古以来，反动派对民主势力就是两条原则:能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留待将来消灭之。英国现在先消灭政府内部的共产党，对社会上的共产党就慢慢来。我们对反动派也应采取同样的两条原则，我们今天实行的是第一条。
以上是去年十二月会议的三点估计。世界和平，苏联不打仗，对世界人民有极大的利益。可是蒋介石希望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党内也有人认为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苏联和东欧各国人民如果能够和平生产十年到十五年，苏联能提高生产力到年产六千万吨钢，人家就望也不敢望了。时间已过了三年，只差十二年了。国际环境就是如此。
第二，关于我们的战略方针。
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军队向前进，就要生产长一寸，不这样就没有饭吃。又必须加强纪律性，作战方式要逐渐正规化。这是方针。
作战方式要由游击战争逐渐过渡到正规战争。游击战我们是得了益处的。我们有过早正规化的教训。这两年我们集中作战，在这一点上已正规化了，其余各点上还未正规化。现在还是过渡时期，第三年也还不能完全办到，如果不把平津打下，也还不能完全办到。没有铁轨、火车头，没有汽车，就不能组织近代化的正规战争，如东北正规化就搞得比较好。我们现在军队的编制是五个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三纵队……，五个地区都是相同的番号，碰到一块就发生困难。即使番号统一了，人数、编制、供给标准也不统一。因此，有计划地走向正规化完全必需，走迟了就要犯错误，正同过早正规化犯错误一样。要统一，要正规化，现在有很多事情要做。恩来同志正在草拟一个文件[5]，尚未准备好。
建军五百万是为了全部打倒国民党，一切角落都扫光。根本上打倒国民党，时间五年左右[6]即可以，军力四百万即可以。第三年军队数目上不增加，现在我们有军队二百八十万，加上其他人民武装力量一百四十万，共四百二十万，编制不足的还要补充起来，如只有一万多人的纵队，要补到两万人。第四、第五年还要扩大，到江南后即可以扩大。五百万是包括这一切的。
消灭敌人正规军五百个旅。第一年九十七个旅，第二年九十二个旅，两年已消灭正规军近二百个旅。第二年较少的原因是:一、敌军将每旅二团制改成了三团制。二、东北和粟裕[7]少打了一个仗。三、刘邓[8]到大别山后减弱了。四、华野外线兵团主力，去年七、八、九三个月，在山东逢水过水，逢田过田，打大仗的神气就不足。所以，消灭敌人数目就不多。今年上半年，陈粟[9]五个月未打仗，东北半年未打仗，但我们还歼敌九十二个旅，一百五十万人，可见国民党军队不难消灭。第二年的好处是把临汾打开了，徐[10]兵团变成有战斗力的兵团，许谭[11]兵团加强了，陈粟的情况变了，刘邓已开始壮了，东北虽少打一个仗，但现在壮得厉害。今年还有四个月，再搞三十六个旅是可能的。把济南、太原搞下来，刘邓搞南阳，彭[12]只要一个月缴一个旅就很好。以后各种条件更好，第三、第四、第五年再歼敌正规军三百个旅，没有理由说不可能。国民党现在有二百八十四个旅，有新的，有空的，有强的，也有弱的，消灭五百个旅，一般的是消灭了两次。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不是说把每一个角落都扫清了，如在济南、太原打下之前，是否就可以说在山东根本上打倒了蒋介石，在山西根本上打倒了阎锡山[13]?是可以这样说的，但不是全部打倒。争取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与公开宣传至少五六年在全国胜利也是符合的。至于夺取城市，扩大解放区的人口和面积，我们历来不提，因为把敌人消灭了，城市也来了，解放区也扩大了，人口也增加了。过去两年歼敌二百个旅，我们就得到了四平、吉林、运城、临汾、延安、潍县、洛阳等城市。
第三，关于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专政。
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问题的提法，在我们党内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大革命时期我们提的是“联合战线”，当时右的理论是政权归国民党，我们以后再来革命。后来我们搞土地革命了，六大规定的是工农民主专政，没有估计到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在帝国主义压迫下还可以跟无产阶级合作。合作是后来发生的，因为有了日本的侵略，现在又有美国的侵略，我们又回到大革命中的正确时期。现在不是国共合作，但原则上还是“国共合作”。现在不是同蒋介石合作，是同冯玉祥、李济深[14]合作，同民主同盟、平津学生合作，同蒋介石那里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合作。“中间路线”、“第三方面”[15]的主张行不通，但是我们要同有这种主张的分子合作。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我们有广大的统一战线，我们政权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要打倒它们，就要打倒它们的国家，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产生的政府来代表它的。中央政府的问题，十二月会议只是想到了它，这次会议就必须作为议事日程来讨论。石家庄一打开，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区都要求统一。太原未打开，晋绥与华北的统一也还有些意见。等平绥路一打开，东北又会提出统一问题。人们的思想是跟着物质的变化而变化的，打开石家庄就是一个物质的变化。
关于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问题，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过去我们叫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苏维埃就是代表会议，我们又叫“苏维埃”，又叫“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成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这是死搬外国名词。现在我们就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名词。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锟[16]都搞过，已经臭了。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我们提出开人民代表大会，孙中山遗嘱还写着要开国民会议，国民党天天念遗嘱，他们是不能反对的。外国资产阶级也不能反对，蒋介石开过两次“国大”他们也没有反对。德国、北朝鲜也是这样搞的。我看我们可以这样决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
政协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要开一次会，现在开始准备。战争第四年将要成立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叫做什么名字，或叫临时中央政府，或叫中国人民解放委员会，其性质都是临时性的中央政府。究竟叫什么，到那时再定。
第四，关于财经统一。
这个问题不需要多讲。以华北人民政府的财委会统一华北、华东及西北三区的经济、财政、贸易、金融、交通和军工的可能的和必要的建设工作和行政工作。不是一切都统一，而是可能的又必要的就统一，可能而不必要的不统一，必要而不可能的也暂时不统一。如农业、小手工业等暂时不统一，而金融工作、货币发行就必须先统一。行政上的统一，就是由华北财委会下命令，三区的党、政、军要保障华北财委会统一命令的执行。
第五，发展党内民主，训练干部，提高理论水平，准备占领全国后所需要的各方面工作干部。
实现党内民主的办法，是实行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的制度。我们党内是有民主的，但是还不足或者缺乏，现在要增加。办法是用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代替干部会议。干部会议的好处是迅速、便利，召集比较容易，代表会议要保存干部会议的好处，不要太繁杂了。
训练干部，不仅要训练党内的，而且要训练党外的。冀中村干部轮训，是大批训练基层干部的办法。政府要办学校，包括大学、专门学校，大批培养各种干部。训练全国各方面工作的干部，是一个大问题。要出兵川、湘、鄂、赣，马上就需要两三万干部。所以要搞一个计划。
我党的理论水平，必须承认还是低的，必须提高一步。这样大的党，在许多基本理论问题上或是不了解，或是不巩固，如划阶级就表现了我们党理论水平之低。党内有许多新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对许多基本观点不知道，对许多问题不会解释。全国有几百万学生、教授，还有许多戏班子，你说不出一篇道理来，就只好听他的。我们在理论上要提高，还要普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要当作一个政治任务来注意这个问题，不然就说不服那些犯错误的同志，例如有一个候补中委，看见土改中打人、杀人的现象，他不赞成，但是他讲不出一篇道理来，没有那一股神气。如果要求大家读全部马列选集，也不现实，可以挑选一些，不然书那么多，读起来也是困难。华东局印了五本，说是有人在读。如果五本不够，可以选十本，包括《联共(布)党史》、《列宁主义概论》、《帝国主义论》[17]在内。列昂节夫[18]的《政治经济学》也可以选一些。宣传部可以研究一下，看挑些什么书好，五本不够就十本，但是不要太多，多则不灵。
第六，关于学习工业和做生意。
全党要提出这个任务来，还要写文章做宣传，在全党提倡学习工业和做生意。我们已有城市和广大地区，这个任务必须解决。
第七，关于加强纪律性，克服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
上面说了许多条，还必须有这一条，没有这一条，那许多条实行起来都不会顺畅。现在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在党内已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从中央机关、中央代表机关，一直到各地，报喜不报忧，瞒上不瞒下，封锁消息。村有杀人之权。一个干事可以把一个大工厂的厂长(资本家)搞死，九个照顾[19]变成了九个不照顾，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一些人因为没有分田，他们嗷嗷待哺。这些状态必须改变。中央同志要以全力来做这件事，要在战争的第三年内，在全党全军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
第八，关于“新资本主义”、“农业社会主义”。
我们政权的性质前面已经讲过，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社会经济呢?有人说是“新资本主义”。我看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上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数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
我们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所指的是脱离工业、只要农业来搞什么社会主义，这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但不能由此产生误解。将来在社会主义体系中农业也要社会化。
六大决议案有一些错误，但根本上是对的。它根据对于当时形势的估计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十大纲领[20]，今天我们所做的基本上仍未超过这个纲领。第一条我们正在做，第二条也在做，但策略上可以考虑，还有第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条，今天我们基本上还是这十条。比如我们基本的税收原则还是统一累进税。但这十条里面没有没收官僚资本，没有联合中小资产阶级。那时这个纲领对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权上根本不要它，在经济上根本不动它。现在我们的政权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可以吸收资产阶级民主分子、知识分子代表资产阶级参加(这一条比十大纲领缓和一些)，经济上则没收官僚资本(这一条比十大纲领激烈一些)。这是与六大决议案有区别的。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最后有两节讲“前途”和“两重性”[21]，大家可以翻翻，这同我们研究的问题是有联系的。
六次大会和七次大会[22]都承认资本主义在民主革命胜利后要有一个发展，因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在我国太少了，需要它的发展。但讲到社会主义因素，只讲了政治条件，没有讲没收官僚资本。许多阶级受无产阶级领导，这就叫做社会主义因素。现在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已经在一万万六千万人口中变成现实性了，即有了社会主义的因素。六大到现在已经二十年。这二十年，特别是在抗战八年中，官僚资本有了很大发展。我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报告[23]中讲到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新中国的经济构成，首先是国营经济，第二是由个体向集体发展的农业经济，第三是私人经济，国营经济是领导成分。现在不提国营经济就不能解决问题了。六大决议案没有规定没收官僚资本，而后来连小的也没收了，那是违反六大决议案的。抗战时期在对待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上是完全实行六大决议案的。内战时期“左”的错误实际上是否定了六大的有关城市政策。
写《新民主主义论》时，民族资本与官僚资本的区别在我们脑子里尚不明晰。大工业、大银行、大商业，不管是不是官僚资本，全国胜利后一定时期内都是要没收的，这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原则。而只要一没收，它们就属于社会主义部分。我们国家银行的资本，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民在土地革命后搞合作社，要看在谁的领导之下: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就是资本主义的；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就是社会主义的。当然，今天我们农村的合作社，是个体农民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组织的合作社，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但它带有社会主义性质，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和国营企业不同，国营企业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它不带资本主义性。机关生产组织的合作社比民营合作社的社会主义性质更多一些。
社会主义性质这种话应该讲，但整个国民经济还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即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之下的经济体系。
中国这个国家，应有五千万到一万万的产业工人。如有五百万到八百万产业工人在我们这里，那事情也就好办了。
二 结论
(九月十三日)
我没有多少讲的了。
三年来还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七大把七大以前所存在的问题都讲了，没有那一次的总结，就不能有日本投降后的大进步。我们党现在与抗日时期不同了。那时，在一九四○年以前，就别扭得很，在军事上，在政策上，例如群众运动、减租减息，许多地方都不一致，对党的历史上前两个时期都没有总结。七大作了总结，这才有了抗战胜利后这三年解放战争的胜利。其中头一年是没有大打的，那时许多原则问题解决了，例如对国民党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没有争论了，因此政协才搞得好；军事战略问题完全一致了；减租减息早就有了，以后进行土改，命令一下就做了。这次会议的讨论比去年延安的二月会议[24]更展开了，这同我们政策成功和胜利有关。这次会上什么都讲了，而且连前途问题都讲了。关于几年胜利的问题，过去所讲的只是可能性，对发展前途的分析谈谈就是了，并没有正式提到会议上，就是提出讨论了也没有结论。去年七月小河会议[25]上总结了一年的战绩，可以看出局势的发展。现在战争已有两年多了，情况更清楚一些，可以讲出带确定性的意见了。
这次会上对国际国内局势讲得少了些，有的也讲到了。国内外形势，敌我力量对比，对我们是很好的。历来我们都讲形势是很好的，七大也讲了，不过那时对许多问题还是估计的，是那时条件下看到的“好”，有些估计后来发生了变化。例如说英、美、法、苏的团结是决定了的，而现在并不团结了。克里米亚会议[26]曾经说过，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开辟了民主的道路、团结的前途，但现在并未证明这一点，关系反而越搞越僵了。世界革命的力量超过了反革命的力量，这是日丹诺夫在九国情报局会议[27]上讲过的，莫洛托夫也讲过，斯大林也讲了几遍。我们现在的估计，还是九国情报局会议的估计。反动派发动战争的计划是可以打破的。战争危险很厉害，但不是马上就打，从战争危险到战争爆发是有一个过程的。总之，国际形势对我们是有利的，国内形势是我们革命力量更大了，蒋介石的力量更小了。
关于我们的任务，这次会上的意见是一致的，并且还有发挥，这很好。有很多意见是属于计划性的，例如建军计划，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还有妇女代表会议、青年代表会议、政工会议等，都可以开。
要提出反对浪费的口号，不只限于粮食，包括人力资源与物力资源，例如争取俘虏、常备担架队、炮弹、军工。同样是作战，有的打进去，只伤亡十二人；有的伤亡六十余人，还打不进去。对俘虏也一样，有的争取使用了，有的就放了、散了；有的争取到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的不到一半。缴获必须归公，克服浪费现象，这个口号有丰富的内容。反对浪费与发展生产相配合才能取得胜利，才能实现军队增长到五百万人、五年左右打倒国民党的目标。
加强国际联系，例如青年方面的、妇女方面的，我的报告没有提到，邓颖超[28]同志在妇女工作报告中提到了。这两年来，我们在妇女、青年、工人运动方面有了广泛的国际活动。这是过去所没有的，这些活动以后还要增加。我们宣布中央政府成立之后，以苏联为首的国际人民民主力量是会同我们合作的。还有，我们同其他兄弟党的联系也要增加。我们党在国际上的威信相当高，这是一件大事。
关于教育问题，值得注意。在第三、第四年，恐怕有召开教育会议的必要。还有，加强新华社的工作也是必要的，报纸是很灵的、很有力的，所以必须抓。过去中央、中央局对报纸都没有抓紧，现在新华社的大样是少奇同志看，或者恩来、弼时[29]同志看。这是专政吗?你们这样专政专得好呀!要专上三五个月就好了。看大样有好处，自己可以学，用心地去改，搞上了路，然后交给别人。听说华北局的报纸也是一波[30]同志看大样的。
“大约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里有一个“大约”，一个“左右”，还有“根本上”。这些形容词不能去掉，去掉一个都不行。关于公开宣传“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固然有好处，原则上我不反对，但用什么方式讲，怎么讲，还得考虑。我现在倾向于讲困难一些，像“八一”社论[31]上那样的提法，这可以使人更沉着、更努力些。在内部，首先在干部中，其次在战士中，是可以说的，在地方上也可以说。但说就要说得清楚些，有个“大约”五年“左右”和“根本上”，这就不会错。还要估计到，虽然解释清楚了，但一传出去，还会即刻被说成是“五年”胜利。“建军五百万”，“消灭敌人五百个旅的正规军”，“大约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些话简单明了，是口号式的。口号的作用，就是好讲好传。斯大林在《论中国》里讲得很好，那时他就指出了在联合战线中对国民党要批评[32]。我们说“又团结又斗争”，这意思一样，作成了口号式的，就好讲好传。
这次会议对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可能性作了充分估计。我们党曾遇到两次大困难，是由两次大错误造成的，那就是一九二七年的失败和一九三五年的万里长征。后来的困难同那两次困难不同，也比较容易克服。今后还会遇到什么大困难呢?比如说，假使我们估计错了，由于工作做得不好，力量不足，未能阻止战争，世界大战爆发了，并且爆发得很快，这就是困难。世界大战不爆发，当然对中国革命有利得多。苏联不打仗，养精蓄锐，我们有可能得到国际方面的援助。有世界民主力量对我们帮助，这意义是很大的。但是如果我们估计不足，世界大战来了，怎么办?还不是要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什么办法?世界大战来了，这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大困难，也是我们的大困难。但是，中国人民，尤其是共产党人，经过了多年战争，对此是不怕的。我们有了精神准备，就会更好一些。再比如说，来一个大旱灾。在七大上我们讲过这一条，它很有可能来，来了确是个大困难，我们一定要战胜它。从前太行、山东、晋绥都有对付灾荒的经验。如果出现了大旱，别无办法，只有全党动员起来，组织人力克服它。又比如说，战争延长，指挥错误，军事不顺利，明年不能渡江，那就得在长江以北打。蒋介石的力量百分之八十在这一地区，消灭了他的力量，也就算打倒了国民党。所谓蒋政权，主要就是他的军队。如果李宗仁[33]等出来成立政府，搞个曲折，这也是困难。但是正如恩来同志所说的，我们也可以对付得了。我们不要完全拒绝谈判，这是要考虑到人民觉悟的问题。那时可能有两种情形，或者拒绝和谈，或者进行和谈。但现在就要对国民党可能搞的和谈骗局进行揭露。如果群众觉悟，要打下去，认识到和谈就是让敌人休息后再打，是费力的，那我们就打。如果群众没有这种觉悟，要和，那就进行和谈，一面谈，一面打，并在谈判中教育群众，向群众解释和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事实上还是要继续打下去，不上敌人的当。总之，那时看人民的觉悟，党内党外群众的觉悟，但始终不要把和谈的门关死。无论在党内党外，都不要犯这个错误。还有美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给我们造成的困难，这个困难我们也是能够克服的。
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的提纲[34]分析得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各位同志回到中央局后，对这一点可以作宣传。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这样，并且是领导的因素，而总的说来是新民主主义的。这个意思“二七”社论[35]都写了。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其次，内部还有民族矛盾，如汉族同西藏、新疆等地少数民族的矛盾，同回民的矛盾，在某一个民族内部也有矛盾。这可以用苏联的办法来解决。此外，在工农之间也有矛盾，但不是对抗性的矛盾，这可以在工农联盟内部通过供给机器、组织合作社、参加国家管理等予以解决。要巩固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分给农民土地只是建立了领导权，单有这一条还不够。所谓领导权，就是要使被领导者相信，将来在经济建设方面，还要给他机器，组织合作社，使农民富裕起来，集合起来。他们信服了，领导权就巩固了，否则会失去领导权的。这个问题少奇同志讲了。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会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我国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观点是可以宣传的。至于对经济成分的分析还要考虑，先由少奇同志考虑，并草拟文件，以便在召开二中全会时用。
我所说的一些要点，加上青年、妇女、政工等问题，要做出简单的决议案。此外，还有个别问题已写出了决定。会议基本上通过，交书记处做若干修改后发下去，以便取得一致。同志们提出的好的建议，以后一一见之实行，这里不多讲了。这次会议开了六天，长了一些，还可以紧缩一点。有的同志讲得短，使人记住了；有的讲得长，反而使人忘记了。我们也可以采取“节制资本”的办法来开会。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指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这次会议印发了毛泽东一九四六年四月写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并讨论和通过了这个文件。
[2]莫洛托夫（一八九○——一九八六），当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外交部部长。日丹诺夫（一八九六——一九四八），一九四四年起任联共（布）中央书记，负责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3]一九四八年六月美、英、法三国在他们占领的德国西部（西占区）和西柏林单独实行币制改革，断绝了西占区和苏占区之间的经济联系。随后，苏联宣布在苏占区进行币制改革，并对西柏林实施封锁，美、英、法三国又对苏占区实行反封锁，并禁止西方国家进口东欧国家的出口物品。为了解决由此引起的柏林危机，美、英、法同苏联进行了多次谈判。
[4]指一九四一年八月美、英大西洋会议结束时签署的联合宣言。宣言称：两国不追求领土或其他方面的扩张；尊重各国人民选择自己政府形式的权利；赞同摧毁德国纳粹暴政和解除侵略国家的武装等。
[5]指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
[6]当时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可以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后来这个时间大为缩短。
[7]粟裕，当时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在这以前，曾被任命为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进行当时计划的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
[8]指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的中原野战军。
[9]指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的华东野战军。
[10]徐，指徐向前，当时任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1]许、谭，指许世友、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12]指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西北野战军。
[13]阎锡山（一八八三——一九六○），山西五台河边村（今属定襄）人。当时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14]冯玉祥，一九四八年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见本卷第117页注[4]。李济深，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15]“中间路线”，即所谓第三条道路。在人民解放战争初期，有一些民主人士幻想在国民党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之外，另外寻找所谓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实际上就是英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第三方面”，指主张走第三条道路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
[16]袁世凯（一八五九——一九一六），河南项城人，北洋军阀首领。清末曾任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内阁总理大臣等职。辛亥革命后，一九一二年在英、美、日等帝国主义支持下，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组织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第一个北洋军阀政府。一九一三年用武力胁迫国会选举他为总统，接着又把国会解散，另行组织御用工具“政治会议”和“约法会议”。一九一五年十二月恢复帝制。一九一六年三月在全国人民反对下被迫取消帝制。曹锟（一八六二——一九三八），天津人，北洋军阀直系首领之一。在一九一二年袁世凯窃取政权后，历任北洋军第三师师长、直隶督军、直鲁豫巡阅使等职。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他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控制了北京政府。次年十月，他贿买国会议员，当上了总统。
[17]《帝国主义论》，即列宁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18]列昂节夫（一九○一——一九七四），苏联经济学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政治经济学》一书是他早期的著作，出版于一九三五年。
[19]一九四六年，在讨论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过程中，有些解放区针对一些地方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左”的错误，提出需要从政策上规定一系列的照顾，内容有九条，即：照顾中农利益，分给中农斗争果实；照顾富农的自耕部分；照顾“军干属地主”（抗日军人及抗日干部之家属中属于地主成分者），多留一些土地，政治上替他们保留面子；照顾中小地主，多留一些土地；照顾开明绅士（与“军干属地主”相同）；照顾被汉奸恶霸利用的人员中的贫苦出身者；照顾地主富农开设的工商业，除大汉奸大恶霸开设的由行署以上政府没收外，一律不动；照顾一切可能团结的知识分子，家庭是地主者多留一点土地，家庭是劳动人民者多分点斗争果实；照顾地主人员的生活出路，对豪绅、恶霸、大地主，除依法处死者外，也要留给土地，给他们饭吃，对逃亡地主应争取其回家并给以生活出路。这些照顾当时称为“九个照顾”。
[20]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十大政纲是：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二、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四、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七、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耕地归农；八、改善兵士生活，发给兵士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税捐，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21]指《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的第二章第六节“中国革命的前途”和第七节“中国革命的两重任务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9—652页）。
[22]七次大会，指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23]指毛泽东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的书面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24]指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任务的指示，即《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中《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一文。
[25]指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人民解放军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第一年的战绩，着重讨论了军事计划和地方工作等问题。
[26]克里米亚会议，又称雅尔塔会议。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至十一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协调最后击败德国的军事计划，讨论欧洲的战后安排和对日作战等问题。会议签署了公报和议定书，并秘密签订了《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即《雅尔塔协定》）。会议公报表示，三国政府“将使自己的政策协调一致”，以援助被解放的欧洲各国人民“用民主的方式解决他们迫切的政治、经济问题”；“为和平而团结正如为战争而团结”，三国决心“在未来的和平时期将保持和加强联合国家在目标和行动上的团结一致”。
[27]指一九四七年九月在波兰华沙举行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苏联、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南斯拉夫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通过了《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
[28]邓颖超（一九○四——一九九二），河南光山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妇女委员会副书记。
[29]弼时，即任弼时（一九○四——一九五○），湖南湘阴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秘书长。
[30]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
[31]指《人民日报》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刊载的新华社社论《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的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社论中说：“中国人民还必须准备继续作几年的艰苦奋斗，至少还要准备拿三、四年时间去作这种艰苦斗争，才能最后解放全中国，并在民主基础上统一全中国。在斗争过程中，某些暂时的、局部的间歇和曲折，仍然还是可能有的。那些以为中国革命会在一次或几次斗争中就能完全胜利，并在具体斗争中抱轻敌态度的人们，或者以为它会完全一帆风顺，不会有任何暂时的、局部的曲折，而在遇到这种曲折时就感觉迷乱的人们，是错误的。”
[32]指《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一书。书中编入斯大林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发表的演说《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其中指出：“支持武汉的政策同时就是展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取得由此而产生的一切结果的政策。由此便有了共产党人之参加武汉国民党和武汉革命政府，这一参加并不排斥共产党人用一切办法批评国民党党内自己的同盟者的不彻底和动摇，而是以此为前提。”
[33]李宗仁，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副总统。
[34]指刘少奇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三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35]指新华社为纪念“二七”二十五周年发表的社论《坚持职工运动的正确路线，反对“左”倾冒险主义》。这篇社论曾经毛泽东审阅和修改过，修改部分见本卷第48－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