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欧地区的特殊性可以用 “边缘地带”来概括。在欧洲，西欧地区，特别是英国、法国和德国等构成了大陆的核心国家，东欧地区则是边缘地带。 其“边缘地带”形成的历史原因和特点如下：社会发展曲折，曾出现明显的倒退和复旧现象。外来入侵频繁，战争和冲突连绵不断。贸易和产业格局变化，屡失历史发展机遇。

中东欧地区具有有别于西欧地区的诸多特点，或者说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关于这一点，中东欧地区的历史和现实均提供了充分的依据。而对于特殊性的内涵和指向，学界则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本文拟从历史的角度对这个问题作深入的探讨。

一、

国际上对其特殊性的表述和解释主要有以下的论点：“中间地带说”（the lands between）， 其含义是指该地区为任由周边列强征服控制之地（无主之地）；或指位于各大帝国之间的地理位置，因为这个地区在近代“被各个非常强大的帝国夹在中间：一面是德国，另一面则是奥斯曼帝国以及苏俄。” 对此，捷克人士米兰·塞姆卡（Milan Simecka）指出：“我们已经意识到我们地处两大文明间的不利情境使我们从一开始就无法掌握国家的命运。” 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认为欧洲分为两个独立演进的部分，

地理意义上的欧洲（从大西洋延伸到乌拉尔山脉）始终分为两部分，并独立演进：其中一个部分与古罗马和天主教教会不可分割，另一个部分则与拜占庭和东正教密切相连。

中东欧正是处于这样的文明边境和交汇之地。事实上，中东欧地区还是斯拉夫人与日耳曼人等欧洲主要民族的分界和交汇之地。而冷战期间，这里还是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分界线和对抗前线地区。

“心脏地带说”（Heartland）由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于1904年提出。他明确将东欧称为控制“心脏地带”的关键，指出：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麦金德从亚德里亚海到波罗的海的连线作为西欧与东欧之间的分界线，将相互争斗的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分为两部分，而在这个地区尚未建立权力平衡（均势），因此成为控制心脏地带的“枢轴区域”(pivot area) 。在20世纪初铁路正在将欧亚大陆连为一体的时代，麦金德断定控制这块大陆“心脏地带”的国家和势力将能控制整个世界，夺取世界霸权。

“落后地区说”在匈牙利历史学家伊万·贝伦德(Iv'an T. Berend)的学说中得到体现。以历史上的封建制度的建立时间为例，他认为与西欧地区相比，东欧晚了将近五个世纪。此后，东欧的发展水平一直低于西欧地区，而在工业化中进一步落后。该地区在欧洲商品流通体系中，充当谷物和食品提供者的角色。英国工业革命开始时，东欧与西欧之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为1：2，半个世纪之后扩大到1：3。

二、

我们认为，以上三种论点均存在明显缺陷，“中间地带说”只强调中东欧地区的地理位置和文化交汇处，难以概括其历史文化整体特性；“心脏地带说”试图凸显该地区在陆权方面的重要地位，但未能获得历史验证；“落后地区说”只是指出了其社会发展水平，同样具有片面性。因此，中东欧地区的特殊性可以用世界体系理论中的“边缘地带”来概括。在欧洲，西欧地区，特别是英国、法国和德国等构成了大陆的核心国家，东欧地区则是边缘地带，影响力低下，经济落后，处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商品链的末端，成为低附加值农产品的生产者和提供者。其境遇与欧洲殖民国家在海外的殖民地相似，处于受支配的依附地位。而在欧洲的权力分布版图上，中东欧地区处于德意志帝国（以及之前的神圣罗马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等国和奥斯曼帝国之间，一度遭受吞并和瓜分，丧失政治上的独立性和国家主权，更是与殖民地无异。

其“边缘地带”形成的历史原因和特点如下：

社会发展曲折，曾出现明显的倒退和复旧现象。当16世纪西欧的农业的资本主义因素迅速成长之时，东欧却出现了“第二次农奴制”和“再封建化”，货币地租又倒退到实物地租和劳役地租，其涵盖地区包括德意志地区的普鲁士、勃兰登堡、梅克伦堡和波兰、匈牙利和俄国。有产者通过购买贵族头衔获取名望和社会地位，而不是成为企业家和资本家。在另一位匈牙利历史学家的笔下，“16世纪之初，人民已经步入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却在短短十年之间倒退到其先祖的游牧时代。”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中东欧地区缺乏发生资产阶级政治和经济革命的条件，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对该地的影响也较为有限。而社会矛盾的加剧和无产阶级的觉醒，却为无产阶级革命开辟了道路。

外来入侵频繁，战争和冲突连绵不断。由于该地区没有形成强大的国家和权力中心，容易成为外来入侵的目标。自古代以来，来自亚洲的匈奴人、蒙古人、土耳其人和来自西方的日耳曼人和天主教十字军等均侵入和占领这个地区。其直接后果就是破坏了该地区的社会安定，使之失去了平稳发展的大环境，屡屡成为强大入侵者牺牲品和依附者。塞顿 - 沃特森(Seton-Watson) 指出：中东欧地区人民充当“西方与亚洲的缓冲，这使得西方国家可以在较为安定的环境下发展自己的文明，相反却要承担来自亚细亚的狂风暴雨的打击。在几个世纪里，位于西方的强邻们充分利用他们的弱点来蚕食他们的领土，并摧毁了他们的经济生活”。因此，中东欧地区多次受到瓜分和肢解，19世纪中期前后，周边的四大帝国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对中东欧地区的吞并。原先的中东欧国家均成为这些帝国的属土或附庸。

贸易和产业格局变化，屡失历史发展机遇。在近代资本主义崛起中的三大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航路开辟中，前两场运动对中东欧地区影响微弱，新教资本主义未能在当地扎根成长。而新航路开辟则将中东欧地区排除在主要的世界商路之外。欧洲经济中心由地中海和波罗的海地区转移到大西洋沿岸。同时，封建贵族的强大和农奴制的存在，加上市民社会的羸弱和自治城市的缺失，中东欧地区再度错失工业化的良机。直到一战前，该地区的工业集中在低技术和劳动力密集的行业中，如纺织和食品加工等等。

排外主义明显，自身保护意识强大。中东欧屡屡受到外族入侵，国破人亡，痛苦经历打造了当地民族对外来民族的敌意和警惕性，努力维护本民族的国家和民族认同及纯洁性。其外在表现就是对异族采取怀疑和排斥立场，缺乏包容精神，结果导致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的冲突频发。占少数地位的民族往往成为排外主义及其种族清洗政策的牺牲品。再者，西欧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单一民族国家的形成与成长相适应，民族主义及其认同推动了对国家的忠诚。东欧的民族主义在多民族帝国中开始出现，无法同时建立起对国家的认同和忠诚，反而会导致帝国内各民族的矛盾和摩擦，而在帝国解体后更容易发生暴力冲突或镇压。沃里纳（Warriner）称：“在众多的战争中，民族主义成为东欧的祸根。一种是政治的祸根，一种是经济的祸根。前者是因为民族的痛苦，无论真实与否，都为残暴的镇压提供了托辞，为纳粹的统治提供强有力的理由。后者是因为关税壁垒构成发展的障碍。”

总之，中东欧地区的独特历史进程造就了该地区“边缘地带”的特殊性。具体表现为在地区大国的依附性和警惕性、政治上具备坚持己见和怀疑他者的特质、经济上处于相对落后和贯于依赖的态势、社会上秉持民族同质和排除异己的倾向。经过二战后及冷战后的历史洗礼，中东欧国家正在发生着程度不同的变化，但其历史遗产仍然在起作用。

【作者简介】

潘兴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中东欧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